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裝堅強，是為了避免受傷和失望——心理解析《我們與惡的距離》(1)

本文與 TRPMA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如果把癌細胞比喻成身體裡的頭號通緝犯，那誰來負責逮捕？

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是化療、放療這些外來的「賞金獵人」。但其實，我們體內早就駐紮著一支最強的警察部隊「免疫系統」。

既然「免疫系統」的警力這麼堅強，為什麼癌症還是屢屢得逞？關鍵就在於：癌細胞是偽裝高手。有的會偽造「良民證」，騙過免疫系統的菁英部隊；更厲害的，甚至能直接掛上「免查通行證」，讓負責巡邏的免疫細胞直接視而不見，大搖大擺地溜過。

過去，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問世，為癌症治療帶來突破性的進展，成功撕下癌細胞的偽裝，也讓不少患者重燃希望。不過，目前在某些癌症中，反應率仍只有兩到三成，顯示這條路還有優化的空間。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就是科學家如何另闢蹊徑，找出那些連「通緝令」都發不出去的癌細胞。這個全新的免疫策略，會是破解癌症偽裝的新關鍵嗎？

免疫療法登場：從殺敵一千到精準出擊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先從人類對抗癌症的「治療演變」說起。

最早的「傳統化療」，就像威力強大的「七傷拳」，殺傷力高，但不分敵我，往往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副作用極大。接著出現的「標靶藥物」，則像能精準出招的「一陽指」，能直接點中癌細胞的「穴位」，大幅減少對健康細胞的傷害，副作用也小多了。但麻煩的是，癌細胞很會突變，用藥一段時間就容易產生抗藥性，這套點穴功夫也就漸漸失靈。

直到這個世紀，人類才終於領悟到：最強的武功，是驅動體內的「原力」，也就是「重新喚醒免疫系統」來對付癌症。這場關鍵轉折，也開啟了「癌症免疫療法」的新時代。

你可能不知道，就算在健康狀態下，平均每天還是會產生數千個癌細胞。而我們之所以安然無恙，全靠體內那套日夜巡邏的「免疫監測 (immunosurveillance)」機制，看到癌細胞就立刻清除。但，癌細胞之所以難纏，就在於它會發展出各種「免疫逃脫」策略。

免疫系統中，有一批受過嚴格訓練的菁英，叫做「T細胞」，他們是執行最終擊殺任務的霹靂小組。狡猾的癌細胞為了躲過追殺，會在自己身上掛出一張「偽良民證」，這個偽裝的學名，「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配體-1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縮寫PD-L1。

當T細胞來盤查時，T細胞身上帶有一個具備煞車功能的「讀卡機」，叫做「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受體-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 」，簡稱 PD-1。當癌細胞的 PD-L1 跟 T細胞的 PD-1 對上時，就等於是在說：「嘿，自己人啦！別查我」，也就是腫瘤癌細胞會表現很多可抑制免疫 T 細胞活性的分子，這些分子能通過免疫 T 細胞的檢查哨，等於是通知免疫系統無需攻擊的訊號，因此 T 細胞就真的會被唬住，轉身離開且放棄攻擊。

這種免疫系統控制的樞紐機制就稱為「免疫檢查點 （immune checkpoints）」。而我們熟知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作用就像是把那張「偽良民證」直接撕掉的藥物。良民證一失效，T細胞就能識破騙局、發現這是大壞蛋，重新發動攻擊！

目前免疫療法已成為晚期癌症患者心目中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理由是他們的體能可能無法負荷化療帶來的副作用；標靶藥物雖然有效，不過在用藥一段期間後，終究會出現抗藥性；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卻有機會讓癌症獲得長期的控制。

由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是借著免疫系統的刀來殺死腫瘤，所以有著毒性較低並且治療耐受性較佳的優勢。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有治療反應的患者，也能獲得比起化療更長的存活期，以及較好的生活品質。

不過，儘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改寫了治癌戰局，這些年下來，卻仍有些問題。

CD47來救？揭開癌細胞的「免死金牌」機制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然帶來治療突破，但還是有不少挑戰。

首先，是藥費昂貴。 雖然在台灣，健保於 2019 年後已有條件給付，但對多數人仍是沉重負擔。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單獨使用時，它的治療反應率並不高。在許多情況下，大約只有 2成到3成的患者有效。

換句話說，仍有七到八成的患者可能看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治療反應又比較慢，必須等 2 至 3 個月才能看出端倪。對患者來說，這種「沒把握、又得等」的療程，心理壓力自然不小。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因為這個方法的前提是，癌細胞得用「偽良民證」這一招才有效。但如果癌細胞根本不屑玩這一套呢？

想像一下，整套免疫系統抓壞人的流程，其實是這樣運作的：當癌細胞自然死亡，或被初步攻擊後，會留下些許「屍塊渣渣」——也就是抗原。這時，體內負責巡邏兼清理的「巨噬細胞」就會出動，把這些渣渣撿起來、分析特徵。比方說，它發現犯人都戴著一頂「大草帽」。

接著，巨噬細胞會把這個特徵，發布成「通緝令」，交給其他免疫細胞，並進一步訓練剛剛提到的菁英霹靂小組─T細胞。T細胞學會辨認「大草帽」，就能出發去精準獵殺所有戴著草帽的癌細胞。

而PD-1/PD-L1 的偽裝術，是發生在最後一步：T 細胞正準備動手時，癌細胞突然高喊：「我是好人啊！」，來騙過 T 細胞。

但問題若出在第一步呢？如果第一關，巡邏的警察「巨噬細胞」就完全沒有察覺這些屍塊有問題，根本沒發通緝令呢？

這正是更高竿的癌細胞採用的策略：它們在細胞表面大量表現一種叫做「 CD47 」的蛋白質。這個 CD47 分子，就像一張寫著「自己人，別吃我！」的免死金牌，它會跟巨噬細胞上的接收器─訊號調節蛋白α (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α，SIRPα) 結合。當巨噬細胞一看到這訊號，大腦就會自動判斷：「喔，這是正常細胞，跳過。」

結果會怎樣？巨噬細胞從頭到尾毫無動作，癌細胞就大搖大擺地走過警察面前，連罪犯「戴草帽」的通緝令都沒被發布，T 細胞自然也就毫無頭緒要出動！

這就是為什麼只阻斷 PD-L1 的藥物反應率有限。因為在許多案例中，癌細胞連進到「被追殺」的階段都沒有！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把目標轉向了這面「免死金牌」，開始開發能阻斷 CD47 的生物藥。但開發 CD47 藥物的這條路，可說是一波三折。

不只精準殺敵，更不能誤傷友軍

研發抗癌新藥，就像打造一把神兵利器，太強、太弱都不行！

第一代 CD47 藥物，就是威力太強的例子。第一代藥物是強效的「單株抗體」，你可以想像是超強力膠帶，直接把癌細胞表面的「免死金牌」CD47 封死。同時，這個膠帶尾端還有一段蛋白質IgG-Fc，這段蛋白質可以和免疫細胞上的Fc受體結合。就像插上一面「快來吃我」的小旗子，吸引巨噬細胞前來吞噬。

問題來了！CD47 不只存在於癌細胞，全身上下的正常細胞，尤其是紅血球，也有 CD47 作為自我保護的訊號。結果，第一代藥物這種「見 CD47 就封」的策略，完全不分敵我，導致巨噬細胞連紅血球也一起攻擊，造成嚴重的貧血問題。

這問題影響可不小，導致一些備受矚目的藥物，例如美國製藥公司吉立亞醫藥（Gilead）的明星藥物 magrolimab，在2024年2月宣布停止開發。它原本是預期用來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的單株抗體藥物。

太猛不行，那第二代藥物就改弱一點。科學家不再用強效抗體，而是改用「融合蛋白」，也就是巨噬細胞身上接收器 SIRPα 的一部分。它一樣會去佔住 CD47 的位置，但結合力比較弱，特別是跟紅血球的 CD47 結合力，只有 1% 左右，安全性明顯提升。

像是輝瑞在 2021 年就砸下 22.6 億美元，收購生技公司 Trillium Therapeutics 來開發這類藥物。Trillium 使用的是名為 TTI-621 和 TTI-622 的兩種融合蛋白，可以阻斷 CD47 的反應位置。但在輝瑞2025年4月29號公布最新的研發進度報告上，TTI-621 已經悄悄消失。已經進到二期研究的TTI-622，則是在6月29號，研究狀態被改為「已終止」。原因是「無法招募到計畫數量的受試者」。

但第二代也有個弱點：為了安全，它對癌細胞 CD47 的結合力，也跟著變弱了，導致藥效不如預期。

於是，第三代藥物的目標誕生了：能不能打造一個只對癌細胞有超強結合力，但對紅血球幾乎沒反應的「完美武器」？

為了找出這種神兵利器，科學家們搬出了超炫的篩選工具：噬菌體（Phage），一種專門感染細菌的病毒。別緊張，不是要把病毒打進體內！而是把它當成一個龐大的「鑰匙資料庫」。

科學家可以透過基因改造，再加上AI的協助，就可以快速製造出數億、數十億種表面蛋白質結構都略有不同的噬菌體模型。然後，就開始配對流程：

1. 先把這些長像各異的「鑰匙」全部拿去試開「紅血球」這把鎖，能打開的通通淘汰！
   
2. 剩下的再去試開「癌細胞」的鎖，從中挑出結合最強、最精準的那一把「神鑰」！

接著，就是把這把「神鑰」的結構複製下來，大量生產。可能會從噬菌體上切下來，或是定序入選噬菌體的基因，找出最佳序列。再將這段序列，放入其他表達載體中，例如細菌或是哺乳動物細胞中來生產蛋白質。最後再接上一段能號召免疫系統來攻擊的「標籤蛋白 IgG-Fc」，就大功告成了！

目前這領域的領頭羊之一，是美國的 ALX Oncology，他們的產品 Evorpacept 已完成二期臨床試驗。但他們的標籤蛋白使用的是 IgG1，對巨噬細胞的吸引力較弱，需要搭配其他藥物聯合使用。

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總部在台北的漢康生技。他們利用噬菌體平台，從上億個可能性中，篩選出了理想的融合蛋白 HCB101。同時，他們選擇的標籤蛋白 IgG4，是巨噬細胞比較「感興趣」的類型，理論上能更有效地觸發吞噬作用。在臨床一期試驗中，就展現了單獨用藥也能讓腫瘤顯著縮小的效果以及高劑量對腫瘤產生腫瘤顯著部分縮小效果。因為它結合了前幾代藥物的優點，有人稱之為「第 3.5 代」藥物。

除此之外，還有漢康生技的FBDB平台技術，這項技術可以將多個融合蛋白「串」在一起。例如，把能攻擊 CD47、PD-L1、甚至能調整腫瘤微環境、活化巨噬細胞與T細胞的融合蛋白接在一起。讓這些武器達成 1+1+1 遠大於 3 的超倍攻擊效果，多管齊下攻擊腫瘤細胞。

結語

從撕掉「偽良民證」的 PD-L1 抑制劑，到破解「免死金牌」的 CD47 藥物，再到利用 AI 和噬菌體平台，設計出越來越精準的千里追魂香。 

對我們來說，最棒的好消息，莫過於這些免疫療法，從沒有停下改進的腳步。科學家們正一步步克服反應率不足、副作用等等的缺點。這些努力，都為癌症的「長期控制」甚至「治癒」，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輿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被好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1)：撕裂了無數家庭的事件，卻找不到關鍵的成因？

「我一天睡不到兩小時，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哪裡把小孩教壞了？……是因為我們太自私、太忙碌，都沒時間跟孩子聊天，所以才會教出這種變態殺人魔？……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 20 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我們與惡的距離》

對於《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的這段話，至今依然讓我歷歷在目。

每當重大犯罪發生後，社會輿論究責的對象，往往是他們的父母。這種「養不教，父（母）之過」的言論，並不是只有出現在儒家文化的社會裡。早在 1999 年科倫拜(Columbine) 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時，兇手的家庭便曾遭遇過嚴厲的攻擊。

為什麼要譴責加害者家屬？

我們想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安慰自己，因為我們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個兒家不會遭殃。我之所以知道有此謬見，是因為我也曾這麼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正如同這段推薦序所說的，一個人之所以會譴責他人的教養，乃是源自於害怕。正因為自己害怕自己也教出一個殺人魔，於是緊抓著公平世界假說不放。¹於是恣意妄為地攻擊加害者家屬，對他們發黑函、對他們丟雞蛋。然而，當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把我們與他們做分隔時，我不禁想問，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2014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的六年後，兇手的弟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母親因罪惡感崩潰住院，父親則離職隱居。其弟在自殺的前一周，將六年的日記手札寄給周刊，裡面提到了「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同時因為事件後因為記者一直上門，被迫不斷搬家換工作，原本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此離開他。

無解的難題：沒有人知道這些家庭的家庭教育，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真的要細究這些家庭的教育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結果可能會讓你吃驚。因為事實上，如果你從頭到尾完整的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就會發現，他們的家庭，與我們的家庭無異。不過值得警惕的卻是，正因為一般人都是這樣過生活的，所以我們才沒能有機會抓住那些我們很可能遺落的小細節，進而使我們沒能有機會阻止悲劇的發生²。

在《教出殺人犯》一書中，李茂生在書序當中提到了：當我們聽到少年說「我絕對不會再犯」時，必須戒慎恐懼，因為這句話，代表其仍舊無法對他人敞開心胸，仍在自我壓抑；反倒是少年說出「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你能協助我嗎」的時候，這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而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蘇也提到了，在血案發生的一年前，他的孩子與另一位結伴一起行兇的孩子，曾在一年前因竊盜而被逮捕。當時的她，要求孩子要避免再犯、要減少與對方的聯繫。就我看來，換做是其他的父母，也會這麼做的，對吧？這就是一般家庭會發生的狀況。然而，這樣做真的有效嗎？

張立人醫生在該書的推薦序當中寫道：

如果你想在這本書中，尋找狄倫母親如何「教子無方」的大量證據，你將感到失望。因為，狄倫的母親本身就從事心理輔導工作，在教養上更是一位「夠好的媽媽（good enough mother）」，給予狄倫充足的愛，卻不致於溺愛。

犯罪的發生，源於過度壓抑？

《教出殺人犯》的作者岡本茂樹在書中提醒我們，一場犯罪之所以會發生，其實常常是過度壓抑的結果。他舉了自己常會在國高中現場觀察到的例子³：

甲生與乙生都是時常面帶開朗笑容的孩子，但家庭背景卻大相逕庭。甲的家庭中父母關係良好，家庭對他來說是個安全的避風港；乙的家庭卻恰恰相反，父母感情不好、爭執不斷，正因為家裡氣氛低迷，乙總是努力表現得開朗，希望能緩和家中氣氛。她總是責怪自己「都是因為我不好，爸媽才會整天吵架」，同時也擔心「萬一爸爸媽媽不在一起了怎麼辦？」乙的心理是痛苦的，但不敢將痛苦掛在嘴上，「要努力讓家裡氣氛和諧一點」、「只要爸爸媽媽感情好，就不會把我丟掉。」

而其他大人看到笑容開朗的孩子，只會根據外在表現稱讚：「真是個愛笑的好孩子。」但這句稱讚，卻帶給甲生和乙生完全不同的訊息，對甲而言，這句稱讚是令人開心的，今後他自然也會成為一個總是面帶開朗笑容的女孩，甲生是一個真正的好孩子；但對於乙而言，這句稱讚給他的訊息是，要更壓抑自己的痛苦，千萬不能忘記當一個面帶笑容、活潑開朗的孩子。乙生會毫不猶豫地更加壓抑自己的情緒，而這句稱讚強化了他的行為。

如此一來，乙生只剩下兩條路──持續扮演好孩子，或者筋疲力竭放棄扮演好孩子。放棄的方式有很多，有可能用誤入歧途的方式表現出來，最後演變成犯罪；也有可能是完全失去精力，透過拒學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使沒有上述拒學的狀況，也只是把問題到延後而已：持續對活著感到痛苦，最糟糕的結果就是自殺。

不過，並不是所有走向犯罪的孩子，都是因為家庭迫使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從《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蘇的孩子在痛苦當中，他依然覺得父母是愛他的，但他早已深陷憂鬱所苦。我們都知道，在青少年時期，孩子本來就會漸漸地對家人保持距離，和朋友有著更多的聯繫；然而，做為父母的，或是身為這些孩子的朋友、師長，依然有機會挽回這些悲劇。

岡本茂樹在書中便提到了，透過「最近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下課後要不要一起聊聊天？」取代「真是個開朗的好孩子。」這句話，或許就能拯救孩子的性命，因為你給孩子說出「其實我已經痛苦得快死掉了」的機會。

張立人醫生也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的推薦序中寫道：「尊重孩子說『不』是好事，但瞭解孩子說『不』的原因，同樣重要。」

我們並非樣樣都做對。研讀許多資料後，我知道跟狄倫交流有更好的方式。我希望自己當初能多點傾聽，而不是只顧說教；我希望我能靜靜坐在他身邊，而不是只顧大放厥詞，一股腦把我的想法硬塞給他。我希望我能明白他有他的感受，而不是一味要他轉念，也希望覺得不對勁時，就算他以我累了、我有功課要寫等藉口百般推辭，我也要堅持跟他談談。我希望我能放下一切雜事，把心思全放在他身上，一再追問、刺探，更常在家以覺察我所疏漏的一切。——《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300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沒有這麼遠

從蘇·克萊柏德的書中，我們看見了，即便事情發生已經過了16年，她的婚姻以離婚收場、得了焦慮症與恐慌症，一輩子遭受自己沒有覺察愛子即將殺人與自殺的痛苦當中，相較之下，與惡一劇呈現的雖然讓人震撼，卻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們的憤恨不平，竟推著下一齣悲劇再次上演，就如同劇中喬安姐所遭受的質疑一般：你們這麼做，和殺人有什麼兩樣？

請別忘了蘇·克萊柏德的演講，請別忘了秋葉原事件的悲劇。當我們越是區分我們與惡的距離，那將使我們變成惡的一部分。

「我們讀童話故事給孩子聽，告訴他們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蘇如此對我說，當時我正撰寫《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現在我絕不會這麼做。我會說每個人都能做善事，也能誤入歧途。愛一個人，他的好壞你都必須愛。」科倫拜事件發生前，蘇工作的地方剛好跟假釋官辦公室在同一棟大樓，她覺得和前科犯一起搭電梯很恐怖，很孤立無援。悲劇發生後，她大為改觀。「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兒子一樣。這些人不過是因故誤入歧途，才會深陷可怕無望的困境中。聽見新聞上出現恐怖份子的報導時，我會心想：『那是某人的孩子。』科倫拜事件讓我覺得自己跟全人類的聯繫更為緊密，除此之外，任何事都不可能使我做此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參考資料：

1.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
3. 《教出殺人犯》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與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一書中的開頭，黃致豪律師寫下了這一段話：

「正因為人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極其複雜，從來不易歸因於單一因子或事件，因此無論從科學、法律，甚至哲學的觀點，長期浸淫於司法行為科學與法律的實務工作者，其累積的知識越多，往往越不願走那條思考上的捷徑，不希望把犯罪單純地簡化為犯罪者一身、一時、一地的個別行為，進而主張單純地給予對應的懲罰或殺戮。
因為這樣的認定根本無助於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犯罪或司法問題，只是找出一頭供多數群眾洩憤的代罪羔羊而已。」

也因此，我也要慎重地提醒讀者，本文所列舉的所有因素，都不必然構成無差別殺人案，我不願因這篇文章，讓精神疾病、被霸凌、教養問題等因素，成為社會千夫所指的對象。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國內播映，許多人又開始重新關注「無差別殺人案」的議題；而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想做的則是，試圖從三本有關「無差別殺人案」的書籍中去梳理、拼湊出無差別殺人案可能發生的原因與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嘗試做些什麼。

這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犯罪，而我希冀的，也是希望讀者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能更敏銳地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朋友、家人，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可能性。

為何無差別殺人案，特別讓人恐懼？

1999 年 4 月 20 日，科倫拜高中，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兩名該校的學生持槍攻擊了數十名師生之後自盡。在那之後，美國發生了許多的模倣犯。

2008 年的 6 月 8 日，日本秋葉原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開貨車衝進充滿人潮的秋葉原，再持刀攻擊路人。

2014 年 5 月 21 日，一名少年持刀於台北捷運上，隨機攻擊車上的乘客。

隨機殺人案為何會特別引起社會關注呢？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殺人的對象和一般殺人案不同：他們殺傷的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兇手根本不知道他們殺害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來歷¹，也就是「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²

那這一點為何會特別讓我們覺得可怕呢？我們都渴望對我們的人生有掌控感，都希望能夠自己的遭遇是可以推估、可以預測的。但是無差別殺人案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就在於，即便我們素昧平生，依然有可能成為被殺害的對象，這讓我們無法預料，因而讓我們感到害怕。

如果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就是這樣的案件摧毀了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說」──某些人會成為受害者，他們也得為自己受害負起一些責任³。

而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因為如此，才令人特別的害怕，害怕也使我們激起許多情緒，例如憤怒、惶恐。也因為有這些情緒，讓我們對於這些案件的發生，更容易受到情緒所牽引，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例如朝人權辯護律師潑糞，或是寄黑函到兇手的家人家中。

那又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推動著無差別殺人案的發生呢？

殺人與自殺，只有一線之隔？

事實上，在這些無差別殺人案當中，有許多的犯罪者本身是有強烈自殺慾望的⁴，例如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JR 荒川沖站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八王子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等案件中，「這些人沒有想過逃亡，他們打算就在犯罪現場被捕、被射殺，或者自殺。他們不只不重視他人生命，同時也看輕自己生命。」⁵，而美國的科倫拜事件，兩名兇手在殺人之後，也在犯罪現場以槍自斃⁶，同時，台灣的北捷殺人案，兇手在犯罪後供稱「因為不想活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就能被判死刑了。」他在第一次與辯護律師會晤時，也向律師說，「為什麼我沒有像美劇一樣，當場遭警方擊斃？」

想自殺者跟想殺人者之間常只有一線之隔。多數自殺的人不會想殺人，但許多想殺人的人是因為想自殺，才會走到那一步。

──瑪麗莎·蘭達佐（Marisa Randazzo）⁶

而從自殺的這件事情，其實又能帶出一件事情──是什麼讓這些人想自殺的呢？

湯瑪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博士認為，有三個因素會讓一個人走向自殺，第一個是受挫歸屬感（我總是孤單一人），第二個是自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的負擔（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然而，要真正付諸實行，第三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我不害怕去死」⁷。

在科拜倫慘案發生之後，警方從兇手的家中搜出了許多祕密日記，這些日記私密到兇手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更遑論事先覺察。在日記當中，兇手寫滿了「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天哪，我真的好想去死……」等等的文字，從科倫拜慘案發生的兩年前，一直到慘案發生前夕為止，這些日記一直默默地藏在這個孩子的房間裡。

了解了這些無差別殺人案，多是出於想要自殺，其實代表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做自殺防範的同時，也減少了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會。

人會想要自殺，部分原因是因為出於精神疾病的侵擾⁸。比如說，科倫拜殺人事件的兇手之一，便身受憂鬱所擾，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描述孤獨、憂鬱、反芻、執著於尋找愛」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會從憂鬱或自殺走向殺人的人，其實只是九牛一毛⁹。我不願這些話讓精神疾患背負惡名，因為精神疾患與無差別殺人案的交集僅是非常微小的一塊，正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所說的，嚴重精神疾病本身為暴力的風險僅有4%，不過當吸毒及酗酒伴隨出現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會提高一些¹⁰。

然而，就算知道了這些人想要自殺，但依然有一個謎團：是什麼因素，讓一個人從自殺走向無差別殺人？

從自殺意念到無差別殺人事件

亞當·蘭克佛 (Adam Lankford) 博士專門研究自殺炸彈客和大規模槍擊犯的自殺意圖。根據他所寫的，這些人有三個主要特徵：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深感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¹¹如果從這個理論來看，「深感受迫害」和「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是一個人從自殺到無差別殺人的橋樑。

事實上，許多無差別殺人案的兇手，都曾經遭遇迫害，例如科倫拜事件的兩名兇手便是如此，他們在校園中屢遭霸凌，讓他們對這些霸凌者產生怨恨。¹²若我們深加探討這些迫害的發生，我們會得到一個更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便是──無論是科倫拜事件、秋葉原事件，或是北捷事件，這些兇手和社會都失去了連結感，而他們又深陷社會的泥沼裡，這使得他們對這個社會產生怨恨，因而決定對整個社會進行復仇。這也是他們會選擇「無差別」行兇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造成他們落入這樣的境地裡的，正是整個社會。

順帶一提，除了遭遇霸凌之外，在青少年身上，兩人結伴犯案也是一個促成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緣。一份在 2001 年針對青少年校園槍手的研究指出，在 34 名青少年校園槍擊案當中，有 25%的人結伴犯案，與常是獨自一人犯案的成年狂暴殺手不同。在這份研究當中指出，通常這兩個搭檔，一個是精神病態，另一個則是易受他人左右、個性依賴、鬱鬱寡歡者。科倫拜事件的產生便是如此¹³，不過，雙人搭檔的情形在亞洲似乎不常見。

除了深感受迫害之外，「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也是這些人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動機之一。就以北捷的案例與秋葉原的案例來說，兇手都希望透過殺人來幹一件大事^14,15，而這種想要揚名立萬的心理，或許也和社會風氣有關，正因為這個社會如此地充滿了階級性與成王敗寇的理念，使得這些社會中最為孤立的人，想透過登上頭條來獲取大家的注意。

然而，有沒有可能，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的背後，他們渴望的其實是「誰都可以，拜託你懂我，拜託你來愛我？」。¹⁶

人際連結，或許是無差別殺人犯罪的良藥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既然一個人會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是因為與社會脫離連結而孤單一人，並因此而陷入極度的憂鬱當中，那麼，如果讓他們重新建立人際連結，是不是就能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了呢？」

事實上，有一些研究與案例，正支持著這樣的想法。

先來看看孤立無緣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困境。在 1970 年代，溫哥華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Bruce K. Alexander）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將老鼠放在一個空籠子裡面，裡面有兩瓶水，一瓶是清水，另一瓶是加了古柯鹼或海洛因的水。你猜，老鼠會去喝哪一瓶水？

沒錯，就是那瓶有毒品的水。

但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歷山大設計了另一個籠子，裡面有許多的遊樂設施、許多好吃的食物，還有許的同伴。

有趣的事情來了，在這個獲得彼此連結的活動空間裡，老鼠居然不再吸食有毒品的水，而是乾淨的水！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顛覆了我們傳統對於上癮的認知。

那麼，無差別殺人犯是否有可能因為與人重新產生連結，而重回社會當中呢？

從《無論如何，就是想殺人》以及《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裡，都能讀到這樣的內容：貫串無差別殺人案兇手的生命裡，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是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人在意我」，他們要不是被孤立，就是遭逢人際霸凌，即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朋友，但是事實上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其實都深受憂鬱與孤單所苦。事實上，無論是老鼠或是人，一旦被孤立在這個社會當中時，我們渴望連結而不可得的痛苦，都是促使我們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吸毒、自殺、或是無差別的毀滅這個世界。

在台灣的判例上會以「無教化可能」作為判死刑的依據，然而，在挪威的社會裡並不是如此。挪威的監獄系統採取的是讓犯人互助合作、享有正常人際互動、並且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們不標籤化犯人，不用囚犯編號稱呼犯人，而是用本名稱呼，每一個人都能保持著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和監獄官的互動就像朋友一般。

結果呢？這個監獄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包括成功矯治了一名曾經奪走 22 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奈瑟特 (Arnfinn Nesset)：奈瑟特最後以服刑時態度良好於服刑 14 年後釋放，隱姓埋名，過著平靜的日子。¹⁷

關心身旁的人，其實就是最好的預防

當然，要台灣一夕之間改變原先的司法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從上面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知道，要預防這些犯罪的發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身旁的人感受到人際連結。坦白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蘇·克萊伯德提到的一樣，他從來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如此嚴重的霸凌。

你或許會覺得她是個不負責任的媽媽，但事實上，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她的兒子不但對家人表達了許多愛意、互動融洽，且從來沒有向家人提起被霸凌等事情。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關心身旁的人呢？蘇·克萊伯德在她的序當中提到了，有位前同事注意到她 13歲的女兒變得有些孤僻，在聽了克萊伯德的故事之後，她決定追問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女兒終於忍不住崩潰，說出了她被強暴，並計畫打算尋死的事情。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之後，讓我了解到，有許多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會輕易地和其他人吐露，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能夠更勇敢一點，主動尋求心理諮商等資源，或是身旁的人能夠敏銳覺察他人的變化，或許就能使這些悲劇免於發生。

下一篇文章當中，我們來看看關於加害者家屬的困境。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2)：普通的家庭為何會養出殺人犯？

資料來源：

1.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6
2.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18
3.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4.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多數兇手都曾企圖自殺，或出現過自殺念頭，或是曾飽受嚴重憂鬱或絕望之苦。」，原文出自THE FINAL REPORT AND FINDINGS OF THE SAFE SCHOOL INITIATIVE，p.21
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25
6.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63
7.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9，引自Why People Die in Suicid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 「自殺而死的人當中，多達90%~95%有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最常見」，《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8
9.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99
10.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
11.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2，引自《The Myth of Martyrdom》。
1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第12章
13. J.R.Melody, A.G. Hempel,K.Mohandie,A.A.Shiva,and B.T.Gray.”Offender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onrandom Sample of Adolescent Mass Murder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40, no.6(2001):719-28，引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0
14.  新頭殼 鄭嫌4月po臉書「要幹大事」 校方曾輔導
1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1
16.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75
17. 開放式監獄的迷思：挪威監獄島巴斯托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