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關注疫情之下店員的心理健康！」日前，桃園超商店員因規勸顧客要戴口罩，結果遭刺不治。美國就有研究指出，疫情下店員的心理健康狀況，其實變得比一般人都要來得糟……

桃園超商店員遭刺的案件，是近兩個月以來，台灣發生第三起超商店員因勸導顧客配戴口罩，而遭受攻擊的暴力事件。疫情期間，不僅有醫護人員站在最前線防疫之外，依舊堅守崗位、維持大眾基本生活機能的正是店員。

然而，就有研究指出，前線醫護人員自陳憂鬱和焦慮症狀的比例高於一般成年人。那麼，店員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又是如何呢？

疫情嚴峻壓力倍增，店員的焦慮比常人多 2 倍！

為了了解在第一線勞工的心理健康狀況，亞利桑那州大學研究團隊和美國食品和商業勞工聯合會（UFCW）一起合作調查，總共有超過 3000 名參與，他們大多來自亞利桑那州零售、肉類包裝、酒店和行政部門等產業的店員。

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學教授邁耶（Brian Mayer）等人的研究就發現，當地店員在疫情期間的出現焦慮、憂鬱等症狀的比率變得比一般人還要來得高。

在 2020 年夏季的時候，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報告就指出，和疫情前相比，美國成年人口的焦慮和憂鬱症症狀增加 14%。然而，研究就發現店員們所感受到焦慮、憂鬱的程度，是美國成年人在疫情期間平均水準的兩倍多。

且店員們心理健康最糟糕的情況，正好出現在去年 7 月。這段期間，也是亞利桑那州面臨第一波新冠疫情的高峰。不僅有 16% 自陳嚴重憂鬱的症狀，更有 22% 的雜貨店店員自陳有嚴重焦慮的症狀。

規勸客人戴口罩恐挨罵，讓店員壓力倍增

儘管到了今年初，店員們在自陳焦慮、憂鬱等症狀時，雖有略幅下降的趨勢，但仍在處在可能遭受病毒感染、遭顧客攻擊等慢性壓力下工作，這也都使得店員在工作期間承受龐大的心理壓力，甚至間接影響個人生理機能等健康問題。

「有客人直接近距離告訴她，他們為什麼不戴口罩，」一位在大型連鎖零售店工作將近三年，化名為 Leanne 的年輕人對研究團隊說道。她也表示這是她在疫情期間提醒顧客配戴口罩，所遭遇到的言語暴力事件。很多顧客表示他們不戴口罩是因為政治、覺得不舒服、太熱、無法呼吸等因素。

「顧客的敵意，會使店員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與負擔，」邁耶強調，隨著疫情趨緩、時間的推移，顧客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粗魯無禮，也更容易導致爭議行為或暴力事件的出現。他也表示，研究團隊中聽到有超過一半的店員，認為自己會在疫情期間的某個時候，受到情緒失控顧客的口頭威脅。

遵守防疫規範，就是善待店員！

接下來，研究者也請參與者評估自身在工作場所的安全感。其中，包含能夠保護自己的能力、公司對於防疫的相關制度，以及公司管理階層是否優先考量他們人身安全的程度等。

在整體超過 3000 多名店員中，有超過 60%、大多數的店員表示在工作場所是感到安全的。而研究者也解釋會影響店員心理健康的兩個重要因素是：

1. 是否具有有效的工作場所保護措施
2. 工作場所是否有執行配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政策

研究就發現，有受過安全培訓的參與者感到安全、保護的可能性是未接受過安全培訓的受訪者的兩倍。因為進行研究時，亞利桑那州尚未在全州範圍內實施強制配戴口罩。

所以，當店家明定政策要求顧客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時，店員們的安全感增加了三倍。而在工作中感到安全的，比感到不安全的店員，出現心理健康困擾的症狀要少得多。

在多起超商暴力事件後，22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發布相關指引，「以告示、廣播等方式取代口頭勸導」、「以員工自身安全為優先考量」，希望能夠藉此保護店員的人身安全。

然而，除了店員的人身安全外，不論是在疫情期間承擔額外的健康風險，同時還得擔心顧客可能會口頭或肢體上攻擊他們，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是迫切需要重視的。

參考資料

1. Lai, J., Ma, S., Wang, Y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exposed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JAMA Netw Open. 2020;3(3):e203976. 

2. Mayer, B., Arora, M., Helm, S., & Barnett, M. (2021). Essential but Ill-Prepared: How the COVID-19 Pandemic Affects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Grocery Store Workforce. Public health reports (Washington, D.C. : 1974), 333549211045817.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3. Shechter, A., Diaz, F., Moise, N et 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coping behaviors, and preferences for support among New York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Gen Hosp Psychiatry. 2020;66:1-8.

4. Grocery workers suffer th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customer hostility and lack of safety in their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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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本土研究

搶救生育大作戰！臺灣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成長的警訊近在眼前，除了給薪育嬰假、育兒津貼，2021 年 8 月，政府的生育獎勵也提前至第二胎就發放，鼓勵夫妻多生孩子。加碼補助真的會讓大家願意再生下一胎嗎？搶救少子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實證研究發現，高教育背景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會受到家務分工影響，尤其丈夫是否分攤育兒工作更是關鍵。

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臺灣金智英們」

2019 年，《82 年生的金智英》颳起一陣話題旋風。電影細膩刻劃主角金智英在成長過程、家庭、職場面臨的性別處境，包括同工不同酬、婚姻與育兒負擔，不只衝出南韓高票房，在臺灣同樣掀起熱議。

「未婚的時候催趕快結婚，結婚以後催趕快生孩子，有了女兒又說再生兒子，生個孩子也不會改變什麼。」電影這段揪心金句，道出了無數女性面對婚育壓力的心聲。

然而，生個孩子，真的不會改變什麼嗎？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多年研究提供幾個具體數據。根據國外不同學者在 2005、2019 年發表的論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當家庭迎來新生兒，妻子花在家務和育兒的時間會大幅上升，丈夫的改變則不大。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臺灣。

隨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節節上升，不過，家務勞動的時間卻沒有明顯變化。鄭雁馨從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發現，臺灣婦女平均仍負擔近 80% 的家務，多數人白天在職場奔波，回家後，太太與媽媽們的「第二輪班」才正要開始……

臺灣婦女負擔近八成家務

誰做家事？誰來分攤育兒壓力？乍看只是小夫妻的互動模式，實際影響遠遠不止於此。

長年研究人口學的鄭雁馨直言：「臺灣女性在公領域和男性平起平坐，但如果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沒有跟上腳步，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眾多的西方調查已顯示，有沒有一個「神隊友」，將會影響女性是否想再生一胎。

然而過往的研究較少針對東亞社會，鄭雁馨採用 2016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從 3564 筆年齡介於 15–49 歲且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子女的女性樣本，分析「教育程度」與「家務分工」對臺灣婦女生育意願的影響，進行本土性的實證探討。研究結果在 2020 年獲刊於美國頂尖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ge and Family》，這也是將近 10 年後臺灣的家庭研究再次登上此期刊。

從數據來看，臺灣家庭分工呈現何種面貌？

調查發現，臺灣已婚婦女平均每天要花上 6.2 個小時，包括處理家事雜務、照顧一家老小，種種占了將近八成的家務。已婚男性則大約負擔 22% 的整體家務，家事、育兒的比例相差不大。

其中，有 48.5% 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而這些高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通常會獲得丈夫比較多的家務支持。整體而言，妻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與丈夫投入家務分工比例，呈現正相關——當妻子的社經地位越高，有越高機率擁有一個更積極分工家務的丈夫。

換言之，家務分工會隨著社會階層呈現不同樣貌：高社經婦女確實多了不少來自隊友的「後盾」支持。

家事分工越平等，媽媽更願意生第二胎

第二個問題：家務分工會影響生育態度嗎？當先生攬下越多家務，太太們會不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答案很有趣。整體來說，當丈夫家務總時數增加，妻子的生育意願也會增加，但進一步分析，還有三個影響關鍵。

首先，如果區分丈夫做了哪類家務，結果則不一樣。若丈夫是勤快地「做家事」，並不會影響妻子的生育意願；但如果丈夫分攤更多「照顧子女」的工作，妻子的生育意願會明顯增加。顯然對媽媽來說，比起多洗一次碗、多摺兩件衣服，爸爸能在孩子大哭大鬧時陪玩安撫、換尿布哄睡，更稱得上是神隊友。

此外，這個影響主要發生在「一寶媽」，讓她們更有意願生第二胎；對於有兩個以上寶寶的女性，影響不大。原因可能是，經歷過一次「育兒地獄」，媽媽們便能看清隊友的「屬性」，若先生沒有放自己單打獨鬥，新手媽媽自然比較願意迎接第二個寶寶；而二寶或三寶媽要再生下一胎，必須付出更高成本、考量更多面向，因此家務分工較難產生實質作用。

除了家務分工內容、胎次，第三個影響因素則是妻子的社經背景。只有在高教育程度妻子身上，丈夫投入更多家務育兒，才會明顯提高生育意願。

總的來說，研究成果顯示：

更平等的家務分工，特別是分攤育兒工作，能提升高教育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

數據也顯示，所謂「更平等的家務分工」並不是嚴格的 1：1。實際上，只要先生負擔超過 20% 的育兒責任，就能提高妻子的生育意願。換句話說，公平只是一種感覺，媽媽期待的不一定是全能爸爸，而是隊友實際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照顧壓力，就能讓妻子備感支持。

第二輪班，東亞女性的共同壓力

鄭雁馨談到，女性承擔高比例家務是臺灣「跨世代的共同現象」。熟齡世代高達八、九成，青壯世代女性也依然負擔七、八成的家務勞動。

「減少的那一兩成，也不一定是先生做更多，可能是自動化幫了忙。」鄭雁馨犀利道出痛點。從掃地機器人、洗碗機常見的廣告語「解放媽媽雙手」、「讓媽媽不再腰痠背痛」，家務商品預設出的消費者形象，也恰恰說明了家務一把罩，仍然是社會對女性的普遍想像。

不只在臺灣。「育兒家事=太太媽媽」，這個如影隨形的標籤，普遍存在於東亞國家。

攤開數據，1990 年代中期，日本婦女每週家務勞動時數是丈夫的 13 倍；韓國為 4 倍，而且經過 20 年，「歐巴們」沒有太大改變，2019 年的研究顯示（Kim & Cheung, 2019）當家裡迎來新生兒，並不會影響韓國爸爸投入家務的時間。對照電影中金智英的無奈心聲：「醫生反問我，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為什麼我的手腕會痛？」婦女承擔「第二輪班」的壓力，仍未完全被看見和同理。

過去，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的戰場是「家庭」，打掃煮飯、照顧老小、專心一打多。如今，許多女性同樣在職場發光發熱，但經歷生產和育嬰關卡時，她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除了承受懷孕的巨大身心變化，還可能影響升遷、中斷年資，甚至被不友善的職場隱性「驅逐出場」。

這也是為何研究反映出，蠟燭兩頭燒的高社經女性，更容易因為家務分工而影響生育意願。

「家務分工的均衡，影響最大的通常是高社經女性。」鄭雁馨分析：「她們可能有很好的職場表現，正在追求自己的事業和成就感，一旦生產、育兒，勢必要面臨職涯和婚育的衝突。當職場和家庭讓人身心俱疲，又發現丈夫不可能調整工作和作息，總是媽媽要犧牲，越來越多女性遲疑，或者生一個後就此打住。」

停滯的性別革命：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

臺灣生育率節節下滑，一谷還有一谷低，青年低薪、高房價、公托不足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但這項實證研究也反映出，

跟不上時代腳步的性別文化，更讓不少蠟燭兩頭燒的女性成為「厭世媽咪」，不願輕易再談媽媽經。

「為什麼北歐國家的生育率能回升？很大原因是，他們完成了兩階段的性別革命。」

鄭雁馨解釋，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持續走低息息相關，西方人口學家稱之為「停滯的性別革命」──大量女性活躍在公領域中，但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角色仍然停滯不前。這也是東亞文化圈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臺灣、香港、日本、南韓和中國。

舉例來說，請育嬰假、獨自推嬰兒車散步、上街買菜，是街頭常見的北歐爸爸群像。然而，當育嬰假政策來到東亞，2017 年臺灣、日本、韓國的爸爸使用率全都低於 10%。 「如果文化價值、社會環境沒有跟著改變，立意良善且進步的政策反而強化了性別分工。」鄭雁馨提醒。

回看電影，當金智英滿臉疲憊而怨懟的這麼說：「可以不要再說『幫』我了嗎？幫我做家事、幫我帶小孩、幫我找工作，這難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嗎？」這或許也是大螢幕外許多「偽單親媽媽」的真實吶喊。

透過實證研究再次顯示：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家務分工也絕非是夫妻的家內風景。若我們希望力挽狂瀾、翻轉生育率，便不應該忽視公私領域的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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