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裝堅強，是為了避免受傷和失望——心理解析《我們與惡的距離》(1)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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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輿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被好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1)：撕裂了無數家庭的事件，卻找不到關鍵的成因？

「我一天睡不到兩小時，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哪裡把小孩教壞了？……是因為我們太自私、太忙碌，都沒時間跟孩子聊天，所以才會教出這種變態殺人魔？……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 20 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我們與惡的距離》

對於《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的這段話，至今依然讓我歷歷在目。

每當重大犯罪發生後，社會輿論究責的對象，往往是他們的父母。這種「養不教，父（母）之過」的言論，並不是只有出現在儒家文化的社會裡。早在 1999 年科倫拜(Columbine) 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時，兇手的家庭便曾遭遇過嚴厲的攻擊。

為什麼要譴責加害者家屬？

我們想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安慰自己，因為我們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個兒家不會遭殃。我之所以知道有此謬見，是因為我也曾這麼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正如同這段推薦序所說的，一個人之所以會譴責他人的教養，乃是源自於害怕。正因為自己害怕自己也教出一個殺人魔，於是緊抓著公平世界假說不放。¹於是恣意妄為地攻擊加害者家屬，對他們發黑函、對他們丟雞蛋。然而，當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把我們與他們做分隔時，我不禁想問，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2014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的六年後，兇手的弟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母親因罪惡感崩潰住院，父親則離職隱居。其弟在自殺的前一周，將六年的日記手札寄給周刊，裡面提到了「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同時因為事件後因為記者一直上門，被迫不斷搬家換工作，原本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此離開他。

無解的難題：沒有人知道這些家庭的家庭教育，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真的要細究這些家庭的教育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結果可能會讓你吃驚。因為事實上，如果你從頭到尾完整的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就會發現，他們的家庭，與我們的家庭無異。不過值得警惕的卻是，正因為一般人都是這樣過生活的，所以我們才沒能有機會抓住那些我們很可能遺落的小細節，進而使我們沒能有機會阻止悲劇的發生²。

在《教出殺人犯》一書中，李茂生在書序當中提到了：當我們聽到少年說「我絕對不會再犯」時，必須戒慎恐懼，因為這句話，代表其仍舊無法對他人敞開心胸，仍在自我壓抑；反倒是少年說出「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你能協助我嗎」的時候，這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而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蘇也提到了，在血案發生的一年前，他的孩子與另一位結伴一起行兇的孩子，曾在一年前因竊盜而被逮捕。當時的她，要求孩子要避免再犯、要減少與對方的聯繫。就我看來，換做是其他的父母，也會這麼做的，對吧？這就是一般家庭會發生的狀況。然而，這樣做真的有效嗎？

張立人醫生在該書的推薦序當中寫道：

如果你想在這本書中，尋找狄倫母親如何「教子無方」的大量證據，你將感到失望。因為，狄倫的母親本身就從事心理輔導工作，在教養上更是一位「夠好的媽媽（good enough mother）」，給予狄倫充足的愛，卻不致於溺愛。

犯罪的發生，源於過度壓抑？

《教出殺人犯》的作者岡本茂樹在書中提醒我們，一場犯罪之所以會發生，其實常常是過度壓抑的結果。他舉了自己常會在國高中現場觀察到的例子³：

甲生與乙生都是時常面帶開朗笑容的孩子，但家庭背景卻大相逕庭。甲的家庭中父母關係良好，家庭對他來說是個安全的避風港；乙的家庭卻恰恰相反，父母感情不好、爭執不斷，正因為家裡氣氛低迷，乙總是努力表現得開朗，希望能緩和家中氣氛。她總是責怪自己「都是因為我不好，爸媽才會整天吵架」，同時也擔心「萬一爸爸媽媽不在一起了怎麼辦？」乙的心理是痛苦的，但不敢將痛苦掛在嘴上，「要努力讓家裡氣氛和諧一點」、「只要爸爸媽媽感情好，就不會把我丟掉。」

而其他大人看到笑容開朗的孩子，只會根據外在表現稱讚：「真是個愛笑的好孩子。」但這句稱讚，卻帶給甲生和乙生完全不同的訊息，對甲而言，這句稱讚是令人開心的，今後他自然也會成為一個總是面帶開朗笑容的女孩，甲生是一個真正的好孩子；但對於乙而言，這句稱讚給他的訊息是，要更壓抑自己的痛苦，千萬不能忘記當一個面帶笑容、活潑開朗的孩子。乙生會毫不猶豫地更加壓抑自己的情緒，而這句稱讚強化了他的行為。

如此一來，乙生只剩下兩條路──持續扮演好孩子，或者筋疲力竭放棄扮演好孩子。放棄的方式有很多，有可能用誤入歧途的方式表現出來，最後演變成犯罪；也有可能是完全失去精力，透過拒學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使沒有上述拒學的狀況，也只是把問題到延後而已：持續對活著感到痛苦，最糟糕的結果就是自殺。

不過，並不是所有走向犯罪的孩子，都是因為家庭迫使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從《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蘇的孩子在痛苦當中，他依然覺得父母是愛他的，但他早已深陷憂鬱所苦。我們都知道，在青少年時期，孩子本來就會漸漸地對家人保持距離，和朋友有著更多的聯繫；然而，做為父母的，或是身為這些孩子的朋友、師長，依然有機會挽回這些悲劇。

岡本茂樹在書中便提到了，透過「最近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下課後要不要一起聊聊天？」取代「真是個開朗的好孩子。」這句話，或許就能拯救孩子的性命，因為你給孩子說出「其實我已經痛苦得快死掉了」的機會。

張立人醫生也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的推薦序中寫道：「尊重孩子說『不』是好事，但瞭解孩子說『不』的原因，同樣重要。」

我們並非樣樣都做對。研讀許多資料後，我知道跟狄倫交流有更好的方式。我希望自己當初能多點傾聽，而不是只顧說教；我希望我能靜靜坐在他身邊，而不是只顧大放厥詞，一股腦把我的想法硬塞給他。我希望我能明白他有他的感受，而不是一味要他轉念，也希望覺得不對勁時，就算他以我累了、我有功課要寫等藉口百般推辭，我也要堅持跟他談談。我希望我能放下一切雜事，把心思全放在他身上，一再追問、刺探，更常在家以覺察我所疏漏的一切。——《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300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沒有這麼遠

從蘇·克萊柏德的書中，我們看見了，即便事情發生已經過了16年，她的婚姻以離婚收場、得了焦慮症與恐慌症，一輩子遭受自己沒有覺察愛子即將殺人與自殺的痛苦當中，相較之下，與惡一劇呈現的雖然讓人震撼，卻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們的憤恨不平，竟推著下一齣悲劇再次上演，就如同劇中喬安姐所遭受的質疑一般：你們這麼做，和殺人有什麼兩樣？

請別忘了蘇·克萊柏德的演講，請別忘了秋葉原事件的悲劇。當我們越是區分我們與惡的距離，那將使我們變成惡的一部分。

「我們讀童話故事給孩子聽，告訴他們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蘇如此對我說，當時我正撰寫《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現在我絕不會這麼做。我會說每個人都能做善事，也能誤入歧途。愛一個人，他的好壞你都必須愛。」科倫拜事件發生前，蘇工作的地方剛好跟假釋官辦公室在同一棟大樓，她覺得和前科犯一起搭電梯很恐怖，很孤立無援。悲劇發生後，她大為改觀。「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兒子一樣。這些人不過是因故誤入歧途，才會深陷可怕無望的困境中。聽見新聞上出現恐怖份子的報導時，我會心想：『那是某人的孩子。』科倫拜事件讓我覺得自己跟全人類的聯繫更為緊密，除此之外，任何事都不可能使我做此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參考資料：

1.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
3. 《教出殺人犯》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與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一書中的開頭，黃致豪律師寫下了這一段話：

「正因為人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極其複雜，從來不易歸因於單一因子或事件，因此無論從科學、法律，甚至哲學的觀點，長期浸淫於司法行為科學與法律的實務工作者，其累積的知識越多，往往越不願走那條思考上的捷徑，不希望把犯罪單純地簡化為犯罪者一身、一時、一地的個別行為，進而主張單純地給予對應的懲罰或殺戮。
因為這樣的認定根本無助於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犯罪或司法問題，只是找出一頭供多數群眾洩憤的代罪羔羊而已。」

也因此，我也要慎重地提醒讀者，本文所列舉的所有因素，都不必然構成無差別殺人案，我不願因這篇文章，讓精神疾病、被霸凌、教養問題等因素，成為社會千夫所指的對象。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國內播映，許多人又開始重新關注「無差別殺人案」的議題；而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想做的則是，試圖從三本有關「無差別殺人案」的書籍中去梳理、拼湊出無差別殺人案可能發生的原因與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嘗試做些什麼。

這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犯罪，而我希冀的，也是希望讀者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能更敏銳地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朋友、家人，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可能性。

為何無差別殺人案，特別讓人恐懼？

1999 年 4 月 20 日，科倫拜高中，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兩名該校的學生持槍攻擊了數十名師生之後自盡。在那之後，美國發生了許多的模倣犯。

2008 年的 6 月 8 日，日本秋葉原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開貨車衝進充滿人潮的秋葉原，再持刀攻擊路人。

2014 年 5 月 21 日，一名少年持刀於台北捷運上，隨機攻擊車上的乘客。

隨機殺人案為何會特別引起社會關注呢？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殺人的對象和一般殺人案不同：他們殺傷的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兇手根本不知道他們殺害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來歷¹，也就是「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²

那這一點為何會特別讓我們覺得可怕呢？我們都渴望對我們的人生有掌控感，都希望能夠自己的遭遇是可以推估、可以預測的。但是無差別殺人案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就在於，即便我們素昧平生，依然有可能成為被殺害的對象，這讓我們無法預料，因而讓我們感到害怕。

如果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就是這樣的案件摧毀了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說」──某些人會成為受害者，他們也得為自己受害負起一些責任³。

而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因為如此，才令人特別的害怕，害怕也使我們激起許多情緒，例如憤怒、惶恐。也因為有這些情緒，讓我們對於這些案件的發生，更容易受到情緒所牽引，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例如朝人權辯護律師潑糞，或是寄黑函到兇手的家人家中。

那又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推動著無差別殺人案的發生呢？

殺人與自殺，只有一線之隔？

事實上，在這些無差別殺人案當中，有許多的犯罪者本身是有強烈自殺慾望的⁴，例如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JR 荒川沖站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八王子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等案件中，「這些人沒有想過逃亡，他們打算就在犯罪現場被捕、被射殺，或者自殺。他們不只不重視他人生命，同時也看輕自己生命。」⁵，而美國的科倫拜事件，兩名兇手在殺人之後，也在犯罪現場以槍自斃⁶，同時，台灣的北捷殺人案，兇手在犯罪後供稱「因為不想活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就能被判死刑了。」他在第一次與辯護律師會晤時，也向律師說，「為什麼我沒有像美劇一樣，當場遭警方擊斃？」

想自殺者跟想殺人者之間常只有一線之隔。多數自殺的人不會想殺人，但許多想殺人的人是因為想自殺，才會走到那一步。

──瑪麗莎·蘭達佐（Marisa Randazzo）⁶

而從自殺的這件事情，其實又能帶出一件事情──是什麼讓這些人想自殺的呢？

湯瑪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博士認為，有三個因素會讓一個人走向自殺，第一個是受挫歸屬感（我總是孤單一人），第二個是自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的負擔（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然而，要真正付諸實行，第三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我不害怕去死」⁷。

在科拜倫慘案發生之後，警方從兇手的家中搜出了許多祕密日記，這些日記私密到兇手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更遑論事先覺察。在日記當中，兇手寫滿了「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天哪，我真的好想去死……」等等的文字，從科倫拜慘案發生的兩年前，一直到慘案發生前夕為止，這些日記一直默默地藏在這個孩子的房間裡。

了解了這些無差別殺人案，多是出於想要自殺，其實代表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做自殺防範的同時，也減少了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會。

人會想要自殺，部分原因是因為出於精神疾病的侵擾⁸。比如說，科倫拜殺人事件的兇手之一，便身受憂鬱所擾，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描述孤獨、憂鬱、反芻、執著於尋找愛」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會從憂鬱或自殺走向殺人的人，其實只是九牛一毛⁹。我不願這些話讓精神疾患背負惡名，因為精神疾患與無差別殺人案的交集僅是非常微小的一塊，正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所說的，嚴重精神疾病本身為暴力的風險僅有4%，不過當吸毒及酗酒伴隨出現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會提高一些¹⁰。

然而，就算知道了這些人想要自殺，但依然有一個謎團：是什麼因素，讓一個人從自殺走向無差別殺人？

從自殺意念到無差別殺人事件

亞當·蘭克佛 (Adam Lankford) 博士專門研究自殺炸彈客和大規模槍擊犯的自殺意圖。根據他所寫的，這些人有三個主要特徵：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深感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¹¹如果從這個理論來看，「深感受迫害」和「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是一個人從自殺到無差別殺人的橋樑。

事實上，許多無差別殺人案的兇手，都曾經遭遇迫害，例如科倫拜事件的兩名兇手便是如此，他們在校園中屢遭霸凌，讓他們對這些霸凌者產生怨恨。¹²若我們深加探討這些迫害的發生，我們會得到一個更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便是──無論是科倫拜事件、秋葉原事件，或是北捷事件，這些兇手和社會都失去了連結感，而他們又深陷社會的泥沼裡，這使得他們對這個社會產生怨恨，因而決定對整個社會進行復仇。這也是他們會選擇「無差別」行兇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造成他們落入這樣的境地裡的，正是整個社會。

順帶一提，除了遭遇霸凌之外，在青少年身上，兩人結伴犯案也是一個促成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緣。一份在 2001 年針對青少年校園槍手的研究指出，在 34 名青少年校園槍擊案當中，有 25%的人結伴犯案，與常是獨自一人犯案的成年狂暴殺手不同。在這份研究當中指出，通常這兩個搭檔，一個是精神病態，另一個則是易受他人左右、個性依賴、鬱鬱寡歡者。科倫拜事件的產生便是如此¹³，不過，雙人搭檔的情形在亞洲似乎不常見。

除了深感受迫害之外，「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也是這些人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動機之一。就以北捷的案例與秋葉原的案例來說，兇手都希望透過殺人來幹一件大事^14,15，而這種想要揚名立萬的心理，或許也和社會風氣有關，正因為這個社會如此地充滿了階級性與成王敗寇的理念，使得這些社會中最為孤立的人，想透過登上頭條來獲取大家的注意。

然而，有沒有可能，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的背後，他們渴望的其實是「誰都可以，拜託你懂我，拜託你來愛我？」。¹⁶

人際連結，或許是無差別殺人犯罪的良藥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既然一個人會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是因為與社會脫離連結而孤單一人，並因此而陷入極度的憂鬱當中，那麼，如果讓他們重新建立人際連結，是不是就能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了呢？」

事實上，有一些研究與案例，正支持著這樣的想法。

先來看看孤立無緣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困境。在 1970 年代，溫哥華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Bruce K. Alexander）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將老鼠放在一個空籠子裡面，裡面有兩瓶水，一瓶是清水，另一瓶是加了古柯鹼或海洛因的水。你猜，老鼠會去喝哪一瓶水？

沒錯，就是那瓶有毒品的水。

但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歷山大設計了另一個籠子，裡面有許多的遊樂設施、許多好吃的食物，還有許的同伴。

有趣的事情來了，在這個獲得彼此連結的活動空間裡，老鼠居然不再吸食有毒品的水，而是乾淨的水！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顛覆了我們傳統對於上癮的認知。

那麼，無差別殺人犯是否有可能因為與人重新產生連結，而重回社會當中呢？

從《無論如何，就是想殺人》以及《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裡，都能讀到這樣的內容：貫串無差別殺人案兇手的生命裡，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是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人在意我」，他們要不是被孤立，就是遭逢人際霸凌，即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朋友，但是事實上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其實都深受憂鬱與孤單所苦。事實上，無論是老鼠或是人，一旦被孤立在這個社會當中時，我們渴望連結而不可得的痛苦，都是促使我們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吸毒、自殺、或是無差別的毀滅這個世界。

在台灣的判例上會以「無教化可能」作為判死刑的依據，然而，在挪威的社會裡並不是如此。挪威的監獄系統採取的是讓犯人互助合作、享有正常人際互動、並且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們不標籤化犯人，不用囚犯編號稱呼犯人，而是用本名稱呼，每一個人都能保持著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和監獄官的互動就像朋友一般。

結果呢？這個監獄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包括成功矯治了一名曾經奪走 22 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奈瑟特 (Arnfinn Nesset)：奈瑟特最後以服刑時態度良好於服刑 14 年後釋放，隱姓埋名，過著平靜的日子。¹⁷

關心身旁的人，其實就是最好的預防

當然，要台灣一夕之間改變原先的司法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從上面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知道，要預防這些犯罪的發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身旁的人感受到人際連結。坦白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蘇·克萊伯德提到的一樣，他從來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如此嚴重的霸凌。

你或許會覺得她是個不負責任的媽媽，但事實上，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她的兒子不但對家人表達了許多愛意、互動融洽，且從來沒有向家人提起被霸凌等事情。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關心身旁的人呢？蘇·克萊伯德在她的序當中提到了，有位前同事注意到她 13歲的女兒變得有些孤僻，在聽了克萊伯德的故事之後，她決定追問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女兒終於忍不住崩潰，說出了她被強暴，並計畫打算尋死的事情。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之後，讓我了解到，有許多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會輕易地和其他人吐露，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能夠更勇敢一點，主動尋求心理諮商等資源，或是身旁的人能夠敏銳覺察他人的變化，或許就能使這些悲劇免於發生。

下一篇文章當中，我們來看看關於加害者家屬的困境。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2)：普通的家庭為何會養出殺人犯？

資料來源：

1.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6
2.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18
3.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4.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多數兇手都曾企圖自殺，或出現過自殺念頭，或是曾飽受嚴重憂鬱或絕望之苦。」，原文出自THE FINAL REPORT AND FINDINGS OF THE SAFE SCHOOL INITIATIVE，p.21
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25
6.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63
7.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9，引自Why People Die in Suicid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 「自殺而死的人當中，多達90%~95%有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最常見」，《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8
9.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99
10.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
11.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2，引自《The Myth of Martyrdom》。
1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第12章
13. J.R.Melody, A.G. Hempel,K.Mohandie,A.A.Shiva,and B.T.Gray.”Offender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onrandom Sample of Adolescent Mass Murder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40, no.6(2001):719-28，引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0
14.  新頭殼 鄭嫌4月po臉書「要幹大事」 校方曾輔導
1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1
16.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75
17. 開放式監獄的迷思：挪威監獄島巴斯托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