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故事傳遞哪些訊息？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本文與 研華科技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每次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公開發言，總能牽動整個 AI 產業的神經。然而，我們不妨設想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如今的 AI 幾乎都倚賴網路連線，那如果哪天「網路斷了」，會發生什麼事？

想像你正在自駕車打個盹，系統突然警示：「網路連線中斷」，車輛開始偏離路線，而前方竟是萬丈深谷。又或者家庭機器人被駭，開始暴走跳舞，甚至舉起刀具向你走來。

這會是黃仁勳期待的未來嗎？當然不是！也因為如此，「邊緣 AI」成為業界關注重點。不靠雲端，AI 就能在現場即時反應，不只更安全、低延遲，還能讓數據當場變現，不再淪為沉沒成本。

什麼是邊緣 AI ？

邊緣 AI，乍聽之下，好像是「孤單站在角落的人工智慧」，但事實上，它正是我們身邊最可靠、最即時的親密數位夥伴呀。

當前，像是企業、醫院、學校內部的伺服器，個人電腦，甚至手機等裝置，都可以成為「邊緣節點」。當數據在這些邊緣節點進行運算，稱為邊緣運算；而在邊緣節點上運行 AI ，就被稱為邊緣 AI。簡單來說，就是將原本集中在遠端資料中心的運算能力，「搬家」到更靠近數據源頭的地方。

那麼，為什麼需要這樣做？資料放在雲端，集中管理不是更方便嗎？對，就是不好。

第一個不好是物理限制：「延遲」。
即使光速已經非常快，數據從你家旁邊的路口傳到幾千公里外的雲端機房，再把分析結果傳回來，中間還要經過各種網路節點轉來轉去…這樣一來一回，就算只是幾十毫秒的延遲，對於需要「即刻反應」的 AI 應用，比如說工廠裡要精密控制的機械手臂、或者自駕車要判斷路況時，每一毫秒都攸關安全與精度，這點延遲都是無法接受的！這是物理距離與網路架構先天上的限制，無法繞過去。

第二個挑戰，是資訊科學跟工程上的考量：「頻寬」與「成本」。
你可以想像網路頻寬就像水管的粗細。隨著高解析影像與感測器數據不斷來回傳送，湧入的資料數據量就像超級大的水流，一下子就把水管塞爆！要避免流量爆炸，你就要一直擴充水管，也就是擴增頻寬，然而這樣的基礎建設成本是很驚人的。如果能在邊緣就先處理，把重要資訊「濃縮」過後再傳回雲端，是不是就能減輕頻寬負擔，也能節省大量費用呢？

第三個挑戰：系統「可靠性」與「韌性」。
如果所有運算都仰賴遠端的雲端時，一旦網路不穩、甚至斷線，那怎麼辦？很多關鍵應用，像是公共安全監控或是重要設備的預警系統，可不能這樣「看天吃飯」啊！邊緣處理讓系統更獨立，就算暫時斷線，本地的 AI 還是能繼續運作與即時反應，這在工程上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所以你看，邊緣運算不是科學家們沒事找事做，它是順應數據特性和實際應用需求，一個非常合理的科學與工程上的最佳化選擇，是我們想要抓住即時數據價值，非走不可的一條路！

邊緣 AI 的實戰魅力：從工廠到倉儲，再到你的工作桌

知道要把 AI 算力搬到邊緣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邊緣 AI 究竟強在哪裡呢？它強就強在能夠做到「深度感知（Deep Perception）」！

所謂深度感知，並非僅僅是對數據進行簡單的加加減減，而是透過如深度神經網路這類複雜的 AI 模型，從原始數據裡面，去「理解」出更高層次、更具意義的資訊。

以研華科技為例，旗下已有多項邊緣 AI 的實戰應用。以工業瑕疵檢測為例，利用物件偵測模型，快速將工業產品中的瑕疵挑出來，而且由於 AI 模型可以使用同一套參數去檢測，因此品管上能達到一致性，減少人為疏漏。尤其在高產能工廠中，檢測速度必須快、狠、準。研華這套 AI 系統每分鐘最高可處理 8,000 件產品，替工廠節省大量人力，同時確保品質穩定。這樣的效能來自於一台僅有膠囊咖啡機大小的邊緣設備—IPC-240。

此外，在智慧倉儲場域，研華與威剛合作，研華與威剛聯手合作，在 MIC-732AO 伺服器上搭載輝達的 Nova Orin 開發平台，打造倉儲系統的 AMR（Autonomous Mobile Robot） 自走車。這跟過去在倉儲系統中使用的自動導引車 AGV 技術不一樣，AMR 不需要事先規劃好路線，靠著感測器偵測，就能輕鬆避開障礙物，識別路線，並且將貨物載到指定地點存放。

當然，還有語言模型的應用。例如結合檢索增強生成 ( RAG ) 跟上下文學習 ( in-context learning )，除了可以做備忘錄跟排程規劃以外，還能將實務上碰到的問題記錄下來，等到之後碰到類似的問題時，就能詢問 AI 並得到解答。

你或許會問，那為什麼不直接使用 ChatGPT 就好了？其實，對許多企業來說，內部資料往往具有高度機密性與商業價值，有些場域甚至連手機都禁止員工帶入，自然無法將資料上傳雲端。對於重視資安，又希望運用 AI 提升效率的企業與工廠而言，自行部署大型語言模型（self-hosted LLM）才是理想選擇。而這樣的應用，並不需要龐大的設備。研華的 SKY-602E3 塔式 GPU 伺服器，體積僅如後背包大小，卻能輕鬆支援語言模型的運作，實現高效又安全的 AI 解決方案。

但問題也接著浮現：要在這麼小的設備上跑大型 AI 模型，會不會太吃資源？這正是目前 AI 領域最前沿、最火熱的研究方向之一：如何幫 AI 模型進行「科學瘦身」，又不減智慧。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科學家是怎麼幫 AI 減重的。

語言模型瘦身術之一：量化（Quantization）—用更精簡的數位方式來表示知識

當硬體資源有限，大模型卻越來越龐大，「幫模型減肥」就成了邊緣 AI 的重要課題。這其實跟圖片壓縮有點像：有些畫面細節我們肉眼根本看不出來，刪掉也不影響整體感覺，卻能大幅減少檔案大小。

模型量化的原理也是如此，只不過對象是模型裡面的參數。這些參數原先通常都是以「浮點數」表示，什麼是浮點數？其實就是你我都熟知的小數。舉例來說，圓周率是個無窮不循環小數，唸下去就會是3.141592653…但實際運算時，我們常常用 3.14 或甚至直接用 3，也能得到夠用的結果。降低模型參數中浮點數的精度就是這個意思！ 

然而，量化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而且實際上，降低精度多少還是會影響到模型表現的。因此在設計時，工程師會精密調整，確保效能在可接受範圍內，達成「瘦身不減智」的目標。

模型剪枝（Model Pruning）—基於重要性的結構精簡

建立一個 AI 模型，其實就是在搭建一整套類神經網路系統，並訓練類神經元中彼此關聯的參數。然而，在這麼多參數中，總會有一些參數明明佔了一個位置，卻對整體模型沒有貢獻。既然如此，不如果斷將這些「冗餘」移除。

這就像種植作物的時候，總會雜草叢生，但這些雜草並不是我們想要的作物，這時候我們就會動手清理雜草。在語言模型中也會有這樣的雜草存在，而動手去清理這些不需要的連結參數或神經元的技術，就稱為 AI 模型的模型剪枝（Model Pruning）。

模型剪枝的效果，大概能把100變成70這樣的程度，說多也不是太多。雖然這樣的縮減對於提升效率已具幫助，但若我們要的是一個更小幾個數量級的模型，僅靠剪枝仍不足以應對。最後還是需要從源頭著手，採取更治本的方法：一開始就打造一個很小的模型，並讓它去學習大模型的知識。這項技術被稱為「知識蒸餾」，是目前 AI 模型壓縮領域中最具潛力的方法之一。

知識蒸餾（Knowledge Distillation）—讓小模型學習大師的「精髓」

想像一下，一位經驗豐富、見多識廣的老師傅，就是那個龐大而強悍的 AI 模型。現在，他要培養一位年輕學徒—小型 AI 模型。與其只是告訴小型模型正確答案，老師傅 (大模型) 會更直接傳授他做判斷時的「思考過程」跟「眉角」，例如「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其他選項的可能性有多少？」。這樣一來，小小的學徒模型，用它有限的「腦容量」，也能學到老師傅的「智慧精髓」，表現就能大幅提升！這是一種很高級的訓練技巧，跟遷移學習有關。

舉個例子，當大型語言模型在收到「晚餐：鳳梨」這組輸入時，它下一個會接的詞語跟機率分別為「炒飯：50%，蝦球：30%，披薩：15%，汁：5%」。在知識蒸餾的過程中，它可以把這套機率表一起教給小語言模型，讓小語言模型不必透過自己訓練，也能輕鬆得到這個推理過程。如今，許多高效的小型語言模型正是透過這項技術訓練而成，讓我們得以在資源有限的邊緣設備上，也能部署愈來愈強大的小模型 AI。

但是！即使模型經過了這些科學方法的優化，變得比較「苗條」了，要真正在邊緣環境中處理如潮水般湧現的資料，並且高速、即時、穩定地運作，仍然需要一個夠強的「引擎」來驅動它們。也就是說，要把這些經過科學千錘百鍊、但依然需要大量計算的 AI 模型，真正放到邊緣的現場去發揮作用，就需要一個強大的「硬體平台」來承載。

邊緣 AI 的強心臟：SKY-602E3 的三大關鍵

像研華的 SKY-602E3 塔式 GPU 伺服器，就是扮演「邊緣 AI 引擎」的關鍵角色！那麼，它到底厲害在哪？

一、核心算力
它最多可安裝 4 張雙寬度 GPU 顯示卡。為什麼 GPU 這麼重要？因為 GPU 的設計，天生就擅長做「平行計算」，這正好就是 AI 模型裡面那種海量數學運算最需要的！

你想想看，那麼多數據要同時處理，就像要請一大堆人同時算數學一樣，GPU 就是那個最有效率的工具人！而且，有多張 GPU，代表可以同時跑更多不同的 AI 任務，或者處理更大流量的數據。這是確保那些科學研究成果，在邊緣能真正「跑起來」、「跑得快」、而且「能同時做更多事」的物理基礎！

二、工程適應性——塔式設計。
邊緣環境通常不是那種恆溫恆濕的標準機房，有時是在工廠角落、辦公室一隅、或某個研究實驗室。這種塔式的機箱設計，體積相對緊湊，散熱空間也比較好（這對高功耗的 GPU 很重要！），部署起來比傳統機架式伺服器更有彈性。這就是把高性能計算，進行「工程化」，讓它能適應台灣多樣化的邊緣應用場景。

三、可靠性
SKY-602E3 用的是伺服器等級的主機板、ECC 糾錯記憶體、還有備援電源供應器等等。這些聽起來很硬的規格，背後代表的是嚴謹的工程可靠性設計。畢竟在邊緣現場，系統穩定壓倒一切！你總不希望 AI 分析跑到一半就掛掉吧？這些設計確保了部署在現場的 AI 系統，能夠長時間、穩定地運作，把實驗室裡的科學成果，可靠地轉化成實際的應用價值。

台灣製造 × 在地智慧：打造專屬的邊緣 AI 解決方案

研華科技攜手八維智能，能幫助企業或機構提供客製化的AI解決方案。他們的技術能力涵蓋了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覺、預測性大數據分析、全端軟體開發與部署，及AI軟硬體整合。

無論是大小型語言模型的微調、工業瑕疵檢測的模型訓練、大數據分析，還是其他 AI 相關的服務，都能交給研華與八維智能來協助完成。他們甚至提供 GPU 與伺服器的租借服務，讓企業在啟動 AI 專案前，大幅降低前期投入門檻，靈活又實用。

台灣有著獨特的產業結構，從精密製造、城市交通管理，到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智慧醫療與公共安全，都是邊緣 AI 的理想應用場域。更重要的是，這些情境中許多關鍵資訊都具有高度的「時效性」。像是產線上的一處異常、道路上的突發狀況、醫療設備的即刻警示，這些都需要分秒必爭的即時回應。

如果我們還需要將數據送上雲端分析、再等待回傳結果，往往已經錯失最佳反應時機。這也是為什麼邊緣 AI，不只是一項技術創新，更是一條把尖端 AI 科學落地、真正發揮產業生產力與社會價值的關鍵路徑。讓數據在生成的那一刻、在事件發生的現場，就能被有效的「理解」與「利用」，是將數據垃圾變成數據黃金的賢者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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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獎法治獎召集人、台灣大學講座教授葉俊榮今（21）日宣布，2022 年唐獎法治獎頒發給雪柔．頌德絲 (Cheryl Saunders) 教授。頌德絲教授以深厚的學養，引領亞太地區許多國家在極為嚴峻的環境中訂立立憲方針，推動立憲工程，數十年來，與國內外學者及政治工作者的積極交流、對話、合作，不斷拓展比較憲法的疆界。

推動亞太最重要的憲法研究交流中心

獲頒唐獎，頌德絲教授深感榮幸，也對歷屆法治獎得主在法治領域影響深遠的貢獻表達欽佩之意。頌德絲教授致力於亞太國家的立憲工程，她表示「比較憲法可以為我們目前的世界做出很多貢獻，它有助於相互理解，有助於發現改變和改善治理體系的機會和可能性。」

頌德絲教授曾走訪過許多亞太國家，但她並不是將西方國家的憲法原則注入這些國家，而是與當地人切磋琢磨，透過傾聽、溝通及相互理解，了解彼此的治理體系、人民需求，然後因地制宜，提供符合當地狀況的建議，協助這些國家思考最佳的運作模式。

頌德絲教授說，自己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這些方法，也取得進展，更謙虛的說，「在與當地人民互動的過程中，自己的收穫不亞於付出」。

台大法律學院張文貞教授介紹得主時指出，過往整個國際學術社群的重心多放在歐美國家，但頌德絲教授 2003 年至 2007 年擔任國際憲法學會主席時，將比較憲法的網絡延伸到亞太地區，協助亞太地區學者成立亞洲憲法論壇，2009 年第三屆論壇就在台灣舉辦。

在她的努力下，亞洲憲法論壇已經成為亞太學者最重要的一個憲法研究的網絡及經驗傳遞交換的中心；而她在各國立憲工程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啟發當地的學者，即使她離開了，這些討論與互動也留下豐碩成果，讓當地的學者及非政府組織也有能力繼續耕耘憲改工程。

將年輕學者一起帶入立憲推動

曾參與其間的葉俊榮教授也分享自己親身觀察的頌德絲教授。他表示，亞太國家包括台灣在內，在憲政發展及相關議題的學術討論較西方國家落後，頌德絲教授與各地學者交流，其中不乏年輕學者，而教授貫徹「帶年輕人起來」的想法，帶領亞太地區學者，包括他自己也曾是頌德絲教授帶過的年輕人，對她在亞太地區推行立憲工程的努力，深刻感受到「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比想像中的還要多」。

葉俊榮教授也強調，台灣過去多借鏡其他國家的法律制定的經驗，受到頌德絲教授的啟發，台灣如今也逐漸能夠扮演回饋的角色，將民主憲政的經驗分享給其他亞太國家。

唐獎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陳振川表示，唐獎提倡法律應兼顧正當程序與實體正義，為和平、人權、永續發展而奮鬥，以追求人類及自然之共同福祉為最高目標。基金會很榮幸設置了唐獎法治獎，一個世界上具有聲譽的獎項，來獎勵對法治理念或實踐有創新，進而對法治之實現貢獻卓著之個人或機構，並且激勵世人共同努力。

自 2014 年以來，唐獎法治獎頒給了在不同領域，以不同身分，共同為社會、人權及永續發展奮鬥不懈，追求人類與自然共同福祉的得主們，歷屆得主從政治運動家到法官，從學者到組織，遍布各大洲，包括奧比．薩克思、路易絲．阿爾布爾、約瑟夫．拉茲，以及設立於孟加拉的孟加拉環境法律人協會、設立於哥倫比亞的實現正義: 法律、正義暨社會中心 以及設立於黎巴嫩的法律實踐進程組織三個非政府組織，都在不同層面對法治的推動有卓越貢獻。

【關於唐獎】

有感於全球化的進展，人類在享受文明與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亦面臨氣候變遷、新傳染疫病、貧富差距、社會道德式微⋯⋯等種種考驗，尹衍樑博士於 2012 年 12 月成立唐獎，設立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獎項，每兩年由專業獨立評選委員會(邀聘國際著名專家學者，含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不分種族、國籍、性別，遴選出對世界具有創新實質貢獻及影響力的得主。每獎項提供 5 千萬獎金，其中含 1 千萬支持相關研究教育計畫，以鼓勵專業人才投入探索 21 世紀人類所需，以頂尖的創新研究成果及社會實踐引領全人類發展。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整理撰文｜劉韋佐、田偲妤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無論是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還是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無情的戰火造成大批民眾被迫成為難民。我們常從新聞媒體看見難民的苦難故事，你是否想過難民希望透過故事傳遞哪些訊息？故事本身又如何影響難民的人生？

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藏在故事後的吶喊

2021 年 8 月，美國結束長達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美軍陸續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政權開始接管全境。8 月 16 日，一架 C-17 美軍運輸機載著逃難的阿富汗民眾從喀布爾機場起飛，大批沒搭上飛機的民眾奮力爬進輪艙或緊緊抓住機身，造成多人從空中摔落死亡。

這架平時只能搭載一百多人的運輸機，最後超載了 640 名阿富汗民眾。他們滿心期待奔向美國「自由」的領土，但在降落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的那一刻，他們瞬間成為阿富汗「難民」，在前方等待他們的是漫長艱辛的特殊移民簽證申請。

身在臺灣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被迫成為難民的辛酸，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發出提醒：

事實上，難民議題並非遠在天邊，難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不論是 1949 年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1975 年越南難民的投奔怒海，還是 1980 年代時有所聞的反共義士，難民都與臺灣歷史的脈搏相應，乃至成為血脈相連的一分子。

為了啟發人們對難民議題更立體的理解與關懷，王智明特別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分享難民之於民族國家的批判意義，並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成為難民的原因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2 年 6 月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 2021》，截至 2021 年為止，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高達 8 千 930 萬人，其中有 72% 難民在鄰近國家接受庇護，但這些收容國中卻有 83% 屬於中低收入國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難民人口中，有將近一半（約 41%）是急需援助的未成年兒童。

王智明提到，這些數據清楚指出，難民問題是一個正在發生、亟待解決的國際議題，歐美國家對於相關援助措施已有很多討論，但值得我們追本溯源反思的是：是什麼原因迫使人們逃離家鄉？難民議題與你我又有什麼關聯？

造成難民的原因除了戰爭以外，經濟發展機會的缺乏、極端氣候導致的飢荒、威權政體對生命的威脅等，都可能迫使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遠走他國。我們會為逃難途中溺斃的敘利亞兒童落淚，關心俄烏戰爭下失去家園的烏克蘭人民，這些出於人道的情感相當重要。但是難民只是遠在他方的他者嗎？臺灣是否曾有與難民相關的歷史記憶呢？

事實上，臺灣也曾有一段庇護難民的歷史。近期推出的公視紀錄片《彼岸他方》，帶我們回到 1978 至 1988 年的澎湖白沙鄉講美村，這裡曾設立一處「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專門用來收容 1975 年北越共產陣營統一全境後出逃的越南人，10 年間曾收容 2 千多名越南難民。

這些來自越南的難民，多數是在越南討生活的華僑，他們能被臺灣接納，也多半與他們的「華僑」身分相關。他們有些人後來選擇入籍臺灣，更多則再轉移至他國。看似和平的結局卻是一連串問題的開端，進入臺灣社會後，他們究竟是難民還是同胞？是陌生人還是自己人？是苦海求生的平凡人還是反共義士？這些矛盾的疑問凸顯了難民議題的複雜性，背後關乎的不僅是人道救援，還涉及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

難民與自身故事

許多敘述難民故事的作品皆試圖探討複雜的難民議題，王智明特別注重的是：難民如何敘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本身又如何形塑難民？就他的觀察，難民的故事通常圍繞著權利、自由、尊嚴的喪失與追尋。

王智明舉詩人 W. H. Auden 的詩作〈Refugee Blues〉為例，傳達難民喪失權利的內心掙扎與尷尬處境。其中一段詩句描述難民試圖入境他國卻拿不出護照的情形：

領事拍著桌子說，如果你沒有護照，在法律上你就算死亡。但我們還活著，親愛的，但我們還活著。

詩中諷刺的指出，一旦成為難民，身分證明文件比人本身更為重要，因此如何取得合法證件成為難民故事的核心關鍵。另一方面，「故事」本身也可能成為協助難民獲救的「證件」，一段動人的故事能讓難民獲得被外界接納、自我療癒的機會。

但是逃難故事的單一化、奇觀化，也可能窄化了難民的形象，遮蔽了難民經驗的多樣性。畢竟難民經驗不是只有逃難這一端，抵達之後的生存狀態亦是難民經驗極為重要的成分。王智明特別選了三部有關北韓難民（脫北者）的故事文本，讓我們從不同視角體會：難民如何被期待去講述一套有既定劇本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如何形塑並影響難民的人生。

透過脫北者故事，翻轉難民印象

第一部作品是朴研美寫的《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In Order To Live）。朴研美的脫北故事讓人一窺北韓鐵幕政權下，平民百姓真實的生活樣貌。作者為了逃離北韓，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冰凍的鴨綠江、逃離掮客和黑幫的魔爪、跨越荒涼的戈壁沙漠後抵達蒙古，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搭機飛往南韓。

朴研美的脫北歷程如同一段冒險故事，也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難民故事，符合多數人對難民的既定認知。然而，王智明提醒，並非每個難民都有相同的經歷，但每個人所經歷的痛苦都是無法類比的。

多數讀者習慣用一種「奇觀式」的視角觀看難民故事，藉此激發對難民苦難經歷的同情心。王智明認為這情有可原，因為只有在讀者惻隱之心被啟發後，我們才有可能去理解和同理難民的處境。但王智明也向大眾拋出疑問：

我們會不會因為難民來自北韓、敘利亞、阿富汗等威權國家，因而產生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在閱讀難民故事時值得反思的問題。

第二部作品是韓裔美國作家 Krys Lee 寫的《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故事發生在中國和北韓的邊境，主角是一名住在中國的朝鮮人，他曾到美國生活，後又回到中朝邊境。在誤打誤撞下被誤認成脫北者，發生從「移民」變成「難民」的身分錯置。

書中詳實描述脫北者在逃難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威脅。某些女性被迫成為性工作者，或被賣給有殘疾的中國男子為妻。男性則可能受黑幫的暴力壓迫，淪為沒日沒夜出賣勞力的黑工。在中朝邊境中的他們無所依靠，既要尋求日常溫飽，又要躲避警察，只能依賴教會等人道救助團體的協助，但是人道救助並非全然無私。

王智明發覺，這部作品最特別的是，翻轉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刻版印象。看似拯救者的教會卻是脅迫者之一，以向警察檢舉來威脅脫北者信教。看似被拯救者的主角，最終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恢復自由身，並拯救其他脫北者。更關鍵的是，當他們成功抵達南韓之後，脫北者的身分並未隨之褪去，反而纏繞其身，成為恐共的南韓社會歧視他們的理由。

第三部作品是韓國作家 Cho Haejin 寫的《I Met Loh Kiwan》。故事的主要敘述者是一名韓國記者，他受到脫北者 Loh Kiwan 的啟發，踏上一趟追尋難民經歷的旅程。故事重點不在敘述脫北過程，而是聚焦探討脫北者來到異國後的生活。

故事的敘事者亦步亦趨地來到比利時，探訪 Loh Kiwan 曾落腳的地方，感受與思考作為難民的他曾遭受過什麼樣的待遇，如何以極為有限的資源度過初到比利時的每一天。包括被旅館的接待人員白眼和冷待，保存早餐的麵包作為一天的食物，沒有工作與方向，面對自己饑餓與他人幸福間的巨大落差，以及在異國語言和文字裡的苦苦掙扎。

「Loh Kiwan 在此化身成一個象徵、一條線索，讓讀者投身在難民經驗中，走一遍難民到異國後可能遭遇的經歷。」王智明點出該部作品在敘事角度上的特殊之處。

故事結局相當振奮人心，Loh Kiwan 在餐廳遇見一名菲律賓難民，她得到去英國的機會，而 Loh Kiwan 也願意一同前往。他們看似拋棄在比利時好不容易獲得的安穩生活，事實上正逐步擺脫被援助者的身分枷鎖，靠自己的力量去學習新語言、適應新環境，如同一般人一樣擁有真正的尊嚴。

撕掉刻板標籤，看見故事背後

這三部作品呈現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包括難民的自我表述、既定認知的翻轉、難民異國經歷的反思。經由閱讀這些故事，我們對難民的認識，將不只停留在「受援助者」或「被同情對象」等刻版標籤之中。

王智明更提出另一個認知陷阱，也就是脫北者常被放在反共敘事下來理解，脫北行動代表反對獨裁的金氏政權、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當脫北者真的來到民主國家後卻發現，他國政府與人民並沒有想像中的寬容，反而要求脫北者服膺特定的反共義士形象，更在無形間將其「他者化」，在公民與難民之間劃出一道界線。

朴研美曾提到當初決定脫北的原因：「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沒有人願意成為難民，通常也不是為了特定政治目的，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可以「活得像個人」的基本人權。然而，所謂的「人權」卻是說的比做的多，雖然聯合國人權公約有明文規定保障所有人類的權利，卻少有國家可以明確執行。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沒有了公民權，也就沒有了人權」，但真正能取得公民權的難民通常少之又少。面對人權的弔詭，鄂蘭甚至刻意主張：「難民最需要的就是名聲，什麼樣的名聲都好，只要能鬧事、被看見，就有爭取權利的機會。」

換言之，那些沒被看見、聽見的難民，就沒有被理解的機會。雖然難民的故事可能將難民「他者化」，但王智明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故事背後的情感和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恰恰是難民訴求被聽見的機會。

在演講的最後，王智明將難民議題再次拋給眾人反思。在臺灣這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移民社會，我們正面對美中勢力多方較勁、臺海周邊詭譎多變的局勢：

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也可能成為流亡者。希望他們的故事不會成為我們的經驗。

期許眾人能透過不同的難民故事，與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建立聯繫，看見權利被長期忽視的族群，喚醒我們對人權與正義的關懷。當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並尊重難民的經歷，認真思考造成難民傷痛與移動的歷史，才有化解歧視、寬容接納外來者的可能，實踐真正的社會正義。

延伸閱讀

1. 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老師個人網頁
2. 中研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
3. 朴研美（2016）。《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臺北：大塊文化。
4. Krys Lee (2016). 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5. Haejin Cho (2019). I Met Loh Kiwa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作者：陳宗駿／研究興趣為美國憲法、憲法變遷與人民抵抗權。現職為警政署保六總隊警務員；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法學博士生（J.S.D.）。
• 文由泛科學與法律白話文運動共同策畫，更多精彩法律普及文章，快到 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去看個飽啦！

面對近來 COVID-19（俗名：新型冠狀肺炎、武漢肺炎）在全球肆虐的恐慌下，政府積極果斷的採取各種防疫作為而達到有目共睹的防疫成果。

在此特別時刻，人民期待並賦予政府寬廣權限防止疫情擴散，政府也盡全力採取各種特別手段確保國人安全，例如限制人民入境、監控與取締疫情謠言散佈、禁止口罩出口與強制配給、強制隔離等。

然而，為什麼在此防疫的緊要關頭，諸多憲法專家，還出來嚴格檢視甚至批判政府的防疫作為﹖為何法律偏要挑此時干涉公衛領域的專業判斷，這真是全民之福嗎？

對此，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其理念常與防疫效率是背道而馳的。政府考慮的是如何有效執行國民意旨，但憲法考慮的是如何保障人權，並適度節制政府權力。因此在憲法觀點下，通常不問政府的防疫作為得到多少民眾支持，它只問防疫作為會不會過度侵害了基本人權，尤其是少數人的人權。

近日，行政院拍板了禁止所有高中以下師生出國的措施，其法律授權依據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防疫特別條例」，而條例是法律的一種）。這個命令可能有兩個憲法問題：

1. 這個「措施」是否有足夠法律授權？
2. 這個措施在目的與手段上有沒有合乎比例？

立法者是否經由條例給予行政機關足夠的授權？

防疫特別條例第 7 條規定：「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等文字，是否已讓政府取得明確的法律授權去限制人民出國？

憲法固然希望政府限制人民權利的時候，它有法律做為依據；不過，考量立法者不可能事先遇見所有情況，且語言本身有侷限性，所以法律常有所謂「概括條款」。按司法院大法官過往釋字指出，如果法律授權的目的、內容與範圍都足夠具體明確時，那麼行政機關就可以在授權範圍內做事。

那麼前面提到的，「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這樣的文字，其授權是否足夠明確？

反對方認為，「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太空泛了，根本不能說有授權。而肯定說則認為從整個防疫條例的立法目的與整體結構，可以推論出：政府因疫情需要而可以限制人民出國，所以授權算是清楚。

也有不少法律專家跳脫了「有沒有授權」這個議題，直接呼籲：如果限制人民出境是必要的，可以透過立法院直接立法、或是在情況急迫之際，例外經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就可以一勞永逸解決。

然而，過度侵害人權的政府行為，不管得到多少民眾授權，都無法被正當化，如同我們不會容許以公投方式否決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樣。舉個極端的例子，假設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公衛專家建議最好消滅疫情的方式就是留下部分確認健康的人，而隔離甚至殺害所有其他可能的感染者，而政府也買單了，此時我們還會在乎有沒有得到人民的充分授權嗎？而這也進入下一個問題。

行政院措施是否過度侵害人民基本權？

究竟，限制高中以下師生出國的措施，有沒有過度侵害到人民由憲法第 10 條所保障的遷徙自由，以及憲法第 7 條保障的平等權。這裡考量的是這個限制合不合理、政府有沒有充分正當的理由管制這些人出國。

在這裡，大法官會考量限制人民出國措施的「目的」與「手段」間是否正當且合理關聯，並要求政府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1. 政府管制的目的是什麼？
2. 政府採取的手段是否有助於目的的達成？
3. 即便有助於目的達成，政府所採手段會不會太超過而與所欲達目的不合比例？

目的是否正當？

以全球疫情的狀況，如果任何國人出國旅行都會給我國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且沒有其他對人民權利影響較小的方法時，政府可以為了維護全國人民生命安全的理由，限制甚至禁止人民出國。亦即，以保護生命權的目的，採取限制遷徙自由的手段，是有效且合乎比例的。

然而，政府可不可以只限制部分人出國？這裡涉及差別待遇問題。在此憲法會先問政府為何不管制所有國民，卻只挑出這特定族群管制呢？這些高中以下師生與其他國民有何不同之處？政府把他們挑出來管制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受到感染的風險特別高？抑或是政府有特別的使命去保護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還是政府只是覺得管他們比較方便？或是這些族群比較沒有能力抗議，也就是說高中以下學生沒有選票考量？

無論如何，憲法會嚴肅要求差別待遇是基於一定正當目的，比方說：高中以下師生的群體生活的確面臨較多感染的威脅。尤其，當政府挑出特定族群進行差別待遇是基於某些分類標準時，例如種族、有無投票權等，憲法會要求政府要提出更為正當的理由去合理化差別待遇，不然此措施就很有可能違憲。

手段是否足夠有效且適當？

即便政府機關限制特定族群出國是基於正當考量，憲法還會再要求政府證明，只管制這些人出國，對於整體疫情、或是政府想特別保護的人，有沒有實質的幫助。而這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在於只管制高中以下師生出國，它能達到的防疫效果相當有限。

固然，憲法要求政府不要採取「拿大砲打小鳥」這種過度的措施，如為了防疫而撲殺所有感染者，這會造成憲法上濫殺無辜而管制太過（overinclusive）。但是憲法同樣不容許管制不足（underinclusive）——政府管制的這些特定人都是政府本來想管的，但殊不知外頭有太多應被管而沒被管到的人，造成政府想達到的目的根本無法達成。

如政府想要保護高中以下學生的安全，所以禁止學生跟他們的老師出國。但學生的鄰居、樓下早餐店員工等都沒被管制的情況下，這些學生還是不安全，造成禁止學生出國與否的效果根本沒差。

非常時期，非常小心

在非常時期，政府必須採用非常手段因應局勢，這是任何國家都會遇到的。即便這些非常手段立意良善，但憲法仍會以懷疑的眼光看待。

當大家為了禁令究竟有無法律明確授權而爭辯不休時，也請退一步以宏觀的視野，回想憲法在本案中關注的也許不是這麼細節的授權問題，而是人民基本權利最低限度的保障。

參考資料

• 湯德宗(2008)，〈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階層式比例原則」構想〉，發表於：《第六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暨釋憲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暨中華民國憲法學會主辦。
• 黃昭元(2000)，〈立法裁量與司法審查─以審查標準為中心〉，《憲政時代》26 卷 2 期。
• Chemerinsky, Erwin. Constitutional Law :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New York, NY :Aspen Publisher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