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值得別人對我這麼好嗎？——心理解析《我們與惡的距離》(2)

• 作者： 吳姵瑩

你容易有情緒嗎？失去的界限，其實你心裡知道

我從小情緒特別豐沛，即使到現在有了許多自我覺察，依舊可以感受到這份情緒。不過它已經從強烈起伏、困擾難受，轉變為有趣的情緒彈性度。這種對情緒的敏銳與覺察，反而能協助我的個案工作，讓我很快地進入個案、陪伴個案，再帶個案離開某種受困的情境。

容易受他人情緒影響的人，在我的觀察裡可簡單歸因如下：

1. 心理界限不夠明確
2. 自我狀態不夠清晰

說穿了，如果一棟建築物結構不穩定，又沒有圍籬的話，隨便一陣風都會使得整棟建築物嘎嘎作響，讓你每天像在坐海盜船一樣精采。

當我這幾年不斷自我覺察，開始釐清自我的結構，也就能釐清什麼是我的、什麼不是我的，不會讓別人的話語隨意附著在我身上。

因為我認知到：除了理解自己之外，不管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或是我是什麼樣的人，我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任由他人去貼我標籤。我才是自己的決定者。

這讓我開始思考：當你所處的環境不允許你有自己的需求，不斷逼近你的生活空間或心理空間，不讓你拉開距離、讓你感覺窒息時，你會難以在這個環境下擁有明確的心理界限。

當和你一起生活的家人可能很強勢，總是希望你聽話；或可能很弱勢，總是希望你幫忙時，你就很難擁有自己的想法和聲音。當你在家中經常感覺混亂或是空洞茫然時，你便難以在這個氛圍下長出清晰的自我狀態。

不明確的界線，最難過的人是自己

界限不明確的情況下，我們就很容易承接他人的情緒。

有時候你想參加朋友生日聚會，但母親回傳的訊息裡透露著冷淡和疏遠，彷彿在指責你究竟朋友重要還是家人重要；因為聚會中有你想見的人，你還是去了，但在過程中也感覺心神不寧。

聚會還沒結束你就先離開，回到家後渾身不對勁，趕快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順便也拿了母親的衣服；想要杯熱牛奶，就也弄了杯給母親，心裡充滿罪惡感。

睡覺前，你一邊想著沒跟哪個朋友道別就先回家了，對方會不會不開心；又想著母親冷淡地要你把牛奶放桌上，你更加心慌，熄燈躺下後依舊在被窩裡翻來覆去。

過度地接受他人情緒，這是真的你嗎？

我記得我的案主告訴過我：他的父親曾經嚴厲地教導他，要懂得看別人的臉色。這其實是良好的用意，為的是讓孩子培養出同理心，不去做出傷害與影響他人的舉止。但當你過度察言觀色到失去自我，就等於將他人情緒承攬到自己身上—而且不只有一次，你早就已經習慣這麼做。

當你的界限明確，就能擁有成人該擁有的生活圈；有界限的父母也會為孩子擁有快樂的生活圈與歡樂的聚會感到欣慰，而非苦守在家等著孩子回來，又深感自己被背棄。

有很多人知道自己容易受他人影響，但有更多人看不到自己的極限。

當你太容易依據他人表情而活，你自然容易憑藉他人情緒而活，也就是需要他人正向情緒的餵食和滋養，來讓自己感覺是有價值的；或是需要他人憤怒或高張的情緒刺激，來讓自己感覺活著，因此你會在豐沛痛苦的情緒裡，不斷迷失自己。

每次情緒的發生，都是檢視自己的時刻

你是個容易有情緒的人嗎？在每一次情緒發生時，就是你好好自我檢視的時刻。

界限清楚的人，在被侵犯的當下會有「謝謝再聯絡」或是「朕知道了」的反應，也就是能清楚知道：這是對方的意見跟想法，你並不一定要採納或遵循。

還記得我重考時，落點分析報告的評估指出，我有很高的可能性能夠上臺大心理系。我從高中時就知道自己想念心理系，從來沒有放棄。記得當時，我父親因為對心理系沒有概念，便覺得應該要念護理系這樣的科系比較穩定，未來有一技之長，也一定找得到工作。

但因為高中選校時，我家已經發生過一場家庭革命（後面會提到此故事），因此在這次的大學選系時，他只是輕聲詢問我：「妳要不要把護理系放在第一志願，心理系放第二志願？」而我看了父親一眼，搖搖頭說：「不要，我想唸心理系。」就繼續吃飯，父親也就沒有繼續要求什麼。

我心裡清楚這是因為父親關心我、為我的未來操心，但我也希望為自己的生涯選擇負責。也因為過往革命成功的經驗，讓我知道：當我決定要做什麼事的時候，其實最後父母會放手支持我，讓我有機會長出自我、擁有界限。

更多界限糾結的時候，你會覺得別人這麼說是「為你好」、是在乎跟關心你的表現，你不應該違抗。那我們要怎麼樣得知，那已經侵犯到我們的界限呢？

明明都是為了我好，但心裡卻感到悲傷

簡單來說，你會出現「焦慮」，也就是煩躁的行為反應。你會侷促不安，腦海裡甚至會出現各種想像和擔心，讓你開始不停想著：他怎麼會這樣說、這樣可以嗎、可是會不會……、如果這樣的話……

舉個輕微的例子來說，母親看到妳今天一身素 T 短褲打扮，就對妳說：「妳怎麼不好好照個鏡子，這樣打扮怎麼交得到男朋友！」接著妳開始自我懷疑，又有點憤怒地認為這又怎樣了？找男友就一定要看穿著嗎？可是媽媽很會打扮，是不是她講的話比較對？我會不會太固執又不聽勸，如果這樣孤獨終老一生怎麼辦……

妳的腦海中因為她的一句話而出現各種情境，甚至是災難式情境。也因為這句話，讓妳對自己、對未來、甚至對關係產生很多焦慮，然後有點無助地想著：是不是真的該聽母親的勸。

我之所以稱這個例子輕微，是因為它不及「你怎麼辭掉這麼好的工作，你是瘋了不成」或者「妳怎麼嫁這種老公，妳下半輩子根本毀了」這種不停在人生重要階段出現，左右你的心智、要你聽從的「忠言」。

然而，在這些話語背後，除了你被越界、自由被壓縮的焦慮外，還有害怕不討好他人就會有麻煩的恐懼，以及你不一定可以為自己所有行為負全責的擔憂。

這將導致這些人、這些話，會不時在你生命中各種重要時刻出來對你補刀，因為你有時仍舊會依賴這些話給你方向，或是帶給你被愛、被關心的感受；有時，你也害怕自己如果不聽話，到時會後悔無法承擔責任。

有沒有被越界，其實自己都知道

當你被越界，其實你的內心都知道。你的焦慮是來自於：你知道你的想法或行為，跟父母或他人預想的並不一致；你並不一定想遵循其他人的思緒走，但又不夠有把握或肯定自己的現況，或是很怕讓對方不開心。

當你因此無法把持住人際間的界限，你的心就會透過「焦慮」的反應來讓你知道。

其實你渴望的，就是被他人好好尊重與認可；也就是不論你做什麼，他們都會保持原樣和你來往，你不用再感到不安。

所以親愛的，辨識越界後，我們要對很多自己的功課負起責任，包括：相信自己，勇於選擇和負責，尊重自己更尊重他人；當你認清自己，那條與人之間的界限自然就會愈來愈清楚。

全文摘自《不願放手的父母，過度涉入的你》 ，2019 年 5 月，遠流出版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輿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被好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1)：撕裂了無數家庭的事件，卻找不到關鍵的成因？

「我一天睡不到兩小時，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哪裡把小孩教壞了？……是因為我們太自私、太忙碌，都沒時間跟孩子聊天，所以才會教出這種變態殺人魔？……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 20 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我們與惡的距離》

對於《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的這段話，至今依然讓我歷歷在目。

每當重大犯罪發生後，社會輿論究責的對象，往往是他們的父母。這種「養不教，父（母）之過」的言論，並不是只有出現在儒家文化的社會裡。早在 1999 年科倫拜(Columbine) 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時，兇手的家庭便曾遭遇過嚴厲的攻擊。

為什麼要譴責加害者家屬？

我們想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安慰自己，因為我們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個兒家不會遭殃。我之所以知道有此謬見，是因為我也曾這麼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正如同這段推薦序所說的，一個人之所以會譴責他人的教養，乃是源自於害怕。正因為自己害怕自己也教出一個殺人魔，於是緊抓著公平世界假說不放。¹於是恣意妄為地攻擊加害者家屬，對他們發黑函、對他們丟雞蛋。然而，當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把我們與他們做分隔時，我不禁想問，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2014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的六年後，兇手的弟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母親因罪惡感崩潰住院，父親則離職隱居。其弟在自殺的前一周，將六年的日記手札寄給周刊，裡面提到了「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同時因為事件後因為記者一直上門，被迫不斷搬家換工作，原本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此離開他。

無解的難題：沒有人知道這些家庭的家庭教育，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真的要細究這些家庭的教育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結果可能會讓你吃驚。因為事實上，如果你從頭到尾完整的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就會發現，他們的家庭，與我們的家庭無異。不過值得警惕的卻是，正因為一般人都是這樣過生活的，所以我們才沒能有機會抓住那些我們很可能遺落的小細節，進而使我們沒能有機會阻止悲劇的發生²。

在《教出殺人犯》一書中，李茂生在書序當中提到了：當我們聽到少年說「我絕對不會再犯」時，必須戒慎恐懼，因為這句話，代表其仍舊無法對他人敞開心胸，仍在自我壓抑；反倒是少年說出「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你能協助我嗎」的時候，這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而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蘇也提到了，在血案發生的一年前，他的孩子與另一位結伴一起行兇的孩子，曾在一年前因竊盜而被逮捕。當時的她，要求孩子要避免再犯、要減少與對方的聯繫。就我看來，換做是其他的父母，也會這麼做的，對吧？這就是一般家庭會發生的狀況。然而，這樣做真的有效嗎？

張立人醫生在該書的推薦序當中寫道：

如果你想在這本書中，尋找狄倫母親如何「教子無方」的大量證據，你將感到失望。因為，狄倫的母親本身就從事心理輔導工作，在教養上更是一位「夠好的媽媽（good enough mother）」，給予狄倫充足的愛，卻不致於溺愛。

犯罪的發生，源於過度壓抑？

《教出殺人犯》的作者岡本茂樹在書中提醒我們，一場犯罪之所以會發生，其實常常是過度壓抑的結果。他舉了自己常會在國高中現場觀察到的例子³：

甲生與乙生都是時常面帶開朗笑容的孩子，但家庭背景卻大相逕庭。甲的家庭中父母關係良好，家庭對他來說是個安全的避風港；乙的家庭卻恰恰相反，父母感情不好、爭執不斷，正因為家裡氣氛低迷，乙總是努力表現得開朗，希望能緩和家中氣氛。她總是責怪自己「都是因為我不好，爸媽才會整天吵架」，同時也擔心「萬一爸爸媽媽不在一起了怎麼辦？」乙的心理是痛苦的，但不敢將痛苦掛在嘴上，「要努力讓家裡氣氛和諧一點」、「只要爸爸媽媽感情好，就不會把我丟掉。」

而其他大人看到笑容開朗的孩子，只會根據外在表現稱讚：「真是個愛笑的好孩子。」但這句稱讚，卻帶給甲生和乙生完全不同的訊息，對甲而言，這句稱讚是令人開心的，今後他自然也會成為一個總是面帶開朗笑容的女孩，甲生是一個真正的好孩子；但對於乙而言，這句稱讚給他的訊息是，要更壓抑自己的痛苦，千萬不能忘記當一個面帶笑容、活潑開朗的孩子。乙生會毫不猶豫地更加壓抑自己的情緒，而這句稱讚強化了他的行為。

如此一來，乙生只剩下兩條路──持續扮演好孩子，或者筋疲力竭放棄扮演好孩子。放棄的方式有很多，有可能用誤入歧途的方式表現出來，最後演變成犯罪；也有可能是完全失去精力，透過拒學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使沒有上述拒學的狀況，也只是把問題到延後而已：持續對活著感到痛苦，最糟糕的結果就是自殺。

不過，並不是所有走向犯罪的孩子，都是因為家庭迫使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從《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蘇的孩子在痛苦當中，他依然覺得父母是愛他的，但他早已深陷憂鬱所苦。我們都知道，在青少年時期，孩子本來就會漸漸地對家人保持距離，和朋友有著更多的聯繫；然而，做為父母的，或是身為這些孩子的朋友、師長，依然有機會挽回這些悲劇。

岡本茂樹在書中便提到了，透過「最近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下課後要不要一起聊聊天？」取代「真是個開朗的好孩子。」這句話，或許就能拯救孩子的性命，因為你給孩子說出「其實我已經痛苦得快死掉了」的機會。

張立人醫生也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的推薦序中寫道：「尊重孩子說『不』是好事，但瞭解孩子說『不』的原因，同樣重要。」

我們並非樣樣都做對。研讀許多資料後，我知道跟狄倫交流有更好的方式。我希望自己當初能多點傾聽，而不是只顧說教；我希望我能靜靜坐在他身邊，而不是只顧大放厥詞，一股腦把我的想法硬塞給他。我希望我能明白他有他的感受，而不是一味要他轉念，也希望覺得不對勁時，就算他以我累了、我有功課要寫等藉口百般推辭，我也要堅持跟他談談。我希望我能放下一切雜事，把心思全放在他身上，一再追問、刺探，更常在家以覺察我所疏漏的一切。——《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300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沒有這麼遠

從蘇·克萊柏德的書中，我們看見了，即便事情發生已經過了16年，她的婚姻以離婚收場、得了焦慮症與恐慌症，一輩子遭受自己沒有覺察愛子即將殺人與自殺的痛苦當中，相較之下，與惡一劇呈現的雖然讓人震撼，卻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們的憤恨不平，竟推著下一齣悲劇再次上演，就如同劇中喬安姐所遭受的質疑一般：你們這麼做，和殺人有什麼兩樣？

請別忘了蘇·克萊柏德的演講，請別忘了秋葉原事件的悲劇。當我們越是區分我們與惡的距離，那將使我們變成惡的一部分。

「我們讀童話故事給孩子聽，告訴他們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蘇如此對我說，當時我正撰寫《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現在我絕不會這麼做。我會說每個人都能做善事，也能誤入歧途。愛一個人，他的好壞你都必須愛。」科倫拜事件發生前，蘇工作的地方剛好跟假釋官辦公室在同一棟大樓，她覺得和前科犯一起搭電梯很恐怖，很孤立無援。悲劇發生後，她大為改觀。「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兒子一樣。這些人不過是因故誤入歧途，才會深陷可怕無望的困境中。聽見新聞上出現恐怖份子的報導時，我會心想：『那是某人的孩子。』科倫拜事件讓我覺得自己跟全人類的聯繫更為緊密，除此之外，任何事都不可能使我做此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參考資料：

1.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
3. 《教出殺人犯》

• 編按：在上一篇〈假裝堅強，是為了避免受傷和失望——心理解析《我們與惡的距離》(1)〉中，我們談過了喬安的生氣經常是為了掩蓋悲傷，也提到天晴把母親推開，有時候只是怕自己受到傷害。
  而本篇文章我們繼續來聊聊，你是否曾像大芝一樣，在受到他人關心的時刻不知所措？當你明明感覺到自己很脆弱卻又假裝堅強的時候，是什麼支撐著你？

——-以下有一、二集劇情描述，怕雷慎入——-

李大芝：禁不起關心，是因為不相信自己值得

「請再努力一下，為了你想見的人，想做的事，想成為的自己」
「你不堅強的話，脆弱給誰看？」
「別人都說你好勇敢，別人都誇你很堅強，那是因為你知道，當你脆弱的時候，沒有人會接住你。」

這些都是網路上面流傳的句子（最後一句是我寫的 XD），看起來或許很有道理，甚至有些話也住進你的心底。但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當你明明感覺到自己很脆弱卻又假裝堅強的時候，是什麼支撐著你？

如同劇中的李大芝，「背負」著哥哥殺人的罪名、父母的期待，用某種堅強來避免別人失望，所以總是很努力很努力，不要變成別人的拖油瓶。如果你也是這樣的人，那麼可能在人生當中你會有這兩個很典型的特質：

1. 扛起一切責任：阿玲破水的時候，去頂替她的位子，可是又很害怕自己做不好會辜負喬安的期待。

2. 怕變成別人的麻煩：曾經被重重傷害的人，最難好的，其實是對於其他人的信任。當別人想要關心他的時候，心裡經常會出現各種複雜的聲音——

• 我真的值得別人對我這麼好嗎？
• 如果信任你，會不會有一天你反而會傷害我、背叛我？
• 如果我把心交給你，會不會有一天你仍然離我而去？

幸好，隨著時間，那些受創傷的人，還是可以慢慢建立起一些對別人的信任——只要關心的人堅持而且穩定 [11]。劇中的房東思悦其實很關心大芝，可是每當她說出一些關心，換來的都是大芝的沉默。

她送大芝髮圈，大芝不知如何以對；她早上在公司提離職被喬安飆，思悦問他要不要到她開的飲料店「小確悦」聊聊，她猶豫不決；甚至，在思聰（思悦的弟弟）搬家過來和他一起住的時候，她第一個擔心的問題竟然是：「那我要搬走嗎？」，其實這一個又一個的防衛行為，只是為了避免自己再次受傷，但隨著劇情的推進，思悦也漸漸走進她的心房。

大芝一邊煮麵一邊思念，然後也把這樣的思念，用某種形式傳遞給思悦。兩個同樣「失去」母親的人，在這一刻，心裡面某一個殘破的一塊暫時獲得了完整。

如果你跟大芝一樣，好學又好強，而且你知道你的強壯是為了維持住心裡面某一個很容易崩壞的地方，命運往往會安排一個「思悦」來訪，他和你有同樣的悲傷、同樣的失望、同樣對自己的罪惡感，這就是所謂的「傷口的吸引」[12]。看起來好像很神，但說穿了，就是他能夠懂得你身上，別人所不能夠懂的那種痛。

在黎明之前，天空總是最黑的

篇幅所限，截稿在即（劉軒說，對於完美主義的我們來說，有時候做完比做好更重要 [13]），這部動人心弦的影片還有很多深刻的部分可以觸及，例如：

「媽媽沒有路用，只存了這樣⋯⋯往後你就要靠你自己了⋯⋯」大芝媽媽說，這段話逼哭了很多人。
「爸爸跟媽媽你們是不是要離婚？所以愛會消失對不對？⋯⋯你騙人，妳跟爸爸之前也很相愛，現在還不是不愛了？你們要離婚，為什麼不會找我討論？」天晴說。
「你說的那個薪水當然也很重要，但是頭條新聞是讓人進場的⋯⋯」NEWS哥說，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你很好學、好強，但不要挑戰人性」鏡傳（盛竹如）說，而且那句「無事不登三寶殿」一直讓我出戲哈哈哈。

發現了嗎？一間小小的公司，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議題與悲劇。

那些表面上看起來光鮮亮麗、講話很大聲的人，或許心裡住著一個脆弱的靈魂；那些總是很勢利、只看績效表現，沒有一點人情味的主管，他也要看廠商和股東的臉色，回到家之後或許還要面對一個比他更冷漠的人；那些總是看起來像野口一句話都不說的同事，憂鬱的眼神裡面看起來總好像有心事，但從頭到尾他可能沒有想要推開誰，他只是害怕說出口之後，會造成別人的麻煩。

從殺人到離婚，從精神病患到孤兒，從嘴臉猙獰的主管到低聲下氣的職員，我們經常會不小心就用他所做的事情來定義他這個人（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bias）[14]，可是卻忽略了，他也是一個「人」，更忽略了這個社會和情境的脈絡，如何把這個人「捏成」今天這個樣子。

看完了前兩集，很多人都說很難過，因為劇情竟然那麼血淋淋地貼近我們的真實，讓我們想躲都躲不掉不掉。

大家都說新聞的環境要改變，可是每天依然還是播報腥羶色的新聞博取大家的注意力。儘管有些人想要努力，可是這個圈子似乎並沒有變好，而是越來越糟糕。

聽起來很絕望對嗎？事實上，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改變本來就是困難的，當我們要改變習慣或者是立刻調整某些事情的時候，大腦都會做最後的奮力一搏，結果現狀看起來不但沒有更好，反而更糟糕。這就是江湖上人稱的「削弱突現」（extinction burst）[13]。

或許，現在是台灣新聞環境以及精神病污名化最糟糕的一年，我們用各種嗜血和標籤來區隔，形成一種內心暫時的安全 [15]。但我們都有能力避免，讓今年變成往後最好的一年。

回過頭來，喬安的假裝堅強，其實是因為要避免失望；她看起來推開了所有的人，但也卻因為她這樣的盛氣凌人，才能夠對抗高層，捍衛心中新聞的底線。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你就會發現她的情緒也有它的功能。

人生好難，我們總是會選擇性地看到光明裡的黑暗，卻忘記了光暗本來就是相輔相生，在如此巨大的陰影裡，也藏著愛的縫隙。

參考資料：

• [11] Harris, N. B.（2018）。深井效應：治療童年逆境傷害的長期影響 （The Deepest Well: Heal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hood Adversity）（朱崇旻譯）。台灣，台北：究竟出版。
• [12] 有時候，這樣的吸引會能療癒（例如這裡），但也有時候，會帶來負面效果（例如這裡）
• [13] 劉軒（2019）。能自處，也能跟別人好好相處：成熟大人該有的33個心理習慣。台灣，台北：天下文化。
• [14] PHILIP, E. T. (1985). Accountability: A social check on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8(3), 227-236.
• [15] 見舊文《塵爆效應：為何傷這麼大，還要繼續罵？》
• [16] Sprecher, S., & Felmlee, D. (199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Romantic Heterosexual Couples Over Time from “His” and “Her” Perspectives. Sex Roles, 37(5), 361-379. doi: 10.1023/a:1025601423031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與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一書中的開頭，黃致豪律師寫下了這一段話：

「正因為人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極其複雜，從來不易歸因於單一因子或事件，因此無論從科學、法律，甚至哲學的觀點，長期浸淫於司法行為科學與法律的實務工作者，其累積的知識越多，往往越不願走那條思考上的捷徑，不希望把犯罪單純地簡化為犯罪者一身、一時、一地的個別行為，進而主張單純地給予對應的懲罰或殺戮。
因為這樣的認定根本無助於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犯罪或司法問題，只是找出一頭供多數群眾洩憤的代罪羔羊而已。」

也因此，我也要慎重地提醒讀者，本文所列舉的所有因素，都不必然構成無差別殺人案，我不願因這篇文章，讓精神疾病、被霸凌、教養問題等因素，成為社會千夫所指的對象。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國內播映，許多人又開始重新關注「無差別殺人案」的議題；而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想做的則是，試圖從三本有關「無差別殺人案」的書籍中去梳理、拼湊出無差別殺人案可能發生的原因與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嘗試做些什麼。

這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犯罪，而我希冀的，也是希望讀者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能更敏銳地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朋友、家人，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可能性。

為何無差別殺人案，特別讓人恐懼？

1999 年 4 月 20 日，科倫拜高中，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兩名該校的學生持槍攻擊了數十名師生之後自盡。在那之後，美國發生了許多的模倣犯。

2008 年的 6 月 8 日，日本秋葉原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開貨車衝進充滿人潮的秋葉原，再持刀攻擊路人。

2014 年 5 月 21 日，一名少年持刀於台北捷運上，隨機攻擊車上的乘客。

隨機殺人案為何會特別引起社會關注呢？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殺人的對象和一般殺人案不同：他們殺傷的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兇手根本不知道他們殺害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來歷¹，也就是「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²

那這一點為何會特別讓我們覺得可怕呢？我們都渴望對我們的人生有掌控感，都希望能夠自己的遭遇是可以推估、可以預測的。但是無差別殺人案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就在於，即便我們素昧平生，依然有可能成為被殺害的對象，這讓我們無法預料，因而讓我們感到害怕。

如果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就是這樣的案件摧毀了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說」──某些人會成為受害者，他們也得為自己受害負起一些責任³。

而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因為如此，才令人特別的害怕，害怕也使我們激起許多情緒，例如憤怒、惶恐。也因為有這些情緒，讓我們對於這些案件的發生，更容易受到情緒所牽引，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例如朝人權辯護律師潑糞，或是寄黑函到兇手的家人家中。

那又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推動著無差別殺人案的發生呢？

殺人與自殺，只有一線之隔？

事實上，在這些無差別殺人案當中，有許多的犯罪者本身是有強烈自殺慾望的⁴，例如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JR 荒川沖站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八王子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等案件中，「這些人沒有想過逃亡，他們打算就在犯罪現場被捕、被射殺，或者自殺。他們不只不重視他人生命，同時也看輕自己生命。」⁵，而美國的科倫拜事件，兩名兇手在殺人之後，也在犯罪現場以槍自斃⁶，同時，台灣的北捷殺人案，兇手在犯罪後供稱「因為不想活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就能被判死刑了。」他在第一次與辯護律師會晤時，也向律師說，「為什麼我沒有像美劇一樣，當場遭警方擊斃？」

想自殺者跟想殺人者之間常只有一線之隔。多數自殺的人不會想殺人，但許多想殺人的人是因為想自殺，才會走到那一步。

──瑪麗莎·蘭達佐（Marisa Randazzo）⁶

而從自殺的這件事情，其實又能帶出一件事情──是什麼讓這些人想自殺的呢？

湯瑪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博士認為，有三個因素會讓一個人走向自殺，第一個是受挫歸屬感（我總是孤單一人），第二個是自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的負擔（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然而，要真正付諸實行，第三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我不害怕去死」⁷。

在科拜倫慘案發生之後，警方從兇手的家中搜出了許多祕密日記，這些日記私密到兇手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更遑論事先覺察。在日記當中，兇手寫滿了「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天哪，我真的好想去死……」等等的文字，從科倫拜慘案發生的兩年前，一直到慘案發生前夕為止，這些日記一直默默地藏在這個孩子的房間裡。

了解了這些無差別殺人案，多是出於想要自殺，其實代表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做自殺防範的同時，也減少了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會。

人會想要自殺，部分原因是因為出於精神疾病的侵擾⁸。比如說，科倫拜殺人事件的兇手之一，便身受憂鬱所擾，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描述孤獨、憂鬱、反芻、執著於尋找愛」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會從憂鬱或自殺走向殺人的人，其實只是九牛一毛⁹。我不願這些話讓精神疾患背負惡名，因為精神疾患與無差別殺人案的交集僅是非常微小的一塊，正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所說的，嚴重精神疾病本身為暴力的風險僅有4%，不過當吸毒及酗酒伴隨出現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會提高一些¹⁰。

然而，就算知道了這些人想要自殺，但依然有一個謎團：是什麼因素，讓一個人從自殺走向無差別殺人？

從自殺意念到無差別殺人事件

亞當·蘭克佛 (Adam Lankford) 博士專門研究自殺炸彈客和大規模槍擊犯的自殺意圖。根據他所寫的，這些人有三個主要特徵：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深感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¹¹如果從這個理論來看，「深感受迫害」和「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是一個人從自殺到無差別殺人的橋樑。

事實上，許多無差別殺人案的兇手，都曾經遭遇迫害，例如科倫拜事件的兩名兇手便是如此，他們在校園中屢遭霸凌，讓他們對這些霸凌者產生怨恨。¹²若我們深加探討這些迫害的發生，我們會得到一個更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便是──無論是科倫拜事件、秋葉原事件，或是北捷事件，這些兇手和社會都失去了連結感，而他們又深陷社會的泥沼裡，這使得他們對這個社會產生怨恨，因而決定對整個社會進行復仇。這也是他們會選擇「無差別」行兇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造成他們落入這樣的境地裡的，正是整個社會。

順帶一提，除了遭遇霸凌之外，在青少年身上，兩人結伴犯案也是一個促成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緣。一份在 2001 年針對青少年校園槍手的研究指出，在 34 名青少年校園槍擊案當中，有 25%的人結伴犯案，與常是獨自一人犯案的成年狂暴殺手不同。在這份研究當中指出，通常這兩個搭檔，一個是精神病態，另一個則是易受他人左右、個性依賴、鬱鬱寡歡者。科倫拜事件的產生便是如此¹³，不過，雙人搭檔的情形在亞洲似乎不常見。

除了深感受迫害之外，「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也是這些人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動機之一。就以北捷的案例與秋葉原的案例來說，兇手都希望透過殺人來幹一件大事^14,15，而這種想要揚名立萬的心理，或許也和社會風氣有關，正因為這個社會如此地充滿了階級性與成王敗寇的理念，使得這些社會中最為孤立的人，想透過登上頭條來獲取大家的注意。

然而，有沒有可能，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的背後，他們渴望的其實是「誰都可以，拜託你懂我，拜託你來愛我？」。¹⁶

人際連結，或許是無差別殺人犯罪的良藥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既然一個人會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是因為與社會脫離連結而孤單一人，並因此而陷入極度的憂鬱當中，那麼，如果讓他們重新建立人際連結，是不是就能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了呢？」

事實上，有一些研究與案例，正支持著這樣的想法。

先來看看孤立無緣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困境。在 1970 年代，溫哥華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Bruce K. Alexander）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將老鼠放在一個空籠子裡面，裡面有兩瓶水，一瓶是清水，另一瓶是加了古柯鹼或海洛因的水。你猜，老鼠會去喝哪一瓶水？

沒錯，就是那瓶有毒品的水。

但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歷山大設計了另一個籠子，裡面有許多的遊樂設施、許多好吃的食物，還有許的同伴。

有趣的事情來了，在這個獲得彼此連結的活動空間裡，老鼠居然不再吸食有毒品的水，而是乾淨的水！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顛覆了我們傳統對於上癮的認知。

那麼，無差別殺人犯是否有可能因為與人重新產生連結，而重回社會當中呢？

從《無論如何，就是想殺人》以及《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裡，都能讀到這樣的內容：貫串無差別殺人案兇手的生命裡，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是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人在意我」，他們要不是被孤立，就是遭逢人際霸凌，即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朋友，但是事實上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其實都深受憂鬱與孤單所苦。事實上，無論是老鼠或是人，一旦被孤立在這個社會當中時，我們渴望連結而不可得的痛苦，都是促使我們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吸毒、自殺、或是無差別的毀滅這個世界。

在台灣的判例上會以「無教化可能」作為判死刑的依據，然而，在挪威的社會裡並不是如此。挪威的監獄系統採取的是讓犯人互助合作、享有正常人際互動、並且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們不標籤化犯人，不用囚犯編號稱呼犯人，而是用本名稱呼，每一個人都能保持著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和監獄官的互動就像朋友一般。

結果呢？這個監獄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包括成功矯治了一名曾經奪走 22 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奈瑟特 (Arnfinn Nesset)：奈瑟特最後以服刑時態度良好於服刑 14 年後釋放，隱姓埋名，過著平靜的日子。¹⁷

關心身旁的人，其實就是最好的預防

當然，要台灣一夕之間改變原先的司法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從上面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知道，要預防這些犯罪的發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身旁的人感受到人際連結。坦白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蘇·克萊伯德提到的一樣，他從來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如此嚴重的霸凌。

你或許會覺得她是個不負責任的媽媽，但事實上，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她的兒子不但對家人表達了許多愛意、互動融洽，且從來沒有向家人提起被霸凌等事情。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關心身旁的人呢？蘇·克萊伯德在她的序當中提到了，有位前同事注意到她 13歲的女兒變得有些孤僻，在聽了克萊伯德的故事之後，她決定追問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女兒終於忍不住崩潰，說出了她被強暴，並計畫打算尋死的事情。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之後，讓我了解到，有許多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會輕易地和其他人吐露，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能夠更勇敢一點，主動尋求心理諮商等資源，或是身旁的人能夠敏銳覺察他人的變化，或許就能使這些悲劇免於發生。

下一篇文章當中，我們來看看關於加害者家屬的困境。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2)：普通的家庭為何會養出殺人犯？

資料來源：

1.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6
2.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18
3.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4.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多數兇手都曾企圖自殺，或出現過自殺念頭，或是曾飽受嚴重憂鬱或絕望之苦。」，原文出自THE FINAL REPORT AND FINDINGS OF THE SAFE SCHOOL INITIATIVE，p.21
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25
6.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63
7.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9，引自Why People Die in Suicid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 「自殺而死的人當中，多達90%~95%有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最常見」，《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8
9.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99
10.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
11.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2，引自《The Myth of Martyrdom》。
1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第12章
13. J.R.Melody, A.G. Hempel,K.Mohandie,A.A.Shiva,and B.T.Gray.”Offender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onrandom Sample of Adolescent Mass Murder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40, no.6(2001):719-28，引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0
14.  新頭殼 鄭嫌4月po臉書「要幹大事」 校方曾輔導
1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1
16.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75
17. 開放式監獄的迷思：挪威監獄島巴斯托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