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1):撕裂了無數家庭的事件,卻找不到關鍵的成因?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與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一書中的開頭,黃致豪律師寫下了這一段話:

「正因為人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極其複雜,從來不易歸因於單一因子或事件,因此無論從科學、法律,甚至哲學的觀點,長期浸淫於司法行為科學與法律的實務工作者,其累積的知識越多,往往越不願走那條思考上的捷徑,不希望把犯罪單純地簡化為犯罪者一身、一時、一地的個別行為,進而主張單純地給予對應的懲罰或殺戮。
因為這樣的認定根本無助於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犯罪或司法問題,只是找出一頭供多數群眾洩憤的代罪羔羊而已。」

也因此,我也要慎重地提醒讀者,本文所列舉的所有因素,都不必然構成無差別殺人案,我不願因這篇文章,讓精神疾病、被霸凌、教養問題等因素,成為社會千夫所指的對象。

《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們重新檢視2014年以來,社會上這個被北捷無差別殺人案所劃開的傷口。圖/公視劇照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國內播映,許多人又開始重新關注「無差別殺人案」的議題;而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想做的則是,試圖從三本有關「無差別殺人案」的書籍中去梳理、拼湊出無差別殺人案可能發生的原因與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嘗試做些什麼。

這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犯罪,而我希冀的,也是希望讀者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能更敏銳地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朋友、家人,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可能性。

為何無差別殺人案,特別讓人恐懼?

1999 年 4 月 20 日,科倫拜高中,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兩名該校的學生持槍攻擊了數十名師生之後自盡。在那之後,美國發生了許多的模倣犯。

2008 年的 6 月 8 日,日本秋葉原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開貨車衝進充滿人潮的秋葉原,再持刀攻擊路人。

2014 年 5 月 21 日,一名少年持刀於台北捷運上,隨機攻擊車上的乘客。

隨機殺人案為何會特別引起社會關注呢?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殺人的對象和一般殺人案不同:他們殺傷的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兇手根本不知道他們殺害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來歷1,也就是「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2

那這一點為何會特別讓我們覺得可怕呢?我們都渴望對我們的人生有掌控感,都希望能夠自己的遭遇是可以推估、可以預測的。但是無差別殺人案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就在於,即便我們素昧平生,依然有可能成為被殺害的對象,這讓我們無法預料,因而讓我們感到害怕。

如果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就是這樣的案件摧毀了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說」──某些人會成為受害者,他們也得為自己受害負起一些責任3

而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因為如此,才令人特別的害怕,害怕也使我們激起許多情緒,例如憤怒、惶恐。也因為有這些情緒,讓我們對於這些案件的發生,更容易受到情緒所牽引,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例如朝人權辯護律師潑糞,或是寄黑函到兇手的家人家中。

那又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推動著無差別殺人案的發生呢?

殺人與自殺,只有一線之隔?

事實上,在這些無差別殺人案當中,有許多的犯罪者本身是有強烈自殺慾望的4,例如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JR 荒川沖站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八王子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等案件中,「這些人沒有想過逃亡,他們打算就在犯罪現場被捕、被射殺,或者自殺。他們不只不重視他人生命,同時也看輕自己生命。」5,而美國的科倫拜事件,兩名兇手在殺人之後,也在犯罪現場以槍自斃6,同時,台灣的北捷殺人案,兇手在犯罪後供稱「因為不想活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就能被判死刑了。」他在第一次與辯護律師會晤時,也向律師說,「為什麼我沒有像美劇一樣,當場遭警方擊斃?」

想自殺者跟想殺人者之間常只有一線之隔。多數自殺的人不會想殺人,但許多想殺人的人是因為想自殺,才會走到那一步。

──瑪麗莎·蘭達佐(Marisa Randazzo)6

而從自殺的這件事情,其實又能帶出一件事情──是什麼讓這些人想自殺的呢?

湯瑪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博士認為,有三個因素會讓一個人走向自殺,第一個是受挫歸屬感(我總是孤單一人),第二個是自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的負擔(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然而,要真正付諸實行,第三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我不害怕去死」7

在科拜倫慘案發生之後,警方從兇手的家中搜出了許多祕密日記,這些日記私密到兇手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更遑論事先覺察。在日記當中,兇手寫滿了「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天哪,我真的好想去死……」等等的文字,從科倫拜慘案發生的兩年前,一直到慘案發生前夕為止,這些日記一直默默地藏在這個孩子的房間裡。

了解了這些無差別殺人案,多是出於想要自殺,其實代表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做自殺防範的同時,也減少了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會。

人會想要自殺,部分原因是因為出於精神疾病的侵擾8。比如說,科倫拜殺人事件的兇手之一,便身受憂鬱所擾,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描述孤獨、憂鬱、反芻、執著於尋找愛」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會從憂鬱或自殺走向殺人的人,其實只是九牛一毛9。我不願這些話讓精神疾患背負惡名,因為精神疾患與無差別殺人案的交集僅是非常微小的一塊,正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所說的,嚴重精神疾病本身為暴力的風險僅有4%,不過當吸毒及酗酒伴隨出現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會提高一些10

然而,就算知道了這些人想要自殺,但依然有一個謎團:是什麼因素,讓一個人從自殺走向無差別殺人?

從自殺意念到無差別殺人事件

亞當·蘭克佛 (Adam Lankford) 博士專門研究自殺炸彈客和大規模槍擊犯的自殺意圖。根據他所寫的,這些人有三個主要特徵: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深感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11如果從這個理論來看,「深感受迫害」和「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是一個人從自殺到無差別殺人的橋樑。

事實上,許多無差別殺人案的兇手,都曾經遭遇迫害,例如科倫拜事件的兩名兇手便是如此,他們在校園中屢遭霸凌,讓他們對這些霸凌者產生怨恨。12若我們深加探討這些迫害的發生,我們會得到一個更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便是──無論是科倫拜事件、秋葉原事件,或是北捷事件,這些兇手和社會都失去了連結感,而他們又深陷社會的泥沼裡,這使得他們對這個社會產生怨恨,因而決定對整個社會進行復仇。這也是他們會選擇「無差別」行兇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造成他們落入這樣的境地裡的,正是整個社會。

順帶一提,除了遭遇霸凌之外,在青少年身上,兩人結伴犯案也是一個促成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緣。一份在 2001 年針對青少年校園槍手的研究指出,在 34 名青少年校園槍擊案當中,有 25%的人結伴犯案,與常是獨自一人犯案的成年狂暴殺手不同。在這份研究當中指出,通常這兩個搭檔,一個是精神病態,另一個則是易受他人左右、個性依賴、鬱鬱寡歡者。科倫拜事件的產生便是如此13,不過,雙人搭檔的情形在亞洲似乎不常見。

除了深感受迫害之外,「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也是這些人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動機之一。就以北捷的案例與秋葉原的案例來說,兇手都希望透過殺人來幹一件大事14,15,而這種想要揚名立萬的心理,或許也和社會風氣有關,正因為這個社會如此地充滿了階級性與成王敗寇的理念,使得這些社會中最為孤立的人,想透過登上頭條來獲取大家的注意。

然而,有沒有可能,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的背後,他們渴望的其實是「誰都可以,拜託你懂我,拜託你來愛我?」。16

人際連結,或許是無差別殺人犯罪的良藥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既然一個人會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是因為與社會脫離連結而孤單一人,並因此而陷入極度的憂鬱當中,那麼,如果讓他們重新建立人際連結,是不是就能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了呢?」

事實上,有一些研究與案例,正支持著這樣的想法。

先來看看孤立無緣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困境。在 1970 年代,溫哥華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Bruce K. Alexander)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將老鼠放在一個空籠子裡面,裡面有兩瓶水,一瓶是清水,另一瓶是加了古柯鹼或海洛因的水。你猜,老鼠會去喝哪一瓶水?

沒錯,就是那瓶有毒品的水。

但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歷山大設計了另一個籠子,裡面有許多的遊樂設施、許多好吃的食物,還有許的同伴。

有趣的事情來了,在這個獲得彼此連結的活動空間裡,老鼠居然不再吸食有毒品的水,而是乾淨的水!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顛覆了我們傳統對於上癮的認知。

那麼,無差別殺人犯是否有可能因為與人重新產生連結,而重回社會當中呢?

從《無論如何,就是想殺人》以及《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裡,都能讀到這樣的內容:貫串無差別殺人案兇手的生命裡,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是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人在意我」,他們要不是被孤立,就是遭逢人際霸凌,即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朋友,但是事實上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其實都深受憂鬱與孤單所苦。事實上,無論是老鼠或是人,一旦被孤立在這個社會當中時,我們渴望連結而不可得的痛苦,都是促使我們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吸毒、自殺、或是無差別的毀滅這個世界。

在台灣的判例上會以「無教化可能」作為判死刑的依據,然而,在挪威的社會裡並不是如此。挪威的監獄系統採取的是讓犯人互助合作、享有正常人際互動、並且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們不標籤化犯人,不用囚犯編號稱呼犯人,而是用本名稱呼,每一個人都能保持著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和監獄官的互動就像朋友一般。

結果呢?這個監獄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包括成功矯治了一名曾經奪走 22 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奈瑟特 (Arnfinn Nesset):奈瑟特最後以服刑時態度良好於服刑 14 年後釋放,隱姓埋名,過著平靜的日子。17

關心身旁的人,其實就是最好的預防

當然,要台灣一夕之間改變原先的司法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從上面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知道,要預防這些犯罪的發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身旁的人感受到人際連結。坦白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蘇·克萊伯德提到的一樣,他從來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如此嚴重的霸凌。

你或許會覺得她是個不負責任的媽媽,但事實上,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她的兒子不但對家人表達了許多愛意、互動融洽,且從來沒有向家人提起被霸凌等事情。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關心身旁的人呢?蘇·克萊伯德在她的序當中提到了,有位前同事注意到她 13歲的女兒變得有些孤僻,在聽了克萊伯德的故事之後,她決定追問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女兒終於忍不住崩潰,說出了她被強暴,並計畫打算尋死的事情。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之後,讓我了解到,有許多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會輕易地和其他人吐露,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能夠更勇敢一點,主動尋求心理諮商等資源,或是身旁的人能夠敏銳覺察他人的變化,或許就能使這些悲劇免於發生。

下一篇文章當中,我們來看看關於加害者家屬的困境。

資料來源:

  1.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6
  2.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18
  3.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4.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多數兇手都曾企圖自殺,或出現過自殺念頭,或是曾飽受嚴重憂鬱或絕望之苦。」,原文出自THE FINAL REPORT AND FINDINGS OF THE SAFE SCHOOL INITIATIVE,p.21
  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25
  6.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63
  7.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9,引自Why People Die in Suicid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 「自殺而死的人當中,多達90%~95%有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最常見」,《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8
  9.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99
  10.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
  11.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2,引自《The Myth of Martyrdom》。
  1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第12章
  13. J.R.Melody, A.G. Hempel,K.Mohandie,A.A.Shiva,and B.T.Gray."Offender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onrandom Sample of Adolescent Mass Murder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40, no.6(2001):719-28,引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0
  14.  新頭殼 鄭嫌4月po臉書「要幹大事」 校方曾輔導
  1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1
  16.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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