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瘟疫不只是瘟疫——《瘟疫》導讀

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濾水技術：從霍亂危機到高效濾芯

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濾水技術：不僅是進步，更是守護未來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從地圖上消失的島嶼

1929 年，舊日本陸軍在瀨戶內海的大久野島，設立了化學武器（毒氣）工廠。因為當地製造的是國際法所禁止的毒氣，所以屬於國家最高機密。直到 1945 年二戰結束為止，這座島一直都是不存在於日本地圖的祕密島嶼。

毒氣自 1929 年開始生產，工廠並在 1933 年和 1935 年兩度擴建，都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生產芥子毒氣、路易氏劑、多種催淚瓦斯和氰化氫（氫氰酸）。

1937 年 7 月，蘆溝橋的一聲槍響，揭開中日戰爭的序幕，當時毒氣工廠的員工已將近一千人。在全盛時期，員工人數多達五千人，二十四小時全力製造各種毒氣，然後送往中國戰場前線。

當然，工人也會在工廠內因接觸毒氣而喪命。 1933 年 7 月，一名青年在傾倒氰化氫溶液時，飛沫不小心噴到防毒面具的吸收罐，結果瞬間就因吸入毒氣造成的急性氰化物中毒倒下。當他被送上病床躺好時，全身已嚴重抽搐，連救都來不及救，僅撐了一天就斷氣。許多員工也因長期吸入芥子毒氣而引發呼吸系統疾病——據說只要在大久野島工作，至少都會罹患一次肺炎。

要命的氣體

芥子毒氣的氣味類似黃芥末，因此才命名為芥子。它是一種揮發性液體，對皮膚和內臟都有強烈糜爛性，一旦接觸到，皮膚就會潰爛燒傷，痊癒後會留下蟹足腫般的肥厚疤痕，吸入後也會侵蝕肺部。

路易氏劑也是糜爛性毒氣，別名「死亡之露」，只要嘗到一滴，短短半小時必然斃命；皮膚接觸後會產生劇痛，吸入後會引發噁心嘔吐，並引發全身嚴重的中毒反應。

日本在 1939 年夏天之後，開始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軍隊使用芥子毒氣。最大規模的毒氣攻擊，是為期四個月的武漢會戰（1938 年 6 月 12 日至 10 月 25 日），期間展開了將近四百次毒氣攻擊。

大久野島的毒氣生產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達到巔峰，到 1943 年左右，才逐漸轉為以製造發煙筒和普通炸彈為主，不再生產毒氣。這項轉變起因於 1942 年 6 月，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對日本的警告。他表示，如果日本繼續採取這種非人道的戰爭手段，他將視其為對美國的挑釁，並以相同的方法施以最大的報復。提出這項警告，表示美國握有日軍在中國使用毒氣武器的鐵證。有一說認為，日軍剛好趁此機會結束對中國的毒氣攻勢。

不過還有另一項原因，就是製造毒氣罐的鐵等資材短缺。比起製造毒氣罐，日軍認為，應該把鐵用來製造普通炸彈。唯恐美國報復的日軍，從此停止製造毒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採取的戰略是嚴守陣地，使得化學武器還能發揮某種程度的效果；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轉為注重武器的火力和機動性，從這一點來看，化學武器的沒落，或許是因為跟不上時代的緣故。

「末日鐘」的衝擊

1947 年起，美國科學雜誌《原子科學家公報》每個月都會發表預測世界末日的「末日鐘」，目的在於警告全球核武開發、戰爭、環境破壞等問題。「末日鐘」是為了警告眾人關於核子戰爭的危險性，而由曼哈頓計畫中最早參與原子彈研發的美國科學家所創立。它將人類滅亡設為「午夜零時」，並以距離這個時間還有幾分鐘來表示。當核子戰爭的危機升高，分針就會前進；降低則會退後。

2020 年 1 月 23 日發表的末日鐘所顯示的剩餘時間，是有史以來最短的——僅剩一百秒。當時伊朗破壞核子協定、北韓研發核子武器，以及美國、中國與俄羅斯持續擴張核武，都提高了相關威脅；而各國對氣候變遷的關心降低，也是其中一項原因。

——本文摘自《世界史是化學寫成的：從玻璃到手機，從肥料到炸藥，保證有趣的化學入門》，2022 年 2 月，究竟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185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早晨，一件離奇的事件席捲布拉德福德這個英國城市。

2 名男孩突然身亡，其他人則突然染上怪異、可怕的疾病。

有人說這是因為霍亂暴發，其他人則認為是瘟疫。隨著日子過去，更多的死亡案例被報導出來，警方懷疑這是預謀犯案，他們很快就發現了原因：硬薄荷糖。

有問題的薄荷糖

幾天前，人稱「薄荷糖比利（Humbug Billy）」的威廉．哈達克（William Hardaker）一如往常在布拉德福德格林市場擺攤賣糖果，他照常販售大受歡迎的硬薄荷糖，儘管這一批以折扣買到的糖果顏色似乎有點不太一樣。

哈達克從糖果批發商喬瑟夫．尼爾（Joseph Neal）那裡購買，這位批發商向來喜歡用「daft」這種成分來替換昂貴的糖。

Daft 是混合熟石膏（plaster of Paris）、石灰粉、硫酸石灰或其他無害物質，用來取代昂貴的糖。

不幸的是，喬瑟夫．尼爾後來訂購的 12 磅 daft 訂單由藥局裡年輕助手處理，他並非測量 12 磅重的 daft，而是從一旁容器裡取出 12 磅的砒霜（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這兩種白色粉末質地類似。

為喬瑟夫工作的糖果製造師覺得這批加了 daft 的硬薄荷糖有點奇怪，但是他們沒有阻止喬瑟夫試吃一顆，以及將其販售給哈達克。

哈達克也吃了一顆糖果，兩人吃完後馬上就覺得不舒服。不過因為哈達克當時以折扣價購買這批硬薄荷糖，所以他也用折扣價將糖果販售出去，那天的銷售特別好。

超過 200 人感到不適，更有 20 人中毒身亡

星期日午夜，當地的鳴鐘者喊叫著可怕硬薄荷糖的事，在布拉德福德掀起軒然大波。那時候已經有超過 200 人感到不適，更有 20 人因砒霜中毒而死。

結果證實每一顆硬薄荷糖內含有足以殺死兩名成人的砷含量。隔天，藥師、助手及喬瑟夫．尼爾都站在法庭上被控殺人罪（manslaughter），不過最後他們卻沒有一個人去坐牢。

食物與飲料摻假法案

儘管如此，該名助手的悲慘失誤促成了 1860 年的《食物與飲料摻假法案》（Adulteration of Food and Drink Bill），正式奠定了製造糖果必須使用的原料。

布拉德福德糖果中毒一案也促進 1868 年英國的《藥局法》（Pharmacy Act），針對藥師處理、販售已知毒藥必須遵守的嚴謹規範。而 1874 年廢除糖稅，終於也讓糖成為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的成分。

——本文摘自《毒物犯罪研究室：解析23種經典致命植物、礦物、藥劑、毒品，從醫學鑑識＆毒物科學揭秘恐怖毒殺與謀殺手法》，2022 年 11 月，創意市集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導讀 / 翁振盛（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 書籍作者 /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譯者 / 陳素麗

不只是瘟疫

卡繆的《瘟疫》（La Peste）出版於一九四七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為了創作《瘟疫》，卡繆的準備工作絲毫不馬虎。他努力鑽研歷史上、醫學上的各類文獻。《瘟疫》的寫作過程頗為漫長。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就曾提到要書寫一部瘟疫的小說。

《瘟疫》可能是卡繆除了《異鄉人》之外大家最熟知的作品。小說甫出版即廣受讀者歡迎，並且獲得「批評獎」（Prix des Critiques）。

《瘟疫》和卡繆的其他作品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小說中觸及的諸多主題（生命、死亡、愛情、幸福）延續卡繆的《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瘟疫》一書中透過一個雜貨店老闆娘談到一則發生在阿爾及爾的社會新聞，明顯指涉先前問世的《異鄉人》。

《瘟疫》是卡繆「反抗系列」（Cycle de la révolte）中的一部作品。小說中以李爾醫生為首的幾個人物竭盡一切反抗瘟疫，拒絕不戰而降。和《異鄉人》不同的是，《瘟疫》的文本生成無法與其歷史情境切割開來。《瘟疫》中有許多片段和卡繆在二次大戰期間在地下抗暴刊物《戰鬥報》（Combat）發表的文章以及《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極為相似。有別於卡繆早期的著作，《瘟疫》讓卡繆真正進入了歷史，讓他從個人邁向群體。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今日，這部「應景」的作品不僅在法國，在世界各地，都重新燃起讀者的興趣，銷售量也扶搖直上。小說中刻畫疾病的變異、防堵的措施、隔離檢疫、防疫宣導、疫苗注射，一切與現今何其相似。

書寫災難    

小說名稱明白預告了即將發生的事件：名為《瘟疫》，也真的會爆發瘟疫。書中多次提到歷史上的大瘟疫以及宗教典籍上出現的瘟疫。西洋文學史上與瘟疫或大型傳染病相關的作品並不罕見。比較遠的有薄伽丘《十日談》、笛福《大疫年記事》；比較近的像是湯瑪斯．曼《威尼斯之死》，吉歐諾《屋頂上的騎兵》。瘟疫或為故事的核心議題，或作為故事背景框架，或變成推動故事的主要驅力，或左右故事的關鍵元素。

如果卡繆習慣透過虛構的作品來宣揚其理念或道德觀的話，他鮮少會因此而犧牲故事，《瘟疫》也不例外。不論故事的架構、演進、時間安排、空間描繪、敘述和對話的調配還是人物的營造，在在皆可看出這是部成熟作家的成熟作品。

李爾醫生為貫穿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醫生之所以雀屏中選，主要因為他的專業讓他可以對疾病作出適切的觀察和處置，並且讓他接觸到許多歐蘭城的居民，知曉許多內情，獲取的訊息也成為故事推進的主要動力。

紀事和／或敘事

《瘟疫》有別於典型的傳統小說，遊走在紀事和敘事之間。紀事與敘事存在著矛盾，因為紀事依照事實的時間先後依序羅列出發生的事件，而敘事則建立在邏輯因果關係上。也因此，通常會打亂時間次序，重新安排組織。

這部小說採取常見的事後追述的方式，也就是說，敘述的事件在敘述之時已經發生。小說從頭到尾，時間指示十分清楚。事件大致依循時間次序敘述，但是免不了出現回溯的情形，比如在門房過世後敘述者提到尚．塔胡的雜事本，談到他初到歐蘭城的時候。

小說中的紀事者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逐日逐月詳實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他可以證實、擔保發生過的事情。紀事者偶爾洩漏他的形影。不時出現的「我們的市民們」證明他很可能亦是其中的一員。

此一紀事者亦是敘述者。當他說明其敘事策略、走向或選擇時，也會讓讀者意識到他的存在（例如，「在詳述新時期的種種事件之前，敘述者認為提供另一位證人對於上述時期的觀點，該會有所助益」）。

特別的是，敘述者使用第三人稱（「他」）來指稱自己，就像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者。他巨細靡遺地敘述某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比如藍伯），就好像他一直待在他的身旁。但有些地方他似乎又暗示他並不是全知全能的敘事者，比如，「敘述者深信他可以代表所有人來寫下他的感受，因為他跟所有市民共同經歷了這段時期」。整部小說不斷擺盪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一直要到故事最後敘述者才會披露自己的身分。

除了敘事視角的混淆，口語化的語言是小說的另一特色。人物說話直白，大半時候只說該說的話，彷彿目的只在於傳達字面的意思。敘述的部分也類似。大致都是訴諸再尋常不過的語彙，甚至就像日常談話一樣，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話語除了字面的意思外，常常還蘊含有意無意抑制的情感。表面的平和掩蓋不住內在的溫熱，就像小說起始李爾醫生和妻子車站道別的那一幕。或許因為詞語大都安然置放在應該放置的地方，因而，即便醜陋可怖的畫面也往往會發散出奇異的魅惑。第一章中不少場景刻畫垂死掙扎、奄奄一息的老鼠，生動而鮮明。

封鎖的城市，囚禁的人

小說一開始的題詞預示了歐蘭城居民未來的命運和處境。他們面臨的不只是實質的禁錮，更是心靈的禁錮。封鎖的城市隔離了人們。裡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來。

卡繆筆下的歐蘭城，骯髒沉悶卻同時又迷人。卡繆對於這個城市並不陌生。一九四０年初，他人就在歐蘭城。此時他的肺結核又復發。卡繆在歐蘭城一直待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小說起始，時間的故意模糊（「這篇紀事報導中的詭異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幾年間的歐蘭城」）並沒有降低或移轉自傳的色彩，反倒使其顯得欲蓋彌彰。

李爾醫生因為封城無法與他的妻子相見，藍伯也被迫和愛人分開。分離和放逐的苦痛，卡繆本身也經歷過。二次大戰期間，卡繆離開歐蘭城到法國治療，由於政治局勢的丕變，有兩年多的時間他被迫與待在北非的妻子和親人分隔兩地。

卡繆在年輕時曾罹犯肺結核，長期治療和休養。書中對病人（例如門房）發病症狀、病況的變化、瀕死的身體的描述十分貼切。Jacqueline Lévi-Valensi 亦指出，肺結核和某一類型的瘟疫症狀極其相似。

《瘟疫》聚焦於瘟疫底下生活的歐蘭城居民。歐蘭人的態度大相逕庭，每個人以自身的方式回應這場瘟疫。紀事者或敘述者統籌這一切，消化、轉述他從居民接收到的訊息，並發表評論。

災難和極端的情境改變了人們，讓他們正視自己的情感，就像老醫生卡斯特和他的妻子。景物的描繪適時反映了人物心境的變化。李爾醫生不停移動，隨時隨地觀察周遭的景物（「醫生依然看著窗外，窗戶外是一片春天清澈的天空」）。景物的描繪突顯了瘟疫爆發前後的對比，例如，「這一帶的人平時都在門口坐上一整天，而現在各個大門深鎖，百葉窗拉下」。不僅如此，景色和物件還不時被賦予象徵的意涵。例如，在疫情趨緩的一月，天空終於浮現「前所未見的湛藍」。 

不只是瘟疫

卡繆宛如時代的眼睛，對世上任何不公不義都無法視而不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到戰後，卡繆可以說是無役不興，尤其在大戰期間積極投入抗暴運動。

納粹黨被稱為「褐色的瘟疫」（Peste brune） 。卡繆明白揭示：《瘟疫》遙指二次大戰德軍佔領下的法國。小說中有多處類比瘟疫和戰爭：「世界上的瘟疫跟戰爭一樣多」;「疫情已全線撤退[……]最後終於讓眾人確信勝利業已在握，瘟疫正在棄守陣地」。小說第五部，瘟疫終結，禁令解除，眾人歡欣鼓舞，湧上街頭，不正像是大戰結束，熱烈慶祝解放的法國？依循卡繆的解讀，瘟疫暫時跳離了歐蘭城，沾染了濃郁的政治色彩。事實上，小說中有不少細節都可以和大戰產生連結。閱兵廣場蒙塵的共和女神像似乎暗指被德軍佔領的法國。屍體草率的集體掩埋，焚屍爐火化的場景更讓人聯想到納粹的集中營。

如果戰爭也是一種瘟疫，恐怖主義、新集權主義等風潮亦可視為瘟疫的變種或變異。一如瘟疫，政治的狂熱激情也會相互感染，在短瞬的時間之內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面對這些新舊型態的瘟疫，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卡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謝詞清楚闡明他的藝術理念以及對作家的定位。他認為作家的角色「離不開艱困的責任」。藝術家不能孤芳自賞。他必須認知到他與沉默的芸芸眾生是相似的，並且願意為他們發聲。真正的藝術家勇於面對社會的問題，擔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卡繆一生熱愛的工作都是一些「團體」的活動。踢足球，參與劇場演出，投身新聞業，他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夥伴之間相濡以沫，並肩作戰，就像小說裡的李爾醫生、尚．塔胡、格蘭……

如果承認人與人的命運休戚與共，一如瘟疫籠罩下的歐蘭人，也許承擔責任和互助團結才會是對抗瘟疫的終極藥方。今日，距離《瘟疫》問世已有七十餘年，卡繆的思想隨著時間開枝散葉，深入人心，過往的實踐和經驗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其效力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