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化學系教授胡紀如接受聯晚採訪，談國際學術期刊審查

台灣這幾天比較冷，但暖冬仍然是全球暖化過程中一個明顯的趨勢。一般以為全球暖化始於 19 世紀末葉先進國家積極工業化的時候，但世界各地工業化的進程不同，暖化的趨勢也會有所差異。當工業化在全球範圍內日益普及，各地暖化趨勢便益見明顯，但還要等到 20 世紀下半葉這趨勢才明顯到引起各國的注意。

在美國，一直要到 1988 年氣候變化才正式成為官方關切的議題。這一年的 6 月 23 日，NASA 太空研究所（GISS）主任 James E. Hansen 在參議院能源及自然資源委員會作證指出：「全球暖化的程度已經顯著到讓我們確信溫室效應與暖化趨勢具有因果關係。依我的意見，我們已經偵測出了溫室效應，而且這效應正在影響我們的氣候。」

以筆者居住的德州奧斯汀市而言，氣溫紀錄始於 19 世紀末期。我用統計學「改變點」（change point）的方法分析每年最高溫及最低溫的時間序列，檢測出年低溫最顯著的改變點在 Hansen 作證之後 3 年的 1991 年，而年高溫的改變點還要更後，在 1998 年。這與筆者個人體驗大致相符。

台北氣溫變化趨勢的改變點

「改變點」的檢測是時間序列分析的統計方法，它用來判定時間序列的資料產生過程是否有不連續點的存在。它在 1930 年代就曾被產業界用來監控產品的製造過程，其後經過數學家的深入研究，在近 20 年來蓬勃發展，廣泛被應用於環保、疫情、醫療、軍事、反恐等各領域。筆者個人就曾用類似的研究方法發現美國歷史上，選民的投票行為在二十世紀 20-30 年代之間曾經發生過質性的變化。去年五月，頂級學術期刊 Science 也有研究論文檢測新冠肺炎在德國傳播趨勢的改變點，肯定了政府干預措施的有效性。CBS 電視影集「數字」（Numb3rs）甚至有一集演出「夢幻棒球」玩家用改變點方法檢測大聯盟球員使用禁藥提高打擊率的故事。

台灣的氣溫紀錄也始於 19 世紀末。根據 Jasmine Kuo 提供的台北市年低溫歷史資料，台北市每年最低溫的改變點在 1975 年，而年高溫的改變點則要到 2001 年。台北市年低溫的改變比奧斯汀要早，這也許跟地形、地理位置、人口、以及工業化程度有關。

理論上，年高溫及年低溫都不是常態分布，而是呈現所謂極端值分布（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圖一及圖二以上述改變點為斷點，分別估計年高溫及年低溫在各自改變點前、後的極端值分布。這兩張圖讓我們清楚看出改變點前後的明顯差異：改變點之後，年高溫及年低溫的分布均明顯往高溫方向移動。年高溫在 2001 之後的平均值增加了攝氏 1.44 度，而年低溫在 1975 之後的平均值則更誇張地增加了將近兩倍的 2.81 度!

時間序列資料產生過程的變化除了可以用改變點的統計方法來檢測斷點以外，也可以用 「紀錄」（record）發生的機率理論來分析異常現象。事實上，事件發生頻率的改變也是改變點研究的數學方法之一。本文以下即以紀錄理論進一步探討台北市年低溫在 1975 年之後新紀錄節節升高的現象。

破紀錄次數的機率分布，説明台北市年低溫變遷出現異常

台北市 1897-2020 年低溫時間序列顯示，1897 年台北市的最低溫是攝氏 5 度。以此為資料中的第一個紀錄，124 年來，有 9 個新的紀錄出現，分別是：1899（7.2度），1905（7.6度），1909（8.1度），1912（8.2度），1976（8.5度），1983（9.3度），1988（10度），2017（10.4度），2019（11.6度）。見圖三時間序列中的黑點。

124 年間有 10 個紀錄是正常現象嗎？這個問題，可以用機率理論做精確的回答。

機率理論對「記錄」的研究有很完整的系統。其數學繁複，但相當有趣，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相關書籍來看，例如 Jiri Andel（2001）的 Mathematics of Chance。

這個理論從一個前提出發：觀察序列中的資料是遵循相同機率分布而且相互獨立（iid，編按：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的隨機變數。在這個假設之下，我們可以導出在 n 個資料點中有 r 個紀錄（包括第一個資料點）的機率分布。這個前提可以說是「正常」狀況的「虛無假設」：它代表觀察序列中資料的產生過程完全相同，沒有任何異常現象或動態趨勢。如果我們的經驗資料與這個假設之下的機率分布不相諧，根據傳統次數主義（frequentist）統計推論的方法，我們可以在一定的統計水平之下拒絕虛無假設而判定異常現象的存在。

以台北市年低溫的歷史資料來說，我們可以算出在 n = 124 個觀察值的序列資料中出現 r （r = 1，2，3，…，124）個紀錄的機率分布，然後從這分布算出 r 大於或等於 10 的右尾機率。如果這個機率小於相約成俗的顯著水平 0.05，我們判定歷史資料與虛無假設不相諧，從而排除台北市年低溫變遷沒有異常現象的前提。依照傳統統計推論，我們可以做出台北市年低溫變遷有異常現象的結論。

以 Rn 代表在 iid 假設之下，n = 124 個序列資料中有 r 個紀錄的隨機變數，圖四便是 Rn = r 的機率分布。從這個機率分布我們可以算得 Rn 的期望值是 E ( Rn ) = 5.40，變異量是 Var ( Rn ) = 3.76，也很容易直接算得右尾機率 P (Rn ≥ 10) = 0.025。因為這個機率小於 0.05，單尾檢定讓我們得到台北市年低溫屢破歷史上限紀錄是異常現象的結論。（如果一定要用雙尾檢定，這個結論就有點勉強。）

Rn 的機率分布並不容易算，有一個遞歸公式，當 n 較大時，需要很大的計算能量或很久的時間才算得出。要迅速算出，必須用到所謂「第一類史特靈數」（Stirling Numbers of the First Kind）。如果你的軟體沒有這個函數，可以利用這兩個很漂亮的公式來算 Rn 的期望值和變異量：

利用這兩個公式也可算出當 n = 124 時，E ( Rn ) = 5.40，Var ( Rn ) = 3.76。如果我們假設 Rn 的分布是常態分佈，則可以輕易算出以以期望值為中心的 95% 信心區間為（1.49，8.88）。因為經驗值 10 個紀錄在信心區間之外，這個分析也支持台北市年低溫變化異常的結論。不過因為 Rn 的分布並非常態，這個分析並不精確。

新紀錄等待時間的機率急遽下降

應用紀錄之機率理來分析台北市氣溫變化也可以看出 1975 年前後是一個轉捩點。

在 1897 年之後的 9 個新紀錄當中，出現在 1975 年之後短短 45 年之間的就有 5個，平均每 9 年就有一個新紀錄。而在 1976 年前的 80 年中，則平均要將近 16 年才有新的紀錄。事實上，1912 年的紀錄保持了 64 年才被打破。

也許你會說 1897-1912，在短短 16 年之間不是就有 4 個新紀錄嗎？然而新紀錄的頻率在紀錄開始之時本來就會比較頻繁，日久後要破紀錄會越來越難。紀錄的機率理論可以算在一定時間之內舊紀錄會被打破的機率，其公式如下：

這公式所求的是在第 r – 1 個紀錄發生之後，下一個紀錄的等待時間小於或等於 m 之機率。表一之第六行顯示：從第一個紀錄發生在 1897 年開始，第二個紀錄等待了兩年就發生了，按照上式，第二個紀錄在 2 年之內發生的機率為 0.67。第二個紀錄發生在 1899 年之後，第三個紀錄等待了 6 年發生，而其在 6 年之內發生的機率也是 0.67。第三個紀錄發生在 1905 年之後，第四個紀錄要等待 13 年才發生，而其在 13 年之內發生的機率是 0.31。依此類推。這些機率都不小，雖然紀錄頻頻被打破，並不令人意外。尤其是第五個紀錄發生在 1912 年之後，第六個紀錄要等 64 年才在 1976 年發生，因為等了夠久了，其在這一段期間發生的機率是很高的（0.80）。

但從 1976 年以後，這個等到下一個紀錄的機率就急遽下降了。第七個紀錄在 7 年內發生，其機率是 0.08；第八個紀錄在 5 年內發生，其機率是 0.08；第九個紀錄等了 29 年，其機率稍大，但它發生之後，第十個紀錄只等了 2 年就發生，其機率小於 0.03。這樣的小機率事件發生了，如果還說氣候沒有異常，在統計學理上是無法接受的。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把 1976 年當作氣候質變之後的第一個紀錄，則其後發生在 1983、1988、2017 的新紀錄其等待時間的機率（0.88，0.38，0.69）都不小，不算奇怪。只有 2019 的紀錄還在 0.05 的水平之內，不過這也可以說氣候變化越來越厲害了。

從新紀錄的等待時間來探討氣候變遷還可以看看新紀錄發生的平均時間。不過很奇妙的是：機率理論告訴我們，新紀錄雖然一定會發生（發生的機率為 1），其發生時間的期望值或理論平均數卻是無窮大，即使第二個紀錄也是一樣。以第二個紀錄為例，其發生時間為 2，3，4，…，t，…年的機率分別為 1/2，1/6，1/12，… 1 / t ( t – 1 )，…，所以期望值為 1 + 1/2 + 1/3 + … + 1 / ( t – 1 ) + …。這是有名的無窮和諧數列，它不是收斂數列，其和無窮大。其它的紀錄也是一樣。

不過我們雖然不能算發生時間的期望值，卻能算中位數，也就是發生機率最接近 1/2 的時間點。表一的第七行列出各紀錄發生時間的中位點。我們可以看到，一直到 1976 年的第六個紀錄為止，中位時間點都還算合理。此後，第七個紀錄的中位發生點要在 1897 年算起的第 424 年，第七個紀錄在第 1166 年，第九個紀錄在第 3200 年，第十個紀錄在第 8717 年。這些紀錄的中位發生時間在這麼久遠之後，如果說沒有氣候變化，誰能相信？

附帶一提，1897 – 2020 之間台北市年低溫往下探的紀錄，包括 1897 年的第一個紀錄，124 年之間只有三個：1897（5度），1898（3.3度），1902（-0.2度）。從 1902 年以來，118 年之中，-0.2 度的紀錄沒有被突破！（不過 P ( Rn ≤3 ) = 0.162 並不足以作為氣溫變化異常的統計證據。）

• 本文亦同步刊載於林澤民的部落格，原文標題為〈用「改變點」及「紀錄」探討台北暖冬的異常現象〉

1. 齊斯．德福林（Keith Devlin）、蓋瑞．洛頓（Gary Lorden）著，蘇俊鴻、蘇惠玉等譯。2016。〈改變點偵測：災難即將發生的證據何時開始浮現？〉，《案發現場：FBI警探和數學家的天作之合》（The Numbers behind Numb3rs: Solving Crime with Mathematics）第四章。八旗文化。
2. Jiri Andel, 2001. “Records.” Chapter 4 of Mathematics of Chance. Wiley.
3. 盧孟明、卓盈旻等著。2012。〈台灣氣候變化：1911-2009年資料分析〉。中央氣象局。

文/ 王彩鸝 (聯合晚報記者)，本文是她在個人臉書帳號上針對這篇報導的補充，經同意後轉載。

前提：聯合晚報記者王彩鸝、嚴文廷採訪了清大化學系教授胡紀如，他是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化學院士、亞洲藥物化學聯盟主席，在《藥物化學期刊》等七個頂尖國際學術期刊擔任編輯或編輯委員。以下是王彩鸝針對該報導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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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還原一下上午採訪的原貌。論文自審造假案，媒體陸續訪問多位學者，其實看法紛紜，但只有負面的批評才會見標題。我很好奇的，這些學者甚至記者，到底對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的審查了解多少？不同領域的論文共同作者的關係都一樣嗎？至少我看到論文呈現時，似乎自然科學領域的論文，比較容易掛一托拉庫的名字，但社會科學領域共同作者的人數就少很多。因此我訪問了一位在七家頂尖國際學術期刊擔任過編輯或編委會委員的學者，此人(編註：胡紀如)也是台灣極少數能擠進國際學術組織的學者。在此還原上午的訪問，就教於這方面的專家，歡迎提供意見。

Q:請問國際期刊有哪些審查過程，為何會出現論文審查委員會造假？

A:理工領域和文史領域的論文審查有很多地方不同，理工領域投稿到期刊時，通常期刊編輯會請投稿者建議3到5個審查委員名單，而一篇論文會請2至4位審查委員看，人數多寡視論文的規模而定，以平均3位審查委員來說，至多從投稿者自薦名單中挑1至2位，甚至完全不採納，絕不會3個審查委員都是投稿者自薦。各期刊自己都有一個很大的資料庫，有各種研究專長的審查名單，投稿的論文收不收？或是要求修改再收？或是退件，完全是主篇的權責。陳震遠的文章被查到自己文章自己審，除了他60篇文章被撤，《震動與控制》期刊主編也因此去職，就是因為這是主編的責任。

至於投稿論文的審查內容，主要看三個問題：一是文章內容是否不實、偽造？二是文章是否抄襲？三是行政問題，也就是投稿的流程有沒有問題？

以蔣偉寧被撤的五篇論文來看，因為蔣早已升等教授，應該不會有偽造或抄襲問題，通常涉及論文偽造、抄襲都是為了升等。此外，現在論文是否偽造，國際上已有一套可查抄襲的電腦軟體，連哪一句有抄襲？抄自哪一個人的研究報告？有多少百分比的內容是抄襲？把論文資料一輸入，都可查得一清二楚。蔣的論文被涉及，應屬第三種問題，即投稿流程有弊端。

Q:蔣偉寧聲稱他不認識陳震遠，但為何兩人會一起掛作者？論文出問題了，共同作者有哪些責任？

A:在理工領域，共同作者彼此不認識，是很正常的事。以我自己參加歐洲一個大型研究為例，研究總經費高達1200萬歐元，總共有10個國家、24個團隊合作，我只會認識團隊的主持人，但各團隊底下的研究人員我就不認識，當團隊部分成員將某部分研究寫成論文去投稿時，我雖列名共同作者，但其他作者有的連見都沒見過。

理工領域的論文發表，把指導教授列共同作者是常態，因為理工領域非常重視研究的「IDEA」，而這個IDEA都是教授給的，研究生再去做實驗與研究。但是，社會領域的研究就不一樣，指導教授只是做研究方法上的指導，論文題目的原創都是研究生自己的，因此，社會學領域的論文較少把指導教授列為共同作者，除非教授本身也參與研究。

談到投稿期刊遭撤稿的責任，要分兩部分來看，如果涉及論文內容，也就是說論文有造假、抄襲，則每個共同作者都要負責；但內容沒問題，而是投稿流程有問題，那麼責任只有負責投稿的通訊作者該負責。

Q:蔣偉寧被撤的五篇論文，只有一篇有和陳震遠掛名，其他四篇跟陳震武掛名，為何陳震遠自審論文造假，蔣的文章也會被撤？

A:這可能跟期刊進行調查時，發現陳震遠的文章大量引用陳震武的論文，因此有被引用的論文，統統撤掉，蔣若認為無辜，可以要求重新審查，或改投其他期刊，如果能獲採用，就能證明這篇五論文都是貨真價實。

• 鄭婷宇／編譯

過往，人類將智慧記載於書籍上，透過書刊的交流傳遞知識，但礙於時空的限制，知識無法全面自由流通。如今，資訊的數位化使得重製的邊際成本大幅下降，網路的高連結性亦將傳播成本降到幾近於零，知識的共享比以往都來的更易於達成。儘管如此，由於不合時宜的著作權法，以及出版商對出版權的捍衛，知識仍舊無法完全自由流動。

有感於此，自1990年代起步的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運動，便是為解放知識而生，致力於打造一個人人都有同等權利取用知識的環境。

早在 1836 年，大英博物館助理館員的 Anthony Panizzi 便發下了普及知識於世的宏願。他向國會報告：「無論貧富，我認為每個人都應擁有相同的權利與資源獲取知識。我希望貧苦的學生也能盡情探索書海，享受智慧的果實，在與專家交流的過程中滿足求知欲。我主張，政府的責任就是打造這樣一個使知識自由流通的環境，提供一切協助使每位公民都能獲得相同的知識資源。」 Anthony Panizzi 花了 20 年，將超過 50 萬本珍藏典籍納入大英博物館，使之成為當時世上最大的圖書館，並於 1856 年榮任大英圖書館館長。儘管豐富的藏書量降低了取得知識的門檻， Anthony Panizzi 的夢想仍存在無法消除的限制—─要取用書中無形的智慧財富，人們必須得先花費有形的黃金，千里跋涉到英國倫敦取經。

網路科技的進步看似已能破除過往的限制，那為何解放知識的夢想仍未實現呢？現存最大的難處有兩項，其一是僵化的著作權法，其二是出版商的抗議。

跟不上網路時代的著作權法

三百年前著作權相關法規開始成形之際，在資訊傳播技術方面，還是類比訊號的時代，當時產出原創作品成本較高、數量稀少且易於控管。根據定義，一旦原創作品已定型，將自動受到著作權保護，授予作者杜絕任何對其作品複製的權利。然而，時過境遷，現今的網路科技降低了創作成本，將創意化為作品再也不是少數藝術階級的特權，人人都能輕易的將想法寫為文章，將創意拍為影片上傳到 YouTube ，並對任何作品發表看法。透過散播及接收訊息，資訊不斷以片段或完整的形式被複製或再製而散播出去，因而促成人們在網路上的交流。

網路行為可說是建立在「複製」之上，其本質與既存的著作權規範相悖。除非做到全面監控，否則我們不可能完全杜絕網路上的複製行為，執行著作權法審查網路上的侵權案件。

現代人習慣上傳圖片、影片到社交平台上，其中許多使用者生成內容是擷取既存素材諸如圖片、音樂等修改，置入內容，這些使用者並不清楚這些行為已使他們身陷觸犯著作權法的疑慮；研究所需的文字與資料探勘，也礙於著作權大為擴張保護範圍的影響，實務上常難以取得探勘所需的資料；圖書館或資料庫廠商即使想數位化那些沒有明顯著作權所有者的「孤兒著作」 (Orphan works) ，以網路推動作品流通，也受限於孤兒著作難以查找到權利所有者，而於法不得數位化的困境。研究者、大量網路使用者與資料儲存機構對現行著作權規定的不滿，因而極力要求修正。

根據 2007 年美國法學教授 John Tehranian 的研究，人們習以為常的網路行為諸如收發電子郵件、轉貼文章、發送照片等都違反了著作權保護，若依法計算，各國的網路使用者每年都因其日常行為面臨巨額的罰鍰，過時的著作權法難以規範現狀。

即使著作權法跟不上數位時代的事實明擺在眼前，推動著作權法的改革仍難如登天。

出版業者等著作權利擁有者與企業早已習慣法律依其利益而修正，從 1710 年最初的著作權法保護著作財產權 14 年的期限，不斷延長至今日的 70 年期限。對出版業、音樂與電影製作產業而言，給予網路使用者多些數位版權上的運用彈性，就如同威脅他們生存命脈的詛咒，自然極力阻止法律規範的更新。

推動規範更新的路途漫長且阻礙重重，第一場紛爭可追溯到「孤兒著作」 (Orphan works) 數位化的爭議。在圖書館、網路搜尋引擎與資料公司支持法定例外允許孤兒作品免費數位化，與出版業者認定事先許可制的拉鋸戰中，歐盟執行委員會終於 2012 年宣布採用「孤兒著作指令」，為公眾利益著想，允許孤兒著作線上發行與流通。同年，歐盟執行委員會號召利益關係人，討論修正著作權保護規定的討論，然而，從議題的設定到出席討論的成員，均明顯傾斜於有利出版業的修正方向。解決方式一味著重於特許著作權使用者的資格究竟該如何定義，似乎從未考慮過「非商業用途的使用者生產內容不必申請著作權授權」此一選項。因此，文字與資料探勘者被迫離開討論以示抗議，造成議程無法持續。

其後，歐盟執行委員舉辦著作權討論的公眾諮詢論壇，以線上資料及問卷收集眾多回饋，廣納民眾意見。加上德國海盜黨的 Julia Reda 努力帶動人民討論、彙整意見並作成報告，歐盟於 2015 年通過修正案，賦予圖書館、資料庫線上化其收藏的權利、開放電子書於網路流傳，同時批准資料與文字探勘不須再取得任何特許憑證。即使取得這些勝利，著作權法的規定仍未完全修正到符合現狀的境界，需要持續推動改革。

不合理學術出版體系的，限制知識的自由流通

學術出產品的商業模式是阻礙知識共享與自由流通的重要原因，是「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運動」的緣起及運動重心。對學者而言，貢獻研究成果是為了獲得研究認可及好名聲，其著作的廣泛傳播有助於此，出版商對其著作財產權利的壟斷卻縮限了散播範圍；對人民而言，自己納稅支撐的研究，卻必須自掏腰包買來看，或是由同樣納稅營運的圖書館買入，無異於被剝兩層皮。

知識一旦被隔絕在付費高牆之後，終究會有人因負擔不起費用而被迫與之隔絕。 Elseiver 與 Springer 等大型學術出版商年年獲利 30% 至 40% ，此等獲利規模是大多產業無法企及的。光是英語寫作的科學、科技與醫藥的出版期刊總收入在 2011 年就達到全球共 94 億美金的規模。根據哈佛大學 2012 年的備忘錄，線上研究資料庫的前兩大出版供應商，六年來售價調漲了 145% 。面對越來越貴的期刊價格，就連圖書資金雄厚的哈佛大學也無力再購買學者研究需要的所有資料庫，其他圖書館的困境可想而知。

哈佛大學圖書館長在衛報的採訪中指出，研究人員免費提供研究寫作、著作審查、編輯委員會參與等服務給期刊，卻換來必須花錢將自己的勞動成果買回來的待遇，甚至面臨付不起期刊訂閱費用的窘境，整套研究出版系統實在荒謬。哈佛大學因此鼓勵學者將其著作投稿至開放近用的期刊，退出非開放近用期刊的編輯委員會。

• 想知道學界究竟是如何力抗出版界嗎？詳情可見：刊登要錢、訂閱也要錢，做研究就是要被期刊出版社剝削？學術界奮起抵抗出版巨商的血淚史

在網路普及之前，學者即使對出版系統再有諸多不滿，也因無替代選項而僅能免費奉送著作權予期刊；圖書館面對壟斷著作權的期刊出版商，幾無議價能力；公民則被剝兩次皮，想看到自己納稅資助的研究成果，只能再花錢購買。如今，網路科技的發達將改變了一切─—藉由公開網站發表著作，學者不僅可以保有自己的著作權，亦可達到廣為流傳，獲取同業指教與奠定名聲的目的。再也沒有一道豎立於學術產出與知識獲取間的高牆，圖書館再也不必用罄資金去購買有限的學術出版物，人民也終將有機會可自由取用知識資源。

本文轉載自 台灣創用CC計畫 ，原文為〈開放近用(Open Access)運動的兩大難題〉

相關連結

1. Open access: All human knowledge is there—so why can’t everybody access it?: http://arstechnica.co.uk/science/2016/06/what-is-open-access-free-sharing-of-all-human-knowledge/, 2016 Glyn Moody.
2. The battle to reform 300-year-old copyright law for the digital age: http://arstechnica.co.uk/tech-policy/2015/07/copyright-reform-for-the-digital-age/, 2015 Glyn Moody.
3. Infringement Nation: Copyright Reform and the Law/Norm Gap: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29151, 2007 John Tehranian.
4. Commissioner Barnier welcomes final adoption of the Orphan Works Directive by the Council: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2-744_en.htm?locale=en，2012 European Commission.
5. Freedom of Panorama under threat: https://juliareda.eu/2015/06/fop-under-threat/, 2015 Julia Reda.
6. The stm report – An overview of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ing: http://www.stm-assoc.org/2012_12_11_STM_Report_2012.pdf,  2012 STM: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
7. Faculty Advisory Council Memorandum on Journal Pricing: http://gantercourses.net/wp-content/uploads/2013/11/Faculty-Advisory-Council-Memorandum-on-Journal-Pricing-%C2%A7-THE-HARVARD-LIBRARY.pdf, 2012 The Faculty Advisory Council of Harvard University.
8. Harvard University says it can’t afford journal publishers’ pric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2/apr/24/harvard-university-journal-publishers-prices, 2012 Guardian News and Media Limited.

延伸閱讀

• 稅金直接或間接贊助產出的研究報告與資料應該開放近用-美國與歐盟各有重大進展！

• 鄭婷宇／編譯

在研究過程之中，學者需要閱讀大量的參考資料，並時常需要更新、交流最新發布的文獻以跟上知識產出的腳步，但面對一個由少數大型出版商集團寡占的學術出版市場，全球各地的圖書館都面臨無力負擔高昂訂閱費用的窘境。

面對節節高升的訂閱費用，臺大圖書館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開出第一槍，發出明年起停止訂閱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的公告，清大、交大等大學也隨後跟上。

對學術研究來說，此資料庫涵蓋理工與生醫領域的許多文獻，退訂的決定將對師生造成重大影響，但唯有聯合的抵制運動，方能有一絲爭取合理價格的機會。事實上，抵制 Elsevier 的運動早已在世界各地發生。

期刊逐漸由六大廠商集中出版

世界上第一本科學期刊誕生於 1665 年，分別是法國的 Journal des Sçavans （智者雜誌）和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皇家學會哲學會刊）。在期刊系統出現以前，學者們大多藉由私人信件的往返、各式會議及專書中討論彼此的研究，訊息傳播的範圍與效率都受限。科學期刊的創立，幫助科學家擴大資訊接收的範圍，並得以定期交流研究成果，同行評審的原則也由此奠定。

從期刊問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雖然商業出版的期刊比例不低，傳播效率也較高，但大多數的出版業務仍由各學會負責。不過， 1990 年代中期的資料顯示，出版界的情勢出現了逆轉——商業出版的比例佔期刊總數的 40% 、學術與專業學會出版比例佔 25% 、大學與教育出版佔 16% 。在 1994-1998 年間出版的論文當中，出自 Elsevier 的比例就已高達20%。

Larivière 的研究分析了於 1973-2013 年出版的 4 千 500 萬份的科學論文，證明了在自然暨醫學科學與社會科學暨人文學等領域，發現文獻出版集中於六大出版商的現象日益顯著。這六大出版商分別為 Reed-Elsevier 、 Wiley-Blackwell 、Springer 、Taylor & Francis、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以及 Sage ，其中前四家身兼兩大領域的龍頭， Sage 僅在社會科學暨人文學中躋身前五大出版商，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亦僅在自然暨醫學科學佔有前五大之一的地位，並且是上述出版社中唯一的學術學會，其餘五家全都是商業出版商。

數位科技的應用，非但沒有使得知識的傳播更加普及與自由，反而讓大型的商業出版集團獲利更多。

在自然暨醫學科學領域， 1973 年之前，前五大只佔該領域約 20% 的論文出版比例，到了 2013 年激增到 53% ，其中 Reed-Elsevier 、  Springer 和  Wiley-Blackwell 三家就囊括了 47% 的比例，足見出版比例分配的不均。社會科學暨人文學領域， 1973 至 1990 年間，前五大商業出版商所出版的論文比例佔該領域不到 10% ，卻在2013年時飆升至 51% 。

換句話說，在這兩個領域做研究的學者在查詢資料時，大概每兩篇文獻，就會有一篇名列於這六大家出版商的資料庫之中（圖一）。

高昂的文章處理費與訂閱費，逼研究者起身抗議

呈現寡占狀態的學術出版市場，衍生出文獻集中化的現象，加上不合理的商業模式，使各大圖書館漸漸無力負擔出版商不斷提高的訂閱費用。早期，當學者想出版研究成果時，只能無償交付出版商，後續學者本身因不再擁有著作權利，以致不得自行散播著作、與同業交流，除非圖書館付出大筆費用買回期刊，納稅資助國家研究的公民也無法閱讀這些最新的知識。有感於期刊出版商以販賣他人研究成果獲取利潤的商業模式，對研究者、圖書館與納稅民眾都不公平，開放近用的新型商業模式在一連串摸索中逐漸成形（詳情可參考）。在開放近用的出版形式中，期刊出版商轉而向學者或其所屬的機構索取文章處理費，刊出後的論文將可免費釋出給所有人取用。

在混合型期刊 (Hybrid journals) 中，資料庫的取得須透過訂購，但支持文章以開放近用的方式投稿，此部分便會向作者所屬機構索取文章處理費，以「彌補」該文提供給任何人免費取用所減損的經濟收益。期刊 Lingua 的前主編 Johan Rooryck ，批評混合型期刊是「雙重收費」，不僅向作者索取高達每篇 1800 美元的文章處理費，期刊的訂購也要價不菲。即使 Lingua 所屬的 Elsevier 表示已收取文章處理費的文章是免費開放，但許多研究者仍對於期刊訂立的高昂文章處理費與訂購費感到不滿，認為自己無償勞動所產出的學術貢獻，成為出版商獲取高額利潤的來源。畢竟 Elsevier 、 Springer 和 Taylor&Francis 等幾家大型出版商的獲利率皆高達 35% ，這可是比 Facebook 獲利率 27% 還驚人的利潤。

期刊大盤商索取的高昂費用，對學術成果的流通與近用性皆造成傷害。研究者的怨念在 2015 年爆發開來，要求 Elsevier 降低文章處理費、讓作者保留其著作權等。在 Elsevier 拒絕後， Lingua 的六位編輯與 31 位編輯委員集體辭職以示抗議。這群編輯另創一個新的開放近用期刊── Glossa ，只向作者收 400 美元的文章處理費，並取消對無資金之投稿者的收費。

認知科學的社群則在 2016 年接續了這場對 Elsevier 的抗議運動。一群研究者向 Elsevier 請願，要求降低 Elsevier 在該領域的權威期刊── Cognition 的文章處理費。由 David Barner 發起的聯署請願，在一週內就集結了超過 1200 位附議，其中包括至少十位 Cognition 的編輯委員會成員。截至目前為止，該網站共收集了 1661 位科學家的連署。

期刊訂閱費用節節高升，大學圖書館紛紛抵制

在期刊與出版商彼此合併或兼併之後，學術出版市場被少數幾家廠商寡占的情形，使圖書館更無議價的空間。根據美國研究圖書館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之統計，自 1986 年至 2012 年以來，期刊價格已上漲 456% ，約為同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上漲幅度的四倍，期刊價格居高不下，穩坐圖書館開支最高的寶座多年。

面對不斷上漲的資料庫訂閱費用，各國學術機構的採購經費日漸捉襟見肘。

2012 年，英國劍橋大學數學家 Timothy Gowers 在其部落格發表一篇「知識的代價」(The Cost of Knowledge) 的文章，呼籲學界共同抵制 Elsevier 剝削研究者與社會的商業模式，加入拒絕向 Elsevier 擁有之期刊投稿、協助審閱或編輯的行列，目前已累計有 16,484 人響應。以 Gowers 的文章為序幕，一場向 Elsevier 抗議的「學術之春」 (Academic Spring) 開始在世界各地的學術機構蔓延而起。加州、哈佛等名校先後譴責 Elsevier 資料庫售價高額的漲幅，停止訂閱。

儘管 Gowers 的登高一呼獲得熱烈迴響，但這場杯葛似乎缺乏後續的威力與參與動能。

根據 Tom Heyman 等人於 2016 年追蹤化學、心理領域約 500 名參與聯署的科學家後續動向的研究指出，有 23% 簽名的科學家仍在 Elsevier 發表論文（圖二）。對科學家來說，要遵守「不發表」的承諾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不小，面對學術工作環境崇尚的高影響力指標，科學家常有投稿主流且高影響力期刊的壓力與誘惑。

荷蘭是 Elsevier 的發源與總部所在地，當地的學術圈同樣對沉重的訂購費用感到不滿。 2015 年，荷蘭教科文部次長 Sander Dekker 出面與 Elsevier 談判，加上 14 所公立研究型大學聯合發動杯葛計畫，威脅集體辭去於 Elsevier 編輯等職務，甚至投稿。這場由政府帶頭、學界團結對抗壟斷的學術出版集團的運動，在 Elsevier 的妥協下落幕。雖然荷蘭學界提出的條件被打了些折扣，但仍成功爭取到更好的開放近用條件。

為了抗議 Elsevier 不透明的商業模式，德國 DEAL Project 計畫共有多達60所大學及研究機構共同抵制 Elsevier ，全面停訂 Elsevier 期刊的決定將自 2017 年 1 月起生效。

臺灣各大學對出版商的反擊

臺灣也在這波抵制 Elsevier 的浪潮中挺身而出。臺灣全國每年花費於購置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電子期刊的費用不斷攀升， 2016 年的費用較 2008 年增加了 53% ，達到 2700 萬美元，占目前大專校院的年度電子資源採購經費近 1/3 。經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 小組與 Elsevier 討論後，因 Elsevier 堅持其計價模式及內容， CONCERT 小組決定延緩續訂，並呼籲各圖書館考量全體會員的利益，集體停訂以促使 Elsevier 與臺灣簽訂合理的合約。

各校圖書館長年承受不斷調漲的資料庫訂閱費用壓力，即使是資源豐厚的臺灣大學也難以承受。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的驚人訂價，排擠圖書館引進其他期刊資源的經費。臺灣大學於首先發出明年起停止訂閱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期刊的公告，緊接著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實踐大學等學校先後發表停止訂閱的聲明（圖三）。

推動、取得開放近用論文的其他管道

對抗大型期刊出版商壟斷之運動前途未卜，學者與研究機構是否能夠團結面對是關鍵所在。

除了抵制訂閱、投稿、編輯大型商業期刊之外，還有其他可行的實際行動可推動學術出版環境的開放。

Ginsparg 架設的 arXiv ，提供科學家上傳自己論文發表前的預印本的平台，開放所有人瀏覽與下載，讓最新的研究成果能迅速且更大範圍的交流。 Alexandra Elbakyan 創立的 Sci-Hub 提供用戶免費下載論文的服務，遇到付費論文時，該網站會自動登錄志願者提供的已訂閱帳號進行下載，並自動備份論文，方便下個用戶的使用。

當知識成為可以估價的商品，研究成果的流通範圍及可近性勢必會受限。長久以來，期刊出版商以學者產出的論文為獲利基礎來源，在收取高昂文章處理費、訂購費的狀況下，年年賺得豐厚利潤的商業模式，一直引起研究者與學術機構的怨懟。儘管開放近用的概念在學術界已漸次推廣開來，大型商業集團壟斷學術出版市場的情形，讓許多研究及教育機構在面對年年抬升的期刊資料庫價格面前，幾無議價能力。當知識成為一項價格難以負擔的商品、資訊的流通被付費高牆阻隔，難以取得參考資料的研究將停滯，對整體社會也將會是弊大於利的悲劇。

本文轉載自 台灣創用CC計畫 ，原文為〈失衡的期刊出版市場：學界力抗出版巨商的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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