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亞太立憲的領航者——唐獎法治獎授予澳學者雪柔．頌德絲

• 文／顏敏仁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暨數位賦能與永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 國際系統動態學臺灣分會主席

何飛鵬社長邀請我寫這篇導讀時，《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系列書籍已被翻譯成近 40 種語言，全球銷售一千多萬本，被譽為 20 世紀最具影響力書籍之一。1972 年出版的本書源自傑伊．佛烈斯特（Jay W. Forrester）教授創立的 MIT System Dynamics Group 系統科學研究，由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支持其研究及出版。17 位科學家運用佛烈斯特的世界模型原型為基礎提出 World3 電腦模型，分析描述地球環境與經濟社會從 1972 年到 2100 年的可能未來景象並提出警示建議，由唐妮菈．米道斯（Donella Meadows）、丹尼斯．米道斯（Dennis Meadows）、喬詹．蘭德斯（Jorgen Randers）及威廉．貝倫斯（William Behrens）代表撰文出版成為世界第一本以電腦科學分析環境風險的報告。同年聯合國提出《人類環境宣言》。

想像 50 年多前這本書帶給世人什麼震憾？世界頂尖科研團隊提出，在有限的地球資源條件下，若依人類追求經濟成長的慣性發展趨勢，以及環境社會解方的行動時間延遲，將可能不自覺導致超過地球限度的開發（overshooting）而讓資源失衡崩潰。本書運用科學數據分析描繪的 12 種未來發展可能景象，不只是成長趨緩或停滯而已，還有全面毀滅式的環境經濟社會崩潰。這樣的論述在追求經濟成長的 1970 年代堪稱非常反直覺的驚天論述，有其支持者，也有大量的批評接踵而來。包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許多批評者無法理解其分析的依據，也不相信其推論，甚至認為是不負責任的危言聳聽。

出版 20 年後的 1992 年，作者群更新內容以《超過限度》（Beyond The Limits）之名重新出版，同年聯合國召開首次全球環境及發展高峰會，宣布《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與《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30 年後的 2002 年，作者群再更新實際發生數據研究出版《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增訂版，再與聯合國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同步，跨入 21 世紀倡議永續社會；40 年後的 2012 年，聯合國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乃至於 2015 年 193 個會員國全數簽署《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執行 1992 年的相關環境公約。本書出版 50 週年時，世界頂尖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發表專文呼籲科學家們應該停止對成長極限的爭論而共同全力為經濟環境永續發展努力。

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永續發展獎得主、歷任三屆聯合國祕書長特別顧問的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傑佛瑞．薩克斯（Jeffery Sachs）是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巴黎協定》重要推手。曾公開表示《成長的極限》是 50 年前他就讀哈佛大學經濟系時的指定必讀名著，對其影響啟發深遠。

時至今日，國際經濟社會已廣為倡議 SDGs 及 ESG 等等永續發展行動與政策實踐，甚至是產官學各界領導人必修知識與國民素養教育。再讀這本引領思潮，橫跨兩世紀的經典之作，我們可以用什麼視角來品析及反思學習呢？

以對話取代對立：研究方法學

本書所引發的跨世紀跨領域對話，可以從研究方法學的特性來理解。古有云：事實勝於雄辯。對於已經發生的事件及資料加以科學分析歸納，是為研究方法中的歸納法（inductive reasoning）。這種方法的好處是依據取得資料幫助吾人從經驗中學習，以及傳遞知識。然而，對於還沒有發生的未來可能，歸納法則可能受到限制或僅能以過去相關資料有限度的推測未來趨勢。演繹法（deductive reasoning）則是一種運用行為邏輯與科學分析推論未來可能發展的研究方法，可依據邏輯幫助吾人規畫未來情境並分析可能性。若是從科學研究角度，要隨著時代持續進步，最好是同時有從經驗學習的能力以及展望未來的能力，亦即歸納法加上演繹法的持續運用。反之，若將歸納法 vs 演繹法直接二選一，便容易產生對立觀點。

若要能夠開放式對話，其實我們需要理解的是歸納法強調「資料」（data），演繹法重視「規則」（rule）。這兩種研究方法並沒有直接衝突，而是關注點不同。持各種不同研究方法及論述立場的人們之間沒有不合，而是需要對話及互相理解彼此想法。分析已發生的事件及資料需重視精準度及解釋力；而對於未來看法的對話，我們既然拿不到「未來」的資料，便需要更重視行為邏輯結構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而避免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的黑箱（black box）預測。如此大家才有機會一起探討各種未來可能的行為模式及發展趨勢。因此，作者持續的對外聲明，他們沒有要直接對未來做預測（prediction），而是希望勾勒規畫各種行為模式下的可能未來情境（scenario planning），以做為政策及個人選擇參考。

以平常應對無常：系統動態學

許多人看到本書描繪 21 世紀可能成長超過限度並導致崩毀的反直覺景象，非常難以相信亦或是恐懼無常。然而本書卻有條有理的說明，不論是呈現持續成長、成長趨緩、超過限度並出現振盪、超過限度並導致崩毀等等看似反直覺的各種未來情境，都有 World3 模型中可以解釋各種行為模式的結構性原因。這樣的分析方式正是典型的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 SD）。相較於傳統的線性思考方式，SD 重視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及因果回饋環路關係，考慮作用時間延遲，並運用電腦模型分析系統運作結構模式來推論未來發展趨勢。經歷各種複雜系統研究分析與歸納學習各種非線性動態趨勢變化後，系統科學家習以為常的運用 SD 分析方法將一般人認為動態趨勢變化的「無常」理解為可以探究其結構性原因及對策的「平常」。因此，作者在書中強調的「調整系統結構」（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等等論述。雖然文字上並不親民，卻也是典型的系統科學家用語及系統思維。

SD 重視脈絡分析，從心智模式（Mental Model）、系統思考、電腦模擬與未來情境分析，到對行為模式的反思學習，其持續追根究柢的科學專業，以及對未來保持開放思考的態度正是精髓所在。因此，當系統科學家在情境分析的過程中發現有非常不利的未來可能時，會防範未然提出早期警訊，呼籲要調整系統結構並儘早採取對策，便不難理解。系統動態學的應用也能有效協助規畫建立有利於未來發展的各種系統。

主動選擇勝過被動無奈

這不是無奈，這是我們的選擇。本書提到世界面臨的不是一個預先注定的未來，而是一個選擇，亦即在不同的心智思考模式之間所做的選擇。

面對成長的極限與可能的崩潰，作者仍然採取積極的思考方式，建議人類從面臨成長極限的經濟模式反思典範轉移到永續系統（Transitions to a Sustainable System），為長存發展之道。因此作者提出了許多可能協助人類邁向永續系統的作法。惟面對未來發展，值得我們重視的並不僅於作者所建議的作法，亦或是再次爭論作者所提方法的精準度，而是我們是否能夠用非常審慎的態度、以科學方法為基礎來關注分析真實環境威脅與經濟及社會需求，進而可能找到兼容並進的永續發展路徑。作者也表示其研究是在試圖找出各種可能的未來，而不是要單一預測未來。他們鼓勵讀者多學習、多思考、並做出個人的選擇。

思索面對未來發展，心智模式非常重要。永續發展需奠基於人類自我覺察的視界與能力。挪威前首相、唐獎永續發展獎第一屆得主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所領導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在 1987 年發布著名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為「永續發展」提供經典定義：「永續發展係指能滿足當今需求，卻不犧牲未來世代滿足其需求」。在諸多學者、倡議人士的持續努力下，永續發展成為一種理性看待世界的系統性思考，有了結合物理環境、工程系統、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的分析框架。永續發展試圖理解世界經濟、全球社會和地球的實體環境等三個複雜系統的互動。而為了實現永續的經濟、社會及環境目標，也必須達成政府和企業的良善治理。

邁向永續系統的未來展望

教育與自覺非常重要，我們主動選擇的行為改變與經濟社會轉型，是邁向永續系統的未來展望。聯合國倡議推動的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已將系統思考、自我覺察、未來情境策略規畫等能力列入未來人才核心能力培育綱領。2023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8 屆締約方大會（COP28），更是首度盤點全球近200國氣候行動，正視具體實踐。

羅馬俱樂部沒有停止其主動選擇權和科學精神，在《成長的極限》出版 50 年後，發布了核心主張聲明，希望協助大眾正確瞭解該書所欲傳遞的訊息。並邀請原作者丹尼斯．米道斯和喬詹．蘭德斯再撰寫出版《極限與超越》（Limits and Beyond）一書，回應他們 50 年期間對相關重大議題的持續考證與反思學習報告。羅馬俱樂部仍持續出版其他以科學探索永續發展未來路徑的書籍報告。

MIT System Dynamics Group 持續推廣系統科學研究並成立永續發展倡議單位。國際系統動態學會（System Dynamics Society）在全球五大洲許多國家及區域設立分會，以推廣相關教育及產業社會服務。在臺灣，系統思考能力的培養已列入教育部頒布的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108 課綱），系統動態學的核心管理科學技術已經國科會核定成立全國第一個 ESG 產學技術聯盟。SDGs 與 ESG 等永續發展行動與相關政策已經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如本書所建議的方針「In 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system」，以科學基礎和建設性的對話，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地球與人類發展典範轉移邁向永續系統。最後呼應本書以及聯合國的倡議及努力，「Towards sustainable system development from the limits to growth」，從成長的極限到永續系統發展的積極作為，是我們共同的未來。

——本文摘自《成長的極限》，2024 年 03 月，臉譜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整理撰文｜劉韋佐、田偲妤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無論是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還是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無情的戰火造成大批民眾被迫成為難民。我們常從新聞媒體看見難民的苦難故事，你是否想過難民希望透過故事傳遞哪些訊息？故事本身又如何影響難民的人生？

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藏在故事後的吶喊

2021 年 8 月，美國結束長達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美軍陸續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政權開始接管全境。8 月 16 日，一架 C-17 美軍運輸機載著逃難的阿富汗民眾從喀布爾機場起飛，大批沒搭上飛機的民眾奮力爬進輪艙或緊緊抓住機身，造成多人從空中摔落死亡。

這架平時只能搭載一百多人的運輸機，最後超載了 640 名阿富汗民眾。他們滿心期待奔向美國「自由」的領土，但在降落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的那一刻，他們瞬間成為阿富汗「難民」，在前方等待他們的是漫長艱辛的特殊移民簽證申請。

身在臺灣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被迫成為難民的辛酸，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發出提醒：

事實上，難民議題並非遠在天邊，難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不論是 1949 年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1975 年越南難民的投奔怒海，還是 1980 年代時有所聞的反共義士，難民都與臺灣歷史的脈搏相應，乃至成為血脈相連的一分子。

為了啟發人們對難民議題更立體的理解與關懷，王智明特別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分享難民之於民族國家的批判意義，並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成為難民的原因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2 年 6 月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 2021》，截至 2021 年為止，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高達 8 千 930 萬人，其中有 72% 難民在鄰近國家接受庇護，但這些收容國中卻有 83% 屬於中低收入國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難民人口中，有將近一半（約 41%）是急需援助的未成年兒童。

王智明提到，這些數據清楚指出，難民問題是一個正在發生、亟待解決的國際議題，歐美國家對於相關援助措施已有很多討論，但值得我們追本溯源反思的是：是什麼原因迫使人們逃離家鄉？難民議題與你我又有什麼關聯？

造成難民的原因除了戰爭以外，經濟發展機會的缺乏、極端氣候導致的飢荒、威權政體對生命的威脅等，都可能迫使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遠走他國。我們會為逃難途中溺斃的敘利亞兒童落淚，關心俄烏戰爭下失去家園的烏克蘭人民，這些出於人道的情感相當重要。但是難民只是遠在他方的他者嗎？臺灣是否曾有與難民相關的歷史記憶呢？

事實上，臺灣也曾有一段庇護難民的歷史。近期推出的公視紀錄片《彼岸他方》，帶我們回到 1978 至 1988 年的澎湖白沙鄉講美村，這裡曾設立一處「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專門用來收容 1975 年北越共產陣營統一全境後出逃的越南人，10 年間曾收容 2 千多名越南難民。

這些來自越南的難民，多數是在越南討生活的華僑，他們能被臺灣接納，也多半與他們的「華僑」身分相關。他們有些人後來選擇入籍臺灣，更多則再轉移至他國。看似和平的結局卻是一連串問題的開端，進入臺灣社會後，他們究竟是難民還是同胞？是陌生人還是自己人？是苦海求生的平凡人還是反共義士？這些矛盾的疑問凸顯了難民議題的複雜性，背後關乎的不僅是人道救援，還涉及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

難民與自身故事

許多敘述難民故事的作品皆試圖探討複雜的難民議題，王智明特別注重的是：難民如何敘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本身又如何形塑難民？就他的觀察，難民的故事通常圍繞著權利、自由、尊嚴的喪失與追尋。

王智明舉詩人 W. H. Auden 的詩作〈Refugee Blues〉為例，傳達難民喪失權利的內心掙扎與尷尬處境。其中一段詩句描述難民試圖入境他國卻拿不出護照的情形：

領事拍著桌子說，如果你沒有護照，在法律上你就算死亡。但我們還活著，親愛的，但我們還活著。

詩中諷刺的指出，一旦成為難民，身分證明文件比人本身更為重要，因此如何取得合法證件成為難民故事的核心關鍵。另一方面，「故事」本身也可能成為協助難民獲救的「證件」，一段動人的故事能讓難民獲得被外界接納、自我療癒的機會。

但是逃難故事的單一化、奇觀化，也可能窄化了難民的形象，遮蔽了難民經驗的多樣性。畢竟難民經驗不是只有逃難這一端，抵達之後的生存狀態亦是難民經驗極為重要的成分。王智明特別選了三部有關北韓難民（脫北者）的故事文本，讓我們從不同視角體會：難民如何被期待去講述一套有既定劇本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如何形塑並影響難民的人生。

透過脫北者故事，翻轉難民印象

第一部作品是朴研美寫的《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In Order To Live）。朴研美的脫北故事讓人一窺北韓鐵幕政權下，平民百姓真實的生活樣貌。作者為了逃離北韓，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冰凍的鴨綠江、逃離掮客和黑幫的魔爪、跨越荒涼的戈壁沙漠後抵達蒙古，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搭機飛往南韓。

朴研美的脫北歷程如同一段冒險故事，也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難民故事，符合多數人對難民的既定認知。然而，王智明提醒，並非每個難民都有相同的經歷，但每個人所經歷的痛苦都是無法類比的。

多數讀者習慣用一種「奇觀式」的視角觀看難民故事，藉此激發對難民苦難經歷的同情心。王智明認為這情有可原，因為只有在讀者惻隱之心被啟發後，我們才有可能去理解和同理難民的處境。但王智明也向大眾拋出疑問：

我們會不會因為難民來自北韓、敘利亞、阿富汗等威權國家，因而產生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在閱讀難民故事時值得反思的問題。

第二部作品是韓裔美國作家 Krys Lee 寫的《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故事發生在中國和北韓的邊境，主角是一名住在中國的朝鮮人，他曾到美國生活，後又回到中朝邊境。在誤打誤撞下被誤認成脫北者，發生從「移民」變成「難民」的身分錯置。

書中詳實描述脫北者在逃難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威脅。某些女性被迫成為性工作者，或被賣給有殘疾的中國男子為妻。男性則可能受黑幫的暴力壓迫，淪為沒日沒夜出賣勞力的黑工。在中朝邊境中的他們無所依靠，既要尋求日常溫飽，又要躲避警察，只能依賴教會等人道救助團體的協助，但是人道救助並非全然無私。

王智明發覺，這部作品最特別的是，翻轉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刻版印象。看似拯救者的教會卻是脅迫者之一，以向警察檢舉來威脅脫北者信教。看似被拯救者的主角，最終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恢復自由身，並拯救其他脫北者。更關鍵的是，當他們成功抵達南韓之後，脫北者的身分並未隨之褪去，反而纏繞其身，成為恐共的南韓社會歧視他們的理由。

第三部作品是韓國作家 Cho Haejin 寫的《I Met Loh Kiwan》。故事的主要敘述者是一名韓國記者，他受到脫北者 Loh Kiwan 的啟發，踏上一趟追尋難民經歷的旅程。故事重點不在敘述脫北過程，而是聚焦探討脫北者來到異國後的生活。

故事的敘事者亦步亦趨地來到比利時，探訪 Loh Kiwan 曾落腳的地方，感受與思考作為難民的他曾遭受過什麼樣的待遇，如何以極為有限的資源度過初到比利時的每一天。包括被旅館的接待人員白眼和冷待，保存早餐的麵包作為一天的食物，沒有工作與方向，面對自己饑餓與他人幸福間的巨大落差，以及在異國語言和文字裡的苦苦掙扎。

「Loh Kiwan 在此化身成一個象徵、一條線索，讓讀者投身在難民經驗中，走一遍難民到異國後可能遭遇的經歷。」王智明點出該部作品在敘事角度上的特殊之處。

故事結局相當振奮人心，Loh Kiwan 在餐廳遇見一名菲律賓難民，她得到去英國的機會，而 Loh Kiwan 也願意一同前往。他們看似拋棄在比利時好不容易獲得的安穩生活，事實上正逐步擺脫被援助者的身分枷鎖，靠自己的力量去學習新語言、適應新環境，如同一般人一樣擁有真正的尊嚴。

撕掉刻板標籤，看見故事背後

這三部作品呈現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包括難民的自我表述、既定認知的翻轉、難民異國經歷的反思。經由閱讀這些故事，我們對難民的認識，將不只停留在「受援助者」或「被同情對象」等刻版標籤之中。

王智明更提出另一個認知陷阱，也就是脫北者常被放在反共敘事下來理解，脫北行動代表反對獨裁的金氏政權、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當脫北者真的來到民主國家後卻發現，他國政府與人民並沒有想像中的寬容，反而要求脫北者服膺特定的反共義士形象，更在無形間將其「他者化」，在公民與難民之間劃出一道界線。

朴研美曾提到當初決定脫北的原因：「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沒有人願意成為難民，通常也不是為了特定政治目的，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可以「活得像個人」的基本人權。然而，所謂的「人權」卻是說的比做的多，雖然聯合國人權公約有明文規定保障所有人類的權利，卻少有國家可以明確執行。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沒有了公民權，也就沒有了人權」，但真正能取得公民權的難民通常少之又少。面對人權的弔詭，鄂蘭甚至刻意主張：「難民最需要的就是名聲，什麼樣的名聲都好，只要能鬧事、被看見，就有爭取權利的機會。」

換言之，那些沒被看見、聽見的難民，就沒有被理解的機會。雖然難民的故事可能將難民「他者化」，但王智明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故事背後的情感和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恰恰是難民訴求被聽見的機會。

在演講的最後，王智明將難民議題再次拋給眾人反思。在臺灣這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移民社會，我們正面對美中勢力多方較勁、臺海周邊詭譎多變的局勢：

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也可能成為流亡者。希望他們的故事不會成為我們的經驗。

期許眾人能透過不同的難民故事，與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建立聯繫，看見權利被長期忽視的族群，喚醒我們對人權與正義的關懷。當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並尊重難民的經歷，認真思考造成難民傷痛與移動的歷史，才有化解歧視、寬容接納外來者的可能，實踐真正的社會正義。

延伸閱讀

1. 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老師個人網頁
2. 中研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
3. 朴研美（2016）。《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臺北：大塊文化。
4. Krys Lee (2016). 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5. Haejin Cho (2019). I Met Loh Kiwa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一七七○年代，愛丁堡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安全開明的環境下撰寫《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他把當時井然有序的世界與德．庫西、伯爵羅伯、亨利國王和菲利浦國王身處的動盪時代進行比對。

史密斯感傷地總結表示，那是個「無政府的封建時代」（「封建」一詞源自於拉丁文的feoda或feuda，意即「封地」，這種授予土地的做法導致主僕關係極為複雜），「勢力龐大的領主繼續按照自己的心意開戰，他們幾乎不停息地襲擊他人，也常常攻打國王。在原野上，暴力、掠奪和混亂場景還屢見不鮮。」

自史密斯的年代起，各個學者都無法斷定「無政府的封建時代」有何意義。愛里亞斯正是在一九三○年代試著解讀這段混亂時期之際，才認定歐洲必然經歷過文明的進程，使暴力死亡率下降。但愛里亞斯只對了一半，他並沒有從長遠角度分析，就逕自認定封建時期的紛亂只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但事實上這個時期所代表的是古代帝國瓦解後，帶來反效果的戰爭在千年之間不斷重新上演，最後才有如此混亂的局勢出現。

無政府的封建時代：「一二一八年，分別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菁英騎兵在埃及達米艾塔陷入一團混戰（摘自某本在一二五五年左右問世的書）。」

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代，越來越多學者受《薩摩亞人的成年》影響，相信人類天生愛好和平，許多歷史學家開始思考：「用『無政府的封建時代』來形容德．庫西身處的世界是否恰當？」每當有征服者威廉之類的暴君砍掉人頭時，都會有像聖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的聖人同時在照顧蒼生，而且歐洲人解決紛爭時大多不會訴諸暴力。當然，二十世紀的亞諾馬米人也是如此，但他們之中卻還是有四分之一死於暴力。「無政府的封建時代」之所以很適合用來形容十四世紀的歐洲，是因為當時許多人都極度隨意使用暴力，在這方面很像亞諾馬米人。

得以流傳的故事數以千計，我最喜歡的故事是——「一個騎士到鄰國城堡拜訪用餐，他寒暄問道：『殿下，這瓶醇厚的酒花了您多少錢？』」

國王親切地回應說：「啊，從來沒有活人向我要過一分錢。」^[註1]

對我而言，「無政府的封建時代」一詞不但精確地形容了九○○年至一四○○年的西歐，還貼切描述了同期大部分歐亞幸運緯度的狀況。從英格蘭到日本，隨著各地利維坦政府自行瓦解，這些社會都一步步走向「無政府的封建時代」。

文獻提到「部曲」^[註2]在三、四世紀於中國北方崛起，他們是跟隨軍閥出戰以分得戰利品的私兵。至於在印度，笈多王朝在六世紀開始衰落，各地的「薩曼塔」（samanta，封建首領）在政府崩塌時提供士兵，統治者漸漸承認他們已完全獨立。在中東，哈里發有種土地政策叫「伊克塔」（iqta’），把土地授予各地蘇丹，但他們卻不一定會組建軍隊作為回報。

到了九世紀，阿拉伯世界靠著伊克塔政策的微薄力量，才能維持團結。到了一○○○年，拜占庭帝國走上同一道路，君主透過授予土地來換取軍事服務，這種制度稱為「普羅諾埃」（pronoia）。各地的古代帝國君主都在走進自己的墳墓。

 註譯

• 註1：意思是向他要錢的人沒有一個活下來。
• 註2：中國魏晉南北朝的一種社會階級，主要指家兵、私兵。

——本文摘自《戰爭憑什麼：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衝突與文明進程》，2022 年 11 月，黑體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