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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暴手中棍,學子身上依: 論警察打人的心理機制

活躍星系核_96
・2014/04/01 ・34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48 ・八年級

本文由民視《科學再發現》贊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420_1d0ff2b665af7dfe9b2c76a84fbeea06撰文:台大月光心理社(代表:沈伯郡、鄭澈)

前言:2014年3月24日凌晨時分,警察驅離於23日傍晚起進攻行政院與在行政院外靜坐之學生與民眾,驅離過程中引起極大的爭議,一部分的人認為警察執法過當、暴力對待民眾(以盾牌剁人、警棍用力打人),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警察作法並無不妥(學生不應該攻佔行政院)。本文將不評論對錯,希望以心理學之客觀角度分析警察攻擊行為背後原因。

首先,要問警察為什麼要打人?或說為什麼會打人? 如果我們從生理、情緒的觀點出發,推想由於部分警察是南部調往北部,一路舟車勞頓;又部分警察被迫結束休假,前來支援;再加上現場民眾與警方雙方互相挑釁的行為,使警察內心累積不少負面情緒,再碰上不肯配合驅離之群眾,在執行命令時遇上許多困難,挫折之際,於是將憤怒宣洩在對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上。在心理學當中這被稱為「挫折侵略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人若遭受挫折時,將會攻擊無辜的人,即俗話說的「遷怒」 [1] 。在這個抗爭場面,警察把內心的挫折與壓力遷怒在抗議的群眾之上,攻擊此時就是最好的宣洩方式。

另外,根據行為學派的觀點,攻擊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發生頻率與結果是獲得獎賞或懲罰有很大的關聯(效果率, Law of Effect) [2]。如果警察的攻擊行為沒有遭到懲罰阻止,且警察從這個行為當中獲得攻擊性欲求的滿足(即佛洛伊德所提到的「死的本能」 [3] ),警察的攻擊行為將自然大幅度的增加,這也滿足心理學中「工具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的原理 [4]。不只如此,僅僅只是看著其他警察展現出攻擊行為,自己也可能會因此展現更多暴力行為,這就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或「觀察學習」:僅僅是觀察就會學習,某種程度上來看其他個體是可以感同執行動作者(打人的警察)的攻擊性慾求是被滿足的 [5]。

進一步來看,警察的攻擊行為多少也與其穿制服有關。首先,充滿凝聚力的警察團體就會產生強烈的群內偏好(In-Group Favoritism),並容易認為群外(Out-Group)的人是不好的,於是警察傾向於認為抗議民眾不好,且在這個抗議的群體中不論是誰都一樣是可鄙的無賴  [6]。由於警察都穿著類似的制服,並且依規定撕去了自己肩膀上的編號(辨別個人功用),使得執行暴力行為後,其所需付的責任被分散至整個警察群體共同承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7] ,導致警察個體在團體當中得以去個人化(Deindividualization)  [8],並且不會認為「自己」會需要付起責任;相對的,會將責任歸責於「團體」共同承擔。

心理學家Zimbardo研究結果指出:在身分被隱匿的情況下,攻擊行為會有增加的現象  [9]。此外,如果不僅匿名,同時也穿著象徵壞人的服飾,匿名攻擊行為又會增加更多。隨後他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讓一群學生隨機指派,去扮演囚犯或獄卒的角色,實驗到了最後,扮演獄卒的學生會對扮演囚犯的學生進行脅迫與虐待的行為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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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監獄實驗

綜上先前實驗可見,當一群警察聚集又同時進一步削去個人色彩之時,其行為之執行是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更可能抱持著「反正之後算帳可能也算不太到我」、「反正做這件事情的人又不只我一個,要辦一群人的罪是有難度的」……等心態,其隨應做出來的行為是可以預見的,再加上各個穿著制服,被賦予的身分(警察、鎮暴)角色相當明確,更會使勁做出被權威上級要求做出的任何任務,當然包括:驅離民眾,然卻不會計較任何手段,因為是在群體保護之下,大家可以相擁取暖,我並不孤單。也如Gustave Le Bon在1895發表的《群眾心理學》(Psychology of Crowds)所述:因衝動、責任喪失、無理性、愚蠢之群體特質,個體於其中又因匿名、默化、暗示等因素,得表現出衝動、兇殘的反社會行為。

另一權威服從研究:Milgram experiment也指出在權威的驅使下,六成半的人會服從權威,且不會顧及無辜者(受試者)生命之安危 [11] 。實驗過中,受試者會以實驗者要求之最大電壓電擊無辜的受試者,雖然其明顯知道受試者可能會受不了而受傷、痛苦。將此情況套用至鎮壓現場,鎮暴接到上命令,他們理所當然服從權威鎮壓在場的民眾,並不會顧慮到其他,畢竟他認為他終究只是服從而已,責任並不在他身上!

Milgram服從實驗
Milgram服從實驗

命令的內容也提供了警察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12] 暴力行為的依據,命令內容驅離學生,其行為是依「法」行政,因此警察會認為暴力是合理的,而刻意忽略了相反的聲音:這樣的粗暴,引發流血行為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畢竟學生們終究只是躺在那邊絲毫不會造成警方人生的危險!他們會這麼做不是沒原因的,如果聽進去了相反的聲音,就會產生行為與自我之間矛盾的不舒服感受,這種感受被稱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13] 。

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警察會緊抓著「依法行政」這個論點不放。進而產生更多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14] ,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自己是在「依法行政」而已。在此同時亦有另一個認知失調的例子於:當警察以暴力對待學生之後,並不會因為罪惡感而停止攻擊,反而攻擊會加劇,根據在場旁觀者之轉述,鎮暴在對那群真的不堪負荷而不支倒地之民眾進行驅離時,嘴裡都會碎念道;「再假裝阿」、「再裝死阿」,這是因為如果其不這麼想,並停手去關心傷患,他將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吞噬,更會因罪惡感而認為自己是壞人,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認知失調,然而,又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其又會傾向於認為對方是壞的、受處罰應得的,又進而將對方去人性化(Dehumanizing) [15] 。這被Davis & Jones的實驗證明:讓實驗參與者說出某人的缺點之後,參與者之後就會認為該某人是負面可鄙的。

總結來說,整個行為可以回到Bandura在2004所提:「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將逐漸掌握該團體或社會之道德準則。為了維持團體的人際,個體用約束力來控制自身的行為,以避免違背道德標準,違犯之際,雖然不會受到強制力懲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強烈的罪惡感。因此,個體會限制自身的行為已符合內在道德標準;此自我約束力更在殘暴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他亦指出,此約束力能選擇性地被執行,使得一些違反道德標準(殘暴鎮壓)等行為有機會被展現。這種打破原本被限制行為之障礙的歷程稱之為「道德分離(moral disengagement)」,主要透過三步驟完成:

一、道德辯護(Moral Justification):改變自身對事件的解釋或評價,以便之後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執法過當的鎮暴或警察替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可以直接自身進行辯護,亦可從「團體」觀點進行。

二、責備受害者(Blaming Victims):藉著責備、汙名受攻擊者,得以認為那些人本應該受到懲罰,讓自己更能接受去攻擊這樣一個行為事實。認為學生或群眾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違法(攻佔行政院)而被攻擊是罪有應得。

三、汙名化受害者(Dehumanizing Victims):一般情況下,人們是很難對被自身所認同的人痛下毒手的!但是對一個被去人性化或汙名化的人則可以攻擊得泰然自若,當鎮暴彼此在溝通時都稱呼靜坐的群眾為「暴民」之時,這些群眾不再受「學生」、「社會大眾」如此人性的觀點所看待,使得暴力尾隨至。Wasmund早在1986就說過:「藉著宣稱敵人的非人性,否認其為人之本質,伴隨之道德顧慮及自然消除」 。因此,對非人性的「暴民」實施殘暴、流血的鎮壓驅離也就是順理成章、無罪惡感之事了 [16] 。

最後,我們應該要以何種角度來觀看警察打人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草率的給予褒貶,而要深入的明白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才能夠據此下一個結論,這篇文章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明暴力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在透澈原因之後才有評價的可能,也就是說:心理學負責還原真相,其餘的留給歷史評價。

參考資料:

  1.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 Wikipedia
  2. Law of effect — Wikipedia
  3. Death drive — Wikipedia
  4. Operant conditioning — Wikipedia
  5. Observational learning — Wikipedia
  6. In-group favoritism — Wikipedia
  7.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 Wikipedia
  8. Deindividuation — Wikipedia
  9. Philip Zimbardo — Wikipedia
  10.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 Wikipedia
  11. Milgram experiment — Wikipedia
  12. Rationalization (making excuses) — Wikipedia
  13. Cognitive dissonance — Wikipedia
  14. Confirmation bias — Wikipedia
  15. Dehumanization — Wikipedia
  16. Moral disengagement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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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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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Deepfake濫用,台灣修正刑法夠用嗎?
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2022/01/30 ・5302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 作者/賴宜欣,台北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學士,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特別研究生,現為執業律師。

編按:在出現Deepfake之後,網路世界進入了「眼見不為憑」的年代。本次泛科學和法律白話文合作策畫「Deepfake 專題」,從Deepfake 技術與辨偽技術、到法律如何因應。科技在走,社會和法律該如何跟上、甚至超前部署呢?一起來全方位解析 Deepfake 吧!

看完國外針對深度造假技術的相關規範,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台灣。現行台灣法規,對於使用深度造假的數位性犯罪,其實規範相當不足,常見質疑包括有人提出「罪刑是否相當」或有謂「對於未經同意拍攝散布、或是未真實發生的性影像,並沒有特別規範」等。

而在諸多立委、婦女團體及法界人士的促請下,連蔡英文總統也都跳出來發文,呼籲民眾關注此類事件,並宣示政府會重新盤點法規,研擬推動修法。法務部也稱將朝「加重刑法相關刑責」的方向辦理。

蔡英文總統發文呼籲大眾關注 deepfake。圖/蔡英文 Tsai Ing-wen

不過不少聲音認為,雖然修正《刑法》相關規定是較為簡便,但《刑法》目的只在「究責」,如果真要防制數位性暴力,應該要從前端宣導預防著手,並於事後保護被害人的身心發展。舉例來說,如若進入刑事訴訟,被害人可能會因公開審理的緣故,形成二度受創。種種因素都指出,相關管制應較適合朝制定「專法」的方向發展。

先來看看刑法修正草案的內容

2021 年 11 月 17 日,法務部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將保護的範圍主要分成三種:

第一,針對「真實的性私密影音」,加重處罰「竊錄性影音」的行為,明文處罰竊錄性影音以及進一步散布、傳送或供他人觀覽的行為,最重可處五年有期徒刑。且不但未經同意竊錄會構成犯罪,即使在經同意後所收錄的性私密影音,也不能在未經同意下散布播送。

第二是針對「不實的性影音」,不論是製作合成、散布、播送、交付或以他法供人觀覽,這些都是犯罪行為,最重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還意圖營利,更會加重處罰到 7 年。

第三則是針對「不實活動、言論、談話的影音或其電磁紀錄」,若是意圖散布而製作前述內容,或散布、播送、交付或以他法供人觀覽相關內容,則會受到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如果意圖營利,更會加重到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散步私密與不實影音,都屬於犯罪行為。圖/envato elements

參考國外規範,台灣或有可借鏡之處

透過上述的《刑法》修正草案,台灣對於「性私密影音」的管制,終於有了較為清楚的規範。不過,這樣的修法是否足以遏止數位性犯罪了呢?跟國外規範比一比,筆者此處整理幾點,或可供後續立法借鏡的地方。

一、性犯罪配套對策與保安處分的多元性

韓國相關立法有相當多元的「保安處分」,其中針對性犯罪,設有「性暴力治療計畫、人身情報公開、兒少及身障等福利機構之就業禁止、電子腳鐐」等配套。

舉例來說,2021 年 11 月,N 號房中主要犯罪者們,陸續被判以 15 年到 42 年不等的刑期,而法院在刑期外,更另外作成了多種「保安處分」,除了要求主要營運者及初始創房者「公開身分情報 10 年」,並「限制其在兒少機關及身心障礙人士福祉設施就職」外,也須「配戴定位追蹤的電子裝置 30 年」(註)。

N 號房中主要犯罪者們,除了刑期外,還有各種「保安處分」。圖/envato elements

回來看看台灣,因為台灣沒有制定專法,性犯罪在判刑之餘,相關配套措施是依《刑法》第 91 條之 1 規定,以及《性侵害防罪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其中最廣為所知的是對性犯罪行為人進行「強制治療」。

但問題來了,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 799 號解釋中,認為「現行強制治療制度長年運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之可能。」也就是說,長期接受強制治療者,如果仍未達到或無法達到,顯著降低再犯危險的治療目標,就會被一而再強迫接受治療,等同讓受治療者變相被無限期剝奪人身自由,猶如終身監禁,而有牴觸憲法之疑慮。

大法官曾針對強制治療進行釋憲。圖/關鍵評論網

因此,衛福部因此研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在第 37 條增訂:「經鑑定、評估,認有繼續執行之必要或認無法達到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治療目標者,法院得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聲請延長強制治療或命接受科技設備監控;其延長或監控期間,每次以三年為限。」 

簡單來說,對於接受強制治療的加害人,是採以 3 年為限度施以監控。雖然這是在權衡「病人的治療」跟「犯人的人權」兩難下的決定,但也讓民間非常擔心是否有縱放社會,提升再犯風險的問題,並呼籲政府應予強化社會安全機制。

有鑑於此,韓國法在處理性犯罪時配套措施的多元,以及從 N 號房判決中看到,賦予法官對保安處分期間訂定的權限,也比台灣寬鬆許多,在這些做法或許是台灣可參考之處。

二、修法似漏未規範處罰未遂犯?

本次台灣的刑法修正,似乎並未囊括未遂犯的處罰。在韓國的《性暴力犯罪法》中,對於數位性暴力的犯罪行為,都設有處罰未遂犯的規定。由於未遂犯的處罰,必須有明文規定才能辦理,這應該是個法規漏洞,希望未來能立法加以補足。

三、考量組織犯罪可能性,制定加重條款防範

在數位性犯罪的問題中,也必須要注意組織犯罪的態樣。從韓國 N 號房事件可以清楚發現,當數位性暴力以組織犯罪形式開始擴大時,受害程度會急遽上升,受害人也更加難以抵抗。

韓國法院就認為,N 號房的主要犯罪者們,創設色情房並加以營運分工,是構成組織犯罪 。台灣其實也有前車之鑑,在詐騙集團盛行時,為了應對這種犯罪行為組織化的情況,修訂了詐欺罪的規定──若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時,會受到比單純詐欺罪更重的處罰。

既然數位性犯罪,非常有可能發展成組織化的犯罪,筆者認為在立法上可以考量像詐欺罪一樣,制定集團犯罪的加重條款來加以防範。

數位性犯罪有可能是組織犯罪。圖/envato elements

四、應考量將「持有與購買者」納入規範

由於台灣這次修法並沒有將「持有與購買者」入罪,但因為有「散布、營利」之人,就一定會有「購買、持有」之人,對於這種只處罰一方的疑慮,韓國法界已出現促請立法規範的聲音 ,台灣是不是也應該考慮一起處罰「持有與購買者」呢?

對此,有論者擔心,若貿然將持有購買性影像的行為定罪,會因為付費會員過多造成打擊過廣的問題;甚至多數行為人可能只是抱持「性好奇」,甚至是心理尚未成熟、未能認知犯罪的未成年人──這樣貿然處罰可能會與兒少保護有所衝突,因此需要考量比例原則 。

然而,正所謂「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無人做」,若僅單向處罰產出性影像的一方,而對為數眾多的持有與購買者完全不規範,行為人在評估營利利潤大於刑責風險下,仍會前仆後繼的進行數位性犯罪行為。

這麼一來,將無法根本性地遏止數位性犯罪。被害人必須經歷的心理創傷,甚至對名譽、事業的影響,都是對於被害人無法抹滅的痛苦 。

因此,筆者仍傾向贊成韓國律師界的意見「不能再讓當事人的犯罪受到好奇心的保障,任何一次的收看、分享、儲存或散布都是犯罪」,應該將持有與購買列入處罰。但同時也應該在教育及基層機關上,積極推動「犯罪預防」、「青少年事前性教育宣傳」、「成立兒少性犯罪調查專責部門」等,處罰與教育兩者並行不悖。

持有與購買私密影片應考慮列入處罰。圖/envato elements

五、對「強暴脅迫」的數位性暴力,漏未規範?

韓國《性暴力犯罪法》在 2021 年 1 月 24 開始,將「涉及性私密影像的強暴脅迫」列入犯罪 ,也就是明確規定用性私密影像來強暴脅迫被害人的行為,是一種犯罪。而參考 N 號房事件,脅迫的對象應不只限於被害人本人,如以被害人的性私密影像來脅迫他人,也是犯罪 。

就像報導指出,前述事件的被害人,就受到行為人脅迫「將公開人身情報並對親友不利」,讓其直接自行製作性剝削影片。甚至對青少年們進行強姦、類似性行為後,將影像攝影傳送,以要散布子女的裸照,脅迫被害青少年的父母。

性私密影像的產生,並不一定是由犯罪行為人製作,也很有可能是脅迫被害人自己製作。這常見於雙方過往曾有親密關係,也因此取得相關性私密素材,事後卻將此私密內容作為脅迫工具。

台灣的《刑法》修正草案,目前並沒有就「涉及性私密影像的強暴脅迫」有所規範。對比近來立委高嘉瑜受到家暴及被威脅外流性私密影像的事件,這也彰顯了法規缺陷的問題,應該即時檢討。           

圖/envato elements

六、考量搭配事前規範的可行性

台灣及韓國,目前都較著重在處罰「利用當下(製作、編輯、合成加工)」及「利用後(散布、營利)」的行為,並未有針對事前的規範。

或許可以考量搭配日本和歐盟的模式,在利用深度造假等技術前就予以分類,賦予行為人相對應的事前注意義務(如:告知影像是以深度造假技術製作的通知義務、加註警語等),以減少後續不當使用的產生。並可透過專家會議及政府部門定時檢討等方式,達成與時俱進的 AI 利用規範。

又或像是美國的《深度造假問責法》(DEEP FAKES Accountability Act)草案,要求使用深度造假技術製作影片的人負起責任。例如,若影片內含有虛假人物的視覺元素,製作者應嵌入數位浮水印(Digital watermarking),讓閱聽者能清楚識別這份影音包含更改後的音檔或視覺元素,或要求提出更改聲明,以及對更改程度的簡單描述。

圖/envato elements

遏止AI濫,用前置作業、處罰、教育宣導應三方並行

台灣目前在數位性犯罪的整體應對上,仍有許多可以檢討的地方。在前置階段,可以參考歐盟、日本或美國,針對 AI 功能進行分類採取如通知義務、加註警示等對應措施。在處置不當利用深度造假等技術時(如數位性犯罪),則應注意「處罰未遂犯、處罰購買及持有者、列入數位性犯罪的強暴脅迫、注意組織犯罪防範」等面向,以期細緻化處罰或配套措施。而防治數位性犯罪的相關教育宣導,更是不可或缺的。畢竟良善的文化才能確保人人尊重彼此,從源頭杜絕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本文爬梳現狀,整理可供借鏡之處,希望本文有助於未來數位性暴力的防制更加完善。

註解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1. 婦女救援基金會,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制條例草案。 
  2. 江鎬佑,小玉換臉罪責如「轉傳A片」?數位性暴力法制的缺角
  3. 姜冠霖、王碩勛,從陌生人到熟人凌辱,韓國Deepfake數位性犯罪修法的啟示
  4. 洪敏隆,數位性暴力在台灣無法可管?民團訴求專法防止挖面事件再發生
  5. 現代婦女基金會, 大法官「性侵犯強制治療」釋憲出爐!民間呼籲:高再犯風險回歸社區,須強化安全機制

二、外文部分

  1. 韓國日報,「N번방’ 최초 개설자 문형욱 징역 34년, ‘박사방’ 2인자 강훈 15년 확정」、「박사방운영자 조주빈, 대법서 징역 42년 확정…공대위“끝이 아닌 시작
  2. ‘딥페이크 처벌법’ 신설하긴 했지만, ‘반쪽’ 짜리 법안입니다
  3. 韓國《性暴力犯罪之處罰等相關特例法》。
  4. 대법원 2021도11753, 2021전도112(병합) 대법원 2021도11816‘n번방’ 최초 개설자 ‘갓갓’, 징역 34년… 박사방 ‘부따’, 징역 15년 확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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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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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戴口罩」令人芒刺在背——疫情後店員們的焦慮感比常人多 2 倍!
Bonnie_96
・2021/11/26 ・1935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請關注疫情之下店員的心理健康!」日前,桃園超商店員因規勸顧客要戴口罩,結果遭刺不治。美國就有研究指出,疫情下店員的心理健康狀況,其實變得比一般人都要來得糟……

桃園超商店員遭刺的案件,是近兩個月以來,台灣發生第三起超商店員因勸導顧客配戴口罩,而遭受攻擊的暴力事件。疫情期間,不僅有醫護人員站在最前線防疫之外,依舊堅守崗位、維持大眾基本生活機能的正是店員。

然而,就有研究指出,前線醫護人員自陳憂鬱和焦慮症狀的比例高於一般成年人。那麼,店員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又是如何呢?

超商提供多樣化服務,維持大眾基本生活機能。圖/Pexels

疫情嚴峻壓力倍增,店員的焦慮比常人多 2 倍!

為了了解在第一線勞工的心理健康狀況,亞利桑那州大學研究團隊和美國食品和商業勞工聯合會(UFCW)一起合作調查,總共有超過 3000 名參與,他們大多來自亞利桑那州零售、肉類包裝、酒店和行政部門等產業的店員。

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學教授邁耶(Brian Mayer)等人的研究就發現,當地店員在疫情期間的出現焦慮、憂鬱等症狀的比率變得比一般人還要來得高。

在 2020 年夏季的時候,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報告就指出,和疫情前相比,美國成年人口的焦慮和憂鬱症症狀增加 14%。然而,研究就發現店員們所感受到焦慮、憂鬱的程度,是美國成年人在疫情期間平均水準的兩倍多。

且店員們心理健康最糟糕的情況,正好出現在去年 7 月。這段期間,也是亞利桑那州面臨第一波新冠疫情的高峰。不僅有 16% 自陳嚴重憂鬱的症狀,更有 22% 的雜貨店店員自陳有嚴重焦慮的症狀。

規勸客人戴口罩恐挨罵,讓店員壓力倍增

儘管到了今年初,店員們在自陳焦慮、憂鬱等症狀時,雖有略幅下降的趨勢,但仍在處在可能遭受病毒感染、遭顧客攻擊等慢性壓力下工作,這也都使得店員在工作期間承受龐大的心理壓力,甚至間接影響個人生理機能等健康問題。

「有客人直接近距離告訴她,他們為什麼不戴口罩,」一位在大型連鎖零售店工作將近三年,化名為 Leanne 的年輕人對研究團隊說道。她也表示這是她在疫情期間提醒顧客配戴口罩,所遭遇到的言語暴力事件。很多顧客表示他們不戴口罩是因為政治、覺得不舒服、太熱、無法呼吸等因素。

「顧客的敵意,會使店員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與負擔,」邁耶強調,隨著疫情趨緩、時間的推移,顧客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粗魯無禮,也更容易導致爭議行為或暴力事件的出現。他也表示,研究團隊中聽到有超過一半的店員,認為自己會在疫情期間的某個時候,受到情緒失控顧客的口頭威脅。

顧客的敵意,會使店員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圖/GIPHY

遵守防疫規範,就是善待店員

接下來,研究者也請參與者評估自身在工作場所的安全感。其中,包含能夠保護自己的能力、公司對於防疫的相關制度,以及公司管理階層是否優先考量他們人身安全的程度等。

在整體超過 3000 多名店員中,有超過 60%、大多數的店員表示在工作場所是感到安全的。而研究者也解釋會影響店員心理健康的兩個重要因素是:

  1. 是否具有有效的工作場所保護措施
  2. 工作場所是否有執行配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政策

研究就發現,有受過安全培訓的參與者感到安全、保護的可能性是未接受過安全培訓的受訪者的兩倍。因為進行研究時,亞利桑那州尚未在全州範圍內實施強制配戴口罩。

所以,當店家明定政策要求顧客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時,店員們的安全感增加了三倍。而在工作中感到安全的,比感到不安全的店員,出現心理健康困擾的症狀要少得多。

在多起超商暴力事件後,22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發布相關指引,「以告示、廣播等方式取代口頭勸導」、「以員工自身安全為優先考量」,希望能夠藉此保護店員的人身安全。

然而,除了店員的人身安全外,不論是在疫情期間承擔額外的健康風險,同時還得擔心顧客可能會口頭或肢體上攻擊他們,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是迫切需要重視的。

參考資料

  1. Lai, J., Ma, S., Wang, Y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exposed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JAMA Netw Open. 2020;3(3):e203976. 
  1. Mayer, B., Arora, M., Helm, S., & Barnett, M. (2021). Essential but Ill-Prepared: How the COVID-19 Pandemic Affects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Grocery Store Workforce. Public health reports (Washington, D.C. : 1974), 333549211045817.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1. Shechter, A., Diaz, F., Moise, N et 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coping behaviors, and preferences for support among New York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Gen Hosp Psychiatry. 2020;66:1-8.
  1. Grocery workers suffer th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customer hostility and lack of safety in their workplace
Bonnie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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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以科普的方式,帶大家認識心理學,原來醬子可愛。歡迎來信✉️ lin.bonn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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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酸民、網路霸凌不可取,我們該如何避免自己也成為「鍵盤魔人」?——《惡魔不是天生的》
商周出版_96
・2019/11/14 ・3138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52 ・八年級

匿名性將我們去個人化,少了臉孔與姓名,多了更多傷害。圖/GIPHY

感知匿名性被發現是包括網路霸凌等許多網路上不當行為的關鍵預測指標。

雖然研究發現有許多人不需要匿名性就會在網路上謾罵或發洩情緒,匿名性讓我們更有可能按照網路群體行為與規範行事。因此,如果有些人會在網路上做出一些混蛋舉動(總是有人暴力會這樣做),有了匿名性讓我們更可能也成為那樣的混蛋。

根據一份網路匿名性的綜合分析研究,在視覺匿名性時,也就是我們知道其他人無法看到我們的照片或影像時,上述說法尤其如此。

有些人提出,這是因為這類匿名性將我們去個人化的緣故。它讓我們比較不像個個體,少了臉孔與姓名,更像是網路上某個貢獻自己文字的無形體小斑點。而這些網路上的小斑點可以做出相當惡毒的事情。

網路霸凌是邪惡的行為嗎?

一般認為網路上的霸凌比現實生活中的霸凌行為更惡劣,雖然通常不太會涉及身體上的暴力,但部分原因是這種行為更公開,且通常不知道犯人的身分。

身體與心理上的霸凌都會造成傷害!圖/GIPHY

另外一個問題是,跟身體上的霸凌不同,網路霸凌會在網路上無影隨形地緊跟著我們,這使得我們很難,甚至是不可能擺脫這件事。網路霸凌會是造成自殺、心理健康問題,以及像是離職或退學等生活型態轉變的主要因素。

這會引發出一個問題,即這是誰造成的?

是誰造成了這種霸凌行為?

把網路世界分成謾罵與非謾罵兩個部分這樣的想法十分誘人。

我們,是行為端正的人;他們,是網路小白。但你可能也會刻意在網路上寫些攻擊或傷害某人的東西。我也是。我會盡量保持禮貌,但我也不會在推特筆戰時輕易投降。在網路上很容易引發戰火,而我們也會在網路上說出那些我們無法指著那個人的臉說出的話。

找到所謂的「加害者」就好了嗎?圖/GIPHY

賈斯丁.鄭(Justin Cheng)與其同僚著手調查了此事。二○一七年時他們發表了一篇論文,在其中他們問道:

「謾罵是特別反社會的個體,還是普通人造成的呢?」(普通人指的是你和我這種,網路上的「好」居民。)

他們讓六百六十七人完成一份需時五分鐘的網路問卷,其中包含了邏輯、數學與文字問題。這些人在不清楚實際狀況的情況下,有半數拿到了簡單的問題,另一半則是拿到了困難的問題。

拿到簡單題目這組得要解碼像是「PAPHY」(「Happy」)這種變位詞,拿到困難題目這種則得解碼像是「DEANYON」(「Annoyed」)這種詞。再者,問題最後,簡單題目組在做完題目後會收到的評語是他們答的很好,分數高於平均,困難題目組做完後會收到答的很差,分數低於平均的評語。

人們一般痛恨表現低於平均,所以這個動作會讓人產生好跟壞兩種心情。

研究人員想要讓開心與暴躁的參與者把這個情緒帶進下一階段的實驗。下個階段,他們要求參與者以匿名身分參與網路討論。這項研究的時間點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導期,他們給參與者看了一篇解釋為何女性應該投給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文章。

文章下方,前三則評論是抱持中立或負面觀點。文章與這幾則評論都是實際從網路上擷取的。

  • 負面謾罵貼文的範例為:「是啦,不管怎麼樣,都要含淚投出賣華爾街、說謊、允許虐待行為、很快就會成為重刑犯的未來總統。為你女兒投下這一票。你真的是個楷模呢。」
  • 另一方面,中立─正面的貼文內容像是「我是位女性,我不認為妳應該只因為她是名女性而投給女性。會投給她是因為妳相信她應該得到這一票。」

研究人員發現,有負面情緒的參與者比有正面情緒的參與者回覆了更多謾罵評論,特別是他們在接觸到其他人的謾罵評論後更是明顯。

在負面情緒或負面內容後發文的參與者,有六八% 的參與者會回以謾罵貼文,幾乎是在正面情緒或正面內容後發文的參與者的兩倍之多(三五% )。似乎跟現實生活類似,當我們正處於暴躁情緒,而其他人寫了很混球的內容時,我們非常有可能在網路上扮演混球的角色。

為什麼所有人都有可能會「在網路上扮演混球的角色」呢?

作者解釋說,這是兩種過程的結果。首先是社會傳染(social contagion),這涉及了數十年來的研究所顯示的,人類的行動方式通常會根據他周遭人的行動而定,情緒、行為和態度都會彼此傳遞。

與此事相關的想法就是正規化(normalisation)─許多人都在做某件事情時,我們會覺得做或這樣寫是正常,甚或是適當的行為。

所有人都可能成為加害者。圖/GIPHY

正規化也意味著,只要照著其他人的方式做,就會覺得這件事不會造成負面後果。我們也常會害怕做出違背常規的事情,畢竟我們不會想成為被騷擾的目標。

正如同作者的陳述,「利用先前的研究來解釋傳染的機制,參與者一開始閱讀這篇文章時可能會有負面反應,但由於自我控制或環境因素,不太可能直接把這種情緒顯露出來。負面文本透露出其他人也有類似反應的證據,使得他們更能接受自己也跟著表達出自己的情緒。」

除此之外,「負面情緒進一步強化了他們閱讀這篇文章時察覺到的負面態度,並消除了自我抑制,讓參與者更有可能發洩出不滿情緒。」

根據作者的說法,他們藉由這項對網路評論所組成的大規模研究表示,「心情與討論文本加在一起,比個人過去謾罵的歷史更能解釋謾罵行為」。

換句話說,文本可能比穩定的特質更重要。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網路上惱人的謾罵者,就連你也有可能。

  • 編註:此處的文本亦可譯成「脈絡」。

想要避免成為「混球」,我們可以怎麼做?

科技正展現出新的賦權與剝削、教化與羞辱方式。不過我們在網路上能成為糟糕的人,不代表我們就能合理化這種行為。如果你在線下不是個混球,在網路上也別當這種人。要避免此事,以下兩點能幫助你:

  1. 重新找回你在網路體驗中的人性吧。在網路上面對某人時,想像他真實或可能的面貌。想像他們回應時的情緒、在你的數位生活中,這些人最後會面臨的結果。在網路上,請保持友善態度。
  2. 在網路上發文時,請以有一天你會在宣誓作證時大聲念出文章內容的態度來寫。你在網路上所寫所說的大部分內容,都可以作為將來在法庭上攻擊你的素材。我在擔任專家證人時,時常看到有人呈上推特、臉書的訊息和電子郵件的內容,作為法庭上的證據。過去曾在網路上張貼放肆言論的話,有這段歷史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網路從來都不會忘記你的所作所為。

愛人或傷人,只在一念之間。圖/GIPHY

我們全都是這個閃亮的網路新世界之中的公民。只有靠大家努力,才能讓這個新世界成為我們想要生活在其中的場所。

網路還是有希望的。在這個「蠻荒網路世界」中,已經有很多阻撓網路「邪惡」成功作亂的方法。

線上商城對於自家網站可以販售什麼物品採取了應有的立場。國際間已有許多人在努力打擊線上兒童情色內容的散布。暗網在警方介入並確定販售違禁品的使用者身分後,已逐漸明亮。各個公司也陸續成立 AI 倫理董事會。這是個好的開始。

然而,一次對抗一名駭客、一位酸民或一個機器人是沒用的。面對這項挑戰,單靠傳統犯罪學與警力是不夠的。我們得帶上那些網路阿宅。以火攻火、用機器制服機器、用駭客對抗駭客,AI 對抗 AI。

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成為更善盡職責的消費者與科技的創造者。

——本文摘自《惡魔不是天生的:心理學家帶你走進那些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人性黑暗面》,2019 年 7 月,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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