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揭露「某人」是同性戀，一向是件備受爭議的行為，尤其是當「某人」並未同意被揭露時。然而；然而即使「某人」自己公開出櫃，還是會被有心人批評這種行為不宜，只因為他們心中對於同性戀的某些負面刻板印象被召喚起。

然而「公開出櫃」這件事，除了出櫃這個動作以外，還有「公開」，公開要到什麼樣的程度才叫作公開呢？即使某人公開表示自己是同性戀了，但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在同一瞬間知道這件事。演藝圈裡頭一直有這種所謂「公開的秘密」，就是指圈內人都知道某某明星是Gay或Lesbian，但是因為沒有話題性、不夠大牌，所以也沒人在乎；相反的，台灣演藝圈中最知名的男同志蔡康永即使公開出櫃，也因為他的地位、身份，或許還有人緣，不會有媒體狂追猛打，報導動輒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男同志」，例如「男同性戀主持人康永即將接下本屆XX獎主持棒…」；所以，由於各種原因，並不是人人都知道「某人」是同志，或是確定某人的確是同志，即使某人已經公開出櫃。

(2015年6/23，蔡康永在中國電視節目《奇葩說》上談到自己出櫃其實經歷過許多挫折，因此儘管許多人在鼓起勇氣出櫃前最後一刻跟他聯絡，他通常會勸對方再想想。同時他也表示許多知名人士出櫃，對他都是很大的鼓舞。完整影片請見此。）

說到這個，有人認為媒體報導動輒加註某人的「同性戀」身份是種污名，也有人認為這種作法才能提高同性戀在大眾印象中的存在感，讓人們覺察到「其實同性戀很普遍」。兩種說法都得看上下文脈絡跟實際的閱聽人感受才能說個準，不過一般來說，若一個人有家庭成員或朋友是同性戀，這個人在表現上較不會「展現出」對同志的偏見，「心理上」對同性戀也較能接受。也就是說，熟悉的人如果出櫃，會影響人們對同性戀的看法，那麼對於一般人來說，知道知名人物(同樣也算是熟悉的人)是同性戀，會不會也降低人們對同性戀的偏見呢？

讓我們看看這個調查：Nilanjana Dasgupta與Luis Rivera兩位研究者透過報紙廣告招募了127名異性戀。這些人被分為兩組，研究者給其中一組(對照組)看15種「花」的照片跟描述，另一組(實驗組)則看知名同性戀人士的照片跟簡單介紹，然後進行內隱態度測試(Implicit Attitude Test)。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到這個網站自我測試看看。簡單來說，你會看見同性戀或異性戀的照片，你必須立即按鍵盤上的E(同性戀)或是I(異性戀)進行判斷。跟著你會看見一組組字詞，有些正面，有些負面，像是「愛」、「喜悅」、「朋友」、「恨」、「嘔吐」、「炸彈」等等，然後同樣按E或是I鍵盤進行判斷。下一階段是把上面兩個測試(圖像跟字詞)合併，網站會要求「當你看見同性伴侶或正面字詞時，按E；當你看見異性伴侶或負面字詞時，按I」，然後再反過來做，當看見同性伴侶或負面字詞時按E，異性伴侶跟正面字詞時，按I。網站會紀錄你的測試時間，如果你對特定連結之間的反應特別快，那就代表你內隱態度較喜歡這樣的連結。

接著所有受測者回答自己的朋友與家人裡頭有多少同性戀，研究者再依照這些數字將受試者分成兩群–「少接觸群」(low-contact)跟「多接觸群」(high-contact)，配合之前的測試，得出結果如下圖：

從圖中可以發現，

1. 不管一開始看得是花的圖片，還是知名同志人士的照片，多接觸群(High Contact)對於同性戀的內隱偏見較低，看的資料並沒有帶來顯著影響。
2. 但是在少接觸群(Low Contact)中，看了知名同志人士照片的實驗組，對同志的偏見比看花朵照片的對照組顯著來得低。
3. 單單只是看了同志的照片跟簡短介紹，少接觸群對於同志的內隱偏見就降低至跟多接觸群差不多(無顯著差異)。

內隱偏見很難造假，所以這個實驗調查出來的結果讓人頗驚訝。但內隱偏見跟外顯偏見還是不同的：回答偏見問題時手指動得稍微慢了點，不代表你在真實生活中也會將偏見表現出來。所以研究者在一週之後又邀集了同一批受測者進行調查；首先，先簡單測試他們是否還記得上週看過的花朵或知名同性戀照片，接著用「投票」的方式讓受測者表明他們對一系列議題的政治傾向，裡頭混雜了一些跟同性戀相關的議題，例如支不支持同性婚姻、同志認領小孩、以及職場上差別待遇等。針對不同議題，受測者須表示他們是否可能願意為了支持該議題而投票，給出從0(非常不可能)到6(非常可能)的分數，下圖為這次再測試的結果：

從上圖我們又可以再次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結果：

1. 多接觸群普遍比較支持同性戀公民權，不管先前的實驗中看的資料是什麼。
2. 在少接觸群中，看過知名同志人士照片跟介紹的那組更傾向於支持同性戀公民權，比起看花的那組來得顯著高出許多。

從接連的調查可以發現，只是單純看見出櫃知名人士的照片跟介紹，知道這些知名人士其實都是同性戀，就足以大幅改變人們對同性戀的偏見，不管是內隱還是外顯。世界各地都有保守的反同者不贊同知名的同志人士公開表露性傾向，也不喜歡媒體提到或報導他們的性傾向，大概就是希望人們不受影響，繼續保持偏見吧。我想這個實驗調查頗值得搬到台灣來複製，尤其在此時此刻。

資料來源：
Cognitive Daily: “Outing” admired gays and lesbians may decrease prejudice

Dasgupta, N., Rivera, L.M. (2008). When Social Context Matters: The Influence of Long-Term Contact and Short-Term Exposure to Admired Outgroup Members on Implicit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Social Cognition, 26(1), 112-123. DOI:10.1521/soco.2008.2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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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人吃不胖，有些人沒抽菸卻得肺癌，有些人只是吃個感冒藥就全身皮膚紅腫發癢？這一切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無論是想探究生命的起源、物種間的差異，乃至於罹患疾病、用藥的風險，都必須從了解基因密碼著手，而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

基因定序對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

在歷史上，DNA 解碼從 1953 年的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兩位科學家確立 DNA 的雙螺旋結構，闡述 DNA 是以 4 個鹼基（A、T、C、G）的配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並逐步發展出許多新的研究工具；1990 年，美國政府推動人類基因體計畫，接著英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印度等陸續加入，到了 2003 年，人體基因體密碼全數解碼完成，不僅是人類探索生命的重大里程碑，也成為推動醫學、生命科學領域大躍進的關鍵。原本這項計畫預計在 2005 年才能完成，卻因為基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科學家得以提前完成這項壯舉。

提到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早期科學家只能測量 DNA 跟 RNA 的結構單位，但無法排序；直到 1977 年，科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發明了第一代的基因定序技術，以生物化學的方式，讓 DNA 形成不同長度的片段，以判讀測量物的基因序列，成為日後定序技術的基礎。為了因應更快速、資料量更大的基因定序需求，出現了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將 DNA 打成碎片，並擴增碎片到可偵測的濃度，再透過電腦大量讀取資料並拼裝序列。不僅更快速，且成本更低，讓科學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讀取數百萬個鹼基對，解碼許多物種的基因序列、追蹤病毒的變化行蹤，也能用於疾病的檢測、預防及個人化醫療等等。

在疾病檢測方面，儘管目前 NGS 並不能找出全部遺傳性疾病的原因，但對於改善個體健康仍有積極的意義，例如：若透過基因檢測，得知將來罹患糖尿病機率比別人高，就可以透過健康諮詢，改變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降低發病機率。又如癌症基因檢測，可分為遺傳性的癌症檢測及癌症組織檢測：前者可偵測是否有單一基因的變異，導致罹癌風險增加；後者則針對是否有藥物易感性的基因變異，做為臨床用藥的參考，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重要應用項目之一。再者，基因檢測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包含基因序列的註解、變異位點的篩選及人工智慧評估變異點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等，對臨床醫療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建立屬於臺灣華人的基因庫

每個人的基因背景都不同，而不同族群之間更存在著基因差異，使得歐美國家基因庫的資料，幾乎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人身上，這也是我國自 2012 年發起「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希望建立臺灣人乃至亞洲人的基因資料庫的主因。而 2018 年起，中央研究院與全臺各大醫院共同發起的「臺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希望建立臺灣華人專屬的基因數據庫，促進臺灣民眾常見疾病的研究，並開發專屬華人的基因型鑑定晶片，促進我國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

目前招募了 20 萬名臺灣人，這些民眾在入組時沒有被診斷為癌症患者，超過 99％ 是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漢族移民人口，其中少數是臺灣原住民。這是東亞血統個體最大且可公開獲得的遺傳數據庫，其中，漢族的全部遺傳變異中，有 21.2％ 的人攜帶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3.1％ 的人有癌症易感基因，比一般人罹癌風險更高；87.3％ 的人有藥物過敏的基因標誌。這些訊息對臨床診斷與治療都相當具實用性，例如：若患者具有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特殊基因型，醫生在開藥時就能使用替代藥物，避免病人服藥後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基因時代大挑戰：個資保護與遺傳諮詢

雖然高科技與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在生醫領域相當熱門，但有醫師對於研究結果能否運用在臨床上，存在著道德倫理的考量，例如：研究用途的資料是否能放在病歷中？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法規保護？而且技術上各醫院之間的資料如何串流？這些都需要資通訊科技（ICT）產業的協助，而醫師本身相關知識的訓練也需與時俱進。對醫院端而言，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是因為出現症狀，希望找到原因，但是如何解釋以及病歷上如何註解，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

從人性觀點來看，在技術更迭演進的同時，對於受測者及其家人的心理支持及社會資源是否相應產生？回到了解病因的初衷，在知道自己體內可能有遺傳疾病的基因變異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擊如何解決、是否有對應的治療方式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目前遺傳諮詢門診中會詳細解說的部分。科技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基因檢測如何搭配專業的遺傳諮詢系統，以及法規如何在科學發展與個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下一個基因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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