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都已知道發現 DNA 構造在人類歷史上是多麼重要的里程碑,從生物到人類學的研究、從基因醫療到基改作物、從追溯過往到改變未來,各種無限可能正是從 1953 年 4 月 25 日這一天,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華生與英國物理學家克里克共同發表 DNA 的雙螺旋結構開始。不過很多人可能不曉得,發現者之一的華生,他的一生就跟雙螺旋的發現過程一樣,充滿曲折與爭議。
據華生自述,他是在大三時讀了薛丁格的《生命是什麼?》這本書,興趣才從動物學轉往遺傳學。然而無論他在攻讀博士時或到哥本哈根作博士後研究,都未涉及遺傳物質的化學結構問題,直到他在 1951 年偶然在義大利參加了一場 X 光繞射的研討會,聽到來自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 此人日後將扮演關鍵角色)發表實驗結果,證實 DNA 是有規則的結晶體,才改變他原本以為 DNA 分子太複雜,不可能靠 X 光繞射揭開神秘面紗的認知。於是他轉往英國劍橋大學的卡文迪什實驗室,恰好分配到與有物理背景、又與威爾金斯熟識的克里克同一個研究室,開啟了兩人的發現之旅。
此時對化學鍵瞭若指掌的大師鮑林已經找出蛋白質中氨基酸的 α 螺旋結構,開始往 DNA 進攻。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與羅莎琳・弗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則在 X 光繞射實驗上遙遙領先。華生與克里克只能參考他人研究資料,擺弄原子模型,在三組團隊中最為落後。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 1953 年 1 月 30 日這一天,華生帶著鮑林最新發表的 DNA 三螺旋模型論文衝到國王學院,告訴威爾金斯與弗蘭克林他發現鮑林犯了一個初級錯誤,但他們必須彼此合作、加緊腳步,才能搶在鮑林發現錯誤之前找出 DNA 的正確結構。與弗蘭克林素來不合的威爾金斯見她不為所動,竟然未經她同意就將她所拍攝的一張清楚的 X 光繞射相片給華生看。於是有了這張著名的《第 51 號相片》,華生與克里克清楚知道如何建構 DNA 的雙螺旋模型,反而成為最先摘得桂冠的發現者。
離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普拉修在美國農業部轄下獲得分子生物學技師職位。在政府機構經歷職場摩擦、調職搬遷,使緊繃難熬的氣氛瀰漫普拉修全家之後,他前往亨茨維應徵 NASA 承包商的工程師職缺。在火箭城研發太空診斷器是讓普拉修覺得相對有趣的任務,經費短缺卻再次扼殺了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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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在 2006 年裁減生命科學研究經費,普拉修因此被裁員,轉而成為接駁車司機。他在駕駛座上友善健談,意外發現自己其實喜歡工作中和陌生人互動的部分。但是 8.5 美元的時薪讓他入不敷出,連他和查菲共享的 GFP 專利金都在幾年內消耗殆盡。
1994 年 2 月 11 日發行的《科學》採用查菲團隊的 GFP 線蟲做為期刊封面,象徵螢光蛋白普照分子生物學的光明時代開端。此圖片也收錄在查菲的 GFP 回憶錄《點亮生命》(Lightung Up Life)中。相反的是,普拉修的生涯似乎始終不被綠色螢光照耀。Courtesy of M. Chalf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