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愛滋遇上學名藥－你該知道的常識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 前情提要：歷史上第一個銷售破億的藥物 「煩寧」，如何成為羅氏的金雞母？——《疼痛帝國》

1965 年，聯邦政府開始調查利彼鎮和煩寧。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編按：FDA，功能類似台灣的食藥署，負責監督管理各種食品、藥物及化妝品）的諮詢委員會建議將鎮靜劑視為管制藥品，此舉會大大增加消費者取得鎮靜劑的難度，羅氏和亞瑟．薩克勒都認為這項前景是重大威脅。

與監管單位的對抗

亞瑟通常對於政府監管藥物抱持懷疑的態度，他也意識到對輕鎮靜劑的新管制可能對他的財務盈虧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往後近十年間，羅氏對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不讓其管制利彼鎮和煩寧，這段期間羅氏銷售這些藥物進帳數億美元。直到一九七三年，羅氏才同意「自願」接受管制。

但根據一位食品藥物管理局顧問的推測，這種態度大逆轉的時機並非偶然：羅氏讓步時，他們的鎮靜劑專利即將到期，也就是說羅氏將不再擁有製造這些藥物的排他權，他們即將面對學名藥（generic drugs）^{註 1} 的競爭，而不得不降低售價。正如亞瑟的朋友和秘密生意夥伴比爾．佛洛利克所觀察的，原廠藥（Brand drug）的商業壽命是從開始銷售到失去專利排他權之間的短暫區間。

羅氏和亞瑟不需要永遠與監管抗爭，他們只需要抗爭到專利到期為止。

為時已晚

羅氏同意自家鎮靜劑被納管時，煩寧已成為大約兩千萬美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世界上最多人服用也最多人濫用的處方藥。美國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煩寧的負面影響，部分原因是對普通消費者來說，他們沒想到即使醫生開的藥物也可能有危險。

美國對藥物的道德恐慌往往集中在街頭毒品，並操弄著民眾對少數群體、移民和非法勢力的恐懼。一個身穿白袍、脖子掛著聽診器、牆上有文憑的醫生所開的藥丸會讓人上癮，這可是前所未有的想法。但到後來，就連前第一夫人貝蒂．福特（Betty Ford）這樣的權勢人物都承認受煩寧成癮所苦，參議員愛德華．甘廼迪（Edward Kennedy）也歸咎於鎮靜劑造成了「依賴和成癮的惡夢」。

羅氏被控「過度推銷」這種藥物。滾石合唱團甚至寫了一首關於煩寧的歌曲〈母親的小幫手〉（Mother’s Little Helper），歌詞讓人聯想到麥亞當斯針對女性的廣告宣傳。

今天媽媽需要一些東西讓她平靜下來，

米克．傑格（Mick Jagger）唱道，

雖然她沒有真的生病，但她有一顆黃色小藥丸。

擦亮自己的招牌

「煩寧改變了我們與醫生溝通的方式，」後來亞瑟的副手溫．葛森說。他仍然為這種藥物感到自豪。「它讓某些人變成毒蟲，」他承認，「但這藥真的有效。」

然而，對於亞瑟來說，這其中有一個矛盾的情況。當他擦亮自己的公眾形象時，非常依仗得體的外表以及身為正義、富有見識的醫學家身分。然而，他的財富直接來源是猖狂銷售兩種高度成癮的鎮靜劑。當然，亞瑟還有很多事業：他不斷創辦公司，廣泛投資許多行業，但原始的薩克勒家族是從煩寧起家的。

亞瑟在餘生裡淡化他與這種藥物的連結，強調自己在其他領域的成就，並故意掩飾（或完全不提）他的第一筆財富其實是來自醫療廣告，這一點不但重要，也非常發人深省。

最終，他開始承認自己是《醫學論壇報》的出版商，把自己的名字加到刊頭，並撰寫自己的專欄，叫做「我與醫學」（One Man & Medicine），長篇大論地討論當時的醫學議題。亞瑟在這些專欄裡經常抨擊香菸的危害，不僅指出與吸菸相關的健康風險，也指出成癮的危險。他自己因推銷一種會上癮且危險的產品而得到豐厚的報酬，但他似乎無法以同樣的高標準來審視自己。

註解

1. 編按：學名藥（Generic Drug）是指原廠藥（Brand drug）的專利權過期後，其他合格藥廠可以以同樣成份與製程生產已核准之藥品，且其在用途、劑型、安全性、療效、給藥途徑、品質、等各項特性上，皆可以與原廠藥完全相同。（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

——本文摘自《疼痛帝國：薩克勒家族製藥王朝秘史》，2023 年 ３ 月，黑體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由 台灣諾華 協助刊登。

• 作者／許君咏

生物相似藥以較低的價格，提供與原廠生物製劑相仿的治療能力。像癌症需要長期使用生物製劑，來治療或控制病情的慢性病，如果使用生物相似藥的話，不僅能減輕病患的負擔，健保也才能走得長久。

「可是，生物相似藥不是原廠生產的。」這是許多人最後不選擇生物相似藥的原因，認為原廠生物製劑，一定比生物相似藥來得好，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針對這個問題，長庚醫院血液科主任張鴻醫師說：「難道原廠的，就一定比副廠好嗎？」他表示修車時，如果師傅問你要換「原廠」還是「副廠」零件，你會怎麼回答？相信價格與性能交織的 CP 值，會是你很在意的點。

究竟，非原廠出產的生物相似藥，真的比原廠的生物製劑來得差嗎？還是說這其實是「原廠迷思」呢？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先了解怎麼會有「非原廠藥」出現？

在藥品專利過期之後？原廠藥與學名藥、生物製劑與生物相似藥

藥物的研發歷程很長，需要經過漫長研發以及臨床試驗，從實驗室到動物實驗、人體實驗等，才能和各國家主管機構申請藥證，這樣擁有專利的「原廠藥」，在其專利有效的期間，其他廠商不得生產、仿製。而非原廠藥、或是我們有時會聽到的「學名藥」，是指在原廠藥專利到期後，其他有能力製造的廠商便可以生產，到醫療市場銷售以及提供醫師作為處方。

張醫師舉例，在一百多年前便已存在的阿斯匹靈，過去是由德國的拜耳藥廠生產，但時間拉到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阿斯匹靈，不會有人在意它是不是原廠藥，因為成分、內容都是一樣的。事實上，許多藥在專利到期後，便會有其他藥廠製造。

在解釋完原廠藥與學名藥後，張醫師也特別說明「原廠藥」並非是指「來自原廠的藥物」。在藥品分類中，「原廠藥」特指「在專利內，可經由化學方法合成的藥品」，例如阿斯匹靈的成份為乙醯柳酸，是能透過化學方法合成的化合物。而這些「原廠藥」在專利到期後，就會成為「學名藥」，開放給其他藥廠製造。

不過，並不是所有藥品都能透過化學方法合成出來。某些疾病是由特定的「發炎因子」所導致，要阻止發炎因子作祟，必須透過生物科技研發出的抗體來中和發炎因子，這種藥品則稱為「生物製劑」，必須透過相對複雜的生物技術才能製造。

舉例來說，我們近期常聽到的「標靶治療」，顧名思義便是找到標的進行治療，例如Ｂ細胞淋巴瘤，Ｂ細胞會表現一個叫「CD20」的抗原，因此研發對抗 CD20 的抗體，便是一種標靶治療，而抗體是一種蛋白質，因此我們便可以利用生物製劑進行治療。張醫師說明：「許多癌症都有特定抗原或是蛋白表現，而我們針對此種表現研發生物製劑與其對抗，當此種生物製劑專利到期後，其他藥廠所製造的產品便稱為標靶治療的『生物相似藥』。」

另一方面，生物製劑也常被用來治療「免疫性疾病」，因這類型的疾病經常引起發炎反應，會表現出細胞酵素，且經常為一個反應觸發另一個反應，使發炎反應越來越嚴重，因此我們可以利用生物製劑之中的蛋白質阻斷細胞酵素，在其中一個訊號端阻絕一連串的反應。

因此，生物製劑及生物相似藥大多用於「癌症治療」以及「免疫性疾病」，以及一部分「癌症輔助治療」與蛋白質有關的治療等。

為何要選擇「生物相似藥」？它可靠嗎？

無論藥品是否來自原廠，大家最重視的不外乎是安全性與治療效果。原廠藥與生物製劑是經過嚴格的臨床試驗才取得專利與使用許可，那生物相似藥在上市之前有經過臨床試驗嗎？到底要多相似才能稱為「生物相似藥」呢？

在上市之前，生物相似藥與生物製劑審核方式不同的地方在於，生物製劑已經在市場上有二十年之久，因此生物相似藥的審核著重在結構與原本生物製劑的相似度，以及對同一症狀的療效如何。

首先，必須比對生物相似藥的蛋白質序列及結構，必須和原本的生物製劑完全一樣。此外，蛋白質有不同層級的結構，例如次級結構的折疊方式也要完全相同，以及附著在蛋白質上的醣基會影響功能，也必須在不同層級的結構上達到一定程度相似，才能被稱為「生物相似藥」。

張醫師說：「生物相似藥研發時，有極大的成本是投資在實驗室端的合成分析，因為必須確認成品一級結構、二級結構、三級結構等，和參考品的相似程度達到標準。」此外，生物相似藥仍須經過短期的臨床試驗，確認安全性以及療效，才能夠核准上市。

張醫師解釋，目前生物相似藥在臺灣只是一個開端，它的發展其實並不久遠，以「Ｂ細胞淋巴瘤」為例，它的生物製劑研發大約是二十多年前，待第一波的蛋白質生物製劑專利到期，才會有所謂的「生物相似藥」出現。

而近幾年許多第一波生物製劑的專利才漸漸到期，目前臺灣核可表列的生物相似藥，雖然看似不多，「但是我們可以預期，在未來三到五年內，會有越來越多生物相似藥出現。因為原本的生物製劑已經在專利期間獨霸二十年了，證明它是有需求的，目前大小藥廠皆有在生產生物相似藥，因此生物相似藥的興起是指日可待的。」張醫師說明。

歐洲目前至少有一半的市場是生物相似藥所佔據，這幾年也越來越多人在討論藥物價格太高，然而價格高最主要的成本都是來自新藥。

張醫師說：「因此如果沒有生物相似藥，未來的藥價只會越來越高，所以在歐美國家是非常鼓勵生物相似藥的。」

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任何治療，必須要讓病人負擔得起。」生物相似藥的問世，若能夠在與原廠藥相同療效的前提下，同時減輕病患與其家屬的負擔，對於醫療平等來說會是一大進步。

但「生物相似藥」的推廣在醫療現場也常遇到難關。

張醫師坦言，最大的障礙其實是民眾的信任度，即使是在結構、成份一樣的學名藥及原廠藥之間選擇時，大多數民眾還是會選擇原廠藥，一部分原因和健保給付有關，民眾不論選擇何者，自費負擔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些疾病療程健保並非全部給付，如同前面提到的「B 細胞淋巴瘤」，在一個療程中，使用原廠藥大約需自費五至六萬元，使用生物相似藥則只需三萬五千元，幾個療程加總之下，原廠藥與生物相似藥的總花費差異可以大至十幾萬元左右。

醫病溝通——與病人共同做決定

在醫師與民眾知識的資訊不對等之下，醫師該如何和病患進行溝通呢？

張醫師強調，現在醫療重視的事情是「與病患共同做決定」，因此醫生的責任也包含讓病人知道有哪些選擇，重要的是「公正」與「溝通」，應該客觀地和病人說明，再與他共同做決定。醫生根據學術論文、主關機關的資料等科學根據，將治療與藥物的療效提供給患者與家屬參考。

張醫師說：「醫療訴諸於人性，溝通的重點是站在對方的立場看事情。很多時候病人無法在當下接受如此大量的資訊，因此我會給病人一些時間做決定，讓病患有空間來了解疾病、了解他的選擇，也能夠提高病人對治療的信任感。」

在執業多年後，張醫師表示，他年輕時總會意氣風發地想成為「英雄」，想給病人最好的治療，然而什麼是「最好的治療」呢？現在的他，最珍視的是如何「幫助」病人，設身處地的思考病人的需求，讓病人尋求醫療資源治療疾病的同時，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因此提供更多安心的治療選擇，才能真正「與病人共同做決定」。

在幫助病人的過程中，生物相似藥便成為其中重要的角色。

Sandoz 自 2006 年起，陸續取得歐盟 EMA、美國 FDA、臺灣 TFDA 的第一個生物相似性藥品核准， 十五年來持續深耕臨床，作為生物相似性藥品的領導品牌，期盼未來能幫助更多的患者。

更多生物相似藥的精采內容，請聽：藥品大補帖來啦！一次解析生物相似藥品！ft. 長庚醫院血液科主任張鴻【科科聊聊E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