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化的醫療革命，即將來臨。未來，醫師將根據個人DNA定序與基因檢測的結果，治療疾病；個人也可藉此調整生活方式，減少罹病風險。在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院長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著作、鄭方逸博士翻譯的《基因救命手冊》一書中，我們可以很興奮、且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即將來臨的個人化醫療革命，這個依據個人DNA資訊而量身訂做的醫學前景。
閱讀全文，請見：DNA的個人化醫療革命，在《基因救命手冊》| 張清浩律師的部落格。
「瀰漫性大 B 細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簡稱 DLBCL，是一種有機會治癒的疾病，但並非每個人都能如此幸運。曾碰過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患者，他的淋巴瘤在第一線治療緩解多年後又再復發。」林口長庚醫院血液科施宣任醫師表示，「患者過去曾因罹患肺癌切除過肺臟，身體狀況難以承受自體幹細胞移植，面臨治療選擇相當有限的困境，狀況一度很不樂觀。」
幸運的是，當時針對 DLBCL 淋巴瘤的突破性新治療–抗體藥物複合體 ADC（Antibody-drug conjugate）剛好核准通過。根據臨床試驗數據，針對復發的病患，若於治療時再加上 ADC 藥物，完全反應率是傳統化療的兩倍，整體存活期更較傳統化療增加將近三倍！因此當時在討論後，立刻幫患者將 ADC 藥物加入治療組合中，後續也順利地達到完全緩解快一年，目前沒有復發跡象，持續門診追蹤。
DLBCL 是台灣最常見的淋巴瘤。根據國健署癌症登記報告，台灣一年新增超過四千例淋巴癌個案中有九成屬於非何杰金氏淋巴瘤，超過一半是惡性度很高的 DLBCL，不僅進展快速，且可能侵犯全身器官，因此治療要越快越好，盡量避免等待空窗期。
施宣任醫師強調，「不像一些小細胞的低惡性度淋巴瘤可以等症狀明顯再治療，大細胞病變通常來勢洶洶，像 DLBCL 雖然會因為分期等因素，治療選擇上略有差異，但基本就是完全不能等！」過去 DLBCL 標準的第一線治療為化療藥物再加上 CD20 單株抗體的『免疫化學治療』，除化療毒殺腫瘤細胞外，同時藉由單株抗體直接促使帶有 CD20 的 B 細胞死亡達到緩解的效果。「大約 5~6 成的病患接受免疫化學治療後可以達成長期完全緩解也就是痊癒；剩下無法完全緩解的這群病患，又被稱作頑固型 DLBCL 淋巴瘤，因為已經對第一線藥物產生抗藥性，治療上較為棘手，需要更有效的新藥物選擇。」
ADC 是經臨床試驗證實有效 DLBCL 淋巴瘤治療的新突破選擇。ADC 藥物的『複合』二字，指的就是單株抗體與化療的結合，藉由單株抗體對腫瘤的精準指向性，將化療藥物直接送到腫瘤身邊，進行毒殺。施宣任醫師進一步解釋，「ADC 藥物的專一性優勢，除了讓治療效果更顯著外，相較傳統化療沒有目標性地作用，ADC 藥物透過單株抗體可達成如同讓淋巴瘤細胞直接把化療吞進去的效果，自然副作用也降低很多，病患比較少感覺噁心、想吐、掉髮等。」
臨床研究顯示，ADC 藥物合併免疫化學治療一起使用後，能夠增加頑固型或復發淋巴瘤病人的整體存活期和完全反應率，並具有更長的療效持續時間。「整體存活期約增加近3倍、達成完全反應的機率則增加2倍以上，對已產生抗藥性的病人來說，這樣的數字實屬難能可貴。」施宣任醫師指出，因此美國 NCCN 治療指引也建議，符合特定條件的 DLBCL 淋巴瘤病人，可優先考慮接受 ADC 藥物的治療組合。
「台灣的醫療基本都是與國際同步，特別會參考美國的作法，因此健保署也於今年（113年）2 月將 ADC 納入 DLBCL 淋巴瘤第三線給付，讓患者能夠在減輕經濟負擔的狀態下，快速接受與國際同步的最新治療。」
現今 DLBCL 淋巴瘤的治療已朝多元選擇邁進，但免疫化學治療仍是重要的骨幹治療。施醫師提醒，包括 ADC 藥物等不同治療組合，都會搭配不同的化學藥物，毒性雖有高有低，但都可能造成免疫力低下，因此治療期間，應盡可能降低感染的機會，避免出入人潮較多的公共場所；近期流感、新冠等呼吸道傳染症疾病也較盛行，DLBCL 的病人更應提高警覺，小心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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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組合的出現，讓原本許多瀕臨絕境的肝癌晚期患者又再找到一線生機，甚至是原本肝癌多處轉移、破裂、復發等較致命的情況，都有機會控制到癌指數完全正常！」
童綜合醫院外科薛冠群醫師分享幾例十分棘手的肝癌晚期案例，「一例為手術後又發現橫膈膜上有7、8顆腫瘤轉移，因為基本上有轉移就表示癌細胞侵襲性高，復發風險度高，即使手術切除後也很難控制，但使用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藥物後，目前存活已超過一年，不僅癌指數都維持正常，多次追蹤的電腦斷層影像上也都沒有再發現腫瘤，可以說是控制住了腫瘤；另外兩個肝癌晚期案例，則都是發現腫瘤時就已破裂出血休克，癌指數非常高，甚至其中一例還高達16萬多！在先經栓塞或是手術處理後，雖然保住性命，但術後仍產生多處轉移情況，透過免疫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治療後數月，奇蹟似地讓2人的癌指數都降到幾乎正常，而且幾乎在後續影像檢查中已找不到存活的腫瘤。」
薛冠群醫師分析，「過往面對中晚期肝癌多次復發、血管侵犯、肝外轉移等棘手情況時，大多只能反復進行局部治療，但因為無法將癌細胞消滅殆盡，往往陷入一再復發的困境，患者最後甚至對治療感到疲憊並失去信心；而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問世後，透過此有效的全身性組合療法，終於有機會將手術切除後一再復發、栓塞塞不死、電燒燒不盡的癌細胞趕盡殺絕，避免一再復發、重複多次局部治療導致肝臟承受不住造成肝衰竭的惡性循環，甚至有機會接受根除性治療，讓肝癌晚期患者能重拾治癒希望。」
薛冠群醫師指出，「肝癌初期通常無症狀，等出現黃疸、腹脹等現象，往往病情已較嚴重，台灣約有一半以上肝癌病人確診時為中晚期，也因此導致肝癌長達 43 年位居十大癌症死因第二名。」由於肝癌晚期腫瘤已過大、血管侵犯、甚至已轉移至其他部位，故患者大多無法直接進行手術或是肝臟移植等根除性治療移除腫瘤，僅能透過全身性藥物治療，盡量縮小腫瘤，但過往傳統單一標靶治療成效有限，反應率可能低於 10%，因此手術可能性極低。
所幸隨著醫藥的進步，免疫藥物的出現大幅改變了肝癌晚期的命運。其中，免疫治療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合併使用的組合，更是大幅提高腫瘤反應率，有效的縮小腫瘤大小，提高存活率，增加後續接受根除性治療如手術，甚至是肝臟移植的機會！薛冠群醫師表示，「以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的組合治療時，反應率較高，有較高機會能顯著縮小腫瘤，延長病人存活期，甚至使部分患者的肝癌腫瘤消退至可手術切除的狀態，增加根除性治癒機會。」
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組合中的免疫藥物為 PD-L1 抑制劑，「人體免疫細胞原本具有辨識並毒殺癌細胞的能力，但當肝癌細胞上的 PD-L1 與T細胞上的 PD-1 接合時，會使 T 細胞失去活性而停止攻擊；此時，藉由免疫治療 PD-L1 抑制劑，就能阻斷上述接合，使 T 細胞“醒”過來，重新毒殺癌細胞。」
薛冠群醫師進一步指出，「在免疫治療 PD-L1 抑制劑外，再加上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時，更能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因為肝癌腫瘤會刺激血管新生以獲取更多血液供養，此時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不僅可有效抑制血管新生，阻止腫瘤長大，還可改善肝臟的腫瘤免疫微環境，讓併用的免疫治療能順利進入患處，發揮藥效，因而大幅提高反應率。」
上述免疫治療 PD-L1 抑制劑與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併用的加乘效果，經大型臨床試驗證實，有機會將原本僅 12% 的腫瘤反應率，提升達 30% 之多，同時減少 3 成多的死亡與 4 成的疾病惡化風險，增加近 6 個月的整體存活期。
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所達成的反應率提升，也表示後續能接受根除性治療機率的提升，給予肝癌晚期病患更多爭取痊癒的機會，因此國際權威 NCCN 及 AASLD 肝癌治療指引均將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列為肝癌晚期第一線治療優先推薦。
「我國健保也從善如流，自 2023 年 8 月開始，只要符合給付條件者，晚期肝癌第一線就可申請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的給付，病人不需要再自費，大大減輕經濟負擔！」薛冠群醫師提醒肝癌中晚期患者與家屬，「目前健保放寬到第一線就給付，讓反應率高的藥物及早使用這件事更無負擔，所以別忘了主動與醫師討論，制定最適合自身的治療計畫。」
一、 免疫治療 PD-L1 抑制劑能喚醒免疫 T 細胞活性，重新毒殺癌細胞；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則可有效抑制血管新生，阻止腫瘤長大，並改善肝臟的腫瘤免疫微環境，讓併用的免疫治療能順利進入患處，發揮藥效進而大幅提高反應率。
二、 大型臨床試驗證實，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有機會將反應率提升至 30%、減少 3 成多的死亡與 4 成的疾病惡化風險，增加近 6 個月的整體存活期。
三、 國際權威 NCCN 及 AASLD 肝癌治療指引將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列為肝癌晚期第一線治療優先推薦。
四、 2023 年 8 月起，免疫治療合併抗血管新生標靶藥物已納入肝癌晚期第一線健保給付，提醒患者與家屬可主動與醫師討論用藥，制定最適合自身的肝癌晚期治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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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002 年還在讀大四時，第一次看到兩位 UCLA 生理學家的論文〈不用多久女性就會跑得比男性快？〉，當時我覺得這個標題很荒謬。在那之前我花了五個賽季，進行 800 公尺中距離跑步訓練，成績已經超越世界女子紀錄。而且我還不是自己接力隊上跑最快的。
但那篇論文發表在《自然》（Nature）期刊上，這是世上極具聲望的科學期刊，所以一定有些道理。大眾就是這麼認為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之前，對一千個美國人做了調查，結果其中有三分之二認為，「終有一天頂尖女運動員會勝過頂尖男運動員」。
《自然》期刊上那篇論文的作者，把男子組和女子組從 200 公尺短跑到馬拉松各項賽事歷年的世界紀錄畫成圖表，發現女子組紀錄進步得遠比男子組急速。他們用外推法從曲線的趨勢推斷未來，確定到 21 世紀前半葉，女性就會在各個賽跑項目擊敗男性。兩名作者寫道：「正因進步速度的差異實在非常大，而使（兩者）差距逐漸縮小。」
2004 年，趁著雅典奧運成為新聞焦點之際，《自然》又特別刊出一篇同類型的文章〈2156 年奧運會場上的重要衝刺？〉（Momentous Sprint at the 2156 Olympics?）──標題所指的，正是女子選手會在 100 公尺短跑比賽中，勝過男子選手的預計時間。
2005 年，三名運動科學家在《英國運動醫學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省去問號開門見山在標題宣稱：〈女性終將做到〉（Women Will Do It in the Long Run.）。
難道男性主導世界紀錄的情況，始終是歧視女性、把女性排除於競技場外的結果？
20 世紀上半葉，文化規範與偽科學嚴重限制了女性參與運動競技的機會。在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期間，有媒體（捏造）報導指稱，女性選手在 800 公尺賽跑後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這讓一些醫生和體育記者十分反感，使得他們認為這個比賽項目會危害女性健康。《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就寫：「這種距離太消耗女性的體力了。」〔1〕那幾屆奧運之後，在接下來的三十二年間，距離超過 200 公尺的所有女子項目，都突然遭禁，直到 2008 年奧運，男女運動員的徑賽項目才終於完全相同。但《自然》期刊上的那幾篇論文指出，隨著女性參賽人數增多，看起來她們的運動成績到最後可能會與男性並駕齊驅，甚至比男性更好。
我去拜訪約克大學的運動心理學家喬．貝克時，我們談論到運動表現的男女差異，尤其是投擲項目的差異。在科學實驗裡證實過的所有性別差異中，投擲項目一直名列前茅。用統計學術語來說的話，男女運動員的平均投擲速度相差了三個標準差，大約是男女身高差距的兩倍。這代表如果你從街上拉一千個男子，其中 997 人擲球的力氣會比普通女性大。
不過貝克提到，這種情形可能是反映女性缺乏訓練。他的太太是打棒球長大的，輕輕鬆鬆就能贏過他。他打趣說：「她會發出一束雷射光。」那麼這是生物學上的差異嗎？
男性和女性的 DNA 差異極小，僅限於在女性身上為X或男性為Y的那單一染色體。姊弟或兄妹從完全相同的來源取得基因，透過重組母親和父親的 DNA，確保兄弟姊妹絕對不會相近到變成複製人。
性別分化過程大部分要歸結到 Y 染色體上的「SRY 基因」，它的全名是「Y 染色體性別決定區基因」。若要說有「運動能力基因」，那就非 SRY 基因莫屬了。人類生物學的安排，就是讓同樣的雙親能夠同時生育出男性的兒子和女性的女兒，即使傳遞的是相同的基因。SRY 基因是一把 DNA 萬能鑰匙，會選擇性地啟動發育成男性的基因。
我們在生命初期都是女性──每個人類胚胎在形成的前六週都是女性。由於哺乳動物的胎兒會接觸到來自母親的大量雌激素，因此預設性別為女性是比較合算的。在男性身上，SRY 基因到第六週時會暗示睪丸及萊氏細胞（Leydig cell）該準備形成了；萊氏細胞是睪丸內負責合成睪固酮的細胞。睪固酮在一個月之內會不斷湧出，啟動特定基因，關閉其他基因，兩性投擲差距不用多久就會出現。
男孩還在子宮時，就開始發育出比較長的前臂，這使得他們日後投擲時會做出更有力的揮臂動作。儘管男孩和女孩在投擲技能方面的差異，不如成年男性和女性之間那麼顯著，但這種差異在兩歲幼童身上已經很明顯了。
為了確定孩童之間的投擲差距有多少與文化有關，北德州大學和西澳大學的科學家組成團隊，共同測試美國孩童與澳洲原住民孩童的投擲技能。澳洲原住民沒有發展出農業，仍過著狩獵採集生活，他們教導女孩丟擲戰鬥及狩獵用武器，就像教導男孩一樣。這項研究確實發現，美國男孩和女孩在投擲技能上的差異，比澳洲原住民男孩和女孩之間的差異顯著許多。不過儘管女孩因為較早發育長得較高較壯，男孩仍比女孩擲得更遠。
普遍來說，男孩不僅比女孩更善於投擲，視覺追蹤攔截飛行物的能力往往也出色許多；87% 的男孩在目標鎖定能力的測試上，表現得比一般女孩好。另外，導致差異的部分原因，至少看起來是因為在子宮的時期接觸到了睪固酮。由於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而在子宮裡接觸到高濃度睪固酮的女孩，上述項目的表現會像男孩一樣，而不像女孩；患有這種遺傳疾病的胎兒，腎上腺會過度分泌男性荷爾蒙。
受過良好投擲訓練的女性，能輕易勝過未受訓練的男性，但受過良好訓練的男性，表現會大幅超越受過良好訓練的女性。男子奧運標槍選手擲出的距離，比女子奧運選手遠大約三成，儘管女子組使用的標槍比較輕。此外，女性投出的最快棒球球速的金氏世界紀錄是 65 mph（相當於時速 105 公里），表現不錯的高中男生的球速經常比這還要快，有些男子職業球員可以投出超過 100 mph（相當於時速 160 公里）的球速。
在跑步方面，從 100 公尺到 1 萬公尺，經驗法則是把菁英級表現差距定在 11%。從短跑到超級馬拉松，不管任何距離的賽跑，男子組的前十名都比女子組的前十名快大約 11%。〔2〕在職業等級，那就是個鴻溝。女子組的 100 公尺世界紀錄，跟 2012 年奧運男子組的參賽資格還差了四分之一秒；而在一萬公尺長跑，女子組的世界紀錄成績，與達到奧運參賽資格最低標準的男選手相比落後了一圈。
投擲項目與純爆發力型運動項目的差距更大。在跳遠方面，女子選手落後男子 19%。差距最小的是長距離游泳競賽；在 800 公尺自由式比賽中，排名前面的女子選手，與排名前面的男子選手差距不到 6%。
預言女性運動員將超越男性的那幾篇論文暗示，從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女性表現的進展遵循一條會持續下去的穩定軌跡，但在現實中是有一段短暫爆發，隨後趨於平穩──這是女子運動員，而非男子運動員進入的平穩期。儘管到 1980 年代，女性在 100 公尺到 1 英里各項賽跑的最快速度，都開始趨於穩定，但男子運動員仍繼續緩慢進步，雖然只進步一點點。
數字很明確。菁英女子選手並未趕上菁英男子選手，也沒有保持住狀況，男性運動員則在非常慢地進步。生物學上的差距在擴大。但為什麼原本就有差距存在？
——本文摘自 大衛・艾普斯坦（David Epstein），《運動基因：頂尖運動表現背後的科學》，2020 年 12 月，行路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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