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斯卡羅》中蝶妹的老師萬巴德嗎？他可是「熱帶醫學之父」——《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林庭葦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羅妹號、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觀點

1867 年，一艘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南臺灣海域觸礁，船員上岸後遭原住民殺害遇難。此後數年間，清兵、美艦、日軍先後兵臨恆春半島，台灣捲入詭譎莫測的國際政治角力，福爾摩沙的命運就此改變。然而眾多史料中，事件主角原住民族始終作為被書寫者，而非發言者。「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素秋副研究員，她運用「舊社考古學」研究方法，重新以原住民的視角理解過去。

19 世紀原住民簽訂的第一個外交條約

1869 年 2 月 28 日早上，恆春半島上的射麻裡社正舉行著一場熱鬧的盛宴。

宴會主人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既是豬朥束社頭目、同時也是斯卡羅族部落聯盟的大股頭人。席上嘉賓，則有美國駐清國廈門的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以及擔任通譯的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等西方人。恆春半島與原住民往來密切的漢人聚落射寮，也以頭人綿仔為代表。

宴席上佳餚美酒，不過所有人都清楚，這是一場充滿「政治意味」的外交儀式。卓杞篤以瑯嶠十八社大頭目身分，運用部落的傳統儀式接待外賓，一方面鞏固自己在部族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正式確立先前他與李仙得議定的「南岬之盟」：承諾保護漂流至該地的歐美人安全。^[註一]

這場外交談判的源頭，來自一場關鍵的歷史船難「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事件，美軍艦隊進攻南台灣

時間回到兩年前。1867 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遭遇風暴觸礁，十數名船員在墾丁一帶上岸後被視為入侵者，遭到排灣族龜仔律社原住民殺害。

事發後，美國領事李仙得疾聲要求清廷懲凶，但清廷卻消極表示「生番」不在清國統治範圍，無力處理。美國於是下令出兵討伐，直指福爾摩沙！然而，這場滿懷帝國傲氣的報復性遠征，卻意外慘澹收場。

1867 年 6 月，美國巡洋艦隊浩浩蕩蕩進攻，但登陸後慘遭龜仔律社伏擊，大敗而歸。最終，在必麒麟的居中牽線下，李仙得與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了「南岬之盟」，那場匯集了恆春各方勢力、相當「國際化」且族群多元的外交場合，也被紀錄在李仙得的台灣踏查手稿。

為何在船堅砲利的西方強權面前，部落族人能夠擊退美國艦隊的征伐、與美方代表平起平坐談判？李仙得手稿不曾詳述的側面，考古學或許能提供新的解釋觀點。

斯卡羅：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

懂文字的人，就掌握了話語權。

訪談一開始，中研院郭素秋副研究員開宗明義地點出「歷史書寫」的特權。「原住民沒有文字，文字是殖民政權或現代政府介入後，把原有的族語文字化。」但沒有文字並不意味封閉、無知。

「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也有極佳學習外來文化的能力與智慧。」許多人對部落的想像，是原始、邊緣且落後未開化，然而從「南岬之盟」等歷史事件就能看到，原住民擁有極高的適應力與政治手腕。而他們能伺機觀察外國船隻、運用地利突襲美軍艦隊，顯然對外來文化、武裝都不陌生。

郭素秋強調：「他們沒有文字，所以失去了發語權。即使作為事件的主角，但因為史料不是由他們書寫，而是來自外國人的視角，就會有偏頗性。所以我一直強調需要透過不同材料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單一史料的價值觀來詮釋歷史。」

恆春地區古稱「瑯嶠」，自古即有眾多族群在此匯聚。當地原以排灣族為主，後來東海岸知本的卑南族人南遷此地，自稱「斯卡羅」，包含豬朥束、射麻里、龍鑾、貓仔四個番社，荷蘭時期的文獻便已留下記載。

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一度成為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對於當地排灣、閩南以及粵籍客家聚落皆有相當影響力，轄下的排灣、斯卡羅等十八個番社被統稱為「瑯嶠十八社」，形成一個跨族群的鬆散酋邦。羅妹號事件當時，斯卡羅四大家系之首「豬朥束社」位階最高，頭目卓杞篤被視為「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

郭素秋談到，解讀羅妹號、牡丹社等衝擊原住民的重大歷史事件，必須從十九世紀台灣與風起雲湧的國際勢力競逐來理解。

1860 年台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一方面，南台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台灣的例子。

瑯嶠原住民有多強大？社頂遺址發現大量「舶來品」！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台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郭素秋進一步做考證。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台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律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律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律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台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台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台「參一腳」。

牡丹社事件，日本籌畫三年一舉進攻

回到局勢詭譎的十九世紀，海風瞬息萬變，恆春半島與外來勢力的牽扯，也並未隨著合約簽訂而結束。

1871 年，距離「南岬之盟」不到五年，一艘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在恆春半島遇難，五十四位琉球船民上岸後，因為文化衝突遭到高士佛社殺害。事發三年，日本高舉懲凶大旗，兵分三路深入山區擊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部族，史稱「牡丹社事件」。

因為有美軍慘敗的前車之鑑，日本雖「故技重施」，但更為周全縝密。不僅花費三年籌畫，還找了熟悉瑯嶠各社、地形、清國統治實力的李仙得作軍事顧問，成功攻下瑯嶠地區。這次征戰也是明治維新後日本首度出兵海外，展示初露的帝國野心。

「事件後三年才出兵，日本人已經能畫出一張非常精準的地圖，背後當然有政治目的。」郭素秋將 1874 年日軍繪製的古地圖與今日地圖套疊後，幾乎相差不遠。她分析日本成功控制恆春半島的關鍵，「牡丹社是當時最強大的番社，把牡丹社拿下來，其他部族自然就臣服。再加上李仙得引導，所以日本人對當地局勢非常清楚。」

被遺忘的 Linivuan 舊社

牡丹社事件對台灣的命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清國開始積極治理、開山撫番，可說是歷史科的「必考題」。那麼，還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高士佛社被攻下，之後發生什麼事？族人全部逃難遷走，那裡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十幾年前我訪談的耆老過世後，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 Linivuan （日軍進攻時的部落之地）在哪。」郭素秋感慨地說。

1874 年，高士佛社遭到日軍攻擊焚毀後，部落族人只得逃離舊社、輾轉遷徙到今日的居住地；當年逃離的舊社，確切位置逐漸被族人遺忘，只留下 Linivuan 這個名字。

為了找出舊社位置，郭素秋以「舊社考古學」方法多方比對，透過高士社耆老李金水、華阿財的口述，以及日軍發兵前繪製的「石門竹社楓港ノ三道攻擊要圖」交叉對照，終於判斷出 Linivuan 舊社應位於高士佛山東南側。這個考古發現，扭轉了過去研究者僅透過文獻史料造成的誤判！

「舊社考古學」（methodology of archaeology of abandoned village site），就是從現生部落往前追溯他們遷徙前的舊社，重回現場進行考古學研究。配合文獻、考古文物和口傳歷史，建構舊社生活的具體圖像，並進一步確認遺址與現生族群的關係。

舊社考古學為何重要？郭素秋強調，文字留下的歷史常來自各方建構。從考古、出土文物考據，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側面。

各方歷史文獻有漢人觀點、日本人觀點、西方人觀點，唯獨缺少事件當下的在地觀點。史料必須與考古學對話，才能減少對歷史時空的考據偏誤。

尤其部落常有不同遷徙歷程，僅透過歷史文獻研究有時便可能失真。舉例來說，先前的研究者繪製日軍攻擊地圖時，取用高士社晚近的地點，誤標了關鍵的高士佛社、竹社位置，因此畫出來的進攻路線便有誤差。

舊社考古，重回原住民觀點

「現今如果要對牡丹社事件提供新的理解，下一步就是回到 Linivuan 做考古研究，看看地底下有什麼樣的訊息，這是一個解決史料困境的方法。」郭素秋說。

舊社考古學便是試圖回到事件的當場，透過地層的無字天書，讓沒有文字的人發聲。

找出舊社位址，考古學者才有機會從一層一層的地表、地層深入發掘，更貼近數百年前的場景，勾勒部落當時的日常生活樣態。郭素秋有感而發地說：「考古不光只是研究『史前』，在歷史時期、重要事件，也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增加新的資料、新的思考視點。」

一系列社頂遺址及 Linivuan 舊社的考察，我們宛如通往十九世紀末恆春半島的蟲洞，依稀見識當年排灣族人的生活輪廓。結束這場「穿越時空之旅」，郭素秋如此總結自己長年的研究關懷：「我們怎麼透過考古理解舊社、和史料對話，把發言權拉回原住民這邊，放到舞台中間寫歷史，這便是考古學可以努力做的事！」

註解

• 註一：開頭場景參考文獻：曾明德，〈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1874）〉，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

延伸閱讀

• 郭素秋，〈從羅妹號事件到南岬之盟：誰的衝突？誰的和解？〉，《原住民族文獻》41期，2019
• 郭素秋，〈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視點──1871 年事件的發生〉，《古今論衡》35 期，2020
• 郭素秋，〈現生族群的溯源研究──以來義舊社為例〉，《從史前到歷史－臺灣東半部的文化樣相》，中央研究院，2020
• 郭素秋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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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韋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你去過臺南的臺灣歷史博物館嗎？在該館的常設展當中，有一座十八世紀中國帆船的模型，呈現了清代前期華南沿海地區與臺灣之間的航運往來，格外引人注目。帆船的甲板上，除了能夠看到渡海來臺的旅客，還有許多水手忙著裝卸貨物。有趣的是，船尾的貨艙處，幾名偷渡客正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向外張望。其中一個蓄著落腮鬍的年輕人，微微蹙起的眉眼，顯露了心裡的疑懼與不安。大概因為表情太生動的緣故，他經常出現在遊客的相機鏡頭裡面，相當受歡迎呢！

在臺史博所建構的歷史場景當中，這個名叫「鄭阿興」的角色，其實反映了清代前期漢人群體移民臺灣的偷渡風氣。大清國統治臺灣的時候，曾有所謂的「渡臺禁令」，針對來臺移民設計了許多條件限制。條件不符的人，只能偷偷摸摸地乘坐帆船，試圖躲開官府的查緝。

躲在貨艙裡的鄭阿興，顯然也是偷渡客群體裡的一員。但他究竟違反了哪一條規定，而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現在甲板上呢？在偷渡的旅程當中，他可能遭遇到哪些危難？而在離開這艘帆船之後，等在他面前的，又會是怎麼樣的未來呢？

離開故鄉的理由：中國原鄉條件更差

在討論鄭阿興的渡臺之旅以前，我們不妨先想想他離開家鄉的緣由。有句古話叫作「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意思大約是說，傳統農業社會裡，人們多半長久居住在一個地方，不會輕易搬遷。雖然如此，中國歷史上還是經常出現一些大規模的移民潮。許多時候，這些移民是因為原來居住的地方發生了戰亂或災荒，生存條件變得糟糕了，只好跑去別的地方尋找謀生機會。

用地理概念來說，這就是原鄉環境的「推力」，把老百姓推出了自己的家，十八世紀以後渡海來臺的移民潮正是如此。那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但這些省分的可耕地嚴重不足，於是，像鄭阿興這樣的年輕勞動力只能向外移動。而在當時，許多人共同選擇的落腳處，就是仍有大片土地亟待開墾的臺灣。

話又說回來，鄭阿興為什麼不能像個普通旅客一樣，在船隻靠港以後就走下船掏出證明文件，大大方方地接受官府的查驗呢？

答案很可能是：他的籍貫出了問題。在臺史博的故事設定裡面，鄭阿興出生在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潮州。然而，根據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說法，「渡臺禁令」的其中一項規定便是禁止潮州（以及鄰近的惠州）人前往臺灣。清政府的想法是：潮州、惠州一帶是海盜集團經常出沒的地方，如果海盜們聚集在臺灣島上，搞不好又要出亂子。實際上，清代前期的臺灣統治，確實一直著重在「防範」而非「治理」，會有這樣的考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除了籍貫問題，出現在貨艙裡的其他偷渡客也可能有種種不得已的苦衷。比如「渡臺禁令」裡面還規定老百姓不准攜家帶眷到臺灣定居，這可能說明了鄭阿興躲藏的貨艙裡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年輕女性。此外，想要循正常管道渡海來臺的人，還得申請證明文件（所謂「照單」）。要是沒有向政府請領到這些文件，也就只能選擇搭乘偷渡船隻了。

還有一種風險，是普通帆船的乘客在港口邊可能得面對官吏的勒索——在清代臺灣，這是十分尋常的一種腐敗風氣。實際上，館方在這個歷史場景裡，也復刻了一塊實際存在於高雄旗津的「嚴禁勒索以肅口務示告碑」，就是在說明官僚體系如何藉著檢查的名義，對靠港船舶上的人員索取賄賂。如果是偷偷上岸，大概就可以免去這樣的麻煩了吧！

總而言之，包括鄭阿興在內，每個偷渡客都有一個鋌而走險的理由。那麼在清代，選擇偷渡的這些人，又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危險呢？

冒險渡海來台：六死三留一回頭

最直接的風險，顯然來自於惡名昭彰的黑水溝。我們都知道古早時代有句俗話，叫「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若你有機會體驗一下臺灣海峽的風浪，你會發現糾結的絕對不只心肝，還包括你的腸胃。我自己曾經從嘉義布袋港坐著中型客輪到澎湖去，那趟旅程裡面，整船的嘔吐聲不絕於耳，十分可怕。現代船舶尚且如此，幾百年前的木造帆船，想必不會舒服到哪裡去。

而如果是偷渡客，處境恐怕只會更慘。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航程裡的波濤洶湧，還得小心偷渡業者的惡意，使自己陷入極危險的境地。比如一種典型的情況：船舶超載。

在攬載偷渡者的「客頭」（某種程度上可以想成現代人蛇集團的「蛇頭」）與船戶而言，他們每出一趟船，就要承擔一次被官府查獲的風險。為了在最少的航次裡面獲得最大的利潤，偷渡船上會擠滿乘客，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了。然而，載重量越大的船隻便越有可能遭遇海難。最近的例子發生在二○一五年，當年的國際新聞經常有一些從北非、西亞航向歐洲的難民船，都是因為嚴重超載而不幸沉沒。這樣看來，即便是海象相對平穩的地中海，也無法讓超載船隻安全渡過。我們可以想見：在兩百多年前的臺灣海峽當中，必然也會有許多坐滿偷渡客的超載船隻，被吞沒在浪濤之中。

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縣志》就曾經提到，當時有一些船體結構脆弱的偷渡船隻，動輒搭載數百名乘客。業者甚至會把這些人全部塞進船艙，還把艙蓋封死，只為了躲避官府的查緝。一旦這樣的船舶碰上海難，這幾百名乘客便只能絕望地在密閉空間裡等待死亡。

更慘的是，偷渡船隻的沉沒，有些時候根本是船家自己搞的鬼。按照雍正年間一個福建官員的說法，有些業者會故意在航行過程當中動手將船隻鑿沉（他們自己則有另外的船舶接應）。反正銀子已經到手，把這些偷渡客送到目的地又得冒著被官府查獲的危險，索性自己動手，葬送整船人命。

此外，清代的其他一些文獻也曾談到偷渡過程當中的其他各種風險。比如有些乘客會被丟包到外海的不知名荒島上坐以待斃，或者是被「放生」在臺灣西部海岸的沙洲上，繼而被淹死於逐漸上漲的潮水之中。看來，在清代當個偷渡客必須承受很大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說，鄭阿興能夠成功抵達臺灣，應該還算是挺受老天眷顧的吧！

踏上臺灣之後，還得避開政府查緝

不過，如果我們回到臺史博所設計的歷史場景裡面，阿興的運氣可能也說不上太好。因為他所乘坐的船舶正在接受官兵的查驗。從現存的清代檔案來看，其實有不少偷渡者曾經被政府按照「私渡關津」的律例，判處了八十下杖刑。偷渡的代價竟是屁股開花，若你是阿興，恐怕也不會樂意接受這樣的結果。

認真說起來，清代偷渡臺灣的移民被官府查獲的比例可能不算太高。康熙末年的臺灣知府周元文便曾說過，從鹿耳門外頭停泊的帆船上換乘小艇、潛入臺灣的偷渡者，真正被抓的「不過千百中之什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整個臺灣西海岸可以滲透的地點實在太多了，官府根本沒法掌握這些偷渡船隻要從哪裡上岸，又該從何查緝呢？

這樣看來，躲在帆船貨艙裡的阿興，可能沒有掌握到偷渡的要訣。要是他能夠從其他一些僻靜的小漁村偷偷上岸，可能就有辦法避開政府的監視了。不過，阿興所面臨的窘況倒也不是完全無解。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清代臺灣的港口，賄賂官僚是很常見的事。在清代的一些文獻裡，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有些軍人自己就當起了偷渡業者，專門幹這種不法勾當。總而言之，只要阿興能夠掏出一點銀子，塞進那些軍爺的手裡，他應該還是有些機會度過最後的難關，為這場危機四伏的偷渡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吧！

在更微小的細節上，我們對鄭阿興的所知實在有限，所能做的推想大約也就僅止於此。不過，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還是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鄭阿興、以及其他偷渡者所經歷的旅行過程。實際上，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我們，祖先們很有可能也像鄭阿興一樣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經歷過種種磨難，才終於能夠在臺灣落地生根。這座島嶼應許了當日的人們對於生存的祈求，也應許了數百年後，你的誕生。

阿興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歷史、你的故事。也許，臺灣島上世世代代的生命繁衍，正是鄭阿興與他的夥伴們曾經殷切想望的美麗未來。

對應課綱

高中：早期移民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

國中：清帝國的統治政策

——本文摘自《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2021 年 6 月，圓神。

• 作者 / 陳永興 

被稱為「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1844 年出生於蘇格蘭，愛伯丁（Aberdin）大學畢業，得到了 M.B 及 C.M 學位，他曾擔任德爾罕精神病院的助理醫官，服務約 7 個月，後來在 1866 年 7 月獲得 M.D 學位。

在高雄行醫5年，奠定「熱帶醫學」基礎

1865 年出身於蘇格蘭的馬雅各來台展開醫療傳道工作，翌年萬巴德受聘為英國海關醫員，被派駐於台灣的打狗（現旗津）。主要業務是診療英籍人士（當時來任職者 16 人），還有協助氣象報告。來台後他也協助馬雅各醫師在旗後所設診所的事務而診治台灣本地病患，1869 年馬雅各醫師再往府城展開醫療工作，在旗後的診所就靠萬醫師維持，直到 1871 年萬醫師轉往廈門為止，診所業務由萬巴德的弟弟萬大衛繼續服務。

萬巴德從 1866 到 1871 年間受聘為打狗（現高雄）海關的醫官，並在旗後醫館服務。在這 5 年期間，他對熱帶地區的地方性疾病特別留意，診療過象皮病、痲瘋病、瘧疾等熱帶地區的疾病。到了 19 世紀末萬巴德將台灣行醫的經驗告訴弟子羅斯（Ross），有一種病會經由蚊子感染，羅斯後來充軍去加爾各答。證實蚊子會傳染瘧疾，後來得了諾貝爾獎。

所以台灣和瘧疾的因緣早在熱帶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萬巴德間接證明蚊子會傳染寄生蟲和病毒疾病，後來隨著人類科學進步逐漸了解許多傳染途徑，包括接觸傳染，如性病；親密接觸的傳染，如痲瘋、天花；空氣、水、病媒蚊的傳染等。

由於他發表了許多論文在當時的西方雜誌上，西方的醫學界才開始重視東方熱帶地區的疾病，這是早期台灣醫療發展與世界醫學接軌的重要線索。萬巴德醫師一生在熱帶醫學的貢獻不勝枚舉。他甚至在 1899 年 10 月 2 日設立倫敦熱帶醫學校，不遺餘力的推動熱帶醫學的研究教育。1913 年英國倫敦舉行之熱帶醫學會時，萬巴德被譽為「熱帶醫學之父」。

由此可見，因為萬巴德的緣故，台灣也成為世界熱帶醫學之發祥地，值得我們台灣醫界引以為榮。

此外，萬巴德在台灣和香港也積極推動醫學教育；從旗後醫館到後來在旗津為了紀念其弟萬大衛醫師而蓋的「Manson Memorial Hospital」都有台灣人士跟隨他們學習現代醫學的紀錄。這之中還有個小插曲：1887 年，中國方面邀請曾在台灣打狗工作 5 年的萬巴德去天津。

曾赴天津操刀，幫李鴻章切除舌根腫瘤

因為當時的中國醫師認為李鴻章舌根長了惡性腫瘤，而萬巴德因為醫術名聲遠播被邀請前往替李鴻章治病，雖然他因為患痛風而行動不便，仍應邀北上開刀治好李鴻章被誤診為癌症的一個膿瘍，且聲名大噪。李鴻章留下名片附以謝函，後來成了萬巴德在香港推行醫學教育的主要贊助人。1887 年萬巴德設立了香港醫學院，這所醫學院就是孫中山先生曾經習醫的學校。

後來孫中山在中國開始鼓吹革命，在海外到處尋求華僑的支援時，在倫敦被清政府逮捕，本來要被清政府抓回中國處置，是透過在香港醫學院的老師康德黎和萬巴德等人加以營救，他才免於劫難，可見萬巴德設立香港醫學院對中國近代革命的重大貢獻。此外，萬巴德在台灣和香港留下的長遠影響更是難以估計，值得後人永遠紀念。

對台灣人來說萬巴德的名字是英文用台語發音而來的中文名字，特別令人覺得親切有感！

——本文摘自《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2021 年 3 月，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