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羅》中的閩客族群，為何當初要冒險偷渡台灣討生活？——《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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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撰文｜吳易珊、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被遺忘的二戰臺灣史

電影《太陽帝國》裡被關押在日軍集中營的英美平民，或許是多數人對戰爭集中營的印象。然而鮮少人知道，二戰期間曾有數百位身處南洋的臺灣人，因為被視為日本人，一夜間失去所有，集體送入集中營拘留。「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研究員，她挖掘集中營筆記、報紙等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臺灣人，試圖填補這段被遺忘的海外臺灣人歷史。

馬來半島大逮捕，臺灣人也成為犧牲者

1941 年，二戰下的歐洲戰局正陷入緊繃膠著。  12 月 8 日這天，戰情驟變！日本突然發動閃電大突襲，揮兵珍珠港及東南亞的馬來半島、菲律賓等地，太平洋瞬息煙硝四起……

當時，東南亞是西方多國的殖民地，包含英國統治的緬甸、印度、馬來半島、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今柬埔寨、越南、寮國），美國掌控的菲律賓。

為了防諜，交戰雙方皆立即展開拘留行動，大肆逮捕「敵國人」。

12 月 8 日馬來半島大逮捕，當地日本人全被召去警察局，一時間砲火隆隆、風聲鶴唳，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的命運。數日後，有些日本人被送往新山（Johor Bahru）監獄，有的被送往聖約翰島，其中也包含不少南洋臺灣人。

前進南洋的臺灣人：工頭、醫師、演藝人員

戰火來得突然，平民向來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但當時為何有這麼多臺灣人身在緬甸、印尼、馬來半島？日治時期，這些臺灣人又為何要千里迢迢到南洋？

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去！如同今日，許多七、八年級生積極前進海外，南洋也是日治臺灣人的夢想航道。為了更好的待遇與發展，不少臺灣人遠赴新加坡、馬來半島，尤其以印尼最多。

在本島，臺灣人的地位遠遠不如日本人，但一到印尼，便能擁有與日本本國人相同的地位。特別是甲午戰爭後，日本人與西方人平起平坐，「臺灣籍民」（日治時期到中國、東南亞的臺灣人之通稱）待遇遠勝當時的清人，吸引許多人到那裡做起小行商，經營茶葉、農林特產、雜貨貿易。

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灣人則大約分成三類。

一類是受聘於日本礦業、橡膠業公司。日本企業雇用大量華人苦力，需要通曉華語與日語的中間人，臺灣人便脫穎而出擔綱工頭、小主管。

第二類則是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他們到南洋開業、從事醫職，為當地華人看病。

另一群臺灣籍民很特殊：演藝人員。由於 19－20 世紀南洋有大量華工，掙錢討生活之餘，也發展出庶民的娛樂生活，不少劇團、俳優、歌仔戲班因而趁勢下南洋，四處行走表演。

大體來說，相較於從事苦力的華人勞工，南洋臺灣人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水平。有些人定居、有些人往返南國與臺灣，根據臺灣總督府的統計，雖然當時最大宗是前往中國，但也有約三千人居住南洋。

亞細亞的孤兒：臺灣人？日本人？福建華人？

為著生活去打拚，臺人的異鄉求生路自然得步步為營。

身為「亞細亞的孤兒」，曖昧複雜的身分彷彿是臺灣人宿命，而南洋又是國族多元之地，因此形成重重「遮罩」。若當地爆發排華衝突，日本身分是隱身的保護網；到了華僑勢力區，臺灣人則轉而隱匿國籍，用福建華人身分交往、做生意。

然而當無情的戰事一起，所有濾鏡保護色全數失效，臺灣人一律被標上日籍身分押入收容所。

這段二戰史過去鮮少被挖掘，即便戰後日本學者投入研究，他們也不太提及臺灣人。中研院研究員鍾淑敏蒐集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當事人，包含被送到印度的新馬臺灣人、被送到澳洲的印尼臺灣人，努力拼組這段消逝模糊的過去。

其中，有兩份關鍵資料提供了重要線索。

日本「三五公司」技師小林博，以跟火柴頭一樣小的字，在暗夜中足足寫成了 8 本筆記！藉著原為牙醫的日本人本間清的掩護協助，用齒模封住小冊子，秘密帶出集中營。小林博製作的拘留者名冊，記下名單、被捕處、在臺灣的居住地，成為研究集中營臺灣人的關鍵史料。

另一份重要資料，則是 1966 年發行的報紙《インドワラ通信》，刊載了臺、日被拘留者的投書回憶。

一夜落難，顛簸送往印度、澳洲集中營

鍾淑敏研究發現，監禁南洋日本人的集中營主要在兩處。

馬來半島的日本與臺灣人，被送到印度；在印尼、婆羅洲等地者，則被跨洋帶到更遠的澳洲。一夜之間，他們失去所有家產，惶惶然被押上不知開往何處的船，命運未卜。多數人直到 1946 年中，才得以離開集中營。

路途上，士兵持槍監視，大批日籍俘虜被迫擠困在酷熱船艙，超過 3 天沒有任何食物，輾轉送到印度德里留置。在印度 Purana Qila 的帳篷集中營裡，因為衛生差、沒有乾淨用水，瘧疾、赤痢、傷寒都是致命威脅，當地白日酷熱、夜裡降溫，多數俘虜倉皇間被捕，缺少禦寒衣物，不少體弱者最終支撐不住、魂斷異鄉。

兩千多位俘虜中，包括 182 位在新馬被逮捕的臺灣人。

因為殖民地關係，這些臺灣人被歸入日本籍，不幸落難成為階下囚。

曙光乍現：衣食無虞的自治社區

1943 年，苦難終於有了轉機！

拘留者陸續被送到綠洲城市代沃里（ Deoli），脫離粗陋的帳篷，遷入磚瓦房舍。收容所內設有廚房、浴場、運動場，衛生與醫療設備完善，拘留者依照小家庭、大家族、單身女性、單身男性，井然有序地安排在不同舍區。

除了限制外出自由，收容所生活幾乎就像自治小社區。

每日，監管員早晚點名，其餘時間可自行活動，例如種菜、裁縫，收容所不會強制勞動。日日困守營內盼不到自由，拘留者便自行組織炊事班、園藝部，舉辦相撲大會、放電影、打網球，讓監禁的生活不至於茫茫無望。

作息好克服，家鄉口味卻總教人難以割捨，俘虜學著用豆類配給品，改造成日本人習慣的味噌和豆腐；被關在澳洲的拘留者則更挑戰，得從台菜、日式料理，改吃起牛肉與起司。但無論如何，在戰時能有充足的一日兩餐，已算得上珍貴幸福。

集中營裡的兒童：學習「成為日本人」

歷經半個世紀，當年被監禁的臺灣人大半凋零，多數受訪者是童年隨家人被送入，這也讓鍾淑敏採集到兒時視角的集中營回憶。

戰後的西方電影、回憶錄，常描述日軍集中營受虐的悲慘際遇，相較於此，英軍集中營大體相當人道，更像是現代化的監獄。這些在收容所長大的受訪者回憶，裡頭設有福利社、發送救濟品；印度收容所每月發零用金，由日本政府出錢；澳洲集中營裡甚至還提供郵購型錄！

孩子們不懂紛亂時勢，吃得飽、睡得暖、全家一起生活，好似沒有太多戰爭創傷。集中營宛如超大型防空洞，意外阻隔了外頭的烽火衝突。

只是，盟軍贏一局，日軍攻一城，無人知道何時能終戰，孩童教育成為另一道難題。於是拘留者便在集中營內自組學校，手編教材、開辦小學堂，自己的孩子自己教，

這段集中營的生活，卻意外讓臺灣人學習「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移居南洋的第二、第三代，原本幾乎沒有接觸過日本文化。但身在印度集中營，這些孩子寫日文、唱頌揚大和魂的校歌、遙拜皇居、過日本節慶，反倒經歷了「皇民化」歷程。

活過戰亂，卻喪命於自由來到之前

近 5 年的集中營看似平靜無波、避開烽火，但難以預料的是，死神卻在戰爭結束後現身。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遠在印度集中營內的拘留者，並沒有同步接收訊息。儘管各國官員前來說明，許多日人仍拒絕相信，「這絕對是假新聞！」他們懷疑廣播、報紙的真實性，甚至大罵前來解釋的日本大使是冒牌貨。

在強烈兩極的氣氛下，分裂成「（日本）戰勝組」與「（日本）戰敗組」，衝突不斷。部分戰勝組開始暴力制裁「不相信國家者」、攻擊守衛，情勢越演越烈，結果引發了「二二六事件」── 印度政府下令朝集中營發砲射擊，17 人不幸死亡。

走過戰火歲月，卻喪命於獲取自由的前夕。或許正是因為收容所看似遠離戰火，但他們仍活在充滿不確定的恐懼，以及被迫與外界隔離的不安之中，最終釀成悲劇。

大歷史中被翻弄的小人物

有人死於拘禁路途，有人不幸在集中營遇難，戰後倖存的臺灣人又落腳何方？

鍾淑敏提到，一位受訪者的家族經歷余清芳事件後，深惡日本政權，遠走印尼謀生，後來全家被送入澳洲集中營。家族只讓小孩讀華文、英文，拒絕念日語課程。戰爭結束，他們非常擔心被送往日本，甚至拒絕遣返，最後被澳洲軍人強架著上船，直到落地臺灣才終於鬆口氣。

這份倉皇恐懼，流露出大時代下臺灣人的無奈。

二戰後，臺灣再度成為「國際孤兒」，不再歸屬日本，盟軍也不承認國民政府立即有管轄權，多數臺灣人被遣送回臺灣。然而，許多人早已在南洋落地生根好幾代，卻毫無選擇自由，生生與當地親人分離。即便歷經萬難重返，努力經營的家園、產業也化為烏有。

臺灣人的身分一直很尷尬，從來都不能自己選擇。

長年研究二戰臺灣史的鍾淑敏，感觸良多。

臺灣籍民看似擺盪日人與華人之間得利，實則不斷被世界大局所翻弄。正如同臺灣自身，在頻頻更迭的政權統治下，身不由己被強權決定命運。

這也正是鍾淑敏投入研究的初衷。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歷史經常被忽略，一方面臺灣人鮮少自我書寫，留下的資料很少；更迭的政權好似也多了鴻溝禁忌，老人家避談自己的故事，子孫也無從理解家族史。

然而沒有人挖掘，回顧這段歷史時，便缺少屬於臺灣視角的史觀。

我們個人或家族的歷史，都是臺灣的歷史，也是這個時代的一部分。

鍾淑敏由衷地說：「我希望透過研究填補那一段空白，但我更期待，臺灣人能發掘自己的歷史。只要你願意記下、說出家族的故事，就能幫助往後填補失落的臺灣記憶。」

延伸閱讀

•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 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臺灣史研究》24:3 ，2017
• 鍾淑敏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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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許伯瑜｜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學士研究所碩士

學生們分散於校園各處，各自手持畫筆，視線來回於眼前的風景與畫紙上，仔細描摹、討論著。在那個沒有美術館或美術專門學校的日治時期臺灣裡，學校中一週僅僅幾個小時的繪圖課，是臺籍孩童們極少可以接觸到繪畫的時刻。然而，誰能想到，課堂裡短暫卻有趣的時光，卻在某些學生的生命中刻下了深刻的印痕，進而培養出一群，刻畫出臺灣歷史的藝術家們。

臺灣美術展覽會的開辦

一九二七年，在石川欽一郎、鄉原古統、鹽月桃甫與木下靜涯等日籍畫家、教師與民間美術愛好者的推動下，促使臺灣教育會開辦了全島第一個大型美術展覽—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高舉著「提高島內美術水準」的大旗，在為臺灣總督府宣揚文化與教育政策的同時，也為臺灣美術史掀起了另一段篇章。同一年，臺灣島上的藝術家們也各自磨「筆」霍霍，如火如荼準備著……

大稻埕，郭雪湖穿過熱鬧的大街，踏進熟悉的畫館，見到師父蔡雪溪時難掩喜悅之情。十八歲的郭雪湖自出師離開雪溪畫館，不到兩年的時間，他所經營的「補石廬」來客不絕，為人繪製觀音彩的工作馬不停歇。儘管出師的他早已自立門戶，但還是和雪溪畫館與師兄弟們維持著良好的關係。

無意間，他聽到師父蔡雪溪聊及近日受到總督府文教局的邀請，出席臺展。離開畫館後，他漫步於熟悉的大稻埕的街上，難掩興奮之情，暗自思忖著：是否該參賽？又有什麼可以作為好畫題呢？

臺灣美術展覽會，是以日本國內的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為基礎規畫而成。仿效帝展的制度，第一屆臺展公布了徵選類別，有東洋畫、西洋畫兩部門。西洋畫是指油彩、水彩等西式繪畫技法；東洋畫則是含括了傳統水墨與日本畫。如此大規模舉辦美術展覽會，入選或獲得臺展獎項的人，勢必會受到社會與藝術圈人士肯定。

聽到這消息而振奮的不僅是郭雪湖而已。甫完成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三年的學業返臺，任教於臺南長老教會中學校（今長榮高級中學）的廖繼春，想起去年同級的好友陳澄波入選帝展的風光，也不禁躍躍欲試。

就這樣，除了郭雪湖與廖繼春等藝術領域的新秀，島內畫家從臺籍到日籍、基隆到屏東、男性到女性、油畫到水墨、年輕學子到資深前輩，他們各懷心思，使盡渾身解數，想要在這場賽事中脫穎而出。再加上政府當局與媒體的大肆報導，在臺展開幕前，報章雜誌連日為島內的名畫家與畫室進行系列專訪，報導名家們構思作品的心得和對臺展成立的感想和展望，看來勢必將有一番苦鬥的局面。

入選臺展的不二法門：「寫生」與「地方色」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臺展官方對外發表了審查結果，而這審查結果卻為鼓譟多時的臺灣藝壇再次掀起風波。令所有人驚訝的是，東洋畫部裡，當初那些活躍於報章雜誌中的名家們幾乎全軍覆沒。取而代之的，是三位籍籍無名，皆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入選：林玉山（時名「林英貴」）的〈大南門〉〈水牛〉，陳進的〈姿〉〈けし（罌粟花）〉〈朝〉，與郭雪湖的〈松壑飛泉〉。他們，也成了後來眾人口中的「臺展三少年」。

樺山小學校內，郭雪湖看著自己的作品雀屏中選並展示於其中，十分開心卻也感到意外。想不到當初受邀參加籌備會議的師父蔡雪溪與其他名家皆未入選，畫壇許多藝術家也認為這個結果不公，紛紛投書報章雜誌表達抗議，甚至欲積極籌備「落選展」讓眾多人一睹落選的名家作品。

然而，郭雪湖的作品又為何可以得到評審的青睞？讓我們試著分析：〈松壑飛泉〉一作乍看與傳統水墨畫中描繪的景色無異。畫面分為近、中、遠三景，遠景以高聳山林群繞，山壑間亦有飛瀑留下，以留白營造水氣氤氳。中、近景則有松林長於谷間，潺潺流水於其間流過……

且慢，從其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構圖上，此作放棄傳統水墨中的「高遠」、「深遠」的多視點構圖，縮短了長寬比之「長」。而山石描繪卻特別表現物體肌理，刻意凸顯物體明暗的效果，呈現出強烈的「寫生」意味，被普遍認為是受評審青睞的主因。

「寫生」的概念是在日本殖民臺灣後所引進的新式美術教育，有別於傳統學習水墨畫的臨摹。當時評審員甚至指出，所有因襲傳統繪畫，毫無創意的、臨摹之作品是難以入選的。由此我們可了解「寫生」這一概念的重要，是搶下入選臺展門票的不二法門之一。至於另外一個不二法門，則是臺展所強調的「地方色」。

於是美術展新成，可為本島文化興隆取資之助。顧本島有天候地理一種特色，美術為環境之反應，亦自存特色固不得言……

總督上山滿之進在首屆臺展的開幕會上，對著與會來賓如此說道時，似乎也為臺展日後的走向定了調。如何呈現「本島天候地理之特色」，成了藝術家們共同的課題。如何展現臺灣島上的特色？臺灣的山川風景、人物形象（原住民、客家人、漢人）、民間習俗、傳統信仰，這些極富「臺灣味」的元素，紛紛成為「地方色」的入畫題材。

臺展入選名單公布之後，眾人們關注於東洋畫部的紛紛擾擾，似乎忽略了西洋畫部的捷報。許多臺籍藝術家入選，於此之中，廖繼春以〈靜物〉與〈裸女〉兩幅作品入選，〈靜物〉一作甚至還贏得了特選。無論是水果靜物，或是豐腴的女性身軀，作品中的寫實描繪在在展現了其扎實的技法。

除了廖繼春，先前入選帝展的同學陳澄波也於這次比賽中脫穎而出，他們於東京美校的學弟陳植棋也一同獲得了特選的殊榮。無論對入選的藝術家們或廖繼春個人而言，入選臺展確實是一個肯定，對他們的藝術生涯也是一個好的開始。翌年的帝展中，便可見到這群留日青年藝術家的佳績：廖繼春以描繪老家的作品〈有香蕉樹的庭院〉初登帝展，加上陳澄波與陳植棋的作品紛紛入選，這些藝術家們以臺灣風光入畫，描寫南國景色的作品，也同時引起東京畫壇的注目。

從「臺府展」到「省展」

一九四五年，當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告戰爭結束時，臺灣的藝術家們也如同一般民眾，面對回歸中華民族而感到狂喜。藝術家與許多社會菁英對新政府懷抱著希望與期待，並熱中參與公共事務。然而，戰後經濟的凋敝與困頓，卻使得畫家們有著壯志難伸的感慨。正當眾藝術家困擾之時，一位音樂家的介入，意外促成了日後的「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這個音樂家，就是當時的臺灣省交響樂團團長，也是少將參議的蔡繼焜。

蔡繼焜於一次拜訪楊三郎夫婦的機遇中，聽著楊三郎之妻許玉燕娓娓道來日治時期臺灣藝術的蓬勃發展，大為所動，更認同應該設法恢復「官展」的想法。他向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引薦楊三郎，獲得贊同，賦予楊三郎和郭雪湖「文化諮議」的頭銜，開始籌辦全省美展。

一想到戰後沉寂的畫壇又可恢復生機，楊三郎大為振奮，立刻開始籌備委員會。這些委員們不但沒有支領薪水，甚至還親力親為打點作品徵集與展覽的各種事務。林玉山、陳進、郭雪湖、廖繼春、顏水龍、陳澄波等日治時期從「臺展」、「府展」、「帝展」等官展體系發跡的藝術家們，在省展中也躍升為評審委員，見證了藝壇的更替。

文化認同的新想像與衝突

誰料世事無常，一九四七年初，二二八事件震撼全臺，時任省展審查員與嘉義市議會參議員的陳澄波也命喪槍下。同年十月的省展仍有三幅風景作品以陳澄波的名義提出，只不過在作者介紹的欄位中，卻只留下了「前任審查員（故）」的字樣。對比同屆展出李石樵的〈建設〉描繪本省、外省共同打拚的精神，讓人不勝唏噓。

儘管歷經政治上的動盪，許多在日治時期受過美術訓練的臺灣人，依然期望運用自我專業來刻畫時代的印記。然而，由於前後兩政權都透過文化治理來鞏固自身政權，臺灣人民原先試著「成為日本人」，後又轉為「成為一個中國人」，讓臺灣人的身心狀態經歷了相當程度的掙扎。在中華民國政府有意去除日本殖民色彩的影響下，許多前輩們背負上「奴」、「毒」的罪名，歷經了二二八事件，社會長期以來各種不公平的現象終究被凸顯了出來，也為日後的藝壇掀起了風波。

新政權的更迭為臺灣帶來大批移民，也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與習俗。於此同時，亦有藝術家如溥心畬、黃君璧、張大千等人先後來臺，為臺灣藝壇注入多元色彩。許多傳統水墨畫家渡海來臺，在當權者「去日本化」的政策下成為中華正統（國畫）的象徵，也維繫著中華民國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化。然而，如此巨大的轉變，也為未來「正統國畫」之論爭埋下了種子，與從日治時期以來，以寫生、創新的郭雪湖、林玉山等膠彩畫家，掀起了激烈的辯論。

從過往到現在，各種官辦美術展覽不僅僅是藝術家們發光發熱的舞臺，亦是政府宣揚文化政策的重要媒介，然而展覽會中呈現出來的「美」究竟帶有什麼樣的歷史脈絡，就留給觀者自行想像了。

對應課綱

高中：從傳統到現代的文學與藝術
國中：新舊文化的衝突與在地社會的調適

——本文摘自《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2021 年 6 月，圓神。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林庭葦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羅妹號、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觀點

1867 年，一艘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南臺灣海域觸礁，船員上岸後遭原住民殺害遇難。此後數年間，清兵、美艦、日軍先後兵臨恆春半島，台灣捲入詭譎莫測的國際政治角力，福爾摩沙的命運就此改變。然而眾多史料中，事件主角原住民族始終作為被書寫者，而非發言者。「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素秋副研究員，她運用「舊社考古學」研究方法，重新以原住民的視角理解過去。

19 世紀原住民簽訂的第一個外交條約

1869 年 2 月 28 日早上，恆春半島上的射麻裡社正舉行著一場熱鬧的盛宴。

宴會主人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既是豬朥束社頭目、同時也是斯卡羅族部落聯盟的大股頭人。席上嘉賓，則有美國駐清國廈門的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以及擔任通譯的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等西方人。恆春半島與原住民往來密切的漢人聚落射寮，也以頭人綿仔為代表。

宴席上佳餚美酒，不過所有人都清楚，這是一場充滿「政治意味」的外交儀式。卓杞篤以瑯嶠十八社大頭目身分，運用部落的傳統儀式接待外賓，一方面鞏固自己在部族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正式確立先前他與李仙得議定的「南岬之盟」：承諾保護漂流至該地的歐美人安全。^[註一]

這場外交談判的源頭，來自一場關鍵的歷史船難「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事件，美軍艦隊進攻南台灣

時間回到兩年前。1867 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遭遇風暴觸礁，十數名船員在墾丁一帶上岸後被視為入侵者，遭到排灣族龜仔律社原住民殺害。

事發後，美國領事李仙得疾聲要求清廷懲凶，但清廷卻消極表示「生番」不在清國統治範圍，無力處理。美國於是下令出兵討伐，直指福爾摩沙！然而，這場滿懷帝國傲氣的報復性遠征，卻意外慘澹收場。

1867 年 6 月，美國巡洋艦隊浩浩蕩蕩進攻，但登陸後慘遭龜仔律社伏擊，大敗而歸。最終，在必麒麟的居中牽線下，李仙得與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了「南岬之盟」，那場匯集了恆春各方勢力、相當「國際化」且族群多元的外交場合，也被紀錄在李仙得的台灣踏查手稿。

為何在船堅砲利的西方強權面前，部落族人能夠擊退美國艦隊的征伐、與美方代表平起平坐談判？李仙得手稿不曾詳述的側面，考古學或許能提供新的解釋觀點。

斯卡羅：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

懂文字的人，就掌握了話語權。

訪談一開始，中研院郭素秋副研究員開宗明義地點出「歷史書寫」的特權。「原住民沒有文字，文字是殖民政權或現代政府介入後，把原有的族語文字化。」但沒有文字並不意味封閉、無知。

「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也有極佳學習外來文化的能力與智慧。」許多人對部落的想像，是原始、邊緣且落後未開化，然而從「南岬之盟」等歷史事件就能看到，原住民擁有極高的適應力與政治手腕。而他們能伺機觀察外國船隻、運用地利突襲美軍艦隊，顯然對外來文化、武裝都不陌生。

郭素秋強調：「他們沒有文字，所以失去了發語權。即使作為事件的主角，但因為史料不是由他們書寫，而是來自外國人的視角，就會有偏頗性。所以我一直強調需要透過不同材料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單一史料的價值觀來詮釋歷史。」

恆春地區古稱「瑯嶠」，自古即有眾多族群在此匯聚。當地原以排灣族為主，後來東海岸知本的卑南族人南遷此地，自稱「斯卡羅」，包含豬朥束、射麻里、龍鑾、貓仔四個番社，荷蘭時期的文獻便已留下記載。

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一度成為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對於當地排灣、閩南以及粵籍客家聚落皆有相當影響力，轄下的排灣、斯卡羅等十八個番社被統稱為「瑯嶠十八社」，形成一個跨族群的鬆散酋邦。羅妹號事件當時，斯卡羅四大家系之首「豬朥束社」位階最高，頭目卓杞篤被視為「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

郭素秋談到，解讀羅妹號、牡丹社等衝擊原住民的重大歷史事件，必須從十九世紀台灣與風起雲湧的國際勢力競逐來理解。

1860 年台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一方面，南台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台灣的例子。

瑯嶠原住民有多強大？社頂遺址發現大量「舶來品」！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台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郭素秋進一步做考證。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台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律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律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律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台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台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台「參一腳」。

牡丹社事件，日本籌畫三年一舉進攻

回到局勢詭譎的十九世紀，海風瞬息萬變，恆春半島與外來勢力的牽扯，也並未隨著合約簽訂而結束。

1871 年，距離「南岬之盟」不到五年，一艘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在恆春半島遇難，五十四位琉球船民上岸後，因為文化衝突遭到高士佛社殺害。事發三年，日本高舉懲凶大旗，兵分三路深入山區擊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部族，史稱「牡丹社事件」。

因為有美軍慘敗的前車之鑑，日本雖「故技重施」，但更為周全縝密。不僅花費三年籌畫，還找了熟悉瑯嶠各社、地形、清國統治實力的李仙得作軍事顧問，成功攻下瑯嶠地區。這次征戰也是明治維新後日本首度出兵海外，展示初露的帝國野心。

「事件後三年才出兵，日本人已經能畫出一張非常精準的地圖，背後當然有政治目的。」郭素秋將 1874 年日軍繪製的古地圖與今日地圖套疊後，幾乎相差不遠。她分析日本成功控制恆春半島的關鍵，「牡丹社是當時最強大的番社，把牡丹社拿下來，其他部族自然就臣服。再加上李仙得引導，所以日本人對當地局勢非常清楚。」

被遺忘的 Linivuan 舊社

牡丹社事件對台灣的命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清國開始積極治理、開山撫番，可說是歷史科的「必考題」。那麼，還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高士佛社被攻下，之後發生什麼事？族人全部逃難遷走，那裡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十幾年前我訪談的耆老過世後，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 Linivuan （日軍進攻時的部落之地）在哪。」郭素秋感慨地說。

1874 年，高士佛社遭到日軍攻擊焚毀後，部落族人只得逃離舊社、輾轉遷徙到今日的居住地；當年逃離的舊社，確切位置逐漸被族人遺忘，只留下 Linivuan 這個名字。

為了找出舊社位置，郭素秋以「舊社考古學」方法多方比對，透過高士社耆老李金水、華阿財的口述，以及日軍發兵前繪製的「石門竹社楓港ノ三道攻擊要圖」交叉對照，終於判斷出 Linivuan 舊社應位於高士佛山東南側。這個考古發現，扭轉了過去研究者僅透過文獻史料造成的誤判！

「舊社考古學」（methodology of archaeology of abandoned village site），就是從現生部落往前追溯他們遷徙前的舊社，重回現場進行考古學研究。配合文獻、考古文物和口傳歷史，建構舊社生活的具體圖像，並進一步確認遺址與現生族群的關係。

舊社考古學為何重要？郭素秋強調，文字留下的歷史常來自各方建構。從考古、出土文物考據，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側面。

各方歷史文獻有漢人觀點、日本人觀點、西方人觀點，唯獨缺少事件當下的在地觀點。史料必須與考古學對話，才能減少對歷史時空的考據偏誤。

尤其部落常有不同遷徙歷程，僅透過歷史文獻研究有時便可能失真。舉例來說，先前的研究者繪製日軍攻擊地圖時，取用高士社晚近的地點，誤標了關鍵的高士佛社、竹社位置，因此畫出來的進攻路線便有誤差。

舊社考古，重回原住民觀點

「現今如果要對牡丹社事件提供新的理解，下一步就是回到 Linivuan 做考古研究，看看地底下有什麼樣的訊息，這是一個解決史料困境的方法。」郭素秋說。

舊社考古學便是試圖回到事件的當場，透過地層的無字天書，讓沒有文字的人發聲。

找出舊社位址，考古學者才有機會從一層一層的地表、地層深入發掘，更貼近數百年前的場景，勾勒部落當時的日常生活樣態。郭素秋有感而發地說：「考古不光只是研究『史前』，在歷史時期、重要事件，也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增加新的資料、新的思考視點。」

一系列社頂遺址及 Linivuan 舊社的考察，我們宛如通往十九世紀末恆春半島的蟲洞，依稀見識當年排灣族人的生活輪廓。結束這場「穿越時空之旅」，郭素秋如此總結自己長年的研究關懷：「我們怎麼透過考古理解舊社、和史料對話，把發言權拉回原住民這邊，放到舞台中間寫歷史，這便是考古學可以努力做的事！」

註解

• 註一：開頭場景參考文獻：曾明德，〈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1874）〉，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

延伸閱讀

• 郭素秋，〈從羅妹號事件到南岬之盟：誰的衝突？誰的和解？〉，《原住民族文獻》41期，2019
• 郭素秋，〈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視點──1871 年事件的發生〉，《古今論衡》35 期，2020
• 郭素秋，〈現生族群的溯源研究──以來義舊社為例〉，《從史前到歷史－臺灣東半部的文化樣相》，中央研究院，2020
• 郭素秋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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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韋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你去過臺南的臺灣歷史博物館嗎？在該館的常設展當中，有一座十八世紀中國帆船的模型，呈現了清代前期華南沿海地區與臺灣之間的航運往來，格外引人注目。帆船的甲板上，除了能夠看到渡海來臺的旅客，還有許多水手忙著裝卸貨物。有趣的是，船尾的貨艙處，幾名偷渡客正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向外張望。其中一個蓄著落腮鬍的年輕人，微微蹙起的眉眼，顯露了心裡的疑懼與不安。大概因為表情太生動的緣故，他經常出現在遊客的相機鏡頭裡面，相當受歡迎呢！

在臺史博所建構的歷史場景當中，這個名叫「鄭阿興」的角色，其實反映了清代前期漢人群體移民臺灣的偷渡風氣。大清國統治臺灣的時候，曾有所謂的「渡臺禁令」，針對來臺移民設計了許多條件限制。條件不符的人，只能偷偷摸摸地乘坐帆船，試圖躲開官府的查緝。

躲在貨艙裡的鄭阿興，顯然也是偷渡客群體裡的一員。但他究竟違反了哪一條規定，而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現在甲板上呢？在偷渡的旅程當中，他可能遭遇到哪些危難？而在離開這艘帆船之後，等在他面前的，又會是怎麼樣的未來呢？

離開故鄉的理由：中國原鄉條件更差

在討論鄭阿興的渡臺之旅以前，我們不妨先想想他離開家鄉的緣由。有句古話叫作「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意思大約是說，傳統農業社會裡，人們多半長久居住在一個地方，不會輕易搬遷。雖然如此，中國歷史上還是經常出現一些大規模的移民潮。許多時候，這些移民是因為原來居住的地方發生了戰亂或災荒，生存條件變得糟糕了，只好跑去別的地方尋找謀生機會。

用地理概念來說，這就是原鄉環境的「推力」，把老百姓推出了自己的家，十八世紀以後渡海來臺的移民潮正是如此。那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但這些省分的可耕地嚴重不足，於是，像鄭阿興這樣的年輕勞動力只能向外移動。而在當時，許多人共同選擇的落腳處，就是仍有大片土地亟待開墾的臺灣。

話又說回來，鄭阿興為什麼不能像個普通旅客一樣，在船隻靠港以後就走下船掏出證明文件，大大方方地接受官府的查驗呢？

答案很可能是：他的籍貫出了問題。在臺史博的故事設定裡面，鄭阿興出生在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潮州。然而，根據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說法，「渡臺禁令」的其中一項規定便是禁止潮州（以及鄰近的惠州）人前往臺灣。清政府的想法是：潮州、惠州一帶是海盜集團經常出沒的地方，如果海盜們聚集在臺灣島上，搞不好又要出亂子。實際上，清代前期的臺灣統治，確實一直著重在「防範」而非「治理」，會有這樣的考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除了籍貫問題，出現在貨艙裡的其他偷渡客也可能有種種不得已的苦衷。比如「渡臺禁令」裡面還規定老百姓不准攜家帶眷到臺灣定居，這可能說明了鄭阿興躲藏的貨艙裡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年輕女性。此外，想要循正常管道渡海來臺的人，還得申請證明文件（所謂「照單」）。要是沒有向政府請領到這些文件，也就只能選擇搭乘偷渡船隻了。

還有一種風險，是普通帆船的乘客在港口邊可能得面對官吏的勒索——在清代臺灣，這是十分尋常的一種腐敗風氣。實際上，館方在這個歷史場景裡，也復刻了一塊實際存在於高雄旗津的「嚴禁勒索以肅口務示告碑」，就是在說明官僚體系如何藉著檢查的名義，對靠港船舶上的人員索取賄賂。如果是偷偷上岸，大概就可以免去這樣的麻煩了吧！

總而言之，包括鄭阿興在內，每個偷渡客都有一個鋌而走險的理由。那麼在清代，選擇偷渡的這些人，又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危險呢？

冒險渡海來台：六死三留一回頭

最直接的風險，顯然來自於惡名昭彰的黑水溝。我們都知道古早時代有句俗話，叫「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若你有機會體驗一下臺灣海峽的風浪，你會發現糾結的絕對不只心肝，還包括你的腸胃。我自己曾經從嘉義布袋港坐著中型客輪到澎湖去，那趟旅程裡面，整船的嘔吐聲不絕於耳，十分可怕。現代船舶尚且如此，幾百年前的木造帆船，想必不會舒服到哪裡去。

而如果是偷渡客，處境恐怕只會更慘。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航程裡的波濤洶湧，還得小心偷渡業者的惡意，使自己陷入極危險的境地。比如一種典型的情況：船舶超載。

在攬載偷渡者的「客頭」（某種程度上可以想成現代人蛇集團的「蛇頭」）與船戶而言，他們每出一趟船，就要承擔一次被官府查獲的風險。為了在最少的航次裡面獲得最大的利潤，偷渡船上會擠滿乘客，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了。然而，載重量越大的船隻便越有可能遭遇海難。最近的例子發生在二○一五年，當年的國際新聞經常有一些從北非、西亞航向歐洲的難民船，都是因為嚴重超載而不幸沉沒。這樣看來，即便是海象相對平穩的地中海，也無法讓超載船隻安全渡過。我們可以想見：在兩百多年前的臺灣海峽當中，必然也會有許多坐滿偷渡客的超載船隻，被吞沒在浪濤之中。

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縣志》就曾經提到，當時有一些船體結構脆弱的偷渡船隻，動輒搭載數百名乘客。業者甚至會把這些人全部塞進船艙，還把艙蓋封死，只為了躲避官府的查緝。一旦這樣的船舶碰上海難，這幾百名乘客便只能絕望地在密閉空間裡等待死亡。

更慘的是，偷渡船隻的沉沒，有些時候根本是船家自己搞的鬼。按照雍正年間一個福建官員的說法，有些業者會故意在航行過程當中動手將船隻鑿沉（他們自己則有另外的船舶接應）。反正銀子已經到手，把這些偷渡客送到目的地又得冒著被官府查獲的危險，索性自己動手，葬送整船人命。

此外，清代的其他一些文獻也曾談到偷渡過程當中的其他各種風險。比如有些乘客會被丟包到外海的不知名荒島上坐以待斃，或者是被「放生」在臺灣西部海岸的沙洲上，繼而被淹死於逐漸上漲的潮水之中。看來，在清代當個偷渡客必須承受很大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說，鄭阿興能夠成功抵達臺灣，應該還算是挺受老天眷顧的吧！

踏上臺灣之後，還得避開政府查緝

不過，如果我們回到臺史博所設計的歷史場景裡面，阿興的運氣可能也說不上太好。因為他所乘坐的船舶正在接受官兵的查驗。從現存的清代檔案來看，其實有不少偷渡者曾經被政府按照「私渡關津」的律例，判處了八十下杖刑。偷渡的代價竟是屁股開花，若你是阿興，恐怕也不會樂意接受這樣的結果。

認真說起來，清代偷渡臺灣的移民被官府查獲的比例可能不算太高。康熙末年的臺灣知府周元文便曾說過，從鹿耳門外頭停泊的帆船上換乘小艇、潛入臺灣的偷渡者，真正被抓的「不過千百中之什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整個臺灣西海岸可以滲透的地點實在太多了，官府根本沒法掌握這些偷渡船隻要從哪裡上岸，又該從何查緝呢？

這樣看來，躲在帆船貨艙裡的阿興，可能沒有掌握到偷渡的要訣。要是他能夠從其他一些僻靜的小漁村偷偷上岸，可能就有辦法避開政府的監視了。不過，阿興所面臨的窘況倒也不是完全無解。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清代臺灣的港口，賄賂官僚是很常見的事。在清代的一些文獻裡，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有些軍人自己就當起了偷渡業者，專門幹這種不法勾當。總而言之，只要阿興能夠掏出一點銀子，塞進那些軍爺的手裡，他應該還是有些機會度過最後的難關，為這場危機四伏的偷渡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吧！

在更微小的細節上，我們對鄭阿興的所知實在有限，所能做的推想大約也就僅止於此。不過，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還是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鄭阿興、以及其他偷渡者所經歷的旅行過程。實際上，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我們，祖先們很有可能也像鄭阿興一樣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經歷過種種磨難，才終於能夠在臺灣落地生根。這座島嶼應許了當日的人們對於生存的祈求，也應許了數百年後，你的誕生。

阿興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歷史、你的故事。也許，臺灣島上世世代代的生命繁衍，正是鄭阿興與他的夥伴們曾經殷切想望的美麗未來。

對應課綱

高中：早期移民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

國中：清帝國的統治政策

——本文摘自《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2021 年 6 月，圓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