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走進宴會廳的接駁車司機
2008 年 12 月，美國阿拉巴馬州航太重鎮，又名「火箭城」的亨茨維市有位接駁車司機請假一週，準備和妻子起飛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他的禮服和皮鞋是租借來的，久違的跨國機票需要接受他人贊助，他們夫妻倆已經很久沒有長途旅行了。
這位 57 歲的男子叫做道格拉斯．普拉修（Douglas Prasher），原本受亨茨維市美國太空總署（NASA）下游承包商雇用，研發在太空艙使用的手持醫學診斷器。在 NASA 改組、中止計畫之後，他耗費近一年尋找科技職缺，最後在當地的汽車代理商擔任時薪不到 10 美元的司機。
普拉修這趟旅程終點是斯德哥爾摩市政廳「藍廳」的諾貝爾獎晚宴。當晚他只要任由司機接送，遠離油門和方向盤，但他一定會繼續在車上發揮他被家鄉乘客稱道的幽默感。
普拉修夫妻並非任何受獎者的親友恩師，卻受到兩位諾貝爾獎得主馬丁．查菲（Martin Chalfie）、錢永健招待機票、住宿，請他們務必參與該年度諾貝爾化學獎頒獎典禮。
螢光熠熠的諾貝爾化學獎
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聚焦現代生物學的最重要標記工具：讓活體基因表現、細胞運作機制得以被觀察的綠色螢光蛋白（GFP）。共享這項榮譽與 140 萬美元獎金的科學家包括：下村脩、查菲和錢永健。
下村脩在 1960 年代費盡苦心探究特殊的生物螢光來源，捕捉大量野生維多利亞多管發光水母（Aequorea victoria），純化、歸類其特有的螢光蛋白分子 GFP。
1992 年，查菲率領團隊成功基因轉殖 GFP，使大腸桿菌、線蟲等模式生物表現綠色螢光，開始實現「以螢光呈現特定細胞」的生物技術突破。
不久後，錢永健實驗室解開GFP的氨基酸結構，繼而以基因工程創造顏色不同、強度更高、壽命更長的螢光蛋白變異體，使螢光蛋白成為生命科學最強力的標記工具。
這3位諾貝爾獎得主橫跨 30 年的成就，合力開拓了斑斕耀眼的生物影像研究大道，並引領他們到達瑞典市政廳金碧輝煌的水晶燈下，接受權貴顯要環繞祝賀。
無私的領先者
從分子生物學的觀點來看，他們萃取、轉殖、改造 GFP 的生物螢光三部曲中，顯然缺少了 GFP 基因序列的「解碼」工作。這段分子生物學家進行基因轉殖前不可或缺，卻不被獎勵的關鍵任務，緊扣著普拉修的人生轉折與學術職涯。
GFP 基因序列對查菲的基因轉殖和錢永健的蛋白質改造而言，像是建造大樓的地基一樣重要。為了這段基因，16 年前的夏天，兩位頂尖生物學家都曾急忙拿起電話，尋找在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的助理研究員普拉修。
此時普拉修剛發表 GFP 基因序列不久。他告訴查菲和錢永健，他很樂意分享這個樣本。不同於早已和普拉修聯繫過的查菲，錢永健驚喜於普拉修毫不藏私地分享研究成果。但錢永健的驚喜馬上混入了訝異，因為普拉修表明，自己已經決定停止研究 GFP。
這個在科學發展與個人前程上嚴重錯誤的決定，並非因為普拉修被其他題材分心或缺乏遠見，而是因為他已掙扎許久。
普拉修出身自俄亥俄州阿克倫市，以橡膠工業著稱的典型美國鋼鐵帶都市，他的父親和外祖父都在輪胎工廠幹活。普拉修曾經嘗試在輪胎工廠打工一個暑假，他確認自己不適合這份當地主流的勞力工作。
出於對生物學的喜愛，普拉修攻讀生物化學直到獲得博士學位，接著獲得喬治亞大學教授柯米爾（Milton Cormier）雇用，投入維多利亞多管水母發光蛋白的發光因子轉殖計畫。
下村脩對維多利亞水母的研究指出，這種水母具有兩種能夠發光的蛋白質，水母素（aequorin）和GFP。水母素能夠轉化與鈣離子結合的化學能，發出藍光。GFP 受水母素發出的藍光激發，繼而發出綠光。因此維多利亞水母在波浪中呈現藍綠色的光彩。
普拉修前往富萊德港（下村脩曾經攜家帶眷撈捕水母的地方），與同事分工合作捕捉大量維多利亞水母，萃取水母素與 GFP 作為解碼基因序列的材料。半年左右，普拉修就建立維多利亞水母的基因資料庫，並比對同事們萃取出的水母 mRNA 序列，逐步找出水母素與 GFP 的基因序列。
洞燭 GFP 潛力
上方為普拉修的科學職涯地圖，從中西部的俄亥俄州阿克倫市出發，結束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兩度橫跨美國國土。普拉修曾表示，搬家對他的家人，尤其是學齡的子女來說，造成嚴重生活衝擊。
儘管雇主柯米爾認為，水母素作為檢驗試劑具有明確的商品化機會，對生物發光現象產生濃厚興趣的普拉修卻意識到，GFP 作為生物分子標記的科技潛力比協同發光的水母素更加耀眼奪目。
研究 GFP 的過程中，普拉修發現 GFP 可以利用內在的發色團獨立運作發光，不必與外在發色團或離子結合。而且 GFP 蛋白僅由 200 多個胺基酸構成，構造簡單輕巧，不易影響相鄰分子運作。相對之下，水母素需要與鈣離子結合才能發光，大大限制了可能的應用範圍。
- 水母素等仰賴化學能與外在發色團的發光蛋白質，後來被稱為生物發光分子（bioluminescent molecule）。
- GFP 等獨立吸收、放光的蛋白質則稱為螢光分子（fluorescent molecule）。
時值1987年，普拉修成為第一個對 GFP 產生堅定信心的學者。已知的發光蛋白往往需要複數分子合作放光，沒有人成功研發足以實際應用的技術。從 GFP 發現者下村脩到普拉修的同事，當時都懷疑 GFP 能否在其他生物體內獨立發光。但普拉修眼中反映的是 GFP 點亮細胞內分子謎團的光明未來。
以 GFP 照亮生命系統細節的構想普拉修在腦中成形，他將轉殖 GFP 基因進入其他生物（例如大腸桿菌）設定為首要科學目標。該年獲聘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後，普拉修將 GFP 基因選殖（gene cloning）、製作 GFP 基因的互補序列（cDNA）作為獨立職涯第一個重大研究計畫。
當時 GFP 處在美國學界認為「有價值」的光譜之外，普拉修的提案被認為是孤注一擲（high-stakes）的。除了美國癌症協會的 20 萬美元經費之外，普拉修未能得到其他挹注。
儘管如此，普拉修還是帶著希望，與家人一起搬到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附近的海灘小鎮，冀望以GFP研究踏出海洋研究所終身職（tenure）資格，同時舉家落地生根的第一步。
前網路時代的孤獨先知
普拉修發現自己在新職場比想像中更孤立。1980 年代的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多數成員大多是海洋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僅有屈指可數的分子生物學家。不僅沒有人能夠指導普拉修進行 GFP 基因轉殖，同事們也不了解生物螢光的科學潛力。
在缺少導師和同儕認同的環境中，普拉修一面經歷自我懷疑與內心掙扎，一面獨力製作 GFP 的 cDNA。同時，在研究所門外廣大的生命科學領域中，愈來愈多科學家體認到微觀生物學「眼見為憑」的意義。普拉修發表的階段性成果，逐漸吸引具有先見之明的學者。
企圖「看見」線蟲觸覺神經運作機制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菲，在 1989 年聯繫上普拉修，學到 GFP 作為生物分子標記的潛在優缺點。查菲和普拉修約定，一旦普拉修完成 GFP 基因選殖，他們就開始合作轉殖 GFP 進入線蟲與其他生物的基因工程。
在綠色螢光之路上踽踽獨行超過一年，普拉修完成了 GFP 基因選殖，完成了互補的基因序列。普拉修刻苦完成這項 GFP 技術關鍵元素的同時，查菲正在猶他大學與新婚妻子享受學術假期。1990 年，兩人都還沒有電子郵件，普拉修僅能透過電話留言將好消息傳達給查菲，然而訊息猶如石沉大海。
沒有查菲的幫助，普拉修獨自啟動 GFP 基因轉殖實驗的過程並不順利，在他成功使大腸桿菌發出螢光之前，研究經費已經耗盡，新的申請卻四處碰壁。
除了經費，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同事的漫不在乎更讓普拉修徬徨無助，他在所內的研討會報告和升等考核並沒有得到太多肯定，他感到自己距離終身職資格愈來愈遠。儘管如此，普拉修的 GFP 基因序列解碼成果依然在 1992 年 2 月發表於重要期刊《基因》，並在日後被引用上千次。
當年循這篇論文追本溯源而來的科學家，包括正在尋覓恰當螢光蛋白的錢永健、依然渴望視覺化線蟲神經元的查菲。他們不僅希望獲得 GFP 的基因序列，也相當樂意和普拉修合作進行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