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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時期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

活躍星系核_96
・2016/04/22 ・9847字 ・閱讀時間約 20 分鐘 ・SR值 592 ・九年級

文/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歐洲反納粹女性運動者匯聚的集中營

二戰時期,離柏林東北方約九十公里、靠近波羅的海邊有一個專門監禁女性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自1939年5月至二戰結束這六年間,這個集中營前後共監禁了十三萬名婦女,其中大約有四萬名波蘭人、一萬八千名俄國人、八千名法國人、一千名荷蘭人,英國人則少於二十名。由於許多受難者的資料在戰爭末期被刻意燒毀,喪命於此地的人數粗估介於三萬至九萬人之間。與其他集中營大不相同的是,這裏監禁的受刑人,猶太人只佔一成左右。所以在這裡犧牲性命的受難者,絕大部份不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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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Lammert 為拉文斯布呂克 (Ravensbrück))紀念園區製作的紀念雕像《女性群像》(Frauengruppe)。圖/Norbert Radtke/ CC-BY-SA-3.0/ Wikimedia Commons
Zentralbild Schulze 24.4.1970 Zum 25. Jahrestag der Befreiung des fasch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s Ravensbrück am 30. April. Gedenkstätte für erschossene polnische Häftlinge in einer Zelle des ehemaligen fasch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s. Am 30. April 1970 jährt sich zum 25. Male der Tag, an dem sowjetische Soldaten das faschistische Frauen-Konzentrationslager Ravensbrück befreiten. 92.000 Frauen und Kinder aus über 20 Nationen erlebten diesen Tag nicht mehr; sie wurden in den Jahren von 1939 bis 1945 von den Faschisten ermordet oder von Hunger und Seuchen hinweggerafft.
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紀念園區,女性受難者群像。圖/Bundesarchiv, Bild 183-J0424-0027-001/ Schulze/ CC-BY-SA 3.0

相較起其他著名的集中營,這是一個規模小很多的營區,人數最多時約有四萬五千人。剛開始時,被送到這裡來的,都是一些納粹眼中「反社會」(asozial)的「劣等德國人」,例如妓女、女性罪犯、辛提與羅姆人(Sinti and Roma, 即一般慣稱的吉普賽人)、譴責希特勒是「反基督」(Antichrist)的「耶和華見證者」(Jehovah’s Witnesses)、政治犯或政敵(主要是共產黨)、以及身心殘疾者。隨著希特勒的軍隊在歐洲持續擴張,最後有超過二十個歐洲國家的女性被送進這裡,其中大部份都有從事反納粹運動的經歷,例如:英國女子高爾夫冠軍得主、好幾十位波蘭女伯爵、卡夫卡(Franz Kafka)在1919-1920年間熱戀的情人Milena Jesenská (她幫卡夫卡把《變形記》譯為捷克文)、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的姪女 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等等。換言之,這個集中營不僅是專為女性而設;更特別的是,這裏幾乎是全歐女性反抗運動者匯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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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情人Milena Jesenská也是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受難者。 圖/Wikimedia Commons

集中營也是納粹黨衛軍牟利的地方

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與納粹黨衛隊首領亨利.興樂(Heinrich Himmler)關係不淺。為興樂生兩個孩子的情婦Hedwig Potthast就住在這個集中營附近的小鎮君侯山 (Fürstenberg),因此興樂經常過來巡視這個他親手打造的營區,也不時對此處的運作下各種命令。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營區裡,有當時德國電器業龍頭老大西門子公司(Siemens)所設的廠房,女性囚犯在這裡像奴工般做苦勞。德國大企業與納粹黨衛隊高層之間私人利益輸送的問題,由此可見一般。根據統計,在此前後將近有兩千三百名女性以奴工身份做苦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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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集中營裡的奴工進入設在營區內的西門子(Siemens)工廠上工。 圖/Bundesarchiv, Bild 183-66475-0004 / CC-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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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受難者 Yvonne Useldinger 利用包裝紙畫的素描。她描繪在西門子工廠做奴工的女性在週末晚上必須把一些泥炭土搬到一位黨衛軍高官的花園去。圖/Dr. Karl-Heinz Hochhaus/ CC BY 3.0/ Wikimedia Commons

集中營裡的醫學實驗

希特勒掌權時代,身心殘疾而必須住在療養院的人往往直接被安樂死。然而因為教會與民眾抗議不斷,後來這些人便被悄悄送到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裡,便有一個房間專門用來消滅這些人。此外,很多波蘭年輕女性在這裡成為醫學實驗的「小白兔」(rabbits)。當時德國為了尋找新的治療法來醫治腿骨斷裂的傷兵,便以這些波蘭女性為實驗對象。他們在這些女性的腿骨內植入壞疽或髒東西,以實驗新藥物或新治療法是否有效。另外有些懷孕婦女不是被強迫墮胎;就是剖開她們新生下來的嬰孩之頭顱,取出腦部供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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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波蘭女性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裡成為醫學實驗對象。被解放後,她們的身體受到殘害的情況,立刻被拍攝下來存證。圖/spiegel

法國人類學家潔曼.緹昂(Germaine Tillion)的反抗故事

雖然景況淒慘,不少女性透過互相幫助存活了下來。面對集中營的生活,她們也確實發揮了不少女性獨有的特質。有波蘭婦女用手抄寫下她們知道的受難者名單,在離營時偷偷帶出,彌補了官方檔案被燒毀的缺憾。被監禁在此的法國人類學家潔曼.緹昂(Germaine Tillion, 1907-2008)則冒著生命危險寫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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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Germaine Tillion 在阿爾及利亞進行田野調查時的身影。圖/© Association Germaine Tillion.

緹昂是法國著名人類學家,跟隨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外甥 Marcel Mauss 求學。1934 年至 1940 年,她在北非阿爾及利亞東邊的沙哈拉沙漠邊緣,對當地半遊牧民族進行長期田野調查。1940年6月14日,巴黎被納粹佔領。出於愛國心,緹昂自此開始以巴黎人類學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為基地,積極投入法國反納粹地下組織(French Resistance),抵抗當時法國親納粹的維希政權(Vichy Regime)。緹昂所屬的這個「人類學博物館陣線」 (the Musée de l’Homme network)負責的是新聞、文宣、情報,以及偽造假護照給猶太人,幫助他們藏匿與逃脫。當時加入地下反抗組織的人雖然不在少數,但是能居於領導地位的,女性只有緹昂一人。[1]

因為隔壁教區教士被蓋世太保收買,對提昂的行蹤告密,緹昂遂於 1942 年 8 月 13 日在巴黎火車站被捕;先被監禁,然後於1943年10月21日被送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2] 當時她並不知道,自己在被捕時就已經被歸類為 NN 級囚犯。所謂 NN,是 1941年底希特勒為了整肅地下反抗者特別頒布「夜與霧法令」(Nacht-und-Nebel-Erlass)的簡稱。換言之,這個等級的囚犯會在自己不知不覺中,死得不明不白、也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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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緹昂還是發揮了人類學家敏於觀察外在環境的聰慧,存活了下來。但她的母親 Emilie Tillion 因庇護一位英國空軍,當初跟她一起被送進集中營,最後卻不幸命喪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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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Germaine Tillion 與她的母親合照。圖/Germaine Tillion

根據緹昂在 1946 年對集中營生活寫的回憶錄所言,在營區裡被抓去做醫學實驗的「小白兔」— 也就是那些年輕的波蘭女性 — 從實驗室裡偷了一台相機以及一些底片給她,由她負責拍攝這些「小白兔」的腿如何被注射壞疽與髒東西,以進行實驗的真相。當緹昂在瑞典紅十字會幫助下離開集中營時,她也將這些底片偷偷帶出。此外,在西門子工廠裡,她也偷偷精算納粹黨衛軍從這類奴工營裡可以撈到多少油水給亨利.興樂。她還偷偷將管理營區的納粹黨衛軍重要人物名單寫在廚房料理單上,在離營時一併帶出。

如何面對納粹故意佈下的「緩慢滅絕」策略?

在集中營裡,緹昂仔細觀察營區的運作,並隨時將觀察所得分享給營中難友,提醒大家要懂得防備,不要被幻想所欺。根據她當時的解讀,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主要是為亨利.興樂個人與納粹黨衛軍牟利而設,當受刑人因意志消沈逐漸失去體力時,他們便用加重勞役這種殺人不見血的方法,讓受刑人自行步上「緩慢滅絕」 (slow extermination)之路;這與德波邊境的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後來作為種族滅絕營 (extermination camp),以「快速滅絕」(rapid extermination)的方式有計畫地屠殺猶太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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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女性集中營裡的奴工。圖/wikipedia

有鑑於此,為了緩解大家沈重的心理壓力,緹昂常以幽默反諷的筆調將自己在集中營所見的暗黑情況寫成札記,然後唸給其他受刑人聽,鼓舞大家繼續勇敢活下去。從集中營被解放後,緹昂一直不敢發表這些札記,擔心被誤認為她們當初在集中營裡日子過得不錯。直到2005年,她才把這部手稿出版成書,名為《地獄裡供差遣的奴工:拉文斯布呂克輕歌劇》(Le Verfügbar aux Enfers: Une opérette à Ravensbrüc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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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裡供差遣的奴工:拉文斯布呂克輕歌劇》手稿。圖/BPSGM

2007 年為了慶祝她百歲壽辰,巴黎 Théâtre du Châtelet 正式上演這齣充滿黑色幽默的歌舞劇。其中有一個角色以反諷的口吻說,集中營裡提供各種享受,有水、有電、有瓦斯(三者都是暗指處死他們的工具),尤其是瓦斯,真是舒服的享受。編導此劇的導演 Hélène Delavault 指出,緹昂當年在集中營裡費心寫這些札記,正是想用藝術來驅散恐懼 (“she was using art to overcome terror”)。而這種談笑面對生死的勇氣,讓她身邊經常聚集了許多尋求安慰的受刑人。[4]

用幽默跟惡劣的環境保持距離

緹昂在接受訪談時曾講過這段經歷。她說,她喜歡講笑話讓大家開心,這樣可以讓大家保持一種距離來看待自己當下悲慘的處境:「是的,讓自己保持距離是重要的,而幽默是可以創造很大的空間,讓人跟環境之間保持距離。」(Yes, distance oneself was important, and humor creates an enormous distance.)[5] 然而,這些笑話其實是黑色幽默,當緹昂在過世前幾年講起當時在集中營所見時,仍用這種充滿高度嘲諷的口吻講述當時種種見聞。例如,她談到自己剛被送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時,被分配到與一位捷克婦女共用一個臥席,這位捷克人才剛從奧許維茨集中營被轉送過來:

這位婦女在她的臥席與我的臥席之間放了一個猶太裔的丹麥小男嬰。他實在是太可愛了,以至於有一位黨衛軍官每天在巡視時,都會給他一個蘋果。….. 然而,一星期過後,我看到這位黨衛軍官把這個小男嬰抱在大腿上,仔細聽他的心跳。然後說:「他可以回奧許維茨了。」他當然知道奧許維茨代表什麼(譯註:送回奧許維茨意謂著送去猶太人滅絕營)。一個丹麥的猶太裔小男嬰,好可愛。[6]

緹昂在 2008 年以百歲高齡過世,2014 年她與另一位也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受難的 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戴高樂的姪女)獲選入祀法國先賢祠(Panthéon)。這兩位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一起受難的女性,是先賢祠自 1791 年開幕以來,繼居里夫人(Marie Curie)之後,唯二靠著自己生命不凡成就獲得入祀機會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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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先賢祠(Panthéon)入祀四位反抗納粹的受難者:最右邊的是潔曼。 緹昂 (Germaine Tillion),左邊中間的是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 - See more at: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4/%E7%B4%8D%E7%B2%B9%E6%99%82%E6%9C%9F%E5%A5%B3%E6%80%A7%E9%9B%86%E4%B8%AD%E7%87%9F%E8%A3%A1%E7%9A%84%E6%B3%95%E5%9C%8B%E4%BA%BA%E9%A1%9E%E5%AD%B8%E5%AE%B6.html#sthash.D6CltV41.dpuf
巴黎先賢祠(Panthéon)入祀四位反抗納粹的受難者:最右邊的是潔曼。緹昂 (Germaine Tillion),左邊中間的是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圖/Yann Caradec from Paris, France/ CC BY-SA 2.0 / Wikimedia Commons

受難者如何面對受難歷史的書寫?

然而,二戰之後對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納粹戰犯的審判,以及法國主流社會對二戰期間法國親納粹的「維希政權」協助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受難之事完全噤聲、不願加以批判的集體心態,都讓緹昂深感失望。因為當時的納粹戰犯是依據個別個案一一審訊,不是從整個集中營體制及其運作來判決,因此絲毫無法從司法角度對加害者如何藉由鞏固集中營這個殘酷體制,對無數人進行大規模迫害的事實加以審判,因此也很難還給被害人真正應得的正義。針對這個被她稱為只是「浮光掠影面對史實」(skimmed over the facts)的戰犯審訊現象,她說:「我丈量這個往下一直被挖掘的深淵之深度,但看到挖掘的方向只介於真實發生過的情況與充滿不確定感的再現之間,這個『再現』就是被稱為『歷史』的那個東西。」(“….. I measured the deepening of the abyss being dug between what really happened and the uncertain re-presentation we call history.”)[7]

口述歷史、法庭供詞、與檔案史料如何合在一起解讀?

誠然,緹昂像絕大部份受難者一樣,認為自己受難的遭遇外人難以充分理解,因而對檔案史料有一種「這些搔不到癢處」的距離感。但即便如此,她對檔案史料究竟該如何解讀,仍然提出一些相當值得參考的見解。她認為,應先讓受難者好好說出集中營體制究竟如何運作、以及為何如此運作的原因(how and why camps operated as they did),以此來比對集中營管理者受審時所說的供詞,這樣才能真正解讀出史料檔案字裡行間涵蓋、或刻意隱藏的真相。一味只知從白紙黑字的檔案史料尋找證據,反而會被刻意掩蓋真相的史料欺瞞。[8]

作為學者,緹昂對於口述歷史可能含有受訪者記憶錯誤或主觀推論、想像的問題相當清楚;但同樣地,她對官方檔案的不全然信任,也帶有個人親身經歷後的深刻體悟。

歷史書寫者是否該身兼司法判決者?

在被瑞典紅十字會解放後,緹昂與三百多名婦女先被帶到一個安置營暫留數週。她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做記憶保存的工作。她讓一組一組的人彼此對談,互相修正、補足彼此記憶的內容。透過這一大批資料的佐證,她在 1946 年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出版了《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回憶錄》(Ravensbrück)。然而,因為當時急切地想取信於社會大眾,緹昂迴避了從自身所見所聞的第一人稱角度出發,也省略了很多受訪者對個人情感與情緒的訪談。整本回憶錄比較像是為了呈給法庭作為司法佐證的證詞(她親自參與了英軍於1947年在漢堡舉行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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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ine Tillion 寫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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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於 1947 年在漢堡舉行的納粹罪犯審判(Hamburg Ravensbrück trials)。圖/US Army Signal Corps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許多年過後,重新回頭來看這本書,緹昂認為自己當時沒有能力處理好真正想說的,反而把整本書寫得太抽象,失去了該有的人味。這個困境與其說是剛離開集中營的緹昂遭遇到的問題,還不如說,這個問題可以提供我們好好思考,歷史書寫與司法判決之間的關係是否真的可以兩全?當歷史書寫者想身兼司法裁判者,企圖以是非黑白判斷一清二楚的「春秋之筆」直接給加害者定罪,這究竟是「得」?還是不自覺中,反而失去了歷史敘述原先可以揉捻進的人性諸多複雜面向?

歷史書寫如何面對道德灰色地帶?

緹昂為何不以第一人稱寫書?為何又刻意迴避太多情感性的敘述?這應該與她一直暗自自責在集中營裡沒有照顧好母親,以至於母親無法生還;但她卻始終隱忍住心中這個不時躍動的罪惡感,不願意公開談論自己痛苦、糾結的心情有關。[9] 雖然緹昂對自己的集中營回憶錄並不滿意,但是誠如著名的文化評論家、也是緹昂的好友 Tzvetan Todorov 在《面對絕境:集中營裡的道德生活》(Facing the Extreme: Moral Lif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一書所言,集中營其實是個道德灰色地帶,雖然不至於完全淪為混亂的人性叢林,但運作規則與文明社會差距很大。正如緹昂自己所說,在集中營裡,沒有人可以免於陷入道德的災難中。相較起緹昂在晚年做口述訪談時,總是笑談自己當年在集中營裡樂觀堅強的一面, Todorov 認為,緹昂的內心並非真的如此瀟灑不羈。他指出,緹昂的回憶錄裡,對集中營裡的道德與人性下了非常通透的結論:「在某個層次上,這個脆弱的友誼之網佈滿了赤裸裸的殘酷自私與拼命想求生的掙扎。然而,在集中營裡,大家卻在無形之中就這麼被捲了進去。」[10]

維希症候群 (Vichy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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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0 月,法國維希政府首腦貝當元帥(Marschall Henry Philippe Petain)與希特勒在法國會面。圖/Bundesarchiv, Bild 183-H25217 / CC-BY-SA 3.0

二戰期間,法國社會支持維希(Vichy)政權的人遠多於支持反納粹運動的人。這不僅讓戰後法國的歷史記憶工作遲遲無法在轉型正義的層次上展開,從事反抗運動者書寫有關二戰期間的抵抗史或在集中營經歷的回憶錄,也不太受到重視。對於曾經被送進集中營的生還者而言,不少人當時之所以忍辱負重活下來,就是希望一定要活著出去,以歷史見證者的身份讓世人知道納粹的慘無人道。但無奈戰後大部份的歐洲人只關心自己在戰時與眼前所吃的苦,對這些從大苦難裡重生回來的人呼籲要將他們受難的經歷視為「應該被記得的歷史記憶」(duty to remember),感興趣者寥寥可數;這讓這些極度渴望被大家安慰、肯定的生還者幾乎形同歷經第二次傷害。關於這個問題,2014年與緹昂一起入祀巴黎先賢祠的 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 也曾說過:「在我們飽嘗痛楚的悲慘遭遇深處,比起想回家,我們更熱切渴望日後能讓大家了解集中營內部的種種真相。….. 如果最後這些真相因為納粹的『夜與霧』(NN)而消翳無蹤,這才是納粹最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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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Rousso 著,《維希症候群:法國自 1944 年起的歷史與記憶》(1987)。

看到法國社會的集體噤聲,法國史學家 Henry Rousso 於 1987 年出版了一本專書《維希症候群:法國自 1944 年起的歷史與記憶》(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批判法國社會不願好好從事歷史反省的集體心態。Rousso 所謂的「維希症候群」主要是指有為數不少戰後出生的那一代法國人,在七零年代末期不願意承認納粹大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他們以知識菁英高高在上的姿態,批評受難者對屠殺與迫害的記憶有許多問題。為了掩飾維希政權協助載運七萬六千名猶太人(其中包括不少兒童)到奧許維茨集中營送命,他們只承認有奴工營存在,卻不承認猶太人所說的滅絕營是真的。他們認為,猶太生還者所說的遭遇,是刻意扭曲歷史,要求大家去記憶不曾真正發生過的事。因此 Rousso 認為,法國主流社會對於曾經支持納粹的過往,尚停留在「未完成的哀悼」(unfinished mourning)。這種不願進行轉型正義的態度,違反了法國的共和價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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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期間,世界各國有不少人都有自願加入納粹軍團的紀錄。圖為幾位丹麥國民於1941年舉著「丹麥自由軍團」(Freikorps Danmark)的旗幟宣誓加入納粹武裝黨衛軍(Waffen SS)。著名的歷史學者Tony Judt曾說,二戰時期有被納粹佔領過的歐洲國家,都曾發展出親納粹的勢力,因此在戰後這些國家都有各自的「維希症候群」。圖/Bundesarchiv, Bild 101III-Weill-096-27 / Weill / CC-BY-SA 3.0

歷史記憶的爭鋒

除了廣義的「歷史記憶」外,剛從集中營返國時的緹昂與其他地下反抗運動人士在意的事情還包括:應將他們地下反納粹的抗爭運動(French Resistance)視為法國史的一部分。即便參與的人數不多,但應將他們的犧牲奉獻視為替全法國人做的。受到當時「國族精神特色」(national characters)思想的影響,他們認為,自己被送到集中營後,仍經常表現出不屈從的勇氣,這正是在積極發揚法國精神。

但是這個部分的堅持,很容易引起爭議。因為這會掀起法國籍的「非猶太裔受難者」與「猶太裔受難者」在歷史記憶上的爭鋒。換言之,面對二戰,所謂「法國的歷史記憶」是要以法國籍猶太人的受難史以及他們被消滅的傳統文化為優先?還是要以法國反納粹反抗運動史及其運動經驗為優先?如果以地下反抗運動者的歷史為優先,如緹昂與她的同伴當年所堅持的,這是否隱喻著,在反抗運動者將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視為「法國精神」的同時,也間接暗示了,猶太人之所以會慘遭大迫害,是因為反抗不夠積極?[12]

「愛國心」不該凌駕於「真理」之上

隨著戰後回到法國學術界繼續從事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因此也親身涉入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調解工作,看到了法國政府經常以不人性的作為對待殖民地人民,這個複雜多端的戰後人生閱歷讓緹昂聯想起自己在二戰時的親身經歷。作為兩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時代見證者,她越來越深刻體認到,「愛國主義」不應作為判定是非曲直的準則。因為以「愛國」之名,人性會自以為是地讓太多不堪的貪婪與黑暗恣意橫行;認為只要能達成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然而,作為公民,應該要努力追討的,是「國家暴力」對公民自由造成的傷害以及對個人生命尊嚴的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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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ine Tillion 在戰後重回阿爾及利亞,看到法國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殘暴,讓她重新省思「國家暴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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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ine Tillion 晚年的風采神韻。圖/Germaine Tillion

隨著國族主義觀點在二戰之後越來越被棄置一旁,緹昂也不斷修正她在 1946 年出版的回憶錄所持的看法,逐漸放棄去討論法國人獨具的反抗精神、也不再認為英雄化法國地下反抗運動者有其必要。跟曾在奧許維茨集中營受難的義大利作家 Primo Levi 一樣,二戰終戰將近三十年後,他們越來越清楚體認到,人能不能過道德的生活,與民族性無關,但與所生存的政治、社會體制環境非常有關。專制威權透過「去人性化」的管制措施奴役人民,對人的道德心靈造成的傷害難以估算。[13] 緹昂在 1973 年修訂版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回憶錄》針對這一點也做了認錯告解式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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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1939 與 1945 年間,我跟許多人都陷入迷思,想要樹立區別標誌、以便清楚區分國族特色,因此喜歡說「他們做了那種勾當」、「我們打死也做不出那種事」….. 等等。今天我絕不再相信這種說法行得通。反之,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族群的人可以安然地說,他們完全不需要面對自己集體的道德罪行曾經引發過重大災難的問題。[14]

緹昂在過世前一年出版了《戰爭與和平的鬥爭》一書(Combats de guerre et de paix, 2007)。在書裡,她仍不忘再次強調:「不可因愛國心犧牲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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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ine Tillion 最後一本著作《戰爭與和平的鬥爭》(2007)。

掩藏住的,不會消失,只是潛入土裡,未來長出讓後人更難收拾的怪異扭曲後果。2003 年,梵蒂岡公開二戰期間教廷與納粹往來的機密檔案。2009 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正式對法國政府在二戰期間把七萬六千名猶太人遣送到奧許維茨集中營之事作出判決,要求法國應負起責任並予以賠償;2014 年,法國國家鐵路公司為曾經幫助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賠償猶太人六千萬美金。2015 年 12 月 28 日,法國政府將 1940 至 1944 年間與維奇政府相關的二十多萬份文件解密公開,涵蓋的範圍包括內政部、外交部、司法部與警察部門。法國的二戰歷史記憶正開始踏上轉型正義之路。長期以來,對二戰「維希政權」(Vichy regime)及所謂「法國反抗運動」(French Resistance)的歷史迷思,也正慢慢在撥開雲霧中。[15] 從目前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不少過去知名的「反抗運動者」— 例如前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1916-1996)—在二戰剛開始的時候都是親納粹的「維希政權」支持者,他們直到 1942 或 1943 年左右才開始轉向反抗運動陣營。

不僅集中營是道德的灰色地帶,歷史記憶裡也有太多灰色地帶。只習慣用英雄化、黑白分明化的眼光來看轉型正義需要處理的歷史,甚至想藉此打造特定的國族意識,反而常常會阻撓我們好好去看人性在極權專政體制下會產生的諸多問題。

現任德國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BStU)特任官 Roland Jahn 在官網上寫下一句話:「我們對極權專政了解越多,越知道如何打造民主政治。」對台灣而言,我們追求的價值如果是「民主」,那就應該有更多的勇氣,讓歷史真相的追求邁向公共化,透過理性的討論,大家互相啟發。在學習面對極權政治下扭曲的人性時,也學習去認識,不是「春秋之筆」的「嚴善惡之辨」可以帶領我們走入歷史的灰色森林,而是更多公民社會的價值覺知與對人性有限性溫柔的瞭悟。如同緹昂在她最後一本書封面上所露出的目光,那麼深邃有力、同時卻也悲憫和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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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德國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BStU)特任官Roland Jahn在官網上留下的話:「我們對極權專政了解越多,越知道如何打造民主政治。」圖/BStU

參考文獻:

  • [1] Robert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A New History of the Frech Resistanc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2015), 66-69, 165, 499.
  • [2] Germaine Tillion, Ravensbrück (Neuchâtel: Cahiers du Rhône,1972).
  • [3] Germaine Tillion, Le Verfügbar aux Enfers: Une opérette à Ravensbrück (Paris: La Martinière, 2005).
  • [4] Henry Samuel, “Diary of Nazi survivor turned into an opera,” The Telegraph (June 2, 2007),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1553410/Diary-of-Nazi-survivor-turned-into-an-opera.html (accessed Jan. 2016).
  • [5] Alison Rose, “Déchiffrer le silence”: A Conversation with Germaine Till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5,1 (2004): 166.
  • [6] 引自:Alison Rose, “Déchiffrer le silence: A Conversation with Germaine Till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5,1 (2004): 167.
  • [7] 英譯轉引自:Donald Reid, “Germaine Tillion and Resistance to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 Memory 15, 2 (Fall 2003): 36-63, here 38.
  • [8] Ibid., 47-48.
  • [9] Tzvetan Todorov, Facing the Extreme: Moral Lif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6), 37.
  • [10] Ibid., 36, 77, 126.
  • [11] Henry Rousso,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 Donald Reid, “Germaine Tillion and Resistance to the Vichy Syndrome,” 43-47.
  • [13] Tzvetan Todorov, Facing the Extreme: Moral Lif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126.
  • [14] Germaine Tillion, Ravensbrück (Neuchâtel: Cahiers du Rhône, 1973), 213.
  • [15] Robert O. Paxton, “The Truth About the Resistanc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 25, 2016),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6/02/25/truth-about-french-resistance/ (accessed Apri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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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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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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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 AI 的關係是什麼?走進「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透過藝術創作尋找解答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0/24 ・317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本文與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合作。 

AI 有可能造成人們失業嗎?還是 AI 會成為個人專屬的超級助理?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AI 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成為社會大眾目前最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究竟,AI 會成為人類的取代者或是協作者?決定關鍵就在於人們對 AI 的了解和運用能力,唯有人們清楚了解如何使用 AI,才能化 AI 為助力,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

有鑑於此,目前正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展出的「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特別將展覽主題定調為奇異點(Singularity),透過多重視角探討人工智慧與人類的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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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B 策展人吳達坤進一步說明,本次展覽規劃了 4 大章節,共集結來自 9 個國家 23 組藝術家團隊的 26 件作品,帶領觀眾從了解 AI 發展歷史開始,到欣賞各種結合科技的藝術創作,再到與藝術一同探索 AI 未來發展,希望觀眾能從中感受科技如何重塑藝術的創造範式,進而更清楚未來該如何與科技共生與共創。

從歷史看未來:AI 技術發展的 3 個高峰

其中,展覽第一章「流動的錨點」邀請了自牧文化 2 名研究者李佳霖和蔡侑霖,從軟體與演算法發展、硬體發展與世界史、文化與藝術三條軸線,平行梳理 AI 技術發展過程。

圖一、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一詞

藉由李佳霖和蔡侑霖長達近半年的調查研究,觀眾對 AI 發展有了清楚的輪廓。自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並明確定出 AI 的任務,例如:自然語言處理、神經網路、計算學理論、隨機性與創造性等,就開啟了全球 AI 研究浪潮,至今將近 70 年的過程間,共迎來三波發展高峰。

第一波技術爆發期確立了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轉換機制,科學家將任務文字化、建立推理規則,再換成機器語言讓機器執行,然而受到演算法及硬體資源限制,使得 AI 只能解決小問題,也因此進入了第一次發展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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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957-1970 年迎來 AI 第一次爆發

之後隨著專家系統的興起,讓 AI 突破技術瓶頸,進入第二次發展高峰期。專家系統是由邏輯推理系統、資料庫、操作介面三者共載而成,由於部份應用領域的邏輯推理方式是相似的,因此只要搭載不同資料庫,就能解決各種問題,克服過去規則設定無窮盡的挑戰。此外,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等技術也在同一時期誕生,雖然是 AI 技術上的一大創新突破,但最終同樣受到硬體限制、技術成熟度等因素影響,導致 AI 再次進入發展寒冬。

走出第二次寒冬的關鍵在於,IBM 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戰勝了西洋棋世界冠軍 Garry Kasparov,加上美國學者 Geoffrey Hinton 推出了新的類神經網路算法,並使用 GPU 進行模型訓練,不只奠定了 NVIDIA 在 AI 中的地位, 自此之後的 AI 研究也大多聚焦在類神經網路上,不斷的追求創新和突破。

圖三、1980 年專家系統的興起,進入第二次高峰

從現在看未來:AI 不僅是工具,也是創作者

隨著時間軸繼續向前推進,如今的 AI 技術不僅深植於類神經網路應用中,更在藝術、創意和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而「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第二章「創造力的轉變」及第三章「創作者的洞見」,便邀請各國藝術家展出運用 AI 與科技的作品。

圖四、2010 年發展至今,高性能電腦與大數據助力讓 AI 技術應用更強

例如,超現代映畫展出的作品《無限共作 3.0》,乃是由來自創意科技、建築師、動畫與互動媒體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運用 AI 和新科技共同創作的作品。「人們來到此展區,就像走進一間新科技的實驗室,」吳達坤形容,觀眾在此不僅是被動的觀察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可以親身感受創作方式的轉移,以及 AI 如何幫助藝術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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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展出現場,圖為超現代映畫的作品《無限共作3.0》。圖/C-LAB 提供

而第四章「未完的篇章」則邀請觀眾一起思考未來與 AI 共生的方式。臺灣新媒體創作團隊貳進 2ENTER 展出的作品《虛擬尋根-臺灣》,將 AI 人物化,採用與 AI 對話記錄的方法,探討網路發展的歷史和哲學,並專注於臺灣和全球兩個場景。又如國際非營利創作組織戰略技術展出的作品《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則是一套協助青少年數位排毒、數位識毒的方法論,使其更清楚在面對網路資訊時,該如何識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更自信地穿梭在數位世界裡。

透過歷史解析引起共鳴

在「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規劃的 4 大章節裡,第一章回顧 AI 發展史的內容設計,可說是臺灣近年來科技或 AI 相關展覽的一大創舉。

過去,這些展覽多半以藝術家的創作為展出重點,很少看到結合 AI 發展歷程、大眾文明演變及流行文化三大領域的展出內容,但李佳霖和蔡侑霖從大量資料中篩選出重點內容並儘可能完整呈現,讓「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觀眾可以清楚 AI 技術於不同階段的演進變化,及各發展階段背後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態,才能在接下來欣賞展區其他藝術創作時有更多共鳴。

圖六、「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分成四個章節探究 AI 人工智慧時代的演變與社會議題,圖為第一章「流動的錨點」由自牧文化整理 AI 發展歷程的年表。圖/C-LAB 提供

「畢竟展區空間有限,而科技發展史的資訊量又很龐大,在評估哪些事件適合放入展區時,我們常常在心中上演拉鋸戰,」李佳霖笑著分享進行史料研究時的心路歷程。除了從技術的重要性及代表性去評估應該呈現哪些事件,還要兼顧詞條不能太長、資料量不能太多、確保內容正確性及讓觀眾有感等原則,「不過,歷史事件與展覽主題的關聯性,還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蔡侑霖補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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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實驗室(DeepMind)開發出的 AI 軟體「AlphaFold」,可以準確預測蛋白質的 3D 立體結構,解決科學家長達 50 年都無法突破的難題,雖然是製藥或疾病學領域相當大的技術突破,但因為與本次展覽主題的關聯性較低,故最終沒有列入此次展出內容中。

除了內容篩選外,在呈現方式上,2位研究者也儘量使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某些較為深奧難懂的技術內容,蔡侑霖舉例說明,像某些比較艱深的 AI 概念,便改以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為此上網搜尋很多與 AI 相關的影片或圖解內容,從中找尋靈感,最後製作成簡單易懂的動畫,希望幫助觀眾輕鬆快速的理解新科技。

吳達坤最後指出,「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除了展出藝術創作,也跟上國際展會發展趨勢,於展覽期間規劃共 10 幾場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藝術家座談、講座、工作坊及專家導覽,例如:由策展人與專家進行現場導覽、邀請臺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以「人工智慧與未來藝術」為題舉辦講座,希望透過帶狀活動創造更多話題,也讓展覽效益不斷發酵,讓更多觀眾都能前來體驗由 AI 驅動的未來創新世界,展望 AI 在藝術與生活中的無限潛力。

展覽資訊:「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2024 Future Media FEST-Singularity 
展期 ▎2024.10.04 ( Fri. ) – 12.15 ( Sun. ) 週二至週日12:00-19:00,週一休館
地點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圖書館展演空間、北草坪、聯合餐廳展演空間、通信分隊展演空間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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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的孤兒受難史曝光!──二戰時被關入集中營臺灣人有哪些?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1/08 ・5656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 採訪撰文|吳易珊、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被遺忘的二戰臺灣史

電影《太陽帝國》裡被關押在日軍集中營的英美平民,或許是多數人對戰爭集中營的印象。然而鮮少人知道,二戰期間曾有數百位身處南洋的臺灣人,因為被視為日本人,一夜間失去所有,集體送入集中營拘留。「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研究員,她挖掘集中營筆記、報紙等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臺灣人,試圖填補這段被遺忘的海外臺灣人歷史。

馬來半島大逮捕,臺灣人也成為犧牲者

1941 年,二戰下的歐洲戰局正陷入緊繃膠著。  12 月 8 日這天,戰情驟變!日本突然發動閃電大突襲,揮兵珍珠港及東南亞的馬來半島、菲律賓等地,太平洋瞬息煙硝四起……

當時,東南亞是西方多國的殖民地,包含英國統治的緬甸、印度、馬來半島、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今柬埔寨、越南、寮國),美國掌控的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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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諜,交戰雙方皆立即展開拘留行動,大肆逮捕「敵國人」。

12 月 8 日馬來半島大逮捕,當地日本人全被召去警察局,一時間砲火隆隆、風聲鶴唳,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的命運。數日後,有些日本人被送往新山(Johor Bahru)監獄,有的被送往聖約翰島,其中也包含不少南洋臺灣人。

二戰期間,交戰雙方都設置集中營扣留敵國人民。日軍在中國、日本設置,關押英美平民;美國也扣押囚禁了約 11 萬日裔美國人。圖中即為美國集中營內的日本學童,戰後美國政府歷經訴訟,道歉賠償。圖│美國國家檔案局,Wikimedia
二戰期間,交戰雙方都設置集中營扣留敵國人民。日軍在中國、日本設置,關押英美平民;美國也扣押囚禁了約 11 萬日裔美國人。圖中即為美國集中營內的日本學童,戰後美國政府歷經訴訟,道歉賠償。
圖│美國國家檔案局,Wikimedia

前進南洋的臺灣人:工頭、醫師、演藝人員

戰火來得突然,平民向來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但當時為何有這麼多臺灣人身在緬甸、印尼、馬來半島?日治時期,這些臺灣人又為何要千里迢迢到南洋?

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去!如同今日,許多七、八年級生積極前進海外,南洋也是日治臺灣人的夢想航道。為了更好的待遇與發展,不少臺灣人遠赴新加坡、馬來半島,尤其以印尼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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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島,臺灣人的地位遠遠不如日本人,但一到印尼,便能擁有與日本本國人相同的地位。特別是甲午戰爭後,日本人與西方人平起平坐,「臺灣籍民」(日治時期到中國、東南亞的臺灣人之通稱)待遇遠勝當時的清人,吸引許多人到那裡做起小行商,經營茶葉、農林特產、雜貨貿易。

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灣人則大約分成三類。

一類是受聘於日本礦業、橡膠業公司。日本企業雇用大量華人苦力,需要通曉華語與日語的中間人,臺灣人便脫穎而出擔綱工頭、小主管。

第二類則是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他們到南洋開業、從事醫職,為當地華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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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臺灣籍民很特殊:演藝人員。由於 19-20 世紀南洋有大量華工,掙錢討生活之餘,也發展出庶民的娛樂生活,不少劇團、俳優、歌仔戲班因而趁勢下南洋,四處行走表演。

大體來說,相較於從事苦力的華人勞工,南洋臺灣人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水平。有些人定居、有些人往返南國與臺灣,根據臺灣總督府的統計,雖然當時最大宗是前往中國,但也有約三千人居住南洋。

印度集中營裡,目前可知的臺灣人職業多數是演藝人員最多,也有不少行商、小老闆,另外還有少部分醫師、藥商以及日本企業中的工頭領班。圖│研之有物、iStock(資料來源│鍾淑敏)
印度集中營裡,目前可知的臺灣人職業多數是演藝人員,也有不少行商、小老闆,另外還有部分醫師、藥商以及日本企業中的工頭領班。
圖│研之有物、iStock(資料來源│鍾淑敏)

亞細亞的孤兒:臺灣人?日本人?福建華人?

為著生活去打拚,臺人的異鄉求生路自然得步步為營。

身為「亞細亞的孤兒」,曖昧複雜的身分彷彿是臺灣人宿命,而南洋又是國族多元之地,因此形成重重「遮罩」。若當地爆發排華衝突,日本身分是隱身的保護網;到了華僑勢力區,臺灣人則轉而隱匿國籍,用福建華人身分交往、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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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無情的戰事一起,所有濾鏡保護色全數失效,臺灣人一律被標上日籍身分押入收容所。

這段二戰史過去鮮少被挖掘,即便戰後日本學者投入研究,他們也不太提及臺灣人。中研院研究員鍾淑敏蒐集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當事人,包含被送到印度的新馬臺灣人、被送到澳洲的印尼臺灣人,努力拼組這段消逝模糊的過去。

其中,有兩份關鍵資料提供了重要線索。

日本「三五公司」技師小林博,以跟火柴頭一樣小的字,在暗夜中足足寫成了 8 本筆記!藉著原為牙醫的日本人本間清的掩護協助,用齒模封住小冊子,秘密帶出集中營。小林博製作的拘留者名冊,記下名單、被捕處、在臺灣的居住地,成為研究集中營臺灣人的關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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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重要資料,則是 1966 年發行的報紙《インドワラ通信》,刊載了臺、日被拘留者的投書回憶。

一夜落難,顛簸送往印度、澳洲集中營

鍾淑敏研究發現,監禁南洋日本人的集中營主要在兩處。

馬來半島的日本與臺灣人,被送到印度;在印尼、婆羅洲等地者,則被跨洋帶到更遠的澳洲。一夜之間,他們失去所有家產,惶惶然被押上不知開往何處的船,命運未卜。多數人直到 1946 年中,才得以離開集中營。

路途上,士兵持槍監視,大批日籍俘虜被迫擠困在酷熱船艙,超過 3 天沒有任何食物,輾轉送到印度德里留置。在印度 Purana Qila 的帳篷集中營裡,因為衛生差、沒有乾淨用水,瘧疾、赤痢、傷寒都是致命威脅,當地白日酷熱、夜裡降溫,多數俘虜倉皇間被捕,缺少禦寒衣物,不少體弱者最終支撐不住、魂斷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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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位俘虜中,包括 182 位在新馬被逮捕的臺灣人。

因為殖民地關係,這些臺灣人被歸入日本籍,不幸落難成為階下囚。

曙光乍現:衣食無虞的自治社區

1943 年,苦難終於有了轉機!

拘留者陸續被送到綠洲城市代沃里( Deoli),脫離粗陋的帳篷,遷入磚瓦房舍。收容所內設有廚房、浴場、運動場,衛生與醫療設備完善,拘留者依照小家庭、大家族、單身女性、單身男性,井然有序地安排在不同舍區。

在英屬馬來亞(包括現在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被逮捕的日本與臺灣人,最後統一送往印度,遷入代沃里( Deoli) 的集中營。 圖│研之有物
在英屬馬來亞(包括現在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被逮捕的日本與臺灣人,最後統一送往印度,遷入代沃里( Deoli) 的集中營。
圖│研之有物

除了限制外出自由,收容所生活幾乎就像自治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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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監管員早晚點名,其餘時間可自行活動,例如種菜、裁縫,收容所不會強制勞動。日日困守營內盼不到自由,拘留者便自行組織炊事班、園藝部,舉辦相撲大會、放電影、打網球,讓監禁的生活不至於茫茫無望。

作息好克服,家鄉口味卻總教人難以割捨,俘虜學著用豆類配給品,改造成日本人習慣的味噌和豆腐;被關在澳洲的拘留者則更挑戰,得從台菜、日式料理,改吃起牛肉與起司。但無論如何,在戰時能有充足的一日兩餐,已算得上珍貴幸福。

集中營裡的兒童:學習「成為日本人」

歷經半個世紀,當年被監禁的臺灣人大半凋零,多數受訪者是童年隨家人被送入,這也讓鍾淑敏採集到兒時視角的集中營回憶。

戰後的西方電影、回憶錄,常描述日軍集中營受虐的悲慘際遇,相較於此,英軍集中營大體相當人道,更像是現代化的監獄。這些在收容所長大的受訪者回憶,裡頭設有福利社、發送救濟品;印度收容所每月發零用金,由日本政府出錢;澳洲集中營裡甚至還提供郵購型錄!

孩子們不懂紛亂時勢,吃得飽、睡得暖、全家一起生活,好似沒有太多戰爭創傷。集中營宛如超大型防空洞,意外阻隔了外頭的烽火衝突。

只是,盟軍贏一局,日軍攻一城,無人知道何時能終戰,孩童教育成為另一道難題。於是拘留者便在集中營內自組學校,手編教材、開辦小學堂,自己的孩子自己教,

這段集中營的生活,卻意外讓臺灣人學習「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移居南洋的第二、第三代,原本幾乎沒有接觸過日本文化。但身在印度集中營,這些孩子寫日文、唱頌揚大和魂的校歌、遙拜皇居、過日本節慶,反倒經歷了「皇民化」歷程。

泥於里收容所第一國民學校,共有 8 個學級,學生行事曆完全與日本內地相同,也要學唱強調「忠君愛國」、「大和魂」的校歌。圖│圖片來源:峯一男畫、東京外国語大学/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史資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拠点」編, 《峯一男作品集》,無頁碼。
泥於里收容所第一國民學校,共有 8 個學級,學生行事曆完全與日本內地相同,也要學唱強調「忠君愛國」、「大和魂」的校歌。
圖│峯一男畫、東京外国語大学/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史資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拠点」編, 《峯一男作品集》,無頁碼。
收音機體操。收容所內的學生,早上 7 點 15 分打掃教室,7 點半朝會,7 點 45 分前是體操時間,之後上課到下午 4 點。圖│木村二郎編,《スケッチが語る印度抑留記:1941.12.8-1946.5.19(印画紙集)》,無頁碼,圖 131。
收音機體操。收容所內的學童每日 7 點 15 分打掃教室,7 點半朝會,7 點 45 分前是體操時間,之後上課到下午 4 點。
圖│木村二郎編,《スケッチが語る印度抑留記:1941.12.8-1946.5.19(印画紙集)》,無頁碼,圖 131。

活過戰亂,卻喪命於自由來到之前

近 5 年的集中營看似平靜無波、避開烽火,但難以預料的是,死神卻在戰爭結束後現身。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遠在印度集中營內的拘留者,並沒有同步接收訊息。儘管各國官員前來說明,許多日人仍拒絕相信,「這絕對是假新聞!」他們懷疑廣播、報紙的真實性,甚至大罵前來解釋的日本大使是冒牌貨。

在強烈兩極的氣氛下,分裂成「(日本)戰勝組」與「(日本)戰敗組」,衝突不斷。部分戰勝組開始暴力制裁「不相信國家者」、攻擊守衛,情勢越演越烈,結果引發了「二二六事件」── 印度政府下令朝集中營發砲射擊,17 人不幸死亡。

走過戰火歲月,卻喪命於獲取自由的前夕。或許正是因為收容所看似遠離戰火,但他們仍活在充滿不確定的恐懼,以及被迫與外界隔離的不安之中,最終釀成悲劇。

前台大電機系教授邱雲磊,幼時與在新加坡經營鐵礦公司的父母,一併被送入印度集中營。他回憶原本南洋住家多是馬來人、印度人,他一直到進入集中營後,才開始學日語。圖│邱雲磊提供
前台大電機系教授邱雲磊(圖中幼童),幼時與在新加坡經營鐵礦公司的父母,一併被送入印度集中營。他回憶原本南洋住家多是馬來人、印度人,一直到進入集中營後,他才開始學日語。圖/邱雲磊提供

大歷史中被翻弄的小人物

有人死於拘禁路途,有人不幸在集中營遇難,戰後倖存的臺灣人又落腳何方?

鍾淑敏提到,一位受訪者的家族經歷余清芳事件後,深惡日本政權,遠走印尼謀生,後來全家被送入澳洲集中營。家族只讓小孩讀華文、英文,拒絕念日語課程。戰爭結束,他們非常擔心被送往日本,甚至拒絕遣返,最後被澳洲軍人強架著上船,直到落地臺灣才終於鬆口氣。

這份倉皇恐懼,流露出大時代下臺灣人的無奈。

二戰後,臺灣再度成為「國際孤兒」,不再歸屬日本,盟軍也不承認國民政府立即有管轄權,多數臺灣人被遣送回臺灣。然而,許多人早已在南洋落地生根好幾代,卻毫無選擇自由,生生與當地親人分離。即便歷經萬難重返,努力經營的家園、產業也化為烏有。

臺灣人的身分一直很尷尬,從來都不能自己選擇。

長年研究二戰臺灣史的鍾淑敏,感觸良多。

臺灣籍民看似擺盪日人與華人之間得利,實則不斷被世界大局所翻弄。正如同臺灣自身,在頻頻更迭的政權統治下,身不由己被強權決定命運。

這也正是鍾淑敏投入研究的初衷。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歷史經常被忽略,一方面臺灣人鮮少自我書寫,留下的資料很少;更迭的政權好似也多了鴻溝禁忌,老人家避談自己的故事,子孫也無從理解家族史。

然而沒有人挖掘,回顧這段歷史時,便缺少屬於臺灣視角的史觀。

我們個人或家族的歷史,都是臺灣的歷史,也是這個時代的一部分。

鍾淑敏由衷地說:「我希望透過研究填補那一段空白,但我更期待,臺灣人能發掘自己的歷史。只要你願意記下、說出家族的故事,就能幫助往後填補失落的臺灣記憶。」

挖掘那些被忽略、遺忘的歷史,說出臺灣人的故事,是鍾淑敏至深的研究關懷。她也正著手投入二戰期間成為戰俘、戰犯的臺灣人,期望能填補更多臺灣史的空白。圖│研之有物
儘管史料難尋,但追溯那些被忽略、遺忘的歷史,說出臺灣人的故事,是鍾淑敏一路投入歷史研究的關懷。她也正著手研究二戰期間成為戰俘、戰犯的臺灣人,期望能填補更多臺灣史的空白。圖/研之有物

延伸閱讀

  •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 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臺灣史研究》24:3 ,2017
  • 鍾淑敏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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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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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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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瘟疫不只是瘟疫——《瘟疫》導讀
商周出版_96
・2021/05/09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62 ・九年級

  • 導讀 / 翁振盛(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 書籍作者 /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譯者 / 陳素麗

不只是瘟疫

卡繆的《瘟疫》(La Peste)出版於一九四七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為了創作《瘟疫》,卡繆的準備工作絲毫不馬虎。他努力鑽研歷史上、醫學上的各類文獻。《瘟疫》的寫作過程頗為漫長。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就曾提到要書寫一部瘟疫的小說。

《瘟疫》可能是卡繆除了《異鄉人》之外大家最熟知的作品。小說甫出版即廣受讀者歡迎,並且獲得「批評獎」(Prix des Critiques)。

《瘟疫》和卡繆的其他作品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小說中觸及的諸多主題(生命、死亡、愛情、幸福)延續卡繆的《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瘟疫》一書中透過一個雜貨店老闆娘談到一則發生在阿爾及爾的社會新聞,明顯指涉先前問世的《異鄉人》。

《瘟疫》是卡繆「反抗系列」(Cycle de la révolte)中的一部作品。小說中以李爾醫生為首的幾個人物竭盡一切反抗瘟疫,拒絕不戰而降。和《異鄉人》不同的是,《瘟疫》的文本生成無法與其歷史情境切割開來。《瘟疫》中有許多片段和卡繆在二次大戰期間在地下抗暴刊物《戰鬥報》(Combat)發表的文章以及《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極為相似。有別於卡繆早期的著作,《瘟疫》讓卡繆真正進入了歷史,讓他從個人邁向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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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今日,這部「應景」的作品不僅在法國,在世界各地,都重新燃起讀者的興趣,銷售量也扶搖直上。小說中刻畫疾病的變異、防堵的措施、隔離檢疫、防疫宣導、疫苗注射,一切與現今何其相似。

書寫災難    

小說名稱明白預告了即將發生的事件:名為《瘟疫》,也真的會爆發瘟疫。書中多次提到歷史上的大瘟疫以及宗教典籍上出現的瘟疫。西洋文學史上與瘟疫或大型傳染病相關的作品並不罕見。比較遠的有薄伽丘《十日談》、笛福《大疫年記事》;比較近的像是湯瑪斯.曼《威尼斯之死》,吉歐諾《屋頂上的騎兵》。瘟疫或為故事的核心議題,或作為故事背景框架,或變成推動故事的主要驅力,或左右故事的關鍵元素。

如果卡繆習慣透過虛構的作品來宣揚其理念或道德觀的話,他鮮少會因此而犧牲故事,《瘟疫》也不例外。不論故事的架構、演進、時間安排、空間描繪、敘述和對話的調配還是人物的營造,在在皆可看出這是部成熟作家的成熟作品。

李爾醫生為貫穿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醫生之所以雀屏中選,主要因為他的專業讓他可以對疾病作出適切的觀察和處置,並且讓他接觸到許多歐蘭城的居民,知曉許多內情,獲取的訊息也成為故事推進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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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事和/或敘事

《瘟疫》有別於典型的傳統小說,遊走在紀事和敘事之間。紀事與敘事存在著矛盾,因為紀事依照事實的時間先後依序羅列出發生的事件,而敘事則建立在邏輯因果關係上。也因此,通常會打亂時間次序,重新安排組織。

這部小說採取常見的事後追述的方式,也就是說,敘述的事件在敘述之時已經發生。小說從頭到尾,時間指示十分清楚。事件大致依循時間次序敘述,但是免不了出現回溯的情形,比如在門房過世後敘述者提到尚.塔胡的雜事本,談到他初到歐蘭城的時候。

小說中的紀事者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逐日逐月詳實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他可以證實、擔保發生過的事情。紀事者偶爾洩漏他的形影。不時出現的「我們的市民們」證明他很可能亦是其中的一員。

小說中的紀事者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逐日逐月詳實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圖/Giphy

此一紀事者亦是敘述者。當他說明其敘事策略、走向或選擇時,也會讓讀者意識到他的存在(例如,「在詳述新時期的種種事件之前,敘述者認為提供另一位證人對於上述時期的觀點,該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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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敘述者使用第三人稱(「他」)來指稱自己,就像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者。他巨細靡遺地敘述某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比如藍伯),就好像他一直待在他的身旁。但有些地方他似乎又暗示他並不是全知全能的敘事者,比如,「敘述者深信他可以代表所有人來寫下他的感受,因為他跟所有市民共同經歷了這段時期」。整部小說不斷擺盪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一直要到故事最後敘述者才會披露自己的身分。

除了敘事視角的混淆,口語化的語言是小說的另一特色。人物說話直白,大半時候只說該說的話,彷彿目的只在於傳達字面的意思。敘述的部分也類似。大致都是訴諸再尋常不過的語彙,甚至就像日常談話一樣,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話語除了字面的意思外,常常還蘊含有意無意抑制的情感。表面的平和掩蓋不住內在的溫熱,就像小說起始李爾醫生和妻子車站道別的那一幕。或許因為詞語大都安然置放在應該放置的地方,因而,即便醜陋可怖的畫面也往往會發散出奇異的魅惑。第一章中不少場景刻畫垂死掙扎、奄奄一息的老鼠,生動而鮮明。

封鎖的城市,囚禁的人

小說一開始的題詞預示了歐蘭城居民未來的命運和處境。他們面臨的不只是實質的禁錮,更是心靈的禁錮。封鎖的城市隔離了人們。裡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來。

卡繆筆下的歐蘭城,骯髒沉悶卻同時又迷人。卡繆對於這個城市並不陌生。一九四0年初,他人就在歐蘭城。此時他的肺結核又復發。卡繆在歐蘭城一直待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小說起始,時間的故意模糊(「這篇紀事報導中的詭異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幾年間的歐蘭城」)並沒有降低或移轉自傳的色彩,反倒使其顯得欲蓋彌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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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爾醫生因為封城無法與他的妻子相見,藍伯也被迫和愛人分開。分離和放逐的苦痛,卡繆本身也經歷過。二次大戰期間,卡繆離開歐蘭城到法國治療,由於政治局勢的丕變,有兩年多的時間他被迫與待在北非的妻子和親人分隔兩地。

卡繆在年輕時曾罹犯肺結核,長期治療和休養。書中對病人(例如門房)發病症狀、病況的變化、瀕死的身體的描述十分貼切。Jacqueline Lévi-Valensi 亦指出,肺結核和某一類型的瘟疫症狀極其相似。

《瘟疫》聚焦於瘟疫底下生活的歐蘭城居民。歐蘭人的態度大相逕庭,每個人以自身的方式回應這場瘟疫。紀事者或敘述者統籌這一切,消化、轉述他從居民接收到的訊息,並發表評論。

災難和極端的情境改變了人們,讓他們正視自己的情感,就像老醫生卡斯特和他的妻子。景物的描繪適時反映了人物心境的變化。李爾醫生不停移動,隨時隨地觀察周遭的景物(「醫生依然看著窗外,窗戶外是一片春天清澈的天空」)。景物的描繪突顯了瘟疫爆發前後的對比,例如,「這一帶的人平時都在門口坐上一整天,而現在各個大門深鎖,百葉窗拉下」。不僅如此,景色和物件還不時被賦予象徵的意涵。例如,在疫情趨緩的一月,天空終於浮現「前所未見的湛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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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瘟疫

卡繆宛如時代的眼睛,對世上任何不公不義都無法視而不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到戰後,卡繆可以說是無役不興,尤其在大戰期間積極投入抗暴運動。

納粹黨被稱為「褐色的瘟疫」(Peste brune) 。卡繆明白揭示:《瘟疫》遙指二次大戰德軍佔領下的法國。小說中有多處類比瘟疫和戰爭:「世界上的瘟疫跟戰爭一樣多」;「疫情已全線撤退[……]最後終於讓眾人確信勝利業已在握,瘟疫正在棄守陣地」。小說第五部,瘟疫終結,禁令解除,眾人歡欣鼓舞,湧上街頭,不正像是大戰結束,熱烈慶祝解放的法國?依循卡繆的解讀,瘟疫暫時跳離了歐蘭城,沾染了濃郁的政治色彩。事實上,小說中有不少細節都可以和大戰產生連結。閱兵廣場蒙塵的共和女神像似乎暗指被德軍佔領的法國。屍體草率的集體掩埋,焚屍爐火化的場景更讓人聯想到納粹的集中營。

如果戰爭也是一種瘟疫,恐怖主義、新集權主義等風潮亦可視為瘟疫的變種或變異。一如瘟疫,政治的狂熱激情也會相互感染,在短瞬的時間之內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面對這些新舊型態的瘟疫,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卡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謝詞清楚闡明他的藝術理念以及對作家的定位。他認為作家的角色「離不開艱困的責任」。藝術家不能孤芳自賞。他必須認知到他與沉默的芸芸眾生是相似的,並且願意為他們發聲。真正的藝術家勇於面對社會的問題,擔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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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一生熱愛的工作都是一些「團體」的活動。踢足球,參與劇場演出,投身新聞業,他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夥伴之間相濡以沫,並肩作戰,就像小說裡的李爾醫生、尚.塔胡、格蘭……

如果承認人與人的命運休戚與共,一如瘟疫籠罩下的歐蘭人,也許承擔責任和互助團結才會是對抗瘟疫的終極藥方。今日,距離《瘟疫》問世已有七十餘年,卡繆的思想隨著時間開枝散葉,深入人心,過往的實踐和經驗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其效力與價值。

——本文摘自《瘟疫》,2021 年 3 月,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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