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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危機時,大公司就跟木頭一樣

鄭國威 Portnoy_96
・2010/11/05 ・228字 ・閱讀時間少於 1 分鐘 ・SR值 468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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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是要罵那些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應對失措的公司像木頭一樣呆。英國萊思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教授Alexander Gorban研究團隊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英],他們發現,當群體遇上危機時-不管是森林裡遇上空氣污染的松樹、身體內的細胞、或是碰上金融危機的公司股價-都會適應不良,而且適應不良的方式還都差異很大。這印證了《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書中著名的「安那卡連妮那準則」,亦即「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然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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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威 Portnoy_96
247 篇文章 ・ 720 位粉絲
是那種小時候很喜歡看科學讀物,以為自己會成為科學家,但是長大之後因為數理太爛,所以早早放棄科學夢的無數人其中之一。怎知長大後竟然因為諸般因由而重拾科學,與夥伴共同創立泛科學。現為泛科知識公司的知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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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時間」跟我不一樣?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令人眼花繚亂的計時方式——《時鐘在說謊》
時報出版_96
・2022/11/26 ・353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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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格林威治時間出現之前,英國就已經存在各種計時方式。而在格林威治時間出現後,這些時間也並未被統一,而是繼續被沿用。

生活中竟然有三種計時方式?

《亞伯丁周刊》(Aberdeen Weekly)在一八八七年曾刊登一篇幽默文章,說的是一位勞動工人向警察詢問時間的故事:

他擠進警察局,手中拿著帽子,怯怯地走到桌前,深鞠一躬,然後問道:「警察大人嗎?」

「是的,先生。」

「是這樣的,大人,俺想知道現在的時間。我過去一個星期被這事整慘了。」

「你用的是什麼時間?」

「這就是俺想知道的。有人告訴我用太陽時,也有人要我用標準時間,我老婆用的是第三種時間,把我搞昏頭了。我和老婆說我要來這兒問出正確的時間,然而就一直用它。」

「所以現在到底是幾點?」 圖/GIPHY

「好吧,把你的錶定在一時二十八分。」

「好的,長官。這是俺最近兩個星期最感滿意的事情了。」他掏出一隻古董懷錶,上下摸索著身子找鑰匙。然而就在他準備調整時針時,懷錶上的水晶外殼掉落地面打碎了。在一陣忙亂之後,他拿起懷錶湊近耳邊搖晃,懷錶內的機械裝置又掉落地面,滾到長椅下面。

「俺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情況,」這人說道,雙頰顫動著。「它一直是使用三種時間操作,沒有一隻錶能禁得起這樣的折騰,我該料到的。」

「你現在怎麼辦?」

「啥也不做。俺未來六個月會像雞一樣,早上餓了就起來,然後到晚上等老婆睡得和木頭一樣再回家。」

這位工人對計時「科學化」的反應是迴避,這是面對複雜甚於便利的現代科技的一種自然反應。

「我們擁有各種時間!」

《漢普夏電報暨薩塞克斯記事周刊》(Hampshire Telegraph and Sussex Chronicle)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也曾刊出相類似的玩笑:「聖路易(密蘇里州)有標準時、子午時、南方時、西方時,還有其他一大堆時間,只有瘋子才會想要戴上一隻錶。」

對英國人而言,具有多個時區的美國鐵路要比自家的情況更為複雜。不過英國報紙也會報導一些有關國內時間的故事,例如《曼徹斯特信使暨蘭開夏一般廣告報》(Manchester Courier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在一八九五年的一則報導:

一位紳士騎馬經過一位坐在柵欄上的小男孩,柵欄後是他的住家。紳士問他是否住在這裡。

「我正在努力。」小男孩回答。

「好吧,孩子,我想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你能告訴我嗎?」

「我可以,我五分鐘前才從屋內出來,鐘上時針指的是十一。」

「你們用的是什麼時間?」

「噢,我們有各種時間。」

「我指的是你們用的是太陽時還是標準時?」

「我就是這麼說的,我們有各種時間。」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懂?那麼你來我們的房子住上一段時間,你就懂了。我老姐莎兒用的是標準時—就是我們的時鐘;我用的是城市時—這是市政廳的時鐘;女傭用的是太陽時—這是根據光影而定,而老爸老媽把時間都用在爭吵上,他們現在就是如此,我坐在這兒等他們決定要怎麼處理這個柵欄。老天,如果你不想聽到他們的爭吵,你最好別待在這兒,他們的聲音可是大得嚇人。」

由於計時方式沒有統一,導致人們在溝通時間上有些混亂。圖/GIPHY

那人立刻策馬離開,小男孩又踢掉一塊木板。

這則故事的笑點在於中產階級典型動盪不安的婚姻關係,與一位無所事事的小男孩,但是其對計時方式混亂的描述,正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社會的寫照。

差 5 分鐘下課

《曼徹斯特時報》(Manchester Times)的幽默專欄在一八八九年,也刊出一則有關時間相類似的笑話。

一位困惑的傢伙問道:「先生,請問現在幾點了?」

這位科學人(心不在焉地)回答:「你想知道哪一個——太陽時、地方時,還是標準時間?」再沒有比這個笑話更能突顯當年計時方式混亂的情況了。

當然,困惑與混亂並非對多重計時方式唯一的反應。這樣的情況也是可以大加利用的機會。一些調皮的學生會遊走於各種計時方式之間,例如牛津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鐘塔內著名的大湯姆鐘(Great Tom)是以地方時計時,比其他以格林威治時間計時的時鐘要慢五分鐘。

根據《天文台雜誌》(Observatory Journal)一九○八年的一則報導,一名學生在晚上九時宵禁幾秒後才抵達學校,表示大湯姆鐘的時間還未到九時。門房拒絕他入校,並且表示宵禁的規定行之有年,比大湯姆鐘要早了好幾個世紀。還有一些學生利用這個五分鐘的時差爭辯應該提早下課。一位校友回憶:「我們當時是真的認為應該延後上課與提前下課,這樣每小時就可以省下十分鐘。」

英國牛津內的湯姆塔(Tom Tower)。圖/wikimedia

你的身分,決定你怎麼看時間

有關時間的漫畫在一八八四年登上《旁趣雜誌》(Punch Magazine)的版面,就在 IMC 結束沒多久,該會議的一項決議是以二十四小時取代十二小時來計算世界日。

當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則漫畫顯示困惑的時間老人(Father Time)無法辨識倫敦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鐘面為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漫畫家建議最好是將十二小時的時鐘與二十四小時的鐘並列,讓經過的人自行選擇,而不是只有二十四小時的「科學」鐘。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旁趣雜誌》(Punch Magazine)的漫畫「幾點鐘是什麼意思?」 圖/《時鐘在說謊》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自這些笑話與故事注意到「恰如其分地」報時,其實也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表現。

例如《曼徹斯特信使暨蘭開夏一般廣告報》那則故事中的女傭只會以陽光陰影來看時間,她的雇主則是使用各種時鐘看時間。看時間的方式越機械化,也就代表越摩登,越受人尊重。但是科學性的時間裝置在計時上反而顯得複雜,而不是簡化,這樣的情況導致一般民眾敬而遠之。

科學家大都類似《曼徹斯特時報》幽默專欄中那位心不在焉的學者,熱衷於追求精確,反而使得簡單的問題複雜化。

美國海軍天文台長約翰.羅傑斯(John Rodgers)在一八八一年批評科學家「有時過度強調他們的作用」,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簡單性。他指出:「不在乎科學時的人有一千位,在乎的只有一位。」

這種鄙視科學時的心態可以由《天文台雜誌》的另一則短篇故事看出來,在這則故事中,皇家天文學家喬治.艾里發表奇一篇長篇大論的演說。

在他演講結束後,看來百般無聊的帕默斯頓爵士(Lord Palmerston)不禁小聲抱怨:「格林威治時間是否與永恆有關係?」在眾人眼中,天文學家聰明絕頂,但是不切實際,往往會將日常生活的節奏複雜化。其實,各個階層的英國民眾所要的是在兩者之間:準確性與現代性,沒問題,但是也必須簡單直接。

計時方式必須兼具準確性與簡單性。圖/envato.elements

計時的社會影響不僅是在報紙的趣味版,時間與其測量同時也與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運動相關,例如爭取勞工權益就往往會和時間掛鉤。

湯姆.曼(Tom Mann)在一八八六年的宣傳小冊《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日對勞工的意義》幫助「八小時運動」的發起,在該運動中,費邊社、社會民主聯盟、工會與其他勞工、社會組織聯合推動立法縮短工作日的工時。他們不是將勞工的福利與工作環境或是薪資掛鉤,而是勞工的工作時數。

雖然此一運動遭到挫敗,並沒有帶動減少工時的立法,不過也成功地將時間與工作之間的關聯帶入一八八○年代的公共意識之中,類似一八四○年代的工廠法規定婦女與兒童工作日的工時不得超過十小時。時間的測量在那個年代對政治與經濟都帶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英國充滿改革氣氛的一八四○與八○年代。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時報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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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包括文學、人文社科、商業、生活、科普、漫畫、趨勢、心理勵志等,活躍於書市中,累積出版品五千多種,獲得國內外專家讀者、各種獎項的肯定,打造出無數的暢銷傳奇及和重量級作者,在台灣引爆一波波的閱讀議題及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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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識故事系列:從血斑型態判斷致命地點
胡中行_96
・2022/10/31 ・1920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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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裡的陣陣呼救,劃破了 2016 年 8 月某個寧靜的早晨。這裡雖然是倫敦,但住戶、受害者與嫌犯,全都來自波蘭。[1]

時年 25 歲,高 184 公分,重 72 公斤的波蘭男子 A,當時在地面層的自家臥房,被刀子砍傷。他擠過狹小的窗戶,落在前門的台階上,再從人行道逃脫。監視錄影器拍到同棟的住戶 B 與對街的鄰居 C,正離開該公寓,並朝著反方向走去。同時,幾名住戶聽到喊叫前來關心,但應門的卻是與 A 同住的 D。[1]

A 男從照片中打開的窗戶逃脫。圖/參考資料 1,Figure 2a(CC BY 4.0)

不久,D 尾隨 A 出去。倒是 B 返回公寓,進入 A 的房間,一下站上沙發,一下又沾染 A 的血跡,踩出鞋印。另一頭,A 蜷曲在一輛停靠路旁的車後大聲求救,然後移動到距離自家 60 公尺外,位於別條街的住宅前倒下。裏頭的人聞聲出來察看,只見他癱在階梯上的血泊中,被血液浸漬的 T 恤則掉在身旁。[1]

警方的假設

警方沿著血跡,一路從陳屍地點,追溯到 A 的家,並做出下列假設:

  1. A 被攻擊的範圍僅限臥室。[1]
  2. 他身上所有的傷,都是在室內造成的。[1]
  3. 血跡顯示其路徑,且某部份能用監視錄影的紀錄佐證。[1]

血斑型態

鑑識人員在公寓內找到幾種不同型態的血斑:

  1. 沾有血液的表面碰觸其他物體時,會產生所謂的轉移血斑(transfer bloodstains)。[2]在這個命案中,是混雜著頭髮,抹在床邊的牆上。[1]
  2. 血液受外力作用而四散的噴濺血斑(spattered bloodstains)。[1, 2]
  3. 在吸附性材質上才會有的滲透血斑(saturation bloodstains),[2]則是集中在臥室裡的床墊上,顯示許多衝突都在那裏發生。[1]

有別於室內,在窗檯以及逃脫的路途上,僅有幾滴受重力作用產生的滴落血斑(drip bloodstains)。[1, 2]然而從保險桿上的血跡可見,當他躲到車後,失血量就已經開始增加。最後,在陳屍地點附近,他的血液更是宛如泉湧,[1]不乏經口鼻噴出的吐氣血斑(expiration bloodstains)以及受到壓力而噴發的噴射血斑(projected bloodstains)。[1, 2]

正中央粗的藍色箭頭,為致命刀傷刺入的方向。圖/參考資料 1,Figure 4(CC BY 4.0)

驗屍報告

A 的頭、頸、左肩、左腕以及右前臂,有多處刀傷。後腦勺的銳器創傷(sharp force trauma),能對應到公寓裡的血跡。最致命的一刀,約有 14 公分深:從頸部左側進入,穿過肌肉和氣管,並割斷右頸動脈。呼吸道與肺部,有被吸入的血液。另外,他身上其他地方,也不乏鈍器創傷(blunt force traumas)。至於 A 體內的微量大麻和安非他命,則被認為濃度不足以影響案情。[1]

法庭判決

B、C 和 D 三個人,均被檢方以謀殺罪嫌起訴。B 表示,他目擊 D 在臥室裡刺傷 A,於是離開公寓。他事後又回來找 A,才會留下足跡。不過,因為 B 與 C 曾向警察撒謊,所以 B 對 D 的指控在庭上不具說服力,反而只是證明自己也在場。六個禮拜的訴訟過程中,B、C 與 D 都被認定案發時在 A 的臥室裡,而所有的刀傷也都在那裏發生。陪審團投票以 10 比 2,判決 B 和 C 有罪;但 2 次投票無法對 D 的部份達成共識,後者因此被無罪釋放。[1]

然而,事情就到此結束了嗎?

血跡分析及全案重審

有一個新的專家團隊,重新檢視證據,並提出與判決迥異的看法。首先,在臥房裡慘遭割頸的 A,不可能在逃離公寓時只滴一點點血。他要嘛失血過多,幾分鐘內便休克倒下;要嘛全程用手加壓,結果血液流進氣管,難以呼吸,還會在室內和窗檯上製造出現場沒有的吐氣血斑。更何況監視錄影有拍到,他在街上雙手下垂,沒有摀住脖子。公寓內的血跡,則是頭部與背部流血所致,和頸部的致命傷無關。[1]

其次,喉頭的刀傷會防止大聲呼救,但他卻叫到驚擾整棟樓房。此外,從吐氣血斑和噴射血斑的地點,可以推論關鍵刀傷發生在陳屍處附近,而非公寓裡。換句話說,根本不在那裏的 B 與 C,絕非殺死 A 的兇手。[1]

基於新的證據分析,2021 年 1 月 B 和 C 的判決被撤銷,全案重審。同年 8 月,英國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放兩人回波蘭,與家人團聚。[1]

美國鑑識專家 Matthew Steiner 介紹各種血斑型態。影/GQ Taiwan on YouTube

參考資料

  1. Grey S, Lartey J, Millington J, et al. (2022) ‘An avenue to miscarriage: a case report’. Forensic Science, Medicine, and Pathology.
  2. 常用鑑識名詞對照表〉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Accessed on 14 OC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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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邊陲落後的英國,為何能建立史上最強的日不落帝國?——《人類的旅程》
商業周刊
・2022/10/23 ・3134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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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前所未有的飛躍邁進,得以掌控地表一片又一片的領土,建立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然而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候,不列顛群島的居民在財富和教育上遠不及在法國、荷蘭、義大利北部的鄰居;英國只是位於西歐邊陲的落後地方。英國是農業封建社會;政經權力由少數菁英把持;十七世紀初,許多經濟部門經皇家敕令由貴族壟斷。英國因為缺乏競爭和自由企業,被壟斷產業在開發新技術上成果極為貧乏。

英王也像許多其他統治者一樣敵視技術變革,阻撓國家技術進步。有個很著名、也很諷刺的例子,與英國紡織業起步被延誤有關。

一五八九年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拒絕給予牧師兼發明家威廉.李(William Lee)的新編織機專利。她擔心這個發明會傷害各地手織工行會,造成工人失業,以致引起動盪。威廉.李遭英國女王拒絕後遷居至法國,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很樂於給予他想要的專利。直到幾十年後其弟回到英國銷售這種尖端技術,它才成為英國紡織業的基石。

英國經濟體制的大改革—光榮革命!

不過到十七世紀末,英國的統治體制經過徹底改造。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力求鞏固君主專制,又信奉羅馬天主教,引發強烈反彈。反對派找到的救星是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是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多個新教郡的執政官(stadtholder)(也是詹姆士二世長女瑪莉〔Mary〕公主的夫婿)。反對派力促威廉奪取英國王權,威廉響應其號召,罷黜岳父,登上王位,成為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國王威廉三世。

光榮革命後登上王位的威廉三世(左)與妻子瑪麗二世(右)/wikipedia

這次政變被稱為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理由是被誤認為相對少的流血事件,卻改變了英國的政治權力平衡:威廉三世是外來的,在英國國內缺乏支持勢力,威廉三世高度依賴國會,詹姆士二世則非如此。

編按「廢除英國皇室獨大的權力後,錢錢終於不會都被國王沒收(享受)了!」

一六八九年威廉三世批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廢除國王終止國會立法的權力,國王未獲國會同意也不得徵稅和動員軍隊。從此英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國會開始代表較廣泛的利益,包括逐漸興起的商人階級。英國也建立各種包容式體制,以保護私人財產權,鼓勵私人企業,推廣機會均等和經濟成長。

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積極廢除壟斷。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曾授予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獨占非洲奴隸買賣,當時它和許多公司頓失獨占權。國會也通過新立法,促進成長中產業的競爭,瓦解貴族的經濟利益。尤其國會降低工業熔爐稅,提高土地稅,而地主大都是貴族。

這些改革在當時獨見於英國,形成歐洲其他地方所沒有的誘因。以西班牙為例,國王積極維護對跨大西洋貿易利益的掌控,經常用來資助作戰和奢侈享受。相形之下在英國,跨大西洋原料、商品、非洲奴隸等貿易的收益是由廣大的商人階級共享,所以收益大半投入資本累積和經濟發展。這些投資為工業革命空前的技術創新奠下基礎。

當時英國的金融制度也改頭換面,為經濟發展更添助力。威廉三世採用其祖國荷蘭的先進金融體制,包括證券交易所、政府公債和中央銀行。有些改革是擴大授信範圍,非貴族企業家也能借到款,並鼓勵英國政府在平衡支出與稅收上更加自律。國會取得對公債發行的更強大監督權,而公債持有者,即借錢給政府的人,得以派代表參與財政和貨幣政策決策過程。於是英國在國際信用市場的公信力提高,相對於其他歐洲王國,借貸的費用也降低。事實上,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英國,或許更早前的體制改革曾助其一臂之力。

編按:體制的不同使英國在黑死病後與東歐國家逐漸分歧

如第二章曾提到,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使不列顛群島失去近四○%居民。因此造成的農工不足,增加了農奴討價還價的力量,迫使貴族地主提高佃農的工資,以防止他們由鄉下遷居都市。

如今看來,黑死病給了封建制度致命一擊,英國的政治體制因而變得更包容,少壓榨。那些體制促成政經分權化,鼓勵社會流動,讓社會上更多人能夠創新並參與創造財富。反之,東歐在黑死病過後,由於封建體系更嚴酷,都市化程度較低,加以西歐對農業產量需求增加,反而強化控制土地的貴族階級及其榨取式體制。換句話說,在黑死病爆發前,東西歐原本或許不重要的體制差別,在疫情後卻是分道揚鑣,使西歐走在與東歐大不相同的成長軌道上。

黑死病幾乎摧毀了中世紀的歐洲。圖/wikipedia

衰微的行會促進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英國的手工業行會相對較弱勢,這也有助於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某些體制變革。歐洲各地都有的行會,是由某種行業的技術工匠組成的組織,目的在保護會員利益。行會經常運用本身獨占的力量壓制企業家精神和技術進步。

例如十五世紀晚期巴黎的抄寫員行會(Scribes Guild),成功阻止第一台印刷機進入巴黎達將近二十年之久。

一五六一年紐倫堡的冰銅車工行會(Red-Metal Turners Guild)向市議會施壓,阻止當地銅匠漢斯.史白希(Hans Spaichi)散布他發明的強大車床,後來更揚言,誰敢用這種新生產技術就要坐牢。

一五七九年但澤(Danzig)市議會下令,把發明新織帶機而威脅到傳統織帶工的人偷偷淹死。

十九世紀初,法國織布工行會一群憤怒的暴民,向約瑟夫-瑪麗.雅卡爾(Joseph-Marie Jacquard,一七五二年至一八三四)抗議。雅卡爾發明了創新的織布機,靠一系列打洞的卡片運轉,後來最早的電腦受這種技術所啟發,以此方式輸入程式。

但在英國,行會的勢力沒有歐洲那麼強,部分原因在於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後,重建迅速且大致未受管制,加上其他地方的市場快速擴張,以致對工匠的需求超出行會所能提供。行會弱勢,國會便易於保護和助益發明者,英國實業家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採用新技術。

工業革命後的英國紡織廠。圖/wikipedia

多虧這些體制改革,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受到商人和企業家的各種利益所影響,而非以土地菁英的利益為主,菁英決意阻擋技術進步以延續個人權力。就此而言,英國當時已成為世上第一個現代經濟體,而其他西歐國家迅速跟進。於是根深柢固的力量將整體的人類帶往馬爾薩斯世的終點,來到成長時代的邊緣,就在人類物態變化的時機已成熟之際,這些制度的發展,配合以下即將探討的其他因素,英國成為特別適合技術快速發展的沃土。

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以及朝鮮半島兩個經濟體的分歧,顯示出體制對發展與繁榮的影響有多麼深遠。然而這些特別戲劇化的例子是例外還是常態?在歷史過程中,當體制逐步演進時,是體制變革影響經濟繁榮,還是經濟繁榮導致體制變革?又或者是某些其他因素,造成這兩者間明顯的關係?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