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工作者的兩個行銷關鍵字：公共財、犯錯────《知識內容寫作課》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俗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不管是日常生活或工作場合，犯錯總是難以避免的。也因此，如何不要「一錯再錯」早已是當前工作場域要求的基本素養，也成為許多人自我砥礪的目標。

不過這種事總是說得比做得容易，有時候我們總是會因為各種狀況，例如精神不佳、有外務干擾，甚至是工作內容本身的複雜性而出錯。有些人會選擇靠咖啡因或能量飲料給自己一點「推力」，有些人則會覺得這是該吃下午茶的訊號（例如我），用熱量撫慰疲憊的身心。

上述提到的都不是什麼壞主意，只要注意「適時」與「適量」原則，我們當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法。不過最近心理學界產出的新研究，倒是提供一種能讓大家能在低成本、低熱量的前提下提升工作效率，同時降低出錯頻率的方法。

那就是——冥想（meditation）。

欠缺科學證據的神秘技術：開放覺察冥想

先別急著左上離開。雖然冥想在一般社會大眾的印象中，大多跟「神秘學」、「靈修」脫不了關係，但其實它就跟同樣風評被害的「催眠」一樣，是心理治療常見的技術。不過這裡所說的冥想，並不是要讓你的靈體脫離、遊走各種異次元或微宏觀宇宙，而是幫助你聚焦，重新覺察那些一直被干擾的心理活動。心理治療中的冥想，與其說是在拓展視野，反倒更像是幫你清掃堆積在心裡的瑣碎，用更加清晰的視野去審視自我。

也因此，冥想在實際操作上又能被概分為「聚集專注冥想」（focused attention meditation，FAM）與「開放覺察冥想」（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OMM）。前者是聚焦在單一事物上，例如某種感官刺激或情緒，來讓自己維持在「當下」（present）的狀態。這也是所謂「正念」（mindfulness）的核心概念，讓我們藉由活在當下，對自己的身心狀態有更全面的掌控。

如果你想用更形象的方式了解 FAM，我會推薦你去看《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這部電影。雖然在真實世界中，FAM 沒辦法讓你變成無所不能的超人，但是在臨床研究中卻被證實具有提升注意力的效果，同時減輕作業過程中心智能量的損耗。如果你覺得在冥想後自己工作起來有如神助，那也只是因為阻礙消失，讓你真正的能力得以被發揮出來。

與 FAM 相對的 OMM，則是讓焦點發散，擁抱當下經驗的一切。包括理性與感性思考，以及自己有無覺察到的生理變化，這些都是可以在 OMM 中覺察到的心理活動。之所以要這樣「覺察」，是要消除主觀難免的狹隘視野，略過雜訊、用更加全面的觀點去看事情。例如當你在為了某項快到死線的工作，或是難解的人際衝突感到焦慮，OMM 便可以幫忙釐清狀況，讓你看見被埋藏在各種情緒底下的脈絡。

有趣的是，從機制上來看 FAM 跟 OMM 幾乎可以說是互斥的存在，一個是要引導注意力到單一事物上，另一個則是提醒自己不要太聚焦在單一事物上。然而這兩種冥想卻都在神經科學的研究中，被證實能夠抑制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又稱反作業網路），減少大腦「空轉」、「分心」的時間。

只是，相較於能明顯觀測到腹內側前額葉（mPFC）與後扣帶皮層（PCC）的活動減少，以及背外側前額葉皮質（DLPFC）與視覺皮層等腦區活動增加的 FAM，不專注在任何特定刺激上的 OMM，很難在 fMRI 或其他腦活動觀測裝置中表現出顯著差異。雖然有部分研究指出 OMM 對預設模式網路的抑制效果足以跟 FAM 媲美，但目前仍需要更多數據來支持這個說法。

冥想如何增進你的錯誤覺察能力？

為了能夠對 OMM 的效果與機制有更深入的了解，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林博士（Yan-li Lin）與其同事找來 212 名沒有任何冥想經驗的女性進行實驗。半數受試者會在錄音的引導下進行 20 分鐘的 OMM，其餘控制組則會聽見語速、音調、時長皆相似的 TED 演講。在前置作業完成後，受試者會被要求完成一系列的埃里克森側翼測驗（Eriksen flanker task），在極短的時間內判斷眼前的複數圖案是否具有一致性。

由於圖形僅會出現 200 毫秒（0.2 秒），受試者沒有閒暇去仔細辨識每一個圖案，因此更能區分出「錯誤覺察」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能否辨識出「不協調的刺激」。雖然有先 OMM 的受試者在正確率與作答速度沒有顯著進步，但研究團隊卻觀測到錯誤關連正波（error positivity，Pe）的振幅變大，顯示即便是單次 20 分鐘的冥想就足以對人的大腦活動產生影響。

不要小看這個錯誤關連正波，它與錯誤關聯負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ERN）皆是大腦在認知到「錯誤」出現時會出現的特殊腦波，也被視為人類錯誤覺察能力的指標。換言之，林博士在實驗中提供的 20 分鐘 OMM 雖然不足以改變受試者的答題能力，但單從腦部活動來看，經過冥想的大腦確實對「錯誤」表現出更強的反應。會有這樣的落差，是因為大腦在「發現錯誤」跟「針對錯誤作出反應」之間還得經過許多步驟，需要更多練習才能反映出成效。

這不但是令人振奮的發現，更是學界少數有神經科學證據的 OMM 研究。林博士認為將來若能進行更長時間跨度的 OMM 研究，或許能觀察到更顯著、足以影響外顯行為的大腦活動變化，並從神經科學的角度去剖析背後的運作機制。

不過要注意的是，不管是 OMM 或 FAM 都只能提升我們對事物的敏銳度，更容易發現當前工作出了問題，而不是讓人「完全不會犯錯」。

在你感到失望之前，要知道犯錯是人之常情，只要不是毀滅性的大錯，日常工作的小偏差只要在當下做出修正，往往都不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這也是 OMM 在自我激勵上的效果之一，用客觀的角度去接納自己犯錯的可能性，以免在真的出錯時因為過度焦慮無法及時反應，甚至是越弄越糟。

同樣的，很多時候我們犯錯並不是因為「能力不足」、「態度不佳」，而是有雜訊干擾了我們的大腦運作。例如太過心急要把報告寄出去，卻忘了檢查 email 附件是否正確，又或者是太焦慮要對上司做提案簡報，反而在關鍵時刻忘詞，這些只要靜下心來就能避免的問題，便是 OMM 可以提供幫助的地方。

當我們把焦點從外界移開，放到自己內在的身心活動，雖然觀測的重點還是「我」，但卻是用更加宏觀的視角去審視行為與環境之間的因果。唯有釐清知道自己正在經歷什麼、想要什麼，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斷。很多人把冥想當成帶有神秘色彩的超自然儀式，但其實它最大的效用，是排除認知阻礙，給大腦能高效運作、不受瑣碎干擾的環境。

下次如果覺得生活諸事不順，或是陷入瓶頸，不妨給自己半個小時的冥想時間，讓大腦好好「排毒」一下。或許，你會因此看見全新的世界。

參考文獻

1. Fujino, M., Ueda, Y., Mizuhara, H., Saiki, J., & Nomura, M. (2018). 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 reduces the involvement of brain regions related to memory function. Scientific reports, 8(1), 1-10.
2. Hsieh, S., Li, T. H. & Tsai, L. L. (2010). Impact of monetary incentives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error monitoring following sleep deprivation. Sleep, 33(4), 499-507.
3. Lin, Y., Eckerle, W. D., Peng, L. W., & Moser, J. S. (2019). On variation in mindfulness training: a multimodal study of brief 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 on error monitoring. Brain sciences, 9(9), 226.

文 / 林澤民（轉載自nilnimest 的部落格）

從白衫軍到黑衫軍，台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只一次地證明：它們能夠超越傳統政黨，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動員數十萬人，和平地集會，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政策要求，並在數小時之後和平離開。這種新型式的政治，可以稱為「快閃政治」（flash mob politics）。

快閃政治之所以可能，絕大部分是因為手機，網際網路，還有網路社群的普及，特別是在年輕人之間的普及。現代溝通科技，克服了傳統集體行動理論中的所謂「白搭」問題 （free-rider problem），把集體行動從多人「囚犯困局」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當溝通協調成本低而且容易，「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便容易達到；而當參與人數超過臨界質量，參與比不參與會有更多的正收益，白搭問題就不存在了。這個過程，是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來組織動員的；所有群眾運動所須的資源，包括資金、人力、科技、傳播、乃至於醫療、法律諮詢，均可以快速協調集結。群眾自發性協調的成功，表現於全新的、臨時起意的政治符號：白衫、黑衫、太陽花完全取代了傳統政黨的政治符號。

參與社會運動當然主要是追求理想，但傳統集體行動理論認為社會運動的目標是公共財（public goods），如果目標達成，即使未參加運動的人也能夠受益，而參加運動則常須付出重大代價，因此理性的個人，除非有參與才能享受得到的「選擇性利益」（selective benefits），通常會選擇白搭便車而不參與運動。這意味社會運動的參與是一個多人「囚徒困局」，而白搭是一個「優勝策略」，所有參賽者（也就是社會大眾）白搭是唯一的「納許均衡」，但是它不是一個「伯瑞多最佳結果」。

關於雙人囚徒困局，請參閱本系列前三篇文章：

• 金球的囚徒
• 電影【史密斯任務】中婚姻的囚徒
• 學生與政府的「墨西哥對峙」僵局

這裡簡略說明賽局理論的幾個重要概念：

• 優勝策略：不論其他參賽者採取何種策略對自己都是比較有利的策略。
• 納許均衡：沒有參賽者願意「單方面」改變策略的策略組合。
• 伯瑞多最佳結果：參賽者無法「同時」改進的賽局結果。

集體行動的多人囚徒困局，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上圖中，Y軸代表收益，X軸代表出了自己以外參與運動的人數，紅線代表不參與的收益，綠線代表參與的收益。這圖有四項特徵：

1. 紅線的起始點為零，這代表無人參與社會運動的現狀：不但自己不參與，別人也沒有人參與。穿過原點的水平黑線代表「原始狀態」。在原始狀態中，大家均只為自己著想，沒有人致力於公益，這是一種互相背叛的狀態，每個人的收益均為零。
2. 不論其他有多少人參與運動，對自己而言，不參與的收益總要比參與的收益來得高。這是因為不參與者不但可以和參與者同樣地享受社會運動的成果，而且不必付出代價。這也就是說，不論其他人參與或不參與，對於自己而言，不參與是優勝策略。
3. 紅線跟綠線均隨著參與人數（X）的增加而升高，也就是說不論自己參與與否，別人越多人參與，則自己的收益越大。如果自己想白搭而不參與，那麼參與者是「傻瓜」（sucker） ;如果自己也參與，那麼參與者是同志；不論傻瓜或同志當然都是越多越好，因為越多人付出，社會運動成功的機會越大，自己的收益也就也高。
4. 綠線隨著X的增加而升高時會高過於原始狀態：當傻瓜的人數多到一定程度時－假設為X＝K－傻瓜的收益會大於零，也就是比原始狀態還要來得好。當傻瓜的收益大於零，所有參與者便形成一個有存活機會的聯盟 （viable coalition）。這時雖然不參與還是比參與的收益要來得高，也就是白搭問題並未消失，但參與者至少可以說團結比一盤散沙要好。K＋1（除自己外另有K人參與）是參與者成為有存活機會聯盟的最少必要人數。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湯瑪斯‧謝林 （Thomas Schelling） 在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高一中譯，臉譜出版社）一書中，把符合以上特徵的人際競合關係界定為多人囚徒困局。根據賽局理論，這樣得困局中，理性的參與者沒有人會參與，也就是原始狀態是納許均衡；可是雖然它是一個穩定的狀態，它卻不是伯瑞多最佳結果，因為當參與人數超過K時，不論參與者或不參與者的收益都超過原始狀態的收益，也就是原始狀態是一個大家均可以同時改進的狀態。分析至此，我們可以看出：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的社會運動是一個困局，因為在原始狀態中，沒有人願意單方面行動，可是社會上所有人卻有同時改善收益的可能性，大家只能徒呼負負而一籌莫展。這不但是一個困局，也是一個「性格決定命運」的希臘悲劇。事實上，所謂「公有地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正是一種多人囚徒困局。

既然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多人囚徒困局，那麼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那麼多成功的社會運動？這是因為在一些條件下，社會運動的多人囚徒困局可以改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如下圖：

這圖中，綠線的斜率超過紅線，也就是參與收益的邊際效益高過不參與收益的邊際效益：每增加一個參與者，參與者所增加的收益超過不參與者所增加的收益。如此當參與者的數目大到一定程度時－假設為V－綠線終於和紅線黃金交叉而使得參與者的收益超過不參與者的收益了。當參與者的人數超過V點，參與反成了優勝策略。這個V點，便是所謂的臨界質量。當臨界質量達到了，即使自私自利的人都會覺得參與是合算的選擇了。

這個圖所代表的多人賽局沒有無條件的優勝策略，卻有兩個納許均衡：大家都不參與的原始狀態和大家都參與的遍地開花狀態。前者（紅線的最低點）仍然不是伯瑞多最佳狀態，而後者（綠線的最高點）卻是。至於那一個納許均衡能夠被實現就要看臨界質量能不能達到了。

為何成功的社會運動參與收益要比不參與收益有更高的邊際效應？這是因為參與者在社會運動目標的公共財之外另有參與誘因。這些誘因只有參與者才能擁有，而且它們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加而增加。這種誘因在許多情況下是存在的：當參與的人多了，參與的代價通常會降低，除了人多好辦事之外，因為參與運動觸犯法律被公權力用暴力驅離或逮捕的可能性也會減小；而且參與的規模越大，越能吸引媒體和一般社會大眾的關注，成功的可能性越高；此時參與者人人心情舒暢，意氣風發，對於能夠在歷史洪流中扮演一個角色而感到驕傲，對於能夠改變世界更有功效感及權力感。此外，參與者彼此之間的同志感情，嘉年華會似的氣氛，甚至於在運動受挫，威權政府鐵腕鎮壓之時的相互支持，相濡以沫等等，均能增加參與社會運動堅持不退的選擇性誘因。

丹尼斯‧鍾 （Dennis Chong）在其名著《集體行動與民權運動》（Collective Action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一書中曾很精闢地分析：在上述多人協調賽局的框架之下，有三個條件可以促使參與收益的期望值高於不參與收益的期望值; 也就是這三個條件能激勵理性參賽者參與社會運動：第一、參與的代價要低；第二、選擇性的參與誘因要高；第三、參與人數超過臨界質量的機會要大。

在傳統社會中，這三個條件並不是那麼容易滿足，但在網路和手機等移動型溝通工具普及的今日，情況已大不相同。首先，網路及手機使得溝通協調組織動員的成本大幅降低，參與者也能很容易獲得社會運動的資訊，包括運動的目標、策略、戰術、和現狀。其次，由於社群網路的普及，參與者容易表達意見並獲得回應，彼此之間容易便能結成緊密的社群網絡，互相分享，互相激勵，使得表達性的參與收益大幅提高。最後，資訊的便捷讓參與者容易估計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數以及達成臨界質量的可能性。其實，社群網路很可能讓參與者所認知的臨界質量從所有參與人數大幅降低至所屬網路社群的參與人數；也就是只要自己社群朋友有足夠的人數參與運動，自己便可能受到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的影響而形成參與收益高於不參與收益的判斷。果真如此，臨界質量的達成便容易多了。

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在時代跨入21世紀就已經落伍了。2001年一月馬尼拉的愛得薩 （EDSA：Epifanio de los Santas）大道上薈集了一百多萬黑衫軍，在四天之內，便推翻了貪腐的菲律賓總統艾斯特拉達 （Joseph Estrada）。黑衫軍凝聚的動力，來自於一則只有十幾個英文字母的手機簡訊：“Go 2 EDSA, Wear blck”（「赴愛得薩，穿黑衫」）。這場所謂愛得薩革命及類似由手機媒介的集體行動事件，引起了美國學者 Howard Rheingold 的注意而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深具前瞻性的著作：《智慧型群眾》（Smart Mobs）。此書探討移動型通訊工具如何能夠克服傳統經濟學所揭示的囚徒困局、公有地的悲劇、以及集體行動的白搭問題。書名中Mobs一字實具雙關用意：它不但指無組織的群眾，也同時指涉手機等移動型溝通工具。簡言之，手機克服了大規模群眾運動中溝通及協調的問題，它能凝聚無組織的群眾在同一目標之下達成集體行動。這個過程，是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來動員的。

關於手機和集體行動的關聯，請見〈都是手機惹的禍：手機與公民1985行動〉。

快閃政治會導致傳統政黨的式微，這點國民黨跟民進黨應該都已經體驗到了，快閃政治也會帶來新的政治人物，但快閃出現的政壇新人不一定能持久亮麗，例如去年的白衫軍和這次的黑衫軍便有不同的領導人。值得觀察的是快閃政治是否會把台灣政治變成一種「馬上辦政治」（politics on demand）：當總統支持度低落，政府施政不符民意，公民運動便立刻以快閃來要求政府改變？還有，當快閃變成常態，台灣的傳統政黨將如何因應？

作者：林澤民
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林教授今年（2014）五月中至六月底將於台大政治系開授總時數 36小時的「理性行為分析專論」課程。七月下旬並將於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參與政治學研究方法訓練營的教學工作。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 治、及文化評論。網址: http://blog.udn.com/nilnimest/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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