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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台大月光心理社（代表：沈伯郡、鄭澈）
前言：2014年3月24日凌晨時分，警察驅離於23日傍晚起進攻行政院與在行政院外靜坐之學生與民眾，驅離過程中引起極大的爭議，一部分的人認為警察執法過當、暴力對待民眾（以盾牌剁人、警棍用力打人），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警察作法並無不妥（學生不應該攻佔行政院）。本文將不評論對錯，希望以心理學之客觀角度分析警察攻擊行為背後原因。
首先，要問警察為什麼要打人？或說為什麼會打人? 如果我們從生理、情緒的觀點出發，推想由於部分警察是南部調往北部，一路舟車勞頓；又部分警察被迫結束休假，前來支援；再加上現場民眾與警方雙方互相挑釁的行為，使警察內心累積不少負面情緒，再碰上不肯配合驅離之群眾，在執行命令時遇上許多困難，挫折之際，於是將憤怒宣洩在對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上。在心理學當中這被稱為「挫折侵略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人若遭受挫折時，將會攻擊無辜的人，即俗話說的「遷怒」 [1] 。在這個抗爭場面，警察把內心的挫折與壓力遷怒在抗議的群眾之上，攻擊此時就是最好的宣洩方式。
另外，根據行為學派的觀點，攻擊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發生頻率與結果是獲得獎賞或懲罰有很大的關聯（效果率, Law of Effect） [2]。如果警察的攻擊行為沒有遭到懲罰阻止，且警察從這個行為當中獲得攻擊性欲求的滿足（即佛洛伊德所提到的「死的本能」 [3] ），警察的攻擊行為將自然大幅度的增加，這也滿足心理學中「工具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的原理 [4]。不只如此，僅僅只是看著其他警察展現出攻擊行為，自己也可能會因此展現更多暴力行為，這就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或「觀察學習」：僅僅是觀察就會學習，某種程度上來看其他個體是可以感同執行動作者（打人的警察）的攻擊性慾求是被滿足的 [5]。
進一步來看，警察的攻擊行為多少也與其穿制服有關。首先，充滿凝聚力的警察團體就會產生強烈的群內偏好（In-Group Favoritism），並容易認為群外（Out-Group）的人是不好的，於是警察傾向於認為抗議民眾不好，且在這個抗議的群體中不論是誰都一樣是可鄙的無賴 [6]。由於警察都穿著類似的制服，並且依規定撕去了自己肩膀上的編號（辨別個人功用），使得執行暴力行為後，其所需付的責任被分散至整個警察群體共同承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7] ，導致警察個體在團體當中得以去個人化（Deindividualization） [8]，並且不會認為「自己」會需要付起責任；相對的，會將責任歸責於「團體」共同承擔。
心理學家Zimbardo研究結果指出：在身分被隱匿的情況下，攻擊行為會有增加的現象 [9]。此外，如果不僅匿名，同時也穿著象徵壞人的服飾，匿名攻擊行為又會增加更多。隨後他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讓一群學生隨機指派，去扮演囚犯或獄卒的角色，實驗到了最後，扮演獄卒的學生會對扮演囚犯的學生進行脅迫與虐待的行為 [10] 。
綜上先前實驗可見，當一群警察聚集又同時進一步削去個人色彩之時，其行為之執行是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更可能抱持著「反正之後算帳可能也算不太到我」、「反正做這件事情的人又不只我一個，要辦一群人的罪是有難度的」……等心態，其隨應做出來的行為是可以預見的，再加上各個穿著制服，被賦予的身分（警察、鎮暴）角色相當明確，更會使勁做出被權威上級要求做出的任何任務，當然包括：驅離民眾，然卻不會計較任何手段，因為是在群體保護之下，大家可以相擁取暖，我並不孤單。也如Gustave Le Bon在1895發表的《群眾心理學》（Psychology of Crowds）所述：因衝動、責任喪失、無理性、愚蠢之群體特質，個體於其中又因匿名、默化、暗示等因素，得表現出衝動、兇殘的反社會行為。
另一權威服從研究：Milgram experiment也指出在權威的驅使下，六成半的人會服從權威，且不會顧及無辜者（受試者）生命之安危 [11] 。實驗過中，受試者會以實驗者要求之最大電壓電擊無辜的受試者，雖然其明顯知道受試者可能會受不了而受傷、痛苦。將此情況套用至鎮壓現場，鎮暴接到上命令，他們理所當然服從權威鎮壓在場的民眾，並不會顧慮到其他，畢竟他認為他終究只是服從而已，責任並不在他身上！
命令的內容也提供了警察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12] 暴力行為的依據，命令內容驅離學生，其行為是依「法」行政，因此警察會認為暴力是合理的，而刻意忽略了相反的聲音：這樣的粗暴，引發流血行為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畢竟學生們終究只是躺在那邊絲毫不會造成警方人生的危險！他們會這麼做不是沒原因的，如果聽進去了相反的聲音，就會產生行為與自我之間矛盾的不舒服感受，這種感受被稱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13] 。
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警察會緊抓著「依法行政」這個論點不放。進而產生更多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14] ，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自己是在「依法行政」而已。在此同時亦有另一個認知失調的例子於：當警察以暴力對待學生之後，並不會因為罪惡感而停止攻擊，反而攻擊會加劇，根據在場旁觀者之轉述，鎮暴在對那群真的不堪負荷而不支倒地之民眾進行驅離時，嘴裡都會碎念道；「再假裝阿」、「再裝死阿」，這是因為如果其不這麼想，並停手去關心傷患，他將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吞噬，更會因罪惡感而認為自己是壞人，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認知失調，然而，又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其又會傾向於認為對方是壞的、受處罰應得的，又進而將對方去人性化（Dehumanizing） [15] 。這被Davis & Jones的實驗證明：讓實驗參與者說出某人的缺點之後，參與者之後就會認為該某人是負面可鄙的。
總結來說，整個行為可以回到Bandura在2004所提：「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將逐漸掌握該團體或社會之道德準則。為了維持團體的人際，個體用約束力來控制自身的行為，以避免違背道德標準，違犯之際，雖然不會受到強制力懲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強烈的罪惡感。因此，個體會限制自身的行為已符合內在道德標準；此自我約束力更在殘暴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他亦指出，此約束力能選擇性地被執行，使得一些違反道德標準（殘暴鎮壓）等行為有機會被展現。這種打破原本被限制行為之障礙的歷程稱之為「道德分離（moral disengagement）」，主要透過三步驟完成：
一、道德辯護（Moral Justification）：改變自身對事件的解釋或評價，以便之後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執法過當的鎮暴或警察替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可以直接自身進行辯護，亦可從「團體」觀點進行。
二、責備受害者（Blaming Victims）：藉著責備、汙名受攻擊者，得以認為那些人本應該受到懲罰，讓自己更能接受去攻擊這樣一個行為事實。認為學生或群眾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違法（攻佔行政院）而被攻擊是罪有應得。
三、汙名化受害者（Dehumanizing Victims）：一般情況下，人們是很難對被自身所認同的人痛下毒手的！但是對一個被去人性化或汙名化的人則可以攻擊得泰然自若，當鎮暴彼此在溝通時都稱呼靜坐的群眾為「暴民」之時，這些群眾不再受「學生」、「社會大眾」如此人性的觀點所看待，使得暴力尾隨至。Wasmund早在1986就說過：「藉著宣稱敵人的非人性，否認其為人之本質，伴隨之道德顧慮及自然消除」 。因此，對非人性的「暴民」實施殘暴、流血的鎮壓驅離也就是順理成章、無罪惡感之事了 [16] 。
最後，我們應該要以何種角度來觀看警察打人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草率的給予褒貶，而要深入的明白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才能夠據此下一個結論，這篇文章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明暴力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在透澈原因之後才有評價的可能，也就是說：心理學負責還原真相，其餘的留給歷史評價。
參考資料：
-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 Wikipedia
- Law of effect — Wikipedia
- Death drive — Wikipedia
- Operant conditioning — Wikipedia
- Observational learning — Wikipedia
- In-group favoritism — Wikipedia
-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 Wikipedia
- Deindividuation — Wikipedia
- Philip Zimbardo — Wikipedia
-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 Wikipedia
- Milgram experiment — Wikipedia
- Rationalization (making excuses) — Wikipedia
- Cognitive dissonance — Wikipedia
- Confirmation bias — Wikipedia
- Dehumanization — Wikipedia
- Moral disengagement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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