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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大鈔上的恐龍——台灣首次的恐龍化石紀錄

蔡阿修_96
・2021/05/25 ・4014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 作者 / 蔡政修|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動物博物館

相信生活在台灣的大多數人都會希望能有著花不完的千元大鈔可以自由的使用。身為古生物學家,除了一方面幻想著能有數不盡的千元大鈔可以讓我花費在野外挖掘、探索遠古生物的滅絕與生存奧秘之外,我也常常盯著千元大鈔上的帝雉(學名為:Syrmaticus mikado,俗名又常被稱為「黑長尾雉」),思考著帝雉在台灣的演化歷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像是什麼時候來到台灣、又是如何演化成只有在台灣才能親眼觀察到野外族群的特有種呢?

台灣千元大鈔上的帝雉和台灣第一件恐龍化石:雉科左腳部分跗跖骨標本。圖/蔡政修

餐桌上的烤雞、公園裡的麻雀,都是貨真價實的恐龍!

思索著這樣的古生物問題,或許和大多數人對於古生物研究的想像有點出入——在「侏羅紀公園」深遠的影響下,似乎只有研究暴龍、三角龍等主要出沒在中生代的恐龍們才能算是真正的古生物學研究一樣。但這也就是古生物、或其他基礎研究發現新知的樂趣一樣,藉由 1993 年幾乎風靡了全世界的「侏羅紀公園」電影,讓更多人、經費投入到古生物學的研究工作,到了現在,我在上課時所使用的恐龍教科書(由 S. Brusatte 所撰寫的《Dinosaur Paleobiology》)裡面清楚的寫著恐龍的定義為:

滅絕的三角龍和現生的麻雀最近的共同祖先、以及這一個共同祖先所有的後代都是恐龍。

換句話說,我們日常生活中會見到的麻雀、餐桌上美味的雞、鴨料理等,都是貨真價實的飛天恐龍和恐龍美食。也就是說,當我們翻開台灣生物多樣性目前的記載,台灣現今有超過 600 種以上的鳥類,也就可以說是台灣有 600 多種的恐龍——但更令人興奮的,在如此高度的恐龍多樣性裡,台灣有著 30 種左右的特有種恐龍!登上台灣千元大鈔的帝雉基本上就是台灣恐龍的代表物種之一。

餐桌上美味的烤雞,是貨真價實的恐龍。圖/Pexels

具備了這樣的認知後,台灣目前的古生物研究裡即使基本上沒有暴露在地表面的中生代沉積地層能讓我們尋找、挖掘幾乎每個人都能琅琅上口的暴龍、迅猛龍、三角龍等在中生代、新生代交界的 6 千 6 百萬年前就完全滅絕的「非鳥類恐龍(non-avian dinosaurs)」,但進入新生代後、恐龍的演化仍是相當蓬勃,在這一個當下,我們稱為「鳥類」的恐龍們,在基礎的生物多樣性分類中,物種數也有 1 萬種左右、這數字大約是現生哺乳動物的兩倍!

台灣也有恐龍化石,只是沒有人去尋找它們

在這樣的知識架構下,台灣也當然是一定要有、會有新生代的恐龍化石,畢竟當下我們眼前超過 600 種以上的恐龍、也有 30 種的特有種恐龍都不會是突然間蹦出來、而是應該有久遠的起源、演化歷程。就好像是一開始所提到的、在台灣的大家所熟知的特有種帝雉,不會是一開始來到台灣就是特有種,而一定是由目前仍未知的「祖先」來到台灣後,經歷了獨特的生存歷程、一代又一代的演變,搖身一變成為了在全世界其他地區都看不到、只有在台灣才能一睹風采的台灣特有種。

出人意料的是,翻開台灣從日治時期由早期日本籍的古生物學家們、像是著名的早坂一郎開始在台灣有系統的探索、研究化石到現在,卻是連一件正式的恐龍化石紀錄也沒有、就是高掛著一顆大鴨蛋。但這也就是科學研究、思維的重要性,即使長期以來在台灣都沒有正式的恐龍化石紀錄,但如文章前面所陳述的,台灣目前有這麼多恐龍、尤其是有 30 種左右的特有種恐龍,我們的腳底下一定會有恐龍化石。當然不是很容易尋找,但他們就是仍埋藏、沈睡在某處的沈積岩裡,等著我們願意有系統的投入相對應的資源、心力去探索——畢竟化石不會自己跑來我們面前說著:請研究我們吧。

早坂一郎。圖/Wikimedia

我 2018 年要從日本搬回台灣、在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建置起古脊椎動物研究的實驗室前,我的研究方向其中之一就包含了要找尋、研究台灣至今仍沒有被知道、重視過的恐龍化石。也不意外的,當我真的回來後,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問我說:「台灣真的有恐龍化石可以研究嗎?」之類的。沒有確切的證據之前,解釋著從古生物學的推論來判斷一定會有恐龍化石的相關說明後,也沒有太多的用處,畢竟大多數人就是想要看到真的實際有從台灣發現的恐龍化石。

默默耕耘的台灣化石獵人們

台灣看似不大、但如果真的到了野外,會感受到自己一個人能走到的野外地點、尋找到的化石標本極度有限。不過,台灣的古生物學其實從日治時期開始除了有日本籍如早坂一郎等古生物學家在撰寫相關的研究文章之外,其實早坂一郎也培養出了台灣當地的「化石獵人」,像是被稱為化石爺爺的陳春木。二次大戰結束後,早坂一郎和其他的研究人員陸陸續續回日本後,陳春木仍是默默的在台南的野外地區收集相關的化石標本,也因為這樣影響了一些當地民眾,帶起了更多人一起成為化石獵人。

陳春木在我還沒有機會遇到之前的 2002 年過世。但我到台南一邊在野外找化石之餘,也一邊和後繼的化石獵人聯絡、討論台灣古生物學研究的狀況和可能性。這段期間我也連絡上侯立仁——一名在台南相當著名、但低調的化石收藏家。我不時的表達出我正在尋找台灣的恐龍化石(也就是「鳥類」化石),在多次的拜訪、討論後,侯立仁拿出了一件他收藏了超過 20 年的化石標本——很清楚的就是恐龍腳部跗跖骨的一小段。

在我超級興奮之際,來來回回的討論過後,侯立仁也願意將這一件得來不易、在台灣的古生物研究領域中是極度稀少的化石標本捐贈給我,讓此化石標本進到我所任職的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的古脊椎動物演化及多樣性實驗室裡的典藏系統永久保存和後續的研究!

有了侯立仁所捐贈的化石標本,現在,台灣的恐龍化石紀錄不再是一片空白!此發現也已經正式的刊登在國際間鳥類學的研究期刊中(Journal of Ornithology)。

台灣第一件恐龍化石,與帝雉、藍腹鷴同為雉科成員

這一件新生代的鳥類恐龍約略生存在 40 萬到 80 萬年前、出現的地點為目前的台南。化石標本即使沒有很完整,只有保存了左腳跗跖骨(確切的骨骼結構名稱為:tarsometatarsus)的遠端一小段,但主要的關節面和形態都保存的相當完整,足夠讓我們能從事後續的形態分析和研究。

跗跖骨的第三滑車的上部接合面是不對稱的形態,是可以辨識為雞形目成員的關鍵特徵。再更近一步的觀察手上所握有的這一個化石標本,跗跖骨的第二和第三,或是第三和第四滑車結構的間距都不大,加上第二滑車的構造有向足底面彎的形態,清楚的指出這一件只有保存了跗跖骨遠端約 2 公分長度的化石標本隸屬於雉科的物種。

圖二:台灣第一件恐龍化石:雉科左腳部分跗跖骨標本,和帝雉、藍腹鷴、環頸雉的形態比對。圖/參考文獻

提到「雉」這一個字,或許有人已經聯想到了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帝雉」,沒錯,帝雉就是台灣雉科成員的代表性物種之一。更令人著迷的是,台灣的雉科成員目前有 7 種原生種,但有超過一半的物種(4 種)是特有種!換句話說,台灣雉科的鳥類恐龍類群中,形成特有種的比例相當高,有:帝雉、藍腹鷴、台灣竹雞、台灣山鷓鴣(環頸雉被認定為是台灣的特有亞種,還沒有達到「特有種」的地位)。

帝雉(黑長尾雉,Syrmaticus mikado)雄鳥。圖/chinaberryhuang, iNaturalist

看到確切的化石標本時,大多數的人或許都需要睜大眼睛來看,因為保存的長度是 2 公分多、寬度也只有 1 公分多一點。但這第二、第三、第四滑車集結所形成的跗跖骨寬度能有一公分多,其實在鳥類恐龍裡是很大的跗跖骨,在台灣的雉科物種裡能達到這樣大小的也只有:帝雉、藍腹鷴、和環頸雉。換句話說,台灣第一件的鳥類恐龍化石即使沒有很完整,但也能近乎奇蹟似的鎖定到帝雉、藍腹鷴、或環頸雉等大型的雉科成員。

跗跖骨化石是個起點,未來還有豐富的證據等待被挖掘

化石標本看起來不完整、形態鑑定上似乎也很有限,或許會讓很多人對於台灣第一件恐龍化石感到失望。不過,換個角度想,這也就是從事研究、探索未知的樂趣,一開始的發現或許看似不起眼,但那從零到一的突破,其實是有機會能引起無限的可能性、和後續更大的研究力道。就好像帝雉在 1906 年被發現、命名時也只有兩根尾羽、始祖鳥在 1861 年第一次公開發表時也只有一根羽毛。又或是歷史上第一件有正式學名的中生代非鳥類恐龍的命名可以回到 1763 年、也只有腳部股骨遠端的一小段,而且被取名為或許有點不雅、但令人難忘的:人陰囊(學名:Scrotum humanum)!目前這一個學名已經被Megalosaurus bucklandii(可翻成:巴克蘭巨龍)所取代。

巴氏斑龍的等價模式標本,包含巴克蘭在 1824 年擇定為選模標本的齒骨,位於牛津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圖/Ballista, Wikimedia

這樣的起點不僅沒有減損其價制,反而造就了更迷人的故事、引發了更多人的幻想,從而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和大家的重視。或許還是有人會覺得這一個發現不是中生代的非鳥類恐龍,不夠酷炫之類的想法——也就更因為是古生物學家,我也才更加寄望能藉由提供正確古生物學知識。如文章一開頭所提到的:鳥類就是貨真價實的恐龍,來顛覆台灣長期以來幾乎沒有古生物學家能提供這樣顛覆世界觀的思維給大家來重新看待我們眼前的世界——台灣就是有恐龍化石可以挖掘、研究,也需要我們投入更多的心思、資源,才能利用台灣的恐龍化石研究跟世界接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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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新冠病毒突變之後傳染力更強?——關鍵在於變異株的棘蛋白結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2/01/25 ・5088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寒波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為何新冠病毒突變之後傳染力更強?

COVID-19 至今仍深深影響全人類,新冠病毒持續演化,例如曾經造成臺灣大規模社區感染的 Alpha 變異株、傳染力更強的 Delta 變異株,近期出現的 Omicron 變異株等,它們逃避免疫系統的能力都不一樣,關鍵就在不同的棘蛋白(spike protein)結構。「研之有物」專訪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徐尚德副研究員,他的團隊陸續解析各種新冠病毒變異株的棘蛋白結構,不但能釐清新的突變帶來的威脅,後續也可作為研發人造抗體的指引。

徐尚德手上拿著新冠病毒的棘蛋白模型,顯示棘蛋白與兩種不同抗體結合的情況。圖/研之有物

解析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

COVID-19 的病原體是一種冠狀病毒,和 SARS 病毒是近親,正式命名為 SARS-CoV-2,中文常稱作新型冠狀病毒。為了知道病毒如何感染人體細胞,以及如何逃避免疫系統的辨識,我們需要進一步瞭解冠狀病毒表面的棘蛋白結構。

結構為什麼重要?因為結構會影響蛋白質功能。蛋白質是由不同的氨基酸所組成的長鏈,實際作用時會摺疊形成特別立體結構,而冠狀病毒的蛋白質中,又以棘蛋白最為關鍵。

徐尚德強調,棘蛋白是冠狀病毒暴露在表面的蛋白質之一,絕大多數被感染者的免疫系統所產生的抗體都是辨識棘蛋白。因此現今臨床使用的蛋白質次單元疫苗、腺病毒疫苗以及 mRNA 疫苗,都是以棘蛋白為基礎來研發。

Cryo-EM 讓蛋白質結構無所遁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解析蛋白質結構的方法很多,早期的 X 光晶體繞射(X-ray diffraction),就像將影片定格截圖,但不一定為蛋白質實際作用的狀態。

再來是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簡稱 NMR),這是徐尚德留學深造時的專業,可以重現蛋白質在水溶液中的結構及動態,更接近實際作用的形態,可惜不適合分子量較大的分子。

目前結構生物學最具潛力的新技術是:冷凍電子顯微鏡(Cryogenic Electron Microscopy,簡稱 Cryo-EM),Cryo-EM 可以拍出原子尺度下高解析度的三維結構,此技術於 2017 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中研院則於 2018 年開始添購 Cryo-EM 設備,而 Cryo-EM 正是徐尚德用來解析棘蛋白結構的主要利器!

在 COVID-19 疫情爆發初期(2020 年 1 月),徐尚德就率先啟動新冠病毒的結構分析,當時他的研究團隊剛好已分析過感染貓科動物的冠狀病毒,對於解析棘蛋白結構有一定經驗,可說是贏得先機。

具體來說,如何用 Cryo-EM 解析新冠病毒的棘蛋白結構?

首先要大量培養新冠病毒、再分離、純化得到棘蛋白。接下來,將大量蛋白質樣本鋪成薄薄一層液體,之後以 -190℃ 急速冷凍,讓蛋白質分子保持凍結前的形態,最後用程式重建棘蛋白的三維影像。徐尚德譬喻,就像一匹馬在高速移動時,連續拍攝許多照片,再將照片疊加起來,重建馬的形狀。

棘蛋白的體積已經算大,假如又與其他蛋白質結合,體積將會更大。能解析如此龐大結構為 Cryo-EM 一大優點,但是也會創造很大的資料量。徐尚德強調,用 Cryo-EM 分析蛋白質結構不只做實驗,也要協調資料處理等疑難雜症。

冷凍電子顯微鏡可以紀錄同一時間下、不同狀態的蛋白質三維立體結構。圖/研之有物

關鍵 D614G 突變,讓新冠病毒棘蛋白穩定性大增

儘管已有貓冠狀病毒的經驗,徐尚德研究團隊初期仍經歷一陣摸索,一大困難在於,做實驗時發現不少棘蛋白壞掉,不再保持原本的結構。

這是因為一般取得蛋白質樣本後會置於 4°C 冷藏,但 4°C 其實不適合保存棘蛋白。接著徐尚德細心觀察到,具備 D614G 突變的棘蛋白,保存期限竟然比沒突變的棘蛋白要長,可以從 1 天增加到至少 1 週。

什麼是 D614G 突變呢?武漢爆發 COVID-19 疫情的初版新冠病毒,其棘蛋白全長超過 1200 個胺基酸,D614G 突變的意思就是:第 614 號氨基酸由天門冬胺酸(aspartic acid,縮寫為 D)變成甘胺酸(glycine,縮寫為 G)。

D614G 突變誕生後,存在感持續上升,2020 年 6 月時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主流,隨後新冠病毒 Alpha、Delta 等變異株,皆建立於 D614G 的基礎上。

儘管序列僅有微小差異,許多證據指出 D614G 突變會增加新冠病毒的傳染力。有趣的是,它也能大幅增加棘蛋白在體外的穩定性。因此在研究用途上,變種病毒的棘蛋白反而容易保存,徐尚德更指出,對抗變種病毒的蛋白質次單元疫苗(subunit vaccine)穩定性也會增加。

圖片為徐尚德實驗室提供的新冠病毒模型與三種不同的棘蛋白模型,棘蛋白的主體為白色,棘蛋白的受器結合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為藍綠色。圖/研之有物

新冠病毒棘蛋白的「三隻爪子」:受器結合區域

徐尚德參與的一系列新冠病毒結構研究,除了棘蛋白本身,還包含棘蛋白與細胞受器 ACE2 的結合、棘蛋白和人造抗體的結合。

既然要解析結構,儀器「解析度」能看清楚多小的尺度就很重要!蛋白質結構學的常見單位是 Å(10-10 公尺),原子與原子間的距離約為 2 Å,Cryo-EM 的極限將近 1 Å,不過棘蛋白大約到 3 Å 便足以重建立體結構。

冠狀病毒如何感染宿主細胞,和結構又有什麼關係?棘蛋白位於冠狀病毒的表面,直接接觸宿主細胞受器 ACE2 的部分,稱為受器結合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簡稱 RBD),結構可能展現「向上」(RBD-up)或是「向下」(RBD-down)的狀態。向下,RBD 便不會接觸宿主細胞的受器,缺乏感染能力,;向上,RBD 方能結合受器,引發後續入侵。

徐尚德團隊透過冷凍電子顯微鏡,拍攝新冠病毒 Alpha 株的棘蛋白結構,其中有三類棘蛋白的 RBD 為 1 個向上(佔 73%),有一類(類別3)的棘蛋白 RBD 則是 2 個向上(佔 27%)。圖/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新冠病毒表面的棘蛋白有「三隻爪子」(3 RBD),RBD 有可能同時向上(3 RBD-up),也可能只有 1~2 個向上,結構會影響病毒的感染能力。更詳細地說,棘蛋白某些胺基酸位置的差異,會影響結構的開放與封閉程度。

棘蛋白向上或向下是動態的,假如能保持穩定性,延長向上的時間,也有助於新冠病毒的感染。這正是徐尚德一系列研究下來,實際觀察到不同品系的變化。

截至 2022 年 01 月 18 日的新冠病毒品系發展歷史,其中 Delta 變異株擁有最多品系,而 Omicron 變異株則開始興起。雖然 Omicron 的品系並不多,但已逐漸成為主流。圖/Nextstrain; GISAID

一網打盡所有高關注變異株的結構變化

和武漢最初的新冠病毒相比,D614G 突變帶來什麼改變呢?簡單說:棘蛋白向上的比例增加了,導致整個結構變得更加開放,增加新冠病毒對宿主受器的親合力(affinity)。

以 D614G 為基礎,接下來又獨立衍生出數款品系,皆具備多個突變,傳染力、抵抗力更強 。影響最大的是首先於英國現身的 Alpha(B.1.1.7)、南非的 Beta(B.1.351)、巴西的 Gamma(P.1),以及更晚幾個月後,於印度誕生的 Kappa(B.167.1)與 Delta(B.167.2)。Alpha 一度於世界廣傳,導致包括臺灣在內的嚴重疫情,不過隨後不敵優勢更大的 Delta。

對於上述品系,徐尚德率隊一網打盡。 Alpha 的棘蛋白結構解析已經發表於 《自然-結構與分子生物學》(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期刊,其餘新冠病毒變異株的論文仍在等待審查,目前能在預印網站 bioRxiv 看到,該研究一次報告 38 個 Cryo-EM 結構,刷新紀錄。

圖 a 顯示新冠病毒 Alpha 變異株棘蛋白的突變氨基酸序列,一共有 9 處突變, D614G 突變以紫色表示。
圖 b 顯示突變的氨基酸在立體結構中的位置。
圖/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Alpha 變異株的 RBD 向上結構穩定

一度入侵台灣造成社區大規模感染的 Alpha 株有何優勢?其棘蛋白除了 D614G,還多出 8 處胺基酸突變,徐尚德發現 N501Y(天門冬酰胺變成酪胺酸)、A570D(丙胺酸變成天門冬胺酸)的影響相當關鍵。

直覺地想,棘蛋白的外層結構才會與受器接觸影響傳染力,立體結構中第 570 號胺基酸的位置比較裡面,乍看並不要緊。但是徐尚德敏銳地捕捉到,A570D 突變會改變局部的空間關係,令「RBD 向上」的結構更加穩定。徐尚德形容為「腳踏板」(pedal-bin)── A570D 突變的效果就像踩著垃圾桶的腳踏板,讓桶蓋(也就是 RBD)穩定保持開啟。

事實上,棘蛋白總體向上的比例,Alpha 還比單純的 D614G 突變株更少,不過 A570D 增進的穩定性似乎優勢更大。研究團隊製作缺乏 A570D 突變的人造模擬病毒,嘗試體外感染人類細胞,發現感染力明顯減少,證實 A570D 突變頗有貢獻。

新冠病毒 Alpha 株棘蛋白的「A570D 突變」,會改變棘蛋白內部的空間,讓「RBD 向上」的結構更加穩定,就像踩著垃圾桶的腳踏板,讓桶蓋保持開啟。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徐尚德、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Alpha 變異株的棘蛋白親近宿主細胞,干擾抗體作用

另一個重要突變是 N501Y,不只 Alpha 有,Beta 等許多品系也有,Delta 則無。N501Y 在眾多品系獨立誕生,似乎為趨同演化所致。N501Y 能為病毒帶來哪些優勢?

第 501 號胺基酸位於棘蛋白表面,會直接與宿主受器 ACE2 結合。此一位置變成酪胺酸(tyrosine,縮寫為 Y)後,和受器的 Y41 兩個酪胺酸之間,容易形成苯環和苯環的「π–π stacking」鍵結,從而大幅提升棘蛋白對細胞的親合力。

新冠病毒 Alpha 株棘蛋白的「N501Y 突變」,讓 RBD 的胺基酸與宿主細胞受器 ACE2 形成「π–π stacking」鍵結,大幅提升棘蛋白對宿主細胞的親合力。圖/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另一方面,N501Y 突變也會干擾抗體的作用。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的吳漢忠特聘研究員,率隊研發一批針對棘蛋白的人造抗體,測試發現有一款抗體 chAb25 對 D614G 突變株相當有效,但是對 Alpha 株無能為力。徐尚德由結構分析發現:N501Y 改變了棘蛋白表面的形狀,讓抗體 chAb25 無法附著。

好消息是,另外有兩款抗體 chAb15、chAb45,依然能有效對抗 Alpha 病毒,不受 N501Y 影響。這兩款抗體會附著在棘蛋白 RBD 的邊緣,避免棘蛋白和宿主細胞接觸。而且抗體 chAb15、chAb45 會各占一方,可以同時使用,多面協同打擊病毒。

雖然新冠病毒 Alpha 株的棘蛋白表面讓某些抗體難以附著,還好仍有兩款抗體 chAb15(綠色)、chAb45(黃色)能有效「卡住」棘蛋白,干擾棘蛋白與宿主細胞結合。抗體 chAb15、chAb45 附著的位置,正好就是棘蛋白與宿主細胞結合的地方。圖/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棘蛋白結構不只胺基酸,還要注意表面的醣

有了 Alpha 的經驗,接下來分析 Beta、Gamma、Kappa、Delta 便順手很多。這批新冠病毒的棘蛋白變化多端,但是「RBD 向上」的整體比例皆超過 Alpha 和 D614G 突變株,可見適應上各有巧妙。徐尚德也發現,要釐清棘蛋白的結構,不能只關心蛋白質,還要考慮棘蛋白表面的醣基化(glycosylation)修飾。

蛋白質在完工後,某些胺基酸還能加上各種醣基。病毒蛋白質表面的醣基可以作為防護罩,干擾抗體和免疫系統的辨識。醣基化修飾就像替病毒訂作一套迷彩外衣,不同變異株的情況都不一樣,假如醣基化的位置和數量,由於突變而改變,便有可能影響立體結構,有助於它們閃躲抗體。例如和武漢原版新冠病毒相比,Delta 株棘蛋白少了一個醣化修飾,Gamma 株棘蛋白則多了兩處醣化。

還好從結構看來,並沒有任何突變組合能完美逃避抗體。例如由美國的雷傑納榮製藥公司(Regeneron)製作並通過緊急使用授權的抗體;以及中研院吳漢忠率隊研發,有望投入實用的多款人造抗體,對變異品系依然有效。這場人類與病毒的長期抗戰中,同時使用多款抗體的「雞尾酒」療法,仍然是可行的醫療方案。

回顧將近兩年來的研究之路,徐尚德表示:時間壓力真的非常大!COVID-19 疫情爆發後,全世界投入相關研究的專家眾多,只要稍有遲疑,便會落在競爭者後頭。但是即使跑在最前端的研究者,也只能苦苦追趕病毒演化的速度,一篇論文還在審查時,現實世界的疫情已經邁向全新局面。

人類要贏得勝利,必需全方面認識病毒,而結構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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