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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1):撕裂了無數家庭的事件,卻找不到關鍵的成因?

貓心
・2019/04/20 ・5308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SR值 504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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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與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一書中的開頭,黃致豪律師寫下了這一段話:

「正因為人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極其複雜,從來不易歸因於單一因子或事件,因此無論從科學、法律,甚至哲學的觀點,長期浸淫於司法行為科學與法律的實務工作者,其累積的知識越多,往往越不願走那條思考上的捷徑,不希望把犯罪單純地簡化為犯罪者一身、一時、一地的個別行為,進而主張單純地給予對應的懲罰或殺戮。
因為這樣的認定根本無助於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犯罪或司法問題,只是找出一頭供多數群眾洩憤的代罪羔羊而已。」

也因此,我也要慎重地提醒讀者,本文所列舉的所有因素,都不必然構成無差別殺人案,我不願因這篇文章,讓精神疾病、被霸凌、教養問題等因素,成為社會千夫所指的對象。

《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們重新檢視2014年以來,社會上這個被北捷無差別殺人案所劃開的傷口。圖/公視劇照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國內播映,許多人又開始重新關注「無差別殺人案」的議題;而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想做的則是,試圖從三本有關「無差別殺人案」的書籍中去梳理、拼湊出無差別殺人案可能發生的原因與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嘗試做些什麼。

這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犯罪,而我希冀的,也是希望讀者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能更敏銳地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朋友、家人,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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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無差別殺人案,特別讓人恐懼?

1999 年 4 月 20 日,科倫拜高中,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兩名該校的學生持槍攻擊了數十名師生之後自盡。在那之後,美國發生了許多的模倣犯。

2008 年的 6 月 8 日,日本秋葉原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開貨車衝進充滿人潮的秋葉原,再持刀攻擊路人。

2014 年 5 月 21 日,一名少年持刀於台北捷運上,隨機攻擊車上的乘客。

隨機殺人案為何會特別引起社會關注呢?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殺人的對象和一般殺人案不同:他們殺傷的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兇手根本不知道他們殺害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來歷1,也就是「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2

那這一點為何會特別讓我們覺得可怕呢?我們都渴望對我們的人生有掌控感,都希望能夠自己的遭遇是可以推估、可以預測的。但是無差別殺人案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就在於,即便我們素昧平生,依然有可能成為被殺害的對象,這讓我們無法預料,因而讓我們感到害怕。

如果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就是這樣的案件摧毀了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說」──某些人會成為受害者,他們也得為自己受害負起一些責任3

而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因為如此,才令人特別的害怕,害怕也使我們激起許多情緒,例如憤怒、惶恐。也因為有這些情緒,讓我們對於這些案件的發生,更容易受到情緒所牽引,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例如朝人權辯護律師潑糞,或是寄黑函到兇手的家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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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推動著無差別殺人案的發生呢?

殺人與自殺,只有一線之隔?

事實上,在這些無差別殺人案當中,有許多的犯罪者本身是有強烈自殺慾望的4,例如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JR 荒川沖站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八王子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等案件中,「這些人沒有想過逃亡,他們打算就在犯罪現場被捕、被射殺,或者自殺。他們不只不重視他人生命,同時也看輕自己生命。」5,而美國的科倫拜事件,兩名兇手在殺人之後,也在犯罪現場以槍自斃6,同時,台灣的北捷殺人案,兇手在犯罪後供稱「因為不想活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就能被判死刑了。」他在第一次與辯護律師會晤時,也向律師說,「為什麼我沒有像美劇一樣,當場遭警方擊斃?」

想自殺者跟想殺人者之間常只有一線之隔。多數自殺的人不會想殺人,但許多想殺人的人是因為想自殺,才會走到那一步。

──瑪麗莎·蘭達佐(Marisa Randazzo)6

而從自殺的這件事情,其實又能帶出一件事情──是什麼讓這些人想自殺的呢?

湯瑪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博士認為,有三個因素會讓一個人走向自殺,第一個是受挫歸屬感(我總是孤單一人),第二個是自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的負擔(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然而,要真正付諸實行,第三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我不害怕去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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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拜倫慘案發生之後,警方從兇手的家中搜出了許多祕密日記,這些日記私密到兇手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更遑論事先覺察。在日記當中,兇手寫滿了「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天哪,我真的好想去死……」等等的文字,從科倫拜慘案發生的兩年前,一直到慘案發生前夕為止,這些日記一直默默地藏在這個孩子的房間裡。

了解了這些無差別殺人案,多是出於想要自殺,其實代表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做自殺防範的同時,也減少了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會。

人會想要自殺,部分原因是因為出於精神疾病的侵擾8。比如說,科倫拜殺人事件的兇手之一,便身受憂鬱所擾,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描述孤獨、憂鬱、反芻、執著於尋找愛」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會從憂鬱或自殺走向殺人的人,其實只是九牛一毛9。我不願這些話讓精神疾患背負惡名,因為精神疾患與無差別殺人案的交集僅是非常微小的一塊,正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所說的,嚴重精神疾病本身為暴力的風險僅有4%,不過當吸毒及酗酒伴隨出現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會提高一些10

然而,就算知道了這些人想要自殺,但依然有一個謎團:是什麼因素,讓一個人從自殺走向無差別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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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殺意念到無差別殺人事件

亞當·蘭克佛 (Adam Lankford) 博士專門研究自殺炸彈客和大規模槍擊犯的自殺意圖。根據他所寫的,這些人有三個主要特徵: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深感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11如果從這個理論來看,「深感受迫害」和「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是一個人從自殺到無差別殺人的橋樑。

事實上,許多無差別殺人案的兇手,都曾經遭遇迫害,例如科倫拜事件的兩名兇手便是如此,他們在校園中屢遭霸凌,讓他們對這些霸凌者產生怨恨。12若我們深加探討這些迫害的發生,我們會得到一個更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便是──無論是科倫拜事件、秋葉原事件,或是北捷事件,這些兇手和社會都失去了連結感,而他們又深陷社會的泥沼裡,這使得他們對這個社會產生怨恨,因而決定對整個社會進行復仇。這也是他們會選擇「無差別」行兇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造成他們落入這樣的境地裡的,正是整個社會。

順帶一提,除了遭遇霸凌之外,在青少年身上,兩人結伴犯案也是一個促成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緣。一份在 2001 年針對青少年校園槍手的研究指出,在 34 名青少年校園槍擊案當中,有 25%的人結伴犯案,與常是獨自一人犯案的成年狂暴殺手不同。在這份研究當中指出,通常這兩個搭檔,一個是精神病態,另一個則是易受他人左右、個性依賴、鬱鬱寡歡者。科倫拜事件的產生便是如此13,不過,雙人搭檔的情形在亞洲似乎不常見。

除了深感受迫害之外,「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也是這些人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動機之一。就以北捷的案例與秋葉原的案例來說,兇手都希望透過殺人來幹一件大事14,15,而這種想要揚名立萬的心理,或許也和社會風氣有關,正因為這個社會如此地充滿了階級性與成王敗寇的理念,使得這些社會中最為孤立的人,想透過登上頭條來獲取大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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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沒有可能,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的背後,他們渴望的其實是「誰都可以,拜託你懂我,拜託你來愛我?」。16

人際連結,或許是無差別殺人犯罪的良藥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既然一個人會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是因為與社會脫離連結而孤單一人,並因此而陷入極度的憂鬱當中,那麼,如果讓他們重新建立人際連結,是不是就能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了呢?」

事實上,有一些研究與案例,正支持著這樣的想法。

先來看看孤立無緣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困境。在 1970 年代,溫哥華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Bruce K. Alexander)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將老鼠放在一個空籠子裡面,裡面有兩瓶水,一瓶是清水,另一瓶是加了古柯鹼或海洛因的水。你猜,老鼠會去喝哪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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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就是那瓶有毒品的水。

但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歷山大設計了另一個籠子,裡面有許多的遊樂設施、許多好吃的食物,還有許的同伴。

有趣的事情來了,在這個獲得彼此連結的活動空間裡,老鼠居然不再吸食有毒品的水,而是乾淨的水!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顛覆了我們傳統對於上癮的認知。

那麼,無差別殺人犯是否有可能因為與人重新產生連結,而重回社會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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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論如何,就是想殺人》以及《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裡,都能讀到這樣的內容:貫串無差別殺人案兇手的生命裡,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是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人在意我」,他們要不是被孤立,就是遭逢人際霸凌,即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朋友,但是事實上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其實都深受憂鬱與孤單所苦。事實上,無論是老鼠或是人,一旦被孤立在這個社會當中時,我們渴望連結而不可得的痛苦,都是促使我們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吸毒、自殺、或是無差別的毀滅這個世界。

在台灣的判例上會以「無教化可能」作為判死刑的依據,然而,在挪威的社會裡並不是如此。挪威的監獄系統採取的是讓犯人互助合作、享有正常人際互動、並且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們不標籤化犯人,不用囚犯編號稱呼犯人,而是用本名稱呼,每一個人都能保持著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和監獄官的互動就像朋友一般。

結果呢?這個監獄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包括成功矯治了一名曾經奪走 22 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奈瑟特 (Arnfinn Nesset):奈瑟特最後以服刑時態度良好於服刑 14 年後釋放,隱姓埋名,過著平靜的日子。17

關心身旁的人,其實就是最好的預防

當然,要台灣一夕之間改變原先的司法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從上面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知道,要預防這些犯罪的發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身旁的人感受到人際連結。坦白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蘇·克萊伯德提到的一樣,他從來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如此嚴重的霸凌。

你或許會覺得她是個不負責任的媽媽,但事實上,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她的兒子不但對家人表達了許多愛意、互動融洽,且從來沒有向家人提起被霸凌等事情。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關心身旁的人呢?蘇·克萊伯德在她的序當中提到了,有位前同事注意到她 13歲的女兒變得有些孤僻,在聽了克萊伯德的故事之後,她決定追問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女兒終於忍不住崩潰,說出了她被強暴,並計畫打算尋死的事情。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之後,讓我了解到,有許多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會輕易地和其他人吐露,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能夠更勇敢一點,主動尋求心理諮商等資源,或是身旁的人能夠敏銳覺察他人的變化,或許就能使這些悲劇免於發生。

下一篇文章當中,我們來看看關於加害者家屬的困境。

資料來源:

  1.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6
  2.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18
  3.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4.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多數兇手都曾企圖自殺,或出現過自殺念頭,或是曾飽受嚴重憂鬱或絕望之苦。」,原文出自THE FINAL REPORT AND FINDINGS OF THE SAFE SCHOOL INITIATIVE,p.21
  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25
  6.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63
  7.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9,引自Why People Die in Suicid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 「自殺而死的人當中,多達90%~95%有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最常見」,《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8
  9.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99
  10.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183
  11.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2,引自《The Myth of Martyrdom》。
  1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第12章
  13. J.R.Melody, A.G. Hempel,K.Mohandie,A.A.Shiva,and B.T.Gray.”Offender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onrandom Sample of Adolescent Mass Murder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vol.40, no.6(2001):719-28,引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200
  14.  新頭殼 鄭嫌4月po臉書「要幹大事」 校方曾輔導
  15.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61
  16.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p.75
  17. 開放式監獄的迷思:挪威監獄島巴斯托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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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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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作家。台大心理系學士、國北教心理與諮商所碩士。 寫作主題為「安全感」,藉由依附理論的實際應用,讓缺乏安全感的人,了解安全感構成的要素,進而找到具有安全感的對象,並學習建立具有安全感的對話。 對於安全感,許多人有一個想法:「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但在實際上,安全感其實是透過成長過程中,從照顧者對自己敏感而支持的回應,逐漸內化而來的。 因此我認為,獲得安全感的兩個關鍵在於:找到相對而言具有安全感的伴侶,並透過能夠創造安全感的說話方式與對方互動,建立起一段具有安全感的關係。 個人專欄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psydetective/ 個人攝影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psy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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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也要有「技術」!從言論、隱私到國安,你我都該懂的界線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2/18 ・2366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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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以為鍵盤俠天下無敵?小心一個不留神就觸法!人們常忽略「網路並非法外之地」這個重要事實。不只現實生活中的法律同樣適用於網路空間,隨著科技發展,更多應網路特性而生的法律規範也相繼出現。從基本的言論自由到隱私權保護,從智慧財產權到國家安全,法律體系正全面性地回應數位時代的種種挑戰。

在臺灣,網路上的言論自由權利源自《憲法》第 11 條的明確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釋字第 509 號則指出,「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網路快速傳播的特性放大了言論的影響力,而大法官的解釋將言論自由的邊際刻畫得更明確,這在數位時代裡顯得格外重要。

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快速傳播,放大了言論的影響力。圖/unsplash

網路上的性、暴力與未成年保護

顯然言論自由並非是毫無限制,2023 年 11 月的一起案件就展現其中一種界線的樣貌。當時,一名 36 歲男子將他和網友在網咖的性愛影片上傳至推特,還寫下「《網咖包廂實戰計 1》我跟某公司 OL 戰鬥」等文字。這段影片一經發布,當事女子立即採取法律行動。最終,法院依其以網際網路「供人觀覽猥褻影像」的罪名,判處該名男子拘役 30 日,得易科罰金。這個判決清楚說明了,即便在虛擬空間,散布猥褻影像仍須承擔實質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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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法律的規範更加嚴格。《刑法》第 235 條明文禁止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物品,無論形式是圖文、聲音還是影像。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 條更進一步禁止任何形式的兒童色情製品被製造、散布和持有。2019年彰化縣曾層發生過這樣一起案件:一名陳姓中年男子將9歲女童帶往居所,不僅強迫她觀看色情影片,還對她進行猥褻行為,甚至將過程上傳至 Google 雲端。儘管他後來試圖以資助女童就學表達悔意,法院仍以加重強制猥褻等罪,判處他 4 年 4 個月有期徒刑。

不實言論的散布同樣可能觸犯法律。2021 年 9 月爆發的「台大狼師案」就是一個警示。一名女大生在網路上指控教師誘騙她發生關係並傳染性病,幾個月後又指控對方對她進行強制性行為。當她提出告訴時,檢方卻查無性侵事實,加上她反覆的說詞,不僅性侵告訴失敗,還因誹謗罪反被加重判刑。

當駭客、間諜都轉戰網路戰場

2013 年,一名退役空軍上校赴陸經商時被情治單位吸收,返台後透過人脈網絡發展組織、刺探軍事機密,並以空殼公司掩護非法報酬,這個情報網持續運作了 8 年之久。

在涉及國家安全的議題上,法律的態度更是嚴厲。根據《國家安全法》第 2 條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得為境外敵對勢力及其控制的組織、機構進行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更不能洩漏、交付或傳遞公務機密,違反者將面臨嚴厲的刑事處罰。《刑法》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更要判處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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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與轉貼的邊界在哪裡?

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上,臺灣也經歷了數位時代的轉變。台灣第一個網路著作權相關判決,就發生在傳統出版與數位平台的碰撞之中。南方社區文化網路負責人陳豐偉等三人在中山大學 BBS 上發表的文章,未經同意就被《光碟月刊》收錄在隨刊光碟中發行。三人向台北地檢署提告後,《光碟月刊》發行人兼總經理黃俊義被判處七個月有期徒刑,緩刑三年。這個判決為數位時代的著作權保護樹立了重要典範。

臺灣首例網路著作權案判決,為數位時代智慧財產權保護樹立典範。圖/envato

近年來,影音平台的著作權爭議更趨複雜。2022 年,知名 YouTube 頻道「觸電網」就因為片商車庫娛樂檢舉七十多支未經授權的影片,導致經營 12 年的頻道被迫下架。車庫娛樂透過律師聲明,這是針對「未經合法授權影音內容」的標準處理,並表明將追究民事與刑事責任。

受害了怎麼辦?申訴管道報你知

當我們在網路上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根據侵害類型尋求不同的救濟管道。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權利受到侵犯時,可以先向社群平台提出檢舉。若遇到更嚴重的情況,如散布猥褻影像、非法性私密影片等,除了平台檢舉外,還可以向警方提告,或是尋求衛福部「性影像處理中心」的協助。

在面對網路霸凌、不實言論時,可以向台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 等組織求助,協助澄清真相。若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的不當內容,則可以向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提出申訴。這個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支持的組織,會在受理後進行查核、轉介業者改善或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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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的侵害在網路時代極為常見,就像「觸電網」遭片商檢舉下架的案例。這類情況可以透過平台既有的著作權保護機制處理,情節嚴重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若發現可疑的廣告或不公平交易行為,則可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若是特定領域的違規內容,則應該向各該主管機關反映,例如藥品廣告歸衛福部管轄、證券期貨廣告則由金管會負責。

網路時代的法律規範正不斷演進,從個人隱私到國家安全,從言論自由到智慧財產權,每個面向都在尋求數位環境下的最佳平衡點。作為網路使用者,我們必須理解並遵守這些法律界線,同時也要懂得運用各種救濟管道保護自身權益。唯有每個人都清楚了解並遵守這些規範,才能共同營造一個更安全、更有序的網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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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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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網路陷阱!從媒體識讀、防詐騙到個資保護的安全守則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2/17 ・300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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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網路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伴隨著便利而來的,還有層出不窮的風險與威脅。從充斥網路的惡假害訊息,到日益精進的詐騙手法,再到個人隱私的安全隱憂,這些都是我們每天必須面對的潛在危機。2023 年網路購物詐欺案件達 4,600 起,較前一年多出 41%。這樣的數據背後,正反映出我們對網路安全意識的迫切需求⋯⋯

「第一手快訊」背後的騙局真相

在深入探討網路世界的風險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錯誤訊息」和「假訊息」的本質差異。錯誤訊息通常源於時效性考量下的查證不足或作業疏漏,屬於非刻意造假的不實資訊。相較之下,假訊息則帶有「惡、假、害」的特性,是出於惡意、虛偽假造且意圖造成危害的資訊。

2018 年的關西機場事件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當時,燕子颱風重創日本關西機場,數千旅客受困其中。中國媒體隨即大肆宣傳他們的大使館如何派車前往營救中國旅客,這則未經證實的消息從微博開始蔓延,很快就擴散到各個內容農場。更令人遺憾的是,這則假訊息最終導致當時的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因不堪輿論壓力而選擇結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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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另一則「5G 會抑制人體免疫系統」的不實訊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這則訊息聲稱 5G 技術會影響人體免疫力、導致更容易感染疾病。儘管科學家多次出面澄清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說法,但仍有許多人選擇相信並持續轉發。類似的例子還有 2018 年 2 月底 3 月初,因量販業者不當行銷與造謠漲價,加上媒體跟進報導,而導致民眾瘋狂搶購衛生紙的「安屎之亂」。這些案例都說明了假訊息對社會秩序的巨大衝擊。

提升媒體識讀能力,對抗錯假訊息

面對如此猖獗的假訊息,我們首要之務就是提升媒體識讀能力。每當接觸到訊息時,都應先評估發布該消息的媒體背景,包括其成立時間、背後所有者以及過往的報導記錄。知名度高、歷史悠久的主流媒體通常較為可靠,但仍然不能完全放下戒心。如果某則消息只出現在不知名的網站或社群媒體帳號上,而主流媒體卻未有相關報導,就更要多加留意了。

提升媒體識讀能力,檢視媒體背景,警惕來源不明的訊息。圖/envato

在實際的資訊查證過程中,我們還需要特別關注作者的身分背景。一篇可信的報導通常會具名,而且作者往往是該領域的資深記者或專家。我們可以搜索作者的其他作品,了解他們的專業背景和過往信譽。相對地,匿名或難以查證作者背景的文章,就需要更謹慎對待。同時,也要追溯消息的原始來源,確認報導是否明確指出消息從何而來,是一手資料還是二手轉述。留意發布日期也很重要,以免落入被重新包裝的舊聞陷阱。

這優惠好得太誇張?談網路詐騙與個資安全

除了假訊息的威脅,網路詐騙同樣令人憂心。從最基本的網路釣魚到複雜的身分盜用,詐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就拿網路釣魚來說,犯罪者通常會偽裝成合法機構的人員,透過電子郵件、電話或簡訊聯繫目標,企圖誘使當事人提供個人身分、銀行和信用卡詳細資料以及密碼等敏感資訊。這些資訊一旦落入歹徒手中,很可能被用來進行身分盜用和造成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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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詐騙手法不斷進化,釣魚詐騙便常以偽裝合法機構誘取敏感資訊。圖/envato

資安業者趨勢科技的調查就發現,中國駭客組織「Earth Lusca」在 2023 年 12 月至隔年 1 月期間,利用談論兩岸地緣政治議題的文件,發起了一連串的網路釣魚攻擊。這些看似專業的政治分析文件,實際上是在臺灣總統大選投票日的兩天前才建立的誘餌,目的就是為了竊取資訊,企圖影響國家的政治情勢。

網路詐騙還有一些更常見的特徵。首先是那些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優惠,像是「中獎得到 iPhone 或其他奢侈品」的訊息。其次是製造緊迫感,這是詐騙集團最常用的策略之一,他們會要求受害者必須在極短時間內作出回應。此外,不尋常的寄件者與可疑的附件也都是警訊,一不小心可能就會點到含有勒索軟體或其他惡意程式的連結。

在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社群媒體的普及更是帶來了新的挑戰。2020 年,一個發生在澳洲的案例就很具有警示意義。當時的澳洲前總理艾伯特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自己的登機證照片,結果一位網路安全服務公司主管僅憑這張圖片,就成功取得了艾伯特的電話與護照號碼等個人資料。雖然這位駭客最終選擇善意提醒而非惡意使用這些資訊,但這個事件仍然引發了對於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個人資訊安全性的廣泛討論。

安全防護一把罩!更新裝置、慎用 Wi-Fi、強化密碼管理

為了確保網路使用的安全,我們必須建立完整的防護網。首先是確保裝置和軟體都及時更新到最新版本,包括作業系統、瀏覽器、外掛程式和各類應用程式等。許多網路攻擊都是利用系統或軟體的既有弱點入侵,而這些更新往往包含了對已知安全漏洞的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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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公共 Wi-Fi 時也要特別當心。許多公共 Wi-Fi 缺乏適當的加密和身分驗證機制,讓不法分子有機可乘,能夠輕易地攔截使用者的網路流量,竊取帳號密碼、信用卡資訊等敏感數據。因此,在咖啡廳、機場、車站等公共場所,都應該避免使用不明的免費 Wi-Fi 處理重要事務或進行線上購物。如果必須連上公用 Wi-Fi,也要記得停用裝置的檔案共享功能。

使用公共 Wi-Fi 時,避免處理敏感事務,因可能存在數據被攔截與盜取的風險。圖/envato

密碼管理同樣至關重要。我們應該為不同的帳戶設置獨特且具有高強度的密碼,結合大小寫字母、數字和符號,創造出難以被猜測的組合。密碼長度通常建議在 8~12 個字元之間,且要避免使用個人資訊相關的詞彙,如姓名、生日或電話號碼。定期更換密碼也是必要的,建議每 3~6 個月更換一次。研究顯示,在網路犯罪的受害者中,高達八成的案例都與密碼強度不足有關。

最後,我們還要特別注意社群媒體上的隱私設定。許多人在初次設定後就不再關心,但實際上我們都必須定期檢查並調整這些設定,確保自己清楚瞭解「誰可以查看你的貼文」。同時,也要謹慎管理好友名單,適時移除一些不再聯繫或根本不認識的人。在安裝新的應用程式時,也要仔細審視其要求的權限,只給予必要的存取權限。

提升網路安全基於習慣培養。辨識假訊息的特徵、防範詐騙的警覺心、保護個人隱私的方法⋯⋯每一個環節都不容忽視。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享受網路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確保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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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2):普通的家庭為何會養出殺人犯?
貓心
・2019/04/20 ・3399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489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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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輿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被好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1):撕裂了無數家庭的事件,卻找不到關鍵的成因?

「我一天睡不到兩小時,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哪裡把小孩教壞了?……是因為我們太自私、太忙碌,都沒時間跟孩子聊天,所以才會教出這種變態殺人魔?……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 20 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我們與惡的距離》

source:HBO

對於《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的這段話,至今依然讓我歷歷在目。

每當重大犯罪發生後,社會輿論究責的對象,往往是他們的父母。這種「養不教,父(母)之過」的言論,並不是只有出現在儒家文化的社會裡。早在 1999 年科倫拜(Columbine) 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時,兇手的家庭便曾遭遇過嚴厲的攻擊。

為什麼要譴責加害者家屬?

我們想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安慰自己,因為我們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個兒家不會遭殃。我之所以知道有此謬見,是因為我也曾這麼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正如同這段推薦序所說的,一個人之所以會譴責他人的教養,乃是源自於害怕。正因為自己害怕自己也教出一個殺人魔,於是緊抓著公平世界假說不放。1於是恣意妄為地攻擊加害者家屬,對他們發黑函、對他們丟雞蛋。然而,當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把我們與他們做分隔時,我不禁想問,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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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的六年後,兇手的弟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母親因罪惡感崩潰住院,父親則離職隱居。其弟在自殺的前一周,將六年的日記手札寄給周刊,裡面提到了「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同時因為事件後因為記者一直上門,被迫不斷搬家換工作,原本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此離開他。

無解的難題:沒有人知道這些家庭的家庭教育,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真的要細究這些家庭的教育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結果可能會讓你吃驚。因為事實上,如果你從頭到尾完整的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就會發現,他們的家庭,與我們的家庭無異。不過值得警惕的卻是,正因為一般人都是這樣過生活的,所以我們才沒能有機會抓住那些我們很可能遺落的小細節,進而使我們沒能有機會阻止悲劇的發生2

在《教出殺人犯》一書中,李茂生在書序當中提到了:當我們聽到少年說「我絕對不會再犯」時,必須戒慎恐懼,因為這句話,代表其仍舊無法對他人敞開心胸,仍在自我壓抑;反倒是少年說出「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你能協助我嗎」的時候,這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而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蘇也提到了,在血案發生的一年前,他的孩子與另一位結伴一起行兇的孩子,曾在一年前因竊盜而被逮捕。當時的她,要求孩子要避免再犯、要減少與對方的聯繫。就我看來,換做是其他的父母,也會這麼做的,對吧?這就是一般家庭會發生的狀況。然而,這樣做真的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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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人醫生在該書的推薦序當中寫道:

如果你想在這本書中,尋找狄倫母親如何「教子無方」的大量證據,你將感到失望。因為,狄倫的母親本身就從事心理輔導工作,在教養上更是一位「夠好的媽媽(good enough mother)」,給予狄倫充足的愛,卻不致於溺愛。

犯罪的發生,源於過度壓抑?

《教出殺人犯》的作者岡本茂樹在書中提醒我們,一場犯罪之所以會發生,其實常常是過度壓抑的結果。他舉了自己常會在國高中現場觀察到的例子3

甲生與乙生都是時常面帶開朗笑容的孩子,但家庭背景卻大相逕庭。甲的家庭中父母關係良好,家庭對他來說是個安全的避風港;乙的家庭卻恰恰相反,父母感情不好、爭執不斷,正因為家裡氣氛低迷,乙總是努力表現得開朗,希望能緩和家中氣氛。她總是責怪自己「都是因為我不好,爸媽才會整天吵架」,同時也擔心「萬一爸爸媽媽不在一起了怎麼辦?」乙的心理是痛苦的,但不敢將痛苦掛在嘴上,「要努力讓家裡氣氛和諧一點」、「只要爸爸媽媽感情好,就不會把我丟掉。」

而其他大人看到笑容開朗的孩子,只會根據外在表現稱讚:「真是個愛笑的好孩子。」但這句稱讚,卻帶給甲生和乙生完全不同的訊息,對甲而言,這句稱讚是令人開心的,今後他自然也會成為一個總是面帶開朗笑容的女孩,甲生是一個真正的好孩子;但對於乙而言,這句稱讚給他的訊息是,要更壓抑自己的痛苦,千萬不能忘記當一個面帶笑容、活潑開朗的孩子。乙生會毫不猶豫地更加壓抑自己的情緒,而這句稱讚強化了他的行為。

如此一來,乙生只剩下兩條路──持續扮演好孩子,或者筋疲力竭放棄扮演好孩子。放棄的方式有很多,有可能用誤入歧途的方式表現出來,最後演變成犯罪;也有可能是完全失去精力,透過拒學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使沒有上述拒學的狀況,也只是把問題到延後而已:持續對活著感到痛苦,最糟糕的結果就是自殺。

不過,並不是所有走向犯罪的孩子,都是因為家庭迫使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從《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蘇的孩子在痛苦當中,他依然覺得父母是愛他的,但他早已深陷憂鬱所苦。我們都知道,在青少年時期,孩子本來就會漸漸地對家人保持距離,和朋友有著更多的聯繫;然而,做為父母的,或是身為這些孩子的朋友、師長,依然有機會挽回這些悲劇。

岡本茂樹在書中便提到了,透過「最近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下課後要不要一起聊聊天?」取代「真是個開朗的好孩子。」這句話,或許就能拯救孩子的性命,因為你給孩子說出「其實我已經痛苦得快死掉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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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人醫生也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的推薦序中寫道:「尊重孩子說『不』是好事,但瞭解孩子說『不』的原因,同樣重要。」

我們並非樣樣都做對。研讀許多資料後,我知道跟狄倫交流有更好的方式。我希望自己當初能多點傾聽,而不是只顧說教;我希望我能靜靜坐在他身邊,而不是只顧大放厥詞,一股腦把我的想法硬塞給他。我希望我能明白他有他的感受,而不是一味要他轉念,也希望覺得不對勁時,就算他以我累了、我有功課要寫等藉口百般推辭,我也要堅持跟他談談。我希望我能放下一切雜事,把心思全放在他身上,一再追問、刺探,更常在家以覺察我所疏漏的一切。——《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300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沒有這麼遠

從蘇·克萊柏德的書中,我們看見了,即便事情發生已經過了16年,她的婚姻以離婚收場、得了焦慮症與恐慌症,一輩子遭受自己沒有覺察愛子即將殺人與自殺的痛苦當中,相較之下,與惡一劇呈現的雖然讓人震撼,卻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們的憤恨不平,竟推著下一齣悲劇再次上演,就如同劇中喬安姐所遭受的質疑一般:你們這麼做,和殺人有什麼兩樣?

請別忘了蘇·克萊柏德的演講,請別忘了秋葉原事件的悲劇。當我們越是區分我們與惡的距離,那將使我們變成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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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童話故事給孩子聽,告訴他們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蘇如此對我說,當時我正撰寫《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現在我絕不會這麼做。我會說每個人都能做善事,也能誤入歧途。愛一個人,他的好壞你都必須愛。」科倫拜事件發生前,蘇工作的地方剛好跟假釋官辦公室在同一棟大樓,她覺得和前科犯一起搭電梯很恐怖,很孤立無援。悲劇發生後,她大為改觀。「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兒子一樣。這些人不過是因故誤入歧途,才會深陷可怕無望的困境中。聽見新聞上出現恐怖份子的報導時,我會心想:『那是某人的孩子。』科倫拜事件讓我覺得自己跟全人類的聯繫更為緊密,除此之外,任何事都不可能使我做此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參考資料:

  1.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2.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
  3. 《教出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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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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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作家。台大心理系學士、國北教心理與諮商所碩士。 寫作主題為「安全感」,藉由依附理論的實際應用,讓缺乏安全感的人,了解安全感構成的要素,進而找到具有安全感的對象,並學習建立具有安全感的對話。 對於安全感,許多人有一個想法:「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但在實際上,安全感其實是透過成長過程中,從照顧者對自己敏感而支持的回應,逐漸內化而來的。 因此我認為,獲得安全感的兩個關鍵在於:找到相對而言具有安全感的伴侶,並透過能夠創造安全感的說話方式與對方互動,建立起一段具有安全感的關係。 個人專欄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psydetective/ 個人攝影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psyphotograp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