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越莓能對抗泌尿道感染

陳建仁是公衛專家，意外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2020 年卸任後又回到學術界，不過在此之前已經有多次當官的紀錄。身為應用科學的學者，又有擔任政府高官的經驗，切換於研究和公僕之間，讓他思索學到的事。

第一課：用受過的科學訓練，尋找影響系統的變量。

學者和官員，要考慮的層面很不一樣。研究者主要在意疾病有多嚴重，如何治療患者。部長則關心在什麼時候，如何投入資源治療，必需顧及公平、可能選項、可行性、財政預算。

陳建仁以台灣的肝炎舉例。住在偏遠地區的人，很難常常前往醫學中心，所以要設置基層小單位。針對特定疾病編列獨立的固定預算，並不明智；治療上，反病毒療程很貴，但是肝臟移植和癌症治療更是如此。另外也調整政府的決策結構，如建立長期的國際合作，來針對棘手的關鍵議題。

第二課：科學從來不足以帶來昌盛的社會，這需要的是信任、堅強的機構、社會凝聚力。

不能團結一致，便無法實施邊境管制、隔離、追蹤等有效的防疫手段。政府必需提供支持，例如補助低收入的人打疫苗、經濟支援餐廳、計程車司機等有需要的人。

• 延伸閱讀：集權卻不威權獨裁—台灣「辛辛納圖斯式」防疫

第三課：傳染病和汙染，影響可以持續幾十年，長期投資能獲得回報，不過當下行動必需迅速。

2003 年 SARS 入侵，台灣剛開始沒有做好準備，損失慘重。此時於主要醫學中心訓練一批人，再分別前往各地培訓基層，各自建立組織，2 週後便讓全台灣都採用同樣的標準。以同一套標準追蹤傳染源、尋找誰到過熱點很重要。由此建立的基礎，對台灣隨後出現的流行病也頗有貢獻。

每次當官結束回到學術，陳建仁的政府經驗都使他更關注疾病的早期階段：更多的預防、更快的檢驗、更少的治療時間。通常這意味著，快速而實用的診斷，以及疫苗。

要達到目標，需要考慮公衛計畫中的經濟和政治因素。若希望讓患者有效接受治療，必需注意執行治療的地點，患者需要支付的費用，以及令患者感到不方便和不舒服的原因。

1990 年代陳建仁還是台大的年輕教授，在對抗砷汙染時，首度學到這些教訓。當時他發現飲用水中有愈多砷，癌症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便會愈高。

陳建仁和環境健康專家、土木工程師、地理學家、經濟學家、律師等不同專家合作，根據資訊設定管制標準，降低飲用水中許可的砷含量。他原本想的很直接，許可含量當然是愈低愈好。接著他意識到，更貴的水費，也會對健康造成影響。

這次經驗令陳建仁見識到，科學和技術在促進人類福祉上的侷限，以及跨領域合作與共同創造的必要。他感覺幸運，有這麼多機會將經驗應用於服務同胞。

我們也感覺幸運。

• 本文轉載自 新公民議會《建仁經驗談：做研究與做官，看問題的視角不同》

延伸閱讀

• 陳建仁和6國專家的COVID-19經驗與展望
• 台灣如何面對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陳建仁談台灣的防疫經驗
• 從科學人到副總統 陳建仁怎麼看生技、教改、健保問題—《科學月刊》
• 台灣人陳建仁、朱敬一，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 江山代有 B 肝出，各領風騷數千年—— B 型肝炎病毒的萬年演化史
• B型肝炎疫苗的誕生，和臺灣的B肝「清零」計畫——臺灣大學醫學院倪衍玄院長專訪
• B 肝疫苗及台灣的肝炎聖戰——疫苗科學的里程碑（三）

參考資料

• Taiwan’s pandemic vice-president — from lab bench to public office and back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 本文接續上一篇：倫理難道不重要？基因編輯的爭議性在哪？——《上帝的手術刀》（中）

與其說倫理，不如說嚴格的專業監管

說到這裡，僅是對「不傷害其他人類個體」這條看似毫無爭議的倫理「紅線」略作討論，我們就能立刻看到社會慣常的倫理觀在面對新鮮事物，特別是科學發展時的無力。正因為這樣，我想，我們應該先承認倫理觀本身的多元化和動態性，以期從中達成科學進步與倫理觀念的協調，而不是試圖在科學領域中畫出一條不許越雷池一步的絕對「紅線」來約束科學發展。

如果說利用倫理問題約束基因編輯技術很可能徒勞無功，甚至會導致開歷史倒車的話，那麼我們是否就應該允許和放任類似的技術迅速進入臨床實踐，為人類有目的地改造自身遺傳因子、修改和創造自己偉大時代的到來歡呼呢？也不是。與其說倫理，不如說監管。我的看法是：

涉及人類應用的技術時，必須在嚴格的專業監控和法律約束下進行。這是在以下兩個邏輯下得到的結論。

基因編輯的技術與社會風險

第一個邏輯是上述討論過的技術風險問題。和人類掌握的大多數技術一樣，基因編輯技術，包括 CRISPR／cas9 技術，仍存在大量的未知問題和技術風險。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基因編輯的脫靶問題：

在有目的地編輯某個基因的同時，可能會在基因體其他無關位置引入非特異性遺傳改變。

與藥物的「副作用」概念類似，基因編輯技術的脫靶問題帶來潛在的臨床風險。因此，就像所有用於人類臨床實踐的藥物、醫療器械和手術操作一樣，改變人類胚胎的基因也必須接受嚴格的專業監管，在確保安全性和有效性可控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大規模臨床實驗。

而考慮到人類胚胎操作的特殊性，監控機制還必須深入人類生殖細胞的獲取、培養、體外受精和子宮植入等各個環節，確保不會有非法獲取生物材料和隨意開始培育人類胚胎的可能。對於任何一種相關研究，我們都必須追問，科學家有沒有透過合法途徑取得人類胚胎？提供者是否知情同意把這些人類胚胎用於研究？科學家如何確保這些人類胚胎在實驗結束後被徹底銷毀，而不是又被放回母親的子宮？在學校和政府監管層面，人類胚胎的遺傳操作是否取得了相關許可，是否遵循對人類胚胎的操作指南和倫理要求？

只有所有相關的研究程式都得到嚴格的專業監管，我們才能做到盡可能規避技術風險，確保該技術不會在尚未成熟階段就進入臨床實驗。但是，僅僅進行倫理層面的疑問並不能幫助我們改善技術和管控技術風險。

第二個邏輯則是不少人曾指出的社會風險。儘管基因編輯技術仍存在巨大的技術障礙，奢談其大規模的臨床應用為時尚早，但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技術的確有被濫用的可能。最嚴重的潛在社會風險包括，基因編輯可能造就永久性的階級分化，基因編輯可能被希特勒這樣野心勃勃的人用來大範圍改造人類。

技術應用為時尚早，但我們絕不應該忽略這一潛在風險。

然而，有風險並不是禁止基因編輯技術的理由。事實上，單純禁止科學家合法研究某一項技術，往往會把相關技術研究推向暗處，造成更加難以監管的局面。在如何對待基因編輯技術的問題上，人類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應該說是一個不完美但可資借鑒的範本。限制關鍵技術細節外流，追蹤和控制關鍵實驗設備和原料流向，加強相關技術人員訓練，規範相關研究和應用機構的工作準則，應該能夠幫助我們大大降低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風險。

科學改變世界，用開放的心態和嚴謹的監控來面對未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句詩也許能代表科學進步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

也許自科學誕生的那一天起，人們對科學被誤用和濫用的恐懼就如影隨形。這種擔心並不全然是無本之木：一方面，科學進步確實馬不停蹄地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習慣、社會結構乃至人類本身，對科學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的恐懼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已有太多的歷史教訓告誡我們，尖端科學與技術成就一旦落入「壞人」之手將會造成多麼大的破壞。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人類對自身和對世界的認識與改造也許會停滯，但似乎從未被逆轉。在 21 世紀開頭的十幾年，我們已經見證了以鋅指核酸酶、「神話」核酸酶以及以 CRISPR／cas9 技術為代表的基因編輯技術發展，迅速降低了人類改造自身遺傳因子的門檻，為人類治療疾病、預防疾病乃至改善自身性狀開啟了一扇大門。

不管是恐懼也罷、抵觸也罷、歡迎也罷、漫不經心也罷，我們這個物種在進化數十億年之後，確實已經站在大規模改造其他生物乃至創造自身的門檻上。在這個很可能被載入史冊的關口，與其試圖用道德觀念和倫理批判延緩腳步，還不如用更開放的心態擁抱它，用最嚴格的監管管控它，讓新技術在進化成熟之後，讓人類更能認識和改善自己。

本文摘自《上帝的手術刀》，2019 年 1 月，大寫出版。

家裡長輩老是忘東忘西，戴著眼鏡找眼鏡、抹布放到冰箱去，你好心帶他去看醫生還被嫌棄。醫生叮囑要多補充維他命、多吃魚、多動腦、多下棋，儘管如此還是讓人擔心的要命，因為一天一天過去長輩的記憶力似乎沒有回復。

這樣的情況將會越來越普遍。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統計出 2016 世界前十大死因當中，阿茲海默症等失智症排名第五，在當年造成了兩百萬人喪生 [1]。而現在這個時間點，世界上共有五千萬人在阿茲海默症的病程之中。這個數據只會持續惡化，到了 2030 年全球將有七千萬人、2050 年將超過一億三千五百萬人受影響。而屆時阿茲海默症等失智症將會一路躍升成為十大死因的第二名，僅次於心血管疾病。而超過 85 歲的年長者如果僥倖躲過失智症的魔掌，身旁每二到三個人就會有一人失智 [2]。

預防勝於治療，所以我說那個醬汁疫苗呢？

阿茲海默症患者，通常需要他人提供長期的協助及照顧，然而我們是不是能拿回主控權，就如同感冒一樣吃藥了事呢？人類研究出天花疫苗讓天花病毒在地球上消失，那我們是否能夠發明阿茲海默疫苗或阿茲海默藥丸，讓所有人在使用之後永久性地免於記憶剝奪之苦呢？

預防阿茲海默症確實是近年來研究失智症的主要方向之一。2017 年，科學家 Eric McDade 和 Randall J. Bateman 在 Nature 發表一篇評論文章，藉由他汀類藥物（statins）為例，希望科學家能協力找出預防阿茲海默症的方法。他汀類藥物（statins）主要用於降膽固醇，最常見的他汀類藥物便是立普妥（Lipitor），這甚至是史上銷售最好的處方用藥。

有些患者有遺傳性的高血脂和高膽固醇，他們通常在青少年到成年的階段就會發展出心血管疾病，這些患者的平均壽命只有 30 歲。在 2015 年，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研究員 Albert Wiegman 發現給予患者他汀類藥物可以有效延長壽命達 15 至 30 年 [3]！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科學家再次戰勝疾病。Eric McDade 和 Randall J. Bateman 發出宏願，希望科學家們能找到一種藥物以預防阿茲海默症，就如同他汀類藥物成功的預防了早發性的心血管疾病一樣。

要治療就要先了解，阿茲海默症的進程

阿茲海默症的成因眾說紛紜，但疾病的進程大約可以由上圖來呈現。橫軸是通往失智症的幾個階段，縱軸則是出現異常的不同指標。可以看到最一開始（紅線）是由類蛋白 Amyloid-beta 堆積在突觸之間，接著會引發濤蛋白（Tau Protein）的纏結（綠線）、腦部結構異常（藍線）、認知失調（紫線），最後步入重度失智的階段。

打比方來說，阿茲海默症的進程就像是放入口袋的耳機線，不斷的纏繞糾結，最後變成一團亂，根本解不開；而最直觀的解決方法就是「預防」耳機線被放到口袋那樣可怕的環境。如果我們可以在類蛋白開始堆積（也就是上圖中紅色的線）之前就介入治療，想必會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然而這並非容易的事情，要如何在患者完全沒有症狀的時候就診斷出有病症呢？這就好比還沒感冒就去看醫生，希望醫生能從你身上的蛛絲馬跡判斷你將來會不會生病一般。幸好透過日新月異的影像技術，科學家們可以在越來越早期的進程開始治療，甚至可以利用基因篩檢找出極有可能得到遺傳性阿茲海默症的患者，在他們沒有任何症狀的時候便開始治療。

類蛋白出來面對啊

大部分的科學家都同意類蛋白 Amyloid-beta 是非常好的觀察目標，將類蛋白清除似乎是預防阿茲海默症的好方法，因為有大量類蛋白堆積的患者幾乎都會發展出阿茲海默症，而且在上圖中的紅線可以看出類蛋白的堆積發生於所有事件的前端：就像是第一張骨牌一樣，只要防止它發生，後面的骨牌就會安然無恙。

然而在 2014 年，英國的科學家 Eric Karran 發表一篇文章質疑類蛋白假說，認為過去五年內針對類蛋白為治療目標的六個第三期臨床實驗都宣告失敗，Eric Karran 推測是因為由類蛋白堆積作為起點的假說不正確 [4]，才會導致這麼多的臨床實驗都失敗。而另一部分的科學家卻樂觀地認為那是因為不夠早開始治療，他們認為會無效是因為第一張骨牌已經倒塌了，後面已經開始連鎖反應：濤蛋白開始無限纏結、腦部結構也逐漸異常。這時候即使設法清除類蛋白也無用武之地。換言之，如果能在一開始就不讓類蛋白在腦中堆積，也許便可以預防阿茲海默症，讓人們免於失去記憶之苦。

任何研究都需要時間以及經費，在 2015 年，全球投入了超過 25 兆元台幣在研究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的進程往往長達數年，科學家們希望能用歲月換來對阿茲海默症病情的掌控、以及人們對記憶的主控權。我們也不必對此感到失望或焦急，也許將來真能開發出阿茲海默症的預防針或是口服疫苗也說不定。或許以後在掃完核磁共振之後，醫生便會跟你說：「嘿！你是阿茲海默症的高風險群，不過只要按時服藥就沒問題了！」

參考資料

1.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2016: Disease burden by Cause, Age, Sex, by Country and by Region, 2000-2016.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2. McDade, E., & Bateman, R. J. (2017). Stop Alzheimer’s before it starts. Nature News, 547(7662), 153.
3. Wiegman, A., Gidding, S. S., Watts, G. F., Chapman, M. J., Ginsberg, H. N., Cuchel, M., … & Bruckert, E. (2015).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aem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gaining decades of life by optimizing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European heart journal, 36(36), 2425-2437.
4. Karran, E., & Hardy, J. (2014). A critique of the drug discovery and phase 3 clinical programs targeting the amyloid hypothesis for Alzheimer disease. Annals of neurology, 76(2), 185-205.

（責任編輯/蔣維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