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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槍時「打卡」:穿戴式科技追蹤槍擊犯

劉珈均
・2015/11/25 ・1791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34 ・七年級

科幻電影中常見主角穿戴輕薄短小、造型簡潔前衛的配飾,幾下帥氣操作與嗶嗶聲,就能紀錄、傳輸資料訊息。電影中的奇幻情節往往反映人類願望之所在,穿戴式科技讓這樣的渴望漸漸實現,讓數位與現實世界的互動更加豐富而自然,許多商業或科技雜誌也預測穿戴式科技將成為下一波主流的峰頭浪尖。

不少科技廠商與學術單位相繼投入研究,拓展穿戴式設備的應用範圍,賓夕法尼亞大學犯罪學教授查爾斯洛弗勒(Charles Loeffler)提出在罪犯佩戴的電子監控裝置中嵌入加速度計,能準確的偵測穿戴者開槍動作,自動回報槍擊地點,縮短警政部門反應時間。

一些假釋或緩刑出獄的罪犯必須穿戴電子監控裝置,以便警察或法院人員追蹤他們後續行動。但查爾斯洛弗勒說,儘管有這些預防措施,這些在社會服刑的人仍得為全美國近半數的槍擊案訴訟負責。若在現行監控設備上結合既有科技,便能在他們開槍時記錄並回報,有效阻止槍手。

洛弗勒在線上期刊《PLOS ONE》發表研究報告,提出一種穿戴式的加速度計,可用來追蹤是否有人開槍。它長得就像慢跑者常用來追蹤記錄路徑距離的東西,槍擊發生時,它便在讀取裝置上顯示出不易忽視的圖樣讀數。「一發射擊的過程相當鮮明。為了瞄準,你會盡力保持靜止,緊接著下一瞬間,你的手掌、手腕、手臂經歷一股衝擊力道的移轉。」洛弗勒對電力電子工程師協會的雜誌《科技綜覽》(IEEE Spectrum)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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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弗勒在線上期刊 PLOS ONE 發表研究報告,提出一種穿戴式的加速度計,可用來追蹤是否有人開槍。它長得就像慢跑者常用來追蹤記錄路徑距離的東西,槍擊發生時,它便在讀取裝置上顯示出不易忽視的圖樣讀數。

為了測驗手槍槍擊的加速度計讀數和其他類似動作有所區別,洛弗勒召集了十位賓夕法尼亞大學校警部職員,他們手腕戴著加速度計,嘗試多種品牌與口徑的槍枝,口徑0.22英吋的左輪手槍到口徑0.45英吋的柯特半自動手槍都是實驗對象。洛弗勒接著比較另一組樣本數據,該組人馬佩戴相同裝置出外度過尋常一天,執行粗重的建築工作,包括使用一把口徑0.22英吋的火藥釘槍。

火藥釘槍與小型手槍皆受相同的火藥驅動,這正是證明加速度計能輕易識別槍枝的良好對照組。「在釘槍內部,0.22英吋火藥並不是用來推進子彈,而是當作活塞。」洛弗勒說:「從數據分析來看,活塞撞擊釘槍的情況與槍擊差異很大,因為機械學的力量傳導不同。」

洛弗勒的實驗展示了槍擊的幾個識別因素,第一是加速計能感測槍管內迅速膨脹的氣體與外部空氣相遇時產生的槍口爆擊;它也善於偵測能量釋放時傳導至上臂的反作用力,以及子彈射出時,槍口端往上抬移的力道。不論槍枝的樣式或口徑為何,這三個因素加在一起構成了槍擊的識別標誌。洛弗勒的資料也顯示了槍擊偵測不容易出錯,研究中測試了357發槍擊,只有三發被誤認為其他活動;錯誤肯定的狀況也很少,在693種其他情境中,僅三次被誤認為槍擊。若再更進一步改良,該技術甚至有潛力辨別出槍擊是由什麼口徑的槍枝擊發。

加速度計若結合追蹤假釋犯行蹤的感測器,透過全球定位系統,它可在佩戴裝置的人開槍時立即發警報給警政部門。這節省了當局收到報案後,交叉比對槍擊地點與鄰近追蹤器下落的時間與精力,為警察清楚指出哪些被追蹤者並不在槍案現場,也可能阻止了被監控者將開槍擺在首要行為考量,進而減少槍擊犯罪。洛弗勒與同事正在賓州工程部探索將加速度計嵌入既有監控裝置的可行性,因監控器與加速度計已被設計得相當小巧、適於穿戴、不耗電,他們在設計測試版本時沒有預見太多困難。他說若要特製這樣的監控裝置,較大的挑戰在於說服法院和警政部門採納此技術。

洛弗勒說:

政府部門是否願意採納此技術取決於他們有多理解它的價值。

這成本會比往常的作法更昂貴,比較可能佈署這類東西的是那些宣稱要處置槍枝暴力問題、相關法院和警政部門有良好整合的地方。

(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智慧生活與前沿科技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審校:陳妤寧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科技部-科技大觀園「科技新知」。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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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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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ci 特約記者。大學時期主修新聞,嚮往能上山下海跑採訪,因緣際會接觸科學新聞後就不想離開了。生活總是在熬夜,不是趕稿就是在屋頂看星星,一邊想像是否有外星人也朝著地球方向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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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 Deepfake 被濫用,韓日歐各國如何規範 AI 使用?
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2022/01/27 ・4432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 作者賴宜欣,台北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學士,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特別研究生,現為執業律師。

編按:在出現Deepfake之後,網路世界進入了「眼見不為憑」的年代。

本次泛科學和法律白話文合作策畫「Deepfake 專題」,從Deepfake 技術與辨偽技術、到法律如何因應。科技在走,社會和法律該如何跟上、甚至超前部署呢?一起來全方位解析 Deepfake 吧!

網紅小玉的「換臉私密影片」犯罪事件,讓深度造假(DeepFake)技術一夕之間成為台灣廣為人知的的技術。而此次風波,更讓社會大眾注意 AI 技術被濫用的嚴重性,呼請修法的聲浪不斷,希望政府能盡速遏止科技犯罪,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本文則介紹韓國、日本、歐盟各國的相關管制,擬以他山之石,一窺未來台灣可能的相關管制之道。

圖/envato elements

韓國:以 N 號房事件為鑑,修訂「性暴力犯罪法」

2019 年底,韓國爆發「N 號房事件」──受害規模之大不但震驚了整個韓國社會,也引發國際矚目。

「N 號房」營運的方式,是隨著付費等級提高,就能進入內容更加腥羶的色情房(總會員人數據傳高達 27 萬人);而在那些色情房中,也包含了以深度造假合成的不雅影像及照片為主題的群組。由於付費會員中不乏高社經地位人士,受害者眾多,也讓韓國的社會大眾意識到「數位性犯罪」的嚴重性。

當時韓國法規對數位性犯罪的規範相當不足 ,如同韓國的網路新聞所報導的,面對「換臉加散布」這樣的情況,只能用如《刑法》「提供猥褻物品(包含文書、圖畫或其他物品)罪」或《情報通信網法》中的「透過情報通信網對公眾散布、販賣、提供猥褻影像罪」來處罰,並以毀損名譽及侵害肖像權為由「請求損害賠償」。因此即使是如此眾所矚目的嚴重案件,在法律上實際要進行處罰,最重也不過是 1 年的有期徒刑及 1000 萬韓元(約台幣 25 萬元)的罰金,可說是相當輕微註一

N號房參與者不乏高社經地位人士,讓韓國的社會大眾意識到「數位性犯罪」嚴重性(示意)。圖/envato elements

此外,法律專家們也指出另一個大漏洞──當時的法律並沒有依據能針對「使用深度造假製作虛偽影像的行為本身」施加處罰。也就是說,製作影片本身在當時並不違法,法律必須要等到行為人散布虛偽合成影像、讓影片接觸社會大眾,才能夠啟動處罰。

鑒於利用 AI 技術、合成虛偽影像對受害人已經是一大傷害;而至散佈虛偽影像對受害人來說(特別是被運用在成人情色片等猥褻物品方面),則應被視為極大的二度傷害。根據韓國法律新聞指出,2019 年統計受到「深度造假」換臉程式合成的被害人,高達 96% 是女性,其中 25% 是韓國的女性演藝人員。因此,韓國法界多半認為應直接針對活用深度造假虛偽影像的行為,量身打造可以直接適用的法律;也讓該國開始修定《性暴力犯罪之處罰等相關特例法》(下稱「性暴力犯罪法」)。

修法直接處罰「製作、散布及利用虛偽影像營利的行為」 

就在前述的修法呼聲中,2021 年 1 月 21 日,韓國修正施行了《性暴力犯罪法》相關規定,明文禁止利用深度造假製作虛偽影像等數位性暴力行為。

首先,該法會處罰「製作虛偽影像的人」,只要「抱著散布目的」,在「違反當事人的意思」的前提下,利用「他人面孔、身體或聲音製作攝影、影像、聲音等物」,進行「誘發性慾望和性羞恥心」的「編輯、合成、加工等行為」,就會受到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和 5000 萬韓元(約台幣 125 萬元)以下罰金的處罰。

製作、散布、以虛偽影像營利,皆會受到刑罰。 圖/envato elements

其次, 修正後的《性暴力犯罪法》 也會處罰「散布虛偽影像的人」。換句話說,只要將上述「經過編輯合成加工的虛偽影像(包含影像的複製物)」散布出去;且即使在「編輯當時」沒有違反當事人的意願,但事後散布這些虛偽影像時,已經違反當事人意願的話,也是違法的。針對散布的行為,將處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和 5000 萬韓元以下罰金。

接著,如果是「違反當事人意願,利用情報通信網散布虛偽影像來營利」的行為,更會處以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更嚴重的,如果「製作、散布、營利」三種行為全包了,則會加重總合刑度的 2 分之 1。並且,以上這些行為,全部都有處罰未遂犯。

另外,韓國更進一步把利用影片進行「強暴、脅迫及行無義務之事」的行為也列入處罰。像是「利用能夠誘發性慾望和性羞恥心的攝影物和複製物來進行脅迫」,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又或是利用前述影片「脅迫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使其行無義務之事」者,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若有人統包這兩種行為的話,更會加重總合刑度的 2 分之 1。

修法之後仍未懲罰虛偽影像的「消費者」?

但是,即使制定了專門的處罰法規,還是有不足的地方。比方說,該法並未處罰「購買、消費深度造假影像的視聽者」。律師解釋,修改後的法規只處罰「製作、散布虛偽影像者」一方,並未針對「購買、消費虛偽影像」的另一方,設下處罰規範,也就難以針對「購買、消費虛偽影像的視聽者」予以管制註二

那麼,對於購買深度造假虛偽影像的人,真的沒辦法處罰嗎?律師表示,《性暴力犯罪法》還是會針對「單純持有影像者」,處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及 3000 萬韓元(約 75 萬台幣)以下罰金──不過,本條的處罰前提是:必須證明行為人「把虛偽影像當成真實影像」購買保存,才可以認定為不法持有影像的行為而加以處罰。

但這樣的證明方式過於迂迴,因此韓該國法界多認為,應正視購買視聽對受害人帶來的莫大創傷,未來應明文處罰「購買及消費影像」之人,才能予以平衡。

目前韓國針對「購買、消費虛偽影像」的人,處罰規定不足。圖/envato elements

日本及歐盟:以「AI 倫理規範」防治不當使用

相對於韓國制定專法來防治數位性暴力,日本及歐盟則是建立「AI 利用倫理規範」,在利用 AI 的前階段,對未來的使用方式進行分類,賦予不同程度的行為義務。

2021 年 4 月 21 日,歐盟發表了《人工智慧統一管理規則的立法草案》(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a European approa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人工智慧法」,依照危險性的高低及重要程度,將利用 AI 的行為分成 4 個類型——「不可接受的風險、高度風險、具限定性風險(有限風險)、極小/無風險」,並要求採取「禁止使用、提供情報、使用情況(如登入)之紀錄、協助主管機關監視 AI、由 AI 進行動作之通知義務、警告標示」等相對應義務。

其中,如同日本學者川嶋雄作專欄文章所討論的,「使用深度造假操作技術,形成畫面、聲音、動畫」等利用行為,是被分類在「具有限定性的危險」。依據該法案,使用深度造假技術做出虛偽影像者,具有通知義務、需附加警告標語,必須告知觀眾這是使用 AI 技術所形成的影像註三

根據日本律師相關的分析內容,日本也採取了和歐盟相同的路線,不走法制化的路線,而著重推廣 AI 倫理 ,由政府部門和國際性企業為首,定期召開會議來檢討國內利用 AI 的情況。

像是日本學界就成立了「人工智慧學會」、內閣府(相當於我國的行政院)也召集了「人工智慧和人類社會之懇談會」、「AI 網絡社會促進會議」等組織,提出人工智慧倫理指南;該指南指出:不能透過人工智慧,直接或間接造成他人情報或財產侵害(安全原則),需尊重他人隱私,並落實誠實義務(透明化原則),並確保不得惡意使用之社會責任(適切原則)。而包括 SONY、日立等日系大廠,也都制定了自家的 AI 守則,來因應國際發展。

總的來說,日本與歐盟沒有立法,主要是針對 AI 的潛在危險性進行分類,並賦予相對的使用義務規範。不過,這樣的方式多少會限定特定 AI 的使用方式,因此是否有必要明文賦予拘束力,目前在歐洲委員會仍在檢討,各國仍尚未定案。而日本目前則是以公部門和企業為首,在配合國際趨勢下進行自主規範,並沒有打算進一步做出強制性的立法 。

相較於韓國因發生嚴重案件而具體修正《性暴力犯罪法》,以遏止類似惡性事件再度發生;歐盟與日本目前仍採取倫理推廣的路線,透過針對 AI 技術的研發起源進行規範。孰優孰劣、未來又將如何發展?恐怕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了。

圖/envato elements

註解

  • 註一:韓國律師所舉出 2019 年當時可能用來處罰 DeepFake濫用的三個法規:首先是刑法第 244 條「提供猥褻物品(包含文書、圖畫或其他物品)罪」,可處罰 1 年以下有期徒刑和 500 萬韓元(約台幣 12.5 萬元)以下罰金。第二,依「情報通信網利用促進及情報保護等相關法律(情報通信網法)」第 44 條之 7,在「使公共得以接觸下,透過情報通信網散布、販賣、提供猥褻之符號、文件、聲音、畫像和影像等」,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和 1000 萬韓元(約台幣 25 萬元)以下罰金。最後是「名譽毀損」相關法規,對合成並提出猥褻物品者主張名譽毀損,及主張肖像權受侵害,提出損害賠償。
  • 註二:本標題段落參自:딥페이크 처벌법’ 신설하긴 했지만, ‘반쪽’ 짜리 법안입니다
  • 註三:體系圖參照「報道から見る欧州AI規則案の日本での受容と影響」,其中的圖 1:AI 規則案の全体像 。

參考資料

  1. 취향대로 골라보세요?” 한국 아이돌로 장사하는 딥페이크 포르노 ,2019年10月18日。
  2. 韓國《性暴力犯罪之處罰等相關特例法》。
  3. 딥페이크 처벌법’ 신설하긴 했지만, ‘반쪽’ 짜리 법안입니다 ,2021年1月14日
  4. 川嶋 雄作,AI規制は時期尚早か?「EUによる規制法案から考えるAI倫理」 , 独立行政法人経済産業研究所。
  5. InFoCom T&S World Trend Report,情報通信総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栗原佑介,2021.5.31,「報道から見る欧州AI規則案の日本での受容と影響」。
  6. BUSINESS LAWYERS,注目度が高まるAI倫理と個人情報保護の関係 – カメラ画像の利活用を題材に –
  7. 經濟產業省,「我が国の AI ガバナンスの在り方 ver. 1.0 AI 社会実装アーキテクチャー検討会 中間報告書 」,令和3年1月 15 日 ,頁12。
  8. 網路安全所助理研究員 吳宗翰,「歐盟公布草案禁止 AI 用於社會評等」,國防安全雙周報。
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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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是致力於推廣法律知識與法治思想的獨立媒體,願與讀者一起從法律認識議題,從議題反思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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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嫌犯的手機了,然後呢?想抓到罪證可沒那麼簡單!初探數位鑑識的奧祕
活躍星系核_96
・2020/11/08 ・3242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18 ・六年級

  • 作者 / 慕容峰 │ 從事數位鑑識工作多年,在分析證物的過程中,彷彿側耳傾聽證物娓娓道來一般,同時審慎客觀地仔細分析察看,即便是旁枝末節也不輕易放過,浸淫其中而樂此不疲。

智慧型手機已然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舉凡記事、行程提醒、影音娛樂、購物消費、社群聊天、導航等等,皆可一機搞定滿足食衣住行育樂各種需求。

正因為如此,我們使用智慧型手機過程中所留存的各種資訊,其實就約等於使用者日常生活的紀錄。

智慧型手機成為現今提取犯罪證據的重點物品。圖/pexels

試想看看,倘若鑑識人員可以拿到嫌疑犯的智慧型手機(以下簡稱為手機),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找出嫌疑犯的各種生活小細節呢?由此可知,手機的取證,已經逐漸成了犯罪調查的重中之重。

只要能有效提取手機裡的各項跡證,便有助於釐清有無與案情相關之處!

犯罪調查中的重點:智慧型手機!

對鑑識人員而言,雖然手機與電腦同樣都可以當作證物,卻有著很大的差異。

桌機、筆電的硬碟是可以拆卸的,然而手機是使用快閃記憶體(Flash)來儲存資料,而且直接焊在電路板上,再加上手機只有一個 USB 埠可資利用的情況之下,如何自手機中提取跡證,便成了鑑識人員的一大挑戰。

手機只有一個 USB 埠,增加鑑識人員提取跡證的難度。圖/作者提供。

首先,打開手機與工作站的 USB 通道!

為了保護手機的資料安全,手機廠商通常會限制 USB 連線後的權限,也就是說,當我們將手機用 USB 連上工作站(電腦)時,工作站無法馬上直接識別手機,也無法讀取手機裡面的資料。

因此當鑑識人員使用 USB 將手機連上準備好的工作站後,第一要務便是要讓手機可被工作站順利識別,建立手機與工作站之間的基礎信任關係,不然就什麼也做不了,更別說提取資料了。

  • 為了方便說明,在此我們先將情況簡化,假設鑑識人員非常幸運,拿到的手機沒有被鎖定。

這個時候,鑑識人員可以視情況在工作站安裝手機的驅動程式,接下來,讓手機透過 USB 連上工作站,並在手機中的「設定」中找到「開發人員選項」,開啟「USB 偵錯」功能,打開手機與工作站之間的 USB 通道。

拿來控制手機的「遙控器」:ADB

打開通道然後呢?鑑識人員究竟要怎麼做,才能提取手機內的資料?在此,我們就不得不先談談所謂的 ADB 啦! ADB 是 Android Debug Bridge 的縮寫,它就像是工作站拿來掌控手機的遙控器,當我們透過 USB 把手機連接到電腦後,就可以利用 ADB 的指令來控制、調教這一支手機。

完成這些步驟後,鑑識人員可以在工作站執行 ADB 的指令「lsusb」,來測試看看工作站有沒有辦法辨識 USB 裝置,如果執行獲得如下圖結果,就表示有順利辨識出連接的 USB 裝置。

順利辨識出所連接的 USB 裝置為行動裝置的結果圖。圖/作者提供。

接著,我們執行指令 adb devices 以查看手機目前的狀態。

建立手機跟工作站之間的基礎信任關係!

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圖中「BXXXXXDR」這個值,就像是手機在電腦中的裝置名字(識別值),手機的狀態為後面的「offline」 ,意即「離線」的意思。

進行取證時,需同時留意工作站及手機的狀態。圖/作者提供。

咦?剛剛不是已經接好了 USB 了嗎?為什麼手機的狀態還是離線呢?這時候我們必須將視線移開工作站的螢幕畫面,回頭看看手機螢幕上的動靜。

此時,我們可以發現手機螢幕上彈出了如下圖的警示訊息,為了能於此工作站上以 ADB 指令控制這支手機,並把資料提取出來,務必要勾選「一律允許透過這台電腦進行」並點擊「確定」,這樣才能讓手機跟電腦之間建立永久、有效的信任關係。

手機跳出的警示訊息。圖/作者提供。

一旦完成之後,就可以再次執行指令 adb devices。所得到的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狀態值由「offline」變成了「device」,即代表電腦成功辨識手機,並處於正常開機模式。

狀態值由「offline」變成了「device」。表示工作站及手機已建立信任關係,且下次連接無須再行確認。圖/作者提供。

由於信任關係已建立完成,在未撤銷的情況下,後續當這支手機再次接入此工作站時,便不會再次要求手機「允許 USB 偵錯」了。

你從來都不是手機心中「最重要」的人

接下來,鑑識人員要想辦法獲得手機的系統最高權限,讓工作站有權利提取手機的一切。

在這裡,要跟各位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你未曾真正擁有過你的手機」。

連上廁所,我都不會讓手機離開我耶!為什麼它仍然不屬於我?圖/Giphy

各位想必不以為然,「手機的主人明明就是我,每天陪我吃喝拉撒睡,睡前、睡醒第一個看到的人都是它,它怎麼不是我的?」

但實情是,當各廠牌的手機一出廠,手機的預設環境都只是一般使用者環境,也就是說,你,只是這支手機的一般使用者,不是手機系統中的最高權限者。

為什麼廠商要這麼做?原因很單純,為了避免高昂的維修成本。

試想看看,如果每個使用者都擁有手機的最高權限,相對就有較高的機會將手機玩殘,一旦手機變磚(手機弄壞以至於完全沒反應),使用者就只能帶著它去找廠商幫自己擦屁股。廠商自然不樂見如此,因此,廠商在手機出廠時就會預設:僅讓使用者以一般權限帳號運行。

普通消費者在一般使用過程中,不太容易察覺到這件事情,只有某些非常規操作,像是「刷機」或「root」的玩家,才會用到比較高的系統權限。

提升你的地位,才能帶走手機的全身心

「提權」,意即將自己的操作權限由一般使用者提升至「系統最高權限」,造訪手機內部的任何路徑、存取手機的所有檔案。

對於鑑識人員來說,提權就是取得重要跡證的關鍵,一旦擁有裝置的至高無上權後,就可以從手機中獲得嫌疑犯的詳細資料、相關罪證。例如,當鑑識人員來到 Android 手機的 App 所在路徑 /data/data/ ,執行「ls –al」指令,就可以順利列出了該路徑下的資料夾及檔案。

執行「ls –al」後。圖/作者提供。

嫌疑犯與他人的通訊紀錄,時常也會成為重要的犯罪證據之一,倘若鑑識人員需要針對 Line 進行取證,便可在/data/data/路徑下查找是否有與 Line 相關的 「package name」,例如負責儲存 Line 相關資料的「jp.naver.line.android」資料夾。

當我們需要調閱 Line 裡面的聊天訊息時,鑑識人員會切換至「jp.naver.line.android」中的「databases」,裡頭便有著存放聊天訊息的關鍵檔案!

讀取 Line 的 databases資料夾後,可以找到內部的檔案列表。圖/作者提供。

鑑識的奧義:永不言棄,突破手機的「心防」!

透過鑑識人員與手機之間的「攻心大戰」中,想必讀者們對於智慧型手機的取證有了初步的了解,一窺鑑識人員不斷攻略手機的生活。

儘管面臨著重重難關及挑戰,鑑識人員從不輕言放棄,在巴掌大小的手機之間攻城掠地,力求掌握提取跡證的關鍵契機,為還原真相及打擊犯罪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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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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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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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能看到大腦裡的「犯罪思想」嗎?──法科地史合作企劃
Aaron H._96
・2020/08/20 ・2195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560 ・八年級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人類在甚麼時候會產生「壞念頭」,進而施行犯罪呢?可惜不能打開大腦直接看看,於是法官、警察或是神經科學家用盡各種辦法想一探究竟。例如早在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就已經利用量測人類脈搏作為測謊的依據,後來也陸續加入呼吸、心跳、流汗等變化,這些指標一直以來都受到警察單位重視。但由於無法客觀地多次重現結果,測謊鑑定至今很難成為法庭上的關鍵證據。

人類的思想與行為跟大腦活動密不可分,隨著非侵入式的神經影像技術發展,越來越多的神經科學實驗,也試圖想要藉著新的研究技術,研究大腦結構、思想跟犯罪間,是否有明確因果關係。真的有「邪惡」的大腦嗎?研究大腦能幫助我們了解犯罪的思想從何而來嗎?

研究大腦,真的能找出犯罪思想從何而來嗎?
圖/pixabay

「邪惡」的大腦長的不一樣?

新墨西哥州立大學長期研究認知心理學和行為科學,也是少數鑽研犯罪和神經科學的 Kent Kiehl 教授,蒐集了大量受刑人的大腦掃描資料。研究團隊自 2000 年開始,建立將近 4000 多名囚犯的 fMRI 與腦波的資料庫。在分析近 800 名重刑犯的腦部掃描後,他們發現相較於其他暴力犯罪者,謀殺罪的重刑犯大腦眶額皮質和前額葉的灰質較少。

Image courtesy of Sajous-Turner et al.
圖/參考文獻 3

灰質是大腦表層的神經組織,由神經細胞、膠細胞等腦細胞組成,相較於白質由神經纖維組成,灰質是掌管各種大腦功能的地方。腦部退化或失智患者也常常發現灰質會明顯變少,這意味著他們處理情緒、行為控制和社交等功能都比一般人要差,較不容易抑制衝動,也難以與人溝通,容易與人起衝突。

Kent Kiehl 進一步發現,如果邊緣皮質先天發育不正常,或是第一孕期遭受外傷,都可能會導致抑制力不足綜合症,對於道德問題的判斷較為冷漠,面對暴力犯罪,也會表現出異於常人的冷靜。心理變態型罪犯的邊緣皮質、腹內側額葉皮質、眶額皮質通常會全面弱化;衝動型的暴力犯罪者,則很有可能是某一個區域功能較差,其他都維持正常的狀況。

縱容犯罪意念,可能與缺乏同理心的特質有關

鏡像神經元的研究始於 1990 年代,這類神經元對人類的模仿行為和學習語言相當重要;有些科學家甚至推論,鏡像神經元與理解其他人的感情也有關係。當我們看到其他人傷心、快樂、痛苦的時候,內心能夠同理同類的情感,做出合宜的反應。因此鏡像神經元系統和腦島、眶額皮質和前額葉等控制情緒、享樂和壓力的區域都有相連,有助於個體間的溝通。鏡像神經元系統發展良好的人,較能同理他人,也能夠更加意識到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進而學習抑制犯罪意念。

圖/pixabay

目前不少研究發現,很多犯罪者都具有社會病態人格(俗稱反社會人格)。社會病態人格者因為缺乏同理心,對周邊的人事物較不關心,通常能夠冷靜地為了自己的利益,刻意操弄他人情緒。但透過後天的教育和自我抑制,多數反社會人格者,很有可能終身都未意識到自己的反社會傾向。這些高度理性、自私與冷靜的特質,反而能夠讓他們成為高級主管和頂尖專業人士,從未意識到自己對別人造成的困擾。

《天生變態》一書的作者 James Fallon 教授,正是最好的例子。他是知名的神經科學家,也同時具備社會病態人格的特質。透過基因研究、大腦影像和病史研究,都證實他的大腦和思考模式都具備社會病態人格的特質。即便如此,他從未犯下嚴重罪刑,這證明了思考與犯罪行為的相關性可能很高,卻還不是那麼絕對。

宣稱大腦結構不容易抑制「犯罪的想法」,能夠因此減刑嗎?

綜上所述,即便研究認為濫用暴力者和一般人的大腦在解剖結構上存在差異,且可能影響對道德問題的思考與判斷,然而多數人在接受教育和學習社會規範後,並不會因為大腦抑制犯罪「思想」的能力較差,就真的全然無法控制地執行犯罪。因為大腦結構不容易抑制「犯罪的想法」,就給予減刑,似乎低估了教化的效果。

再者美國刑事訴訟,曾應用道伯特準則(Daubert standard)來限制引用科學證據。相關佐證,必需與案件高度相關且科學上可信外,也需經過法官的同意才能使用。一如測謊雖然行之有年,但因為其不確定性太高,至今還不能被作為刑案佐證使用。fMRI 、腦波甚至是基因圖譜等研究大腦的科學工具,尚未與犯罪行為間建立明確的因果關係,實務上要能將這一類的科學數據應用在審判中,也還存有很大的爭議與討論空間。

因此離科幻作品中用儀器就能測量犯罪意圖進而阻止犯罪的日子,還是有點遙遠啊。

以儀器來測量犯罪意圖的日子還很遙遠。
圖/PSYCHO-PASS 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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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Soon, C., Brass, M., Heinze, H. et al. Unconscious determinants of free decisions in the human brain. Nat Neurosci 11, 543–545 (2008). https://doi.org/10.1038/nn.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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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H.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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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醫學人,既寫作也翻譯,長期沉迷醫療與科技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