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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了國旗又怎樣!日治時期的臺籍藝術家們——《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

圓神出版‧書是活的_96
・2021/09/04 ・4429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故事Story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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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許伯瑜|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學士研究所碩士

學生們分散於校園各處,各自手持畫筆,視線來回於眼前的風景與畫紙上,仔細描摹、討論著。在那個沒有美術館或美術專門學校的日治時期臺灣裡,學校中一週僅僅幾個小時的繪圖課,是臺籍孩童們極少可以接觸到繪畫的時刻。然而,誰能想到,課堂裡短暫卻有趣的時光,卻在某些學生的生命中刻下了深刻的印痕,進而培養出一群,刻畫出臺灣歷史的藝術家們。

臺灣美術展覽會的開辦

一九二七年,在石川欽一郎、鄉原古統、鹽月桃甫與木下靜涯等日籍畫家、教師與民間美術愛好者的推動下,促使臺灣教育會開辦了全島第一個大型美術展覽—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高舉著「提高島內美術水準」的大旗,在為臺灣總督府宣揚文化與教育政策的同時,也為臺灣美術史掀起了另一段篇章。同一年,臺灣島上的藝術家們也各自磨「筆」霍霍,如火如荼準備著……

大稻埕,郭雪湖穿過熱鬧的大街,踏進熟悉的畫館,見到師父蔡雪溪時難掩喜悅之情。十八歲的郭雪湖自出師離開雪溪畫館,不到兩年的時間,他所經營的「補石廬」來客不絕,為人繪製觀音彩的工作馬不停歇。儘管出師的他早已自立門戶,但還是和雪溪畫館與師兄弟們維持著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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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間,他聽到師父蔡雪溪聊及近日受到總督府文教局的邀請,出席臺展。離開畫館後,他漫步於熟悉的大稻埕的街上,難掩興奮之情,暗自思忖著:是否該參賽?又有什麼可以作為好畫題呢?

臺灣美術展覽會,是以日本國內的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為基礎規畫而成。仿效帝展的制度,第一屆臺展公布了徵選類別,有東洋畫、西洋畫兩部門。西洋畫是指油彩、水彩等西式繪畫技法;東洋畫則是含括了傳統水墨與日本畫。如此大規模舉辦美術展覽會,入選或獲得臺展獎項的人,勢必會受到社會與藝術圈人士肯定。

聽到這消息而振奮的不僅是郭雪湖而已。甫完成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三年的學業返臺,任教於臺南長老教會中學校(今長榮高級中學)的廖繼春,想起去年同級的好友陳澄波入選帝展的風光,也不禁躍躍欲試。

陳澄波〈玉山積雪〉,1947。圖/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圓神出版社提供

就這樣,除了郭雪湖與廖繼春等藝術領域的新秀,島內畫家從臺籍到日籍、基隆到屏東、男性到女性、油畫到水墨、年輕學子到資深前輩,他們各懷心思,使盡渾身解數,想要在這場賽事中脫穎而出。再加上政府當局與媒體的大肆報導,在臺展開幕前,報章雜誌連日為島內的名畫家與畫室進行系列專訪,報導名家們構思作品的心得和對臺展成立的感想和展望,看來勢必將有一番苦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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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臺展的不二法門:「寫生」與「地方色」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臺展官方對外發表了審查結果,而這審查結果卻為鼓譟多時的臺灣藝壇再次掀起風波。令所有人驚訝的是,東洋畫部裡,當初那些活躍於報章雜誌中的名家們幾乎全軍覆沒。取而代之的,是三位籍籍無名,皆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入選:林玉山(時名「林英貴」)的〈大南門〉〈水牛〉,陳進的〈姿〉〈けし(罌粟花)〉〈朝〉,與郭雪湖的〈松壑飛泉〉。他們,也成了後來眾人口中的「臺展三少年」。

林英貴(林玉山)〈大南門〉,1927。 圖/臺展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圓神出版社提供
陳進〈姿〉,1927。圖/臺展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圓神出版社提供

樺山小學校內,郭雪湖看著自己的作品雀屏中選並展示於其中,十分開心卻也感到意外。想不到當初受邀參加籌備會議的師父蔡雪溪與其他名家皆未入選,畫壇許多藝術家也認為這個結果不公,紛紛投書報章雜誌表達抗議,甚至欲積極籌備「落選展」讓眾多人一睹落選的名家作品。

郭雪湖〈松壑飛泉〉,1927。此幅作品被認為以傳統寫生為媒介,體現寫實於自然環境的「寫生」概念而入選。但後世學者卻也指出,該作應該也有部分取自臨摹。 圖/臺展郭雪湖基金會,圓神出版社提供

然而,郭雪湖的作品又為何可以得到評審的青睞?讓我們試著分析:〈松壑飛泉〉一作乍看與傳統水墨畫中描繪的景色無異。畫面分為近、中、遠三景,遠景以高聳山林群繞,山壑間亦有飛瀑留下,以留白營造水氣氤氳。中、近景則有松林長於谷間,潺潺流水於其間流過……

且慢,從其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構圖上,此作放棄傳統水墨中的「高遠」、「深遠」的多視點構圖,縮短了長寬比之「長」。而山石描繪卻特別表現物體肌理,刻意凸顯物體明暗的效果,呈現出強烈的「寫生」意味,被普遍認為是受評審青睞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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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生」的概念是在日本殖民臺灣後所引進的新式美術教育,有別於傳統學習水墨畫的臨摹。當時評審員甚至指出,所有因襲傳統繪畫,毫無創意的、臨摹之作品是難以入選的。由此我們可了解「寫生」這一概念的重要,是搶下入選臺展門票的不二法門之一。至於另外一個不二法門,則是臺展所強調的「地方色」。

於是美術展新成,可為本島文化興隆取資之助。顧本島有天候地理一種特色,美術為環境之反應,亦自存特色固不得言……

總督上山滿之進在首屆臺展的開幕會上,對著與會來賓如此說道時,似乎也為臺展日後的走向定了調。如何呈現「本島天候地理之特色」,成了藝術家們共同的課題。如何展現臺灣島上的特色?臺灣的山川風景、人物形象(原住民、客家人、漢人)、民間習俗、傳統信仰,這些極富「臺灣味」的元素,紛紛成為「地方色」的入畫題材。

臺展入選名單公布之後,眾人們關注於東洋畫部的紛紛擾擾,似乎忽略了西洋畫部的捷報。許多臺籍藝術家入選,於此之中,廖繼春以〈靜物〉與〈裸女〉兩幅作品入選,〈靜物〉一作甚至還贏得了特選。無論是水果靜物,或是豐腴的女性身軀,作品中的寫實描繪在在展現了其扎實的技法。

廖繼春〈靜物〉,1927。圖/臺展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圓神出版社提供
廖繼春〈裸女〉,1927。圖/臺展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圓神出版社提供

除了廖繼春,先前入選帝展的同學陳澄波也於這次比賽中脫穎而出,他們於東京美校的學弟陳植棋也一同獲得了特選的殊榮。無論對入選的藝術家們或廖繼春個人而言,入選臺展確實是一個肯定,對他們的藝術生涯也是一個好的開始。翌年的帝展中,便可見到這群留日青年藝術家的佳績:廖繼春以描繪老家的作品〈有香蕉樹的庭院〉初登帝展,加上陳澄波與陳植棋的作品紛紛入選,這些藝術家們以臺灣風光入畫,描寫南國景色的作品,也同時引起東京畫壇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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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府展」到「省展」

一九四五年,當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告戰爭結束時,臺灣的藝術家們也如同一般民眾,面對回歸中華民族而感到狂喜。藝術家與許多社會菁英對新政府懷抱著希望與期待,並熱中參與公共事務。然而,戰後經濟的凋敝與困頓,卻使得畫家們有著壯志難伸的感慨。正當眾藝術家困擾之時,一位音樂家的介入,意外促成了日後的「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這個音樂家,就是當時的臺灣省交響樂團團長,也是少將參議的蔡繼焜。

蔡繼焜於一次拜訪楊三郎夫婦的機遇中,聽著楊三郎之妻許玉燕娓娓道來日治時期臺灣藝術的蓬勃發展,大為所動,更認同應該設法恢復「官展」的想法。他向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引薦楊三郎,獲得贊同,賦予楊三郎和郭雪湖「文化諮議」的頭銜,開始籌辦全省美展。

一想到戰後沉寂的畫壇又可恢復生機,楊三郎大為振奮,立刻開始籌備委員會。這些委員們不但沒有支領薪水,甚至還親力親為打點作品徵集與展覽的各種事務。林玉山、陳進、郭雪湖、廖繼春、顏水龍、陳澄波等日治時期從「臺展」、「府展」、「帝展」等官展體系發跡的藝術家們,在省展中也躍升為評審委員,見證了藝壇的更替。

文化認同的新想像與衝突

誰料世事無常,一九四七年初,二二八事件震撼全臺,時任省展審查員與嘉義市議會參議員的陳澄波也命喪槍下。同年十月的省展仍有三幅風景作品以陳澄波的名義提出,只不過在作者介紹的欄位中,卻只留下了「前任審查員(故)」的字樣。對比同屆展出李石樵的〈建設〉描繪本省、外省共同打拚的精神,讓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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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歷經政治上的動盪,許多在日治時期受過美術訓練的臺灣人,依然期望運用自我專業來刻畫時代的印記。然而,由於前後兩政權都透過文化治理來鞏固自身政權,臺灣人民原先試著「成為日本人」,後又轉為「成為一個中國人」,讓臺灣人的身心狀態經歷了相當程度的掙扎。在中華民國政府有意去除日本殖民色彩的影響下,許多前輩們背負上「奴」、「毒」的罪名,歷經了二二八事件,社會長期以來各種不公平的現象終究被凸顯了出來,也為日後的藝壇掀起了風波。

新政權的更迭為臺灣帶來大批移民,也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與習俗。於此同時,亦有藝術家如溥心畬、黃君璧、張大千等人先後來臺,為臺灣藝壇注入多元色彩。許多傳統水墨畫家渡海來臺,在當權者「去日本化」的政策下成為中華正統(國畫)的象徵,也維繫著中華民國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化。然而,如此巨大的轉變,也為未來「正統國畫」之論爭埋下了種子,與從日治時期以來,以寫生、創新的郭雪湖、林玉山等膠彩畫家,掀起了激烈的辯論。

從過往到現在,各種官辦美術展覽不僅僅是藝術家們發光發熱的舞臺,亦是政府宣揚文化政策的重要媒介,然而展覽會中呈現出來的「美」究竟帶有什麼樣的歷史脈絡,就留給觀者自行想像了。

對應課綱

高中:從傳統到現代的文學與藝術
國中:新舊文化的衝突與在地社會的調適

——本文摘自《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2021 年 6 月,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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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神出版‧書是活的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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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活的,他走來溫柔地貼近你,他不在意你在背後談論他,也不在意你劈腿好幾本。 這是一種愛吧。 圓神書活網 www.book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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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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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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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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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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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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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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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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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評語、法餐菜單看出「石門水庫」的背後祕辛!——專訪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顧雅文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10/03 ・7733字 ・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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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一批詳實記載石門水庫大小事的檔案

每到枯水期、颱風季,新聞常會報導水庫的蓄水率,供應新北、桃園、新竹用水的「石門水庫」往往是關注重點。石門水庫已陪伴臺灣民眾走過一甲子歲月,在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的庫房中,留有一批被視為鎮局之寶的檔案,記載石門水庫從設計到興建期間的大小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團隊自 2020 年起進駐北水局 19 個月,重新整編 7 千多件、數十萬頁的檔案,又花了近一年研究解讀,終在 2023 年公開其中的 1,700 件、約 14 多萬頁「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數位影像,並與北水局合作出版《石門水庫歷史檔案中的人與事》專書,藉由歷史檔案訴說一段段藏在紙張中的故事。

圖|研之有物(歷史照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說到臺灣北部的重要水庫,就不能不提「石門水庫」。這座橫跨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復興區與新竹縣關西鎮的水庫,是臺灣第一座多目標水庫,具備公共給水、灌溉、防洪、發電、觀光等功能。每到颱風季,觀看洪水從石門水庫溢洪道奔騰而出,是許多臺灣民眾共同的記憶;枯水期時,水庫的蓄水率也是近年民眾相當熟悉的新聞畫面。

儲存水流的水庫曾一度被視為解決水資源與洪水等問題的萬靈丹,但此一龐大水利工程的光環在環保運動中逐漸褪去。至今,人們對水庫充滿了複雜的情感與不同的評價。在此情形下,水庫的歷史更不該被淡忘,它就藏在石門水庫興建期間的檔案內,等待有心人為它們拂去灰塵、物歸原始脈絡,訴說一段段藏在紙張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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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管理石門水庫的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簡稱北水局),一直將這批石門水庫歷史檔案視為鎮局之寶。為了讓散落各處的檔案能有系統的典藏與近用,也希望透過研究深化檔案的歷史價值,北水局找上經驗豐富的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在與臺史所顧雅文副研究員、檔案館王麗蕉主任等團隊成員的合作下,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間,臺史所團隊進駐北水局 19 個月,完成 7 千多件、數十萬頁檔案的整編工作,又花了近一年解讀研究。最終於 2023 年在臺史所檔案資源系統公開其中的 1,700 件、14 多萬頁的「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簡稱石建會檔案)數位影像,並出版《石門水庫歷史檔案中的人與事》專書。

(左起)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顧雅文副研究員、檔案館王麗蕉主任,帶領團隊完成「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數位影像公開,並出版《石門水庫歷史檔案中的人與事》專書。
圖|研之有物

究竟這批走過一甲子歲月的檔案藏著什麼樣的故事?有哪些人參與水庫建設、受到水庫工程影響?褪去偉大工程的光環後,我們又該怎麼看待水庫的歷史與文化價值?

在揭曉檔案內容前,讓我們先將時間倒轉回日治時期的臺灣,回到那個築壩如築夢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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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對大壩的想像

顧雅文與團隊中的佛光大學助理教授簡佑丞,曾針對日治時期石門水庫的規劃與設計進行研究,揭開一段追求「大壩烏托邦」的歷史。

在日本領土建高壩的夢想源自曾任臺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1890 年赴德國留學的後藤受到歐陸建壩風潮影響,將「タールスペル(Talsperre)」(德文「山谷」及「阻塞」的複合字,意指「高壩」)水治理概念帶回日本。

在 1911 年一場日本帝國議會的預算審查會議中,時任遞信省大臣的後藤新平與議員展開關於水力發電調查費預算的辯論,揭示了他對多目標水庫的想法。後藤想像中的高壩具備蓄水、防洪、發電等功能,動工前需進行長期調查,掌握每年河川水量、流域地形、地質和雨量等資訊,才能以順應自然的方式築壩。但擔心潰堤造成嚴重災害的議員之言論,反映彼時世人對築壩仍感到陌生及擔憂。

在臺灣,後藤新平的想法也萌了芽。受到他的啟發,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的技師德見常雄,在 1907 年就提出要在石門興建多目標水庫的夢想。當時對水文環境條件的了解十分有限,這個構想在日治初期只是一個烏托邦,雖然沒有完整實現,但在石門築壩的企圖以「灌溉貯水池」的形式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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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見常雄提出以灌溉為主要目標的「石門大壩計畫」,被納入總督府的「官設埤圳事業」。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土木局最後放棄了築壩的核心設計,改由「桃園大圳」替代,直接從大嵙崁溪(今大漢溪)取水,將溪水透過隧道與圳路幹線引至桃園臺地灌溉。另一方面,下游淡水河氾濫造成臺北水患不斷,土木局只得採行「輪中」治水方式,也就是用堤防將臺北市街包圍起來。

桃園大圳灌溉系統平面圖
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文號:7279-1

然而,這兩個脫鈎的利水(桃園大圳)與治水(臺北輪中)計畫,卻在 1920 年代有了轉變。以石門大壩同時解決兩大問題的思想再次復活,這與壩工技術發展、國際局勢變化有關。

開始對外擴張的日本,為了對抗「充滿敵意的世界」,高度重視河水統制事業,而大壩則被視為最佳的科學處方,它能灌溉增加糧食,將洪水變成資源,還能發電促進工業。昭和時期,在統制思潮下的臺灣水利建設規劃,多帶有全流域綜合治理、以多目標水庫或水庫群為核心的特質,由此便不難理解石門水庫為何在 1920 年代末期重啟建設,且長成一個以水庫為核心,兼顧防洪、灌溉、發電及築港的巨型計畫。

總督府將此任務交由興建嘉南大圳有功的八田與一負責,可惜因戰爭爆發及預算問題,大壩烏托邦終究無法實現。不過,不管是桃園大圳、淡水河治水或築壩計畫,皆是日治時期的報紙熱議焦點,官方與民間對多目標水庫的殷切盼望,即便到戰後也未曾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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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勝天?從多元視角看石門水庫的建成

興建石門水庫的計畫並沒有耽擱太久,1948 年起,臺灣省政府就有重啟計畫的企圖,鮮為人知的是,最初政府希望仰賴民間力量,以水利公司的形式籌措興建資金。而後,歷經國內外政經局勢的劇烈變化,石門水庫成為中央政府事業,並在美援的資源挹注下獲得建設經費,也得到美方專業技術的支援。

石門水庫的建設主要經歷三個階段,包括 1954 年的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簡稱石設會)、1955 年的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簡稱石籌會),以及 1956 年的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簡稱石建會)。耗費 10 年時間,主體工程終在 1964 年竣工。

1964 年主體工程竣工至今,石門水庫再經歷兩代建設。 2023 年最新完工的阿姆坪防淤隧道,每年約可增加 64 萬噸清淤量,有助延長水庫壽命。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今日我們常以大事紀方式回顧重要事件,但這就如同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埋沒了微觀、多元的歷史樣貌,這時檔案的角色就變得相當重要。王麗蕉表示,從檔案學的角度來看:

檔案是研究歷史的關鍵證據,因此在整編檔案時,最重要的是盡量完整呈現全貌。

為了不漏掉任何一段屬於石門水庫的歷史,臺史所團隊進駐北水局期間,希望盡量把所有檔案交給團隊整編。團隊成員盤點庫房中的檔案,也清查塵封在紙箱內未整理的文件,目標是讓檔案回歸最初的分類脈絡,日後檢索時能清楚知道,這件檔案來自哪個單位、當初怎麼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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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編檔案的過程中發現,除了公文、會議紀錄、工程報告等公文書,還有為數眾多的照片與底片、設計大圖、工程師手稿與書信,甚至還留下一張菜單。檔案內容也遠不只與水庫建設相關,還能從中了解工程師生活、參訪賓客流程、民眾陳情等故事,這些也成為臺史所團隊構思專書敘事觀點的重要啟發。

石建會宴請越南總統吳廷琰的菜單。法式料理是 1960 年代的國宴標準形式,「牛肉茶」為當時流行的保健飲料,其源頭可追溯至普法戰爭時期法國士兵的營養品。「吉力明蝦」是以麵包粉裹炸的明蝦。主菜是烤雞佐火腿,配上法式炸薯條、奶油炒菜豆及蘆筍沙拉。甜點「香草沙法蘭」及「巧克力牛奶沙士」,今日更為大眾熟悉的名字是舒芙蕾及巧克力牛奶醬。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顧雅文回顧當初構思專書敘事觀點的靈感,來自石建會檔案中一份 1958 年委託臺灣省電影製片廠拍攝紀錄片的腳本。紀錄片開頭帶領觀眾從宇宙望向地球,再聚焦到中華民國、臺灣北部,講述政府秉持「人力勝天」的精神不斷開發水資源,使臺灣的農田水利和水力發電工程,具有相當規模。

這是一個以單一鳥瞰鏡頭凸顯偉大建設的英雄式敘事觀點,同時隱含以水庫征服大自然的人定勝天象徵。然而,在環保與人權意識抬頭後,水庫工程被視為破壞自然、與民爭地的元兇。

面對極端的論述,身為環境史學者的顧雅文試圖帶入不一樣的思考:一味陳述工程的宏偉與進步當然不是好的書寫方式,但把一切人工構造物都視為罪惡就能理解水庫嗎?一些研究者已試圖對環境史寫作中強烈的悲觀主義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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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過去強調「科學勝利」的水利工程界也開始反省,在水患威脅或缺水危機不斷加劇的今日呼籲起「水文化」概念,避免以工程作為唯一的治理手段,而是嘗試從歷史中尋找解方,了解過去人們怎麼與水共存。

顧雅文注意到,環境史學界與水利工程界在看水庫問題時,逐漸趨向跨域共構,尊重並學習彼此的觀點。她希望這本書擺脫歌頌宏偉建設及治理效益的論調,從各種尺度與視角描繪石門水庫,因而將觀察時間拉長,試圖從日本帝國、戰後中華民國、國際與在地的各種視角探尋建水庫的歷史脈絡。更重要的是去追溯建設過程中身處不同時代、角色、立場的人物眼中的水庫,因為這正是跨域學習最好的橋樑。石建會檔案豐富多元的記錄,讓這種書寫方式成為可能。

編寫專書就像在拍另一部紀錄片,但這次不是將鏡頭定格在北臺灣,而是在不同視角中交錯切換,並從直昇機走下來,捕捉呈現統治者、外籍及國內工程師、水庫淹沒區與安置區居民、都市計畫專家或參訪賓客們對石門水庫的多重敘事。

針對美國工程師的犀利評價

在參與石門水庫工程的眾多人員中,有一群來自美國的工程師。石建會根據美援規定,透過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遴聘提愛姆斯公司協助工程設計與監驗、莫克公司擔任施工顧問,並協助訓練臺灣技術人員。

美國莫克公司協助訓練臺灣的技術人員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與美方的合作不僅為臺灣帶進建造水庫的工程技術,也讓施工與監工各司其職的制度成為日後臺灣營造工程的慣例。然而,看似順利的臺美合作,實際上是在不斷爭執與磨合的過程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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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建會檔案中,有一份美國莫克公司人員合約狀態報告表,上頭由臺灣高階工程師為美國工程師的工作表現寫上評語,方便石建會進行人事評估。只見泛黃紙張上的藍色墨水筆跡寫到:Bassette 工作熱心而負責、Bonnington 不善指揮訓練、Kingery 性情粗暴擬同意遣返等犀利評論。

這似乎暗示著美方與我方工程師之間,或許並非想像中簡單的「援助—被援助」、「指導—被指導」關係。事實上,石門水庫作為跨國、跨文化、跨部門的大規模工程,發生爭執在所難免,大至國際情勢、物料跨國移動、公款運用,小至職業操守、工作習慣、組織文化等,在在考驗兩國工程師的相處韌性。

標註著工作評語的莫克公司人員合約狀態報告表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臺、美兩國的工程師除了在工作上朝夕相處,在生活中也成為鄰居。浩大的水庫工程仰賴大批人力長期投入,並為水庫周遭帶入新居民。上千名工程人員攜家帶眷搬入位於桃園龍潭十一份地區的總辦公區域,或是鄰近大壩工區的臨時性宿舍。

其中,外籍顧問宿舍特別仿效美國獨門獨院社區型式,備有泳池、運動場、高爾夫球果嶺等設施。另設有飯廳、醫務所、幼稚園、福利社等公有設施,滿足全體員工及眷屬的基本生活需求。

1959 年十一份總辦公區平面圖,右區為外籍顧問宿舍、左區為一般員工宿舍,合計近 3 百戶。另設有飯廳、醫務所、幼稚園、福利社等公有設施。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在石建會檔案中還發現許多社團活動文件,為員工自發性組成的社團,包含集郵社、橋牌社、圍棋社、攝影社、羽毛球隊、排球隊、網球隊等。細看集郵社留下的集郵狀況調查表,有社員寫到「幼年曾集郵,兵亂遺失。赴美(1956-1958)集郵以解除旅中寂寞。」呈現大時代下小人物們的生命片段。

石建會水利橋社留下的橋牌玩法與規則,推測應是受美國文化影響而傳入臺灣。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水庫建造計畫之下的多方衝突

因水庫工程而遷入的新居民正準備迎接新生活,居住在水庫淹沒區的民眾則面臨被迫搬遷的命運。興建水庫的工程用地需徵購千餘公頃土地,開始蓄水後更將淹沒 6 百餘公頃的土地與民房,有 4 百多戶、2 千多位「水庫移民」需另尋他處安置。

透過媒體報導及既有研究可知,水庫移民被迫多次搬遷、辛苦開墾海口與河川荒地、土地被大潭工業區污染等辛酸血淚史,但在時間壓力下如何取得安置地的詳細歷程卻少有人了解。尤其許多物色到的安置地並非想像中的無人荒地,早已被農民開墾,如何在兼顧農民生活與協助移民安置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一道難題。

在石建會檔案中,有多件農民抗議耕地遭奪取的陳情書,其中有一張辦公室遭破壞的照片,記錄下 1960 年 4 月在桃園觀音鄉樹林子安置地的衝突現場。

桃園觀音鄉樹林子移民小組辦公室遭破壞照片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當天負責移民事務的趙技正遇上前來理論土地問題的吳家父子,不只辦公桌被推翻,還被揍了一拳。吳家人之所以如此憤怒,與家中農地被劃入移民安置區有關。

經石建會調查,吳家的農地屬於禁止開墾的保安林地,現因安置需求而被規劃使用。為了讓安置作業及早完成,石建會不僅向新竹地方法院主動提供照片證據,還數度發文要求依法嚴辦。

地方法院要求在期限內將土地復原,並具結永不再犯,但此判決讓石建會與吳家都不滿意。石建會想要遏止侵墾歪風,上訴到高等法院;吳家也是滿腹委屈,自認是在戰後「反共抗俄、鼓勵墾荒」的口號下響應國策,因而轉向省政府、省議會、桃園縣議會陳情,甚至將陳情書上呈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希望政府能體恤貧民。

沒想到看似塵埃落定的事件竟出現轉機,原來要移做安置區的保安林地中還有桃園縣政府出租給人民的土地,縣府及觀音鄉人員皆主張「據以收回頗有窒礙」。為此, 1959 年特別訂定「移民新地處理四項原則」,當中規定:撥用前由縣府放租之土地,及撥用前人民濫墾成熟之土地一律暫不收回。吳家據此再度遞交陳情書,石建會在諮詢顧問律師確認該原則能溯及既往後,最終裁定把土地還給吳家。

吳家父子一吐多年怨氣,將之前遭受農損的情緒發洩在趙技正身上,該事件在當地派出所調停下以和解告終,但從趙技正呈給上級的報告可看到基層員工的處境:既要「辦理解除林木,推平土地,劃分田坵,興建學校,整修道路,規劃移民新村……試植各種農作物」等工作,又要晝夜巡守,力保土地不被侵墾,還需隨時面對地方居民的不滿。

從這個例子可得知,水庫移民的歷史不只兩個主角,有時是石建會、移民及安置區原墾民三方角力攻防的故事。

移民新村紅磚建築落成景觀,看似和平的畫面卻暗藏多方衝突。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歷史檔案間的連結:官方文件下的暗潮洶湧

閱讀檔案有助我們了解過去身影模糊的一群人,從不同角度看到歷史耐人尋味的面向。檔案經過有系統整編與研究後,許多暗藏的驚喜也一一浮現。

王麗蕉提到,在整理石設會時期的會議紀錄時,其中一份 1954 年 11 月 29 日的石門水庫壩高決議紀錄中,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劉永楙」。劉永楙曾代表臺灣省建設廳出席石門水庫設計會議,而臺史所正好典藏了劉永楙的日記。

對照當天的日記才得知,整場會議出現意見分歧,從上午 11 點激辯到下午 3 點,水庫的壩高才定案。但從官方紀錄只看到平鋪直敘的「標高 250 公尺為石門水庫大壩之壩高,獲得通過」,絲毫感受不到會議現場的緊張氣氛。在不同類型文獻的交互參照下,事件的發生經過得以具體還原。

1954 年 11 月 29 日劉永楙在日記中寫到:「今日又赴石門開會,決定壩高為 250 公尺,爭辯劇烈,至三時方決定此數。」
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另一個驚喜則意外串起一段跨國緣分。某天臺大生命科學系于宏燦教授與顧雅文聯絡,表示自己正在蒐集資料,準備在恩師 William (Bill) Z. Lidicker Jr. 博士的紀念研討會上演講。聽說這位恩師的父親曾任職石門水庫,見過許多臺灣政要,希望顧雅文可以協助確認恩師父親的身分。

當時顧雅文剛好看完撰寫美國工程師篇章的作者羅文君的草稿,想起當中提及一位提愛姆斯公司的首席工程師 William Z. Lidicker,經確認果然是恩師的父親。在北水局及羅文君的協助下,于宏燦教授於石建會檔案中找到 Lidicker 的手稿、書信與年輕時的照片,成功完成演講。

演講當天出席的家屬大受感動,又輾轉寄來一本 Lidicker 生前與其孫 Jeffery Lidicker 共同完成的自傳,讓檔案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躍然紙上。

顧雅文與王麗蕉認為,檔案就像大壩一樣,大壩儲存了水流,讓洪水變成資源,而檔案儲存了時間洪流中的人與事,讓團隊的作者們據此撰寫成歷史,這些過往就不再是無意義的瑣碎細節,而是澆灌臺灣水文化的養分。民眾可從中知道石門水庫的治理思維從何而來、為何如此設計、為何尋求美援、帶來什麼深遠影響,以及作為文化資產有何價值。

你要先知道過去才能思索未來,我們的研究成果就是一個交流平台。

研究團隊翻閱精心編寫的專書,回顧一點一滴累積的成果,如今已水到渠成、充滿無限可能!

(左起)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王麗蕉主任、顧雅文副研究員、李依陵館員,翻閱精心編寫的專書,回顧一點一滴累積的研究成果。
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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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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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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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海盜願意乖乖接受招撫?「海上傭兵」頭子:鄭芝龍——《島嶼歷史超展開》
春山出版
・2023/10/01 ・2443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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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七年七月,鄭芝龍率領其傭兵隊與麾下饑民,於銅山附近大敗水師船隊,乘勝追擊至廈門港。

廈門副總兵俞咨皋於十一月向荷蘭的臺灣商館長德.韋特(Gerrit Fredericxzoon de Witt,當時代理長官之位)討救兵,暗示若荷蘭人與他合剿鄭芝龍一黨成功,合法的貿易地位將唾手可得。一六二七年荷蘭當局確實派出艦隊於廣東大星攻打鄭芝龍,但因顧及過往合作關係,未有激烈衝突。

一六二八年初,鄭芝龍率領饑民圍攻廈門,俞咨皋改裝潛逃,此時已改投明軍擔任下級軍官的許心素則遭到殺害。泉州府的仕紳們「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題予職銜」(派人勸鄭芝龍把船隻開到邊境以外,答應他日後可以將功折罪,等到真的立功那一天就轉正職),福建巡撫朱一馮(1572-1646)同意仕紳們的建議,最後「給一剳而受其降」(寫個公文承諾接受鄭芝龍投降)。

日本畫家葛飾北齋創作的《鄭芝龍ガ砲術海魔ヲ劫カス》。圖/Wikimedia

此後,鄭芝龍就在巡撫「給予冠帶」(發放制服)授予虛銜的情況下,先提供明帝國軍事服務,藉此換取監護海上貿易管道的職位,介入貿易活動以取得經濟利益。他並進而利用「名色把總」的制度管道,憑藉戰功獲得軍職「實授」,逐步成為明帝國正式的高階軍職人員。此外,許心素死後,鄭芝龍自然而然取代了其地位,成為廈門、臺灣之間貿易管道的中心人物。

一六二九至一六三三年間,鄭芝龍掃除了廈門區域的海盜,荷蘭大員當局則挺過了朱印船的強勢競爭(所謂「濱田彌兵衛事件」),廈門(鄭芝龍)與臺灣(荷蘭人)之間的合作貿易管道至此穩固下來。與此同時,由於德川幕府顧忌九州天主教徒,而決定採取鎖國政策(一六三三年開始逐步進行,一六三九年徹底完成),這使得荷蘭人在商業上最大的競爭對手——澳門的葡萄牙人(天主教徒)——此後逐漸淡出中日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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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國政策一出,幕府也不再發放朱印狀,並將海外日人召回。於是,鄭芝龍與荷蘭大員當局乃於一六三四年後,成為經營中日貿易的唯二兩大勢力,雙雙邁向事業頂峰。直到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前後,中國內部戰亂,雙方合作基礎才出現動搖。

日本鎖國初期於日本的中國帆船。圖/Wikimedia

一六三三年後,為了確實經營中日轉口貿易,荷蘭大員當局投入巨大成本加固、擴建熱蘭遮城。一六三四年熱蘭遮城主堡竣工,十九世紀時仍可見殘存北邊門額上刻有「熱蘭遮城堡一六三四年落成(T’ CASTEEL ZEELANDIA GEBOUWED ANNO 1634)」字樣,遙想當年荷蘭人應是雄心萬丈、意氣風發。臺灣本島殖民事業多奠基於此時。

一六三五年臺灣產出了第一批蔗糖樣品,並且首次被寄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一六三六年荷蘭臺灣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召開首次將本島各地原住民村落連結起來的「地方會議」。一六四四年熱蘭遮城主要結構大致完工,在城堡對面設立的唐人市鎮已登錄產權,一六四六年則開始登錄臺灣本島其他地方的新墾土地來徵稅。這是臺灣真正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島嶼歷史從此捲入任誰也難以預期的超展開劇情之中。

前文說到,想要在臺灣建設中日轉口貿易港,必須:(一)中國認為來自日本的威脅已解除,容許臺灣被占領;(二)占領者具備優越技術條件有能力使用臺灣港灣。這兩個條件都在一六三○年代因為歷史的偶然與巧合,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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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芝龍也因此一歷史機遇,成為與荷蘭人一起瓜分中日貿易利潤、舉足輕重的「海上傭兵」領袖。

荷蘭人彼得.凡.德爾畫中的鄭芝龍(綠衣)。圖/Wikimedia

小結

林鳳一黨可說是十六世紀曾經侵入臺灣最大的一股勢力,然而他藉著避難試探臺灣的行動,是潮漳走私商人不得不尋求新出路的結果。林鳳的嘗試最終失敗,這也反映了臺灣因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環境的阻礙,當時尚不適於發展會合貿易。

相對的,鄭芝龍則是身處於十七世紀以日本為基地的唐人貿易網。當唐人的貿易網絡遭受英荷/西葡衝突干擾後,他這位在日唐人藉由臺澎海防制度上的變化(開始破格任用民間人士擔任海防軍職),取得突破口,而最終占據了關鍵性的地位。

廣東福建與台灣海圖。圖/Wikimedia

甚至,在日本採取鎖國政策之後,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更順勢獲得空前未有的高額貿易利益。地緣政治、貿易結構突然間都成為其助力,而荷蘭人拿手的西歐航海和城堡建築技術,則突破了臺灣自然環境的限制,使不可能成為可能。在鄭荷兩大勢力的影響下,臺灣成為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網絡中的熱點,熱錢滾入,造就了唐人農業殖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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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鳳與鄭芝龍都曾落腳臺灣,他們本身對於臺灣居民的直接影響甚為微小,但他們的行動卻反映了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限制,是以何種方式作用於臺灣歷史發展的航程之上。六十年前後的世界變化,使遊走於國境邊緣、穿梭於東亞海域,且都身懷武藝、糾集眾人營生的兩人,有了完全不同的際遇。

他們是「海盜」還是「傭兵」,其實端視他們與對手國家的互動而定。從這個角度來說,由於林鳳與鄭芝龍一開始便未決定永遠歸屬於哪一個國家,本來注定是「沒有歷史的人」。但這兩人的命運卻無獨有偶都與臺灣歷史發生了關連,足見這座島嶼在各種層面上逐漸成為時代焦點,正在悄悄發生一種世界史層級的複雜變化。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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