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考古界的傳奇家族——李基誕辰│科學史上的今天：8/7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人類最早在什麼時候用火？這個問題非常難以回答。經過很久很久以後，火燒的痕跡不見得還會留下，分辨天然起火或人為生火也不容易。2022 年發表的兩篇論文採用不同分析辦法，判斷約 80 萬年前的以色列人已知用火。

🔥沒有痕跡，也能得知曾經炙熱

常理想來，物品被火燒過的痕跡應該很明顯。但是考古學、古人類學研究的對象距今幾千年起跳，甚至超過一百萬年，那麼久以前的火燒如今還能被分辨嗎？最近問世的兩項研究，順利突破此一難題。

一項研究採用的方法是「拉曼光譜」（Raman spectroscopy）。最最最基礎的原理是，材料被火高溫加熱過後，內部分子層級的排列會發生改變，即使外觀完全沒有變化，也有機會透過拉曼光譜分辨。

拉曼光譜考察的材料來自以色列的 Evron 採石場遺址，這兒出土一批石器與動物骨頭，估計年代為距今 80 到 100 萬年前。光看外觀，毫無被火燒過的跡象，但是分析後得知，有些燧石製作的石器曾經被加熱到超過 400 度，遺址中其他石頭卻沒有。動物骨頭方面，有一件象牙被加熱過。

遺址內沒有或有被火燒過的樣本，顏色、大小、形狀都沒有任何差異。按照以前的分析方法，我們會誤以為該群古早人不曾與火打過交道，這兒拉曼光譜的價值顯而易見。

這篇論文的作者認為，以色列距今 80 到 100 萬年前的古早人已經懂得用火，他們有能力控制火源，長期小規模燃燒。更重要的是，這項研究證實，即使遺址乍看缺乏用火的痕跡，也可能只是舊的分析辦法看不出來，實際上用火未必那麼罕見。

• 延伸閱讀：短篇 拉曼光譜：沒有火燒痕跡，但是已知用火？

🔥已知用火，不過做什麼用？

然而，當時的人類真的已經有意識控火，也就是已知用火嗎？光看這項研究的證據，其實有些疑慮。用火有目的，遺址環境是開放的空地，生火可能有煮食、取暖、威嚇掠食者等意圖，最容易判斷的應該是煮食。

被人類放在火上燒的動物性食物，骨頭應該也被加熱過，可是這項研究分析的動物骨頭卻只有一件象牙被火燒過，而象牙並非食物。除非是被加熱的動物骨頭沒有保留至今，否則實在難以想像，已知用火的古人類不會順便烹飪。

也許有讀者好奇，石頭不能吃，石器為什麼會被火燒呢？火是能改變物質狀態的能量，數萬年前的人類，有一種用火加熱修飾石器的技術；但是這種製作石器的手法相當先進，超過 80 萬年的古早人應該還沒這麼機智。更有可能是用過丟掉的石器（和象牙），在火堆旁順便被燒到，而非有意為之。

光是 Evron 採石場遺址的紀錄，天然起火也有機會產生一樣的結果。那個年代的古早人真的已知用火嗎？所幸幾個月後發表的另一篇論文打消我的疑慮，因為這項研究找到煮食的證據！

🔥水深火熱的鯉魚

另一篇論文的分析方法是「X光繞射」（X-ray powder diffraction，簡稱 XRD），一如拉曼光譜，它能探索加熱過後物體內部的晶格變化，估計曾經升溫到幾度。

考察材料來自以色列的 Gesher Benot Ya’aqov（簡稱 GBY）遺址，這兒古時候是 Hula 湖的湖畔，有不少古代生態的記錄，出土阿舍利石器等人造物，也證實古人類曾在此生活。

GBY 遺址距今 78 萬年的地層中，出土許多魚的骨頭，超過 4.3 萬件，約有 4 萬件可以歸類，大部分屬於鯉科（carp，學名 Cyprinidae）、塘虱（catfish，學名 Clariidae)、慈鯛科（Tilapiini，學名 Cichlidae），都是淡水魚。

死魚骨頭不見得是人為造成，也可能是自然死亡沉積所致。另一處 Kinneret 古湖遺址也出土很多魚骨，兩處的化石組成卻截然不同。Kinneret 超過 99% 是魚骨，GBY 遺址則有超過 95% 是咽頭齒（pharyngeal teeth）。

GBY 遺址出土的魚類遺骸，不只部位和天然遺存不一樣，也大量出現 2 種鯉魚：Luciobarbus longiceps 以及 Carasobarbus canis，都是口味適合人類食用的款式。由此推論，至少一些魚牙化石來自人類吃剩的大餐。

研究者先用現代魚牙測試，紀錄不同溫度燒過後，珐瑯質的晶格改變。接著再分析化石牙齒，對照估計化石當年經歷過多高的溫度。

結果判斷有些魚牙曾經被火燒過，多數未滿 500 度；這差不多就是露天生火的正常溫度，也足以將魚煮熟。由此推論，78 萬年前的以色列人或許已經配備火塘，會捕魚再煮熟來吃。

🔥認識人類用火歷史的新方向

和稍早問世的論文一同考慮，僅管 78 萬年前的火烤魚稍遲一些，卻強烈佐證早於 80 萬年前的以色列人已知用火，因為用火煮魚顯然是有意識的控火行為，假設同一地區更早幾萬年的人群也具備類似技能，十分合理。最早生火煮食的年代，想來不只 78 萬年。

如今智人獨存，過往「人類」則有許多成員，距今 78 到 100 萬年前，已知用火的以色列古早人是什麼人呢？這題缺乏直接證據。可能是直立人，也可能是很初期的海德堡人（或波多人）。直立人起源於 200 萬年前的非洲，後來分佈廣泛又十分多變，海德堡人算是直立人的衍生型號；如果真是直立人已知用火，那麼可謂是機智的直立人。

• 舊化石重新定義，古人類新物種：Homo bodoensis 波多人

何時已知用火依然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根據現有資訊，距今 40 萬年前過後用火變得普及，距離遙遠的許多遺址，相對短期內出現用火的紀錄，有學者懷疑涉及文化與知識的傳播。

然而，新研究告訴我們，生火不見得會留下痕跡，也許早於 40 萬年前已有不少地方的人懂得用火，可是缺乏紀錄。還有可能 40 萬年內使用火源的人類，比已知還要更多。不論如何，2022 年發表的兩篇論文，預示了新的探討方向。

延伸閱讀

• 早在 80 萬年前就已知用火？科學家用 AI 找到超古老人類用火證據！
• 短篇 奧杜維峽谷170萬年前有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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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考古學的先驅，也是劍橋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桃樂絲．加洛德(上)

參考資料

1. Stepka, Z., Azuri, I., Horwitz, L. K., Chazan, M., & Natalio, F. (2022). Hidden signatures of early fire at Evron Quarry (1.0 to 0.8 My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9(25), e2123439119.
2. Evidence of fire use at ancient campsite in Israel
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have unearthed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campfires
4. Zohar, I., Alperson-Afil, N., Goren-Inbar, N., Prévost, M., Tütken, T., Sisma-Ventura, G., … & Najorka, J. (2022). Evidence for the cooking of fish 780,000 years ago at Gesher Benot Ya’aqov, Israel.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1-13.
5. Oldest evidence of the controlled use of fire to cook food
6. MacDonald, K., Scherjon, F., van Veen, E., Vaesen, K., & Roebroeks, W. (2021). Middle Pleistocene fire use: The first signal of widespread cultural diffusion in human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31), e2101108118.
7. Widespread cultur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 started 400 thousand years ago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來自英國的李基（Louis S. B. Leakey, 1903－1972）家族是考古界的傳奇。逾半世紀以來，他們家族三代陸續發現人類起源的重要化石證據。路易斯·李基正是開啟這段傳奇的第一代；也是他，才讓學界將尋找人類起源的目光轉向非洲。

李基是傳教士之子，他出生於肯亞，在那兒度過幼年時期，並且與非洲土著打成一片。回到英國讀書後，李基原本要追隨父親傳教的腳步，但21歲時加入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探險隊，重返非洲尋找恐龍化石後，即改變志向，返回劍橋大學後改念人類學系，從此踏上考古之路。

當時學界的主流看法認為人類起源於亞洲，因為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分別發現的爪哇人與北京人的化石都在亞洲。但是李基篤信達爾文所主張的：

從符合演化論的地域性考量，人類應該起源於非洲。

1931年，他拿到博士學位隔年，李基啟程前往非洲東部，位於現今坦尚尼亞北部的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做為挖掘的起點。

李基選擇此處是因為兩位德國科學家分別於1911年與1913年在此發現許多化石，因此他認為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找到原始人的化石。無奈二十幾年下來，他雖然發現許多化石，但了不起就只有打磨過的石器工具這種間接證據，並未發現猿人骨頭的化石。直到1959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瑪麗（Mary Leakey）終於發現一個估計175萬年前的完整頭顱骨，他們命名為「鮑氏傍人」；第二年，他又發現了會使用工具的「巧人」化石，使得非洲起源說逐漸獲得支持。

李基家族對於人類起源的考古貢獻甚鉅，東非的重要遺址都是他們發現的──除了著名的「露西」阿爾發南猿；但也是瑪麗·李基於1978年發現阿爾發南猿的腳印，才證實「露西」確實是直立行走。他們的次子理查（Richard Leakey）與媳婦米薇（Meave Leakey）夫妻檔也是傑出的考古學家，發現埋藏豐富原始人類化石的遺址。

甚至連孫女露易絲（Louise）也繼承衣缽，表現出色；1999年，27歲的她與母親米薇共同發現新人種「肯亞扁臉人」的化石；2007年，她們又發現新的化石證據，挑戰原本認為人類祖先「直立人」是從「巧人」演變而來的觀點。

李基家族的傳奇究竟是基因遺傳造就而成或是自小耳濡目染所致？抑或他們一直在史前遺址與岩石土壤上打滾長大，無形中練就了敏感的直覺？無論如何，這種單一家族在特定學術領域持續做出重大貢獻的傳奇，在科學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了。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人類如何發展成多元族群？

自從三十萬年前智人在非洲現身，多元化便幫助人類適應非洲各地不同的環境。這期間大部分時候，適應成功漸漸產生更好的獵人和採集者，使食物供給增加，人口明顯上升。

之後每個人可享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減少，早在六萬至九萬年前的某個時間，智人開始大規模出走非洲大陸，尋找更多肥沃的生存土地。由於這種外移過程有連續性，便自然產生一種相關：定居的地方離非洲越遠，人口多元化就越低。智人離開非洲越遠，其社會的文化、語言、行為、體格多元化程度就越低。這種現象反映著連續始祖效應（serial founder effect）。

什麼是「連續始祖效應」？

假設有個島上，住著五種主要品種的鸚鵡：藍、黃、黑、綠、紅，牠們在島上適應存活的能力相當。當颱風來襲，有幾隻鸚鵡被吹到很遠的荒漠小島。這一子群鸚鵡不太可能涵蓋所有五個品種。假定牠們以紅、黃、藍居多，不久滿布新島上的幼雛將遺傳牠們的毛色。於是新島上形成的鸚鵡群就不及原棲息地的多樣化。要是後來又有很小一群鸚鵡，從第二島移往第三島，這一群的多樣化更不及前二島。所以只要鸚鵡從母島移出的速度快過原島上可能產生突變的速度，則牠們（相繼）移得越遠，就越不多樣。

人類移出非洲也是類似模式。起先有一群人離開非洲，定居在附近肥沃地帶，他們只帶走非洲母體人口多樣化的一部分。等這群最早的移民成長到新環境無法支撐他們再擴大，便會有一群人離開，去尋找別的處女地，定居在更遠的地方，其多元化將更低。人類向非洲以外散布，以致各洲都有人類蹤跡的這段期間，同樣的過程一再重複：人口增加，新群體再移出，去追尋更綠的草地，但多樣化僅及母體人口的一部分。

儘管有移民改變方向，這顯而易見，不過這種移居模式的影響是，離開非洲來到西亞的人群不像原本在非洲的人口那樣多樣化，其後代又繼續向東移往中亞，最後來到大洋洲和美洲，或是向西北移往歐洲，多其樣性也越來越比不上留在原地的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從非洲的搖籃向外擴張，為世界各地文化、語言、行為、形體多元化的程度不同，刻下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種與非洲離得越遠、人口整體多元程度就降低，部分反映在較遠的在地民族基因較不多樣化上。根據對二百六十七種不同人口做基因多元化的比較測量，這些人口大都可找出原屬的本土族群和地理上的發源地。結果很明顯，距東非最近的本土族群基因最多樣化。多樣化最低的是中南美洲的本土族群，他們從陸路移出非洲的距離最長。多元化與移出東非的距離成負相關，這種模式不僅出現在各大洲之間，在各洲內部也是如此。

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提供更多這種證據。研究人體體型的特徵，比方與牙齒特徵、骨盆特徵、產道形狀相關的骨骼架構，以及研究文化特徵，例如不同語言的基本詞語單位（「音素」〔phonemes〕），都證實有源自東非的連續始祖效應存在；同樣是距東非越遠，體形和文化特徵的多樣化越低。

人口多元化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若要適當探究整體多元化程度對國家經濟繁榮的影響，當然需要比基因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提供的更廣泛許多的測量標準。此外，這標準也需要獨立於經濟發展的程度之外，以便用於評估多元化對國家財富的因果效應。這會是什麼樣的測量標準呢？

測量人類多樣性的標準是什麼？

測量人口多元化慣用的標準，往往只擷取人口中族裔或語言群體的比例代表。這類標準因此有二大缺點；一是某些族裔和語言群體的關係較密切。由等比例丹麥人和瑞典人組成的社會，或許不如由等比例丹麥人和日本人組成的社會那麼多元。另一缺點是，族裔和語言群體的內部也不盡然完全同質。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國家與全由丹麥人組成的國家，多元化程度不見得相同。事實上，族裔團體內在的多樣性通常比不同群體間的多樣性要大上十倍。

因此要全面測量一國人口的整體多元化，至少應當再多加二個多元化的面向。一是族裔或次民族群體內在的多元化，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人口。其次是比對任一組族裔或次民族群體之間的多元化程度，例如，比起美國的愛爾蘭裔和墨西哥裔人口，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的文化較為相近。

鑑於移出東非的距離與可觀察特質的多元化之間存在緊密的負相關，這個遷徙距離可用於代表地球上每個地方的歷史多元化程度。我們依據各地人口的祖先與遷徙出非洲的距離有多遠，可以建構推算今日各國人口整體多元化的指數，列入考量的包括 (1) 國內各次群體的祖先人數多寡；(2) 依據各次群體的祖先走出東非時遷徙的距離，來推測其多元化；(3) 每一次群體配對後，由兩方祖先和地理發源地的遷徙距離來推算多元化程度。

這樣用統計學測量來推算多元化水準有二大優點。一是史前遠離非洲有多遠，顯然完全與當今的經濟繁榮水準無關，所以這種測量法可用於估計多元化對生活水準的因果效應。其次是如上文所強調，有越來越多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的證據顯示，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深深影響到許多表現在身體及行為上的特質的多元化；所以我們有把握，用這種測量法推算的多元化類別會產生社會結果。

要是用這種指數測量多元化不精準（採隨機方式進行），原因比方說是未能適當考量各洲的內部移民，則根據統計學理論，我們多半會因此否定、而非確認多元化影響經濟繁榮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犯錯，是因為過於謹慎。

人口特質多元性和能不能賺大錢有關係！？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針對個別社會的特徵測量多元化。這測量的是某一社會的人口特質有多少不同種類，無論這些特質是什麼，或是不同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此它不會、也不能用於暗示某些特質比別的特質對經濟成功更有利。反而它可以掌握到某個社會的人口特質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有何潛在影響。事實上，把地理與歷史干擾因子納入考量，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本身似乎並未影響全球各地如身高體重等特徵的平均水準。它主要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與平均水準的差異。

有了這強有力的測量法可測定每一群人口的整體多樣性，我們終於可以探究數萬年前遠離非洲的大出走，以及它對人類多元化的影響，是否如此源遠流長，以致居然還能左右當前的全球生活水準。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