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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阿拉果,一輩子愛著科學與共和的法國元首--《物理雙月刊》

物理雙月刊_96
・2017/09/24 ・6199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SR值 533 ・七年級

  • 文/高崇文,中原大學物理系教授
弗朗索瓦.阿拉果(François Arago)。圖/Wikimedia

弗朗索瓦.阿拉果(François Arago)於1786 年2月26日出生在 Estagel --一個位於法國東庇里牛斯(Pyrénées-Orientales)省沛皮尼昂市(Perpignan)附近、只有 3000 位居民的小村莊。他的父親在那裡擔任造幣司庫的職務。東庇里牛斯省位於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東鄰地中海,南接加泰羅尼亞,歷史上曾為加泰羅尼亞一部分。1659 年,庇里牛斯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簽訂後才成為法國領土。

阿拉果家向來主張自由主義,支持共和政體。弗朗索瓦.阿拉果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忠實的共和主義者,也是無神論者。

想當個好炮兵,那就來學數學吧!

佛朗索瓦在四兄弟中居長。二弟讓(Jean, 1788-1836)移民到北美,成為墨西哥軍隊的一名將軍;三弟雅克(Jacques Étienne Victor, 1799-1855)在1817年至1821年參加了探險家路易.德.弗雷西內(Luis de Freycinet)烏蘭妮號(Uranie)到澳大利亞的探險航程,返回法國後以新聞記者和劇作家的身分活躍;四弟艾蒂安(Étienne Vincent, 1802-1892)從1822年至1847年,與人合作寫了大量輕鬆的戲劇,據說《Birague 的女繼承人》這齣戲就是他與巴爾札克合寫的。四兄弟的人生都很精彩,也是一段佳話。

阿拉果自小立志投身軍旅,尤其嚮往擔任砲兵,他被送去沛皮尼昂市立學院,在那裡學習數學,準備投考巴黎高等理工學院。兩年半中他不只掌握了所有要考試的科目,還學到許多課外知識,當他到土魯斯(Toulouse)考試時,不經意展現出自己對拉格蘭日的著作孰悉的程度,讓考官路易.蒙日(Luis Monge,著名數學家加斯帕爾.蒙日(Gaspard Monge)的弟弟)嘖嘖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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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年底,阿拉果如願進入巴黎高等理工學院後,卻發現那裡的教授不但不會教書,甚至連上課秩序都無法維持,這讓他頗為失望。他在巴黎結識了大他五歲的西莫恩.帕松(Siméon Poisson)。1804年由於帕松的建議,接下了在巴黎天文台擔任秘書的工作。在那裡,他認識了天體力學大師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且再次由於帕松的推薦,他與必歐(Jean-Baptiste Biot, 電磁學著名的必歐-沙伐定律的提出人之一)一起去繼續德朗布林(Jean Baptiste Joseph Delambre)開始的測量子午線弧度的任務。這項任務的目的是測量子午線,確定長度基本單位「公尺」的長度。

讓-巴蒂斯特·必歐 (Jean-Baptiste Biot),法國籍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圖/Wikipedia

戰火延燒的測量任務

為什麼決定長度基本單位需要量子午線呢?因為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勝利後,國民公會命令法國科學院組織一個委員會來標準的度量衡制度。委員會提議了一套新的十進位的度量衡制度,並建議以通過巴黎的子午線上從地球赤道到北極點的距離的千萬分之一作為標準單位。這項任務從 1792 年開始,卻在 1804 年由於梅尚(Pierre Méchain)在西班牙染上黃熱病過世而中斷。生性熱愛冒險的阿拉果當仁不讓,接下這個艱鉅的工作。

阿拉果和必歐於 1806 年離開巴黎,沿西班牙山脈行動。他們確定了福門特拉島(Formentera)的緯度,這是他們進行測量工作的最南端。

1808 年五月拿破崙任命自己的哥哥約瑟為西班牙國王,法國與西班牙爆發了戰爭,他們的測量任務成了釜中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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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歐決定返回巴黎,而阿拉果卻決定留下來,他喬裝成西班牙人繼續工作。必歐離開之後,西班牙的反法風潮也擴散到了巴利阿里群島(Balearic Islands),當地居民開始懷疑阿拉果的測量工作,特別是他在加萊佐山(Galatzo)山頂的照明設施被懷疑是為法軍入侵略作內應。阿拉果在 1808 年 6 月被抓了,關到貝利韋爾(Bellver)堡壘中。

貝利韋爾堡壘(Castillo de Bellver)。圖/Wikipedia

航向馬賽,一波三折

7月28日,他逃出堡壘、跳到一艘漁船上,在海上冒險航行,並在 8月3日抵達阿爾及利亞。從那裡他搭上一艘往馬賽的船,但 8 月 16 日當船隻就快抵達馬賽時,卻落到一群西班牙海盜的手中。阿拉果與其餘的船員被帶到Roses,並被關到一個風車磨坊中,接著又被轉到一個堡壘,該鎮後來落入法軍手中,阿拉果他們又被轉移到帕拉莫斯(Palamos)。

經過三個月的監禁,他和其他人因阿爾及利亞的迪伊介入而得到釋放(迪伊是鄂圖曼帝國阿爾及利亞省和的黎波里省代理統治者的頭銜),阿拉果一行人於 11 月 28 日再次航向馬賽。但就在馬賽港出現在視線內的當下,他們的船居然被北風吹回到北非洲海岸的布日伊(Bougie)。因為風向的關係,從此經海路回阿爾及利亞需要花三個月。

阿拉果他們冒險走陸路,幸運地在一位穆斯林宗教學者的帶領下在那一年的聖誕節回到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利亞待了六個月後,其中當地部落首領與法國人發生衝突,眼看阿拉果又要成了階下囚,幸虧法國領事伸出援手,讓他脫離虎口。他第三次在1809年6月21日,航向馬賽,這次總算順利到達,但是他還要在 Lazaretto 忍受一個單調又過時的檢疫程序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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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僅二十三歲的院士

雖然回法國的過程一波三折,阿拉果居然成功地保存了他的調查記錄;他回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他的調查記錄存放到巴黎的經度局(Bureau des Longitudes)。為了獎勵他歷經千辛萬苦地投身測量子午線的任務,阿拉果在 1809 年被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年僅二十三歲!

當時拉普拉斯為了讓自己的愛徒帕松當上院士,企圖勸退阿拉果,年輕氣盛的阿拉果當場讓拉普拉斯碰了個釘子。拉普拉斯不死心,院士選舉前針對阿拉果沒有卓越的科學成就大作文章,結果拉格蘭日(Lagrange)站起來說:

想當年拉普拉斯當上院士時也沒什麼成就,大家是看好你有這個潛力才選你的啊。

所以阿拉果順利當選。這年底,他還被母校的理事會選上接替數學家加斯帕爾.蒙日成為解析幾何部門的主任。同時,他被任命為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學家之一,巴黎天文台成為他一輩子的住所。他從1812年 到1845年在此持續主持了一系列非常受歡迎的通俗天文學講座。

沿著巴黎子午線設計的135個阿拉果紀念章之一​​,為了紀念阿拉果和他的子午線工作以及他對地球的測量。圖/WikimediaCommons

是粒子還是波?光的本質之爭

當時最熱門的話題,是關於光的本質之爭。雖然楊格(Thomas Young)在 1801 年做了干涉實驗,強烈地暗示光的波動性,但是牛頓的粒子說依然深植人心,楊格甚至還遭到匿名信的攻擊,讓他心寒而逐漸放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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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果最早的光學研究則是從 1810 年開始的,當時他也是光粒子說的信徒。由於稜鏡的折射率與光在玻璃內外的速度比有關,如果把稜鏡放在望遠鏡的目鏡之前的話,由於不同方位來的星光到達地球時,考慮到地球公轉的速度夾角不同,地表看到的光速應該不同,透過稜鏡後的折射角也該有所不同。

歷史上的光本質之爭--究竟是粒子,還是波?圖/Wikimedia Commons

奇怪的是,阿拉果沒發現任何不同。他在 12 月 10 日在科學院發表他的結果,並且嘗試以人的視覺只能看到特定速度的「光粒子」來解釋。

迷上了光學的阿拉果開始探究光的偏振現象,他在1812年發明了第一個偏振濾波器。此外他還發現石英表現出旋轉光極化方向的力量。這是因為平面偏光進入石英晶體後,分裂成為左旋與右旋兩組圓偏光沿著光軸前進。到達光軸的另一端時,這兩組圓偏光又會組合成一道「平面偏光」離開。由於左旋光與右旋光在晶體內的速度不一樣,出來的平面偏光與原先進入的平面偏光,兩者的偏振方向有差異。這就是所謂的晶體旋光特性。他還在1819年發現大彗星的尾部出現了偏振光!

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工程師菲涅耳(Augustin-Jean Fresnel)從 1814 年開始致力於光的本性的研究,他再度重現了楊格於 1801 年建立的光的雙縫干涉實驗,並用惠更斯原理對這一現象作出完美的解釋。阿拉果熱烈地支持菲涅耳的光學理論,兩人一起對光的偏振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他們認定以太的振動垂直於運動方向。1817年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歸納成三條定律,就叫菲涅耳-阿拉果定律(Fresnel–Arago Laws)。

1817年,法蘭西學術院舉行了一次關於光的本性的最佳論文競賽,菲涅耳利用光波理論成功地解釋了光的直線傳播規律,提出了光的繞射理論的解釋,並於1818年提交了論文。科學院成立了一個評委會,評委會的成員中有阿拉果,其他成員還有帕松、必歐、拉普拉斯,他們都極力反對光的波動理論。此外還有給呂薩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則是採取中立的態度。儘管不少成員不相信菲涅耳的觀念,但是最終還是被菲涅耳數學上的巨大成功及其與實驗上的一致性所折服,並授予他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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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莫恩.帕松(Siméon Poisson)。圖/Wikipedia

但帕松還是不服氣,想推翻菲涅耳的觀點,就藉助於波動理論對繞射理論進行詳細地分析。他發現:用一個圓片作為遮擋物時。光屏的中心應出現一個亮點(或者用圓孔做實驗時,應該在光屏的中心出一個暗斑),這令人難以相信,所以帕松把這個想法當作反對光波動說的鐵證。

沒想到事情發展急轉直下,經過嚴密的數學計算菲涅耳發現,只有當這個圓片的半徑很小時,這個亮點才比較明顯。反過來圓孔很小時,暗斑就變得明顯。菲涅耳和阿拉果精心設計了一個實驗,確認了這一亮斑的存在,反而證明了光波動理論的正確性。後來人們為了紀念這個極具戲劇性的事實,就把繞射光斑中央出現的亮斑(或暗斑)稱為「帕松光斑」(Poisson spot)。

帕松光斑 (Wikimedia Commons)

經度局的科學寫手

在1818年或1819年,他與必歐一起在法國、英國和蘇格蘭的海岸進行大地測量。他們測量了雷斯,蘇格蘭和設得蘭群島(Shetland)的秒鐘(seconds-pendulum)的長度。1821年,這些結果跟之前在西班牙的觀測結果一起發表。

秒鐘(seconds-pendulum)指的是擺長正好讓單擺的周期為兩秒的擺。由於擺的周期與當地重力加速度與擺長相關,測量擺長久等於測量當地的重力加速度。由於地球並非完美的球形,藉由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可以由重力加速度的值的改變來反推地球的形狀。

論文發表後,阿拉果馬上當選經度局成員,後來還每年為經度局的年鑑撰文,持續了大約二十二年,內容從天文學和氣象學以及甚至在土木工程方面的重要科學資訊,還有一些學術院先賢的傳記等。他還為眾多科學家立傳,包含巴伊(Bailly)、拉普拉斯、菲涅耳、傅立葉、瓦特等人,我在寫《魂斷吉落丁的天文學家》時,也參酌了阿拉果文采飛揚的著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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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渦電流

阿拉果作為物理學家的名聲主要來自於他發現的渦電流。將磁針撥到東西向,由於地磁的作用所以磁針會擺回南北向,但是磁針會擺過頭,所以會來回擺動。但是他在1824年發現如果將磁針下方放置不含鐵的表面(如水、玻璃、銅等)擺動的磁針在其振盪程度上會顯著下降。

接著他還發現讓銅盤在其自身的平面中旋轉,並將磁針自由地懸掛在盤上的樞軸上,則針將隨著盤旋轉。 另一方面,如果針被固定,則傾向於延遲盤的運動。他稱之為「旋轉磁性」,但現在稱為渦流。這個銅盤被稱為阿拉果圓盤(Arago’s disk),此現象被稱為阿拉果旋轉,這些發現後來是由法拉第的電磁感應來解釋。他在1825年因此得到英國皇家學會的科普利獎章(Copley Medal)。

1855 年 9 月傅科(Léon Foucault)發現:假如一個銅盤位於一個磁鐵的兩極之間的話,要驅動銅盤旋轉所需要的力必須加大,同時銅盤會由於金屬內引導出來的渦電流而被加熱。這個發現與阿拉果的發現其實是同一回事,但是許多資料把功勞只算到傅科頭上,在此說明一下。

將科學帶給社會大眾

1830 年阿拉果他被選為科學院永久秘書,接替傅立葉。阿拉果憑著他的活力以及外交手腕,積極投入這個職務。為他贏得了國際性聲望。作為永久秘書,他有義務對已故成員發表歷史悼詞;這件工作難不倒阿拉果,他文思快捷、學問廣博,讓他寫出不少膾炙人口的精彩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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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革命爆發後他投身政壇,先是在九月當選 general councilor of the Seine,隔年七月當選為東庇里牛斯省的國會代表,運用他便捷的辯才以及廣博的科學知識,阿拉果致力改善公眾教育,獎勵發明並鼓勵機械實用科學。許多最值得信賴的國家企業,從這個時期開始,是由於有阿拉果的倡導--例如獎勵達蓋爾(Louis-Jacques Daguerre)發明攝影、播款出版費馬(Fermat)和拉普拉斯(Laplace)作品、收購巴黎中世紀國家公園博物館(Cluny Museum)、發展鐵路和電報等。他對法國的產業遠遠落後英國感到憂心忡忡,他特別推崇改善蒸汽機的瓦特,還為瓦特立傳。當時許多法國人對產業革命非常反感,擔心自己的飯碗會被機器搶去,但阿拉果獨排眾議大力提倡發展產業,算是眼光遠大呀。

阿拉果作為眾議院議員,還獲得了部分補助資金,所以他替巴黎天文臺增加了宏偉的儀器。他在1834年被任命為巴黎天文臺的觀測主任。此外他提出了直接測量空氣中、水中、玻璃中的光速的實驗。依照光的粒子說,光的速度應該隨介質中密度的增加來增加;但要是依照波動理論,光的速度則是應該通過介質中密度的增加而減少。

1838 年,他向法蘭西科學院報告了他的構想,這個儀器由光源、反光鏡、旋轉的遮版和一個固定在 35 公里外的反光鏡組成。當光源發出的光線由轉動的遮板空隙射至遠方的反射鏡被反射回來時,只有在適當的轉速下才能再穿過遮板被偵測到。這個構想是來自 1835 年由惠斯登(Charles Wheatstone)採用的中繼鏡來測量放電速度。然而,由於這個實驗費時費工,再加上 1848 年爆發革命使得實驗中斷--而到了1850年春天、正是萬事俱備之時,阿拉果的視力卻突然惡化,使得他無法從事實驗。

但是,後來菲左(H.L.Fizeau)和傅科在 1850 年分別證明了光在密度較高的介質真的比較慢,這讓阿拉果開心極了。阿拉果也在發現海王星的過程中也扮演吃重的角色,限於篇幅就請看官回頭去看看作者之前的舊文《英法千年恩仇錄之海王爭霸戰》了。

不向拿破崙屈服的政治改革者

1848年二月革命爆發,路易·菲利普國王被推翻後,他加入臨時政府,而且史無前例地被賦予了兩個重要的職位,即海洋和殖民地部和戰爭部;他大刀闊斧地改革,不僅改善了海軍口糧、廢除了鞭刑,還廢除過去的各種政治性的宣誓效忠,打擊一系列不合理的特權,成功地在法國殖民地廢除奴隸制。 5月10日,阿拉果當選為執行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是法蘭西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他被任命為行政權力委員會主席(1848年5月11日),並以國家元首身份任職直到六月二十四日,委員會向國家制憲大會集體辭職為止。

1852 年 5 月初,路易·拿破崙政府要求所有公職人員宣誓效忠時,阿拉果強烈拒絕,並辭去了經度局以及天文台的職務。路易·拿破崙沒有受理他的辭呈。當路易拿破崙發動政變稱帝後,雖然患有糖尿病還有眼疾,還加上水腫帶來的後遺症,阿拉果依然不願宣誓向皇帝效忠,毅然辭去了天文學家的職務表達他的抗議。拿破崙三世倒是沒跟他為難,只是說就讓老人家自由地做他喜歡的事情吧。

在 1853 年的夏天,阿拉果的醫生勸他回老家呼吸那邊的新鮮空氣,可以改善他的病情。他也從善如流打算出發到庇里牛斯東部,但是他當時已經病入膏肓,來不及出發就在巴黎過世了,享壽 67 歲。阿拉果身後留下大量的著作,陸續出版共計 17 卷。

出身於波旁王朝,終於法蘭西第二帝國,阿拉果見證了法國最動盪的一段時期,他一生熱愛共和與科學,稱得上千古風流人物吧。

參考資料

  1. 中文 英文 法文 維基相關條目
  2. MacTut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rchive
  3. François Arago: A 19th Century French Humanist and Pioneer in Astrophysics. Authors: Lequeux, James
  4. Biographies of 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Men By François Arago

延伸閱讀:

本文摘自《物理雙月刊》39 卷 8 月號 ,更多文章請見物理雙月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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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雙月刊_96
54 篇文章 ・ 16 位粉絲
《物理雙月刊》為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旗下之免費物理科普電子雜誌。透過國內物理各領域專家、學者的筆,為我們的讀者帶來許多有趣、重要以及貼近生活的物理知識,並帶領讀者一探這些物理知識的來龍去脈。透過文字、圖片、影片的呈現帶領讀者走進物理的世界,探尋物理之美。《物理雙月刊》努力的首要目標為吸引台灣群眾的閱讀興趣,進而邁向國際化,成為華人世界中重要的物理科普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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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即停薪:如何證明你的時間值多少?車禍背後的認知 x 情緒 x 金錢 x 法律大混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1/09 ・3351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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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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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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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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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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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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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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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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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的所有問題,都是跨領域問題-朱士維專訪
顯微觀點_96
・2025/09/20 ・5074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主持台大生醫光學實驗室的朱士維,在 2023 年初兼任台大學務長。他一面落實以學生為核心的大學價值,一面持續鑽研光學與生物組織、奈米結構的互動。

近年朱士維參與的研究包含觀察「活的小鼠大腦」如何自我調節、以光激發出奈米材料的新物理性質等。這些研究登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先進科學》(Advanced Science)等重要期刊,以尖端光學技術為腦科學、奈米材料探照未知之處。

對於生醫領域的精密光學應用,朱士維說明,光學顯微技術介於醫學造影和電子顯微鏡之間:醫學造影提供即時成像,但解析度不夠精密。電子顯微鏡可以達到奈米解析度,卻無法保持樣本活性。而持續發展的光學顯微術則開始達成快速的高解析度活體影像,讓科學家看到真實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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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顯微影像的追求不出四大方向:對比、解析度、穿透深度、速度。

– 朱士維

雙光子顯微術搭配人工智慧 追上神經生理

2024 年,朱士維領銜的台大、清大聯合團隊研發高速體積成像系統 TAG-SPARK (TAG-lens-based SPAtial redundancy-driven noise Reduction Kernel),以可調式聲學梯度變焦透鏡(Tunable Acoustic Gradient, TAG lens)結合自我監督式深度學習演算法,顯微影像成果比單用雙光子顯微術清晰 10 倍,掃描速度快上近 1000 倍。

TAG-SPARK 的聲學梯度變焦透鏡,以聲波控制特殊透鏡內的液體振動、改變折射率,使雙光子顯微光路可以在 1 秒內完成多個深度的對焦,快速建立 3D 影像。在高速體積成像的支援下,研究團隊設計的演算法利用每層平面影像間豐沛的空間冗餘(spatial redundancy)資訊進行去噪(noise reduction),讓影像訊噪比改善7倍以上。

TAG-SPARK 以不同速度對活體小鼠的腦部進行鈣離子掃描成像,可以看見在不同深度的樹突、細胞體構造以及運作時的電位變化。來源/TAG-SPARK: Empowering High-Speed Volumetric Imaging With Deep Learning and Spatial Redundancy

高速度和高品質的立體顯微影像,讓科學家以接近神經運作的速率,觀察活體小鼠的小腦動態。研究團隊以小腦中的柏金氏細胞(Purkinje cells)作為觀察目標,它們是小腦皮層唯一的輸出神經元,掌控小腦的訊號傳輸與身體日常運作。柏金氏神經細胞的樹突緻密分布於小腦皮質最外側的分子層(molecular layer),細胞體則聚集在更深處的分子層與顆粒細胞層(granule cell layer)之間,獨立形成柏金氏層。

傳統顯微方法不易穿透其深度觀察細胞體動態,若使用共軛焦顯微術,強力激發光卻容易傷害腦細胞。但雙光子顯微術在觀察活體組織時,則可以提供較深的焦平面和較低的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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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TAG-SPARK, 研究團隊不僅詳細記錄柏金氏細胞動態,更發現相同的樹突訊號能導致柏金氏細胞體產生不同反應,呈現前所未見的有趣訊號模式。朱士維相信「意識是資訊的集合」,高速立體光學成像系統能讓我們看見腦中資訊的聚散,更進一步接近「何謂意識」這個世紀之謎。

柏金氏細胞卵狀的細胞體位於小腦皮層較深處,緻密的樹突則延伸至表面的分子層,因此要觀察其運作時的全貌,需要能夠快速地變換焦點深度。來源/Wikimedia

朱士維也參與由台大生科系教授陳示國領導的跨校團隊,以雙光子顯微術結合梯度折射(Gradient-Index, GRIN, 物鏡內有不同折射率的微型透鏡平行排列)內視鏡,觀察小鼠的晝夜節律神經系統的真實運作狀況。

這支結合生命科學、物理以及工程科學的研究團隊測試大腦底部「視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SCN)神經細胞對光線變化的反應。在團隊中,朱士維負責提供精密顯微影像,研究活體腦神經元生理不可或缺的觀察工具。

團隊利用朱士維研發的雙光子-GRIN顯微內視鏡(雙光子顯微術搭配GRIN內視鏡),從樹突叢集的鼠腦表層看進神經細胞體聚集處。他們發現,即使樹突受到相同光訊號刺激,節律神經細胞體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並由複數神經元整合資訊,再行輸出訊號給下游神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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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認為,在多種神經元的交織協力下,晝夜節律的神經生理呈現高度動態變化。神經細胞活動與光照的關係並非傳統想像的線性模式,而是雙穩態(bi-stability, 系統中有 2 個調節開關)的靈活調控,而單一類型神經細胞對光照的反應難以預測,生理時鐘內還有許多奧秘等待探索。

與跨領域學者合作,並非一帆風順。朱士維坦言,跨足生物學領域,他還有很多知識要補充、溝通門檻要跨越。

他笑稱,「光是合作對象經常討論的果蠅蕈狀體,我聽了 3 年才認為自己真的懂了。」對他來說,跨領域合作最重要的收穫之一,就是尊重不同領域之間的知識含量。其次,則是溝通的技術。

我維持了幾年的一知半解才了解合作對象的語言,那我務必要讓自己說出來的話非常容易理解。

– 朱士維

除了生醫應用,朱士維也在物理工程領域探索新的光學現象。他與中國、日本學者合作研究奈米材料上的非線性光學,發現與米氏散射原理相關的移位共振,能夠激發矽奈米結構的多極模態(multipolar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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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共軛焦反射顯微鏡光路達成的多極模態,讓奈米材料展現幾項嶄新的光學效應,如更低的光學非線性閾值、光開關的訊號反轉(sign flip)、空間解析度提升等。不僅開啟了操控米氏共振的新方法,也擴張了超過百年的經典光散射理論。

以共軛焦顯微鏡觀察高強度雷射照射下的矽奈米立方體的非線性散射,上圖中矽立方體寬度為180奈米(中央圖)時,可以得到最強的移位共振效果。圖/Multipole engineering by displacement resonance: a new degree of freedom of Mie resonance.

這些精采研究涵蓋跨領域、跨國界的合作,並非巧合,而是出於朱士維的世界觀。他深信,「真實世界的所有問題,都是跨領域問題。」在大學教室裡,他也以此觀念為學生設定學習方向。

討論與實作優先的大學教育

在大一、大二的基礎課程中,朱士維就會要求學生提出研究計畫、動手進行研發。他強調,讓學生從具體而明確的問題出發,親手進行研究。在研究中遇到挑戰、企圖解決時,學生自然會尋找需要的知識。

朱士維回想,「修課學生果然從很務實的角度發想,有人的提案是『保證起床的鬧鐘』,結合物理知識和現實可行的元件,做出不會被輕易關掉的鬧鐘,讓他可以準時上課。他在學期末真的做出了這個鬧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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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維認為,在豐富的現代資訊環境中,幾乎所有理論知識都可以線上學習,在教室上實體課程的必要性遠不如以往。至於實體課程最珍貴的部份是讓人當面討論、激盪想法,讓積極學習的學生們能夠聚集、交流,而非要求學生安靜聽課、被動吸收。

朱士維相信,大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訓練學生主動採取行動的習慣,並讓他們知道必須主動追求,才能完成自己心中的期待。因此親自規畫、動手(腳)實踐,是他所有課程的必備基礎。

除了物理系,朱士維也在臺大創新設計學院(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簡稱 D-School)開設課程,引導學生以「設計師」、「使用者」觀點建構自己的大學生活與生涯規劃。

朱士維特別說明,D-School 設有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讓學生能夠跳脫舊有領域框架自訂學習主題。讓學生能實現自己對知識的構想,或許比舊有科系分野更能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他強調,「學生原創的課程組合,是可以得到學士學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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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社團,副修電機

談及學習經驗,朱士維說,「我常常說自己大學主修『嚕啦啦社』,副修電機系。大學4年中至少有1年在山上過,成績排名也因此往往是後半段。」但他認為,自己重要的「能力」如溝通協調、事前規劃、親手解決問題的信念,都是在社團經歷中學到的。

朱士維回想,他在高中時參與了救國團服務隊舉辦的山區營隊,活動內容相當刻苦簡樸,但他十分羨慕服務隊成員們能住在優美山林間,心想「等我上大學,一定要成為其中一員。」

進入台大嚕啦啦社並擔任服務隊員後,朱士維不僅培養了在山野間帶隊行進的嚮導經驗,也經常為了團康活動面對群眾。他說,「服務員經常得一手掌握團隊氣氛,活動才會成功。」他回想,當年為了達到這樣的能力,投入許多時間認真練習,經過跌跌撞撞的多次嚐試,才塑造出自己的風格。

後來得到「優良導師」與多次「教學優良教師」獎項的朱士維分析,這種能力其實就是「溝通」。但是他當時並非盤算著,「有天我會成為教師,能把這種技巧發揮在教室裡。」而是對當下的任務很投入,進行一件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在過程中內化了這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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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計畫書,我也是在社團學到怎麼寫的,因為當時想申請更多經費來辦活動。朱士維

朱士維說自己「主修社團,副修電機」,但並非認為學業與成績不重要,而是希望學生投入當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論是學術、社團或是其他事物,只要真心投入都會有所回報。攝影/楊雅棠

因為自身經歷,朱士維相信,讓學生能投入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才能培養長期的能力與素養。為了帶給學生自由探索的時間與空間,朱士維也強力支持 D-School 中的「探索學習」計畫。

選擇「探索學習」的學生,不再受到學期學分下限要求,可以自行前往校園外進行探索,建構自己的志向與經驗。選擇此計畫的學生,有人加入 NGO、有人進入動物園與馬場實習,還有人搭乘無動力帆船橫跨大洋,獲得課堂中無法給予的重要體驗。

朱士維認為,親身體驗,遠比聽講的學習效果更好。而離開校園探索世界的深刻體驗,未必會讓人遠離學術。

提及學術起點,朱士維不好意思地說,當年之所以報考台大光電研究所,「是因為想要繼續參加社團,要是離開台大,社團生涯就結束了。」

研究所開學不久,921 大地震撼動台灣,中部災情尤其嚴重。朱士維聽聞大學時期經常前往、充滿熟悉與認同的南投山區也遭受重創,便和指導老師孫啟光請假,前往災區協助賑災。

朱士維回憶,孫啟光乾脆地答應他的請求,即使他離校超過一個月才回歸實驗室,也不曾額外施加壓力。經過了在南投山區鎮日搬運物資、不時目擊傷亡狀況的賑災經驗,他回到台大光電研究所時,同學們大多已在研究軌道上運作。

朱士維說,「當時我並沒有對研究成果想太多,而是想回報孫老師。因為他給我很大的彈性、研究主題又有趣,就專心投入他的計畫。想不到,幾個月後研究成果竟登上國際期刊。至今我還記得看到自己名列期刊之中的感動,也在那時開始覺得『我或許可以走學術這條路!』」

因為充滿因緣際會的生涯際遇,朱士維相信,「全心投入的事情,都會在生涯某處開花結果。比起嚴密生涯規畫更重要的,是當下的自己、周遭的人與環境,找到自己想投入的事情。」

從「好好生活」出發的學務長

一進入朱士維的學務長辦公室,能看到一幅對聯「好好生活。感恩助人」,書桌後方則並列三幅春聯「好好生活」、「好好吃飯」、「好好睡覺」。

朱士維說,學務處實際上掌管學生除了成績外的所有在校事務,而大學除了學業成績外,更應該協助學生培養人格和價值觀。因此,他將學務處設定為學生在校期間的支持與賦能來源。

台大學務長辦公室中的朱士維。攝影/楊雅棠

台大學務處網站上的理念「好好生活,吃飯睡覺運動交友;感恩助人,學生互助回饋社會。」就是朱士維為學務處設立的目標。他強調,將學生推向世界,能夠與自身、週遭人事物建立真實的連結,是比追求課業成績更優先的大學價值。

因此他規劃學務處擴改善硬體設施、增加軟體服務,從社團資源、宿舍、餐廳、心輔中心到新的經濟支持計畫,提供學生友善、包容的生活環境。他期待學生能夠在生活中感到安定,進而察覺值得感恩的事,得到感激並協助他人的能力,形成助人的循環。

朱士維回想,自己在台大的社團與求學經驗都讓他心懷感恩,包括在台大擔任教師也是非常幸運的事。現在,他致力為台大學生建立可以安心探索自我與真實世界的大學環境,以充滿感動的學習經驗,取代孤獨且競爭激烈的人生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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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是未來台灣政治的樞紐?
林澤民_96
・2024/01/30 ・338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一、前言

選後的立法院三黨不過半,但民眾黨有八席不分區立委,足以與民進黨或國民黨結成多數聯盟,勢將在國會居於樞紐地位。無獨有偶的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總統大選得到 26.5% 的選票,屈居第三,但因其獲得部分藍、綠選民的支持,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的基礎上,它卻也同樣地居於樞紐地位。這個地位,將足以讓柯文哲及民眾黨在選後的台灣政壇持續激盪。

二、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

這次總統大選,誰能脫穎而出並不是一個特別令人殷盼的問題,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藍白綠「三跤㧣」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中的消長。台灣總統大選採多數決選制,多數決選制英文叫 first-past-the-post(FPTP),簡單來講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在 10 月中藍白合破局之後,賴蕭配會贏已經沒有懸念,但這只是選制定規之下的結果,換了另一個選制,同樣的選情可能就會險象環生。

從另一個角度想:選制是人為的,而選情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政治學者都知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選制;既定的選制推出了一位總統,並不代表選情的張力就會成為過眼雲煙。當三股社會勢力在制度的帷幕後繼續激盪,台灣政治將無法因新總統的誕生而趨於穩定。

圖/作者自製

如果在「三跤㧣」選舉之下,選情的激盪從候選人的得票多少看不出來,那要從哪裡看?政治學提供的一個方法是把候選人配對 PK,看是否有一位候選人能在所有的 PK 中取勝。這樣的候選人並不一定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代表有 A 與 B 配對 A 勝,B 與 C 配對 B 勝,C 與 A 配對 C 勝的 A>B>C>A 的情形。這種情形,一般叫做「循環多數」(cyclical majorities),是 18 世紀法國學者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首先提出。循環多數的存在意涵選舉結果隱藏了政治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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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能在配對 PK 時擊敗所有的其他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稱作「孔多塞贏家」(Condorcet winner),而在配對 PK 時均被擊敗的候選人則稱作「孔多塞輸家」(Condorcet loser)。三角嘟的選舉若無循環多數,則一定會有孔多塞贏家和孔多塞輸家,然而孔多塞贏家不一定即是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而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卻可能是孔多塞輸家。

如果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不是孔多塞贏家,那與循環多數一樣,意涵選後政治將不會穩定。

那麼,台灣這次總統大選,有沒有孔多塞贏家?如果有,是多數決選制之下當選的賴清德嗎?我根據戴立安先生調查規劃的《美麗島電子報》追蹤民調第 109 波(1 月 11 日至 12 日),也是選前最後民調的估計,得到的結果令人驚訝:得票墊後的柯文哲很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得票最多的賴清德很可能是孔多塞輸家。果然如此,那白色力量將會持續地激盪台灣政治!

我之前根據美麗島封關前第 101 波估計,侯友宜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現在得到不同的結果,顯示了封關期間的三股政治力量的消長。本來藍營期望的棄保不但沒有發生,而且柯文哲選前之夜在凱道浩大的造勢活動,還震驚了藍綠陣營。民調樣本估計出的孔多塞贏家本來就不準確,但短期內的改變,很可能反映了選情的激盪,甚至可能反映了循環多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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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從民調樣本估計孔多塞贏家

根據這波民調,總樣本 N=1001 位受訪者中,如果當時投票,會支持賴清德的受訪者共 355 人,佔 35.4%;支持侯友宜的受訪者共 247 人,佔 24.7%。支持柯文哲的受訪者共 200 人,佔 19.9%。

美麗島民調續問「最不希望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的候選人」,在會投票給三組候選人的 802 位支持者中,一共有 572 位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回答。《美麗島電子報》在其網站提供了交叉表如圖:

根據這個交叉表,我們可以估計每一位明確回答了續問的受訪者對三組候選人的偏好順序,然後再依這 572 人的偏好順序組態來判定在兩兩 PK 的情形下,候選人之間的輸贏如何。我得到的結果是: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11 > 261(54.4% v. 45.6%)
  • 柯文哲 PK 侯友宜:287 > 285(50.2% v. 49.8%)
  • 侯友宜 PK 賴清德:293 > 279(51.2% v. 48.8%)

所以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當然我們如果考慮抽樣誤差(4.1%),除了柯文哲勝出賴清德具有統計顯著性之外,其他兩組配對可說難分難解。但在這 N=572 的小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0%,侯友宜 33%,柯文哲 27%,與選舉實際結果幾乎一模一樣。至少在這個反映了選舉結果的樣本中,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輸家賴清德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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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上的分析有一個問題:各陣營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無法明確回答「最不希望看到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做總統」的候選人。最嚴重的是賴清德的支持者,其「無反應率」(nonresponse rate)高達 34.5%。相對而言,侯友宜、柯文哲的支持者則分別只有 24.1%、23.8% 無法明確回答。為什麼賴的支持者有較多人無法指認最討厭的候選人?一個假設是因為藍、白性質相近,對許多綠營選民而言,其候選人的討厭程度可能難分軒輊。反過來說,藍、白陣營的選民大多數會最討厭綠營候選人,因此指認較無困難。無論如何,把無法明確回答偏好順序的受訪者歸為「遺失值」(missing value)而棄置不用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在這裡尤其可能會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低估。

補救的辦法之一是在「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下,把「遺失值」平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也就是假設他們各有 1/2 的機會是無反應受訪者最討厭的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89 > 413(48.5% v. 51.5%)
  • 柯文哲 PK 侯友宜:396 > 406(49.4% v. 50.6%)
  • 侯友宜 PK 賴清德:376 > 426(46.9% v. 53.1%)

此時賴清德是孔多塞贏家,而柯文哲是孔多塞輸家。在這 N=802 的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雖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贏家賴清德當選,但賴的得票率超過實際選舉結果(40%)。用無實證的假設來填補遺失值,反而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高估。

如果擔心「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太勉強,補救的辦法之二是把「遺失值」依有反應受訪者選擇最討厭對象的同樣比例,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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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柯文哲 PK 賴清德:409 > 393(51.0% v. 49.0%)
  • 柯文哲 PK 侯友宜:407 > 395(50.8% v. 49.2%)
  • 侯友宜 PK 賴清德:417 > 385(52.0% v. 48.0%)

此時柯文哲又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又是孔多塞輸家了。這個樣本也是 N=802,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與上面的結果一樣。

以上三種無反應處理方法都不盡完美。第一種把無反應直接當遺失值丟棄,看似最不可取。然而縮小的樣本裡,三位候選人的支持度與實際選舉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後兩種以不同的假設補足了遺失值,但卻過度膨脹了賴清德的支持度。如果以樣本中候選人支持度與實際結果的比較來判斷遺失值處理方法的效度,我們不能排斥第一種方法及其結果。

無論如何,在缺乏完全資訊的情況下,我們發現的確有可能多數決輸家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而多數決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因為配對 PK 結果缺乏統計顯著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循環多數的存在。此後四年,多數決選制產生的總統能否在三角嘟力量的激盪下有效維持政治穩定,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四、結語

柯文哲之所以可以是孔多塞贏家,是因為藍綠選民傾向於最不希望對方的候選人當總統。而白營的中間偏藍位置,讓柯文哲與賴清德 PK 時,能夠得到大多數藍營選民的奧援而勝出。同樣的,當他與侯友宜 PK 時,他也能夠得到一部份綠營選民的奧援。只要他的支持者足夠,他也能夠勝出。反過來看,當賴清德與侯友宜 PK 時,除非他的基本盤夠大,否則從白營得到的奧援不一定足夠讓他勝出。民調 N=572 的樣本中,賴清德得 40%,侯友宜得 33%,柯文哲得 27%。由於柯的支持者討厭賴清德(52.5%)遠遠超過討厭侯友宜(23.7%),賴雖然基本盤較大,能夠從白營得到的奧援卻不多。而侯雖基本盤較小,卻有足夠的奧援。柯文哲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贏家,賴清德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輸家,都是這些因素的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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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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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