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項新的研究，人類「親上加親」的行為至少也有一萬年了。研究人員在約旦南部發現了已知最早的近親聯姻證據。雖然在長時間的近親繁殖會導致遺傳缺陷機率上升，但是研究小組認為它可能也有助於史前人類從狩獵和採集生活過渡到村落的定居生活。

雖然最足以證明血緣關係的證據是DNA，但DNA往往不易保存，尤其是在近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農業遺址，高溫和墓葬的形式 — 在房子地板下的淺墳 — 容易使遺傳物質（DNA）降解。因此，一些研究人員轉而尋找骨骼本身罕見的異常現象，來找尋可能存在的家族成員的連結。

德國美因茨大學的研究團隊，在研究約旦南部巴斯塔（Basta）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時發現，在大約9500到9000年前，有大概1000個農民住在這裡。其中有一個區域（可能是一個墓場），被發現至少有56具骸骨。

由於在過去的研究中，研究團隊已發現超過100個可以用來確定家庭關係的骨骼特徵，大部分位在牙齒和顎骨。雖然近親繁殖：如兄弟與姐妹，父母和孩子，甚至連堂/表親之間的聯姻，都會提升遺傳性疾病的發生率，但是與遠親聯姻也會使後代的骨骼特徵出現率提高，也就顯示了父母雙方已有血緣關係存在。因此，研究團隊在這56個骸骨中，尋找上顎（上頜骨）仍然保存完好的28個人進行研究。

其中有10個骸骨（約36％），出現雙側上頜側切牙發育不全（MLIA，上顎門牙缺少外面的兩顆；成人的上頷門牙有四顆，MLIA的病人只有中間的兩顆）的遺傳異常現象。MLIA發生在兩個成年男女，還有四個孩子只有非常小的門齒，牙科專家認為這也是MLIA。由於在一般的族群中，MLIA發生率很少超過4％，所以，研究人員們認為這是有力的證據，證明近親聯姻曾經在此地發生過。

這樣的事情在近代也曾發生過。在瑞士的一個小村莊，由於過去230年，接近80％的婚姻是近親婚配，使得那個村莊，21％的居民有MLIA，而所有居民的遺傳缺陷（MLIA）都可以追溯回在18世紀初的一對夫婦。

是否是因為這個地區（巴斯塔）與世隔絕造成近親婚配呢？研究團隊由許多證據認為，這個社區經常接觸的其他新石器時代的村莊，並非與世隔絕，所以近親之間的婚配對這些早期農民並非必要。事實上，這個地區一直是一個石器製造和貿易中心，因為在那裡發現了大量成品與未成品，包括綠松石，黑曜石和成品的文物，如珍珠母護身符，石環，以及那些在約旦南部其他地區可以找到的石器等。

既然當地與其他地區來往頻繁，那麼是否有這個可能，因為當地的人遺傳缺陷太多，使附近的村莊的居民，避之唯恐不及呢？缺少門牙不會導致外觀上的變化差距太大，因為在開育過程中左右兩顆牙齒會往中間長來填補缺洞，而且也任何證據表明，具有MLIA的家族成員受到不同的對待或掩埋。 再者，MLIA發生率提高也並不就代表曾經發生亂倫（如父母與子女，或兄弟與姐妹）。

綜合許多研究結果，研究人員認為此地發生的近親聯姻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雖然在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他們也曾發生過近親聯姻，但是研究團隊認為，如果近親繁殖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經常發生，早期的農業社區很可能是經由這種「親上加親」的行為來作為鞏固家庭關係的方法。

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高頻率的MLIA可能是「純屬巧合」，但這一發現幫助研究人員了解社群由狩獵採集轉變為定居的農業生活後，如何建立及維繫社群成員之間的關係的方法。

筆者按：以前的社會的確也流行表兄妹聯姻，所以有所謂的「親上加親」這句話，不過，因為近親聯姻所生的子女，發生遺傳缺損的比例較高，所以我國已經在74年(1985)的6月修改民法第983條，

與左列親屬，不得結婚︰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二、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    親，輩分相同者，不在此限。

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者。

前項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用之。

第一項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在收養關係終止後，亦適用之。

明訂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都不能結婚。且依據筆者查到的資料，戶政事務所提供的結婚證書裡面，也都有註明「結婚不得違反民法第983條規定」字樣。

當時，筆者還記得新聞還用了「表妹，再見！」這樣的標題來描述那一次的民法修正案。當然，從網路上查到的一些資料，還是可以看到仍然有民眾想要跟自己的表兄妹結婚，有些甚至因此尋遍其他國家的法律，想要在異國成婚。

撇開真愛不去考慮（大部分的婚姻應該都有真愛吧），近親聯姻在優生學上其實是不建議的，看看本文的幾個例子，真的打算要「親上加親」的現代人們，要好好考慮一下。

參考文獻：

1. Science Now. 2013. First Farmers Were Also Inbred – ScienceNOW
2. 全國法規資料庫
3. 聯合報. 2011/9/26. 26年前已禁 還有表兄妹想結婚。

•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達文西留下的大批手稿能在當時發表，人類的科技發展，能提前半個世紀！
• 針孔成像原理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被發現，歷久彌新，不必對焦，無論遠近都能有較為清晰的成像。
• 昆蟲的生命極其短暫在生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牠們維持地球生態平衡與食物鏈有極大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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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說話有什麼難的？語言學家是在研究什麼？》
• 作者 / 顧可漢｜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說話是複雜且精確的動作

當你說你是語言學家的時候，人們通常會很困惑，有人可能以為你會說很多種語言，有人可能覺得你對非標準的說話方式很感興趣，這都代表人們很難把語言視為一個物件：一個需要了解更多的物件。人們會覺得，你說一些事，我聽懂了，還有什麼好多說的？

說話或許是個不費力、不須多做解釋的活動，然而這樣的想法完全忽略了其中生理與認知的複雜性。跳探戈、彈小提琴、花式溜冰這些生理活動都不比說話複雜，說話牽涉到 100 多種以上的肌肉，交互使力造成的一系列快速且精確的動作。我們都沒有察覺到我們在幼兒時期累積了廣大的語言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內隱的（tacit），也就是不易覺察到的，卻造成我們即使不知道詞性、句法等規則，依然可以說出完美的句子。

語言學家解析語言的結構

語言學家嘗試解析語言的文法，通常他們會專門研究文法的特定面向，如，音韻學、構詞學、句法學……。現存最古老的文法紀錄是 2500 年前由波你尼（Pāņini）編寫的梵語語法，包含了句法、構詞、音韻等層面。

每個語言學家研究的語言範圍都不盡相同，有的只研究相近的語言，有的研究一些差異頗大的語言，以了解它們的異同。

語言學家還會聚焦在一個特定的語言特質，接著比較這個特質在一大群語言中如何表現，也就是類型學（typology）。

如果語言學家研究的是一個尚未被記錄的語言，設法按照語言學的科學標準描述這種語言，並將其口頭和書面文學形式記錄下來，甚至為這種語言編撰辭典和語法書，這種研究稱為「語言檔案編制」（language documentation），很可能會占去研究者大半的人生。

音韻學家則聚焦在語言的語音結構，除了建立語言的語音庫藏，他們還會查究音節、字、句子如何組成。

社會語言學家探討的是社會、地理等因素如何造成語言差異，他們也試圖追蹤語言變化在音韻、構詞、句法等層面如何發生。就像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語言的演變」那一段提到的，這種研究屬於「差異社會語言學」（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語意學：不僅要考慮文法，還要考慮語境

語意學研究的則是語言的意思。在英文，單詞的意思通常與句子的意思有所區別。「意思」（meaning）這個字其實不好定義，比如說英文的「school」（學校）是一個有教育功能的建築物，但當有人說「The school is closed.」（閉校了），這時他指涉的是處理教學計畫的組織；而在「The school had a good influence on its pupils.」（學校對學生有良好的影響）這樣的句子，指涉的事物比較偏向教學的方法；若是在「The school unanimously agreed.」（整校一致同意），代表的是跟學校有關的學生與老師；不過也有只指涉一些學生的時候，如：「Our school came second in the chess tournament.」（我們學校在西洋棋賽得了第二名）；如果有人跟我說「The school of life is life itself.」（學習就是人生），那我會理解為他在闡述「學習的經驗」。

綜合上述可知，一個詞可以有許多引申含義，不過究竟他們是如何被文法規範，依然不清楚。詞意事實上大部分反映著一個人的生活經驗，也就是「對世界的了解」。語意學家的工作之一便是分辨什麼是文法語意（grammatical meaning），什麼是語用語意（pragmatic meaning），也就是語境對語言含義產生的影響。

句法，也就是句子的文法。句法結構定義句子裡有不同位置讓字詞可以填入，且讓彼此之間有不同的語意關係。這也就是為何「John kissed Mary.」（約翰親了瑪莉）及「Mary kissed John.」（瑪莉親了約翰），只要交換了「John」與「Mary」的位置，意思就截然不同，即便它們的句法結構與用的字都一模一樣。不過句法也會受到語用的影響，像是「policemen are getting younger.」（警察越來越年輕了），由於沒有比較的子句「than X」（比……），因此一定要應用語用的知識來讓句義完整。有了「policemen」，聽者會知道這句話是限於警察間的比較，那可能就是不同梯次上任的警察，此句應該就是指每年都有新進警察，畢竟沒有一個人會隨著時間而越來越年輕。

語言中的聲音辨識

流利說話時，每秒大約會說三個字，而且還能準確地在腦裡從三萬多字中挑出需要的字，說話者是如何這麼快找出這些字的？聽者又是如何這麼快辨識出他們聽到的是什麼？

Pim Levelt在荷蘭紐梅因馬克斯普朗克心理語言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in Nijmegen）至今已 35 年，啟發了許許多多的心理語言學家，他致力於解答人類說話時「文字提取」（word retrieval）的謎團，發現語意相近的語境，更能增加說話者找到單字的速度，另外發音相似的字也能增加找字速度，也就是說語意與發音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它們各自都對文字提取有幫助（facilitation）的效果，而且類似效果在任何語言都看得到。

另外，不同語言辨識聲音的方法都不盡相同，這是因為每個語言常用的聲音、音韻規則都不同。例如說話時聽到的聲音是像這樣：[mɛərihædəlɪtllæmuːzfliːswəzwaɪtəzsnəʊ]，中間沒有停頓，但這串東西其實只是「Mary had a little lamb whose fleece was white as snow」（瑪莉有隻毛似白雪的小羊）。英文是一個有重音的語言，開頭是重音的單字數量大概是非重音開頭的三倍，字詞辨識（word recognition）大部分是依賴找到字詞的開頭，因此在英文，透過重音，能最快在像上述的一串聲音中辨識出字詞，其他的語言也有類似這樣的常見規律性。很明顯，這也是為何外語學習者常常會覺得很難理解學習中的外語。

承上，這也帶到最後的主題：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分為母語及其他額外的語言習得。兒童語言習得的研究，都是在追蹤兒童如何發展出他們的語言感知偏差（perceptual bias），隨著孩童長大，他們會越來越聚焦在語言中區分語意的不同聲音，並忽略不會造成感知差異的不同聲音。

當然，兒童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與新學習的語言有不同的感知偏差，造成了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眾所皆知的「轉移」（transfer）效果。例如講西班牙語長大的孩子，實際上聽不出來英文中「cut」和「cat」之間的區別，因為母音 [ʌ] 和 [æ] 在他的母語裡是屬於同一個感知類別。缺乏語言差異的覺察意識，很可能造成戲劇性的效果。例如在香港，人們去做禮拜唱聖歌時，會唱著「我的豬」，但他們其實是想唱「我的主」，使得孩子們得憋著咯咯笑。唱聖歌時，不同音節的音調必須是平穩的，也就是說不能讓音高升高或下降，但很不巧的，粵語剛好有揚升調：[zye35]（主），以及高平調：[zye55]（豬）。

結語

語言能力在智人的基因中出現，造成了我們與其他物種有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大部分的情況這都是無法預測的，在家附近圈養一小群雞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會想像得到，在 1 萬 2 千年後，牠們會變成 249 億隻雞。因為人類的天敵，像是獅子與老虎，從我們的棲息地中消失了，我們不再將自己視為居住在全球生態系統中的一份子，目前的大流行病算是提醒了我們，人類依然與病毒共存在同一個棲息地。我們的科技發展提供了大眾能獲取的龐大資訊，但我們沒有想到錯誤資訊也會大量產生，亦沒有發覺國家機關可能會審查正確資訊與散播錯誤消息，甚至搜集我們希望保密的資訊，進而潛在地威脅到我們的自由。

儘管對一般人來說，將人類語言視為可用科學方法檢視的物件可能有些困難，但語言已被證實是一個複雜的現象。研究的領域也擴散到各個面向，例如我們如何習得一個語言？語言如何變化？語言跟群體的文化有何關聯？我們如何發音？我們如何解讀聽到的聲音？還有我們如何習得另一個語言，以及這兩個語言在腦裡有何相互作用？

對大部分的語言學家而言，研究重點是語言的結構，也就是文法，它規範著詞句的型態，以及它們的發音與音韻變化。根本的議題並不只有定義結構的構成，還要考慮跨語言間的差異，以及在這些不同文法中的所有元素。隨著現存 7000 種語言之中有一大部分在漸漸消失，使得記錄並分析尚未記錄下來的語言這件事十分緊迫。如此龐大數量的語言，相較之下，語言學家的數量稍嫌不足，加上能提供資金的科學機構間也普遍沒有意識到這個情況的緊迫，共同導致了目前這個令人擔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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