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德西韋治療 COVID-19 有效嗎？來看看兩個初步研究結果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 作者／米勒（Joe Miller）、吳沙忻（Ugur Sahin）、圖雷西（Özlem Türeci）
• 譯者／陸維濃

跌跌撞撞

2020 年 1 月 11 日，多虧了任職於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且思緒敏捷的張永振教授，他將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編碼的定序結果上傳至 virological.org 這個開源網站，跟其他所有的疫苗製造商一樣，BioNTech 也從中受惠。

在 1 月底那個重要的週末，吳沙忻研究了這份分子藍圖，並藉此草擬了幾種候選疫苗，但這些都只是紙上（或者該說螢幕上更為恰當）談兵而已。

要製造實際的疫苗材料，第一步就是為候選疫苗打造出 DNA 的原版複本，再以此為模板製造出 RNA。海茵（Stephanie Hein），也就是負責管理 BioNTech「RNA 倉庫」（一個用來為公司的疫苗及療法儲存抗原或疫苗目標的實際倉庫）的分子生物學家，很快制定了這些模板的基因序列。它們共含有多達四千個核苷酸，由五十到八十個核苷酸構成的小區塊組合而成，是一段完美無瑕的基因編碼。完成這個步驟之後，接著便進入選殖程序，並檢查序列的準確度。

這就是所謂的基因合成（gene synthesis），BioNTech 在多年前就針對這個方法建立了實驗室的作業程序，到了此時，這已是他們的常規作業。然而，某些候選疫苗的 DNA 模板選殖作業，其過程卻是出乎意料地曲折。海茵和她的團隊已經竭盡所能，卻仍無法讓個別核苷酸或序列片段以正確的方式接合起來。他們試過各種可能的方法，但每次分析選殖模板時，序列總是有問題。

另一個團隊早已急切地等著接收這些 DNA，好讓他們準備生產實際的候選疫苗，DNA 作業的遲滯有可能導致吳沙忻雄心勃勃的計畫有所拖延。雖然前面還有更大的挑戰等著他們，但是在 2 月中，光速團隊身處險境，他們被一項本該是最小的障礙給拖慢進度。

回想起這個意料之外的挑戰，吳沙忻非常冷靜。「有時候，」他若有所思地說：「實驗室就像是遭逢厄運。突然之間，久經試驗的日常程序不再有效，開始出現錯誤。這時你得排除問題，你會開始懷疑一切。你更換試劑，重複每個步驟，結果還是失敗。你覺得整個團隊就像一支連簡單傳球都做不好的足球隊，這顆球一直到處彈跳，啃蝕著你的自信心。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給團隊施加壓力。你不能批評他們，你必須鼓勵他們，建立他們的自信心。接著，突然間，球又滾動起來，每個人都像世界冠軍一樣地踢球。」

一開始，這種突然的轉折似乎難以捉摸。事實上，發現一位同事懷孕時，海茵又遭遇了進一步的挫折。因為選殖過程中會用到的康黴素（Kanamycin）對胎兒有毒，所以這位同事立刻被請出實驗室。海茵這麼說：「我們從三人團隊變成兩人團隊，其中一個還是兼職員工。」兩年來，這是她第一次不得不穿上實驗衣，親自動手做實驗。

接著， 在 2 月的某一天， 兩位生物化學家， 齊根哈斯（Thomas Ziegenhals）和德格慕勒（Johanna Drögemüller），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解決方法。與其期待接合成功，他們建議製造團隊不如使用 BioNTech「RNA 倉庫」中現有的 DNA 模板來規畫流程，這些模板的特徵及長度，都和冠狀病毒疫苗所需要的模板很相似。這麼一來就減輕了海茵基因合成團隊的壓力，讓他們在知道自己沒有拖延整體計畫進度的前提下，可以專心地矯正錯誤。就跟選殖過程中遇到的其他問題一樣，這件事情來得突然，去得也快。

結果證實，新製造出來的序列是正確的。海茵的團隊開始製造出一個又一個完美的殖株。2 月底，他們完成了第一個疫苗建構體。

疫苗選拔賽

3 月 2 日，以齊根哈斯和德格慕勒的「倉庫」解決方案進行準備的疫苗製造專家，用海茵成功製造的 DNA 模板生產出第一批產出 RNA。他們將材料倒入一個五十毫升的袋子裡，並立即在攝氏零下七十度進行超低溫冷凍，以確保分子的穩定性。

BioNTech 梅因茲總部外，有輛車子正等著運送這批 RNA 前往位在維也納的保立馬，這趟運送過程所費不貲。家族企業保立馬已與 BioNTech 建立合作關係，並擁有專業技術能將 mRNA 與阿奎塔斯脂質做結合。幾天後，裝滿疫苗的冷凍小玻璃瓶會被放在保麗龍盒裡，越過邊境運回 BioNTech。

BioNTech 的二十個疫苗建構體，每一個都會重複這樣的運送過程。電子郵件持續往返，以一種特勤工作人員護送總統的方式不斷更新狀況，像是「RNA 已經離開建築物」，或是簡單的一句「移動中」。

這顆球又開始滾動了，BioNTech 的團隊像冠軍球隊般地進行著這場比賽。

第一批裝著疫苗的小玻璃瓶很快就回到了梅因茲，由芙格領導的團隊開始設計一場疫苗選拔賽。

二十個候選疫苗互別苗頭，目標是找出能以極低的劑量引發免疫反應的疫苗，光速團隊會以這個方法選出後續用來進行臨床試驗的疫苗建構體。在未來幾個月，這些選拔標準也會影響 BioNTech 決定以哪一個疫苗建構體來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以及最終會向全世界提供哪一個疫苗建構體。

一開始，BioNTech 團隊計畫進行最簡單的「體外」試驗，其實就是在玻璃培養皿上進行。由兩位技術人員對細胞進行 mRNA 轉染，觀察細胞是否產生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的完美複製品。從科學的角度而言，這是很普通的試驗，但說到對後續供臨床試驗或商業用途而批量生產的疫苗進行品質檢查時，這些試驗就顯得非常重要。

動物試驗

接下來要在另外的地點進行動物試驗。以八隻小鼠為一組，將候選疫苗以低、中、高三種不同的劑量分別注入小鼠體內。注射完成後即開始監測有無副作用的跡象，六週的試驗期間內，研究人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抽取小鼠的血液，進行數百次非成即敗的試驗。

由克蘭茲（Lena Kranz）和沃梅（Mathias Vormehr）率領的團隊則是在血液樣本中尋找兩種 T 細胞：CD4 T 細胞，又稱為輔助型 T 細胞，也就是扮演免疫反應發起者和指揮者角色。以及在外巡邏，天生具備「X 光視覺」，可以辨識並殺死施展偽裝術敵人的 CD8 T 細胞。

經常讓對方無法接話的克蘭茲和沃梅，就像是 BioNTech 的「穆德和史考利」（譯注：影集《X 檔案》的主角），他們在研究生期間就對 BioNTech 的癌症疫苗開發有所貢獻，此後也成為領先全球的 T 細胞偵探。

他們能夠判斷候選疫苗中所表現的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是否引發 T 細胞做出反應、免疫系統是否執行了它們所需的免疫反應，或是產生讓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惡化的反應。不過，克蘭茲和沃梅負責的試驗相當複雜，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

與此同時，芙格的團隊將利用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的酵素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在生技界常以如人名般親切的字首縮寫 ELISA 表示）來判斷疫苗建構體是否能在小鼠體內誘發足夠的抗體。

ELISA 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後常用來檢測無症狀傳播，以及用來確定康復患者體內是否有抗體的檢驗方式很相似，但做法相對簡單。不過，ELISA 無法區別抗體是單純地與病毒結合，或者是以一種能夠中和威脅、阻止病毒進入健康細胞的方式與病毒結合。為了查明抗體是否發揮功效，芙格的團隊必須設計出具有「金標準」的實驗，也就是病毒中和檢測（virus neutralization test，VNT）。

BioNTech 已經具備檢測中和抗體的技術能力，他們在與輝瑞合作開發流感疫苗的早期階段就做過這類試驗：將培養出來的病毒，以及含有具備中和潛力的抗體血清一起注入健康細胞中，五天後進行檢查，觀察細胞是否死亡，或者抗體是否發揮了預防感染的效用。

這些過程都是在 BioNTech 的實驗室裡完成的，操作流感病毒的法規限制並不多。但面對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新型病毒，監管機構得採取更多保護措施，截至 2020 年 2 月底，全球已有三千人因新型冠狀病毒而喪命。

自 1970 年代開始，操作危險微生物時就要遵循分級制度，並採取相應安全措施。致死率約為 90% 的伊波拉病毒，被歸類為最危險的病原體，相關實驗必須在「生物安全等級第四級」（biosafety level four，BSL-4）的專門實驗室裡進行，操作人員必須穿著在災難電影場景裡會看到的全身防護衣，並使用獨立的呼吸裝備。

至於存在已有幾個世紀的流感病毒，如今大多數人體內已具備一些對抗流感病毒的自然防禦機制，則被歸類為「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的病原體。操作這類病毒時，人員必須採取標準的防護措施，如穿戴手套和口罩，但幾乎不需要其他專業設備。

新冠肺炎的活體病毒樣本則歸類在生物安全等級第三級，也就是只能在「生物安全櫃」（biosafety cabinet）（譯注：或稱無菌操作台）中進行相關操作，生物安全櫃是一個由玻璃隔屏保護的工作空間，操作人員透過一個小縫隙將手臂伸入其中。

生物安全等級第三級實驗室的牆面、天花板和地板需要使用不透氣的建材，並設置附有密封門的前室，以及抗震的結構設計。實驗室的氣流必須嚴格受控，所有固定裝置都要能夠承受使用工業強度的化學物質進行定期清潔。

BioNTech 沒有生物安全等級第三級的實驗室，中和抗體檢測必須在外部承包商提供的空間進行。這麼做的花費相當昂貴，因為得將數千個樣本放在超低溫冷凍容器中來回運送，計畫進行的速度也會因此慢下來。不用懷疑的是，承包公司只會在正常工作時間內上班，對疫苗建構體進行依序地而非同時的檢測。待數據蒐集、配方調整和再次檢查錯誤等工作都完成後，光速團隊才會初次看到相關數據，那會是三至四週後的事，疫苗評估作業的速度將大幅減緩。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人鼠之間：生醫研究的幕後英雄——實驗鼠》

• 作者 / 林妤庭｜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

作為世界各國生醫研究的推手，每隻基改實驗鼠都是具有個性、生命力充沛的個體，就和我們每個人一樣！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副主任秦咸靜表示，牠們不只是實驗材料，更是新藥開發的大功臣，值得享有更多尊重和福祉。

「你可以想成這裡養了數十萬隻寵物，獸醫師會定期幫動物巡房、做健康檢查；也像是『不孕症中心』，有大量被冷凍保存的動物胚胎，有需要時解凍來用；還有各種類似醫院專科門診的單位，包括行為、腦神經、代謝、腫瘤等，會固定幫這些小鼠做實驗，」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副主任秦咸靜形容。

秦咸靜對這裡飼育的大小鼠如數家珍，這些長期近親培育而得的實驗鼠，每個品系就像是一群多胞胎，有自己獨立的個性，有的脾氣硬、愛爭執，有的精神脆弱，禁不起一絲打擾。「像 B6 是 party animal ，愛喝酒，也愛吃甜食和高油脂的食物，媽媽把小孩生下來就跑出去玩；但如果是 FVB 品系，你餵牠酒，牠會堅持等水喝，而且很會照顧小孩！」秦咸靜說。

基因改造「特製」實驗鼠

這些實驗鼠對於研究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為了更精準的解決研究問題，研究者可以透過將老鼠基因序列增加、刪減、替換，破解基因對於身體功能或者疾病發展的影響。國研院動物中心就是透過基因改造鼠，一路抽絲剝繭，找出多囊腎病變真正關鍵的家族遺傳基因，為治療因多囊腎病而須洗腎的病患，喚起了一線生機。

現今實驗鼠全世界有 2 萬多個品系，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基因改造鼠。「螢光鼠」是箇中代表，變色基因就像是在實驗鼠體內裝進了探照燈，協助追蹤器官或細胞移植後發生了什麼事。目前的技術還可以依照需求調控變色，例如給原本紅色的螢光鼠某一種藥時，同時啟動綠色螢光基因，事後觀察顏色的改變，就可以清楚對照出給藥前後細胞在體內的變化。

這些基因改造鼠，也是人類對抗疾病的第一道防線。2015 年，國研院動物中心研發出高度免疫不全的「擬人鼠」，2019 年，再將這些幾乎失去所有免疫細胞的小鼠，進一步接種人源腫瘤，成為個人化新藥試驗的替身——阿凡達鼠，作為癌症治療及研究的重要工具。

秦咸靜解釋，腫瘤跟免疫是臨床前試驗失敗率很高的兩個領域。使用老鼠腫瘤獲得的結果，和應用在人體上可能有很大落差。傳統上，使用人類的腫瘤細胞株進行測試，細胞株可能源於數十年前某個病人身上採到的腫瘤組織，但在實驗室經過了漫長歲月，早就與原本的腫瘤大不相同。

「我們希望顛覆測試的方式，最好可以直接拿病人的來做，最準！」只是人的腫瘤移植到老鼠身上，很容易就被免疫系統攻擊，產生組織排斥。所以第一步，就是讓老鼠不要有免疫系統。這些成功在老鼠身上長大的腫瘤，冷凍保存後可以成為一個「銀行」，日後提供其他有類似基因變異的病人使用，找到適合藥物。目前也正在研究如何將老鼠的免疫系統換成人類的免疫系統，更真實模擬人體環境，也可擴大測試更多與免疫反應有關的藥物。

從「擬人鼠」到「器官晶片」

在精準醫療的發展上，現在甚至已經有老鼠跟人同步測藥的嘗試。給予病人第一線標靶藥物的同時，也直接將腫瘤種到老鼠身上，尋找第二線對病人有效的標靶藥物，免去在眾多標靶藥物中「盲測」而流失的生命和時間。「很多癌症病患等不到有效的藥，吃了第二段標靶藥還是沒有效就走了。」秦咸靜說，雖然目前技術還未全面到位，而且在這樣的時間壓力下，要維持高效率、高成功率，非常考驗臨床動物實驗的能力，但這依然是未來值得發展的方向。

更進一步，「這些從人的腫瘤擴增出來的檢體，未來也可以變成器官晶片，也就是把腫瘤養在晶片上來篩藥，不一定要用老鼠。」秦咸靜認為，隨著技術的進展，除了能建立很多過去想像不到的檢測方式，研究人員也希望搭建出新的機制、新的平台，減少實驗動物的犧牲。

尊重每一次的動物實驗

國研院動物中心擁有全球頂尖的基因改造技術和珍貴的稀有鼠，名列 23 個國際種源庫之一。秦咸靜認為，臺灣有非常強勁的研究能量，對於實驗動物的管理和品質，在亞洲也算是數一數二；不過她也期望，對於動物實驗的教育可以更深入扎根。

「動物牠不是材料，而是生命。如果今天要在一篇論文裡選一個位置去放牠，我們應該要放在致謝，而不是材料。」秦咸靜道出她的感悟。

當思維模式轉變，進行動物實驗規劃時自然就會更有策略、更謹慎，而不是一股腦地直接做動物實驗，或是因為實驗設計不夠精準而一再重來。秦咸靜說明，其實現在大部分實驗希望多軌進行，可以用細胞或電腦模擬的方式先做，若要進行動物實驗，則要好好把握機會，規劃完整並做到好，才不會無謂的消耗生命。至於實驗動物的生活環境，就像養寵物一樣，該換籠就換籠、該清潔就清潔，讓牠們吃好、住好。這些動物帶著實驗的宿命而生，如果人還不能好好照顧牠們，是實驗上最大的殘忍。

以愛來照顧實驗動物，不只是動物福祉的展現，讓牠們的身心靈維持穩定，對於得到準確的生理數值也有幫助。秦咸靜舉例，如果照顧者採血太粗魯、環境太吵、飲食不周，動物一下子心情好、一下子心情不好，生理值高低起伏，當然測不準。

「很多我們覺得很簡單的概念，在學校或是進了實驗室不一定有人教。這些老鼠看起來很單純，其實一點都不單純。」國研院動物中心也積極開課、推廣，期待提升各界關注實驗動物福祉的意識，並建立足夠的訓練機制，不要再從錯誤中學習。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想必你一定有在新聞媒體上看過這樣的標題：「癌症病患新曙光，XX 抗癌藥在動物實驗上表現亮麗！」。但大部分的藥物進入臨床試驗後，卻常常出現藥效不佳的結果，動物實驗和人體試驗之間，似乎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針對這個問題，近期發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研究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¹。

動物模式？癌症動物模式？

動物實驗是藥物開發中非常重要環節，藥物必須先在動物實驗中確認其機制、劑量與副作用等多種資訊和安全性後，方能進入臨床試驗。當然，抗癌藥物也不例外。

所謂的動物模式，就是指「在動物身上進行生物、行為之研究成果，及在動物產生的先天或誘發性病理變化，在人類或另種動物有類似現象，以作為參考，此稱為動物模式」²。

其中，當動物模式用於癌症時，我們可以稱之為癌症動物模式，用於測試癌症新藥的實驗動物中，實驗小鼠因其成本低、體積小、易操作，並且有著豐富的多樣性和生理遺傳資料等特性，是最常使用的癌症動物模式。

科學家如何將癌細胞「移植」到小鼠身上？

小鼠的癌症動物模式，根據移植方式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同種移植 (Allogeneic Model)：將同種小鼠體內所產生的癌細胞，移植到同種小鼠身上。

這種方式的優點是方便、快速、成本低，且能避免小鼠免疫系統對移植的癌細胞產生排斥反應。缺點在於小鼠和人類的癌細胞在生理上並不同，未能反應藥物的真實效果。

（二）異種移植 (Xenograft Model)：將非小鼠所產生的癌細胞，移植到小鼠身上。

這種方式的好處在於，將人體產生的癌細胞移植到小鼠身上，可以更好還原人體癌細胞的生理反應，更清楚藥物對癌細胞的作用。但壞處就是正常小鼠的免疫系統會對移植的癌細胞產生排斥反應，因此需要使用免疫功能缺乏的小鼠來進行，成本較高。

而異種移植，依據移植細胞的來源，又可分為兩類模型：

1. 細胞株異種移植 (Cell line-derived xenograft, CDX)：將已建立的腫瘤細胞株^註1移植到小鼠身上。因移植的細胞株已在體外培養多代，所以細胞的來源和特性一致，可快速建立模型，但細胞株在體外培養的過程中，其生理特性會與原始腫瘤組織逐漸不同。
2. 人源性腫瘤細胞異種移殖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 PDX)：將病患身上的腫瘤組織直接移植到小鼠身上。此方法能保存腫瘤組織的原始樣貌（例如腫瘤微環境），更能反應腫瘤的真實生理特性，不過建立此模型的成本較高。

PDX 是直接將病患的腫瘤組織移植到小鼠體內，更好的保留了腫瘤組織的生理特性，因此在藥物測試上比 CDX 更具臨床意義，這讓 PDX 模型成為越來越多抗癌藥物在動物實驗上的首選。

雖然 PDX 能更準確地重現人類腫瘤，但令人不解的是：

為何許多在 PDX 中能有效對抗腫瘤的新藥，在臨床試驗卻常以失敗告終？

近日，美國德克薩斯大學休斯頓健康科學中心和麥戈文醫學院的研究團隊，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病毒感染。

實驗不準可能是病毒惹的禍？

引起他們注意的是 2018 年的一份報告³，該報告指出：

大腸癌 PDX 模型中的大腸癌組織，可偵測到鼠白血病病毒 (Murine leukemia virus, MLV)^註2的 DNA，但病患的大腸癌組織並沒有鼠白血病病毒的 DNA。

因此該報告推測，這些小鼠身上的人類腫瘤組織可能被鼠白血病病毒感染了，也就是說鼠白血病病毒極有可能會感染 PDX 中的人類腫瘤組織。

為了驗證這個可能，首先研究團隊分析了 PDX 資料庫中 184 個 PDX 模型的基因數據，結果顯示，腫瘤組織內有鼠白血病病毒DNA 數據的 PDX 模型，多達 170 個。

鼠白血病病毒從哪裡來？

為了排除鼠白血病病毒是來自 PDX 模型內小鼠細胞的可能，他們分離出 PDX 內的單一個腫瘤細胞，並和病患的腫瘤細胞一同進行定序分析。

結果顯示，科學家無法在病患的腫瘤細胞偵測到鼠白血病病毒的 DNA，但卻在 PDX 模型內的腫瘤細胞找到了，這證實了，小鼠體內的鼠白血病病毒會感染人類的腫瘤組織。

你可能會問，鼠白血病病毒感染對腫瘤組織有甚麼影響？影響可大了！

研究團隊發現，被感染的腫瘤組織其基因表現模式和原始腫瘤組織不同。

當腫瘤感染越多的鼠白血病病毒，腫瘤組織內與免疫反應、藥物代謝的相關基因群，其表現模式會顯著改變，這讓 PDX 腫瘤組織對藥物的反應，很可能不同於原始腫瘤組織。

鼠白血病病毒可以活化 T 細胞！

文章中提出一個免疫療法的例子：PD-1 和 PD-L1。

正常 T 細胞會去攻擊腫瘤細胞，但 T 細胞表面上有一個名叫 PD-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的蛋白質，當蛋白質活化時，它會抑制 T 細胞的活性。

而腫瘤細胞為了避免 T 細胞的攻擊，會在細胞表面上產生 PD-L1 (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 這個蛋白質，當 PD-L1 與 T 細胞表面上的 PD-1 蛋白質結合後，就會抑制 T 細胞的活性，讓腫瘤細胞躲避 T 細胞的攻擊。

針對這個機制，目前常用的免疫療法就是阻斷 PD-1 和 PD-L1 的結合（加入 PD-1 或 PD-L1 抑制劑），讓 T 細胞的活性不會被腫瘤細胞抑制。

研究團隊發現感染越多鼠白血病病毒的腫瘤組織，PD-L1 的表現會越少，這讓腫瘤細胞抑制 T 細胞的能力降低，此時，若科學家再加入 PD-L1 的抑制劑，就會讓小鼠的 T 細胞大舉活化，讓腫瘤細胞大量死亡。

如此一來，在動物實驗的階段中，科學家可能就會高估了 PD-L1 抑制劑的效果！在 PDX 模型中，雖然 PD-L1 抑制劑看似有效，但進入人體試驗後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

在人體的臨床試驗中，因為人體腫瘤組織並沒有被鼠白血病病毒感染，PD-L1 的表現量比 PDX 模型更多，抑制 T 細胞的能力更強，如果 PD-L1 抑制劑的效果不夠強或者劑量太少，很難產生效果。

別擔心，PDX 模型並未被全盤否定！

過去科學家們都認為，由於 PDX 模型是直接將未經處理的病患腫瘤組織移植到小鼠體內，在各方面保留大部分腫瘤的生理特點，因此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預測性，但也許事實並非如此。

這篇研究的結果顯示，某些抗癌藥物雖然在 PDX 模型中療效顯著，但由於藥物殺死的是被鼠白血病病毒感染的腫瘤細胞，和原始人類腫瘤的生理特性已不同，因此藥物在人體試驗中可能無效。

當然這個研究並非否定 PDX 模型，而是提出改進方向，PDX 仍是目前最能反應真實人類腫瘤特性的動物模型，只是，未來科學家在使用 PDX 模型時，需定期對實驗動物進行病毒感染測試，從而減少病毒對腫瘤組織的影響。

另外病毒感染也只提供一部份解釋，相信隨著更多研究的投入，能讓我們更了解動物實驗和人體試驗間的鴻溝。進而讓我們設計出更好的動物模型，提升藥物開發的效用與安全性。

註釋

1. 細胞株：細胞株是指原始細胞（可能來自組織、器官或細胞）經過篩選後，可重複培養的細胞群。細胞株培養出的每個細胞狀態都極為相似，因此是研究細胞生物學的重要材料。
2. 鼠白血病病毒 (Murine leukemia virus)：是一種能導致鼠類產生腫瘤的反轉錄病毒，目前發現也會感染其他脊椎動物。

參考資料

1. Yuan, Z., Fan, X., Zhu, JJ. et al. Presence of complete murine viral genome sequences in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 Nat Commun 12, 2031 (2021).
2. 梁善居／國防醫學院動物中心主任：第九章－人類疾病之動物模式（Animal Models for Human Diseases）
3. Bock, S., Mullins, C. S., Klar, E., Pérot, P., Maletzki, C., & Linnebacher, M. (2018). Murine Endogenous Retroviruses Are Detectable in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 but Not in Patient-Individual Cell Lines of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9, 789. 
4. Why some cancer drugs may be ineff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