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超有事？為何總是著迷於先救女友還是媽媽的問題呢？──《囚犯的兩難》

習得無助、控制感，以及憂鬱

提過塞利格曼等人發現的「習得無助」現象，他們進行了一系列動物基本學習歷程的實驗，訓練動物跳過柵欄以避開腳下的電擊。動物通常很快就能學會怎麼做，但有一組動物，因為先前經歷過一連串無法躲避的電擊，所以始終都學不會，牠們甚至放棄嘗試，只是待在原地乖乖接受電擊，而從不試著跳過柵欄。研究者的解釋是，當動物遭受自己無法控制的電擊，就會學到不管怎麼做都無濟於事，這樣的習得無助感會轉移到新情境，即使牠們能夠控制這個新情境，還是會放棄嘗試。

塞利格曼深入研究習得無助現象之後，驚訝地發現，這些無助的動物跟憂鬱症患者有許多共同點，尤其是兩者的消極心態，憂鬱症患者有時連「今天要穿什麼衣服」這樣的小事都力不從心。塞利格曼推論，至少有部分憂鬱症患者是因為經歷過一次強烈的失控感，於是開始相信自己對任何事都無能為力，並認為這種無助感會一直持續出現在各種情境。根據塞利格曼的假設，擁有控制感對於心理健康至關重要。

五十多年前，一項研究以三個月大的嬰兒為受試者，凸顯了控制感的重要性。研究者將嬰兒分成兩組，A 組是有控制權的嬰兒，他們躺在嬰兒床上，頭靠著枕頭，床的上方倒掛著一把半透明的傘，裡面用彈簧黏著幾隻動物玩偶，如果嬰兒轉一下頭，傘裡的燈就會亮起，嬰兒就可以看到那些玩偶在「跳舞」，但一會兒燈就熄滅了。當 A 組嬰兒碰巧轉頭，讓傘裡的燈亮起並看到玩偶，他們就會表現出好奇、開心和興奮的樣子，而且很快就學會利用轉頭來控制玩偶的出現，然後一次又一次重複這個動作，看起來一直都很開心。B 組嬰兒則沒有控制權，只有在 A 組轉頭時，他們床上的燈也跟著亮起，才可以「順便」看到玩偶， 所以 B 組看到玩偶的次數和時間都跟 A 組一樣多，但他們只有在一開始表現得跟 A 組一樣開心，然後很快就因為適應而失去興趣。

研究者從兩組嬰兒的反應差異，得到下列結論：讓嬰兒一直很開心的原因，並不是會跳舞的動物玩偶，而是控制感。A 組嬰兒之所以對著玩偶咯咯笑個不停，是因為他們似乎知道是自己讓這一切發生，「是我幹的好事，很棒吧，而且只要我想要，隨時都可以再來一次」。B 組嬰兒雖然什麼都不用做就可以看到玩偶，但是卻沒有體驗到這種令人興奮的控制感。

小嬰兒幾乎無法控制任何事物，既不能任意靠近自己想要的東西，也無法離討厭的東西遠遠地。他們無法靈活控制自己的手，所以抓取或操作物品都很吃力。他們還會無預警地被被東戳戳、西捏捏，或是被抱起又放下。小嬰兒的世界就是只能被動讓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任由別人擺佈。或許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當他們偶然發現自己可以控制那麼一點小事， 就異常在意和興奮。

另一項研究以生命的另一端——老年人為受試者，也戲劇化地證明了「控制感」對於幸福快樂的重要性。研究者告訴 A 組養老院的住民必須為自己負責、照顧好自己；B 組住民則被告知他們的一切生活起居都由工作人員打理。此外，A 組每天都要決定一些簡單的事，並照顧一盆植物；B 組則沒有任何決定權，他們的植物也由工作人員照顧。結果，A 組老人（對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控制權）比 B 組（沒有控制權）更有活力、更靈敏，主觀幸福感也更高。最引人注目的是，A 組的平均壽命比 B 組多好幾年。可見，從出生到死亡，人都需要擁有對生活的掌控權。 

無助感、憂鬱和歸因風格

塞利格曼的「無助－憂鬱理論」仍然受到質疑，最大的問題是，並非每個失去掌控感的人都會陷入憂鬱。因此，塞利格曼和同事在 1978 年修正了這一理論，並指出在無助感和憂鬱之間，還存在另一個重要的心理歷程。根據修正後的新理論，人在失敗和失去掌控感之後，會問自己為什麼，像是「為什麼他要跟我分手？」「為什麼我被刷下來？」「為什麼我沒有談成那筆生意？」「為什麼我的成績這麼爛？」。換句話說，人會尋找失敗的原因。

塞利格曼等人認為，人對事情的解釋——即歸因風格（attributional style）大致有兩種，每種風格都傾向接受特定類型的原因，而這些原因不一定跟實際情形有關。根據歸因風格的特性，造成失敗的原因可以分成三個向度：全面或特定、長期或短暫、內在或外在。

假設你去應徵一份行銷業務的職缺，卻沒被錄取，你在分析自己為什麼會失敗時，下面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全面：我的自傳和履歷都寫得不好，面試時又很緊張，看來不管找什麼工作都不會被錄取了。

特定：我對那家公司的產品類型不太了解，我得多做一些功課，面試時才能脫穎而出。

長期：我的個性不是很主動積極，也無法擔負責任，這份工作根本不適合我。

短暫：我最近感冒，好幾天沒睡好，面試時狀態不佳。

內在：原本應該可以順利得到這份工作，是我自己搞砸了。

外在：他們應該早就內定好了，找人去面試只是做做樣子，大家都是去陪榜的。

如果你用特定、短暫、外在因素去解釋自己為何沒被錄取，那麼你對下次找工作的預期會是什麼？你也許會想：如果去應徵自己熟悉的領域，並且保持睡眠充足，自己也更主動機靈一點，而且面試沒有黑箱作業，一切就會很順利。換句話說，這次的失敗經驗不太會影響下次找工作的表現。

反之，假設你用全面、長期、內在角度看待自己的失敗，認為自己的履歷毫不起眼， 面試時老是緊張得說不出話，而且個性太被動，別人都比自己更適合這份工作，那麼你預期的未來就會黯淡無光，你不但沒得到這份工作，接下來要找任何工作都會很困難。

修正後的「無助－憂鬱理論」認為，如果用全面、長期、內在因素去解釋失敗，那麼由失敗或失去掌控所引發的無助感才會導致憂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有充分理由預期自己將不斷遭遇失敗。既然註定會失敗，那麼每天起床、換好衣服，繼續應徵下一份工作又有什麼意義？ 

對上述理論的檢驗已得到令人矚目的結果。人確實會表現出不同的歸因風格，「樂觀者」會將自己的成功解釋為全面、長期、內在因素所致，而認為失敗是由特定、短暫、外在因素造成。「悲觀者」則恰好相反。如果兩個人得到同樣的分數，樂觀者會說「我得了 A」 或「她給我成績打 C」，悲觀者卻說「她給我打 A」或「我得了 C」，因此悲觀者更可能陷入憂鬱。此外，從一個人的歸因風格也可以預測他未來遭受失敗時是否會憂鬱。如果認為失敗的原因是全面性的，就會預期自己在其他生活領域也會遭遇失敗，而如果歸因於特定因素則不會這麼想；如果認為失敗的原因是長期性的，就會預期失敗將一直發生，而如果歸因於短暫因素就不會這麼想；如果認為失敗是跟個人內在因素有關，自尊就會遭受嚴重打擊，而如果歸因於外在因素則不會如此。

這並不表示，把功勞都歸於自己，把失敗都歸咎於外在環境，就是擁有成功、幸福人生的祕訣。最好的方法是面對現實、做出正確歸因，雖然這樣做可能會造成情緒負荷，但準確分析成敗原因，並找出問題所在，才可能在下一次獲得更好的結果。不過平心而論，在大多數情況下，過度自責確實會造成不良心理後果。正如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在擁有無限選擇的世界，人們更容易因為結果不如意而自責。

——本書摘自《選擇的弔詭》，2023 年 11 月，一起來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由於我們個人的利益與其他人利益發生牴觸，或者與社會利益發生衝突，因而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形成兩難問題。我們每天都面臨著舉棋不定的選擇：有時候，做出選擇的方式與我們期望的方式很不一樣。

兩難的困境引發了一個簡單卻令人困惑的本質問題：是否在每一種情況下都存在合情合理的行動呢？

如果女友跟媽媽的生命同時被威脅，怎麼辦？

有個男人和母親、妻子一起過河，突然一隻長頸鹿出現在對岸，男人立即舉槍瞄準牠，卻聽到長頸鹿說話了：「如果你開槍，你的母親就會沒命；如果你不開槍，你的妻子就會沒命。」他該怎麼辦呢？

這則經典的兩難故事源於達荷美的波波族。類似這種古怪而令人難以決斷的情節，在非洲民間傳說中頗為常見，其中許多被西方的作家和哲學家借用過。在這個波波族的故事中，你得要相信長頸鹿會說人話，而且牠所言不假。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比較西式和專業的術語來重述這個兩難困境：你、你的母親和配偶被幾個瘋狂科學家綁架，關在一個房間裡，被綑在椅子上動彈不得。房子裡有一架古怪的機器，而你正好可以觸及上面的一個按鈕。一挺機關槍正對著你的配偶和母親。牆上掛著一座時鐘，滴滴答答走著，在陰森森的空氣中發出令人恐怖的聲音。

其中一個科學家宣稱，如果你按動前面的按鈕，那麼機關槍將瞄準並擊斃你的母親；相反的，如果你在六十分鐘內不按鈕，那麼機關槍將會瞄準你的配偶開火。

你仔細端詳這架殘酷的機器，確信它真會執行科學家所說的殺人步驟。這時你該怎麼辦呢？

類似這樣的兩難問題有時會在大學的倫理學課程中進行討論，當然永遠難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如果你堅持認為在如此情況下只能什麼也不做（不去按那個按鈕，從而讓機關槍擊斃你的配偶），理由是什麼也沒做就不能被判為「有罪」，這顯然是很牽強的推託之詞。

你唯一可以選擇的是，確定你到底更愛你的配偶還是更愛母親，從而確定要保住誰的性命。

在你心中，女朋友比自己還重要嗎？

在某些兩難困境中，有另外一個人也同時進行選擇，從而使決定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結局將取決於雙方所做的選擇。在史塔克的《答案，在你心中》，有一則類似但更具有挑戰性的兩難問題：

「你和深愛的人被分別關在兩個房間中，兩人身邊各有一個按鈕，並且都知道，除非兩人中有一個在規定的六十分鐘內按下按鈕，否則兩個人都要被處死；而先按下按鈕的人雖然會立刻被處死，卻可以保住對方的性命。你想你應該怎麼辦呢？」

兩個人都要估量他們所處的困境，並獨立做出選擇。不管誰按下按鈕，都是生死攸關的決定。最棘手的在於做出犧牲的時間點。這個兩難困境強迫你在自己和心上人的性命做出抉擇。究竟誰應該活下來？

在許多情境下，有人可能選擇犧牲自己去保護另一個人，例如，父母親可能為保護孩子而慷慨赴死，因為孩子顯然有更長的路要走。

但不管應用什麼準則（當然沒有理由相信當事雙方會應用同一個準則），這種性命攸關的抉擇都存在以下三種可能結局。

1. 情況一最不令人困擾：雙方對誰應犧牲、誰應活下去的問題有共識。這時，該犧牲的人應該按下按鈕，犧牲自己以挽救對方。
2. 第二種可能性是雙方都決定保護對方：母親決定保護女兒，因為女兒會活得更久一些；而女兒決定保護母親，因為母親賜給她生命。在這種情況下，結局取決於誰先按下按鈕。
3. 最令人困擾的情形是：雙方都認為自己應該活下去。因此，沒有人願意按下按鈕，而時鐘還在滴滴答答走下去⋯⋯

當我們都比較愛自己的時候

想像一下這第三種情景：時間已經過了五十九分鐘，你沒有按下按鈕，希望你所愛的人會這麼做，但她（或他）卻沒有按（我們假定當另一方按了按鈕後，倖存者會立刻得到通知）。你曾有時間把各種可能性都仔細考慮一遍。有人也許會思考整整一個小時才能決定誰該活下來，或者去醞釀按鈕的勇氣。

但整整五十九分鐘過去了，卻沒有任何動靜，那你就應該開始想想，是否你所愛的人認為應該由你犧牲。

即使到了最後一秒鐘，發誓決不去按鈕也毫無意義。不管你怎麼自我中心，你也沒有能力拯救自己。總有人要死，這是這個兩難困境的必然結局。如果你所愛的人不願意犧牲，你最好成全她（或他）。記住，你是真的愛著對方。

在理想情況下，到了最後關頭你會願意按下按鈕。而你心愛的人可能也想這麼做。這就是你拖延直到最後關頭來臨的全部理由。你想給對方在最後關頭按下按鈕的機會，但她（或他）卻沒有這麼做，於是，僅僅在這種情況下，你才去按下按鈕。當然，你心愛的人可能也有同樣的打算。

還有兩個因素使雙方都企圖拖到最後一秒才做決定的情況更加複雜，那就是反應時間和時鐘精度。

那架該死的機器是不會有一絲一毫同情心的，一到時間如果沒有人按鈕，兩人就會立刻被擊斃。因此，必須有人搶在發生這種結局之前，確實做出犧牲的決定並迅速按鈕。此外，沒有人清楚牆上的時鐘是否與機器精確同步。瘋子科學家當然說是如此，但因為他是瘋子，說的未必可信。為安全起見，為了確保你是在規定時限內按鈕，實際上你必須提前一點點。因此，在採取「等到最後一刻才決定」的策略中，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你不能等待到最後一刻！

你所愛的人也在拖延時間，而如果雙方都只在最後時刻來臨才下定決心，後果將難以預料。也許，其中一個人正好在期限到來之前的千鈞一髮片刻，比另一人搶先一步按鈕；也許，雙方都錯過了時限而同時被擊斃。事實上，結果可能是隨機的，偶然性勝過理性。

這些絕境下的難題，其實與生活經驗共鳴

在古怪的房間裡下絕望的決定，這類問題在哲學文獻中比比皆是，從而贏得了「問題箱」的名稱。

這類兩難問題為什麼如此引起人們的興趣？

部分是因為這種異乎尋常的困境使人感到新奇、刺激。但是，如果它們只是一些智力測驗的難題，與我們的個人經歷沒有共鳴，是不會引起這麼大興趣的。

當然了，現實生活中的兩難不是由發瘋的科學家製造出來，而是由於我們個人的利益與其他人利益發生牴觸，或者與社會利益發生衝突，因而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形成兩難問題。我們每天都面臨著舉棋不定的選擇：有時候，做出選擇的方式與我們期望的方式很不一樣。兩難的困境引發了一個簡單卻令人困惑的本質問題：是否在每一種情況下都存在合情合理的行動呢？

——本文摘自《囚犯的兩難：賽局理論、數學天才馮紐曼，以及原子彈的謎題》，2019 年 6 月，左岸文化出版。

選擇的要義

兩個多世紀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觀察到，當每個人都擁有選擇自由，社會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就會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在不受政府干預的競爭市場中，企業家將竭盡所能地迎合消費者的需求和渴望，生產者和供應商會更彈性應變、不受限制，確切地提供消費者所期望的商品和服務。 

「選擇」不但有工具價值，還反映了更重要的表達價值。我們透過選擇來告訴世界「我是誰、我在乎什麼」，即使是比較表面的層次，例如穿衣風格，也都是有意地表達自己的品味，傳達特定訊息，像是「我是個嚴肅的人」、「我是個理性的人」、「我很有錢」，甚或「我愛怎麼穿就怎麼穿，才不管別人的眼光」。要表達自我，就要有足夠多的選擇。

生活各方面的選擇都是如此，我們吃的食物、開的車、住的房子、聽的音樂、讀的書、喜歡的興趣、捐助的慈善機構、參加的示威活動……每一個選擇不論它們重要與否，都具有表達功能。而且有些選擇可能只有表達功能，以投票為例，許多選民都明白，一張選票從來就不具有實質意義，不太可能影響結果（除了 2000 年的美國大選），所以其實不值得大老遠跑去投票。但他們還是會去，為什麼？也許至少有部分是因為，投票可以表達自己的立場。這些選民認真看待自己的公民身分，盡責地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不認為政治自由是天上掉下來的、可以輕忽。

有個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投票的表達功能：兩位美國政治學家在選舉當天還在歐洲，他們明知彼此支持不同的候選人，所以兩張選票會互相抵銷，卻還是一起開了三小時的車去投遞郵寄選票。我們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證明了我們的自主性和自決意識。自柏拉圖以來，幾乎所有探討社會、道德、政治議題的西方哲學家或思想家，都高度重視這樣的自主性。每當選擇增加，就表示我們又有機會宣告自主權，展現自己的個性。

不過，只有當我們能夠自由選擇，選擇才具有表達功能。舉例來說，想想婚姻誓詞，「不論順境或逆境，富貴或貧困……我將永遠愛你、珍惜你，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但如果你沒有權力解除婚姻關係，那麼這段誓言反映的並非你的個人意願，而是社會約束和規範。就算離婚合法，但是卻受到社會和宗教強力譴責，導致離婚者受人唾棄，那麼你的婚姻誓詞主要也是反映社會而不是你這個人。只有當你所在的社會對離婚抱持開放、包容態度， 你對婚姻的承諾才是真正反映你個人的價值觀和品格。

自主權的價值已深植在我們的法律和道德體系中，它賦予我們權利，讓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負起道德（和法律）責任，它是我們得以讚揚個人成就和指責個人缺失的前提。如果不再尊重個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我們整個社會都將面臨價值觀和制度的混亂，變得面目全非。

學習無助

我們不僅在政治、道德和社會層面仰賴自主權的概念，現在還知道心理健康也深受自主權影響。1960 年代，心理學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帶領的一項實驗，讓三組經歷過不同情境的動物學習跳躍柵欄，以避開輕微電擊。A 組動物先前沒有類似經驗，B 組動物已經在其他情境學會如何躲避電擊，C 組動物先前也經歷過類似情境，但無論做出任何反應都無法逃開電擊。結果正如塞利格曼等人所預期，B 組學得比 A 組更快，牠們把其他情境的學習效應轉移到目前的實驗情境。值得關注的是，C 組完全學不會，甚至根本就放棄嘗試，只是默默地接受電擊，直到研究人員不忍心而結束實驗。 

塞利格曼等人認為，C 組動物已經從「無法逃避電擊」的經驗中學到：不管怎麼做都無法改變現況，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牠們跟 B 組一樣，將先前的學習經驗應用在跳柵欄的實驗情境，只不過牠們學到的是無助，即「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 

塞利格曼提出的「習得無助」在各個心理學領域激起漣漪，數百項研究皆證實了，我們會從經驗中學到自己無法控制局面。而一旦學到這點，後果將不堪設想。習得無助會讓人失去嘗試動機，無法判斷自己是否能夠掌控新情境，此外還會降低免疫功能，導致生病機率增加，在特定情況下甚至會罹患嚴重憂鬱症。因此可以說，有能力掌控所處環境，並且意識到自己擁有這樣的能力，是維持基本身心健康的大前提。

現在來想想「無助感」和「選擇」的關係。在某個情境下有所選擇，就表示能夠掌控整個局面，那麼就不會感到無助。只有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無助感。因此，「選擇」除了能帶來工具效益（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和表達效益（展現自我），還有重大的心理效益（讓人能夠積極、有效地投入生活）。

選擇是越多越好嗎？

乍看之下，這似乎意味著選擇的機會越多越好，而既然美國社會已經做到這點，想必美國人應該很少產生無助感。然而，民意調查專家哈里斯（Louis Harris）在 1966 年和 1986 年各做了一項調查，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一系列陳述，像是「我覺得自己跟世界格格不入」或「我的想法已經不再重要」。在 1966 年，只有 9％ 受訪者覺得自己跟世界格格不入，36％ 的人認為自己的想法不重要，而到了 1986 年，這兩項數據分別增加到 37％ 和 60％。 

看來選擇變多並沒有讓人感覺更好，這樣的矛盾現象有兩種可能解釋。第一：由於人在選擇和控制方面的體驗更加廣泛且深入，對選擇和控制的期待也會跟著提高。隨著自主權的枷鎖一個個被打破，剩下的障礙卻更加令人不安，就像賽道上的賽狗跑得再快，也追不上前面的機械兔，人不論實際上擁有多大的自主權，永遠也滿足不了對控制的渴望和期待。

第二：更多選擇不代表擁有更多掌控權。選擇無止盡地變多，非但沒有給予人更多的掌控感，反而讓人無所適從。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無法做出明智的選擇，那就算選擇再多也不是好事。如第2章提過的調查，詢問人們萬一罹癌，是否希望自主決定療法：大部分的人都回答「是」，但是真正得了癌症的患者卻回答「否」。真實情況時常不如我們所想像的有吸引力，而在攸關生死的事上，做選擇造成了沉重的壓力。

因此，選擇的確帶來不少好處，但科學家和一般民眾都錯誤地認為，既然擁有「一些」選擇是好事，想必選擇越多就越好。然而「選擇過多」效應告訴我們，更多選擇並沒有讓生活變得更幸福快樂。

是否存在一個剛剛好的選擇數量，使我們能夠在不付出代價的情況下獲得好處？出乎意料的是，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曾有研究者做了一項實驗，在桌上擺了各種款式的筆，每支售價皆為一美元，兜售對象為學生。在研究者的操弄下，桌上有時只有幾種選擇，有時多達 20 種。最後發現，當人們面對 8 至 10 種選擇時，購買頻率最高。因為選擇太少就挑不到喜歡的筆，而選擇太多又會不知所措而無法抉擇。那麼，我們是否能據此結果推估，在任何需要做決定的事情上，選項的理想數量落在 10 左右？絕非如此。這視領域而定，有的選擇越多越好，而有的則不要太多。也有在同一個領域，有些人希望選擇多一點，也有些人希望選擇少一點。而且證據表明，當人們確切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選擇再多也不成問題，因為如果有大量選擇，就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是如果選擇有限，通常就比較難滿足自己的需求。

要享有選擇的好處，又不被選擇淹沒，就必須學會取捨，把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決定上，就算可能因此而錯過其他機會。決定何時該做選擇，何時該放棄選擇的機會，或許正是我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選擇。

——本書摘自《選擇的弔詭》，2023 年 11 月，一起來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由於我們個人的利益與其他人利益發生牴觸，或者與社會利益發生衝突，因而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形成兩難問題。我們每天都面臨著舉棋不定的選擇：有時候，做出選擇的方式與我們期望的方式很不一樣。

兩難的困境引發了一個簡單卻令人困惑的本質問題：是否在每一種情況下都存在合情合理的行動呢？

如果女友跟媽媽的生命同時被威脅，怎麼辦？

有個男人和母親、妻子一起過河，突然一隻長頸鹿出現在對岸，男人立即舉槍瞄準牠，卻聽到長頸鹿說話了：「如果你開槍，你的母親就會沒命；如果你不開槍，你的妻子就會沒命。」他該怎麼辦呢？

這則經典的兩難故事源於達荷美的波波族。類似這種古怪而令人難以決斷的情節，在非洲民間傳說中頗為常見，其中許多被西方的作家和哲學家借用過。在這個波波族的故事中，你得要相信長頸鹿會說人話，而且牠所言不假。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比較西式和專業的術語來重述這個兩難困境：你、你的母親和配偶被幾個瘋狂科學家綁架，關在一個房間裡，被綑在椅子上動彈不得。房子裡有一架古怪的機器，而你正好可以觸及上面的一個按鈕。一挺機關槍正對著你的配偶和母親。牆上掛著一座時鐘，滴滴答答走著，在陰森森的空氣中發出令人恐怖的聲音。

其中一個科學家宣稱，如果你按動前面的按鈕，那麼機關槍將瞄準並擊斃你的母親；相反的，如果你在六十分鐘內不按鈕，那麼機關槍將會瞄準你的配偶開火。

你仔細端詳這架殘酷的機器，確信它真會執行科學家所說的殺人步驟。這時你該怎麼辦呢？

類似這樣的兩難問題有時會在大學的倫理學課程中進行討論，當然永遠難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如果你堅持認為在如此情況下只能什麼也不做（不去按那個按鈕，從而讓機關槍擊斃你的配偶），理由是什麼也沒做就不能被判為「有罪」，這顯然是很牽強的推託之詞。

你唯一可以選擇的是，確定你到底更愛你的配偶還是更愛母親，從而確定要保住誰的性命。

在你心中，女朋友比自己還重要嗎？

在某些兩難困境中，有另外一個人也同時進行選擇，從而使決定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結局將取決於雙方所做的選擇。在史塔克的《答案，在你心中》，有一則類似但更具有挑戰性的兩難問題：

「你和深愛的人被分別關在兩個房間中，兩人身邊各有一個按鈕，並且都知道，除非兩人中有一個在規定的六十分鐘內按下按鈕，否則兩個人都要被處死；而先按下按鈕的人雖然會立刻被處死，卻可以保住對方的性命。你想你應該怎麼辦呢？」

兩個人都要估量他們所處的困境，並獨立做出選擇。不管誰按下按鈕，都是生死攸關的決定。最棘手的在於做出犧牲的時間點。這個兩難困境強迫你在自己和心上人的性命做出抉擇。究竟誰應該活下來？

在許多情境下，有人可能選擇犧牲自己去保護另一個人，例如，父母親可能為保護孩子而慷慨赴死，因為孩子顯然有更長的路要走。

但不管應用什麼準則（當然沒有理由相信當事雙方會應用同一個準則），這種性命攸關的抉擇都存在以下三種可能結局。

1. 情況一最不令人困擾：雙方對誰應犧牲、誰應活下去的問題有共識。這時，該犧牲的人應該按下按鈕，犧牲自己以挽救對方。
2. 第二種可能性是雙方都決定保護對方：母親決定保護女兒，因為女兒會活得更久一些；而女兒決定保護母親，因為母親賜給她生命。在這種情況下，結局取決於誰先按下按鈕。
3. 最令人困擾的情形是：雙方都認為自己應該活下去。因此，沒有人願意按下按鈕，而時鐘還在滴滴答答走下去⋯⋯

當我們都比較愛自己的時候

想像一下這第三種情景：時間已經過了五十九分鐘，你沒有按下按鈕，希望你所愛的人會這麼做，但她（或他）卻沒有按（我們假定當另一方按了按鈕後，倖存者會立刻得到通知）。你曾有時間把各種可能性都仔細考慮一遍。有人也許會思考整整一個小時才能決定誰該活下來，或者去醞釀按鈕的勇氣。

但整整五十九分鐘過去了，卻沒有任何動靜，那你就應該開始想想，是否你所愛的人認為應該由你犧牲。

即使到了最後一秒鐘，發誓決不去按鈕也毫無意義。不管你怎麼自我中心，你也沒有能力拯救自己。總有人要死，這是這個兩難困境的必然結局。如果你所愛的人不願意犧牲，你最好成全她（或他）。記住，你是真的愛著對方。

在理想情況下，到了最後關頭你會願意按下按鈕。而你心愛的人可能也想這麼做。這就是你拖延直到最後關頭來臨的全部理由。你想給對方在最後關頭按下按鈕的機會，但她（或他）卻沒有這麼做，於是，僅僅在這種情況下，你才去按下按鈕。當然，你心愛的人可能也有同樣的打算。

還有兩個因素使雙方都企圖拖到最後一秒才做決定的情況更加複雜，那就是反應時間和時鐘精度。

那架該死的機器是不會有一絲一毫同情心的，一到時間如果沒有人按鈕，兩人就會立刻被擊斃。因此，必須有人搶在發生這種結局之前，確實做出犧牲的決定並迅速按鈕。此外，沒有人清楚牆上的時鐘是否與機器精確同步。瘋子科學家當然說是如此，但因為他是瘋子，說的未必可信。為安全起見，為了確保你是在規定時限內按鈕，實際上你必須提前一點點。因此，在採取「等到最後一刻才決定」的策略中，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你不能等待到最後一刻！

你所愛的人也在拖延時間，而如果雙方都只在最後時刻來臨才下定決心，後果將難以預料。也許，其中一個人正好在期限到來之前的千鈞一髮片刻，比另一人搶先一步按鈕；也許，雙方都錯過了時限而同時被擊斃。事實上，結果可能是隨機的，偶然性勝過理性。

這些絕境下的難題，其實與生活經驗共鳴

在古怪的房間裡下絕望的決定，這類問題在哲學文獻中比比皆是，從而贏得了「問題箱」的名稱。

這類兩難問題為什麼如此引起人們的興趣？

部分是因為這種異乎尋常的困境使人感到新奇、刺激。但是，如果它們只是一些智力測驗的難題，與我們的個人經歷沒有共鳴，是不會引起這麼大興趣的。

當然了，現實生活中的兩難不是由發瘋的科學家製造出來，而是由於我們個人的利益與其他人利益發生牴觸，或者與社會利益發生衝突，因而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形成兩難問題。我們每天都面臨著舉棋不定的選擇：有時候，做出選擇的方式與我們期望的方式很不一樣。兩難的困境引發了一個簡單卻令人困惑的本質問題：是否在每一種情況下都存在合情合理的行動呢？

——本文摘自《囚犯的兩難：賽局理論、數學天才馮紐曼，以及原子彈的謎題》，2019 年 6 月，左岸文化出版。

異端哲學家的誕生

1632 年 11 月 24 日，巴頓．斯賓諾莎（Bento de Spinoza）在阿姆斯特丹葡萄牙裔猶太社區一個著名的商人家庭中出生。

這個賽法迪猶太社區是由過去的「新基督徒」所建立（所謂「新基督徒」指的是 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為了逃避西班牙伊比利宗教裁判所的騷擾，許多新基督徒最終在十七世紀初於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北方城市定居。

剛獨立的荷蘭共和國（尤其是最大的荷蘭省）因為其普遍寬容的環境，以及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遠大於對宗教統一的重視），為這些難民提供了重新建立猶太生活、皈依祖先所信仰之猶太教的機會。

雖然荷蘭社會中仍然有一些保守階層叫嚷著要驅逐他們之間的「葡萄牙商人」，但是阿姆斯特丹更開明的政要以及荷蘭社會中許多更開明的民眾，並不願意重蹈西班牙一個世紀前的覆轍，把對荷蘭經濟重要的人口驅逐出去。

畢竟，這群猶太人的生產力和商業人脈為荷蘭黃金時代的繁榮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斯賓諾莎也曾是教會眼中的的乖寶寶

斯賓諾莎一家並不是城市中最富有的賽法迪猶太家族。他們的財富與最富有的荷蘭階層相比顯得微不足道。然而，他們仍然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

斯賓諾莎的父親米格爾是一位乾果和堅果的進口商人，其產品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從他本人的自述以及他在同業中的名聲來看，斯賓諾莎的父親似乎曾經是一位相當成功的商人。

斯賓諾莎（他在猶太教會裡則被稱為「巴魯赫」）肯定是一位智商過人的天才少年，他在猶太社區學校的求學過程中不斷進步，讓他的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大概曾在猶太兒童宗教會向著名的祭司學習，例如瑪拿西．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以撒．馮塞卡（Isaac Aboab da Fonseca）和索爾．莫特拉（Saul Levi Mortera）。

以色列是一位有包容力且胸懷世界主義的猶太祭司，他可能是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猶太人；馮塞卡則是有神祕主義傾向的祭司；另外莫特拉是當時宗教會的祭司長，他更傾心於理性哲學，但也因此經常與馮塞卡祭司在卡巴拉哲學（kabbalah）（一種猶太教神祕主義）的議題上產生衝突。

斯賓諾莎也許在學校表現優異，但與人們長久以來的說法相反，他認真學習的理由並不是為了成為一位猶太祭司。事實上，他並未進入更高階的學校課程（高階課程必須修習猶太法典《塔木德》）。

兄長與父親相繼驟逝，只剩下「繼承家業」這條路？

在 1649 年，斯賓諾莎的兄長以撒去世了。由於過往一直是以撒幫助父親管理家族生意，此時斯賓諾莎不得不終止他在學校的課業，接下以撒的工作。

1654 年，斯賓諾莎的父親去世時，就剩下他與另一位身為全職商人的兄長加百列經營家族企業，此時他們的公司稱為「巴頓－加百列．斯賓諾莎公司」。

然而，背負著父親留下的債務，公司在他們兄弟的領導下舉步維艱。畢竟斯賓諾莎似乎不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斯賓諾莎對從商並不怎麼感興趣。

在葡萄牙裔猶太人社區裡，經濟上的成功會帶來地位和聲望，但這些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吸引力。與加百列接手家族企業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分心，漸漸擺脫這些世俗事務，並把愈來愈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他對知識領域的興趣。

擺脫世俗價值，當自己的主人

幾年後，他回顧這段轉向哲學生活的過程時就提到，他愈來愈意識到大多數人（包括他自己）追求的只是虛榮心，而絲毫不重視目標的真正價值：

我的經驗告訴我，所有日常事物都是空虛和徒勞。我認知到，所有引起我恐懼的事物，其本身其實並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因為我的心因其動搖。

我終於下定決心試著尋找是否有什麼東西是真正的善，其本身就充滿能量。

我將拒絕其他事物，只讓真正的善影響我的心。我好奇是否有什麼東西，一旦發現和獲得之後，就會持續帶來最深的喜悅，直到永遠。

當然，他並非沒有意識到放棄先前工作而開始這項新事業後所會面臨的風險。

我之所以說「我終於下定決心」，是因為乍看之下，願意為了當下還不確定能獲得的東西，而失去某些確定的東西，這似乎不是明智的決定。

當然，我看到了榮譽和財富所帶來的好處，而且如果我想認真地投身於某種全新且截然不同的事業，就不得不放棄追求那些好處。

如果碰巧榮譽和財富能帶來最大的幸福，那麼我明白自己將與那樣的幸福無緣。

然而，如果最大的幸福並不在榮譽和財富之中，而我卻只把精力用於追求它們，那麼我也一樣會與這種幸福無緣。

在 1650 年代早期到中期，斯賓諾莎下定決心不再將他未來的重心放在進口乾果上，轉而開始追求哲學。從此以後，他要前去探索知識和真正的幸福。

——本文摘自《不馴的異端：以一本憤怒之書引發歐洲大地震，斯賓諾莎與人類思想自由的起源》，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