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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毀基地台防堵新冠疫情?科學素養當道下的省思

科學月刊_96
・2020/07/08 ・2619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SR值 605 ・十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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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廖英凱/非典型的不務正業者、興致使然地從事科普工作、科學教育與科技政策研究。對資訊與真相有詭異的渴望與執著,夢想能做出鋼鐵人或心理史學。

2019 冠狀病毒疾病和 5G基地台等新興科學與技術議題,除涉及知識鴻溝和價值差異外,也涉及當代科學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既可來自科學發展中與事實有關的未知謎題,也可涉及與價值有關的選擇與判斷。

圖/af.mil

今(2020)年初始,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自中國武漢往世界蔓延。

面對來得又急又快的新型病毒,世界各地也因不同的文化與教育程度,催生出了各種謠言或假訊息。而在各種真假訊息之中,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隨著 5G 網路(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的陸續商轉,4 月初在英格蘭與荷蘭,即發生民眾誤信 5G 網路會散布新冠病毒(SARS-CoV-2),或認為 5G 網路會損害免疫系統,而聚眾焚毀基地台。

若將時間拉回到 16~17 世紀,歐洲各地正處於「獵巫」審判的最高峰,彼時人們認為巫術信仰與厄運、疾病和死亡有關,相信與巫術信仰有關的巫師或女巫及其屍首會帶來災禍,必須要以火刑淨化。事證的檢視與刑罰的判定,多在世俗法庭而非宗教審判所,也欠缺神學與法律的嚴謹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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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 4、500 年後,人們已不再將疾病導因於巫術與巫師,但對於新興疾病的未知特性,卻歸咎給了基地台、電磁波和當代新興科技。荒誕的燒毀基地台辟瘟,似乎也頗有千年傳統再次感受的味道。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至今三百載,人類自詡進步之路上,似乎還出了點什麼問題……。

電磁恐慌?主流科學難以撼動的經典傳言

恐懼電磁波、電場和磁場對身體帶來危害一直是部份環境和公衛等倡議人士關注的焦點。在臺灣十餘年來,舉凡如行動通訊基地台、雷達站、變電所、高鐵車廂與電子產品等,都曾遭遇過抗議或要求電磁強度標示或管制等倡議。

許多環境倡議者強調新興科技對健康的疑慮。圖/pixnio

這類議題也不斷重演著少數環境倡議者與科學家的論戰。此類論戰大致可化約理解為環境倡議者多強調新興科技對健康的疑慮、主張環境電磁波的總量管制和警語標示,可視為一種持守「預警性原則」的保守心態。但科學社群則多強調電磁場的物理性質、人造電磁場與地球環境電磁場的相比、大規模公衛研究的成果及原分子尺度的因果研究,可說是一種基於「科學實證」的進取態度。

這兩類迥異態度的拉鋸,是有助於科技政策制定中的事實認定和價值判斷釐清的必要爭論,政策制定與溝通正是在兩種態度的權衡中尋求符合在地情境的最佳解。然而,兩種態度的爭論,呈現於一般傳媒、利害關係民眾所接受到的訊息時,往往僅存片面、造成恐慌與偽科學的資訊。最終演變成倡議者對抗科學霸權的血淚控訴,與科學社群對民眾科學素養低落的失落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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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科學?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崎嶇路

對於追求前沿知識的科學社群,當中的科學研究體制成熟且穩定發展。但對於不屬研究者的一般公眾,科學知識在日常生活的取得、理解與應用,仍屬陌生且艱難。特別是對於涉及科學的社會議題,受到科學知識發展高度分化的影響,一般公眾幾無餘力充分理解議題中所蘊含的科學知識,難以在專業知識層次上與該領域專家平等對談,而往往仰賴受信賴的專家論點與指引。科學議題也可能受到來自利益和不當理念驅動的惡意倡議,使科學內容受到誤解、扭曲或偽造。

此外,如 2019 冠狀病毒疾病和 5G 基地台等新興科學與技術議題,除涉及知識鴻溝和價值差異外,也涉及當代科學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既可來自科學發展中與事實有關的未知謎題,也可涉及與價值有關的選擇與判斷。這使得從公眾的角度看待科學時,科學並非也不該總是呈現對錯分明的樣貌,而是具有多元解讀、結論模糊的特色,而仰賴眾研究者勇踏前人未知之境的恆常努力。

人們自覺關乎自己時,才會有所行動。圖/giphy

當科學議題與風險有關,而仰賴公眾權衡輕重時,內在於公眾的心智機制,也不利於科學議題的判斷。舉凡疫苗、基改、公共衛生、能源與環保等諸多涉及科學的社會議題中,人類對風險判斷過程的損益權衡,常有不一致或矛盾的判斷標準,甚至可受到修辭的影響。例如特維爾斯基(Amos Tversky) 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 1981 年提出的研究發現,當一個議題被描述為 30% 人死亡或描述為 70% 人存活,對於公眾就會產生迥異的情緒感知進而得到不同的決策或判斷。

這種認知上的特色,使得人類感受到的風險與實際帶來的風險並沒有正相關。而當風險事件引發情緒時,人類容易讓情緒感覺驅動行為決策,例如使人過度害怕愛滋病毒卻輕忽肥胖,過度害怕焚化爐空汙卻輕忽菸害,更有甚者,會傾向於詆毀新科技的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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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要細究焚毀基地台防疫民眾的動機,可能並非單純的科學知識缺乏或誤信錯假訊息。還跟外在於公眾──科學發展的複雜與不確定性,及內在於公眾──風險判斷的心智認知有關。

內化科學?知識傳遞的百年窠臼

科學議題判斷的困難,促使廣義的科學界肩負起「撥亂反正」的責任。然而,時至今日,無論體制外的科學傳播或體制內的科學教育,既難堪稱知識傳播的主流於回應真實世界的科學議題,也常有相當距離。儘管近年科學傳播理論已開始轉向具有雙向溝通、參與真實社會議題的「公眾參與科學」,或導入宏觀「科學素養」的科學教育理念。

但多數科學傳播文本或形式,仍屬將科技新知、艱難知識轉化並報導給目標受眾,多維持單方向知識傳遞的「公眾理解科學」階段,較少理解公眾因應科學議題的脈絡,而略難呼應真實社會的科學爭議。科學傳播者雖作為科學知識和公眾之間的「中介者」,但如《科學月刊》前總編輯林基興博士等,直接涉入爭議科學議題的溝通或決策場域也屬罕見。

林基興博士在泛科學的專欄文章。圖/截圖自泛科學

回首臺灣的情境,雖然沒有誇張到燒毀基地台,但也曾有抗議氣象雷達站與阻擋海底電纜的社會爭議,迄今也有現任立委因顧慮電磁波危害,在選前提出反對雷達站、各式基地台和海底電纜等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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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科學文化的使命,不僅止於教化與啟迪,更在爭議科學議題的辯證之間。

延伸閱讀

  • Gawande, A., The mistrust of science, The New Yorker, 2016/6/10.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0年7月號〉

科學月刊∕在一個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外,也不忘科學事實和自由價值至上的科普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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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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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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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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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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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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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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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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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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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個案系列:如何區別「附體」跟「恐慌」?
胡中行_96
・2023/07/17 ・1793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約莫 30 年前,家庭經濟艱困,這名新加坡華人婦女選擇墮胎。固然有丈夫支持,仍深感愧疚羞恥。術後,她「聽到」誦經,並「看見」床舖上腐屍橫臥。[1]

圖/Nicate Lee on Unsplash

症狀再現

2017 年,婦人覺得整週被惡靈騷擾,腎臟切除術(nephrectomy)只得延期。後來在 2018 年的手術期間和之後,她分別接受兩種鴉片類藥物(opioids)止痛,卻導致不由自主的過動症狀。同時,繚繞的梵音與陳列的死屍,再次出現長達一個禮拜。她的腦電波圖及腦部核磁共振結果正常。投以具鎮靜效果的苯二氮平類藥物(benzodiazepines),兩週後外顯症狀消失並出院,但繼續用藥。此外,她術後情緒低落,有輕生的念頭,被診斷為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因此吃了兩年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1]

自殺防治專線
 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
 生命線協談專線 1995
 張老師輔導專線 1980

2021 年,雷同的非自主性症狀重現:每日 2、3 回,胸口一股寒氣朝四肢擴散,再轉成刺痛。又哭又笑,尖叫、顫抖,手舞足蹈。幾分鐘至 1 小時下來,發汗疲憊。時年 62 歲的婦人,不禁憂心未來的日子如何是好。[1]

4天後,在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的急診室裡,婦人再次發作。肌肉注射一劑抗精神病藥物,沒幾分鐘,她就坐直身子,為自己的行為道歉。然而問診未及 10 分鐘,便再度失控。這回經靜脈打了苯二氮平類藥物,數分鐘內,又恢復鎮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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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醫院。圖/Jaytothez on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鑑別診斷

負責診療此婦人的精神科醫師認為,如果一個人著魔般地附體出神(possession trance),就要從心理諮商和心理治療,瞭解壓力來源,並學習調適;倘若罹患恐慌症(panic disorder),則可以再加上投藥。第一線的藥物,正是她之前手術後服用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還有苯二氮平類藥物。理論說來簡單,偏偏兩種精神狀態,均會在壓力下的生氣和挫折時被觸發,症狀又有相似之處,診斷可得仔細鑑別。[1][註]

恐慌症

剛入院時,婦人的生命徵象、血液、腦部斷層掃描、腦電波圖、神經功能;以及外表、情緒、表情、行為、言語、思考和感知等,精神狀態檢查(mental state examination)的項目都正常。不過住院期間,她已被病症折磨到想自盡。婦人告訴醫師,這些異狀起因於惡靈纏身。[1]

在新加坡,22% 的華裔精神病患,將違常的思維與舉止,歸咎靈異附體:其中 40% 幻聽;32.7% 幻視。所以就是來者自稱能聽天音、見鬼神,精神科醫師想必都如禪佛入定,處變不驚。何況宗教信仰與精神醫學重疊的案例,並非當地獨有。比方說,有個 19 歲的突尼西亞裔義大利女子,描述《可蘭經》裡提到的那種精靈,侵入自己的身心。她被視為罹患恐慌症,施以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偕同心理諮商和心理治療後,情況便順利改善。[1]

新加坡中央醫院的精神科醫師,盤點著婦人的症狀:流汗、顫抖、發寒、胸口不適、感覺異常,以及害怕失控。《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5 版中,恐慌症全數 13 種症狀,她就有 6 種。雖然墮胎與腎臟切除術的創傷經驗,有機會觸發中邪般的解離症狀;但是婦人意識清醒,未曾浮現其他人格,也無記憶斷片的現象。至於情緒不佳,主要是受到這些經驗的影響,倒不是本來就深陷低潮。換句話說,既非附體出神,也不是伴隨精神病特徵的重度憂鬱症,而是帶有文化特色的恐慌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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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在對症下藥,且病情穩定後出院。她計劃一邊服藥;一邊尋求民間信仰的傳統諮商。基於文獻指出宗教活動有助預後,醫師亦樂見雙軌並行。[1]

  

備註

原個案報告使用的「附體」(possession)和「出神」(trance)二詞,[1]既有宗教意味;亦可指稱精神醫學中的附體出神障礙(possession trance disorder)。比起該醫師提到的恐慌症,附體出神障礙其實跟解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更加相似。[2]相關案例請見:〈精神個案系列:發瘋、中邪,還是通靈?

參考資料

  1. Khoe HCH, Gudi A. (2022) ‘Case Report: An Atypical Presentation of Panic Disorder Masquerading as Possession Trance’.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819375.
  2. Pietkiewicz IJ, Kłosińska U, Tomalski R. (2022) ‘Trapped Between Theological and Medical Notions of Possession: A Case of Possession Trance Disorder With a 3-Year Follow-Up’.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3:891859.
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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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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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個案系列:「畫」解焦慮,繽紛療癒
胡中行_96
・2023/06/05 ・3079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窗外的風景飛逝,火車快速前行。座位上 21 歲的荷蘭女子,突然恐慌發作(panic attack)。5、6 歲時,多次被兄姊鎖在衣櫃裡的恐懼,由這一刻起廣泛延伸:不僅深怕受困車廂和電梯,開車要有人陪,連單獨出門也擔心迷路。[1]

23 歲那年,她接受理性情緒行為治療(rational emotive behaviour therapy,縮寫REBT),從認知、情緒和行為等層面,改變不合理的想法,可惜成效不彰。[1, 2]後來結了婚,38 歲時孩子出生,她的病情卻惡化,無法專心育養。50 歲的時候,她又嘗試配合眼動脫敏再處理(eye movement desensitisation and reprocessing,簡稱 EMDR)的心理治療。[1]雖然深入挖掘創傷的根源,但規律的眼球左右運動,沒有減低她的焦慮。[1, 3]

美劇《金錢戰爭》(Billions)中,Chuck Rhoades 嘗試 EMDR,用眼睛追蹤光點,以克服心理創傷。影/Espaço da Mente on Vimeo

治療目標

2017 年,跟丈夫還有 2 個小孩同住,並擔任市政府公務員的荷蘭女子,已經 53 歲。這次她改採藝術治療。事前的量表與各項評估,顯示女子難以調節情緒,並罹患恐慌症(panic disorder)、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和幽閉恐懼症(claustrophobia)。[1]另外,她還有疑病症(hypochondria)會過度煩惱健康的症狀,但未達診斷標準。這些全都是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的子分類。[1, 4]

為了避免先入為主,藝術治療師沒被告知病況細節。不過,女子有跟她說自己焦慮、緊張和疑病。療程長達 6 個月,中間扣掉暑假,每週 1 小時,總共 14 次,期間外加量表評估。第 1 次療程的前半個鐘頭,治療師先跟女子溝通,瞭解其病史、症狀和家庭等資訊;剩下的時間,則提供水彩畫的材料與工具,讓她自由發揮,作為診斷的根據。然而,沒有規則可循的創作,令女子缺乏安全感;於是改為她熟悉且偏好,又能刺激觸覺的捏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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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療程的畫作。圖1/參考資料1,Figure 1(CC BY 4.0)

廣場恐懼症及幽閉恐懼症,都是將外界視為痛苦的來源。治療師認為女子嚴謹的繪畫筆法,呈現出焦慮者高度警覺的心理狀態,但可以靠訓練改善。她為女子設定的治療目標,如下:[1]

  1. 提升內在放鬆的程度。[1]
  2. 解除高度的控制和警覺。[1]
  3. 促進對外界的客觀洞察。[1]
  4. 增強與外界的正向互動。[1]

針對第一項,治療師計劃用簡單的捏陶,促成放鬆的效果;第二、三個目標,要透過較難上手的炭筆畫,破壞精確掌握的慣性,並探索光影細微的漸層變化,挑戰患者容易以偏概全的判斷;最後的階段,則以能刺激視、觸覺的粉彩為媒材,從指尖塗抹的色彩,回歸繽紛的日常。療程中,治療師很少因解釋打斷體驗,主要扮演支持與鼓勵的角色,傾聽個案的想法及感受。[1]

治療過程

以下是 14 次療程的內容摘要:[1]

  • 第 1 次:問診、自由發揮的水彩畫,以及做陶土球。(細節如前述。)[1]
  • 第 2 次:先重複上次的捏陶,再將陶土球改成別的形狀,但不能偷看,僅仰賴觸覺,最後用炭筆素描該成品(圖 2)。[1]
  • 第 3 次:用炭筆描繪上回陶土作品外圍的空間(圖2),也就是在熟悉的事物前,面對新挑戰。接著是抽象畫練習,用線條連結隨機分佈的黑色方塊,再以漸層填滿空白(圖3)。治療師與女子討論暑假想在家畫什麼。[1]
  • 第 4 次:提前執行雙方同意的提案之一:報紙人物照片的炭筆素描。照片上下顛倒,所以得格外用心觀察。完成後,轉過來對照,女子驚訝竟十分相似(圖4)。[1]
第 2、3 次療程:陶土作品(左)與外圍空間(右)的炭筆素描。圖 2/參考資料 1,Figure 2(CC BY 4.0)
第 3 次療程:抽象的炭筆畫作。圖 3/參考資料 1,Figure 3(CC BY 4.0)
第 4 次療程:人物照片的顛倒素描。圖 4/參考資料 1,Figure 4(CC BY 4.0)

暑假期間,女子在家練習炭筆素描的光影,以及用粉彩仿畫印象派作品。下面是學期開始後,繼續的療程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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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5 次:把畫紙底部塗黑,再將碳粉向上推出漸層,迎向光芒。希望營造安全、舒適的感受。[1]
  • 第 6 次:女子安靜地把上次的作品完成(圖 5)。治療師不確定她在想什麼,但感覺其情緒平穩,該是時候進入下個階段了。[1]
  • 第 7 次:女子應要求,帶來自己 5、6 歲時的照片。治療師請她先把畫紙全部塗黑,再用橡皮擦拭出層次。試圖將她的注意力,從負面情緒和記憶,轉移到學習技法上,讓與童年之間的連結產生其他可能。過程中,她全神貫注。[1]
  • 第 8 次:女子忘了帶照片來完成上次的作品,所以畫了些隨機的黑點,練習漸層(圖 6)。[1]
  • 第 9 次:總算完成那張童年自畫像。(原文未附圖。)雖然沒有直接觸及創傷記憶,但是女子談到勇氣的重要性。[1]
第 5、6 次療程:將碳粉從黑暗推向光芒。圖 5/參考資料 1,Figure 5(CC BY 4.0)
第 8 次療程:隨機黑點的漸層練習。圖 6/參考資料1,Figure 6(CC BY 4.0)

第 10 次的療程開頭,治療師口頭描述光線照進一座山洞,同時提供一些參考照片,請女子用炭筆與粉彩,分別畫山洞裡的黑暗及外面的色彩。由此至第 13 次療程,逐漸減少山洞內部在畫面上的比重,並迫近洞口,擴大對洞外的描繪,直到剩下繽紛的外在世界(圖7)。在最終的第 14 次療程,治療師邀請女子一起回顧這段時間的畫作。女子表示,這些練習對她很有幫助。[1]

人智學藝術治療

這名荷蘭女子經歷的人智學藝術治療(anthroposophic art therapy),不以排除症狀為優先,反而視個案為整體,並著重於問題背後的肇因。比方說,對付焦慮不能只處理情緒,而要改善過度思考。治療師運用色彩、形狀與氛圍,著手於潛意識的體驗。儘管病症尚未完全消除,此案女子自評的焦慮、疑病和緊張程度,都因此明顯降低。療程結束 4 個月後受訪,她說兒時的照片喚起孤獨感,然而「繪圖能拉開跟童年之間的距離…你看著它,畫它」。總歸而言,作畫時思緒暫停,「宛如冥想,幫助放鬆」。[1]

該女子自評焦慮(灰)、疑病(紅)和緊張(藍)的變化。縱軸是強度;橫軸為週數。圖 8/參考資料 1,Figure 8(CC BY 4.0)

  

參考資料

  1. Abbing AC, Baars EW, Van Haastrecht O, et al. (2019) ‘Acceptance of Anxiety through Art Therapy: A Case Report Exploring How Anthroposophic Art Therapy Addresse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ing’. Case Reports in Psychiatry, 4875381.
  2.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REBT)’.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Accessed on 27 MAY 2023)
  3.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Therapy’. (31 JUL 2017)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 Hypochondria’. (FEB 2021) Healthdirect Australia.
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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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