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文藝復興進行 ing ──《發現時代》推薦序

本文由 高柏科技 合作，泛科學撰文

林唯耕剛回台灣任教時，曾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裡用一立方公分的「氨」做實驗。沒想到氨氣意外洩漏，那股刺鼻的氣味瞬間瀰漫整棟大樓，引來眾多師生抗議。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實驗室裡用氨了。」他在《思想實驗室》的訪談中，帶著笑意回憶這段往事。

這段插曲聽來像是一則工程師的寓言：在理論模型中，氨是太空熱控系統的理想介質；但在現實的辦公大樓裡，它首先是逼人逃竄的臭味。公式本身沒有錯，但現實世界永遠比公式更複雜——它包含了人、成本、風險，以及必須為後果負責的工程師。

高柏科技技術專家、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林唯耕 ，曾任職於美國 OAO 工程部熱流組，深耕電子構裝散熱與熱管技術多年。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他鑽研一輩子的老問題再次被推向科技產業的核心：當晶片運算速度無止境攀升，那股伴隨而生的熱，究竟該往哪裡去？

熱不會讀新品發表會

科技巨頭在發表會上熱衷於談論大型語言模型、GPU 規格與驚人的算力。這些詞彙在投影片上光鮮亮麗，彷彿進步毫無邊界。然而，每一次數位運算都紮實地發生在實體晶片上。晶片會發熱、材料會疲勞老化，一旦設備過熱，系統便會降頻保護。在物理現實面前，再動聽的發表會敘事也必須低頭。

回顧個人電腦發展早期，晶片幾乎不需專屬散熱元件。隨後，鋁製鰭片、風扇、熱管到均溫板逐一登場。這段歷程常被視為技術升級，其實更像是對空間的極限勒索：晶片功率翻倍，發熱源的面積卻沒變大，機箱空間也不可能無限擴張。

林唯耕指出，散熱設計的核心只有三要素：功率、熱源面積與空間限制。他舉例，在標準的 1U 機箱中，若發熱面積約為三十乘三十毫米，氣冷系統在達到八百瓦時就會面臨瓶頸。這並非固定的物理常數，而是取決於空間、面積與氣流的動態平衡。最現實的代價在於，風扇轉速提升的背後，是噪音、電力損耗與空間占用。

因此，「液冷技術」的興起並非單純為了追求酷炫，而是算力密度提升後的必然選擇。它能更精準地帶走晶片廢熱，卻也將新的挑戰帶入機房：漏液風險、流道堵塞、材料相容性，以及維運時的難度。工程的進步，本質上鮮少是徹底消滅問題，更多時候是選擇一組「比較值得承擔」的新問題。

太空教他的，不是把答案搬回地面

太空熱控工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剝奪了地球上最常見的散熱工具。在真空宇宙中，沒有空氣能讓風扇製造對流；受光面溫度破百度，陰影處卻極度嚴寒。工程師必須純粹仰賴熱傳導、熱輻射，以及熱管與環路型熱管（LHP）來搬移熱能。

熱管運作的關鍵在於「相變」——液體蒸發時吸收大量潛熱，冷凝後重回循環。林唯耕比較了銅與水的熱傳導能力：在他設定的特定條件下，實心銅塊約能傳導 120 瓦的熱能；但若每秒有一立方公分的水發生蒸發相變，移熱量可瞬間拉升至 2.4 千瓦（kW）。他強調「每秒」的觀念，因為散熱談的是動態流動速率，而非靜態的冷卻魔法。

儘管如此，太空科技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地面。太空元件因考量重量、功耗與維修難度，偏好無馬達幫浦的被動式設計；但地面 AI 伺服器面臨更高的熱負載與環境溫度，往往仍需幫浦驅動流量。當年那場「氨氣洩漏」事故正是最好的提醒：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是否「適合」當下的場景，始終是兩回事。

好論文，為什麼仍可能造不出好產品

學術研究致力於證明「可行性」，而工業現場則要求「可重複性」——不僅要能運作，還得確保每台出廠的設備都不漏水。林唯耕將此定義為「從 0 到 1」與「從 1 到 100」的差別。後者涉及良率、成本、公差與客戶信任。論文中那次最完美的實驗數據，在產線上往往未必管用。

他從不避談失敗。在高柏科技早期與學界合作時，也曾遇過實驗數據無法複製，或研究方向偏離產業需求。這未必是雙方努力不夠，而是彼此對「成功」的標準不同。為了解決這道鴻溝，高柏科技推動「柏苗啟航創新培育計畫」，每年投入逾千萬資金與成大、中山、台科大等校合作，並指派專業人才在過程中持續微調、校正，確保研發貼近產線現實。

他分享了近期一項液冷工質校正專案。團隊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流量計進行觀測，但由於儀器預設以「水」校正，換成其他化學流體後讀數便出現誤差。最初嘗試用幫浦壓差推算，卻發現缺乏重複性，數據甚至推導出不合理的蒸發率。最後團隊回歸基本面，改用秤重法搭配能量平衡進行交叉驗證，才讓數據成功收斂。

這個故事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產學雙贏」的口號，而在於那段不夠優雅的挫折：假設失效、數據混亂、方法砍掉重練。也正是在這種時刻，企業需要的不只是會算數的人才，而是能洞察研究何時「走鐘」，並有權力喊停、要求重來的關鍵決策者。

林唯耕坦言，過去在校園裡總認為「技術第一、成本第二」，進入商界後才驚覺行銷與信任關係往往才是關鍵。這番話雖然不如科技突破那樣動聽，卻是產品能否進入市場的殘酷真相。再卓越的散熱設計，若無法穩定生產或贏得客戶信任，也僅止於一份精美的報告。

AI 會給答案，誰來負責出貨？

訪談尾聲，主持人國威提出了一個時代難題：假設 AI 能在彈指間生成散熱架構、材料配方與流道設計，企業該選擇全面擁抱 AI 的速度，還是保留緩慢但穩定的工程驗證，以規避潛在的失效風險？

林唯耕拒絕落入二選一的框架。他的觀點是：兩者並存。AI 擅長處理資訊、生成草案；但工程師仍須實作原型，進行嚴苛的性能與可靠度測試，最終由人決定是否出貨。這並非盲目崇拜人類直覺，而是基於一項事實：AI 的資料庫裡，通常沒記載下一次「意外洩漏」或「材料疲勞」的細節，且模型永遠無法為量產結果擔負法律與商業責任。

在 AI 時代，最稀缺的未必是熟練下指令（Prompt）的人，而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能預判答案可能在哪裡出錯、能設計實驗將問題「逼」出來，並且願意為最終的量產品質負起責任。

大眾習慣將雲端想像成輕盈、無重量的空間。但現實中，雲端是由龐大的機房架構而成，裡面裝滿了晶片、管線、泵浦與冷卻液。虛擬算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會在實體世界留下發熱的足跡。散熱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不讓這筆物理帳單，被埋沒在光鮮亮麗的投影片背後。

本文由 微星科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作者 / 曾繁安

人類總會不由自主地被閃閃發光的事物吸引，取名時加上「黃金」二字，好像就能讓身價大漲，變得受歡迎。不管是黃金海岸、黃金地段、黃金右腳、 黃金奇異果，黃金獵犬、黃金脆薯、黃金盔甲、黃金流沙包、黃金開口笑（大誤）……人們用黃金形容所有美好的事物，連「比例」也一樣。「黃金比例」被譽為最美好的比例，你一定聽聞過，如果人的臉蛋身體或畫作構圖越接近黃金比例，就越迷人的説法。然而一個數字比例，怎麼會和美學扯上關係？

人類探究黃金比例的歷史，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

古希臘時代大約公元五百多年前，癡迷於數學的畢達哥拉斯，認爲數學可以解釋世上一切事物。他的教學吸引了一群熱心的追隨者，被稱爲畢氏學派。在旁人眼裏，畢氏學派恐怕是一群怪人：恪守極爲嚴格的生活條規，不可吃肉和豆類，還會進行高强度記憶力訓練和三省吾身等等。但畢氏學派對數學幾近狂熱崇拜，尤其對數字 5 和五角星形的迷戀，使他們成爲史上最早接觸黃金比例分割的一群人。將構成五角星形的線段分割，由短至長排列，把最短的兩條線段相加，恰恰等於第三條線段長；把第二短和第三短的線段相加，也會等於第四條線段，依序如是，顯示出黃金比例的奇妙！不過，他們並沒有進一步為這個神奇的發現加以解釋、定義和命名。

一直到公元前三百年，歐基里德所著的《幾何原本》問世，才有了對黃金比例最早的系統性論述。但你知道嗎？歐基里德也根本沒說過「黃金比例」一詞。後世所謂的「黃金比例」，其實是出現在《幾何原本》第四章的「極限與均值比例」（Extreme and mean ratio）。歐基里德對這個比例的說明如下：

“A straight line is said to have been cut in extreme and mean ratio when, as the whole line is to the greater segment, so is the greater to the lesser.”

（一條線段如果切在「極限與均值比例」上，則線段的全長與較長分割段的長度比例，和較長分割段與較短分割段的長度比例相等。）

大家常常挂在嘴邊的黃金長寬比 1.618 ，就是從上圖的比例計算而來。只要把較短的線段 b 定義成 1 個單位，較長的線段 a 定義成 x 單位，再用一點國中數學上過的一元二次方程式，就能算出解答為 1.6180339887…… 或 0.6180339887…… 這兩個看～～～不到盡頭的無理數，都可被視爲黃金比例之值。就像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無理數——圓周率，是以 「π」來表示，黃金比例也有自己的符號，叫做「φ」。「φ」一般念作 “ fai ” ，跟「π」押同韻，但捍衛正統希臘文念法的人可能會堅持念作 “ fee ”。

當初歐基里德只説了這麽多，純粹是為了解釋數學幾何上的意義。但他想也想不到的是，這個「極限與均值比例」，會變成美的代言人，帶給未來人類無限遐想的空間。

數學與人文藝術匯集，文藝復興時期的「神聖比例」

現代人熟知的「黃金比例」一詞，一直到 1830 年代左右才被廣爲流傳。在此之前，它的地位曾被提升到更崇高、神聖的位置。文藝復興時期，被稱為「會計學之父」的數學家兼方濟會修士——盧卡．帕西奧利（Luca Pacioli），出版了名叫《神聖比例》（Divina scalee）的著作。他從歐基里德定義的「極限與均值比例」出發，對正多面體和半正多面體的性質做討論。

帕西奧利在研究「極限與均值比例」時深受啟發，開始與他熟悉的神學進行連結。他發現這個比例中提到的三個線段（全長、長邊、短邊），都在描述同一條線，像極了基督教的神學觀，既聖父、聖子和聖靈是三位一體。而這個比值之解的無理數，所具備無法窮盡的性質，就如同凡人無法理解全能無限的上帝般，兩個線段之比例是相等的（全：長 = 長：短），則代表神永恆的不變性與無所不在的屬性。

從數學上看見神學解釋的帕西奧利，遂將「極限與均值比例」改稱為「神聖比例」。他在著作中進一步以「神聖比例」分析古希臘羅馬建築與人體結構的比例。在他看來，被神所創造的人類，其軀幹比例也隱含了「神聖比例」。這些內容更深地加強了「神聖比例」與「美」之間的連接。

此後，「神聖比例」便與「宗教」和「美」脫離不了關係。帕西奧利對純數學理論進行宗教哲學解讀的突破，成功地讓這個神奇的比例跨出數學界的舒適圈，成為數學家、神學家與藝術家之間共同的話題，後來更在討論中逐漸演變成後世蔚為流行的「黃金比例」。帕西奧利可説是打開「黃金比例」知名度，背後不可或缺的功臣。

宇宙誕生以來就存在？藏在大自然中的密碼竟是「黃金數列」

儘管吉薩金字塔和帕特農神殿是否依照黃金比例建造，數學界和藝術界還在爭辯不休，但實際上不需要人爲設計，大自然本身就蘊藏著黃金比例的美麗。以描述「兔子生兔子」問題而聞名的費波那契數列（Fibonacci number），可説是黃金比例的孿生手足。費波那契數列第零項是 0，第一項是 1，從第二項以後的值，就是前兩項加起來的和，所以依序會是：

1、1、2、3、5、8、13、21、34、55、89、144、233……

文藝復興後期鼎鼎大名的天文學家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發現，把費波那契數列的後一項除以前一項的值的話，會是 1 / 1 = 1， 2 / 1 = 2，3 / 2 = 1.5，5 / 3 = 1.67， 8 / 5 = 1.6， 13 / 8 = 1.625， 21 / 13 = 1.615…… 計算到這裏，你是不是也察覺到其中奧妙？隨著數列遞進繼續相除，這個值竟會越來越趨近於黃金比例！也因此，費波那契數列的別名就叫做「黃金數列」。

大自然中的植物，其實都是深諳造物奧義的數學大師。試著數一數雛菊的花瓣數量，你會發現它們恰好都是 13、21 或 34 的費波那契數。葉子與葉子之間要怎麽喬位子，才不會擋住彼此吸收陽光？玫瑰的花瓣要如何排列，才會顯得漂亮對稱？松果上的種子要怎麽生長，才可以有效利用有限的空間？這些問題的答案通通都是：旋轉角度的比值（以 360° 為分母）要符合黃金比例！

不只是植物界，無論是鸚鵡螺貝殼的生長、鷹隼迫近獵物的飛行軌線，抑或衛星圖上熱帶氣旋的外觀，就連宇宙中漩渦星系的旋臂，都呈現遵循黃金比例的螺線。從小至可一手掌握的貝殼，大至遙遠光年之外的星系，都藏著黃金比例的身影。大自然對這個奇妙比值的鍾愛，讓科學家着迷不已。

有生命的動植物和無生命的氣旋或星系，都不約而同服膺於一個神奇的比值，展現一種似乎自世界誕生以來就存在，難以撼動、一致而規律的美。同屬於大自然一份子的人類，也不停在各樣的建築或藝術品中追尋，渴望證明黃金比例與美的相關性。然而即使是世人眼中曠世巨作的大衛像，也沒辦法百分百貼近黃金比例，畢竟誤差永遠不能被全面消除，更別忘了有限的我們也無法窮盡無限的 φ 。正因爲黃金比例是一種人類無法徹底掌握的美，才迫使我們得以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不停努力地前進，再前進。

連自然都青睞的「黃金比例」近乎是「美」的同義詞。而我們的身邊，又有什麼東西用到黃金比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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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作者：吳軍

文藝復興之後，出現了科學史上第一個震驚世界的成果—日心說。

不被重視的「重磅消息」

以托勒密地心說為基礎的儒略曆經過了 1300 多年的誤差累計，已經和地球圍繞太陽運動的實際情況差了 10 天左右，用它指導農時經常會誤事。因此，制定新的曆法迫在眉睫。1543 年，波蘭教士哥白尼發表的《天體運行論》提出了日心說。雖然早在西元前 300 多年，古希臘哲學家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約前 315∼前 230 年）就已經提到日心說的猜想，但是建立起完整的日心說數學模型的是哥白尼。

身為神職人員，哥白尼非常清楚他的學說對當時已經認定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天主教來說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因此，他直到去世前才將自己的著作發表。不過，哥白尼的擔心在一開始時似乎顯得多餘，因為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日心說其實很少受到知識階層的關注，教會和學術界（當時微弱得可憐）既沒有贊同這種新學說，也沒有刻意反對它，而只是將它作為描述天體運動的一個數學模型。有時候最可悲的事情並非到處是反對的聲音，而是一種可怕的寂靜。日心說剛被提出來的時候，就面臨著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

為什麼我們今天認為的具有革命性的日心說在當時並不受重視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日心說和當時人們的常識相違背，因此，人們只是把它當作不同於地心說的數學模型，而非描繪星球運動規律的學說。其次，哥白尼的日心說模型雖然比托勒密的地心說模型簡單，但是沒有托勒密的模型準確，因此，大家也不覺得它有什麼用。

1582 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又譯作額我略十三世）頒布了新的曆法（格里曆），完全是出於經驗把曆法調整得更準確，^＊與哥白尼的新理論並無關係。既然不重要，自然就沒有多少人關注它，支持日心說的人也就更少了。

日心說與地心說的生死對決

不過，半個多世紀之後，哥白尼所擔心的驚濤駭浪終於到來，因為一位義大利神父迫使教會不得不在日心說和地心說之間做出二擇一的選擇，他就是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在中國，布魯諾因為多次出現在中學課本裡而家喻戶曉，他在過去一直被宣傳為因支持日心說而被教會處以火刑，並且成了堅持真理的化身。

事實上，雖然上述都是事實，並且在布魯諾之後的很長時間裡，教會也是反對日心說的，但是這幾件事加在一起並不足以說明「因為教會反動，反對日心說，於是處死了堅持日心說的布魯諾」。真相是，布魯諾因為泛神論觸犯了教會，同時到處揭露教會的醜聞，最終被作為異端處死。而布魯諾宣揚泛神論的工具則是哥白尼的日心說，這樣，日心說也就連帶被禁止了。

應該說，布魯諾是一個很好的講演者，否則教會不會那麼懼怕他。但是，科學理論的確立靠的不是口才，而是事實，因此，布魯諾對日心說的確立事實上沒有產生多大作用。第一個拿事實說話支持日心說的科學家是伽利略。

科學研究在教會權威面前不得不低頭的時代

1609 年，伽利略自己製作了天文望遠鏡，發現了一系列可以支持日心說的新的天文現象，包括木星的衛星體系、金星的滿盈現象等，這些現象只能用日心說才解釋得通，地心說則根本解釋不通。這樣一來，日心說才開始被科學家接受，而被科學家接受是被世人接受的第一步。

1611 年，伽利略訪問羅馬，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由於有梅迪奇家族在財力和政治上的支持，伽利略的研究工作進展得非常順利。同年，他準確地計算出木星衛星（四顆）的運行週期。出於對梅迪奇家族的感激，伽利略將這四顆衛星以梅迪奇家族成員的名字命名。

正當伽利略在天文學和物理學上不斷做出成就時，當時的政治環境已經對他的研究非常不利了。

從文藝復興開始直到 16 世紀末，羅馬的教皇都是一些懂得藝術、行事溫和的人，其中有四位本身就來自梅迪奇家族。1605 年，來自梅迪奇家族的利奧十一世教皇去世了，這標誌著這個影響了歐洲幾百年的家族對政治的影響力開始式微。

17 世紀初，羅馬教廷的權威由於受到來自北方新教（宗教改革後的路德派和喀爾文派）的挑戰，開始變得保守，並開始打擊迫害持異端思想的人。在這個背景下，1616 年，教會裁定日心說和《聖經》相悖，伽利略也因此受到指控。

不過，教會並沒有禁止將日心說作為數學工具教授。1623 年，伽利略的朋友烏爾巴諾八世（Pope Urban VIII, 1568-1644）當選為教皇，新教皇對這位大科學家十分敬重，反對 1616 年對他的指控，至此，事情似乎要出現轉機。烏爾巴諾八世希望伽利略寫篇文章，從正反兩個方面對日心說進行論述，這樣既宣傳了科學家的思想，也維護了教會的權威。伽利略答應了，但是等他把論文寫完，卻惹了大禍。

伽利略在他的這篇大作《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讓一個叫辛普利西奧（Simplicio，即頭腦簡單到白痴的意思）的人為地心說辯護，所說的話也是漏洞百出，伽利略甚至把烏爾巴諾八世的話放到了辛普利西奧的嘴裡。這樣一來，他徹底得罪了教會。

當時，梅迪奇家族的家長費爾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de’ Medici, 1610-1670）是伽利略的保護人，雖然他多方周旋試圖保護伽利略，但是仍無濟於事。伽利略在生命最後的十年回到佛羅倫斯的家中，著書立說，於 1642 年走完了他傳奇的一生。

簡單易懂的橢圓軌道模型，讓日心說更被接受

幾乎與伽利略同時代，北歐的科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和他的學生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也開始研究天體運行的模型。最終，克卜勒在他的老師第谷幾十年觀察數據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克卜勒三定律，將日心說的模型從哥白尼的很多圓相互嵌套改成了橢圓軌道模型，這樣他就用一根曲線將行星圍繞恆星運動的軌跡描述清楚了。克卜勒的模型如此簡單易懂，而且完美地吻合了布拉赫的觀測數據，這才讓大家普遍接受了日心說。

當然，克卜勒在天文學家中並不是特別聰明的，可以說他的一生是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但是他的運氣特別好，最終找到了正確的模型。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信息（天文觀測數據）對科學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科學的假設都需要信息來驗證，另一方面提出新的模型也離不開掌握前人所沒有的信息。無論是托勒密提出大小圓嵌套的地心說模型，還是克卜勒提出橢圓的日心說模型，都得益於數據。

不過，以克卜勒的理論水準，並無法解釋行星圍繞太陽運動的原因，更無法解釋為什麼行星圍繞太陽運行的軌跡是橢圓的。這些問題要等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去解決。

——本文摘自《全球科技大歷史》，2019 年 9 月，漫遊者文化出版。

我們無疑是活在一個加速的時代，幾乎每隔十年的世代，就會出現各種程度的鴻溝。

過去在沒有電腦的時代，要獲取知識有多麻煩已難以想像，現在我們可以輕易上網在維基百科就能查詢到比大英百科全書更新、更多、更準確的資訊，這還能發生在我們手中的智慧手機上，而且其運算能力都遠比登月計畫的電腦還強大！還能聯繫起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

我們人類知識擴展的速度和邊疆之快之廣，讓我們現在能夠體驗到人類前所未有的事物。這還包括虛擬實境、人工智慧、自動駕駛、精準醫療等等大幅提升感官能力、便利性以及健康的新發明。這讓我們的政治、社會、教育、生活產生了重大改變。而我們也漸漸地發現，似乎有些人已經趕不上時代的飛速轉變，落後的甚至還包括政治領導菁英和公共機構。

我們人類真的是初次遇見這樣的巨大變革嗎？

英國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伊恩・戈爾丁 (Ian Goldin) 及克里斯・庫塔納 (Chris Kutarna) 卻要在《發現時代：駕馭 21 世紀的機遇與風險，實現成就非凡的第二次文藝復興》(Age of Discovery: Navigating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ur New Renaissance) 論證出，我們人類早已有過類似的經驗了！

西方社會大變革 ── 文藝復興

《發現時代》的原文書名 Age of Discovery，原本特指的是 15 世紀到 17 世紀時期，當時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夥伴。在這些遠洋探索中，著名的航海家發現了許多當時在歐洲不為人知的國家與地區。在中世紀晚期發源於義大利中部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也差不多發生在這段時間，然後擴展至歐洲各國。

兩位作者從多方面探討第一次文藝復興時代中，西方社會遭遇到的天翻地覆改變！當時的世界在古騰堡、達文西、米開朗基羅、哥白尼和哥倫布的推動下，產生了一系列的飛躍，在藝術和科學上都有巨大的認知升級及重塑，而且新世界的發現帶來的衝擊比起登月是不遑多讓，可謂貨真價實的大躍進。

雖然最早發明活字印刷術的是中國人的老祖宗，可是中文字的特性及古時的社會狀況讓活字印刷術在中國難有用武之地，但是卻非常適合使用拼音文字的歐洲，古騰堡的成功讓馬丁・路德能夠挑戰天主教會對知識的壟斷和禁錮；在我們這個網際網路如同電流和自來水一樣普及的年代，知識的傳播也逃脫了紙墨的限制，而能夠以零邊際成本的方式無限傳播。

我們可能活在人類有史以來最美好的時代，我們這百年內在壽命、健康情況、識字率、財富上都有質和量的顯著增長，幅度甚至比過去幾千年還高。窮國不僅有大量人口脫貧，過去落後國家只能看著先進國家的國民使用高科技產品流口水，可是現在拜自由貿易和全球高度分工的供應鏈所賜，最新、最潮的高科技民生消費品是無遠弗屆，甚至不少發展中國家跳過市話直接使用智慧手機已經不是新聞。全球正以通訊科技和自由貿易的革新更緊密結合在一起。即使僅用像 GDP 成長這樣的指標來衡量，我們人類的財富在幾十年間的增長速度就比過去幾百年還快了，更甭提太多科技帶來的便利是無法用經濟指標評量的。

進步所帶來的危機與挑戰

不過，飛快的變革也超過了一般人所能夠適應，在先進國家已有好一大部分的勞力似乎不再被需要，大幅加劇了窮富差距；更緊密聯繫的貿易及交通網也帶來新興傳染病快速傳播的危機及挑戰，這過去已在歐洲造成了黑死病蔓延。另外，社會對立、仇外心理和意識形態極端主義也在侵蝕進步的根基。

戈爾丁及庫塔納認為，我們現在的狀況需要以史為鑒，而該把這個時代視作新的文藝復興，才能懂得處理現在面臨的問題。我們如今享受著第一次文藝復興帶來的各種美好事物，可是如果穿越到那個時代，西方社會也面臨著知識創新、貿易、移民等帶來的磨擦，那就是個沿續了幾個世紀的動蕩時代。

新文藝復興時期已經到來

新文藝復興的潘朵拉盒子 (Pandora’s box) 已經打開，不管放出的是啥，都不太可能再收回去了，時代的潮流已無法停止。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該採取行動時猶豫不決，是符合人性的，但卻解決不了問題。我們不該再幻想要回到過去虛幻的美好，保持開放的想法、愛上藝術、擁抱移民和城市的活力以及建立社會安全網，是作者認為能在這個新文藝復興時代成為贏家的最佳解方！

《發現時代》帶你進入兩個文藝復興時代的宏偉世界，探索曾經且正在發生的巨變，更理性樂觀地面對未來的世界！

本文為《發現時代：駕馭 21 世紀的機遇與風險，實現成就非凡的第二次文藝復興》(Age of Discovery: Navigating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ur New Renaissance) 推薦序，原文刊登於 The Sky of G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