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科學記者？他們在哪兒？

本文由 紐崔萊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營養品的吸收率如何？

藥物和營養補充品，似乎每天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關鍵分子，可能無法全部被人體吸收？那該怎麼辦呢？答案或許就在於吸收率！讓我們一起來揭開這個謎團吧！

當我們吞下一顆膠囊時，這個小小的丸子就開始了一場奇妙的旅程。從口進入消化道，與胃液混合，然後被推送到小腸，最後透過腸道被吸收進入血液。這個過程看似簡單，但其實充滿了挑戰。

首先，我們要面對的挑戰是藥物的溶解度。有些成分很難在水中溶解，這意味著它們在進入人體後可能無法被有效吸收。特別是對於脂溶性成分，它們需要透過油脂的介入才能被吸收，而這個過程相對複雜，吸收率也較低。

你有聽過「藥物遞送系統」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們開發了許多藥物遞送系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乳化藥物遞送系統（Self-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s，簡稱 SEDDS），也被稱作吸收提升科技。這項科技的核心概念是利用遞送系統中的油脂、界面活性劑和輔助界面活性劑，讓藥物與營養補充品一進到腸道，就形成微細的乳糜微粒，從而提高藥物的吸收率。

還有一點，這些經過 SEDDS 科技處理過的脂溶性藥物，在腸道中形成乳糜微粒之後，會經由腸道的淋巴系統吸收，因此可以繞過肝臟的首渡效應，減少損耗，同時保留了更多的藥物活性。這使得原本難以吸收的藥物，如用於愛滋病或新冠病毒療程的抗反轉錄病毒藥利托那韋（Ritonavir），以及緩解心絞痛的硝苯地平（Nifedipine），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除了在藥物治療中的應用，SEDDS 科技還廣泛運用於營養補充品領域。許多脂溶性營養素，如維生素 A、D、E、K 和魚油中的 EPA、DHA，都可以通過 SEDDS 科技提高其吸收效率，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體的營養需求。

隨著科技的進步，藥品能打破過往的限制，發揮更大的療效，也就相當於有更高的 CP 值。SEDDS 科技的出現，便是增加藥物和營養補充品吸收率的解決方案之一。未來，隨著科學科技的不斷進步，相信會有更多藥物遞送系統 DDS（Drug Delivery System）問世，為人類健康帶來更多的好處。

• 作者／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終篇）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 2002 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 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¹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 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²，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 2009 到 2012 年收集 953 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³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 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 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

• 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
• 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 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
• 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 SMC 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 SMC 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 SMC 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⁴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 SMC 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 SMC 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 SMC 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 SMC 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⁵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 SMC 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 SMC 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 SMC 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 SMC 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 SMC 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⁶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 2% 至 3% 的速度成長，到 2010 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 8% 至 9% 之間⁷，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英國 SMC 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⁸，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 SMC 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Rensberger, B.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Too close for comfort.”Nature, 459(7250), 1055-1056.
2. Bauer, Martin W. and Howard, Susan and Romo Ramos, Yulye Jessica and Massarani, Luisa and Amorim, Luis (2013). Global science journalism report: working conditions & practices, professional etho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ur learning se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London, UK. ISBN 9781909528024.
3. Nisbet, M. C. (2009). “The ethics of framing science.”In Elliott, R. (eds.), Communicating biological sciences: Ethical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51-73. London: Routledge.
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Retrieval Date:2020/05/27 編註：英國 SMC 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

• 文／蔡旻諭、羅尹悅

你曾經跟爸媽解釋你在做什麼科學研究嗎？是不是覺得要講到對方聽懂有點困難？如果你是科學界的專家，要把你的研究成果講得清楚、明白又有趣，難度可比登天。好像摸摸鼻子回去寫科技部計畫還比較實際。

寫完一份新的科技部計畫，頭髮都白了，為什麼還要跟非相同專業領域的人，說明自己的研究內容？這是科學家的責任嗎？

來自德國由利希研究中心 (Jülich Research Center) 神經科學與醫學研究所的 Hans Peter Peters 說了，科學知識為社會帶來便利及創新的科技，同時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議。正因為科學知識如此重要，科學和大眾之間密不可分，也因此建立大眾對科學的信任很。重。要。當社會大眾不相信科學，便認為科學於己無關，不僅民眾不會把科學知識應用於生活中，整個社會也不會支持科學研究進行。

• 延伸閱讀：誰在乎科學新聞？德國教授 Hans Peter：科學傳播不只新知，更是科技治理與民主政治的關鍵

科學家都喜歡怎麼講科學？

既然和大眾聊科學這麼重要，那我們來檢查一下，現在的科學家都怎麼把科學知識散播出去。是每個科學家都想要和大眾溝通嗎？科學家又都喜歡用什麼管道和大家聊聊自己的研究？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羅尹悅在 2016 年的研究中，訪談科學家偏好使用哪種方式與大眾溝通。這些方式包含：

1. 透過科學記者與大眾溝通
2. 自己寫科學知識網站、部落格、或社群媒體
3. 直接與大眾面對面聊科學
4. 其他方式
5. 我對與大眾溝通沒有興趣

從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德國、美國或台灣的科學家，都最偏好以「面對面」的方式與大眾進行對話。

好的科學傳播，應該長甚麼樣子？

除了以「面對面」的方式來聊科學、寫部落格、經營臉書跟 Youtube、或找記者來幫忙，這些都可以把科學家想說的話告訴民眾。不過，到底用什麼方式才能很好地跟大眾聊科學呢？

當大家被填滿科學知識，就會「因理解而相愛」？

當前科學知識的傳播模式，學界大致歸類為兩種不同的取向：

1. 缺失模型 (deficit model)
2. 公眾參與模型 (public engagement model)

「缺失模型」的主要假設，認為民眾對科學的不信任，是因為「缺乏」科學知識所導致，如果民眾能夠更了解科學，他們就會愛上科學。因此增加大眾的科學知識水平，就能讓大家更相信科學。

缺失模型最常遇到的抨擊是「知識傳遞關係的不對等」：公眾在這個模型中被當作對科學知識一無所知，而科學家的角色就像是課堂中的老師，以為我講你乖乖聽就好。此外，這個模型假設民眾對科學，會「因為了解而相愛」，後來也被證明是想太多。

在 80、90 年代，也就是缺失模型盛行的時代，核能電廠的危機、基改食物的出現、狂牛病的失控，讓民眾越來越不相信科學。於是社會與科學之間，是不是因為更多的科學知識而互相了解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知道他們沒有因此更相愛，不然也不會出現後來的「公眾參與模型」。

大眾和科學家是平等對話的好夥伴

公眾參與模型強調「平等對話」，自然是希望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取得大眾的信任。理想的公眾參與模型中，公眾不是科學家的學生，而是科學家的夥伴，透過對話與溝通取得共識，同時科學和科技發展也因為民眾的參與，而更有落實的可能。

但是，以上只是理想。

Peters 教授指出，公眾參與模型在實際落實時，仍舊不脫缺失模型的核心：知識傳遞，打著「對話」的名堂，其實只是想要說服民眾接受科技。而他也質疑，不同專業之間（公眾與科學家）如果沒有基本的知識基礎、共同語言，真的能夠產生有效對話嗎？

他認為，科學傳播的目的，不應侷限在知識傳遞，溝通原本就是民主中的一個環節；而溝通的目的也不應該是「增加信任」，因為這樣傳播的本質就會淪為話術的包裝。信任的建立，在於專業結果的展現。

科學研究給記者寫就好了，幹嘛需要科學家出馬？

多數科學家喜歡以「面對面」的方式與民眾對話，在 Lo (2016) 的調查中排名第二位的方式，則是與記者對話。不過以臺灣的情況，我們也許需要更多想像。

Peters 教授引用英國機構 Wellcome Trust 2018 年的調查結果，比較臺灣、中國、美國和德國，公眾對科學家、政府機構和記者的信任程度。

從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比中國、美國與德國等國家少一點。而對政府的信任，（除了不能問中國人民這個問題 XD）台灣也比其他國家少一些。而臺灣對記者的信任比起其他國家少非常多。

從三張圖的比較看來，科學家非常受到民眾信任，尤其在台灣，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比對政府及記者的信任程度大得多。雖然 Peters 教授認為，對於具有較深厚的科學記者基礎的德國而言，記者能夠以「超脫科學」的客觀觀點、公眾角度來看科學；但是在台灣人對記者的信任程度相較其他國家低落許多的情形來看，由科學家擔任科學傳播的角色，似乎比其他國家來的更重要了。

誰都不能少之科學家的投入

結論之此，比起科學家，臺灣的記者朋友們也許才是最需要重新贏得社會大眾信任的族群（突然開始檢討別人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缺少了「健康的媒體」，臺灣的科學傳播發展會一直跛腳。於是，在有一個健康的媒體之前，極須科學家們的投入去填補這一塊空缺。

回歸「溝通作為民主」中的一環，科技部計畫是科學家的專業發展，在計畫寫作與研究執行中深化專業，希望用專業結果打造科學研究的聲望；而與公眾對話，則是科學家對於民主社會實際投入，民主社會追求的多元價值與創造力，需要科學家的知識分享才得已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