氣候變遷下的災難須知(三)：災難風險評估不能只靠科學

族群間差很大？

要了解遺傳學家為何不再和人類學家手牽手，不再認為人類族群之間的差異小到微不足道，只要看看「基因組部落格主」（genome blogger）就可以知道。

在基因組革命開始之後，人們便在網際網路上熱烈討論關於人類變異的論文，有些基因組部落格主後來精通於分析網路上公開的基因組資料。

相較於絕大多數的學術界人員，基因組部落格主的政治態度往往偏向右派，拉茲布．可汗（Razib Khan）與迪奈可斯．彭迪可斯（Dienekes Pontikos）發表了各族群特徵的平均差異，其中包括了身體外貌和運動能力。

部落格「歐洲基因」（The Eurogenes）中，「哪個古代民族散播了印歐語系語言」這樣激起反應的標題，往往會有上千個留言灌爆。這個非常敏感的議題在第二部分中討論了，那些印歐語系者的擴張過程，被當成建立國家神話的基礎，有的時候受到濫用，如同納粹德國時期的狀況。

基因組部落格主的信念，有部分來自於在討論各族群之間生物性差異時，學術界人士並沒有保持科學家追求真實的精神。基因組部落格主很樂於指出一項矛盾：學術人士基於政治正確所傳遞的訊息，說族群之間的特徵無法區別，但是在他們發表的論文中得出的科學結果卻不是這樣的。

族群內的差異比族群間大

我們知道的實際差異有哪些？我們無法否認，各族群之間有顯著的平均遺傳差異，不只有膚色，還包括了體型、消化澱粉與乳糖的效率、在高海拔地區呼吸的難易程度，以及某些疾病的罹患率。這些還只是我們剛發現的差異而已。

我預料，不知道更多的人類族群之間的差異，是因為能夠找出這些差異的適當統計資源還沒有投入。人類大部分的特徵，一如呂文廷所說，在族群內的差異要大過族群之外。

這代表在任何的族群中，如身高等絕大部分的特徵，都有位於高低兩個極端的個體存在，例如很高與很矮的人。但是這並沒有排除各族群之間在特徵上有細微的平均差異存在。

幾乎每次回爭論，傳統教條都沒能站穩腳跟。二○一六年，我參加了一場約瑟夫．葛拉夫（Joseph L. Graves）在哈佛大學皮博迪考古與民族學博物館（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的演講，主題是種族與遺傳學。在演講中，葛拉夫舉出五個能夠大幅影響皮膚色素沉積作用的突變，在不同族群中這五個突變出現的頻率差異很大。

他把這個五個突變和腦中上萬個會在腦中活動的基因比較。他指出，會在腦中活躍的基因和那五個和色素沉積的基因不同，會在許多部位活動。有些突變會推動認知和行為出現某個面向的特徵，但是另一些突變會推動的是別的面向，各種作用相加就平均掉了。

但他的論點其實並不可行，因為在實際的狀況下，如果天擇對兩個分開的族群施以不同的壓力，有許多突變所影響的特徵，會如同那些受到少數突變影響的特徵，讓兩個族群之間產生平均差異。事實上，已知有由許多突變所影響的特徵（可能如同行為和認知），如同膚色這種由幾個突變所影響的特徵，也受到天擇篩選。目前最佳的例子是身高。

身高是由基因組中數千個有變異的位置所決定的，二○一二年，喬爾．赫斯霍恩（Joel Hirschhorn）領導的分析研究指出，天擇對於那些位置的篩選結果，使得歐洲南部人的身高平均來說比歐洲北部人矮。

身高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強納森．普瑞查德（Jonathan Pritchard）所帶領的研究指出，至少從兩千年前，天擇就作用在英國人許多特徵的遺傳變異之上，結果包括嬰兒頭部平均來說比較大，女性臀部也是（可能是為了要在生產時配合嬰兒頭部的增大）。

遺傳變異間接影響教育程度

人們很容易會想，遺傳影響體型是一回事，但是影響認知和行為特徵又是另一回事。不過這種界線已經打破了。如果你加入了某個疾病的遺傳研究，得填寫表格，註明自己的身高、體重和受教育時間長度。

丹尼爾．班傑明（Daniel Benjamin）和同事彙整了四十萬名有歐洲血統者的受教育資料，那些人提供自己的基因組資料，以供研究各種遺傳疾病。

班傑明等人找到了七十四個在受教育時間長的人中更為常見的遺傳變異，那些變異在受教育時間短的人中比較少見。這樣研究已經去除了受到研究族群中各種會造成影響的差異，結果很紮實。這些科學家還指出，雖然平均來說，社會影響力在這方面要大過遺傳，但是從遺傳去推測受教育時間長短的準確度不容忽視。

他們指出針對受到研究的歐洲血統族群，設計一個遺傳預測方式，計算出其中完成十二年教育的概率為百分之九十六，而最低的則為百分之三十七。

那些遺傳變異怎麼影響到教育程度？馬上浮現的猜想是它們會直接影響學業能力，但這可能是錯的。

一項包含了十萬多名冰島人的研究指出，那些遺傳變異也會讓女性生第一個小孩的年紀增加，而且造成影響的程度要遠大於對於受教育時間的影響。那些變異可能是以間接的方式發揮作用，讓人們比較晚有小孩，使得小孩必較容易接受完整的教育。

這個結果指出了，在我們發現控制行為的生物性差異時，這些差異發揮功用的方式往往和我們無知的猜想不同。

各族群間影響教育程度的突變在出現頻率上的平均差異，還沒有找出來。但是在冰島，從遺傳上預期年長者整體上受教育的時間要長過年輕人，這點讓我們警覺。

領導這項冰島研究的奧古斯丁．江（Augustine Kong）指出，這項結果代表了在上個世紀，天擇作用不利於預期受到有更多教育的人身上，就像是篩選出比較年輕就有孩子的狀況。

由於在單一族群中，影響受教育時間的遺傳成因顯然於一個世紀內因為受到了天擇壓力而產生明顯的改變，那麼這個特徵在各族群之間出現差異也是極有可能之事。

影響歐洲血統教育程度的遺傳變異，是否會對於非歐洲血統者的行為發生影響，或是對結構不同的社會系統發生影響？這些沒有人知道。不過，如果那些突變對於某一個族群的行為會發生影響，很可能對於其他族群也發生影響，縱使這些族群的社會狀況有所差異。

在遺傳所影響的行為特徵中，教育程度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人也和班傑明一樣，發現了能夠預測行為特徵的遺傳因素，其中一項研究調查了七萬多人，發現到在二十多個基因中的突變適合用來預測在智力測驗中的表現。

——本文摘自《我們源自何方？：古代DNA革命解構人類的起源與未來》，2023 年 ３ 月，馬可孛羅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有些時候，沉默就是背叛。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幫臉蛋打分數」實驗

想像一下，你是二○○○年代末的荷蘭大學生，有一天在上課的路上穿過社會科學院，看到一張召募受試者的海報，名字叫〈看見美麗〉，是一群社會心理學家在研究人類如何認知臉蛋的吸引力。平常就愛翻時尚雜誌的你，覺得自己實在不去不行，而且該實驗還在法國與義大利同步進行，實在太酷了，所以你立刻報了名。

幾天之後，研究團隊請你填一份健康調查，例如有沒有幽閉恐懼症之類，並安排實驗時間；實驗似乎非常簡單：一邊接受腦部掃描，一邊幫一大堆女生臉蛋的照片打分數。「這根本只是花一個小時滑社交軟體 Tinder 嘛。」你想著，這樣就能為科學做出貢獻，實在太好了。

實驗當天，一名穿著白袍的助手帶你進入房間，房裡有一張小小的床。床的旁邊是一個巨大的白色塑膠甜甜圈，洞的大小剛好可以塞進那張床。「這叫作功能性磁振造影，」助手表示，她請你躺在床上，遞給你兩個控制器，每個控制器上各有四個按鈕，上面分別寫著 1 到 8。

「接下來我們會放出許多照片，請你告訴我們每張照片有多吸引人，」她指著控制器上的按鈕，「毫無吸引力就打 1 分，非常吸引人就打 8 分；每張照片有三到五秒的時間回答。」她說完之後給你戴上耳機，在你頭上敲了幾下把耳機固定。你看了一下那個塑膠甜甜圈，裡面好像有個小螢幕。

「感覺如何？」耳機傳來助手的聲音。

「OK 啦，」你說，雖然你其實有點緊張，而且有點冷。

助手請你盡量保持安靜，然後整張床緩緩滑入了那個白色甜甜圈。

一分鐘後，甜甜圈裡的小螢幕亮了起來，出現一張女生的臉蛋照片，畫著濃妝面帶微笑，頭髮看起來油膩膩的；照片消失之後，你給照片打了六分，幾秒鐘後數字「8」亮了起來，旁邊寫著「＋2」。看來「米蘭和巴黎的女性受試者」對這張臉的評價，平均比你高兩分。

「喔？」你皺起眉頭，「這樣啊？是我漏看什麼嗎？」

螢幕上出現第二張功能性磁振造影照片，你努力無視磁振造影機器的嗡嗡聲，繼續打分數。在那之後，照片一張又一張出現，就這樣經過了五十分鐘。

實驗完成之後你來到休息室，另一個助理突然走了進來，說要拜託你在沒有磁振造影機的情況下，把每張照片再打一次分數；他把你帶到另一個房間，確認你覺得舒服之後，以不同的順序給你看之前那些照片。

不過這次，那些「歐洲受試者給出的平均分數」消失了，而且沒有時間限制，每張照片你愛看多久就看多久。結束之後助手問你感覺如何，並感謝你的參與，你也很高興對科學做出貢獻。

大腦認為錯的意見

不過你做出貢獻的方式，其實跟你想的不太一樣。實驗結束之後你才知道，其實整個設定都是騙你的，這個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研究你對臉蛋的評價會如何因為其他人的評價而改變。

實驗根本就沒有「歐洲各地同步進行」，那些「其他國家」或者什麼「米蘭和巴黎受試者的平均評分」全都是事先寫好規則的極端值，只是刻意為了跟你唱反調而已。但有趣的是，這個虛構設定的實驗，卻告訴了我們很多真實的事情。

功能性磁振造影的掃描結果顯示，當我們發現自己偏離了主流意見，大腦就會在神經層次上，產生一種跟事與願違時相同的反應。

當事情的走向出乎預期，我們通常會認為是自己搞錯，這時大腦會把錯誤記錄下來，讓我們下一次不要再犯。這種機制在我們學習開車跟滑雪的時候很有用，卻會在社會之中造成麻煩：大腦會把與眾不同的意見當成錯誤的意見，讓我們下意識服從群體的共識。

因此，當我們重新幫同一疊照片評分，我們給出的分數就變得跟「歐洲各地的平均分數」更近，請注意這個設定的真正意義。這些「歐洲各地的受試者」並不是我們的內團體，「巴黎跟米蘭的女性受試者」遠在天邊，我們根本就不認識，即使意見不同也不用擔心被他們排擠，可是我們還是被影響了。

這表示即使「其他人」不在現場、不知道打哪來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他們的意見還是能夠讓我們服從。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即使眼前是一群自己未必重視的群體，即使「主流意見」可能只是我們的錯覺，我們也會在意自己是否偏離。在社交場合，我們的大腦不會仔細檢查眼前的表象是否為真，只會照著本能做事。這種情況我稱之為「共識陷阱」（consensus trap）。

它會創造出另一種集體錯覺：不是奠基於謊言，而是奠基於沉默，讓我們為了保持沉默，最後搞到彼此誤解。這種沉默的共識很可怕，它讓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做錯了什麼，畢竟我們既沒有盲從他人，也沒有假意迎合，只是保持沉默而已。

——本文摘自《集體錯覺：真相，不一定跟多數人站在同一邊！》，2022 年 12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文／Evelyn 食品技師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福島核災事件，釋出放射性物質汙染土壤、水源及食品。之後我國立即對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 5 縣生產製造之食品啟動暫停輸臺管制措施。

而在 2022 年 2 月 8 日，也就是事故即將滿 11 年前夕，行政院宣布「日本福島五縣地區食品進口」正式解禁^[1]，該消息一出，便掀起全臺一陣軒然大波。

有關福島五縣食品的爭議不斷，相信民眾想知道的是，現在開放日本福島五縣地區食品進口到底安不安全？政府如何把關民眾的安全？

核災發生十年後，採取「地區式」管制措施已不合時宜

福島核災事件發生第一時間，各國皆因緊急應變考量，採取「地區式」管制，也就是禁止包括福島在內附近縣市的食品進口，為最安全保守的做法。

然而，以「地區」作為管制，很容易對該地區造成污名化，因為並非所有來自於日本某特定地區的食品都會有輻射污染，也不易使民眾聚焦到底進口的食品是否有受輻射污染之風險。

加上 11 年的時間過去，風險的影響已有所改變。依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會員國採取食品安全檢驗措施，應有科學根據，且不應構成對國際貿易的隱藏性限制，美國、歐盟等國家，早已皆調整其管制密度。

我國這樣故步自封的管制方式，容易引起與日本之間的糾紛，亦難以符合國際自由貿易的發展原則，連帶影響其他經濟貿易的發展。

對於半衰期較長的放射物質，是否有輻射殘留的疑慮？

有醫師提出其對於福島五縣食品的質疑^[2]，舉出輻射物質銫-134、銫-137 和鍶-90 的半衰期分別是 2 年、30 年和 29 年，後兩者可能仍有輻射殘留的安全疑慮。

根據 106 年度「受核事故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的報告指出，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12 年修訂食品管制標準時提及，就福島電廠影響及調查分析結果，將半衰期超過 1 年之放射性核種，如銫-134、銫-137、鍶-90、釕-106、鈽及鋂等，列入風險考慮。

銫以外的核種只約占總劑量之 12%，鍶-90 半衰期雖然為 29 年，但因其含量較低且需要耗時 2 星期（甚至更久）的時間來偵測，故厚生勞動省評估以上之比例修正因數，選擇以「銫」作為輻射檢測食品標準之主要代表性核種。

歐盟法規也特別指出，依日本電廠事故狀況，鍶、鈽及鋂釋出到環境的量非常有限，所以對於日本食品不需對鍶、鈽及鋂等核種實施檢測或特別管制，僅規定檢測銫-134、銫-137 即可。

對於醫師質疑有安全疑慮的銫-137，我國一直有列在監測指標中；鍶-90 在日本、歐盟的評估下，釋出到環境的量有限、可忽略，故兩者輻射殘留是不需擔憂的。

「零檢出」不等於「零含量」，應以科學方法做決策

衛福部公布草案的第一時間，還是可以聽到許多人要求輻射要「零檢出」，這是不合理的，因為零檢出易遭解讀為「含量為零」，有諸多爭議。

隨著檢測儀器及分析技術的進步快速，現在先進的儀器感度可達到十億分之ㄧ（1 ppb）的層級，過去食品檢驗不出來的物質現在可能驗得出來，但它並不是零濃度，而是趨近於零、非常低的濃度。 

現今面對食品安全問題時，應以客觀、理性的角度，運用一套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分析」，來做食安風險的決策。

所謂風險分析，係為評估食品對於人體健康與安全所可能造成的風險，確認並執行控制該風險的適當措施，且就該風險與該措施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

風險分析是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三個要素所構成，細節可詳見此文：福島 5 縣食品輸入，如何知道風險可接受？分析報告說了什麼？，這邊就不多加說明。

如何透過「風險評估」瞭解致癌風險有多少？

風險分析首先要做的便是「風險評估」，有四項重要步驟，分別為：危害辨識、劑量反應評估、暴露評估及風險特徵描述。

以下就 109 年度「輸入食品風險分析」報告中，以成年人的風險評估為例，解釋其致癌風險是如何判定的：

一、危害辨識（Hazard Identification）

按國際標準，以銫-134、銫-137 作為危害辨識標的。

二、劑量反應評估（Dose Response Assessment）

針對存在食物的生物性、化學性、物理性因子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健康效應進行定性或定量的評估。

依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19 號報告，一般民眾攝入每單位放射性核種的約定有效劑量（Committed Effective Dose），銫 134 的劑量為 1.9×10^-8 西弗/貝克，銫-137 的劑量為 1.3×10^-8 西弗/貝克。

三、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

進行食品輻射劑量估算，以每人每年暴露多少西弗分析，透過不同年齡族群、不同類食品的平均攝食率資料庫，套入公式換算。該報告得出成人每年平均輻射曝露劑量為 0.002814 毫西弗。

四、風險特徵描述（Risk Characterization）

將前面三者的資訊進行整合後，向風險管理者提供科學建議。

依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03 號報告，每 1 西弗輻射曝露會增加成年人 4.2% 的癌症及遺傳效應之風險，也就是癌症斜率因子（cancer slope factor; CSF）^{[註 1]}。

接著計算致癌風險有多少，依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所公佈之風險評估流程，化學物質對人體之致癌風險可以下式計算^[5]：

致癌風險 = 化學物質之暴露量 × 癌症斜率因子

= 成人每年平均輻射曝露劑量 0.002814 毫西弗 × 10^-3（單位轉換成西弗）× 4.2%，

得出成人每年平均輻射曝露所產生的癌症及遺傳效應增加風險為 1.18 × 10^-7。 

按 US EPA 之標準，風險發生率低於 10^-6 者，歸類為「可忽略之風險」。就該報告的結果來看，除了成人之外，所有年齡層的癌症風險均判定為可忽略之風險。 

我國的「風險管理」措施是結合美國與歐盟的做法

風險評估完成後，接著進行「風險管理」，也就是要確認控制該風險的適當措施。從日本公布之官方資料中可以發現，輻射超標產品不限於分布在我國管制地區，已不適用「地區管制」的方式。

日本當地針對食品放射性物質的管理除了持續監控及公開相關資訊外，也有訂定食品的檢查計畫。若監測發現食品有超過輻射標準值時，會將其回收、銷毀，同一生產批次的食品亦一併處理，並以縣或部分區域為單位進行出貨管制等措施，此法結合特定產品與地區式的管制。

美國雖仍管制日本 14 縣市的食品輸入，但管制輸入的「特定品項」會依輻射檢驗數據滾動式調整，而非只管制「特定地區內的全數食品都不能進口」。

歐盟則是未禁止日本食品的輸入，僅要求「特定地區的特定食品」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

而臺灣這次解禁有三大配套措施把關^[6]：

一、福島 5 縣食品現行規範從「禁止特定地區進口」改為「禁止特定品項進口」。

二、針對高風險品項需提供「雙證」，提供輻射檢驗證明、產地證明。

三、所有產品在邊境需逐批檢驗合格才能放行。

其實就是結合了美國與歐盟的管制特色，還是相當嚴謹，標準並沒有比別人寬鬆。

政府輕忽「風險溝通」，導致資訊不對稱

雖然風險的決策過程是科學、客觀、理性的，卻與民眾的認知有所差距。

不管是美牛還是核災食品，為何科學無法克服民眾的食安疑慮？一文，說明了政府在食安問題上，用「低風險」來遊說社會大眾，之所以沒有效果，是因為一般民眾對於機率的認知，通常帶有主觀的成分。

且最令民眾困惑的是，為何在有食安疑慮的情況下，政府仍亟於開放進口這些食品？若政府願意公開把不開放進口的負面後果明確讓民眾知道，或許民眾就會比較願意承擔風險，轉而支持開放進口。

這凸顯出「風險溝通」在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中所扮演之重要性。

一般法規命令草案公告期間，應至少公告 60 天^[8]，以蒐集各界意見或評論，但這次的草案僅進行 10 天的預告期。如此匆促的決策時間，真能夠將「風險溝通」這一部分做得完善嗎？

再者，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者，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先予敘明。這部分似乎沒有看見衛福部有說明清楚^[1]。

其實，端看我國食品最高法規《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 條，雖然揭示了風險相關的基本原則，但並沒有風險溝通中的雙向資訊交換與公眾參與，導致我國食安主管機關組織架構中，並未有風險溝通的專門小組或人員，風險溝通具體的實施程序也付之闕如^[8]。

當然，媒體、整體公民亦必須同時善盡其在風險分析體系中的積極義務：媒體應多擷取學術研究單位所提供之健康風險資訊；社會公民亦應提升自身閱聽素質，對於未來食品議題的溝通才較有根本性的助益。

科學證明日本食品是安全的！惟須確實執行進口管制措施

回歸到日本食品進口到底安不安全的問題，科學性的風險評估結果已證實其風險之低微可忽略，且臺灣訂定的規範相較於國際是嚴謹的，可惜的是食安風險溝通的品質還有待加強。

最後要注意的是我國的管制政策，是極仰賴邊境嚴格的查驗、充沛的檢驗量能，以及進口業主是否清楚相關規範，故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並執行確實，才能為社會大眾做好安全把關。

註解

1. 癌症斜率因子（cancer slope factor; CSF）：又稱斜率係數（slope factor; SF），或是單位風險係數（unit risk factor; URF），即是在說明每增加一個單位之劑量所增加致癌的風險。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22。衛生福利部預告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
2. 趙于婷，2022。台灣解禁日本福島核食！毒物專家點出「關鍵隱憂」。ETtoday新聞雲。
3. 謝婉華、陳國瑋、吳涵涵，2017。106 年度「受核事故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計畫之日本進口食品風險評估。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
4. 姜志剛，2020。109 年度「輸入食品風險分析」計畫。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
5. 陳慧諴。如何搜尋及解讀毒性物質資料?。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6. 行政院，2022。政院：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 以「三原則、三配套」為國人健康嚴格把關。
7. 中華民國法務部，2022。行政程序法第 151、154 條行政函釋。
8. 潘誼鎂，2019。我國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法制之建構。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