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斯卡羅》中蝶妹的老師萬巴德嗎？他可是「熱帶醫學之父」——《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林庭葦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羅妹號、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觀點

1867 年，一艘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南臺灣海域觸礁，船員上岸後遭原住民殺害遇難。此後數年間，清兵、美艦、日軍先後兵臨恆春半島，台灣捲入詭譎莫測的國際政治角力，福爾摩沙的命運就此改變。然而眾多史料中，事件主角原住民族始終作為被書寫者，而非發言者。「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素秋副研究員，她運用「舊社考古學」研究方法，重新以原住民的視角理解過去。

19 世紀原住民簽訂的第一個外交條約

1869 年 2 月 28 日早上，恆春半島上的射麻裡社正舉行著一場熱鬧的盛宴。

宴會主人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既是豬朥束社頭目、同時也是斯卡羅族部落聯盟的大股頭人。席上嘉賓，則有美國駐清國廈門的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以及擔任通譯的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等西方人。恆春半島與原住民往來密切的漢人聚落射寮，也以頭人綿仔為代表。

宴席上佳餚美酒，不過所有人都清楚，這是一場充滿「政治意味」的外交儀式。卓杞篤以瑯嶠十八社大頭目身分，運用部落的傳統儀式接待外賓，一方面鞏固自己在部族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正式確立先前他與李仙得議定的「南岬之盟」：承諾保護漂流至該地的歐美人安全。^[註一]

這場外交談判的源頭，來自一場關鍵的歷史船難「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事件，美軍艦隊進攻南台灣

時間回到兩年前。1867 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遭遇風暴觸礁，十數名船員在墾丁一帶上岸後被視為入侵者，遭到排灣族龜仔律社原住民殺害。

事發後，美國領事李仙得疾聲要求清廷懲凶，但清廷卻消極表示「生番」不在清國統治範圍，無力處理。美國於是下令出兵討伐，直指福爾摩沙！然而，這場滿懷帝國傲氣的報復性遠征，卻意外慘澹收場。

1867 年 6 月，美國巡洋艦隊浩浩蕩蕩進攻，但登陸後慘遭龜仔律社伏擊，大敗而歸。最終，在必麒麟的居中牽線下，李仙得與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了「南岬之盟」，那場匯集了恆春各方勢力、相當「國際化」且族群多元的外交場合，也被紀錄在李仙得的台灣踏查手稿。

為何在船堅砲利的西方強權面前，部落族人能夠擊退美國艦隊的征伐、與美方代表平起平坐談判？李仙得手稿不曾詳述的側面，考古學或許能提供新的解釋觀點。

斯卡羅：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

懂文字的人，就掌握了話語權。

訪談一開始，中研院郭素秋副研究員開宗明義地點出「歷史書寫」的特權。「原住民沒有文字，文字是殖民政權或現代政府介入後，把原有的族語文字化。」但沒有文字並不意味封閉、無知。

「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也有極佳學習外來文化的能力與智慧。」許多人對部落的想像，是原始、邊緣且落後未開化，然而從「南岬之盟」等歷史事件就能看到，原住民擁有極高的適應力與政治手腕。而他們能伺機觀察外國船隻、運用地利突襲美軍艦隊，顯然對外來文化、武裝都不陌生。

郭素秋強調：「他們沒有文字，所以失去了發語權。即使作為事件的主角，但因為史料不是由他們書寫，而是來自外國人的視角，就會有偏頗性。所以我一直強調需要透過不同材料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單一史料的價值觀來詮釋歷史。」

恆春地區古稱「瑯嶠」，自古即有眾多族群在此匯聚。當地原以排灣族為主，後來東海岸知本的卑南族人南遷此地，自稱「斯卡羅」，包含豬朥束、射麻里、龍鑾、貓仔四個番社，荷蘭時期的文獻便已留下記載。

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一度成為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對於當地排灣、閩南以及粵籍客家聚落皆有相當影響力，轄下的排灣、斯卡羅等十八個番社被統稱為「瑯嶠十八社」，形成一個跨族群的鬆散酋邦。羅妹號事件當時，斯卡羅四大家系之首「豬朥束社」位階最高，頭目卓杞篤被視為「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

郭素秋談到，解讀羅妹號、牡丹社等衝擊原住民的重大歷史事件，必須從十九世紀台灣與風起雲湧的國際勢力競逐來理解。

1860 年台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一方面，南台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台灣的例子。

瑯嶠原住民有多強大？社頂遺址發現大量「舶來品」！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台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郭素秋進一步做考證。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台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律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律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律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台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台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台「參一腳」。

牡丹社事件，日本籌畫三年一舉進攻

回到局勢詭譎的十九世紀，海風瞬息萬變，恆春半島與外來勢力的牽扯，也並未隨著合約簽訂而結束。

1871 年，距離「南岬之盟」不到五年，一艘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在恆春半島遇難，五十四位琉球船民上岸後，因為文化衝突遭到高士佛社殺害。事發三年，日本高舉懲凶大旗，兵分三路深入山區擊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部族，史稱「牡丹社事件」。

因為有美軍慘敗的前車之鑑，日本雖「故技重施」，但更為周全縝密。不僅花費三年籌畫，還找了熟悉瑯嶠各社、地形、清國統治實力的李仙得作軍事顧問，成功攻下瑯嶠地區。這次征戰也是明治維新後日本首度出兵海外，展示初露的帝國野心。

「事件後三年才出兵，日本人已經能畫出一張非常精準的地圖，背後當然有政治目的。」郭素秋將 1874 年日軍繪製的古地圖與今日地圖套疊後，幾乎相差不遠。她分析日本成功控制恆春半島的關鍵，「牡丹社是當時最強大的番社，把牡丹社拿下來，其他部族自然就臣服。再加上李仙得引導，所以日本人對當地局勢非常清楚。」

被遺忘的 Linivuan 舊社

牡丹社事件對台灣的命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清國開始積極治理、開山撫番，可說是歷史科的「必考題」。那麼，還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高士佛社被攻下，之後發生什麼事？族人全部逃難遷走，那裡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十幾年前我訪談的耆老過世後，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 Linivuan （日軍進攻時的部落之地）在哪。」郭素秋感慨地說。

1874 年，高士佛社遭到日軍攻擊焚毀後，部落族人只得逃離舊社、輾轉遷徙到今日的居住地；當年逃離的舊社，確切位置逐漸被族人遺忘，只留下 Linivuan 這個名字。

為了找出舊社位置，郭素秋以「舊社考古學」方法多方比對，透過高士社耆老李金水、華阿財的口述，以及日軍發兵前繪製的「石門竹社楓港ノ三道攻擊要圖」交叉對照，終於判斷出 Linivuan 舊社應位於高士佛山東南側。這個考古發現，扭轉了過去研究者僅透過文獻史料造成的誤判！

「舊社考古學」（methodology of archaeology of abandoned village site），就是從現生部落往前追溯他們遷徙前的舊社，重回現場進行考古學研究。配合文獻、考古文物和口傳歷史，建構舊社生活的具體圖像，並進一步確認遺址與現生族群的關係。

舊社考古學為何重要？郭素秋強調，文字留下的歷史常來自各方建構。從考古、出土文物考據，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側面。

各方歷史文獻有漢人觀點、日本人觀點、西方人觀點，唯獨缺少事件當下的在地觀點。史料必須與考古學對話，才能減少對歷史時空的考據偏誤。

尤其部落常有不同遷徙歷程，僅透過歷史文獻研究有時便可能失真。舉例來說，先前的研究者繪製日軍攻擊地圖時，取用高士社晚近的地點，誤標了關鍵的高士佛社、竹社位置，因此畫出來的進攻路線便有誤差。

舊社考古，重回原住民觀點

「現今如果要對牡丹社事件提供新的理解，下一步就是回到 Linivuan 做考古研究，看看地底下有什麼樣的訊息，這是一個解決史料困境的方法。」郭素秋說。

舊社考古學便是試圖回到事件的當場，透過地層的無字天書，讓沒有文字的人發聲。

找出舊社位址，考古學者才有機會從一層一層的地表、地層深入發掘，更貼近數百年前的場景，勾勒部落當時的日常生活樣態。郭素秋有感而發地說：「考古不光只是研究『史前』，在歷史時期、重要事件，也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增加新的資料、新的思考視點。」

一系列社頂遺址及 Linivuan 舊社的考察，我們宛如通往十九世紀末恆春半島的蟲洞，依稀見識當年排灣族人的生活輪廓。結束這場「穿越時空之旅」，郭素秋如此總結自己長年的研究關懷：「我們怎麼透過考古理解舊社、和史料對話，把發言權拉回原住民這邊，放到舞台中間寫歷史，這便是考古學可以努力做的事！」

註解

• 註一：開頭場景參考文獻：曾明德，〈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1874）〉，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

延伸閱讀

• 郭素秋，〈從羅妹號事件到南岬之盟：誰的衝突？誰的和解？〉，《原住民族文獻》41期，2019
• 郭素秋，〈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視點──1871 年事件的發生〉，《古今論衡》35 期，2020
• 郭素秋，〈現生族群的溯源研究──以來義舊社為例〉，《從史前到歷史－臺灣東半部的文化樣相》，中央研究院，2020
• 郭素秋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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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韋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你去過臺南的臺灣歷史博物館嗎？在該館的常設展當中，有一座十八世紀中國帆船的模型，呈現了清代前期華南沿海地區與臺灣之間的航運往來，格外引人注目。帆船的甲板上，除了能夠看到渡海來臺的旅客，還有許多水手忙著裝卸貨物。有趣的是，船尾的貨艙處，幾名偷渡客正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向外張望。其中一個蓄著落腮鬍的年輕人，微微蹙起的眉眼，顯露了心裡的疑懼與不安。大概因為表情太生動的緣故，他經常出現在遊客的相機鏡頭裡面，相當受歡迎呢！

在臺史博所建構的歷史場景當中，這個名叫「鄭阿興」的角色，其實反映了清代前期漢人群體移民臺灣的偷渡風氣。大清國統治臺灣的時候，曾有所謂的「渡臺禁令」，針對來臺移民設計了許多條件限制。條件不符的人，只能偷偷摸摸地乘坐帆船，試圖躲開官府的查緝。

躲在貨艙裡的鄭阿興，顯然也是偷渡客群體裡的一員。但他究竟違反了哪一條規定，而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現在甲板上呢？在偷渡的旅程當中，他可能遭遇到哪些危難？而在離開這艘帆船之後，等在他面前的，又會是怎麼樣的未來呢？

離開故鄉的理由：中國原鄉條件更差

在討論鄭阿興的渡臺之旅以前，我們不妨先想想他離開家鄉的緣由。有句古話叫作「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意思大約是說，傳統農業社會裡，人們多半長久居住在一個地方，不會輕易搬遷。雖然如此，中國歷史上還是經常出現一些大規模的移民潮。許多時候，這些移民是因為原來居住的地方發生了戰亂或災荒，生存條件變得糟糕了，只好跑去別的地方尋找謀生機會。

用地理概念來說，這就是原鄉環境的「推力」，把老百姓推出了自己的家，十八世紀以後渡海來臺的移民潮正是如此。那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但這些省分的可耕地嚴重不足，於是，像鄭阿興這樣的年輕勞動力只能向外移動。而在當時，許多人共同選擇的落腳處，就是仍有大片土地亟待開墾的臺灣。

話又說回來，鄭阿興為什麼不能像個普通旅客一樣，在船隻靠港以後就走下船掏出證明文件，大大方方地接受官府的查驗呢？

答案很可能是：他的籍貫出了問題。在臺史博的故事設定裡面，鄭阿興出生在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潮州。然而，根據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說法，「渡臺禁令」的其中一項規定便是禁止潮州（以及鄰近的惠州）人前往臺灣。清政府的想法是：潮州、惠州一帶是海盜集團經常出沒的地方，如果海盜們聚集在臺灣島上，搞不好又要出亂子。實際上，清代前期的臺灣統治，確實一直著重在「防範」而非「治理」，會有這樣的考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除了籍貫問題，出現在貨艙裡的其他偷渡客也可能有種種不得已的苦衷。比如「渡臺禁令」裡面還規定老百姓不准攜家帶眷到臺灣定居，這可能說明了鄭阿興躲藏的貨艙裡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年輕女性。此外，想要循正常管道渡海來臺的人，還得申請證明文件（所謂「照單」）。要是沒有向政府請領到這些文件，也就只能選擇搭乘偷渡船隻了。

還有一種風險，是普通帆船的乘客在港口邊可能得面對官吏的勒索——在清代臺灣，這是十分尋常的一種腐敗風氣。實際上，館方在這個歷史場景裡，也復刻了一塊實際存在於高雄旗津的「嚴禁勒索以肅口務示告碑」，就是在說明官僚體系如何藉著檢查的名義，對靠港船舶上的人員索取賄賂。如果是偷偷上岸，大概就可以免去這樣的麻煩了吧！

總而言之，包括鄭阿興在內，每個偷渡客都有一個鋌而走險的理由。那麼在清代，選擇偷渡的這些人，又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危險呢？

冒險渡海來台：六死三留一回頭

最直接的風險，顯然來自於惡名昭彰的黑水溝。我們都知道古早時代有句俗話，叫「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若你有機會體驗一下臺灣海峽的風浪，你會發現糾結的絕對不只心肝，還包括你的腸胃。我自己曾經從嘉義布袋港坐著中型客輪到澎湖去，那趟旅程裡面，整船的嘔吐聲不絕於耳，十分可怕。現代船舶尚且如此，幾百年前的木造帆船，想必不會舒服到哪裡去。

而如果是偷渡客，處境恐怕只會更慘。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航程裡的波濤洶湧，還得小心偷渡業者的惡意，使自己陷入極危險的境地。比如一種典型的情況：船舶超載。

在攬載偷渡者的「客頭」（某種程度上可以想成現代人蛇集團的「蛇頭」）與船戶而言，他們每出一趟船，就要承擔一次被官府查獲的風險。為了在最少的航次裡面獲得最大的利潤，偷渡船上會擠滿乘客，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了。然而，載重量越大的船隻便越有可能遭遇海難。最近的例子發生在二○一五年，當年的國際新聞經常有一些從北非、西亞航向歐洲的難民船，都是因為嚴重超載而不幸沉沒。這樣看來，即便是海象相對平穩的地中海，也無法讓超載船隻安全渡過。我們可以想見：在兩百多年前的臺灣海峽當中，必然也會有許多坐滿偷渡客的超載船隻，被吞沒在浪濤之中。

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縣志》就曾經提到，當時有一些船體結構脆弱的偷渡船隻，動輒搭載數百名乘客。業者甚至會把這些人全部塞進船艙，還把艙蓋封死，只為了躲避官府的查緝。一旦這樣的船舶碰上海難，這幾百名乘客便只能絕望地在密閉空間裡等待死亡。

更慘的是，偷渡船隻的沉沒，有些時候根本是船家自己搞的鬼。按照雍正年間一個福建官員的說法，有些業者會故意在航行過程當中動手將船隻鑿沉（他們自己則有另外的船舶接應）。反正銀子已經到手，把這些偷渡客送到目的地又得冒著被官府查獲的危險，索性自己動手，葬送整船人命。

此外，清代的其他一些文獻也曾談到偷渡過程當中的其他各種風險。比如有些乘客會被丟包到外海的不知名荒島上坐以待斃，或者是被「放生」在臺灣西部海岸的沙洲上，繼而被淹死於逐漸上漲的潮水之中。看來，在清代當個偷渡客必須承受很大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說，鄭阿興能夠成功抵達臺灣，應該還算是挺受老天眷顧的吧！

踏上臺灣之後，還得避開政府查緝

不過，如果我們回到臺史博所設計的歷史場景裡面，阿興的運氣可能也說不上太好。因為他所乘坐的船舶正在接受官兵的查驗。從現存的清代檔案來看，其實有不少偷渡者曾經被政府按照「私渡關津」的律例，判處了八十下杖刑。偷渡的代價竟是屁股開花，若你是阿興，恐怕也不會樂意接受這樣的結果。

認真說起來，清代偷渡臺灣的移民被官府查獲的比例可能不算太高。康熙末年的臺灣知府周元文便曾說過，從鹿耳門外頭停泊的帆船上換乘小艇、潛入臺灣的偷渡者，真正被抓的「不過千百中之什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整個臺灣西海岸可以滲透的地點實在太多了，官府根本沒法掌握這些偷渡船隻要從哪裡上岸，又該從何查緝呢？

這樣看來，躲在帆船貨艙裡的阿興，可能沒有掌握到偷渡的要訣。要是他能夠從其他一些僻靜的小漁村偷偷上岸，可能就有辦法避開政府的監視了。不過，阿興所面臨的窘況倒也不是完全無解。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清代臺灣的港口，賄賂官僚是很常見的事。在清代的一些文獻裡，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有些軍人自己就當起了偷渡業者，專門幹這種不法勾當。總而言之，只要阿興能夠掏出一點銀子，塞進那些軍爺的手裡，他應該還是有些機會度過最後的難關，為這場危機四伏的偷渡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吧！

在更微小的細節上，我們對鄭阿興的所知實在有限，所能做的推想大約也就僅止於此。不過，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還是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鄭阿興、以及其他偷渡者所經歷的旅行過程。實際上，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我們，祖先們很有可能也像鄭阿興一樣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經歷過種種磨難，才終於能夠在臺灣落地生根。這座島嶼應許了當日的人們對於生存的祈求，也應許了數百年後，你的誕生。

阿興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歷史、你的故事。也許，臺灣島上世世代代的生命繁衍，正是鄭阿興與他的夥伴們曾經殷切想望的美麗未來。

對應課綱

高中：早期移民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

國中：清帝國的統治政策

——本文摘自《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2021 年 6 月，圓神。

有「熱帶醫學之父」美譽的英國醫生萬巴德，竟然曾在台灣行醫、當過國父孫中山的老師，還救了他一命？

萬巴德於1866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欲跟隨長兄在上海行醫之路，也申請到中國服務，結果被分派到台灣海關擔任醫官，於當年來到打狗（今高雄）服務。五年後他調往廈門，成為他研究醫學的轉捩點。

當地有許多民眾罹患象皮病，這種病下肢腫大如象腿，皮膚粗糙如象皮，故有此名。當時多以為象皮病是瘴氣所致。萬巴德原本也是如此認為，只能以外科手術切除患部。他於1875年返國結婚，在圖書館查閱醫學期刊得知有醫生在象皮病患者血液中發現絲蟲，但仍不清楚感染途徑。他決心加以研究，遂於年底帶了一台顯微鏡回到廈門。

萬巴德猜測是吸血的昆蟲將病患血液中的絲蟲傳到他人體內；他根據象皮病只流行於熱帶地區，排除蝨子與跳蚤，認為蚊子最有可能是中間宿主。於是他讓蚊子叮咬象皮病患者後，再加以解剖，果然在顯微鏡下發現絲蟲，並觀察到絲蟲會在蚊子體內成長，證實象皮病是透過蚊子傳染，與熱帶瘴氣無關。萬巴德的研究啟發了醫學界開始研究寄生蟲在熱帶疾病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又以瘧疾最為重要。

瘧疾在人類歷史上已存在超過幾千年，《黃帝內經》就清楚描述了其症狀。這個盛行於熱帶地區的疾病，也是一直被認為是瘴氣所致，直到1880年，法國醫師拉瓦杭（Alphonse Laveran）才在瘧疾病患的血液中發現瘧原蟲。然而瘧原蟲無法在體外培養，無從得知牠的生活史，也就難以追查其傳染途徑。

萬巴德根據他研究絲蟲的經驗，大膽推測瘧原蟲的中間宿主也是蚊子。只不過他1883年已經轉往香港開業，又開牛奶公司，還與學弟康德黎（James Cantlie）創辦西醫書院（孫逸仙就是第一屆學生，1896年在倫敦遭綁架時，萬巴德還幫忙營救），已無暇研究。不過他後來返回倫敦定居後，一位派駐印度的軍醫羅斯（Ronald Ross）與他書信往返，在他的指導下，果然找到瘧疾的病媒蚊，還因此獲得1902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

萬巴德本人雖然沒有得到諾貝爾獎，但因為他在熱帶醫學上的重大貢獻（他回倫敦後還推動成立熱帶醫學院，成為當時頂尖的研究機構），而被後世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