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聞報導交大研究過於完美，引起實驗是否造假的爭議，讓人不禁想起過去十年最大的科學醜聞：韓國黄禹錫事件。恰巧，上個月（10 月）韓國上映了改編自黄禹錫事件的電影《舉報者》（제보자）。韓國很常把國內大事改編成電影，但令人訝異的是，這次竟勇敢地找上這個被許多韓國民眾視為國恥的科學造假事件。
黄禹錫（Hwang Woo-Suk）是土生土長的韓國分子生物學家，在 1995 成功複製牛隻，2005 年初用十一位患者的體細胞核培養出胚胎幹細胞株，登上國際指標期刊 Science，同年 8 月又在另一國際期刊 Nature 刊登成功複製一條狗的研究報告，突飛猛進的進展震驚國際社會與學界。對於天生罹患痼疾的病人與家屬來說，黄禹錫在幹細胞研究上的成果，無疑帶來明亮的希望曙光。對於韓國社會來說，這樣一個從未留學但領先他國的科學家，代表了韓國在國際上的崛起與自信。 政府不只通過為黃禹錫量身訂作的《生物科技道德法》，還成立「世界幹細胞中心」（The World Stem Cell Hub），並將他封為「最高科學家」。黄禹錫的成功不只席捲全球科學界，更成為韓國人民的期盼與驕傲。
電影就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下展開了。電視台 NBS 節目〈PD 追擊〉製作人尹敏哲接獲雙重爆料，一方面，民眾指控韓國當紅分子生物學家李長煥透過不法手段獲取卵子作為實驗材料；另一方面，李長煥團隊的前研究員沈敏浩指控讓李長煥聲名大噪的複製幹細胞其實從未成功，而且自己和當時夥伴李道亨（後轉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曾被要求造假研究，但個人並未接受。據此，尹敏哲決定協同助理金怡瑟深入追查，然而李長煥卻透過仍在團隊中的沈敏浩妻子金美賢向沈敏浩施壓，同時也讓李道亨出面否認造假，並且反控沈敏浩是因為離開團隊而挾怨報復。更艱難的是，整個社會輿論與政治情勢皆倒向代表國家希望的研究巨星李長煥，更讓〈PD 追擊〉製作團隊逐步陷入分崩離析的危機之中…（完整劇情詳見部落格原文）
《舉報者》有多麼忠於真實事件？作為一個觀看真實事件也觀看改編電影的旁觀者，我們其實很難論斷，但可以確定的是，電影中的角色在現實世界裡都可只找到對應的人物。除了李長煥代表黄禹錫之外，尹敏哲在現實世界中叫做韓鶴洙，爆料的沈敏浩則是前研究員柳永俊。電視台 NBS 的實際版本是韓國大媒 MBC，而〈PD 追擊〉則是一個叫做〈PD 手冊〉的節目。李道亨的真名是金善鐘，而且美國匹茲堡大學實際上也是黄禹錫團隊密切合作的國際夥伴。換句話說，在真實事件當中扮演起承轉合、穿針引線的角色，在電影中也撐起了劇情的推展與轉折。
說實在，這部電影並不刺激（雖然海報看起來蠻厲害），但難得的地方是，它忠實呈現了每個角色在事件當中的掙扎，以及當時韓國社會的氛圍。真相與國益的拉扯，是電影中許多場景不斷出現論題。當尹敏哲向上級呈報製作計畫，他們問的是「真相與國益哪個重要？」；當大眾知道電視台正在質疑李長煥，他們說的是「怎麼可以傷害國益？」；當青瓦台（韓國總統府）知道事態嚴重打算介入調停時，他們考慮的是「應該保護真相還是國益？」
這個拉扯如實反應了當時黄禹錫事件發生之際給予韓國帶來的巨大影響。當黄禹錫被賦予韓國最高科學家的號稱、當黄禹錫被視為韓國教育系統的優秀產物、當黄禹錫開始象徵韓國的國際地位，整個國家就開始陷入一種「科學的國族主義」當中。就韓國的歷史習性來說，科學的國族主義在韓國可能比起其他國家更為嚴重一些，因為這直接關乎所謂的「民族自信心」。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知道真相的重要性，但在事關民族顏面與自我肯定的情緒中，對於真相的追求常常只能退居第二。
任何對於黄禹錫的指控與責難，都是間接對於韓國的貶低、對於大韓民族的侮辱。如果指責來自外部，那麼或許比較容易接受，因為群眾在心理上可以將其歸類為「外敵」，而外敵本來就沒有理由對韓國說好話、做好事。但當指責來自內部，這就變成一種不可饒恕的背叛：見不得自家人好的人一定有二心。這就是我們在片中不斷可以看到的，民眾對於尹敏哲等人從一開始的不耐到後來變成憤怒，他們在電視台門口聚集、抗議，也跑去爆料人沈敏浩家中丟石頭，最後在尹敏哲當面訪問李長煥之後達到高峰：大家對著尹敏哲和助理金怡瑟丟雞蛋！
電影中最精準反應現實的部份，不是某個場景或者某個橋段或者某個人物，而是這個科學國族主義的氛圍。當然，看電影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韓國民眾的情緒簡直不可思議，怎麼會這麼盲目地相信一個科學家、又盲目地反對想要說出真相的人？然而，當類似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或當我們就身處事件當中），我們真的能夠肯定自己不會陷入相同的情緒，也不會覺得「唱衰」是件很可惡的事情？其實，這是個司空見慣的場景：對著自己身處團體說壞話的人總是招來責難，因為「Ｘ益」是群體前進的方向，當大家都在往前走、群體正在壯大的時候，你怎麼能自己倒退甚至還拉大家一起？
要在當下情境做出正確選擇的困難，導演的處理堪稱不錯。《舉報者》並沒有一味指責韓國民眾，而是透過病患與家屬的角色來採取一種同情的理解。劇中幾次出現病患家屬對於李長煥的懇切期盼與企求，甚至有一幕是一個母親帶著智能障礙的兒子「攔路劫轎」，讓兒子用著生澀但努力的言語對著李長煥說「我們相信你，我們支持你」。對於病患與家屬而言，尹敏哲在做的並不是揭露事實，而是摧毀希望。生活很辛苦，而能夠支持他們生活下去的就是那個希望。希望通常還沒發生，但當它被賦予高度信心，就會猶如一種「有做就會成功」的預言，變成最不容質疑的東西，而認清現實的提議也會引來巨大的情緒反應。
事實上，即使我們真的夠屏除傾向國益的考量，也不一定就能夠做出對的選擇。因為，在事情發生的當下，並沒有充足或決定性的證據能夠指出對的究竟是李長煥還是尹敏哲。我們常用的推測程序「Ａ造假可以獲得好處所以Ａ可能造假」（利益模型）嚴格來說其實派不上用場，因為實際上任何一邊都可以透過造假獲得好處：李長煥造假可以得到學術聲望和政府資金，而尹敏哲誣陷則可能獲得更好的職位、NBS 也可能得到更好的收視率。或許對於後者來說「投資」風險比較大，不過因為相對而言損益比也較高（假如成功的話），所以「後者沒必要造假」的論斷其實說不過去。換句話說，基於眼前勢力強弱來選擇相信其中一方並將利益模型歸於另外一方，這種作法可能有待商榷。
當然，這部電影並非沒有缺陷，最明顯的一個，就是有點英雄主義。雖然看得出來導演盡可能避免後見之明的陳述方式，但一部電影無論如何必須選擇一個視角，而導演選擇了「舉報者」尹敏哲這一邊。這一點從電影的收尾就可以看出：電影並沒有去問李長煥後來的狀況，而是呈現尹敏哲將要再次「揭發真相」的動力和企圖。這讓電影看起來有種正邪對立的結構，也讓觀眾容易做出「李長煥很壞心，尹敏哲很正義」二元的詮釋。也許為了商業考量，這是不得不採用的視角（誰不愛英雄？），不過導演其實有在一些小地方替李長煥「說話」。
最清楚的一個橋段，是李長煥在即將被揭發之際回到鄉下「探望」他複製成功的狗「茉莉」，他嘆了口氣對牠說：
因為大家都在看著我，所以沒能停手，稍微有一點成就就想再多要一些，向我索取的越來越多，結果錯過了停下來的時機。
接著李長煥就自殺了（但未遂）。在電影中，這並不是李長煥公開的辯解之詞，而是個人私下的內心告白。在我看來，導演想要表達的或許是，李長煥鑄下大錯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全然的壞人，他也許有點貪心、有點自私（誰沒有呢？），但會從小錯逐漸走向大錯很多時候是某種情境之下的後果。雖然韓國民眾事後可能抱怨李長煥欺騙了大家的感情、簡直就是國恥，但當初正是因為民眾的國族主義情緒才把李長煥推到這個只能進不能退的境地。
《舉報者》確實值得推薦。雖然情節並不緊湊，而且裡頭不少生物醫學專業名詞，但如果觀眾能夠理解韓國科學國族主義的背景、能夠體會在真相與國益當中拉扯的艱難，這部片無疑能夠帶來許多思考與反省。如果你對黄禹錫事件有興趣，《舉報者》也是一個很好的起點。目前尚未看到台灣片商引進此片，甚為可惜。雖然科學國族主義在台灣並不明顯，但不代表沒有。事實上，對於許多亞洲國家來說，在脫離帝國殖民的歷史過程中，國族主義或多或少都在發揮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科學與技術方面，往往是由國家帶頭與推動所謂「現代化」的工作，台灣當然也不例外。因此，除了必須防範與警惕科學造假之外，本片有個更重要的意義：科學國族主義可以成為國內推動科學發展的動力，但必須小心地避免情緒過度膨脹。適當的期盼會是正面的力量，但過多的希望卻可能造成懸崖來不及勒馬。
後記：
到底，現實中黄禹錫的研究結果是不是假的？實際上，韓國法院最後只判黄禹錫兩個罪行，一個是非法取得卵子，一個是貪污公款。他的十一個幹細胞株論文雖然當中有好幾個是編造的，但他的複製技術事後（2007）被證明成功也可行：黄氏細胞株有效。不只如此，後來許多西方研究團隊也發展出和黄禹錫當初相同的技術與專利，然而諷刺的是，黄禹錫沒有得到任何的聲譽（credit），但這些後來做出相同結果的科學家得到了。換句話說，黄禹錫研究過程中的行為失當，實際上並沒有干擾他的學術正確性。已有論者指出，黄禹錫其實是國際「話語權」（誰說話比較大聲、比較會被當成對的）失衡的受害者，例如：西方科學界並沒有比較嚴謹，事實上當初指證黄禹錫的一位西方學者 G. Schatten 在事件中也有嚴重的道德瑕疵，然而媒體幾乎無人追究；或者，Science 在首爾大學調查報告出爐時立刻撤銷黄禹錫的論文，前後僅僅歷時 24 天，然而對於西方學者有爭議的研究報告卻可以等待十年時間，讓學者提出異議和上訴（巴爾的摩事件）。
（本文圖片無特別註明者皆來自豆瓣電影）
狐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