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男女的性伴侶數量總是對不上？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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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如何發展成多元族群？

自從三十萬年前智人在非洲現身，多元化便幫助人類適應非洲各地不同的環境。這期間大部分時候，適應成功漸漸產生更好的獵人和採集者，使食物供給增加，人口明顯上升。

之後每個人可享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減少，早在六萬至九萬年前的某個時間，智人開始大規模出走非洲大陸，尋找更多肥沃的生存土地。由於這種外移過程有連續性，便自然產生一種相關：定居的地方離非洲越遠，人口多元化就越低。智人離開非洲越遠，其社會的文化、語言、行為、體格多元化程度就越低。這種現象反映著連續始祖效應（serial founder effect）。

什麼是「連續始祖效應」？

假設有個島上，住著五種主要品種的鸚鵡：藍、黃、黑、綠、紅，牠們在島上適應存活的能力相當。當颱風來襲，有幾隻鸚鵡被吹到很遠的荒漠小島。這一子群鸚鵡不太可能涵蓋所有五個品種。假定牠們以紅、黃、藍居多，不久滿布新島上的幼雛將遺傳牠們的毛色。於是新島上形成的鸚鵡群就不及原棲息地的多樣化。要是後來又有很小一群鸚鵡，從第二島移往第三島，這一群的多樣化更不及前二島。所以只要鸚鵡從母島移出的速度快過原島上可能產生突變的速度，則牠們（相繼）移得越遠，就越不多樣。

人類移出非洲也是類似模式。起先有一群人離開非洲，定居在附近肥沃地帶，他們只帶走非洲母體人口多樣化的一部分。等這群最早的移民成長到新環境無法支撐他們再擴大，便會有一群人離開，去尋找別的處女地，定居在更遠的地方，其多元化將更低。人類向非洲以外散布，以致各洲都有人類蹤跡的這段期間，同樣的過程一再重複：人口增加，新群體再移出，去追尋更綠的草地，但多樣化僅及母體人口的一部分。

儘管有移民改變方向，這顯而易見，不過這種移居模式的影響是，離開非洲來到西亞的人群不像原本在非洲的人口那樣多樣化，其後代又繼續向東移往中亞，最後來到大洋洲和美洲，或是向西北移往歐洲，多其樣性也越來越比不上留在原地的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從非洲的搖籃向外擴張，為世界各地文化、語言、行為、形體多元化的程度不同，刻下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種與非洲離得越遠、人口整體多元程度就降低，部分反映在較遠的在地民族基因較不多樣化上。根據對二百六十七種不同人口做基因多元化的比較測量，這些人口大都可找出原屬的本土族群和地理上的發源地。結果很明顯，距東非最近的本土族群基因最多樣化。多樣化最低的是中南美洲的本土族群，他們從陸路移出非洲的距離最長。多元化與移出東非的距離成負相關，這種模式不僅出現在各大洲之間，在各洲內部也是如此。

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提供更多這種證據。研究人體體型的特徵，比方與牙齒特徵、骨盆特徵、產道形狀相關的骨骼架構，以及研究文化特徵，例如不同語言的基本詞語單位（「音素」〔phonemes〕），都證實有源自東非的連續始祖效應存在；同樣是距東非越遠，體形和文化特徵的多樣化越低。

人口多元化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若要適當探究整體多元化程度對國家經濟繁榮的影響，當然需要比基因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提供的更廣泛許多的測量標準。此外，這標準也需要獨立於經濟發展的程度之外，以便用於評估多元化對國家財富的因果效應。這會是什麼樣的測量標準呢？

測量人類多樣性的標準是什麼？

測量人口多元化慣用的標準，往往只擷取人口中族裔或語言群體的比例代表。這類標準因此有二大缺點；一是某些族裔和語言群體的關係較密切。由等比例丹麥人和瑞典人組成的社會，或許不如由等比例丹麥人和日本人組成的社會那麼多元。另一缺點是，族裔和語言群體的內部也不盡然完全同質。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國家與全由丹麥人組成的國家，多元化程度不見得相同。事實上，族裔團體內在的多樣性通常比不同群體間的多樣性要大上十倍。

因此要全面測量一國人口的整體多元化，至少應當再多加二個多元化的面向。一是族裔或次民族群體內在的多元化，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人口。其次是比對任一組族裔或次民族群體之間的多元化程度，例如，比起美國的愛爾蘭裔和墨西哥裔人口，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的文化較為相近。

鑑於移出東非的距離與可觀察特質的多元化之間存在緊密的負相關，這個遷徙距離可用於代表地球上每個地方的歷史多元化程度。我們依據各地人口的祖先與遷徙出非洲的距離有多遠，可以建構推算今日各國人口整體多元化的指數，列入考量的包括 (1) 國內各次群體的祖先人數多寡；(2) 依據各次群體的祖先走出東非時遷徙的距離，來推測其多元化；(3) 每一次群體配對後，由兩方祖先和地理發源地的遷徙距離來推算多元化程度。

這樣用統計學測量來推算多元化水準有二大優點。一是史前遠離非洲有多遠，顯然完全與當今的經濟繁榮水準無關，所以這種測量法可用於估計多元化對生活水準的因果效應。其次是如上文所強調，有越來越多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的證據顯示，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深深影響到許多表現在身體及行為上的特質的多元化；所以我們有把握，用這種測量法推算的多元化類別會產生社會結果。

要是用這種指數測量多元化不精準（採隨機方式進行），原因比方說是未能適當考量各洲的內部移民，則根據統計學理論，我們多半會因此否定、而非確認多元化影響經濟繁榮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犯錯，是因為過於謹慎。

人口特質多元性和能不能賺大錢有關係！？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針對個別社會的特徵測量多元化。這測量的是某一社會的人口特質有多少不同種類，無論這些特質是什麼，或是不同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此它不會、也不能用於暗示某些特質比別的特質對經濟成功更有利。反而它可以掌握到某個社會的人口特質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有何潛在影響。事實上，把地理與歷史干擾因子納入考量，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本身似乎並未影響全球各地如身高體重等特徵的平均水準。它主要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與平均水準的差異。

有了這強有力的測量法可測定每一群人口的整體多樣性，我們終於可以探究數萬年前遠離非洲的大出走，以及它對人類多元化的影響，是否如此源遠流長，以致居然還能左右當前的全球生活水準。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YouTuber Iku 老師這支談論台灣少子化原因的新熱門影片，以及底下清一色支持的留言，你看過了嗎？

在影片裡，Iku 老師把台灣少子化的原因歸咎於「房價」，想必是很多人的心聲，起碼在底下留言的人都這麼說。然而我想趁著這機會，補充一點不討喜的個人意見。

看人口數字是我的興趣。每個月月中，我總是迫不及待到內政部戶政司，下載上個月的戶籍人口統計速報來閱讀。這些數據就像預知未來的水晶球，非常準確，有憑有據。

這個興趣，受到台灣越來越多關於少子高齡化的討論（例如 IKU 老師這則影片、或這類 PTT 文），以及《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論述所刺激，而漸漸養成。

例如他在 2010 年時的這則 TED 演講中，他以每個 IKEA 的箱子比喻 10 億人口，表示若能讓生活條件處於全球最低的 25% 人口的兒童存活率跟教育水準提升，全球總人口有望控制在 90 億人，利於永續發展。

他在另一場精彩的 2015 年演講以及《真確》一書中則是預測全球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 110 億，而且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兒童的數量在 2000 年前便已經達頂。每年全球新生兒數量最高為 2014 年的 1 億 4000 萬，一段時間後開始下降。趨勢是亞洲的兒童數量下降，非洲的兒童數量上升，美洲跟歐洲則大致持平；全球人口增長至 110 億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非洲跟亞洲的高齡人口，而非新生兒。演講還有很多精彩亮點，就留給各位自己觀看了。

引用漢斯羅斯林在演講中說的一段話：

「當非洲最窮困人口依舊看著孩子早夭、村子沒學校、需要小孩幫忙工作，他們就不會用避孕措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說她們因為得工作養家沒去上學。當狀況是這樣，他們就會要多生孩子……」「……有些男人會自豪於有 7個、8個、9個小孩，而不是孩子過得好不好…這是陳舊父權思考。男人應該為自己的孩子過得如何、生活是否開心而自豪。這就是我引以為傲的。」

過去：回歸現象起點——1976-85 的回聲嬰兒潮

我今年 40 歲，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與我一樣在 1981 年出生的有 41.5 萬人，作為比較，去年 2021 年的出生人口只有 15.3 萬，較 40 年前少了 63% 的新生兒。然而這不是一天造成的，台灣的兒童人口（0-14 歲）早在 1972 年就達到峰值 583.3 萬人，之後再也沒有超過。2021 年的台灣兒童人口是 289 萬人，不到峰值的一半，是幾十年前就註定的結果。

就像眾多遊客湧向特定景點，創造了消費，蓋起了旅館跟遊樂園，但也留下大堆垃圾跟難以收拾的環境破壞。我們這一代（1981上下五年出生，六年級後段跟七年級前段班）的人太多了，有如在時間線上冒出一大批不守規矩的遊客，若照美國的用語，我們這代人就是「回聲嬰兒潮世代（Echo Boomers）」，指的是嬰兒潮世代的孩子，如今是人數最龐大的一個世代。

以下列出這波回聲嬰兒潮的出生人數（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民國 65 年 (1976) 年：425,886
民國 66 年 (1977) 年：395,260
民國 67 年 (1978) 年：413,270
民國 68 年 (1979) 年：423,266
民國 69 年 (1980) 年：413,177
民國 70 年 (1981) 年：415,808
民國 71 年 (1982) 年：403,143
民國 72 年 (1983) 年：382,313
民國 73 年 (1984) 年：370,078
民國 74 年 (1985) 年：344,101

從人口金字塔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代人就是中間突出的那幾根橫槓。

比起我們的上一代，我們這代兒童死亡率更低、受教育時間更長、平均壽命（應該）也會更長。所以我們這些橫槓會持續往上、老去，壓著下面的世代。

我們這代人數量之多，成長到了一個年齡段，就在那個時間創造出新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一離開該年齡段，原本為了解決問題而趕工出來的設施、做法、人力，又突然沒足夠多的人用了，變成另一堆問題。

例如廣設大學就是一個例子。對我的上一代（1940-1960初 出生）來說，念大學是超級窄門，學習壓力非常大，社會階級流動機會少，所以他們決定廣設大學。到了我這一代，想念大學簡單多了。但我們這波過了之後，大學就變得太多了，知識更是爆炸到大學無法負荷，多到讓這個體制的存在價值不再明顯，只好透過 USR（大學社會責任）來證明自己。

（注意：我不是說知識、教育、或教授失去存在價值，而是傳統的「大學」體制。）

我們這一代的人太多了，其中很多離開家鄉到都市念大學。受教育的時間繼續延長、加上離家東南西北漂、大多在高消費的都市工作、娛樂、學習。由兩、三人組成的核心家庭戶數快速增加，都會住房的需求大增，結婚生育的動機則大減。同時地方偏鄉逐漸凋敝，也才有了「地方創生」的口號跟需要。

未來：當回聲嬰兒潮變成老人潮——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

接下來，由於醫療持續進步，我們這代人（1980 年前後出生）不需要特別幸運，都還會活上好幾十年，而現在在談的「未來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就是我們這一代變老造成的。

以數據來說，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到了 2050 年，也就是我 68 歲的時候，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 745 萬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65 歲以上人口最高的數字，佔總人口的比例推估是 36.6%。

過了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數就開始下降，但佔總人口的比例將持續增加，最高將在 2069 年達到 41.8%，那時我如果還活著，已是行將就木的 87 歲。如果現在我們覺得台灣醫療跟長照的壓力已經很重，到時候更難以想像，因為台灣仰賴的東南亞國家年輕人力也已老去、新生的年輕人力自己國內都不夠用。

那時候的我就是壓力本身。但只要我們這一代過世，壓力又會迅速減低。可以想像到時許多醫療跟長照的設施會面臨如現在學校一樣的問題——當然，前提是社會真的願意投入那麼多資源在我們這些老人身上。

現況：正值壯年的回聲嬰兒潮，該為下一代留下適合生存的世界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9 年的「大專院校大學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今年（2022）年入學的大學生將跌破 20 萬，約為 19.3 萬人，其中技職體系佔 10.2 萬人，一般體系佔 9.1 萬人。然後大概起起伏伏到 2034 年。按照人口推估，之後大學新生會快速下探到 14 萬以下。對非常多新進的大學老師來說，從現在起算的職涯年限會短於 15 年，更別說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取得教職。跟我同一代念到博士的，極少能在大學卡位取得正式教職，大學生跟教授的年紀差距繼續拉大。

除了大學近乎徒勞無功地往高中搶越來越少的學生、到國外招生（甚至搞出這類情事），產業也往大學搶人才，例如產學合作、預定就職、甚至與產業合辦學院。然而半導體以外，台灣政府規劃發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都需要人才，但光是半導體就把大部分的人吸走了，讓其他產業叫苦連天，包括一般服務業。更何況這六個戰略產業也不只台灣要發展，每個國家都在發展，都在搶人，迎來大招募時代。

再者，已經很嚴重的生態破壞、垃圾污染、能源問題，基本上都是我們這一代人過度消費造成的。例如過去 40 年人類產生出的碳排放比 1750 年工業革命後兩百年加起來還多。相較於我們這一代，上一代人曾經窮過，沒有那麼浪費資源，而下一代人則沒有那麼多人，也不像我們這代那麼浪費。綜合上述，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

而我認為，我們這代人在認清自己就是問題之後，該努力扮演問題以外的角色。我們如今 40 歲上下，正式承接臺灣社會骨幹、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開始獲得當家實權，我們必須從「問題」變成「問題解決者」，把自己這代人造成的問題自己解決掉。

少子化，也許是另一種解決方案

我曾在另一篇評論裡寫過，我不把台灣人生育率低看作壞事或好事，而是視為一個機會，這其實也受漢斯羅斯林「可能性主義者」的態度所影響。我在該文的重點有二：

1. 即使各種讓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如房價、工時、養育成本、性別分工都逐漸減少、降低、消失，台灣的生育率不會回漲多少。全球 131 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 2.1 以下，未達世代更替水平，連孟加拉、印尼、越南都已經低於 2.1。
2. 我們這代人太多了，消費資源的方式過劇，台灣的環境承載不了。但我們沒有動用強制且不人道的方式降低人口壓力，如漫威電影裡的薩諾斯、《進擊的巨人》裡的吉克、或是現實世界的中國，而是接近自願的減少生育。這是我們這代人少有的好抉擇。

我們這代人必須做出更多好抉擇。2050 年的時候，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仍在，還是一人一票，那麼跟我一樣 60-70 歲的人可以用票數輾壓一切決策。

如果我們不現在就改變認知與態度，不認清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就是我們自己，依舊只為了我們這人數過多一代的爆量需求設想、抱怨，那未來的年輕人肯定會恨死我們這些老人，因為「民主」對他們來說將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將放棄參與，更不抱持任何進步的希望。

我們這一代需要趁現在解決我們造成的問題，不然這些問題就會解決我們。不用擔心到時的年輕人會把我們老人扛到深山丟棄，他們人手不夠、自顧不暇。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想留下什麼 Legacy，只剩下 10 年左右的時間。若拖到 20 年，我們就太老了，更何況我們這代因為人數過多，必須要比上一代更早把實權交棒給下一代——起碼我們當中一大部分人得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並且真的這麼做。

我只有一個女兒，她跟我差 30 歲。我希望當她這一代人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不會陷入愁雲慘霧，對我跟我這代 (老) 人充滿無盡怨懟，只因我們以前什麼都沒做。

我認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有機會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們比我們上一代有餘裕思考未來，也比我們下一代有改變未來的迴轉空間。科學、教育、人才都是泛科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改變未來重要的關鍵。針對這三大主題，去連結這一代最厲害、最有心的專家夥伴，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是我未來 10 年打算做的事，因為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