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疫情而禁止高中以下師生出國，是否違憲？憲法觀點下的顧慮有哪些？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劉韋佐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人工智慧將改變以人為主的法治領域？

由人工智慧擔任警察，再也不是科幻電影的情節，交通管制常見的科技執法就是應用 AI 辨識闖紅燈、未依規定轉彎、車輛不停讓行人等違規行為。 AI 的客觀、高效率正在挑戰以人為審判主體的法治領域，這樣的轉變會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呢？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他將帶我們思考：當 AI 取代人類執法時，將如何改變人們對守法的認知？

想像有一天你正在尖峰時段開車，車子停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後方出現一輛急駛而來的救護車，你為了讓道必須開過停止線。這時你是否願意冒著違規被開罰的風險？還是承擔風險以換取他人盡速就醫？

在上述情境中，針對「要不要闖紅燈」我們經歷了一段價值判斷過程。如果剛好十字路口有真人警察，他的判斷可能是：這是情急之下不得不的行為，並非蓄意違規。

然而，如果負責執法的是「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rtificially legal intelligent，簡稱 ALI）情況可能截然不同。

ALI 這個詞源自 Mireille Hildebrandt 的研究，在概念上可區分為兩類：採取傳統程式碼的 IFTTT（if this then that）、運用機器學習的資料驅動。前者是注重法律推理或論證的計算機模型，將法律規範轉為程式碼，藉由程式編寫來執行法律任務。後者則透過大量資料的學習，來預測行為範式，用於再犯率、判決結果預測上有較好的成果。

一般情況下，應用在交通管制的 ALI 會辨識車輛是否超速、闖紅燈等違規行為，不過交通情境千變萬化，ALI 能否做出包含「道德價值的判斷」將是一大挑戰！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察覺，人工智慧（AI）正在左右人們對守法的價值判斷及背後的因果結構，進而反思當我們將原本由人來判斷的事項，全權交由 AI 來執行時，可能產生哪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讓我們與陳弘儒展開一場從法哲學出發的對話，探索 AI 與法治價值之間的緊張關係。

怎麼會對「人工智慧」（AI）與「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產生研究興趣？

會對 AI 感興趣是因為我很早就對電腦有興趣，我原本大學想唸資訊工程，因為高中有些科目沒辦法唸，於是去唸文組，大學進入法律系就讀，研究所考入「基礎法學組」研讀法哲學。

後來我到美國讀書，當時 AlphaGo 的新聞造成很大的轟動，啟發我思考 AI 的應用應該有些法律課題值得探討，於是開始爬梳 AI 與法律的發展脈絡。

AI 這個詞大概在 1950 年代被提出，而 AI 與法律相關的討論則在 1970、80 年代就有學者開始思考：我們能否將法律推理過程電腦程式化，讓電腦做出跟法律人一樣的判斷？

事實上，AI 沒有在做推理，它做的是機率的演算，但法律是一種規範性的判斷，所有判斷必須奠基在法律條文的認識與解釋上，給予受審對象合理的判決理由。

這讓我好奇：如果未來廣泛應用 AI 執法，法律或受法律規範的民眾會怎麼轉變？

至於真正開始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是受到我父親的啟發。有一陣子我經常開車南北往返，有一天我跟父親聊到用區間測速執法的議題。交通部曾在萬里隧道使用區間測速，計算你在隧道裡的平均速率，如果超速就開罰。

父親就問我：「政府有什麼理由用區間測速罰我？如果要開罰就必須解釋是哪一個時間點超速。」依照一般的數學邏輯，你一定有在某個時間點超速，所以平均起來的速率才會超過速限，可是法律判斷涉及規範性，我們必須思考背後的正當性課題，不能只用邏輯解釋，這啟發我逐漸把問題勾勒出來，試圖分析執法背後的規範性意涵。

如果將執行法律任務的權限賦予 AI，可能暗藏什麼風險？

我們先來談人類和 AI 在做判斷時的差別。人類無時無刻都在做判斷，判斷的過程通常會先做「區分」，例如在你面前有 A 和 B 兩個選項，在做判斷前必須先把 A 和 B 區分開來，讓選項有「可區別性」。

在資料龐大的情況下，AI 的優勢在於能協助人類快速做好區分，可是做判斷還需經歷一段 AI 難以觸及的複雜過程。人類在成長過程中會發展出一套顧及社會與文化認知的世界觀，做判斷時通常會將要區分的選項放進這個世界觀中，最終做出符合社會或自身考量的抉擇。

當我們將判斷程序交由 AI 執行，就會涉及「判斷權限移轉」的問題，這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你只要發現原本自己可以執行的事情，有另外一個對象做的比你好或差不多好，你就會漸漸把判斷的工作交給它，久而久之，你大概會覺得這是很好的做法，因為可以節省大量時間。

我擔心這種判斷權限移轉會快速且廣泛的發生，因為 AI 的工作效率極高，可以大幅節省人力成本，但是哪一些權限可以放給 AI？哪一些權限人類一定要守住？我們經常沒有充足的討論，等到發生問題再亡羊補牢可能為時已晚。

以讓道給救護車而闖紅燈的情境為例，如果讓 AI 來做交管，可以節省警察人力，又可以快速精準地開罰，卻迫使民眾需額外花時間，證明闖紅燈有正當理由。如果是真人警察來判斷，警察通常會認為你的行為有正當理由而不開罰。這對於受法律規範的民眾來說，會產生兩種全然不同的規範作用。

AI 產生的規範作用會讓民眾擔心事後銷單的麻煩程序，如果無法順利解決，可能會訴諸民意代表或上爆料公社，並漸漸改變民眾對守法的態度。而真人警察產生的規範作用，將使民眾自主展現對法律的高度重視，雖然當下的行為牴觸法律，卻是行為人經過多方權衡後做的判斷，相信法律會支持自己出於同理心的行為。

使用 AI 執法除了看上它的高效率，也是因為和真人相比 AI 不會受私情影響，比較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斷。如果從法治觀念來看，為何決策權不能全權交由 AI 執行？

我認為法治的核心價值在臺灣並沒有很好的發展，我們常想的是怎麼用處罰促成民眾守法，長久下來可能會得到反效果。當人們養成凡事規避處罰的習慣，一旦哪天不再受法律約束，可能會失去守法的動機。

事實上，法治最根深柢固的價值為：

法律作為一種人類行為規範的展現，促使民眾守法的方式有很多種，關鍵在於尊重人的道德自主性，並向民眾陳述判決理由。

給理由非常重要，可以讓民眾不斷透過理由來跟自己和法律體系溝通。如此也可以形成一種互惠關係，使民眾相信，國家公權力能用適當的理由來制定法律，而制定出的法律是以尊重公民自主性為主。當民眾理解法律對我所處的社會有利，會比較願意自動產生守法的動機。

AI 執法看似比人類「公正無私」，但它的執法方式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也沒有對具體情境的「敏感性」。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經常需要敏感性，這樣才能理解他人到底在想什麼。這種敏感性是要鍛鍊的，真人警察可在執法過程中，透過拿捏不同情境的處理方式來累積經驗。

例如在交通尖峰時段應該以維持交通順暢為原則，這時警察是否具備判斷的敏感性就很重要，例如看到輕微的違規不一定要大動作開罰，可以吹個警笛給駕駛警示一下就好。

我越來越覺得人類這種互動上的敏感性很重要，我們會在跟他人相處的過程中思考：跟我溝通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我在他心中是什麼模樣？然後慢慢微調表現方式，這是人類和 AI 最根本的不同。

相較於法律人工智慧，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強大的語言功能似乎更接近理想中的 AI，其發展可能對我們產生哪些影響？

我認為會有更複雜的影響。ChatGPT 是基於大型語言模型的聊天機器人，使用大量自然語言文本進行深度學習，在文本生成、問答對話等任務上都有很好的表現。因此，在與 ChatGPT 互動的過程中，我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螢幕後好像有一名很有耐心的真人在跟你對話。

事實上，對於生成式 AI 來說，人類只是刺激它運作的外在環境，人機之間的互動並沒有想像中的對等。

仔細回想一下整個互動過程，每當外在環境（人類）給 ChatGPT 下指令，系統才會開始運作並生成內容，如果我們不滿意，可以再調整指令，系統又會生成更多成果，這跟平常的人際互動方式不太一樣。

資工人員可能會用這個理由說明，生成式 AI 只是一種工具，透過學習大量資料的模式和結構，從而生成與原始資料有相似特徵的新資料。

上述想法可能會降低人們對「資料」（Data）的敏感性。由於在做 AI 訓練、測試與調整的過程中，都必須餵給 AI 大量資料，如果不知道資料的生產過程和內部結構，後續可能會產生爭議。

另一個關於資料的疑慮是，生成式 AI 的研發與使用涉及很多權力不對等問題。例如現在主流的人工智慧系統都是由私人公司推出，並往商業或使用者付費的方向發展，代表許多資料都掌握在這些私人公司手中。

資料有一種特性，它可以萃取出「資訊」（Information），誰有管道可以從一大群資料中分析出有價值的資訊，誰就有權力影響資源分配。換句話說，多數人透過輸入資料換取生成式 AI 的服務，可是從資料萃取出的資訊可能在我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對我們造成影響。

面對勢不可擋的生成式 AI 浪潮，人文社會學者可以做些什麼？

國外對於 AI 的運用開始提出很多法律規範，雖然國外關於價值課題的討論比臺灣多，但並不代表那些討論都很細緻深入，因為目前人類跟 AI 的相遇還沒有很久，大家還在探索哪些議題應該被提出，或賦予這些議題重新認識的架構。

這當中有一個重要課題值得思考：

我們需不需要訓練 AI 學會人類的價值判斷？

我認為訓練 AI 理解人類的價值判斷很可能是未來趨勢，因為 AI 的發展會朝人機互動模式邁進，唯有讓 AI 逐漸理解人類的價值為何，以及人類價值在 AI 運作中的局限，我們才有辦法呈現 AI 所涉及的價值課題。

當前的討論多數還停留在把 AI 當成一項技術，我認為這種觀點將來會出問題，強大的技術如果沒有明確的價值目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實際上，AI 的發展必定有很多價值課題涉入其中，或者在設計上有一些價值導向會隱而不顯，這將影響 AI 的運作與輸出成果。

思考怎麼讓 AI 理解人類價值判斷的同時，也等於在問我們人類：對我們來說哪一些價值是重要的？而這些重要價值的基本內容與歧異為何？

我目前的研究有幾個方向，一個是研究法律推理的計算機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legal reasoning）；另一個是從規範性的層面去探討，怎麼把價值理論、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政治哲學等想法跟科技界交流。未來也會透過新的視野省視公民不服從議題。

這將有助科技界得知，有很多價值課題需要事先想清楚，影響將擴及工程師怎麼設計人工智慧系統？設計過程面臨哪些局限？哪些局限不應該碰，或怎麼把某些局限展現出來？我覺得這些認識都非常重要！

鐵面無私的 ALI ？人類與人工智慧執法最大的分野是什麼？

陳弘儒是臺灣少數以法哲學理論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的學者，他結合各種現實情境，與我們談論 ALI、生成式 AI 與當代法治價值的緊張關係。

由於 ALI 擅長的資料分類與演算，與人類判斷過程中涉及的世界觀與敏感性思辨，有著根本上的差異；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的判斷方式，也容易影響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因此陳弘儒認為，目前 ALI 應該以「輔助人類執法」為發展目標，讓人類保有最終的判斷權限。

至於現正快速發展的生成式 AI ，根據陳弘儒的觀察，目前仍有待各方專家探索其中的價值課題，包括資料提供與使用的權力不對等、哪些人類價值在訓練 AI 的過程中值得關注等。

在過去多是由人文社會學者提出警告，現在連 AI 領域的權威專家也簽署公開信並呼籲：AI 具有與人類競爭的智慧，這可能給社會和人類帶來巨大風險，應該以相應的關注和資源進行規劃和管理。

在訪談過程中，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插曲，陳弘儒希望我們不要稱呼他「老師」，因為他從小就畏懼老師、警察等有權威身分的人，希望以更平等的方式進行對話。

假如今天以 AI 進行採訪，整個談話過程或許能不受倫理輩分影響，但這也讓我們意識到，在 AI 的世界裡，許多人際互動特有的敏感性、同理反思都可能不復存在。

陳弘儒的研究讓我們體會，AI 在法治領域的應用不僅是法律問題，背後更包含深刻的哲學、道德與權力課題，也讓我們更了解法治的核心價值：

法律要做的不只是規範人們的行為，而是透過理由陳述與溝通展現對每個人道德自主性的尊重。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整理撰文｜劉韋佐、田偲妤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無論是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還是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無情的戰火造成大批民眾被迫成為難民。我們常從新聞媒體看見難民的苦難故事，你是否想過難民希望透過故事傳遞哪些訊息？故事本身又如何影響難民的人生？

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藏在故事後的吶喊

2021 年 8 月，美國結束長達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美軍陸續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政權開始接管全境。8 月 16 日，一架 C-17 美軍運輸機載著逃難的阿富汗民眾從喀布爾機場起飛，大批沒搭上飛機的民眾奮力爬進輪艙或緊緊抓住機身，造成多人從空中摔落死亡。

這架平時只能搭載一百多人的運輸機，最後超載了 640 名阿富汗民眾。他們滿心期待奔向美國「自由」的領土，但在降落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的那一刻，他們瞬間成為阿富汗「難民」，在前方等待他們的是漫長艱辛的特殊移民簽證申請。

身在臺灣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被迫成為難民的辛酸，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發出提醒：

事實上，難民議題並非遠在天邊，難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不論是 1949 年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1975 年越南難民的投奔怒海，還是 1980 年代時有所聞的反共義士，難民都與臺灣歷史的脈搏相應，乃至成為血脈相連的一分子。

為了啟發人們對難民議題更立體的理解與關懷，王智明特別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分享難民之於民族國家的批判意義，並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成為難民的原因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2 年 6 月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 2021》，截至 2021 年為止，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高達 8 千 930 萬人，其中有 72% 難民在鄰近國家接受庇護，但這些收容國中卻有 83% 屬於中低收入國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難民人口中，有將近一半（約 41%）是急需援助的未成年兒童。

王智明提到，這些數據清楚指出，難民問題是一個正在發生、亟待解決的國際議題，歐美國家對於相關援助措施已有很多討論，但值得我們追本溯源反思的是：是什麼原因迫使人們逃離家鄉？難民議題與你我又有什麼關聯？

造成難民的原因除了戰爭以外，經濟發展機會的缺乏、極端氣候導致的飢荒、威權政體對生命的威脅等，都可能迫使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遠走他國。我們會為逃難途中溺斃的敘利亞兒童落淚，關心俄烏戰爭下失去家園的烏克蘭人民，這些出於人道的情感相當重要。但是難民只是遠在他方的他者嗎？臺灣是否曾有與難民相關的歷史記憶呢？

事實上，臺灣也曾有一段庇護難民的歷史。近期推出的公視紀錄片《彼岸他方》，帶我們回到 1978 至 1988 年的澎湖白沙鄉講美村，這裡曾設立一處「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專門用來收容 1975 年北越共產陣營統一全境後出逃的越南人，10 年間曾收容 2 千多名越南難民。

這些來自越南的難民，多數是在越南討生活的華僑，他們能被臺灣接納，也多半與他們的「華僑」身分相關。他們有些人後來選擇入籍臺灣，更多則再轉移至他國。看似和平的結局卻是一連串問題的開端，進入臺灣社會後，他們究竟是難民還是同胞？是陌生人還是自己人？是苦海求生的平凡人還是反共義士？這些矛盾的疑問凸顯了難民議題的複雜性，背後關乎的不僅是人道救援，還涉及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

難民與自身故事

許多敘述難民故事的作品皆試圖探討複雜的難民議題，王智明特別注重的是：難民如何敘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本身又如何形塑難民？就他的觀察，難民的故事通常圍繞著權利、自由、尊嚴的喪失與追尋。

王智明舉詩人 W. H. Auden 的詩作〈Refugee Blues〉為例，傳達難民喪失權利的內心掙扎與尷尬處境。其中一段詩句描述難民試圖入境他國卻拿不出護照的情形：

領事拍著桌子說，如果你沒有護照，在法律上你就算死亡。但我們還活著，親愛的，但我們還活著。

詩中諷刺的指出，一旦成為難民，身分證明文件比人本身更為重要，因此如何取得合法證件成為難民故事的核心關鍵。另一方面，「故事」本身也可能成為協助難民獲救的「證件」，一段動人的故事能讓難民獲得被外界接納、自我療癒的機會。

但是逃難故事的單一化、奇觀化，也可能窄化了難民的形象，遮蔽了難民經驗的多樣性。畢竟難民經驗不是只有逃難這一端，抵達之後的生存狀態亦是難民經驗極為重要的成分。王智明特別選了三部有關北韓難民（脫北者）的故事文本，讓我們從不同視角體會：難民如何被期待去講述一套有既定劇本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如何形塑並影響難民的人生。

透過脫北者故事，翻轉難民印象

第一部作品是朴研美寫的《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In Order To Live）。朴研美的脫北故事讓人一窺北韓鐵幕政權下，平民百姓真實的生活樣貌。作者為了逃離北韓，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冰凍的鴨綠江、逃離掮客和黑幫的魔爪、跨越荒涼的戈壁沙漠後抵達蒙古，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搭機飛往南韓。

朴研美的脫北歷程如同一段冒險故事，也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難民故事，符合多數人對難民的既定認知。然而，王智明提醒，並非每個難民都有相同的經歷，但每個人所經歷的痛苦都是無法類比的。

多數讀者習慣用一種「奇觀式」的視角觀看難民故事，藉此激發對難民苦難經歷的同情心。王智明認為這情有可原，因為只有在讀者惻隱之心被啟發後，我們才有可能去理解和同理難民的處境。但王智明也向大眾拋出疑問：

我們會不會因為難民來自北韓、敘利亞、阿富汗等威權國家，因而產生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在閱讀難民故事時值得反思的問題。

第二部作品是韓裔美國作家 Krys Lee 寫的《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故事發生在中國和北韓的邊境，主角是一名住在中國的朝鮮人，他曾到美國生活，後又回到中朝邊境。在誤打誤撞下被誤認成脫北者，發生從「移民」變成「難民」的身分錯置。

書中詳實描述脫北者在逃難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威脅。某些女性被迫成為性工作者，或被賣給有殘疾的中國男子為妻。男性則可能受黑幫的暴力壓迫，淪為沒日沒夜出賣勞力的黑工。在中朝邊境中的他們無所依靠，既要尋求日常溫飽，又要躲避警察，只能依賴教會等人道救助團體的協助，但是人道救助並非全然無私。

王智明發覺，這部作品最特別的是，翻轉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刻版印象。看似拯救者的教會卻是脅迫者之一，以向警察檢舉來威脅脫北者信教。看似被拯救者的主角，最終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恢復自由身，並拯救其他脫北者。更關鍵的是，當他們成功抵達南韓之後，脫北者的身分並未隨之褪去，反而纏繞其身，成為恐共的南韓社會歧視他們的理由。

第三部作品是韓國作家 Cho Haejin 寫的《I Met Loh Kiwan》。故事的主要敘述者是一名韓國記者，他受到脫北者 Loh Kiwan 的啟發，踏上一趟追尋難民經歷的旅程。故事重點不在敘述脫北過程，而是聚焦探討脫北者來到異國後的生活。

故事的敘事者亦步亦趨地來到比利時，探訪 Loh Kiwan 曾落腳的地方，感受與思考作為難民的他曾遭受過什麼樣的待遇，如何以極為有限的資源度過初到比利時的每一天。包括被旅館的接待人員白眼和冷待，保存早餐的麵包作為一天的食物，沒有工作與方向，面對自己饑餓與他人幸福間的巨大落差，以及在異國語言和文字裡的苦苦掙扎。

「Loh Kiwan 在此化身成一個象徵、一條線索，讓讀者投身在難民經驗中，走一遍難民到異國後可能遭遇的經歷。」王智明點出該部作品在敘事角度上的特殊之處。

故事結局相當振奮人心，Loh Kiwan 在餐廳遇見一名菲律賓難民，她得到去英國的機會，而 Loh Kiwan 也願意一同前往。他們看似拋棄在比利時好不容易獲得的安穩生活，事實上正逐步擺脫被援助者的身分枷鎖，靠自己的力量去學習新語言、適應新環境，如同一般人一樣擁有真正的尊嚴。

撕掉刻板標籤，看見故事背後

這三部作品呈現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包括難民的自我表述、既定認知的翻轉、難民異國經歷的反思。經由閱讀這些故事，我們對難民的認識，將不只停留在「受援助者」或「被同情對象」等刻版標籤之中。

王智明更提出另一個認知陷阱，也就是脫北者常被放在反共敘事下來理解，脫北行動代表反對獨裁的金氏政權、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當脫北者真的來到民主國家後卻發現，他國政府與人民並沒有想像中的寬容，反而要求脫北者服膺特定的反共義士形象，更在無形間將其「他者化」，在公民與難民之間劃出一道界線。

朴研美曾提到當初決定脫北的原因：「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沒有人願意成為難民，通常也不是為了特定政治目的，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可以「活得像個人」的基本人權。然而，所謂的「人權」卻是說的比做的多，雖然聯合國人權公約有明文規定保障所有人類的權利，卻少有國家可以明確執行。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沒有了公民權，也就沒有了人權」，但真正能取得公民權的難民通常少之又少。面對人權的弔詭，鄂蘭甚至刻意主張：「難民最需要的就是名聲，什麼樣的名聲都好，只要能鬧事、被看見，就有爭取權利的機會。」

換言之，那些沒被看見、聽見的難民，就沒有被理解的機會。雖然難民的故事可能將難民「他者化」，但王智明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故事背後的情感和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恰恰是難民訴求被聽見的機會。

在演講的最後，王智明將難民議題再次拋給眾人反思。在臺灣這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移民社會，我們正面對美中勢力多方較勁、臺海周邊詭譎多變的局勢：

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也可能成為流亡者。希望他們的故事不會成為我們的經驗。

期許眾人能透過不同的難民故事，與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建立聯繫，看見權利被長期忽視的族群，喚醒我們對人權與正義的關懷。當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並尊重難民的經歷，認真思考造成難民傷痛與移動的歷史，才有化解歧視、寬容接納外來者的可能，實踐真正的社會正義。

延伸閱讀

1. 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老師個人網頁
2. 中研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
3. 朴研美（2016）。《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臺北：大塊文化。
4. Krys Lee (2016). 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5. Haejin Cho (2019). I Met Loh Kiwa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前所未有的飛躍邁進，得以掌控地表一片又一片的領土，建立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然而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候，不列顛群島的居民在財富和教育上遠不及在法國、荷蘭、義大利北部的鄰居；英國只是位於西歐邊陲的落後地方。英國是農業封建社會；政經權力由少數菁英把持；十七世紀初，許多經濟部門經皇家敕令由貴族壟斷。英國因為缺乏競爭和自由企業，被壟斷產業在開發新技術上成果極為貧乏。

英王也像許多其他統治者一樣敵視技術變革，阻撓國家技術進步。有個很著名、也很諷刺的例子，與英國紡織業起步被延誤有關。

一五八九年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拒絕給予牧師兼發明家威廉．李（William Lee）的新編織機專利。她擔心這個發明會傷害各地手織工行會，造成工人失業，以致引起動盪。威廉．李遭英國女王拒絕後遷居至法國，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很樂於給予他想要的專利。直到幾十年後其弟回到英國銷售這種尖端技術，它才成為英國紡織業的基石。

英國經濟體制的大改革—光榮革命！

不過到十七世紀末，英國的統治體制經過徹底改造。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力求鞏固君主專制，又信奉羅馬天主教，引發強烈反彈。反對派找到的救星是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是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多個新教郡的執政官（stadtholder）（也是詹姆士二世長女瑪莉〔Mary〕公主的夫婿）。反對派力促威廉奪取英國王權，威廉響應其號召，罷黜岳父，登上王位，成為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國王威廉三世。

這次政變被稱為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理由是被誤認為相對少的流血事件，卻改變了英國的政治權力平衡：威廉三世是外來的，在英國國內缺乏支持勢力，威廉三世高度依賴國會，詹姆士二世則非如此。

編按：「廢除英國皇室獨大的權力後，錢錢終於不會都被國王沒收（享受）了！」

一六八九年威廉三世批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廢除國王終止國會立法的權力，國王未獲國會同意也不得徵稅和動員軍隊。從此英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國會開始代表較廣泛的利益，包括逐漸興起的商人階級。英國也建立各種包容式體制，以保護私人財產權，鼓勵私人企業，推廣機會均等和經濟成長。

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積極廢除壟斷。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曾授予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獨占非洲奴隸買賣，當時它和許多公司頓失獨占權。國會也通過新立法，促進成長中產業的競爭，瓦解貴族的經濟利益。尤其國會降低工業熔爐稅，提高土地稅，而地主大都是貴族。

這些改革在當時獨見於英國，形成歐洲其他地方所沒有的誘因。以西班牙為例，國王積極維護對跨大西洋貿易利益的掌控，經常用來資助作戰和奢侈享受。相形之下在英國，跨大西洋原料、商品、非洲奴隸等貿易的收益是由廣大的商人階級共享，所以收益大半投入資本累積和經濟發展。這些投資為工業革命空前的技術創新奠下基礎。

當時英國的金融制度也改頭換面，為經濟發展更添助力。威廉三世採用其祖國荷蘭的先進金融體制，包括證券交易所、政府公債和中央銀行。有些改革是擴大授信範圍，非貴族企業家也能借到款，並鼓勵英國政府在平衡支出與稅收上更加自律。國會取得對公債發行的更強大監督權，而公債持有者，即借錢給政府的人，得以派代表參與財政和貨幣政策決策過程。於是英國在國際信用市場的公信力提高，相對於其他歐洲王國，借貸的費用也降低。事實上，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英國，或許更早前的體制改革曾助其一臂之力。

編按：體制的不同使英國在黑死病後與東歐國家逐漸分歧。

如第二章曾提到，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使不列顛群島失去近四○％居民。因此造成的農工不足，增加了農奴討價還價的力量，迫使貴族地主提高佃農的工資，以防止他們由鄉下遷居都市。

如今看來，黑死病給了封建制度致命一擊，英國的政治體制因而變得更包容，少壓榨。那些體制促成政經分權化，鼓勵社會流動，讓社會上更多人能夠創新並參與創造財富。反之，東歐在黑死病過後，由於封建體系更嚴酷，都市化程度較低，加以西歐對農業產量需求增加，反而強化控制土地的貴族階級及其榨取式體制。換句話說，在黑死病爆發前，東西歐原本或許不重要的體制差別，在疫情後卻是分道揚鑣，使西歐走在與東歐大不相同的成長軌道上。

衰微的行會促進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英國的手工業行會相對較弱勢，這也有助於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某些體制變革。歐洲各地都有的行會，是由某種行業的技術工匠組成的組織，目的在保護會員利益。行會經常運用本身獨占的力量壓制企業家精神和技術進步。

例如十五世紀晚期巴黎的抄寫員行會（Scribes Guild），成功阻止第一台印刷機進入巴黎達將近二十年之久。

一五六一年紐倫堡的冰銅車工行會（Red-Metal Turners Guild）向市議會施壓，阻止當地銅匠漢斯．史白希（Hans Spaichi）散布他發明的強大車床，後來更揚言，誰敢用這種新生產技術就要坐牢。

一五七九年但澤（Danzig）市議會下令，把發明新織帶機而威脅到傳統織帶工的人偷偷淹死。

十九世紀初，法國織布工行會一群憤怒的暴民，向約瑟夫－瑪麗．雅卡爾（Joseph-Marie Jacquard，一七五二年至一八三四）抗議。雅卡爾發明了創新的織布機，靠一系列打洞的卡片運轉，後來最早的電腦受這種技術所啟發，以此方式輸入程式。

但在英國，行會的勢力沒有歐洲那麼強，部分原因在於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後，重建迅速且大致未受管制，加上其他地方的市場快速擴張，以致對工匠的需求超出行會所能提供。行會弱勢，國會便易於保護和助益發明者，英國實業家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採用新技術。

多虧這些體制改革，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受到商人和企業家的各種利益所影響，而非以土地菁英的利益為主，菁英決意阻擋技術進步以延續個人權力。就此而言，英國當時已成為世上第一個現代經濟體，而其他西歐國家迅速跟進。於是根深柢固的力量將整體的人類帶往馬爾薩斯世的終點，來到成長時代的邊緣，就在人類物態變化的時機已成熟之際，這些制度的發展，配合以下即將探討的其他因素，英國成為特別適合技術快速發展的沃土。

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以及朝鮮半島兩個經濟體的分歧，顯示出體制對發展與繁榮的影響有多麼深遠。然而這些特別戲劇化的例子是例外還是常態？在歷史過程中，當體制逐步演進時，是體制變革影響經濟繁榮，還是經濟繁榮導致體制變革？又或者是某些其他因素，造成這兩者間明顯的關係？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