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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死者的精子生育後代:「遺腹生殖」是延續希望,還是製造孤兒?

活躍星系核_96
・2019/07/14 ・4198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31 ・七年級

本文授權轉載自領研公眾號
撰文  Shira Rubin
翻译 谷玉玺
编辑 魏潇

By Kiki Smith

在以色列,越來越多的母親開始為死者生下孩子;而對於逝者的父母,他們是否有權在兒子去世後用他的遺傳材料延續家族血脈?

四年多前,利亞特.瑪律卡(Liat Malka)進入了焦急的等待:一名素未謀面、已經離世的男子的精子將在培養皿中同她孤零零的卵子結合。這名以色列的幼稚園老師希望通過體外受精的方式孕育一個生命。一個月之後,她成功了。一個胚胎被轉移到了瑪律卡的子宮中,九個月後,希拉(Shira)誕生了,這個精心挑選出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意味著「歌頌」與「祈禱」。

現在,希拉會時不時地注視她父親的照片。她和媽媽還有外祖母住在一起。在希拉的成長過程中,一直能看到這個戴著眼鏡的男人,咧開嘴巴對著她親暱地微笑。在她小的時候,還經常叫他的名字「巴魯克(Baruch)」。最近,瑪律卡一直在試圖讓她改口叫爸爸。「他笑得多好看啊,這是爸爸。」二人站在照片前,瑪律卡溫柔地對希拉說。

遺腹生殖:用死者的精子生育後代

過去二十年間,全世界遺腹生殖(posthumous reproduction)案例的數量雖少卻在穩步上升。在這種輔助生殖技術支援之下,男性們可以通過在世時捐獻,或去世後提取等方式留下遺傳物質,延續自己的血脈。專家們預測隨著相關生殖技術的流行,以及與傳統異性戀家庭(雙親模式家庭)相悖的「另類家庭」逐漸被接受,這種情況會變得越來越普遍。以色列這一鼓勵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國家擁有全世界最高的體外受精技術(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平均使用率,它為這種新型的家庭創造模式提供了實驗室般蓬勃的發展環境。

以色列政府掌管著 IVF 相關的政策和資金,政府也有權決定誰有機會參與到相關專案之中。現如今,所有未滿 45 周歲的女性都能獲得無上限的資助用以在家撫養至多兩名嬰兒,並且她們可以使用已故配偶的精子完成受孕。但是,當逝者的父母為了延續後代而要求實施遺腹生殖時,事情就變得模糊不清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會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裁決。在過去的十年間,複雜案件不斷出現,其中牽扯著不同類型的遺願和利益糾葛。法學專家和拉比(rabbi,指受過正規宗教教育,在猶太教會中擔任精神領袖和宗教導師的人)擔心遺腹生殖會侵害未出世孩子的權益。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的專家們擔心隨著這種技術在全世界的流行,政府監管和醫療管理的不足將難以面對其所帶來的諸多問題。

瑪律卡與希拉的故事

瑪律卡在 35 歲時從醫生那裡得知自己的卵子「供應」嚴重不足,正是那時她發現了這種技術。她在精子庫中搜尋著匿名捐獻者,但遲遲未定,她內心十分困擾,孩子將來可能要面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問題。她還擔心在這麼小的一個國家,她的孩子可能在將來會有與某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相識甚至相愛的風險。

最終,瑪律卡在 YouTube 上看到了茱莉亞和弗拉德.波茲南斯基(Julia and Vlad Pozniansky)發佈的影片。這對夫婦正在爭取法律許可,希望捐贈出 25 歲兒子巴魯克的精子(在他因癌症去世前的幾天被凍存)。因為他在一份「生物學遺囑」(未經正式法律程式認證的生前遺留資訊)上詳細地描述了他的遺願保存自己的精子,用它來孕育一個新的生命。

瑪律卡在法律援助組織的説明下和波茲南斯基夫婦見了面。三個人開始準備簽署協定,讓瑪律卡可以用巴魯克的精子受孕。為了防止未來可能產生的糾紛,瑪律卡將金錢排除在協議之外,允許希拉的爺爺奶奶至少三周進行一次探望。經歷了為期一年的冗長手續,以及對巴魯克生物學遺囑有效性的持續爭論後,法院最終批准了他們的請求。2015 年,希拉誕生了。

瑪律卡回憶道,在懷孕期間她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現實——她感受到了法律協議條款的嚴酷性。「我意識到波茲南斯基夫婦對我來說完全是陌生人,」她說,「我告訴他們,請給我些時間。」直到希拉出生後,瑪律卡才開始將他們接納為家人。

希拉的祖母——茱莉亞.波茲南斯基則認為,與體制和法律的抗爭是完全值得的。她認為他們的案子受到了媒體廣泛的關注,證明了遺腹生殖不該被看作是科幻小說中虛構的內容,而應該被當成是一項需要廣泛支援的技術。她說:「如果我們不向前邁進,如果我們說:『不,這不被允許』,那麼奇跡永遠不會向我們敞開懷抱。」

利亞特.瑪律卡向她的女兒希拉展示她已經去世的「生物學父親」——巴魯克.波茲南斯基的照片。他因癌症去世前,並不認識利亞特。圖片來源:Shira Rubin

在以色列遺腹生殖的案例是如何出現的

在以色列,試管嬰兒技術(或稱體外受精,IVF)是一個罕見的幾乎所有階層都會全力支援的話題,無關信仰或性別。「這個國家的人們強烈希望新生命的誕生。」 茱莉亞.波茲南斯基說,她和丈夫還有兩個兒子在幾十年前從俄羅斯搬到了以色列。失去巴魯克後,她在 55 歲的時候通過IVF技術利用捐獻的卵子誕下了另一個兒子。和很多以色列猶太人一樣,在經歷大屠殺和千年磨難後,波茲南斯基把繁育下一代看成是一種彌補人口損失的方式。

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遺腹生殖案例就已經出現。2002 年 8 月 20 日,上士基萬.科恩(Keivan Cohen)在加沙地帶(Gaza Strip)執行軍事任務時被一名巴勒斯坦狙擊手射殺。他的母親瑞秋(Rachel)聯繫了幫助過瑪律卡的律師,她用盡十年時光只為爭取一次機會,希望用兒子的精子讓一名家族選中的女子受孕。

2007 年,法院做出了判斷:基萬.科恩確實曾想要個孩子,雖然他並沒有留下書面遺囑,而且並不知道父母會為他安排誰作為孩子的母親。2013 年 11 月,一位單親媽媽誕下了一名父親在 11 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嬰,這個孩子正是科恩的合法後代。這一判決為後來者鋪平了道路。2009 年,另一名已去世的 22 歲癌症患者的口頭生物學遺囑被法院承認。2011 年,該法院認可了巴魯克.波茲南斯基寫下的生物學遺囑,現在他的女兒希拉已經三歲了。

***

精子來源不是問題,情感、社會、倫理和法律才是

和冗長的法律程序相比,取得逝者的精子顯得極其簡單。在死後的 24 36 小時內,死者的精子都能保持活性。醫生說,在某些罕見情況下,它們的活力可以保持 72 小時之久。對於用人工方法維持生命的病人,醫生們可以利用電擊刺激病人射精。在其他情況下,醫生還可以將針頭刺入睾丸中,通過活體組織切片的方式取得精子。他們也可以移除整個睾丸,提取其中的精子,或將這些材料冷凍起來以備後續的提取工作。

在所有環節中,「精子的來源是最不成問題的,但情感、社會、倫理和法律等問題才是關鍵。」時任特哈休莫醫院(Tel Hashomer Hospital)精子庫男性生殖中心主任的伊高爾.馬賈爾(Igal Madjar)表示。

由醫生、哲學家、律師和拉比組成的委員會在官方指導意見中對遺腹生殖做出了具體建議,隨後這份檔由以色列的司法部門批准發行。生物倫理學家拉維茨基(Ravitsky)也參與了指導意見的制定。她回憶道,幾乎所有人都達成了共識,該項技術應當被允許繼續進行。

司法部委員會創立了一個兩步走的程式,「死後取精」的操作一般能夠被「放行」,但這些遺傳材料的使用問題需要留給未來的法院定奪。此後,官方再沒有為將來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提供確切的行動方針。

***

「人為創造出的孤兒」會造成另樣的認同困惑?

從那以後,針對遺腹生殖的立法沿革變得不再順利。直到今日,以色列法院也沒能清晰地回答來自倫理學家的問題:「為了滿足成人的願望,不計方式和代價創造一個孩子是符合倫理的麼?」因為實施遺腹生殖的權利並不掌握在死者父母手裡,他們的某些特殊需求會製造出一些難題,讓法庭在維護未出世孩子的權利和執行遺腹生殖法令中左右為難。

2017 年,一名法官推翻了另一名法官的判決,拒絕一對父母利用他們去世兒子的精子創造一個新的孩子、並將他作為自己的子女撫養成人的請求。儘管法庭認同逝者的遺囑以及這對父母想要完成兒子遺願的渴望,卻依舊堅持「父母不具有處置亡者精子的權利」,並且宣稱批准這樣的案件將會對孩子造成潛在的傷害。國際人類生殖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uman Reproduction)的主席約瑟夫.申克爾(Joseph Schenker)贊成該判決。他認為「人為創造出的孤兒」有可能會在將來給孩子帶來身份認同危機。他說,問題就是社會並不知道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小孩「一旦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只是某人的複製品,將作何感受」——以色列的法官在過去管這叫「為死者設立的活體紀念碑」。

律師艾利特.羅斯布魯姆曾和美軍上層進行溝通,其提倡為凍存精子和卵子創造一個補貼體系,該系統於2016年通過審核。圖片來源:Shira Rubin

儘管個別案件偶爾會被法庭駁回或延遲審理,但專家們表示,總體趨勢依然向著允許遺腹生殖的方向發展。雖然目前法國、德國、瑞典都選擇了禁止這項技術;而其他國家,比如愛爾蘭正在制定法令允許它的實施。在這樣的法律框架下,有許多相關問題需要仔細思考,比如繼承權以及孩子的撫養需求等。

專家們同時也發出了警告:不完善的立法把這個問題遺留在了一個十分危險的狀態。在美國,由於聯邦或州缺乏足夠的監督,已經將每年數十億美元的生育產業推向了一個激進的商業軌道,違法犯罪一觸即發。美國生殖醫學學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倫理委員會借鏡了以色列的指導意見,比如伴侶權利優先於逝者父母,並且在實施人工受精前需要有一段等待時間。但由於該領域內的法律存在不一致的現象,因此實施起來也很困難,已經出現了幾起父母利用去世孩子的遺傳物質創造孩子的案例。

健康和安全因素同樣需要考慮。在美國,臨床上對於如何獲取死者的精子和卵子並沒有統一的操作規程。而且,紐約大學朗格尼健康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 Health)醫學倫理學部的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說,他認為現在進行的臨床研究還不足以證明遺腹體外受精對病人是無風險的。「我們沒有關於精子活力的長期記錄,我們不知道等待 5 小時和 15 小時相比,它們是否更加健康。」卡普蘭說,死後取精是件「令人困擾的事。」

回到以色列,利亞特.瑪律卡說儘管面臨那麼多的風險,她和希拉現在已經過著幸福的生活。希拉從幼稚園放學後,她們倆經常會去海灘散步或是在客廳裡隨著希拉最喜歡的音樂起舞。「只有我和她,做我們喜歡的事」。她感到十分欣慰,瑪律卡知道自己和巴魯克.波茲南斯基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創造了一個快樂的人。」她這樣說。有一天希拉將會明白,巴魯克曾一直盼望她的到來,瑪律卡說:「我會告訴她,爸爸就在某個地方,注視著她。」

本文轉載自領研公眾號,原文標題〈用死者的精子生育后代:“遗腹生殖”是延续希望,还是制造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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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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