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時的災害經歷，讓CEO更勇於冒險？——2015搞笑諾貝爾醫學獎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不要從鞦韆上跳下來，這樣很危險啦」、「不要爬到這麼高的地方，摔下來怎麼辦？」在成長過程中，爸媽一定會這樣說。有了小孩後，不知不覺地也會對他們這樣說。但看起來有點冒險的遊戲，卻能讓兒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

近期，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刊登在《兒童精神病學和人類發展》（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的研究就發現，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出現焦慮和憂鬱的情況比較少。

這兩者間的關聯，在英國進行第一次封城時更明顯。研究團隊發現，這些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出現以焦慮和憂鬱為特徵的「內化性問題」（internalising problems）更少。

冒險遊戲和兒童心理健康，有什麼關聯？

在這份研究中，冒險遊戲（adventurous play）主要被定義為兒童主導的遊戲。兒童們會在遊戲的過程中，體驗到興奮、刺激、恐懼和不確定性的主觀感受。像是露營過夜、滑板、溜冰，或是騎腳踏車等嘗試各種新技能。

所以這裡的冒險遊戲，指的不是電玩遊戲，爸媽別擔心。

遊戲對兒童來說，不僅是一種獎勵，更在過程中提供兒童一種與世界互動、表達自己和理解周圍世界的方式。但是，近年來兒童從事戶外遊戲的時間大幅減少外，對兒童的獨立性也有更多限制 。

但是為什麼花時間在冒險遊戲上，和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況有關聯？

主要，過去蠻多篇理論性論文假設了冒險遊戲、兒童心理健康的關聯性。包含學者 Ellen Beate Hansen Sandseter 和 Leif Edward Ottesen Kennair 就提出，兒童有參與冒險遊戲的自然驅力（natural drive）。

他們認為這樣的演化，和「抗恐懼效果」（anti-phobic effects）有關，是有助於兒童暴露在那些本能會害怕的刺激，像是高度和水。學者 Peter Gray 理論則認為，上一代遊戲時間減少和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有關。

近來，學者 Helen F. Dodd 和 Kathryn J. Lester 以兒童焦慮發展相關文獻，發展出一個概念模型。也就是說，只要在兒童時期體驗足夠的冒險遊戲，可能有助預防兒童的焦慮情況。

具體來說，他們描述「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解決問題的能力」、「焦慮敏感性」和「迴避」因素，都在引發兒童焦慮上扮演重要角色。於是，他們提出，冒險遊戲讓兒童以健康的方式，接觸不確定性、緊張和恐懼等不同生理激發的機會。因此，當兒童在面對不確定性等因素的適應力提高，未來出現焦慮的風險也就會隨之降低。

研究團隊找來 2000 多名家長進行調查

承接在以上的理論脈絡，雖然假設冒險遊戲和兒童心理健康間的關聯，尤其是焦慮症、恐懼症等內化性問題，但幾乎沒有實務上的調查。

這也是埃克塞特大學的研究團隊想知道，「冒險遊戲是否有助於培養兒童的復原力，甚至能夠預防心理健康問題」。

他們找來兩組不同樣本的父母，使用同份兒童遊戲、心理健康量表，來進行研究。包含居住在北愛爾蘭的 427 名父母，以及住在英國（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具有全國代表性的 1919 名父母。

在兒童遊戲量表（Children’s Play Scale）中，父母需要評估兒童在 7 個不同地點（包含在家、遊樂場、住家附近的街道、靠近水的戶外場所、有樹木、森林的「綠色空間」等），玩耍的冒險程度、頻率和時間長短等。

兒童心理健康量表則透過三種不同的量表。包含衡量內／外化性問題的「SDQ」，有情緒症狀、品行問題、注意力不集中、同伴關係問題和親社會行為的分量表。

另外，衡量兒童正負向情緒的 PANAS，主要請父母選擇最符合近幾週兒童有類似情緒的選項。和前面兩者不同的地方，Kessler-6（K6）是用來衡量父母長期的心理健康狀況，請他們回想過去一年內感受到不同情緒的頻率。

投入越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體驗到焦慮、憂鬱的情緒較少

兩項研究結果都發現，在冒險遊戲投入的時間、出現內化性問題，有微小但顯著的關聯。但在行為、注意力方面困難的「外化性問題」（externalising problems）上沒有發現顯著相關性。

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上的兒童，出現內化性問題的情況也比較少。尤其，在英國第一次封城期間，花更多時間在冒險遊戲的兒童，不僅內化性問題少，也會有較多的正向情緒。而且，通常玩得更冒險的兒童比沒有玩的兒童更快樂。

研究團隊也考慮不同的人口統計變量，包括兒童性別、年齡、父母就業狀況等和父母心理健康，結果仍然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和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兒童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這個關聯性更明顯。

論文提到，為兒童提供冒險遊戲的機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可能產生微小但正向的影響，尤其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而重要的是，這樣微小的影響，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會隨著時間推移和累積。

對此，論文也解釋到，在常見的冒險遊戲上，像是童子軍、武術或露營等活動，都提供兒童體驗到各種不確定性、恐懼、興奮等感覺。但對於來自家庭收入較低的兒童來說，這樣的機會可能不太豐富。因此，冒險遊戲對這些兒童來說更重要。

主導這項研究的埃克塞特大學兒童心理學教授 Helen Dodd 提到：「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們或許能夠協助保護兒童的心理健康，確保他們擁有充足的冒險遊戲機會。」

她強調，遊戲是免費的、本能的，而且對兒童們有益的。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可以進行，也不需要特殊技能。因此，不管是在保護自然空間，或是提供能夠冒險遊戲的公園上都有迫切的需求。

非營利組織 PlayBoard NI 執行長 Jacqueline O’Loughlin 說道，「這項研究，強調了冒險遊戲的重要性」。她提到，兒童和青少年需要自由度和遇到不同風險和挑戰的機會。從這項研究結果也發現，在戶外玩耍、冒險和體驗刺激活動，對兒童的心理健康和情緒健康都有積極的貢獻。

冒險遊戲有助於兒童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適應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也建立管理壓力所需要的復原力。她也列舉，不用花錢就能進行的冒險活動有，從鞦韆上跳下來、露營、和朋友探索樹林、游泳或划船，以及學習滑板、溜冰或腳踏車等新技能。

最後，研究都有限制。在這項研究中，資料主要仰賴父母對兒童遊戲、心理健康的報告，成為它主要的限制。無論如何，在冒險遊戲和兒童心理健康的關聯，有了實務上的發現，也期待未來有更多深入的研究。

1. Dodd, H.F., Nesbit, R.J. & FitzGibbon, L. Child’s Play: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ime Spent Playing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Child Psychiatry Hum Dev (2022).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22-01363-2　
2.  Dodd HF, FitzGibbon L, Watson BE, Nesbit RJ (2021) Children’s play and independent mobility in 2020: results from the British Children’s Play Survey.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18(8):4334
3.  Sandseter EBH, Kennair LEO (2011) Children’s risky play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 anti-phobic effects of thrilling experiences. Evol Psychol 9(2):257–284
4. Gray P (2011) The decline of play and the rise of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m J Play 3(4):443–463
5. Dodd HF, Lester K (2021) Adventurous play as a mechanism for reducing risk for childhood anxiety: a conceptual model. Clin Child Fam Psych 24:164–81

2010年4月1日，澄清湖棒球場，統一7-Eleven獅對戰La new熊。熊隊「大師兄」林智勝一局下首打席就從獅隊投手陳逸宸手中掃出一支陽春砲，是他職棒生涯的第100支全壘打，讓他成為當時最少場次達成百轟的本土球員（此記錄後來被陳金鋒打破）。

是年，林智勝以21支全壘打，勇奪年度全壘打王！同年，大師兄被三振的次數是慘不忍睹的105次……

在商場上喜歡做高風險投資的企業，一如棒球場上喜歡「揮大棒」的球員一般，可以獲得高額報酬，但一不小心就落得血本無歸；相對地，穩扎穩打的策略能安定人心，卻又缺乏亮點。

 企業營運風險可從公司的「現金預留額度」、「債務股本比」等數據加以量化。然而，或許是數據太冷硬，或許是當數據出現時，代表資訊已慢了一步，人們更傾向觀察公司執行長（CEO）的言行舉止，希望可看出營運策略的端倪，不但媒體愛報導企業家的小故事，連象牙塔裡的學者也樂此不疲。

比方說，有些研究旨在分析CEO的生活經驗和他風險偏好之間的關聯。所謂的「生活經驗」包羅萬象，如「軍旅經歷」、「政黨傾向」、「是否擁有飛行駕照」，甚至「婚姻狀態」等。當然，這類分析或多或少都能得到相關性的結論，可是此類生活經驗與風險偏好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很難界定一個人是從軍後變得喜好高風險，還是因為喜好高風險而跑去從軍（或選擇激進政黨、開飛機、多段婚姻等）。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如果在孩童時沒有目睹雙親遇害，布魯斯·韋恩（Bruce Wayne）日後不會化身黑暗騎士；要是沒有不堪回首的過去，克里斯欽·格雷（Christian Trevelyan Grey）長大後也不會有五十道陰影。因此，想要找出什麼因素會影響CEO的風險偏好，應該要看看這些CEO在童年時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去回溯每個CEO的童年資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每個CEO都出一本自傳，也難從中擷取出可以統一量化的經歷。面對這個難題，新加坡李光前商學院的Gennaro Bernile教授和另外兩位於美、英大學服務的學者，想出了解決之道。

首先，他們搜集了1711筆人員出生年及出生地的資料，這些人都是美國土生土長，且曾於1992年至2012年間，出任美國S&P 1500公司的CEO職位。

接著從地質、氣象及歷年新聞等資料庫中，他們查出每位CEO在5歲至15歲性格養成的這幾年，其出生地所在郡（County）歷經了多少自然災害（含地震、颶風、龍捲風、海嘯、火山爆發、森林大火等），及這些天災釀成多少傷亡財損。若這個天災曾造成該郡人員死亡，則視CEO在兒時經歷過一場「致命天災（fatal disasters）」。

最後，與這些CEO經營公司時的策略相比對，發現兒時經歷過致命天災的CEO，多半比無此經歷的CEO們更勇於承擔風險。然而，經歷過極端天災（所經歷的天災造成人員喪命的比例最高的前10%）的CEO，其表現又會趨於保守。（十年間沒有經歷過致命天災，在台灣人眼中根本是天方夜譚吧！然而根據研究的資料，有33%的CEO無此經驗。）

Gennaro Bernile等人推測，經歷過天災卻沒切身之痛的人，容易低估災變而較勇於冒險。相對的，真正目睹到嚴峻天災或深受其害的人，日後做決策就會變得謹慎。

呵啊（打哈欠貌）~，行文至此，館主覺得這個研究雖然別出心裁，卻也說不上十分有趣，而Gennaro Bernile等人竟藉此研究榮獲了「2015年搞笑諾貝爾獎–管理學獎」的桂冠。大概是論文標題下得詼諧吧！館主將之亂譯為「大難不死，其膽也肥」（”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文末，來抄一個讓數萬個工程師都驚呆了的故事吧。某天，鴻海的工程師問郭董：「為什麼爆肝的是我，首富卻是你？」郭董回答說：「三十年前我創建鴻海的時候是賭上全部家當，不成功便成仁，而你只是寄出幾十份履歷表後來鴻海上班，且隨時可以走人，我們的差別在創業與就業。」

且不論故事真偽，郭董身為一個創業者，需承擔高風險是無庸置疑的。郭董生於1950年的板橋，1959年8月7日，發生了著名的八七水災，重創台灣中南部，1960年8月，又發生了八一水災，造成東北部嚴重水患。時年9、10歲的小郭董，是否在兩次的天災中，默默養成了冒險犯難的性格呢？

不過，望子成龍的父母啊，別急著將自己孩子置於險地吶！這個研究指出，這些CEO經歷致命天災的比例，其實和美國一般人的比例相去無幾，愛冒險似乎不是成為CEO必備的特質哦！

參考資料：

• Bernile, Gennaro, Vineet Bhagwat, and P. Raghavendra Rau.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Available at SSRN 2423044 (2014).

青少年冒險比兒童、成人都多

丹尼那天晚上的糊塗舉動是他這個年紀的人常有的表現。關於青少年的冒險舉動，最令人矚目的現象是：在各式各樣的領域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同樣的年齡模式。幾乎在所有的場域中，青少年所冒的險都多於兒童或成人，而且這樣的冒險行為通常在15歲到20歲之間達到最高峰。這段時期是他們最容易出現肢體暴力的時候，也是他們自殘、溺斃、嘗試吸毒、意外懷孕、侵犯他人財產和發生致命車禍的高峰。這些行為的種類不同，但共通的特色便是都有冒險的成份在內。

最令人不解的是：青少年在十五、六歲到二十歲之間，已經像大人一樣聰明了，記性絕佳，推理能力就像二、三十歲的人一樣強。一般來說，人的認知能力（就他們在標準化測試上的表現而言）從出生以後就會不斷進步，到十六歲左右達到高峰，其後至少有三十年的時間會維持在相當穩定的狀態，然後才開始下降。科學家們曾在一些調查中詢問人們的冒險行為，結果發現：在從事各種冒險活動時，青少年其實和大人一樣清楚其中的危險性。

同時，他們就像大人一樣，並沒有什麼錯覺，以為自己不會受傷，這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

如果他們這麼聰明，為什麼會做那麼愚蠢的事？這和他們的大腦發育的方式有關。

青少年大腦發育的各個階段

約在十歲的時候，我們的大腦就已經達到了最大的、成人的尺寸。因此青少年期大腦所發生的變化主要不在於成長，而在於重組。

大腦的神經網絡重組的模式就像青少年社交網絡的重組一樣。在青少年初期，當孩童從小學進入中學時，他們的新朋友一下子變多了。不過，這些新的關係有許多並不持久，當這個青少年開始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和一小群最重要的新朋友一起從事一些活動時，這些關係就自然而然變淡了。由於他一再和這一小群人共同從事某些活動，因此他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愈來愈穩固。他們會形成各種小圈子，發展出固定的交往模式，變得愈來愈與外人隔絕。到了青少年期快結束時，儘管人們時常遷居，但他們在高中和大學時所形成的友誼已經非常穩固，所以即便彼此相距甚遠，仍然會繼續連絡。

到了二十出頭時，青少年的神經網絡就像他的社交網絡一樣，已經變得更加鞏固、更不受外來的影響，也更能夠進行遠距的溝通。儘管在青少年期之後，大腦仍然會改變，但之後大腦改變和重組的幅度就像成人的社交網絡一樣，不可能會再達到那樣的程度。

相較於其他時期，青少年的大腦發展之所以特殊，並不在於大腦的重組，而是在於進行重組的區域。在這段時期，重組現象主要發生在兩個區域─前額葉皮質和邊緣系統。前額葉皮質位於你的前額的正後方，緊鄰前額，主要負責自我管理，讓我們比較有理性。邊緣系統則位於深處，在大腦的正中央，皮質的下方。邊緣系統在情緒的產生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5七月選書《不是青春惹的禍：了解10～25歲孩子的大腦潛能，成功從教養開始》，天下雜誌出版。

2010年4月1日，澄清湖棒球場，統一7-Eleven獅對戰La new熊。熊隊「大師兄」林智勝一局下首打席就從獅隊投手陳逸宸手中掃出一支陽春砲，是他職棒生涯的第100支全壘打，讓他成為當時最少場次達成百轟的本土球員（此記錄後來被陳金鋒打破）。

是年，林智勝以21支全壘打，勇奪年度全壘打王！同年，大師兄被三振的次數是慘不忍睹的105次……

在商場上喜歡做高風險投資的企業，一如棒球場上喜歡「揮大棒」的球員一般，可以獲得高額報酬，但一不小心就落得血本無歸；相對地，穩扎穩打的策略能安定人心，卻又缺乏亮點。

 企業營運風險可從公司的「現金預留額度」、「債務股本比」等數據加以量化。然而，或許是數據太冷硬，或許是當數據出現時，代表資訊已慢了一步，人們更傾向觀察公司執行長（CEO）的言行舉止，希望可看出營運策略的端倪，不但媒體愛報導企業家的小故事，連象牙塔裡的學者也樂此不疲。

比方說，有些研究旨在分析CEO的生活經驗和他風險偏好之間的關聯。所謂的「生活經驗」包羅萬象，如「軍旅經歷」、「政黨傾向」、「是否擁有飛行駕照」，甚至「婚姻狀態」等。當然，這類分析或多或少都能得到相關性的結論，可是此類生活經驗與風險偏好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很難界定一個人是從軍後變得喜好高風險，還是因為喜好高風險而跑去從軍（或選擇激進政黨、開飛機、多段婚姻等）。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如果在孩童時沒有目睹雙親遇害，布魯斯·韋恩（Bruce Wayne）日後不會化身黑暗騎士；要是沒有不堪回首的過去，克里斯欽·格雷（Christian Trevelyan Grey）長大後也不會有五十道陰影。因此，想要找出什麼因素會影響CEO的風險偏好，應該要看看這些CEO在童年時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去回溯每個CEO的童年資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每個CEO都出一本自傳，也難從中擷取出可以統一量化的經歷。面對這個難題，新加坡李光前商學院的Gennaro Bernile教授和另外兩位於美、英大學服務的學者，想出了解決之道。

首先，他們搜集了1711筆人員出生年及出生地的資料，這些人都是美國土生土長，且曾於1992年至2012年間，出任美國S&P 1500公司的CEO職位。

接著從地質、氣象及歷年新聞等資料庫中，他們查出每位CEO在5歲至15歲性格養成的這幾年，其出生地所在郡（County）歷經了多少自然災害（含地震、颶風、龍捲風、海嘯、火山爆發、森林大火等），及這些天災釀成多少傷亡財損。若這個天災曾造成該郡人員死亡，則視CEO在兒時經歷過一場「致命天災（fatal disasters）」。

最後，與這些CEO經營公司時的策略相比對，發現兒時經歷過致命天災的CEO，多半比無此經歷的CEO們更勇於承擔風險。然而，經歷過極端天災（所經歷的天災造成人員喪命的比例最高的前10%）的CEO，其表現又會趨於保守。（十年間沒有經歷過致命天災，在台灣人眼中根本是天方夜譚吧！然而根據研究的資料，有33%的CEO無此經驗。）

Gennaro Bernile等人推測，經歷過天災卻沒切身之痛的人，容易低估災變而較勇於冒險。相對的，真正目睹到嚴峻天災或深受其害的人，日後做決策就會變得謹慎。

呵啊（打哈欠貌）~，行文至此，館主覺得這個研究雖然別出心裁，卻也說不上十分有趣，而Gennaro Bernile等人竟藉此研究榮獲了「2015年搞笑諾貝爾獎–管理學獎」的桂冠。大概是論文標題下得詼諧吧！館主將之亂譯為「大難不死，其膽也肥」（”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文末，來抄一個讓數萬個工程師都驚呆了的故事吧。某天，鴻海的工程師問郭董：「為什麼爆肝的是我，首富卻是你？」郭董回答說：「三十年前我創建鴻海的時候是賭上全部家當，不成功便成仁，而你只是寄出幾十份履歷表後來鴻海上班，且隨時可以走人，我們的差別在創業與就業。」

且不論故事真偽，郭董身為一個創業者，需承擔高風險是無庸置疑的。郭董生於1950年的板橋，1959年8月7日，發生了著名的八七水災，重創台灣中南部，1960年8月，又發生了八一水災，造成東北部嚴重水患。時年9、10歲的小郭董，是否在兩次的天災中，默默養成了冒險犯難的性格呢？

不過，望子成龍的父母啊，別急著將自己孩子置於險地吶！這個研究指出，這些CEO經歷致命天災的比例，其實和美國一般人的比例相去無幾，愛冒險似乎不是成為CEO必備的特質哦！

參考資料：

• Bernile, Gennaro, Vineet Bhagwat, and P. Raghavendra Rau.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Available at SSRN 2423044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