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斯卡羅》中蝶妹的老師萬巴德嗎？他可是「熱帶醫學之父」——《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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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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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林庭葦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羅妹號、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觀點

1867 年，一艘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南臺灣海域觸礁，船員上岸後遭原住民殺害遇難。此後數年間，清兵、美艦、日軍先後兵臨恆春半島，台灣捲入詭譎莫測的國際政治角力，福爾摩沙的命運就此改變。然而眾多史料中，事件主角原住民族始終作為被書寫者，而非發言者。「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素秋副研究員，她運用「舊社考古學」研究方法，重新以原住民的視角理解過去。

19 世紀原住民簽訂的第一個外交條約

1869 年 2 月 28 日早上，恆春半島上的射麻裡社正舉行著一場熱鬧的盛宴。

宴會主人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既是豬朥束社頭目、同時也是斯卡羅族部落聯盟的大股頭人。席上嘉賓，則有美國駐清國廈門的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以及擔任通譯的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等西方人。恆春半島與原住民往來密切的漢人聚落射寮，也以頭人綿仔為代表。

宴席上佳餚美酒，不過所有人都清楚，這是一場充滿「政治意味」的外交儀式。卓杞篤以瑯嶠十八社大頭目身分，運用部落的傳統儀式接待外賓，一方面鞏固自己在部族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正式確立先前他與李仙得議定的「南岬之盟」：承諾保護漂流至該地的歐美人安全。^[註一]

這場外交談判的源頭，來自一場關鍵的歷史船難「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事件，美軍艦隊進攻南台灣

時間回到兩年前。1867 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遭遇風暴觸礁，十數名船員在墾丁一帶上岸後被視為入侵者，遭到排灣族龜仔律社原住民殺害。

事發後，美國領事李仙得疾聲要求清廷懲凶，但清廷卻消極表示「生番」不在清國統治範圍，無力處理。美國於是下令出兵討伐，直指福爾摩沙！然而，這場滿懷帝國傲氣的報復性遠征，卻意外慘澹收場。

1867 年 6 月，美國巡洋艦隊浩浩蕩蕩進攻，但登陸後慘遭龜仔律社伏擊，大敗而歸。最終，在必麒麟的居中牽線下，李仙得與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了「南岬之盟」，那場匯集了恆春各方勢力、相當「國際化」且族群多元的外交場合，也被紀錄在李仙得的台灣踏查手稿。

為何在船堅砲利的西方強權面前，部落族人能夠擊退美國艦隊的征伐、與美方代表平起平坐談判？李仙得手稿不曾詳述的側面，考古學或許能提供新的解釋觀點。

斯卡羅：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

懂文字的人，就掌握了話語權。

訪談一開始，中研院郭素秋副研究員開宗明義地點出「歷史書寫」的特權。「原住民沒有文字，文字是殖民政權或現代政府介入後，把原有的族語文字化。」但沒有文字並不意味封閉、無知。

「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也有極佳學習外來文化的能力與智慧。」許多人對部落的想像，是原始、邊緣且落後未開化，然而從「南岬之盟」等歷史事件就能看到，原住民擁有極高的適應力與政治手腕。而他們能伺機觀察外國船隻、運用地利突襲美軍艦隊，顯然對外來文化、武裝都不陌生。

郭素秋強調：「他們沒有文字，所以失去了發語權。即使作為事件的主角，但因為史料不是由他們書寫，而是來自外國人的視角，就會有偏頗性。所以我一直強調需要透過不同材料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單一史料的價值觀來詮釋歷史。」

恆春地區古稱「瑯嶠」，自古即有眾多族群在此匯聚。當地原以排灣族為主，後來東海岸知本的卑南族人南遷此地，自稱「斯卡羅」，包含豬朥束、射麻里、龍鑾、貓仔四個番社，荷蘭時期的文獻便已留下記載。

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一度成為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對於當地排灣、閩南以及粵籍客家聚落皆有相當影響力，轄下的排灣、斯卡羅等十八個番社被統稱為「瑯嶠十八社」，形成一個跨族群的鬆散酋邦。羅妹號事件當時，斯卡羅四大家系之首「豬朥束社」位階最高，頭目卓杞篤被視為「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

郭素秋談到，解讀羅妹號、牡丹社等衝擊原住民的重大歷史事件，必須從十九世紀台灣與風起雲湧的國際勢力競逐來理解。

1860 年台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一方面，南台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台灣的例子。

瑯嶠原住民有多強大？社頂遺址發現大量「舶來品」！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台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郭素秋進一步做考證。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台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律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律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律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台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台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台「參一腳」。

牡丹社事件，日本籌畫三年一舉進攻

回到局勢詭譎的十九世紀，海風瞬息萬變，恆春半島與外來勢力的牽扯，也並未隨著合約簽訂而結束。

1871 年，距離「南岬之盟」不到五年，一艘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在恆春半島遇難，五十四位琉球船民上岸後，因為文化衝突遭到高士佛社殺害。事發三年，日本高舉懲凶大旗，兵分三路深入山區擊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部族，史稱「牡丹社事件」。

因為有美軍慘敗的前車之鑑，日本雖「故技重施」，但更為周全縝密。不僅花費三年籌畫，還找了熟悉瑯嶠各社、地形、清國統治實力的李仙得作軍事顧問，成功攻下瑯嶠地區。這次征戰也是明治維新後日本首度出兵海外，展示初露的帝國野心。

「事件後三年才出兵，日本人已經能畫出一張非常精準的地圖，背後當然有政治目的。」郭素秋將 1874 年日軍繪製的古地圖與今日地圖套疊後，幾乎相差不遠。她分析日本成功控制恆春半島的關鍵，「牡丹社是當時最強大的番社，把牡丹社拿下來，其他部族自然就臣服。再加上李仙得引導，所以日本人對當地局勢非常清楚。」

被遺忘的 Linivuan 舊社

牡丹社事件對台灣的命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清國開始積極治理、開山撫番，可說是歷史科的「必考題」。那麼，還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高士佛社被攻下，之後發生什麼事？族人全部逃難遷走，那裡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十幾年前我訪談的耆老過世後，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 Linivuan （日軍進攻時的部落之地）在哪。」郭素秋感慨地說。

1874 年，高士佛社遭到日軍攻擊焚毀後，部落族人只得逃離舊社、輾轉遷徙到今日的居住地；當年逃離的舊社，確切位置逐漸被族人遺忘，只留下 Linivuan 這個名字。

為了找出舊社位置，郭素秋以「舊社考古學」方法多方比對，透過高士社耆老李金水、華阿財的口述，以及日軍發兵前繪製的「石門竹社楓港ノ三道攻擊要圖」交叉對照，終於判斷出 Linivuan 舊社應位於高士佛山東南側。這個考古發現，扭轉了過去研究者僅透過文獻史料造成的誤判！

「舊社考古學」（methodology of archaeology of abandoned village site），就是從現生部落往前追溯他們遷徙前的舊社，重回現場進行考古學研究。配合文獻、考古文物和口傳歷史，建構舊社生活的具體圖像，並進一步確認遺址與現生族群的關係。

舊社考古學為何重要？郭素秋強調，文字留下的歷史常來自各方建構。從考古、出土文物考據，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側面。

各方歷史文獻有漢人觀點、日本人觀點、西方人觀點，唯獨缺少事件當下的在地觀點。史料必須與考古學對話，才能減少對歷史時空的考據偏誤。

尤其部落常有不同遷徙歷程，僅透過歷史文獻研究有時便可能失真。舉例來說，先前的研究者繪製日軍攻擊地圖時，取用高士社晚近的地點，誤標了關鍵的高士佛社、竹社位置，因此畫出來的進攻路線便有誤差。

舊社考古，重回原住民觀點

「現今如果要對牡丹社事件提供新的理解，下一步就是回到 Linivuan 做考古研究，看看地底下有什麼樣的訊息，這是一個解決史料困境的方法。」郭素秋說。

舊社考古學便是試圖回到事件的當場，透過地層的無字天書，讓沒有文字的人發聲。

找出舊社位址，考古學者才有機會從一層一層的地表、地層深入發掘，更貼近數百年前的場景，勾勒部落當時的日常生活樣態。郭素秋有感而發地說：「考古不光只是研究『史前』，在歷史時期、重要事件，也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增加新的資料、新的思考視點。」

一系列社頂遺址及 Linivuan 舊社的考察，我們宛如通往十九世紀末恆春半島的蟲洞，依稀見識當年排灣族人的生活輪廓。結束這場「穿越時空之旅」，郭素秋如此總結自己長年的研究關懷：「我們怎麼透過考古理解舊社、和史料對話，把發言權拉回原住民這邊，放到舞台中間寫歷史，這便是考古學可以努力做的事！」

註解

• 註一：開頭場景參考文獻：曾明德，〈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1874）〉，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

延伸閱讀

• 郭素秋，〈從羅妹號事件到南岬之盟：誰的衝突？誰的和解？〉，《原住民族文獻》41期，2019
• 郭素秋，〈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視點──1871 年事件的發生〉，《古今論衡》35 期，2020
• 郭素秋，〈現生族群的溯源研究──以來義舊社為例〉，《從史前到歷史－臺灣東半部的文化樣相》，中央研究院，2020
• 郭素秋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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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韋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你去過臺南的臺灣歷史博物館嗎？在該館的常設展當中，有一座十八世紀中國帆船的模型，呈現了清代前期華南沿海地區與臺灣之間的航運往來，格外引人注目。帆船的甲板上，除了能夠看到渡海來臺的旅客，還有許多水手忙著裝卸貨物。有趣的是，船尾的貨艙處，幾名偷渡客正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向外張望。其中一個蓄著落腮鬍的年輕人，微微蹙起的眉眼，顯露了心裡的疑懼與不安。大概因為表情太生動的緣故，他經常出現在遊客的相機鏡頭裡面，相當受歡迎呢！

在臺史博所建構的歷史場景當中，這個名叫「鄭阿興」的角色，其實反映了清代前期漢人群體移民臺灣的偷渡風氣。大清國統治臺灣的時候，曾有所謂的「渡臺禁令」，針對來臺移民設計了許多條件限制。條件不符的人，只能偷偷摸摸地乘坐帆船，試圖躲開官府的查緝。

躲在貨艙裡的鄭阿興，顯然也是偷渡客群體裡的一員。但他究竟違反了哪一條規定，而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現在甲板上呢？在偷渡的旅程當中，他可能遭遇到哪些危難？而在離開這艘帆船之後，等在他面前的，又會是怎麼樣的未來呢？

離開故鄉的理由：中國原鄉條件更差

在討論鄭阿興的渡臺之旅以前，我們不妨先想想他離開家鄉的緣由。有句古話叫作「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意思大約是說，傳統農業社會裡，人們多半長久居住在一個地方，不會輕易搬遷。雖然如此，中國歷史上還是經常出現一些大規模的移民潮。許多時候，這些移民是因為原來居住的地方發生了戰亂或災荒，生存條件變得糟糕了，只好跑去別的地方尋找謀生機會。

用地理概念來說，這就是原鄉環境的「推力」，把老百姓推出了自己的家，十八世紀以後渡海來臺的移民潮正是如此。那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但這些省分的可耕地嚴重不足，於是，像鄭阿興這樣的年輕勞動力只能向外移動。而在當時，許多人共同選擇的落腳處，就是仍有大片土地亟待開墾的臺灣。

話又說回來，鄭阿興為什麼不能像個普通旅客一樣，在船隻靠港以後就走下船掏出證明文件，大大方方地接受官府的查驗呢？

答案很可能是：他的籍貫出了問題。在臺史博的故事設定裡面，鄭阿興出生在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潮州。然而，根據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說法，「渡臺禁令」的其中一項規定便是禁止潮州（以及鄰近的惠州）人前往臺灣。清政府的想法是：潮州、惠州一帶是海盜集團經常出沒的地方，如果海盜們聚集在臺灣島上，搞不好又要出亂子。實際上，清代前期的臺灣統治，確實一直著重在「防範」而非「治理」，會有這樣的考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除了籍貫問題，出現在貨艙裡的其他偷渡客也可能有種種不得已的苦衷。比如「渡臺禁令」裡面還規定老百姓不准攜家帶眷到臺灣定居，這可能說明了鄭阿興躲藏的貨艙裡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年輕女性。此外，想要循正常管道渡海來臺的人，還得申請證明文件（所謂「照單」）。要是沒有向政府請領到這些文件，也就只能選擇搭乘偷渡船隻了。

還有一種風險，是普通帆船的乘客在港口邊可能得面對官吏的勒索——在清代臺灣，這是十分尋常的一種腐敗風氣。實際上，館方在這個歷史場景裡，也復刻了一塊實際存在於高雄旗津的「嚴禁勒索以肅口務示告碑」，就是在說明官僚體系如何藉著檢查的名義，對靠港船舶上的人員索取賄賂。如果是偷偷上岸，大概就可以免去這樣的麻煩了吧！

總而言之，包括鄭阿興在內，每個偷渡客都有一個鋌而走險的理由。那麼在清代，選擇偷渡的這些人，又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危險呢？

冒險渡海來台：六死三留一回頭

最直接的風險，顯然來自於惡名昭彰的黑水溝。我們都知道古早時代有句俗話，叫「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若你有機會體驗一下臺灣海峽的風浪，你會發現糾結的絕對不只心肝，還包括你的腸胃。我自己曾經從嘉義布袋港坐著中型客輪到澎湖去，那趟旅程裡面，整船的嘔吐聲不絕於耳，十分可怕。現代船舶尚且如此，幾百年前的木造帆船，想必不會舒服到哪裡去。

而如果是偷渡客，處境恐怕只會更慘。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航程裡的波濤洶湧，還得小心偷渡業者的惡意，使自己陷入極危險的境地。比如一種典型的情況：船舶超載。

在攬載偷渡者的「客頭」（某種程度上可以想成現代人蛇集團的「蛇頭」）與船戶而言，他們每出一趟船，就要承擔一次被官府查獲的風險。為了在最少的航次裡面獲得最大的利潤，偷渡船上會擠滿乘客，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了。然而，載重量越大的船隻便越有可能遭遇海難。最近的例子發生在二○一五年，當年的國際新聞經常有一些從北非、西亞航向歐洲的難民船，都是因為嚴重超載而不幸沉沒。這樣看來，即便是海象相對平穩的地中海，也無法讓超載船隻安全渡過。我們可以想見：在兩百多年前的臺灣海峽當中，必然也會有許多坐滿偷渡客的超載船隻，被吞沒在浪濤之中。

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縣志》就曾經提到，當時有一些船體結構脆弱的偷渡船隻，動輒搭載數百名乘客。業者甚至會把這些人全部塞進船艙，還把艙蓋封死，只為了躲避官府的查緝。一旦這樣的船舶碰上海難，這幾百名乘客便只能絕望地在密閉空間裡等待死亡。

更慘的是，偷渡船隻的沉沒，有些時候根本是船家自己搞的鬼。按照雍正年間一個福建官員的說法，有些業者會故意在航行過程當中動手將船隻鑿沉（他們自己則有另外的船舶接應）。反正銀子已經到手，把這些偷渡客送到目的地又得冒著被官府查獲的危險，索性自己動手，葬送整船人命。

此外，清代的其他一些文獻也曾談到偷渡過程當中的其他各種風險。比如有些乘客會被丟包到外海的不知名荒島上坐以待斃，或者是被「放生」在臺灣西部海岸的沙洲上，繼而被淹死於逐漸上漲的潮水之中。看來，在清代當個偷渡客必須承受很大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說，鄭阿興能夠成功抵達臺灣，應該還算是挺受老天眷顧的吧！

踏上臺灣之後，還得避開政府查緝

不過，如果我們回到臺史博所設計的歷史場景裡面，阿興的運氣可能也說不上太好。因為他所乘坐的船舶正在接受官兵的查驗。從現存的清代檔案來看，其實有不少偷渡者曾經被政府按照「私渡關津」的律例，判處了八十下杖刑。偷渡的代價竟是屁股開花，若你是阿興，恐怕也不會樂意接受這樣的結果。

認真說起來，清代偷渡臺灣的移民被官府查獲的比例可能不算太高。康熙末年的臺灣知府周元文便曾說過，從鹿耳門外頭停泊的帆船上換乘小艇、潛入臺灣的偷渡者，真正被抓的「不過千百中之什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整個臺灣西海岸可以滲透的地點實在太多了，官府根本沒法掌握這些偷渡船隻要從哪裡上岸，又該從何查緝呢？

這樣看來，躲在帆船貨艙裡的阿興，可能沒有掌握到偷渡的要訣。要是他能夠從其他一些僻靜的小漁村偷偷上岸，可能就有辦法避開政府的監視了。不過，阿興所面臨的窘況倒也不是完全無解。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清代臺灣的港口，賄賂官僚是很常見的事。在清代的一些文獻裡，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有些軍人自己就當起了偷渡業者，專門幹這種不法勾當。總而言之，只要阿興能夠掏出一點銀子，塞進那些軍爺的手裡，他應該還是有些機會度過最後的難關，為這場危機四伏的偷渡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吧！

在更微小的細節上，我們對鄭阿興的所知實在有限，所能做的推想大約也就僅止於此。不過，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還是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鄭阿興、以及其他偷渡者所經歷的旅行過程。實際上，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我們，祖先們很有可能也像鄭阿興一樣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經歷過種種磨難，才終於能夠在臺灣落地生根。這座島嶼應許了當日的人們對於生存的祈求，也應許了數百年後，你的誕生。

阿興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歷史、你的故事。也許，臺灣島上世世代代的生命繁衍，正是鄭阿興與他的夥伴們曾經殷切想望的美麗未來。

對應課綱

高中：早期移民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

國中：清帝國的統治政策

——本文摘自《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2021 年 6 月，圓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