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公共議題的辯論，真的很叫人傷透腦筋，例如該廢死嗎？該開放移民嗎？該抽富人重稅作重分配嗎？同性戀婚姻該合法嗎？墮胎該合法嗎？該限制發展來保護環境嗎？鄉民的正義，在這些議題的討論中，常常是不缺席的。就算是理性的討論，正反方都能提出有理的論據，在教育中不太強調思辯的亞洲社會，尤其令人難以抉擇，所以乾脆憑感覺，或者不理會而去小確幸了……

可是問題不會在大家都在小確幸時就自動解決，於是該自暴自棄地說，反正就鬼島嘛！其實，只要一天沒有足夠多的人來公民參考地理性思辯，我們就只能坐等權益被即得利益者一步步地剝削下去，因為愚民，是當權者最愛的奴隷。

可是理性的討論，有多難呢？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因為支持或幹譙的不同立場，就讓我不少朋友，在臉書上狂刪朋友！很多被刪的，還不止是臉友，而是現實中真的認識的人。有些朋友在政治上的立場和我相反，看了火大，也讓我取消追蹤好幾位朋友，據說因為不爽我的立場，取消追蹤我或刪除朋友的，也有十幾人了吧～

有本好書《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就是在探討大家對公共議題，為何會爭得面紅耳赤（請參見〈好人真的總是自以為是？〉）。《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作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指出，許多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顯示，我們的許多道德判斷，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的。

海德特提出柏拉圖（Πλάτων，約公元前427－前347）、哲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和休姆（David Hume，1711－1776）的主張，柏拉圖認為理性是主人，哲斐遜認為理性和感性是平等共治的，休姆認為理性是熱情的僕人。他提出許多研究證據顯示休姆可能才是對的。他把心智比喻作象和騎象人，指出心智好比騎象人（控制式歷程）騎在大象（自動化歷程）上。

騎象人逐步演化為服侍大象。我們的道德判斷有強烈的直覺，理由是事後努力建構的。因為騎象人是服侍大象的，所以他指出，想要在道德和政治議題上說服別人，要先和大象對話。海德特舉出大量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來說明，為何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是一本給了我許多啟發的好書，我寫書評介紹好書有兩三百本了，有本讓我見到朋友就大力推薦的好書，其實並不多。但是，《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是我認為，如果今天只想讀一本嚴肅的書，就讀這一本的好書！

無獨有偶，今年中也有本用心理學、神經科學與道德哲學來談道德的一本書，是哈佛心理學家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的《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書中也指出，我們的大腦像是雙模式相機，配有自動模式及手動模式。自動模式指的是我們的道德情感機制，大腦從演化、文化及個人經驗形塑出我們的情感系統，讓我們得以用直覺自動並有效地解決日常事務；思考能力則如同大腦的手動模式，透過理性的運作，我們的想法也更多元、更具彈性。

《道德部落》 指出，成為社會動物需要自動運作的情感機制，以自我融入社群中，但同樣的情感機制，也將我們變成部落動物，促使我們（Us）對抗非我族類（Them）。我族與他族之間，往往存在相異的價值隔閡，「我們是對的，你們是錯的」，此一信念深植所有人心中，促使我們在面對各種政治議題時，習於對抗非我族類，有時使用語言，有時用肢體暴力，極端份子甚至是用槍炮炸彈，必定要攻擊對方，至死方休。

台灣人對這點應該非常熟悉，泛藍也好，泛綠也好，藍綠的鄉民都只看到和放大對方缺點，對自己人的過失當作不存在，言語甚至肢體霸凌是家當便飯。不是因為台灣人素質低，是因為我們身為人而演化來的情感機制在放肆！

格林在《道德部落》中用東西南北四個部落來作比喻，最常提到的北方和南方部落，就像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我們大腦的設計，能幫助我們適應部落群體生活，和同我族類合作相處，並對抗非我族類。但現代資訊社會將世界上不同群體全塞進一個共同的空間，尤其是在網路上，這樣前所未有的契機，激化了各群體的價值衝突。

我們人類上百萬年間，絕大部分人天天見到的都是自己認識的人，除了少數宅到爆的人，我們一般上天天都會碰見陌生人，文明社會能夠讓陌生人間不發生衝突甚至協作，仰賴的是許多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可是法律和制度要如何讓大部分人滿意呢？當世界愈來愈小，區分不同群體的道德分野愈來愈突出，我們就愈來愈容易困惑。從抗議租稅法規、墮胎、同志婚姻到全球暖化，不同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道德常識。面對不同的道德常識標準，能不能找到所謂的共識？

格林帶領我們追溯道德的起源，並探索了現代社會價值衝突的現況，他指出我和我群的關係而建立的道德直覺，已經不適合現今的複雜的社會狀況了，當我群和他群同時存在，面對複雜多元的現代社會，並且要共享分配資源時，他主張我們需要手動模式的理性操作，才能超越部落情感， 以設立實用的思考路徑，建立一個適用於全球的道德方案，幫助我們解決分歧問題。

既然我們要放下道德直覺而進入手動模式，那我們應該要如何面對、處理道德爭議呢？格林認為，實效主義（Utilitarianism）是個好方法，因為實效主義的思維模式，就是經過最理性的算計的。

格林，在《道德部落》中，極力為實效主義辯護，實效主義（Utilitarianism），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中譯作效益論，在別的書中，有時候譯作功利主義。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認為實用即至善的理論，相信決定行為適當與否的標準在於其結果的實用程度。在哈佛政治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著名的「正義」課中，他用電車問題來讓學生討論，其中一個是電車剎車失靈，要撞上鐵軌上的五個不知情的工人，另一邊的鐵軌只有一個工人，如果變換軌道犧牲一人來保住五條人命，大家能接受嗎？如果是從天橋上推一胖子下去呢？

實效主義最令人感冒的是功利的算計，而且在看「正義」課程，或讀《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時，會有種實效主義被桑德爾駁到的感覺，因為桑德爾舉例說，如果羅馬時代，大家都認為把基督徒丟到競技場去餵獅子老虎會感到快樂，那樣就算道德了嗎？（請參見〈一場思辨之旅的正義〉）

實效主義不僅被那樣批評，《好人總是自以為是》還指出，效益論（就是實效主義）的鼻祖美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個亞斯伯格症患者，而開創義務論的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終生恪守書齋，海德特認為效益論和義務論都是單一受體型的道德觀，如果把道德比喻作味覺的話。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的原文出版在《道德部落》之前，後者書中有討論到《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只是在後者中照原文書文直譯作《正義之心》。格林和海德特也曾共同撰寫過一篇評論論文（Greene J, Haidt J. Trends Cogn Sci. 2002 Dec 1;6(12):517-523.）。然而，《道德部落》卻認為實效主義是一種深度的實用主義！格林認為，實效主義其實是被長期誤解和汙名化。例如有人推論出實效主義者會支持奴隸制度，因為奴隸制的益效最大。可是格林指出，會那樣想是完全誤解實效主義，以為財富就等同快樂！可是奴隸制實際上雖然能為主人累積財富，但卻製造出更多不快樂的人，所以這個攻擊是無的放矢！

《道德部落》並非要我們成為一個完全的實效主義者，而是建議我們何時該相信我們的直覺，何時又該理性思考，而什麼樣的思考又能讓我們跨越分歧，向共識邁進。他提出六大原則，首先，在個人生活中，該信任道德直覺，可是在面對我群和他群的道德爭議時，應切換到手動模式！再來，權利不是用來論證的，而是用來結束論證的，當我們達到道德進步時，權利能作為盾牌來保護，但我們永遠不知道哪一項權利比另一項優勢。

接著，格林主張，我們我們該把焦點放在事實上，並要求別人也這麼作！有些政策並沒有必要急著爭論成效，因為連最基本的事實都還沒有。共和黨在九月中的初選辯論，在美國知識份子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那些競爭總統候選人寶座的共和黨人，在台上無視事實而畫唬爛的地步，已經是到了幾乎全都是黑白講、練肖話的地步，彷彿他們來自另一個星球！

《道德部落》和《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兩本好書作者，雖然極力探討道德上如何分解分歧和尋求共識，可是在書中都不諱言他們極不認同共和黨，格林大剌剌地表示他是自由派，而海德特雖然認為自己從自由派往中間靠了，也理解了一些保守派的想法，但是仍強調他反對共和黨！再怎麼想在道德上如何分解分歧和尋求共識，都不能容忍邪惡吧？台灣或馬來西亞選出了一個爛人當國家元首，搞砸的是一個國家，可是美國選出了爛人，搞砸的可是全世界啊！

原則四是要當心有偏私的公平，因為我們會有意無意地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然後宣稱其公平。原則五是運用共通貨幣，簡單來說就是用科學的知識，來尋找最客觀的方案。最後，他提議我們在有餘力的情況下，也要試圖改善他人的生活！

雖然《道德部落》和《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的評論差不多，但我個人覺得《道德部落》讀起來的趣味性稍遜《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可是《道德部落》在第十一章花了近半章來討論《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卻讓我拍案叫好！前述提到格林是自由派，他認為海德特主張自由派和保守派該互相理解，但他在關於理性、手動模式在道德心理學上扮演的角色，和海德特的見解相異。他認為即使對手不邪惡，也不見得他們的主張是正確的！他不認同海德特主張自由派道德味覺狹隘，就是不認為自由派在道德上有缺陷。

從《道德部落》中可知，保守派反而才是心胸狹隘的一群人，成天只顧及自己的利益和部落歸屬，無法接受多元的觀點。也就是說，與其說保守派道德味覺較廣，還不如說他們完全接受自己部落的公平、忠誠、權威和神聖，可是不管他群的死活！可是自由派的道德味覺不僅沒有損壞，反而是更精細地包容多元，完全認同我群而排斥他群的保守派，只會在複雜的世界中造成更大的衝突和對立，並無法促成更大的善！我認為，保守派充其量只能達到最大的偽善！

他也反對自由意志主義，指出深度的實用主義者不會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因為他不相信真正的公平是存在的，有些人包括他自己，還有我自己，出生時就因為家庭背景比一些人佔了些優勢！如果不是我父母那麼勤快能幹，我不會有機會在高等教育上比別人更有優勢，所以我也不相信該完全放任，因為有時候跑得比較遠，不是因為跑得比較快，是因為出發點出別人遠！因為怎麼能把一個人的財富多寡完全歸因成是個人的努力而一點一滴都不該捨予？

《道德部落》和《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是這個混亂的時代的兩盞明燈！值得所有關心公民議題的朋友花心思好好閱讀思考，咀嚼其中博大精深的細緻精髓！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The Sky of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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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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