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瘋海產，十九世紀吃遍全世界？海產臺灣的百年歷史縮影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有位朋友大概是想到「墨」和「烏」都是黑的意思，就問我：墨魚也叫烏魚？

我說，不是啦！墨魚是烏賊，烏魚是烏魚子的媽。

我這樣說，他就聽懂了！為什麼呢？因為在台灣，很常看到烏魚子，卻較少看到烏魚。

先民以來的傳統名餚

烏魚最有價值的部位是母魚的卵巢，可鹽漬、曬乾做成名貴的「烏魚子」（台語音oo-hî-tsí）。公魚的精囊則稱為「烏魚鰾」（台語音oo-hî-piō，鰾也寫作膘），一般是直接生煮，也是高貴的食材。

烏魚取出卵巢、精囊後，稱之「烏魚殼」，價值就低了，可煮成烏魚米粉、麻油烏魚等。以前的野生烏魚非常美味，成為很多人童年的美食回憶，但現在大多是養殖烏魚，魚腥味較重。

台灣先民很早就知道烏魚子的美味。台灣清代方志：「子成片，下鹽曬乾，味更佳。」「其子整片下鹽，以石壓之，曬乾，可焙為酒品。」

日本時代台南文人連橫《臺灣通史》說得最清楚：「烏魚之卵，結為一胎，略分為二，長及尺，重十餘兩。漬鹽曝乾，以石壓之至堅，可久藏。食時濡酒，文火烤之，皮起細胞，不可過焦，切為薄片，味極甘香，為臺南之珍饈。」

日本也有烏魚子，但產量少而較小。日本人一樣視烏魚子為珍貴的禮物和食物，日文稱之カラスミ（karasumi），這是「唐墨」二字的訓讀音：「唐」訓讀から（kara），「 墨」訓讀すみ（sumi）。日本人覺得烏魚子的形狀很像從中國傳來日本的墨，所以稱之「唐墨」。

根據中研院《臺灣魚類資料庫》，「鯔科」的「鯔」俗稱烏魚、信魚，最大體長可達一公尺。

「鯔」是什麼意思？「鯔」本指江河之魚，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鯔，色緇黑，故名。」緇是黑色的意思，因此鯔魚的本意就是烏魚，以魚背烏黑而得名。

《噶瑪蘭廳志》（一八五二年）：「烏魚，鯔魚也，本草作烏魚．產於溪池者曰溪烏、池烏，產於海者曰海烏。臺地冬港俱有，冬至前到，味甘嫩；冬至後散子回頭，則瘦而味淡。」

台灣的「烏金」產業

這段話也解釋了何以烏魚又叫「信魚」，守信的魚。烏魚是洄游性魚類，每年冬季隨北方的大陸沿岸流（親潮）從台灣海峽南下避冬，並在南台灣海域產卵。根據台灣文獻記載，烏魚一般在冬至前十日至台南，稱「正頭烏」，魚肥而味美，魚卵和魚鰾飽滿；產卵後自恆春北返，稱「回頭烏」，魚變瘦、味道也差了。

所以有一句台語俚諺：「冬節烏，較肥豬脚箍。」冬至（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的台語叫「冬節」，冬至的烏魚比豬腳還要肥美。還有一句「鹹水烏，較贏雞肉箍」，意思是海裡的烏魚比雞肉還要好吃。

早在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台灣之前，就有閩、粵沿海漁民前來台灣本島和澎湖捕捉烏魚，最早只在冬天作季節性停留，後來又兼農作，才逐漸定居下來。所以有人說，台灣漢人移民最早是被烏魚吸引來的，烏魚就是「烏金」。

台灣的烏魚產業，從荷蘭時代就開始對漁民徵什一稅（十分之一），後來明鄭、大清時代也都跟進。清代方志記載：「官徵稅，給烏魚旗，始許採捕。」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一八九一年）：「旗以白布為之，書『烏魚旗』字，並船戶姓名，鈐蓋縣印，插於船首，出海採捕，土人謂之『討烏』。」

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由於氣候暖化、海水溫度升高，烏魚南下台灣海峽時間變晚，加上中國東南沿岸漁民搶先在台灣海峽北方攔截，造成台灣野生烏魚捕獲量日漸減少，卻因此帶動了台灣烏魚養殖業的興起。現在台灣的烏魚子大都來自養殖烏魚，產量和品質都很穩定，頗受歡迎。

今天台灣市面上的烏魚子，有野生、進口、養殖之分，仍屬高價禮品，一樣是台灣料理的名菜。

——本文摘自《一午二紅沙，三鯧四馬鮫》，2023 年 2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蕭歆諺
• 美術設計│林洵安

海島國家吃海產竟然得靠進口？

一口啤酒、一盤熱炒海產解千愁！海產店是今日最臺味的庶民飲食，但回到清代臺灣，大啖海鮮卻是仕紳文人的潮時尚。更意想不到的是，當時臺灣人想吃魚蝦、牡蠣、鹹魚還得依賴島外的輸入？！「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她搜羅大量史料，帶我們一探臺灣海產轉為進口導向的關鍵，並從中窺見十九世紀全球化貿易下，捲入世界舞臺的臺灣樣貌。

老臺灣人的餐桌黃金拍檔「鹹魚＋蕃薯籤」

逢年過節回老家，你家長輩的餐桌上，是否常出現鹹魚這道家常料理？鹹香入味的鹹魚一浮現在腦袋，嘴裡也不禁生津，六七十年前，臺灣餐桌上的黃金組合常是「鹹魚搭上蕃薯籤」。但為什麼，鹹魚會成為臺灣傳統的家常味？

箇中原因，可以往前追溯到清代臺灣的海產史。

過往，這段歷史較常被忽視，中研院研究員林玉茹整理日記、帳簿、海關報告書，以及日治初期調查等多元史料，補足臺灣海洋史的一塊重要拼圖，並提出了「進口導向」的原創性觀點。

「結果是這樣，我也嚇一跳。」清代中葉以後，臺灣人想吃海鮮竟然得仰賴大量進口！

生產不足、人口暴增，晚清海產仰賴進口

臺灣四面環海，漁產豐富，在荷蘭與清初時期魚翅、烏魚子都是出口大宗，為何清代中葉以後卻得仰賴進口？林玉茹從兩條軸線分析：

一是島內生產供不應求，二則和冷藏、加工技術限制有關。

晚清臺灣人想吃上一桌海鮮，絲毫不容易。首要原因是：人口增加，讓海產需求大幅成長。

「清代初期，原住民跟漢人人口差不多 20 萬，到了嘉慶中葉已經到了 110 萬人。」由於人口急速激增、經濟成長，連帶大幅提升消費力，在海產供應有限下，便形成供不應求的趨勢。

但為何海島臺灣，海鮮竟然會生產不足？這與第二個原因有關：重稅與天然環境，讓漁民時時面臨「歹年冬」。

清代時，臺灣承繼荷鄭時期的苛稅，不像中國內地漁船可免稅，漁民因而苦不堪言，專業漁民和漁村都偏少。除了稅賦沉重，季節、地形也限制了漁業發展與生產量。彼時動力漁船尚未問世，冬季出海捕撈大受風力與洋流影響，因此坊間流傳「掠半冬，食一冬」（打漁半年，支撐一年）的俗諺，偏偏五到十月又多為枯魚期，想要單靠打漁討生活可謂大不易。

魚獲少、課稅重，中北部漁民只能「斜槓」求生，兼職務農或其他營生。為數不多的專業漁民，主要集中在嘉義至打狗一帶，這裡潟湖多，宛如天然的防風屏障，但產量仍不足以供應全臺。

臺灣海產依賴進口還有第三個原因：保存技術限制。

在冷藏技術尚未成熟的時代，只能靠加工來保存海鮮。無論是煮乾成魚脯，或者醃成鹽脯，鹽都是加工必需品；偏偏北部缺乏鹽場，日常用鹽原先就短缺，遑論再挪來加工。除此之外，島內交通不便，路途常有強盜，沿海航運則是危險重重。

種種原因，讓「南魚北送」增添困難，北部想吃到海產與鹹魚，勢必得仰賴相對穩定的進口一途。

貨出去、錢進來，進口海鮮跟著來

南北生產環境大不同，家家戶戶餐桌上的菜餚，自然也有差異。

北臺灣，出海捕撈不易、「南魚北送」困難，想吃到鮮魚，大部分只能從溪邊河岸捕抓。例如，淡水河流域的香魚在清代便有盛名，饕客還會為其吟詩。

北部鮮魚難得，幸好，還有進口海產能滿足味蕾。

1860 年臺灣開港通商，躋身世界貿易鏈一員。所謂貨出去、錢進來，在高價茶葉、樟腦、糖的出口加持下，臺灣商人的身價三級跳，經濟力也飛躍提升，最明顯的反映是舶來品變多了──漁獲少？沒關係，進口海鮮吃吧！

特別是 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歐美與亞洲貨輪來往更方便、頻繁，清末臺灣人可說是「海產吃遍全世界」。來自日本、東南亞、澳洲、俄羅斯等高級海產，紛紛登陸臺灣，美國的蝦米更是進口大宗之一。

北臺灣進口大量魚貨，南臺灣則熱愛多樣化消費，比如各式各樣的貝類。而高檔進口海產如干貝、海參、鮑魚、淡菜等，臺灣南北都毫不手軟，足見清代海產貿易已走向全球化、高級化。

相比北部大量依賴進口魚貨，南部因為漁民、魚塭、蚵田較多，大城市裡平時較容易吃到鮮魚。攤開郊商林朝英家族 1883 年的家庭帳簿，活跳跳的泥虱魚、鯽魚都是榜上常客。

晚清潮時尚：為烏魚、紅蝦吟首詩！

吃海鮮不只有南北差異，也有明顯的貧富差距。

南部由於都市化時間較早，仕紳更加講究。如前述的林家帳簿裡，還可以看見鹽魚、牡蠣（蠔）、蝦米、魷魚、龍尖干、鹽馬加魚（鰆、土魠），林朝英家每一兩天就採購海產，消費額度僅次於豬肉。

菜單中甚至有「進口海產搭配紅酒」的組合，講究度絕不輸現代豪門。

其他世家的餐桌也毫不遜色，如日治初期豐原張麗俊參加的仕紳宴席，魚翅、燒鰻、龍蝦、炒鱉、鮑魚、海蟳一字排開，甚至還有現今都價格不菲的夢幻逸品白海參，半席以上盡是水產。

享用進口海產成為時人炫富、展現品味，甚至追求養生的表現。

品嚐大啖生鮮之餘，上流仕紳自然也要展現風雅。

清末有彰化文人洪棄生的「食烏魚五十二韻」，以「青鱗殘似貝，白肉潤於霜」，詠出對烏魚的想望與取之不易；陳小厓稱紅蝦「霞膚雪肉」；連橫品評鮸魚與青芒果一起煮「味極酸美」，也曾寫下臺南佳餚「菊花魚」的精緻做法。

品評海產、吟詠海鮮，成為當時最高品味的潮時尚，不只是文人騷客抒情之用，更是為了一展社會地位。

仕紳、平民都愛這一味：鹹魚

儘管高級進口海產讓人眼花撩亂，但說起清代「國民海產」，絕非鹹魚莫屬！

不論平民或上層階級，臺灣人的最愛都是鹹魚。富商林朝英家每月花在鹽魚的支出名列第二高，僅次於豬肉；就連仕紳政要送給林獻堂的年節禮品，都有加工鹹魚及魚脯。

鹹魚更是平民不可少的日常飲食。道光末年《東瀛識略》裡提到，「平時一日三餐頗儉樸，即蔬菜亦罕登盤，惟海腥鹹魚是嗜」，民眾的餐桌上很少有蔬菜，鹹魚反倒是必備菜餚。一方面臺灣人重口味，習慣醃製加工品，中下家庭吃不起豬肉，便宜重鹹的鹹魚就成為補充蛋白質的家常食材。

當時的老百姓能頻繁吃到鹹魚，主要還是靠中國進口。從清中葉開始，便已大量由福建輸出。

臺灣海產店的前世今生

臺灣人嗜好海鮮，自清代就已盡現。

海產不只用來日常料理入味，祭祀、下酒、養豬乃至食補，皆深深刻進民眾的日常軌跡裡。清末《臺灣通志》記錄了各種海產烹調法，可食用的海產多達 78 種，海鮮在臺灣的飲食文化中舉足輕重。

高級仕紳佐烏魚子下酒，平民就配點蝦米、魚乾解饞。祭祀酬神、逢年過節，端上全魚討個吉利。鱸鰻、甲魚、蝦米是食補好食材。就連養豬，北臺灣農家都會混入鹽魚煮成粥。

繽紛海產還出現在軍隊的行囊包裹！1890 年代霧峰林朝棟軍隊的報帳單，也有海鮮罐頭現蹤，行軍能吃上三文魚（鮭魚）、甸魚（沙丁魚）、洋鮑魚等進口魚罐頭，這等伙食品級或許讓現今軍中弟兄默默流下一滴淚。

過往文化深入臺灣人的血液，直到 1960 年代以前，我們的海產習慣都沒有太大變化，嗜吃重鹹的臺人仍以鹹魚佐餐。在經濟起飛、少鹽少糖的健康風氣下，鹹魚才逐漸退位，被調味清淡的白肉、鮮魚取而代之。但有錢、過年或敬神時，臺灣人仍偶爾會來點高級舶來品奢侈一下。又如當今年節熱門的烏魚子禮盒，在清代，也是仕紳饕客間送禮的選擇。

林玉茹強調，飲食是文化的標記。今日，熱炒海產店、生猛活海鮮林立街頭，魷魚乾、蝦餅與蝦酥等零嘴也唾手可得，皆是百年來歷史傳統的縮影。

從臺灣海產，看見十九世紀貿易全球史

看臺灣，可以從全球史的角度，更有特色。

談到海產研究的意義，林玉茹話鋒一轉，說起近年正夯的全球史研究。

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普遍被視為第一波全球化，世界航線被打通，推動了地理大發現；隨著輪船與電報技術逐漸成熟，十九世紀迎來了第二波全球化，而臺灣正是在這波全球化中扮演要角！

經歷多個殖民政權，又居於重要地理位置，臺灣在這波浪潮中被捲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尤其是開港通商後，臺灣成為全球貿易體系的一員，有形、無形文化都在此匯集，產生化學變化。觀察臺灣便能以小觀大，看各國如何在此交流互動。

特別在晚清，海產消費走向多樣化、高級化、舶來品，來自東南亞、日本、美澳、俄羅斯等進口海產競相輸入，突顯了跨國貿易如何激烈競爭，各國物產被精細的劃分品級，納入全球貿易分工體系中。雖是研究島嶼的海產使用，卻能從中看見更大的全球史關懷。

從十九世紀臺灣人的海產飲食，可略見現今庶民文化的縮影；而從臺灣的海產消費與生產，也映射出全球化貿易的圖像。下次吃飯時不妨留心多夾塊鹹魚，口舌留香之餘，也能品嚐一分歷史流轉的滋味。

香魚以香為名，到底是什麼香味？不要跟我說烤香魚很香！

根據中研院《臺灣魚類資料庫》，胡瓜魚科的「香魚」，分布在西北太平洋區域，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琉球、台灣等。香魚是河海洄游魚類，可分兩種：一是降海型，春季從海灣回溯河川成長，秋季從河川游至海灣產卵，產卵後即死亡，因壽命一年故稱「年魚」；一是陸封型，只在淡水生長，體型較小，可產卵二至三次，壽命二至三年。

台灣原生香魚屬降海型，日本則降海型、陸封型香魚都有。在一九六〇年代，台灣因興建水庫、河川汙染等因素，阻斷香魚河海洄游，造成香魚絕種。後來，台灣從日本琵琶湖等處引進陸封型香魚，在水庫、溪流放養，因養殖成功，已能供應市場。

因獨特的「小黃瓜香氣」而命名為「香」魚

香魚在中國各地有很多俗名，例如在山東叫「春生魚」、「海胎魚」。「香魚」之名則來自浙東，因有獨特香氣而得名。

浙江《臨海縣志》：「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盈尺。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

浙江温州名山「雁盪山」有五珍：雁山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一種已絕種的鳥）、香魚。香魚在清朝乾隆年間是貢品。

閩南則稱香魚為「溪鰮」。福建泉州《晉江縣志》：「溪鰮，浙東之香魚也，今溪中亦有之。」《漳州府志》也提到南靖、平和兩地山溪間的溪鰮為香魚。

如何較具體的來形容香魚的香味呢？香魚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中文科名都叫「胡瓜魚科」，應該源自香魚的日文科名「キュウリウオ科」，「キュウリ」的日文漢字是「胡瓜」，「ウオ」是日文的「魚」，所以「キュウリウオ」（kyuuriuo）的日文漢字就是「胡瓜魚」。

日本人為什麼稱之「胡瓜魚」呢？因為這種魚剛捕獲時，身上有「胡瓜」（台灣稱小黃瓜）的味道。我看網路資料，有人說野生香魚有西瓜、香瓜的味道。

日文「キュウリウオ科」（漢字「胡瓜魚科」）下的アユ（ayu，Plecoglossus altivelis），這個名字，台灣人就知道是指香魚了！

「鮎」中代表著佔有與勝利的吉兆

日文也用漢字「鮎」來稱香魚，但「鮎」在中國古代指鯰魚（英文 Catfish），日文也引用。為什麼後來改用「鮎」來稱香魚呢？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鮎」字拆開是「魚」＋「占」，「占」有占領之意，符合《臺灣魚類資料庫》對香魚的描述：「具強烈領域性，強壯的成魚會占領一塊長滿藻類的大礫石，不准其他香魚靠近；如果有外來香魚侵入領域，則會用身體去撞擊，將其趕出。」

二、日本歷史傳說中的第一位女王「神功皇后」，即西元三世紀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在征戰新羅（朝鮮半島東南的古國）前以釣魚「占卜」，結果釣到香魚，視為吉兆，故以同樣具有「占領」意味的「鮎」字，為香魚命名。

日文改以「鮎」字來稱呼香魚後，就再造「鯰」字來代替「鮎」字，這兩個漢字的日文音讀都是ねん（nen）。後來，中文也跟著日文使用「鯰」字了。

香魚「𫙮」出的美味！

在台灣清代方志，香魚被稱為「甲魚」、「傑魚」、「𫙮魚」、「國姓魚」。台語「」音 kia̍t，與「傑」同音。

《諸羅縣志》（一七一七年）：「甲魚，方言名傑魚。巨口，細鱗，無刺，形如鯔，味甚美，長者可六、七寸，出淡水武朥灣等社。」「北路之產，有臺、鳳所無者，如水沙連之茶，竹塹、岸裡之筀竹笋，淡水之甲魚，皆其美者也。」

《噶瑪蘭廳志》（一八五二年）：「𫙮魚，出淡、蘭一帶，近內山者尤多。土人呼國姓魚，謂鄭成功至臺始有之。」

《淡水廳志》（一八七一年）：「𫙮，近內山溪澗甚多，俗呼國姓魚，偽鄭至臺始有之。」在日本時代，連橫《臺灣通史》：「𫙮，俗稱國姓魚，亦曰香魚，產於臺北溪中，而大嵙崁尤佳。」

《臺日大辭典》（一九三一年）也收錄「國姓魚」、「𫙮魚」，日文的解釋就是「鮎」（あゆ，ayu）。

根據上述資料，「國姓魚」之說，應該是台灣「鄭成功神話」的一例，因為台灣和福建本來都有香魚。

「𫙮魚」在清末成為淡水廳的地名「魚坑莊」，戰後改為「傑魚」，今新北市瑞芳區有「傑魚里」、「傑魚坑路」、「傑魚坑溪」（八分溪）等地名，據說古早時代有香魚聚集在此產卵。

「𫙮」字從何而來？魚邊的「桀」是什麼意思？有人說香魚因領域性很強的習性，被比喻中國夏朝暴君「桀」，才稱魚，但這種說法似乎沒什麼說服力。

如果回到台灣清代方志最早稱香魚為「甲魚」、「傑魚」，先不論「甲魚」一般指鼈，台語「甲」有排序在前、優等的意思，「傑」有能力、出眾的意思，那麼先民以「甲」、「傑」來評鑑香魚的美味，也算合理。

——本文摘自《一午二紅沙，三鯧四馬鮫》，2023 年 2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