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再現？談鼠疫的流行病學與防治追蹤──《科學月刊》

鼠疫桿菌導致的黑死病，史稱鼠疫桿菌的第二次大流行，公元 1346 到 1353 年的大瘟疫影響歐洲非常深遠。已知最早 1346 年的病例位於黑海附近，不少學者卻主張這波鼠疫桿菌來自更東方。2022 年發表的論文報告，在天山地區的古墓中，找到黑死病起源的線索。

威脅潛伏：來自黑海更東方的鼠疫桿菌

取樣古代 DNA 的技術成熟後，如今可以直接定序遺骸中的 DNA 片段，查看是否存在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等微生物。一系列研究得知，人類感染鼠疫桿菌的歷史超過五千年，因此在黑死病的年代，鼠疫桿菌並非新型傳染病，只是以前都沒有過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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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桿菌和所有生物一樣，會持續改變遺傳序列。假如黑死病源自黑海的更東方，那麼在比黑死病興起更早的時間點，黑海東邊的某處，應該能見到導致黑死病的鼠疫桿菌品系，變成黑死病品系之前，還差一點的樣貌。

最近一隊專家重新調查，早在一百多年前便已得知的遺址。用現代的國家疆域劃分，地點位於吉爾吉斯北部，伊塞克湖（Issyk-Kul）周圍的楚河谷（Chüy Valley）兩處遺址：Kara-Djigach 和 Burana。

早在公元 1885 到 1892 年，俄羅斯帝國時代的考古學家 Nikolai Pantusov、Daniel Chwolson 便探索過這兒。

世界各地的考古遺址，數量其實非常多，但是大部分都沒有受到重視。吉爾吉斯古墓時隔一百多年後又引起注意，是因為有些墓葬的石碑記錄提到「瘟疫」，剛好被新時代的專家聽到。

蒙古帝國宗教寬容政策下的新移民社群

接下來一段和黑死病不直接相關，卻不失為有趣的歷史，能順便認識現代的跨領域手段，如何探討這類問題。沒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略過。

石碑上紀錄的名詞為 mawtānā，這是敘利亞語（Syriac）的瘟疫。報導這回新發現的新聞對此都一提而過，論文正文受限於篇幅也沒有多作描述，所幸附錄中有較為完整的介紹，我覺得背後的歷史故事相當有趣。

Kara-Djigach 地理上位於新疆西方，天山地區的南側。政治上，現在屬於吉爾吉斯，黑死病年代算是大蒙古帝國的轄區，更早之前則是西遼的國土。

提及西遼和蒙古帝國是因為，在西遼統治的年代 Kara-Djigach 沒有住人（另一處遺址 Burana 有），要等到蒙古帝國統治時，才有源自西方的基督徒移民，長途遷徙到此處建立社區。等下！基督徒？

不少人對蒙古帝國有很殘暴的印象，成吉思汗堪稱人類毀滅者。但是征服時對敵人不手軟以外，蒙古帝國擺在當時，統治並不算暴虐，而且特別重視貿易。蒙古帝國算是繼承後世所謂的「絲路」，然而，中亞的民族、宗教、文化非常複雜，衝突屢見不鮮。

成吉思汗開創蒙古帝國以來，憑侍強大武力，持續實施宗教寬容政策，不在意子民信什麼宗教，不論摩尼教、伊斯蘭、基督教、佛教、道教、諾斯替、亞那毛毛……只要乖乖聽話，能創造利益，帝國就保障其地位與安全。

在此背景下，許多在原本居住地受到迫害、排擠的人，移民到新天地討生活（蒙古統治當然也沒有那麼美好，有些移民是受到蒙古帝國的迫害，被迫或主動搬家）。

創立 Kara-Djigach 社群的基督徒，不屬於羅馬、君士坦丁堡的兩大基督教系統，而是東方亞述教會（Church of the East，或稱作 Nestorian 聶斯脫里教會）。他們從西方移民到察合台汗國轄下經營新家園，他鄉變故鄉，一代一代的基督徒長眠於此，數百年來留下不少石碑。

公元 1338 年，塞琉古 1649 年，虎年瘟疫爆發

石碑大部份是敘利亞語，也有少數突厥語。總共 600 多個石碑，公元 1248 到 1345 年有 467 個，整理後能一眼看出光是 1338 一年就有 118 個，比例高的不尋常。其中 10 個出現 mawtānā：敘利亞語的瘟疫。

所以 1338 年這個年代，不是科學定年法的估計，而是直接的文字紀錄。但是石碑寫的不是公元 1338 年，而是「1649 年」和「虎年」。

Kara-Djigach 這群居民是基督徒，卻不使用根據基督生辰的曆法，他們遵循一套更古老的曆法：塞琉古紀年（Seleucid）。

塞琉古紀年來自亞歷山大大帝去世後，衍生出的塞琉古帝國，從公元前 311 年開始計算。因此塞琉古 1649 年，也就是公元 1338 年。那時還在用塞琉古紀年的人不多，堪稱活化石。

另一方面，突厥、蒙古等古代草原文化習慣以十二生肖紀年，不過動物項目和漢人略有不同。Kara-Djigach 所屬地區時常會與十二生肖紀年的人交流。公元 1338 年是草原十二生肖的虎年，也是天干地支的戊寅年。

已知最早的黑死病出現在 1346 年的黑海，1338 年只是短短的 8 年前。顯而易見，如果在 8 年前的吉爾吉斯找到鼠疫桿菌，便有機會追溯黑死病的起源。

為求簡便，本文之後稱這場虎年發生的瘟疫為「虎疫」。其實虎疫是以前日本人對霍亂的稱呼，但是名字帥，這邊先借用一下。

快要變成黑死病前不久的鼠疫桿菌

即使由於鼠疫去世，死人骨頭內也不見得會殘留鼠疫桿菌。幸運的是，Kara-Djigach 遺址的 3 位長眠者體內，順利偵測到鼠疫桿菌的古代 DNA。

3 個樣本的平均覆蓋率分別為 0.13、2.8、6.7。論文判斷品質比較好的兩個基因組，遺傳上或許完全一樣，因此後續分析時直接合併，變成覆蓋率 9.5 的一個樣本。

將虎疫和古代、現代鼠疫桿菌樣本一起分析，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用虎疫當模板，再變化一點點，便可以衍生出所有 14 世紀黑死病的基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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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導致黑死病的鼠疫桿菌，由虎疫品系衍生而成。根據遺傳差異估計年代，導致黑死病的品系們的共同祖先，估計介於公元 1316 到 1340 年。因此 1346 年起大爆炸的黑死病，遺傳上只能追溯到不久以前的 14 世紀初期。

有派觀點主張，蒙古帝國 13 世紀主導的戰爭與貿易，促使歐亞大陸的大流動，與黑死病發跡有關。根據現有資訊看來，蒙古帝國起家的時刻，距離黑死病的發源還有點早。

遺傳上最接近虎疫的現代鼠疫桿菌，地理上都位於天山一帶，具體來說就是吉爾吉斯、哈薩克、新疆的土撥鼠（marmots，旱獺屬，統稱土撥鼠，不過有好幾個物種）。

論文推論黑死病品系的直系祖先，應該一直都在天山地區流傳。它在公元 1338 年的虎疫爆發，首度於吉爾吉斯留下記錄，8 年過後的 1346 年於黑海現蹤，然後繼續往西向歐洲廣傳，一發不可收拾。

貨出去，人進來，黑死病襲來

多數讀者大概不熟悉中亞地理。從新疆出發，往西是吉爾吉斯，再往西是哈薩克、烏茲別克，再來是土庫曼，接下來是裏海和伊朗，更往西是高加索地區，更西邊是土耳其和黑海。這應該就是黑死病，由東向西傳播的路線。

發生虎疫的吉爾吉斯 Kara-Djigach 在當年是人進來，貨出去的國際貿易中心，發大財之餘，爆發瘟疫並不稀奇。光從遺傳上比對，黑死病之前與大爆發之後的鼠疫桿菌，並沒有很明顯的變化。從公元 1338 到 1346 年發生什麼事，讓黑死病大魔王有登上舞台的發揮機會，值得繼續深究。

也很有趣的是，中亞發跡的鼠疫往西方廣傳形成黑死病，會不會也往東方傳播呢？公元 1338 年，統治中國的政權是元朝，元順帝的至元四年。

公元 1368 年創立明朝的朱元璋 1328 年出生，和元順帝是同時代的人，元順帝也是最後一位統治漢地的元朝皇帝。元朝末代皇帝任內的國家大亂，是否和鼠疫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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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Spyrou, M. A., Musralina, L., Gnecchi Ruscone, G. A., Kocher, A., Borbone, P. G., Khartanovich, V. I., … & Krause, J. (2022). The source of the Black Death in fourteenth-century central Eurasia. Nature, 1-7.
2. Ancient plague 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Death
3. Black death: how we solved the centuries-old mystery of its origins
4. 800-year-old graves pinpoint where the Black Death began
5. Ancient DNA traces origin of Black Death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人類的身體結構並非一成不變，穿著打扮、行為習慣都可能影響人體構造。例如壓迫感比較強的鞋子，會增加腳部變形的機率。新發表的論文報告，14 世紀尖頭鞋在英國開始流行以後，劍橋（劍橋大學所在地）居民拇趾外翻的比例明顯增加。

尖頭鞋造成拇趾外翻

拇趾外翻（hallux valgus）是常見的腳部變形。腳的大拇趾正常方向是朝向前方，拇趾外翻意思是，大拇趾向其他四趾的方向彎曲。

拇趾外翻不算少見，也不一定影響正常功能，但是彎曲到某個程度，會讓大拇趾的根部向身體內側方向突出，較可能帶來不良影響。扁平足、行走姿勢、先天遺傳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而會壓迫腳趾的尖頭鞋，也是拇趾外翻的一大原因。

尖頭鞋不是現代的新產物，某些追求時髦的古代人也很流行；趕潮流的同時，尖頭鞋也對他們造成壓迫，在考古紀錄中清晰可見。

英格蘭在 14 世紀後段，接受來自歐陸的尖頭鞋風潮（其實更早就有，不過沒那麼流行），不少人捨棄較為舒適的靴子，把腳腳塞進尖頭鞋趕潮流，尤其是社經地位較高的族群。

為了研究尖頭鞋對身體的影響，英國的考古計畫「瘟疫以後：中世紀劍橋的健康與歷史（After the Plague: Health and History in Medieval Cambridge）」有一部分特別探討這個主題。比較 14 世紀之前和之後，拇趾外翻的比例是否增加。樣本來自劍橋的 4 處墓地。

尖頭鞋流行後，劍橋人的拇趾外翻變多

以劍橋大學聞名的劍橋，位於英格蘭東南部（現在屬於劍橋郡），公元 1280 年是個人口約 3500 的城鎮，主要產業是農業及河運貿易。劍橋大學成立於 1208 年，不過要等到 13 世紀晚期才比較有樣子。大學的師生職員之外，劍橋還住著不少一般鄉民。

研究分析的樣本都超過 18 歲，至少一邊的大拇趾骨頭仍然保存。

活人的拇趾外翻，從外觀很容易直接看出來；但是死人只有骨頭，如果不是比較嚴重的拇趾外翻，多半不會在骨頭留下痕跡，因此這類分析得到的結果，只能算是最低估的比例。

總共分析的 177 人中，31 人拇趾外翻，男生 20 人、女生 11 人。整體拇趾外翻的比例為 18%。

超過 45 歲又有拇趾外翻的遺骸，比起沒有外翻的人，還有骨折等其他創傷的比例較高，或許和拇趾外翻讓平衡感變差有關。

所有樣本的比例為 18%，不過年代早晚明顯有別。能確認年代的樣本，11 到 13 世紀的 52 人中有 3 人拇趾外翻，約 6%；14 到 15 世紀的 71 人有 19 人拇趾外翻，約 27%。由此看來，尖頭鞋流行以後，拇趾外翻的比例有所增加。

社經地位愈高，拇趾外翻愈多

另一方面，4 處墓地的安息者雖然最終都長眠劍橋，生前經歷仍不ㄧ樣。整體來說，社經地位愈高的族群，拇趾外翻的比例也愈高，頗為符合認知。

鄉村墓地（Church End in Cherry Hinton）主要讓農夫安息，和「時尚」關係最遠，37 人中只有 1 人，比例只有 3%。

教區墓地（parish cemetery of All Saints by the Castle）安歇的靈魂來源最廣，以貧窮勞工為主，50 人中有 5 人，比例為 10%。

醫院墓地（Hospital of St. John the Evangelist）中社經地位更高的市民居多，69 人中有 16 人，比例 23%。

修道院附屬墓地（Augustinian friary）的長眠者社經條件普遍最佳 ，21 人中有 9 人，比例達到 43%；這兒埋葬的不一定是修士，不過能確認為修士的 11 人中，也有 5 人。

從這些分析推論，14 世紀後半開始，尖頭鞋在英格蘭的流行，很可能和拇趾外翻有關，增加了外翻的比例。1346 年開始的黑死病，對那段時期的歐洲影響很大；末日般的大瘟疫結束後，彷彿獲得新生的人們，也興起新的時尚。

新潮流傳入英格蘭後，尖頭鞋被視為更時髦的裝備，也因此和階級密切有關。可以看出社經地位更高的人，拇趾外翻的比例也明顯較高。

有趣的是，劍橋這類在當時不太富裕也不算窮的一般城鎮中，修道院的日子過得最好。

基督教（或是你想稱為基督宗教）從基層起家，以服務底層人民為號召，也因此獲得廣大的信眾支持，發展壯大。修道會作為服務羊群的宗教團體，修士原本被要求簡樸度日，卻漸漸變得奢華。

英格蘭的教會高層，曾經在 1215 年下令禁止尖頭鞋（遠早於尖頭鞋在英格蘭開始流行的年代），後來又多次明文規範服飾，不過長期下來應該沒什麼用。

某些修士的物質享受不但樂勝窮苦的工人、農民，也明顯勝過普通市民，不遜於貴族。喬叟 1392 年完工的小故事合集《坎特伯里故事集》，成為文學經典流傳至今，其中就有批判教會奢侈的情節。

總之，以摧殘身體達成目標的時尚，也能在考古紀錄中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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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Fancy shoes and painful feet: Hallux valgus and fracture risk in medieval Cambridge, England
2. Fashion for pointy shoes unleashed plague of bunions in medieval Britain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疫情對不同族群影響明顯有別

席捲世界的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進行，已經可以觀察到，愈脆弱的人愈有機會受到傷害。例如在美國，平時較為弱勢的非洲裔、拉丁裔族群的死亡率明顯較高，而這類現象在歷史上不斷重演。

另一方面，瘟疫也可能大幅影響社會發展，知名的黑死病，甚至長期影響過歐洲的貧富結構。

為了防疫而大幅減少社會活動，對中學老師影響有限，小企業卻無法承受太久；此一狀況鮮明地指出，疫情對不同社經地位的人影響差異很大。古代弱勢的原住民社會，更是時常受到傳染病打擊，如天花等疾病曾經摧毀過不少美洲原住民社群。

距今 100 多年的 1918 年西班牙流感，橫行全世界導致數千萬人喪命，不過不同族群的受創程度明顯有別。在美國，原住民的死亡率是其他族群的 4 倍。而在那種族分離的年代，白人病患上白人醫院，黑人病患上黑人醫院，白人的生還率較高。

不過也不只是種族差異，如弱勢的美國礦工與工廠勞工，死亡率也比高。至於挪威的奧斯陸，同一個城市中的死亡率，最窮的比最有錢的一批人高出 50%。

疫情會影響社會是非常明白的事實，有時候影響卻意外地廣泛又深遠。1346 年起在歐洲大流行的黑死病，就是一個鮮明的案例。

黑死病劇烈衝擊，社會資源重新分配

貧富差距是認識社會狀況的重要指標。根據稅務、房地產等資訊，歷史學家估計「前 10% 有錢人的財富，占所有人財富」的比例，在義大利數百年來都持續上升，也就是最有錢一批人的財富，占整體的比例愈來愈高。趨勢唯一一次被大翻轉，是黑死病爆發後的一百多年。

義大利西北部的 Sabaudian 在 1300 年時，前 10% 有錢人的財富占整體 61%，黑死病爆發後的短時間內劇烈下降，接著逐漸降低，到 1450 年降低到 47%。而法國南部、西班牙東北部、日耳曼、英格蘭也有類似狀況。由這些分析推論，黑死病使得當時的歐洲社會，經濟上變得更為平等。（不過更東方的東歐與俄羅斯狀況不同）

有錢人更容易累積財富是歷史的常態，黑死病卻能逆轉趨勢。一大原因是黑死病消滅太多人口，勞動力嚴重短缺，使得生還者的工資上漲。另外財主大量死亡，令大批財產進入市場，許多繼承人把土地賣給沒有財產的農民。瘟疫劇烈衝擊社會結構，促進資源重新分配。

大瘟疫結束後，生還者便能成為時代贏家？多半不會

黑死病疫情平息以後，導致黑死病的鼠疫桿菌沒有消失，每過一段時間便捲土重來。然而，義大利由長期趨勢看來，只有第一次黑死病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隨後數百年來的每一次瘟疫，像是 1629 年和 1656 年的兩次鼠疫大流行，似乎反而讓貧富差距更加拉開，至少也沒有縮小過差距。

歷史學家認為理由是，擁有資源的人在隨後的疫情中，找到順利保護自己財產與健康的方法，而比較窮的人受創機率更高。這些因素使得歷次疫情，更容易加深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

有錢人掌握財富的比例，不斷上升的趨勢持續數百年，到 20 世紀初期達到巔峰，直到 1918 年後才大翻轉，或許和當時的流感疫情有關，不過那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刻，戰爭與流感的影響相當難以分辨。

從歷史看來，疫情的犧牲與教訓不見得會讓社會進步，反倒時常帶來負面影響，但是利用得宜卻也能創造更好的未來。這次的疫情仍在發展，它的結局與影響如何，我們都參與其中。

• 本文轉載自新公民議會〈歷史大瘟疫：黑死病重塑社會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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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From Black Death to fatal flu, past pandemics show why people on the margins suffer most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