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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是人類的首要問題?芎瓦西族的獵人不這樣覺得——《為工作而活》

八旗文化_96
・2021/12/09 ・2266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 作者 / 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
  • 譯者 / 葉品岑

我自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持續記錄芎瓦西族和不停擴張的全球經濟的接觸,而這些遭遇十之八九讓他們傷痕累累。這些故事經常相當殘酷,發生在兩種判若天壤的生活方式鄰接的邊疆,雙方基於對稀缺性本質截然不同的假設,抱持非常不一樣的社會和經濟哲學。市場經濟及其對人性的假設,令芎瓦西人既困惑又沮喪。但不只他們這樣覺得。從東非的哈德札族(Hadzabe)到北極圈的因紐特人(Inuit),以及其他在二十世紀依然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社會,也難以理解與適應一個以永恆稀缺性為基礎的經濟體系規範。

因紐特人身穿著傳統服裝;左邊那套由海豹製成,右邊那套由馴鹿製成。圖/WIKIPEDIA by Ansgar Walk

人類的祖先,並未專注於「稀缺性」

凱因斯最初描述他的經濟烏托邦時,對狩獵採集社會的研究充其量是社會人類學這門新興學科裡的一項餘興節目。即便想多認識狩獵採集者,他也不可能找到太多挑戰當時盛行觀點的看法,亦即原始社會的生活,就是不停與飢餓對抗的生活。但他也不會找到任何證據足以說服他相信,儘管偶爾遇到挫折,人類旅程是一個進步的故事,而推動進步的是我們想要工作、生產、建設和交易的渴望,受到人類想解決經濟問題的內在衝動所激發。

但我們現在知道,像芎瓦西人這樣的狩獵採集民族,並沒有時時刻刻處於飢餓邊緣。相反地,他們通常營養充足,壽命比多數農業社會的人更長,而且每週鮮少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能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休息和休閒活動。我們還知道,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他們不會例行性地儲存糧食,也對累積財富或地位毫無興趣,而且幾乎只為滿足短期物質需求而工作。

儘管那些認為經濟問題是人類面臨的首要問題的人堅稱,我們所有人都被迫在無窮欲望和有限財富之間的煉獄受折磨,但狩獵採集者卻沒有太多物質欲望,只要付出幾個小時努力就可以滿足。他們組織所有經濟活動的前提,是相信物質的富足,而不是以稀缺性為首要考量。正因如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由於人類祖先在智人三十萬年的歷史長河中,高達九成五的時間是行狩獵採集,關於稀缺性問題中的人性假設,以及我們面對工作的態度,其根源來自農業。

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候,人類的祖先並不像現代的我們一樣專注於稀缺性。這提醒了我們,除了解決經濟問題之外,生活中還有很多事要做。每個人都知道,除了職業以外,我們習慣性地將各式各樣帶有目的性的活動描述為工作。舉例來說,我們會為人際關係「努力」、在我們的身體上「下功夫」,甚至「利用」閒暇的時間。

圣人, 纳米比亚, 美洲原住民, 非洲, 布须曼人, 孩子, 祖父
狩獵採集民族並沒有時時刻刻處於飢餓邊緣,相反地,他們營養充足,而且每週鮮少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擁有充裕的休息和休閒時間。圖/Pixabay

在空前富裕的年代,為何我們仍覺得匱乏?

當經濟學家把工作定義為,人類為滿足「需要」與「想要」而付出時間和努力,他們就迴避了兩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很多時候,工作和休閒的唯一區別在於脈絡的不同,還有看我們是領錢做某件事,還是自掏腰包去做那件事。對古代的採集者而言,狩獵麋鹿是工作,可是對很多第一世界的獵人而言,那是一項緊張刺激而且通常非常昂貴的休閒活動;對商業藝術家而言,畫畫是工作,可是畫畫對數百萬業餘藝術家是令人身心放鬆的享受;對遊說者而言,和輿論領袖培養關係是工作,可是交朋友對我們一般人是一大樂事。再來,第二個問題是,除了我們為滿足食物、水、空氣、溫飽、友誼和安全等基本需求所付出的精力之外,究竟什麼是必需品也是眾說紛紜。不僅如此,我們的需求經常難以察覺地和欲望融合在一起,幾乎不可能將它們明確分開。因此,有些人會堅稱,早餐吃可頌麵包配一杯好咖啡是必要的,可是對其他人而言,這樣的早餐卻是一種奢侈。

「工作」最普世的定義應該是,工作涉及有目的性地為某個任務耗費精力或付出努力,以期實現某個目標或達到某個目的。這樣的看法,無論是狩獵採集者、西裝筆挺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員、手足重繭的自給農民或任何人都會同意。自從古人類首次劃分周遭世界,並以概念、文字和想法組織他們在世界上的經驗,他們幾乎無疑已經擁有某種工作的概念。就像愛、親職、音樂和哀悼,工作是人類學家和旅人漂泊到陌生國度都有辦法掌握的少數概念之一。當口語語言或參不透的習俗成為阻礙時,幫助別人完成一項任務這樣簡單的舉動,經常能比任何笨拙的話語更能迅速地打破人際藩籬。因為這樣的舉動能展現善意,而且就像一支舞或一首歌,能創造交融的目的和融洽的感受。

當我們不再認為經濟問題是人類面臨的最大難題,我們除了能把工作的定義從謀生問題往外延伸,甚至還能找到新的觀點,認識自有生命以降至忙碌的今日,人類和工作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淵源。與此同時,一系列的新問題也應運而生:為什麼我們今天賦予工作的重要性,比我們的狩獵和採集祖先多那麼多?為什麼在一個空前富裕的年代,我們滿腦子想的仍舊是匱乏?

——本文摘自《為工作而活》/ 詹姆斯.舒茲曼,2021 年 11 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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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臺灣地下的秘密——臺灣地質學之父林朝棨
PanSci_96
・2023/03/03 ・372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 文/廖芷瑩

新北市八里區的十三行博物館,是證明臺灣先民擁有造鐵技術的證據,更是許多人假日郊遊的地點。但很少人知道,最早確認此地為臺灣珍貴遺址的人並非考古學者,而是地質學家林朝棨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圖/wiki

翻開臺灣地質與考古紀錄,林朝棨這個名字更是不可不提。不僅重要的考古遺跡「左鎮文化」、「八仙洞」有他的足跡;林朝棨作為地質科學的翹楚,對於臺灣的礦脈研究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上山下海,地質學霸的養成之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學霸更不會一日成就。學識豐富的林朝棨先生,因時代背景及家庭因素,漸漸踏上臺灣地質界先驅研究者之路。

1917 年(大正 6 年)林朝棨出生於豐原,是當地望族的後代,並跟著父親信仰基督教。他從小在學業方面就展現出聰穎的天資,因此進入臺中第二中學校(今臺中二中)就讀,並考進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學校是當時在臺灣唯一的高中,入學者以日人為主,競爭非常激烈,可說比當今的臺灣大學還難考。

更重要的是,林朝棨在參與教會活動的時候,認識了也同樣對臺灣地質科學及考古學有貢獻重大的日治時期科學家早坂一郎。接下來幾年,他們在臺灣上山下海,親身踏查也認識臺灣這片土地的構成。臺灣有許多現在地質、考古方面的重要地點,都可以追本溯源自於他們的這些踏查。

舉例來說,目前的「臺南左鎮化石園區」,正是起源自因 1930 年代當地保甲書記陳春木在該處撿到化石,加上早坂與林朝棨的研究發表,才讓世界看見臺灣化石的存在。此外,他們也一起發表了關於彰化八卦山及臺北市貝塚的發現,還有各式臺灣地質的紀錄。

而身為學霸的林朝棨,也在同時期完成臺北帝國大學地質古生物學科(現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的學位,並成為第一屆唯一的一位學生。在眾多日本優秀地質科學家的教導與帶領下,他學習了理論與方法,並也完成無數次外地訪查,扎實的成為兼具理論與實作的研究者。而他所關注的臺灣土地相關的考古學與地質學,也在時代演進與諸多學者的努力下,一步步在臺扎根、也被更多人關注。

臺灣礦業發展背後的地質學推手

林朝棨的重要貢獻,除了地質學術研究外,他的許多發現更為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打下科學基礎,像是對臺灣工業影響深遠的金礦、煤礦產業的礦脈,都在他的探究範圍內。

1930 年代,林朝棨從臺大畢業後,先是投入教職,一年後,他加入了「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的行列(1935 年 4 月 16 日),成為社內的「地質士」,為企業在北部山區的挖掘做調查,甚至曾去到北朝鮮金礦進行考察,並藉此比較了解臺灣在地的礦脈及地質的構成。

在那個年代經營「臺陽礦業」的顏家富可敵國,而北部山區的成千上萬人,都要依靠這些產業工作過活。林朝棨在礦業任職時完成的工作,正是讓家後來成為巨商的重要礎之一。此外,在離開礦業界的工作之後,林朝棨的研究工作依舊關心著臺灣的煤田與礦產來源,且持續在《臺灣礦業》等刊物上發表作品,為後代的研究者奠基了臺灣礦脈的研究基礎

林朝棨(右二)與富田芳郎教授(右一)同赴臺灣南部作地質調查(1934- 1935)。
林朝棨時任臺北帝大地質系助理教授。圖/《林朝棨先生紀念文輯》。

戰爭作為地質教學之路的偶然起點 至死方休

林朝棨出生在世間多紛擾的年代,學術之路並不平穩,更要接受戰爭的挑戰,但也因此打開他的眼界,為科學研究開創了新路。

1930 年代的輝煌時期結束,世界陷入戰爭的恐慌。身為臺灣人的林朝棨,原本很有可能被送到南洋當日本兵,或甚至更遠的地方協助戰爭。但幸好有早坂先生的協助,林朝棨遠赴當時滿洲國的新京工業大學(現長春大學工學院)擔任教職。雖然投入教職這歷程是是源自戰亂的插曲,但也因此將林朝棨他拉離了產業界,轉而投入教育工作。

自此,就是五十年不曾間斷的持續投入,直到他逝世前,依舊掛念著臺灣的地質學教育發展。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林朝棨因熟悉閩南語、中文與日文,被政府重用,除了教學外,更被政府派任協助各項重要的能源工作。因為在他對臺灣的土地組成,有基礎的科學了解,因此不論是延續煤礦業、油田開發、山林開採與河川建設等,甚至是水庫的興利,都需要他與國外專家做溝通,並給予專業意見。

林朝棨在民國五六零年代,一次次為臺灣的現代化工程多次環島探查,並擔任專業者的角色,為現代化建設把關。

應用專業與知識發光發熱的同時,林朝棨仍持續耕耘基礎研究。他於民國 52 年發表的〈臺灣第四紀〉一文,就奠定了臺灣近期的地質研究基礎。在《林朝棨先生紀念文輯》中,林朝棨的兒子林恩朋就提到,林朝棨對於古脊椎動物、考古學、甚至是人類學科皆有深厚的學識,加上原本地質學科學基礎,讓他得以在當時就有能力整合各學門、對臺灣的研究做出遠超過地質學科的貢獻。

除此之外,林朝棨面對各種階級的人,都不吝討論、鼓勵向學;在田野現場,不論是農夫、學生或勞工,任何人提出地質相關的疑問事項,他都會細心的一一查證並回應。林彭恩說,就是這種積極的態度,雖然讓他在晚年身體過度負荷、因而多次進出醫院,卻也驅使他成為頂尖的科學研究者,留下許多不凡的成就。

讓臺灣與世界相連 跨足考古與地質研究

除了文章開頭所提的左鎮人外,林朝棨在考古領域還有許多重要貢獻。在〈臺灣第四紀〉中,林朝棨認為第四紀的地層包含了近代人類發展的所有活動,因此十分重視此地層;在此發表中,他集結過往的田野成果,分類臺灣第四紀地層。延續這個研究,他對臺灣的考古有更深入的認識,也也陸續發表臺灣西南部之貝塚堆的研究(1961 年),以及金門貝塚堆的發現(1970、1971 年)。

此外另一個重大的發現,還包括 1968 年 4 月 19 日,林朝棨與臺大人類學系宋文薰教授,率領臺大考古隊在臺東長濱的進行挖掘工作,之後學者將其命名為「長濱文化」,為臺灣舊時代時期代表的遺跡,也是臺灣歷史教科書中重要的一頁。

林朝棨的學術生涯,不只限於地質學與、考古學的成就更有許多跨領域、跨國界的交流與發現,塑造了當代臺灣學科的發展。國民政府來臺後,林朝棨也協助推動了許多現代化產業的科學研究基礎,並且影響了我們認識臺灣歷史的角度。就像是左鎮人與八仙洞,還有犀牛骨頭與各地的貝塚,在剛發現的時候只是林朝棨手上某個不起眼的石頭,但從後來的研究所驗證的來源與成分,卻將臺灣與世界相連,更與大歷史相綁。

地質、考古總帶來有枯燥且漫長的印象,長期深耕的林朝棨,在關鍵的年代推動了臺灣地質學界與業界進展,為後代留下不可抹滅的科學與文化資產。

註解

  • 關於礦業的研究論文,林朝棨多發表在《臺灣礦業》期刊上。此外,他也參與過《臺灣礦業史》,以及《臺灣通誌,經濟誌,礦業篇》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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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運動的時間與未來薪資有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稀有資源「青春」!——《運動場上學到的 9 堂經濟學》
商周出版_96
・2023/02/26 ・2458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孩子該花多少時間運動?

人們常常以為經濟學就是研究金錢,其實不然,經濟學是在研究稀有資源。如同社會需要了解如何最佳運用水、肉及潔淨空氣等稀有資源,人們必須決定如何消費他們有限的時間、金錢和精力。當我們在思考孩子應該花費多少時間投入運動時,就會遇到一個經濟學的問題。

青春是你能擁有資源裡最珍貴的,要有效率地運用這段歲月,就需要一邊為接下來的人生做準備,一邊玩得過癮,免得之後懊悔地回首這段時光。如果不能在任何一方取得平衡,就可能會造成長遠的後果:有些人在高中時期蹺課吸毒,或許當下很快樂,卻很可能在之後的人生付出代價;有些人為了努力就讀大學先修微積分,總是回絕派對邀請,卻可能在成年後懊悔蹉跎青春。

有鑑於此,青少年體育總是超乎想像的昂貴。足球、曲棍球棒、場上時間、接送比賽的油錢等成本加總起來,絕對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和沒有把時間花費在從事其他事情的「機會成本」相比,看起來就微不足道了。

孩子花費在練習足球的每個下午,就是沒有讀書的下午。讀書是更能直接獲得報酬的活動,可以直接反映在進入好學校、成年時賺更多錢、能購買更大的房子,以及負擔未來子女的教育。另一方面,將下午的時間用來念書,他就會放棄踢足球的機會―可以讓他玩得開心、發展生活技能,又可以強健體能的活動。

青少年體育在童年中有很高的機會成本。圖/envatoelements

就算把這個問題縮減到只剩這兩種選擇,仍舊忽略其他的選項:他可以學鋼琴、獲得寶貴的睡眠幫助成長並維持健康,也可以只是開心地玩樂高 (Lego) 或看《海綿寶寶》(SpongeBob)卡通。因此,青少年體育就像其他兒時的休閒活動,以「機會成本」來說非常昂貴―孩子在擁有珍貴又短暫的幾年中,可能可以擁有另一種體驗,同時享受童年與投資未來。

你可能認為經濟學家可以進行一些精明的研究,看看孩童時期從事運動(組織性運動或其他體育活動),是否會導向未來在勞動市場上的成功,但是其實這樣的研究並不容易。要決定青少年體育是否會在勞動市場上獲得報酬,最理想的方式是隨機指定兩組孩子,讓其中一組孩子從事運動,並禁止另一組孩子做運動。然後當這些孩子長大時,看看哪一組賺較多錢。

如果研究顯示,在童年從事體育活動的成年人賺較多錢,每個人都可以信心滿滿地說:「投資青少年體育可以帶來財務報酬。」不過雖然隨機實驗在社會科學上越來越普及,但是在青少年體育中,沒有人做過採用隨機實驗的研究,我也認為不會有人這麼做。經濟學家可以做結論性研究,例如獲得越多教育的影響、在富裕社區裡長大的影響,以及其他因子的影響,卻尚未找到任何可靠的「自然實驗」來研究青少年的運動參與。

童年參加團體運動,平均薪資會多六 %?

話雖如此,經濟學家還是運用手上的數據,盡了最大的努力。幾項研究顯示,童年從事較多運動的人,長大後會賺較多錢。一項研究以二十幾歲的美國人作為樣本,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在高中時期參與組織性運動的人,平均薪資多六 %。

青少年體育與未來薪資相關,但不代表運動就會變成有錢人。圖/envatoelements

最近一項關於德國青少年的研究同樣顯示,從事青少年體育的人有較好的工資與勞動市場成果。不過即使這些結果耐人尋味,我們仍須謹記統計學概論的箴言:相關不等於因果。儘管從事這些研究的經濟學家做了所有努力來控制其他變因,卻仍舊不能清楚地將因果關係與相關性分開。同時也有另一個似乎合理的解釋認為,在孩童時期從事運動不會有助於之後的職涯。

例如,我們從大衛的全壘打勝利中得到的快感,並不僅限於小聯盟的比賽;大衛和我都是好勝的人,大概不管做任何事,我們都會統計獲勝與失敗的數字來衡量成功。在客廳觀看美國益智節目《危險邊緣》 (Jeopardy!)是我和大衛熱衷的活動,我們會仔細記錄分數,還充斥著好幾次「我先說出答案的!」的叫喊。

我們都從事許多青少年體育項目,但是組織性運動並未讓我們變成好勝的人,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如此。或許是如此好勝的天性帶來勞動市場的成功,也或許是這樣的天性讓我們對青少年體育感興趣,但是在經濟學家的分析中無法衡量這個因素,研究人員沒辦法指出好勝心是否為這些結果的原因。

這些研究的結論是,在孩童時期從事運動可能會為接下來的人生帶來好處。每一項研究都發現青少年體育與薪資的相關性,青少年體育活動增加,薪資越高。但是如果說有影響的話,其實影響很小。

其中一項近期研究是關於美國青少年體育活動參與度的數據,與先前的研究一致,該研究發現從事運動的孩童會獲得更多教育,在接下來的人生得到更高薪資,而且身體更健康。不過經濟學家的結論也表示,這些關係幾乎是因為參與運動的孩童和不參與運動的孩童不同,而且無論從事運動與否,孩童運動員都比較成功也比較健康。如果在乎的只是在勞動市場上的成功,更妥善運用時間的方式可能是念書,而不是長時間的運動訓練。

對家長而言,這樣的解釋很直接明瞭。對大多數的孩子來說,從事體育活動可能對未來只有些許助益或一無所獲。以投資而言,從事體育活動也很難證明什麼,如果你的孩子不愛運動,不要強迫他們。但是對許多孩子來說,青少年體育提供許多簡單的「消費價值」(consumption value)。孩子真的很喜歡運動,又因為童年無法倒帶,所以有很好的理由讓他們為所欲為。

經濟學家的重點建議很簡單:讓你的小孩當一個小孩,想運動就運動。

——本文摘自《運動場上學到的 9 堂經濟學》,2022 年 7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商周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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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起傳統的碎片,臺灣的開拓者——伊能嘉矩
PanSci_96
・2023/02/17 ・4497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 作者|黃郁仁

在臺灣研究原住民文化的人,一定聽過伊能嘉矩的名號。目前我們將臺灣原住民區分為 16 族,就是奠定在伊能嘉矩的研究基礎上。他也是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所涉包括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無所不包。

伊能嘉矩待在臺灣的 1896 到 1901 年間,總共進行了五次大規模實地調查,其中最史無前例的是 1987 年的全島大巡查,在長達近兩百天的調查過程中,伊能深入當時被稱為「番界」的禁地,行蹤從北到南、再從南到東,中間還一度遠赴蘭嶼。

在這次的調查成果中,伊能嘉矩詳細地紀錄了不同原住民族的外貌、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並首次提出了原住民族近代的科學分類方法。

伊能嘉矩。圖/wikimedia

伊能嘉矩的研究影響百年

1889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量引進西方科學研究方法,而人類學也成為這波新興學科中的一環。1893 年,伊能嘉矩拜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為師,加入了「東京人類學會」,進一步組織了「人類學講習會」及「土俗會」。當時的人類學研究注重在「考古」及「體質」範疇,而坪井正五郎的研究範圍除了考古與體質外,也重視「社會人類學」及「語言學」領域,成為伊能日後研究的基礎。

1895 年清朝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臺灣成為了日本向外擴張的第一個新領地,這成為了伊能嘉矩實現人類學研究理想的重要契機。他自告奮勇的寫信給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要順利治理臺灣,就必須先瞭解臺灣的居民。在臺灣的居民中,漢人相對好理解,但是島上的原住民是一塊完全陌生的領域,如果先進行詳細的調查,再制訂對策並給予教育,治理臺灣就會順利許多。他自信可以不畏艱難,完成這項調查臺灣原住民的工作。

最終日本當局接受了伊能嘉矩的建議,遠渡來臺的伊能嘉矩馬上在臺灣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並開宗明義地說明將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而要進行理學的研究,就必須從種族的「生物學」、「心理學」、「土俗學」、「言語學」、「地理歷史學」及「宗教」這六種不同面向著手。

克服治安與自然環境,進行踏查

伊能嘉矩常在日記透露自己查訪的過程,由於當時的臺灣治安不佳,不僅平地常有盜匪出沒,山麓一帶也有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難以捉摸的自然環境,也是探查的危機之一。所以在每次出發前,規劃出最妥善的行程是最重要的課題。

伊能每到新的訪查區域都有一套固定流程。首先是拜會當地的「撫墾署」,聽取當地的番情報告,然後以署為宿舍,或以轄區為中心,查訪各個番社。又因為原住民偶爾會下山到「換番所」(物品交換所),成為了伊能接近觀察對象的最好機會,先在遠處觀察其穿著的衣飾風俗及腔調特色,再就近與其交談。

透過撫墾署長的推薦,伊能幾乎都能投宿在轄區內的頭目或是地主家中,因為頭目和地主的居住地,是最容易取得民情資料的地方,也能第一手接觸到舊時代的文物,觀看舊時代的風俗,同時透過頭目的安排,與部落居民與會也更加方便。

為了更加理解原住民文化,伊能甚至有身份特殊的族語老師,幫助著伊能嘉矩的研究。他私下出資養育著來自不同家庭的泰雅族男女青年,把他們視為自己小孩般的照顧,並安排著日式教育。他一邊養育,一邊實驗著自己「番人教育」的初衷,他教育著這對青年的同時,也向他們學習泰雅語,把自己完全投入在研究範圍內。

訪查的過程不盡然一切順利,伊能嘉矩也曾遭遇過幾次危機,險些面臨殺身之禍。舉例來說,當伊能嘉矩拜訪新竹縣五峰鄉的十八兒社時,就曾有過與死亡非常接近的時刻。當地的十八兒社與霞喀羅社過去曾經遭受過清朝的討伐,因此對外人懷有強烈的敵意。而雖然伊能事先與頭目有訪談的共識,並夜宿在頭目家中,但是當天的半夜,此兩社的泰雅族人帶著山刀與頭目強硬談判,認為為了番社的名譽,取下日本人的頭顱是勢在必行。頭目無法化解此一強硬的態度,情急之下要求族人們在隔天日本人(即伊能一行人)離開的路上截殺,這才暫時勸退帶有殺意的族人。

勸退族人的頭目回到家中依然不敢大意,不僅用原木堵住門窗防止夜間襲擊,自己更守在門邊整夜不敢闔眼。而第二天一早,頭目親自帶隊護送伊能嘉矩下山,路線避開尋常道路。事後伊能嘉矩回憶道,當時為了逃避危險,俯身鑽過滿是荊棘的小徑,因為知道危在旦夕,即使滿身被刺傷也沒有感覺。而脫離險境之後,伊能馬上取出一瓶酒和頭目對飲,認為自己能夠避開這一次的殺身之禍,完全倚靠頭目的知遇之恩。

原住民族的分類與認定,換誰掉眼淚?

在清朝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採用政治性的分類,依照順從的程度來區分為「生番」與「熟番」;但實際上,生番與熟番也有可能來自同樣的種族或部落。伊能嘉矩認為這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當時的國外學者分類,也有許多缺失。

伊能就特別指出馬偕(George L. Mackay)與泰勒(George Taylor)的分類不夠嚴謹。例如馬偕所提出的「生番、熟番、平埔番與南勢番」分類偏重於臺灣北部且受到清朝的政治分類影響;而泰勒所提出的「排灣、阿美、知本與平埔」則偏重於臺灣南部,兩者都不是全體性的種族分類,而無法成為「理學」的研究成果。

伊能認為馬偕的分類不夠嚴謹。 圖/wikimedia

因此伊能在經過全島調查後,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系統性分類。伊能依照「體質的特徵、土俗的異同、思想的現狀、語言的異同、歷史的口碑」等五點作為基本分類,再依照共有特徵的相關性,來劃定血緣的遠近關係。

最終,伊能將島上的原住民劃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以「自稱」為原則,為各族命名。

伊能嘉矩於 1898 年所製作的「臺灣各蕃族分布略圖」。伊能嘉矩當年依照「群」、「族」、「部」分類,將臺灣原住民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圖中所標示的 A 至 H,即為八族分布的區域。(圖/《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第 87 頁)

雖然伊能提出了上述五點的分類依據,並曾在發表中表示,日後會更進一步說明採用五點分類的理由。但很不幸,直到伊能逝世之前,都沒有進一步說明對自己提出分類的依據。

伊能嘉矩所提出的分類標準,被沿用至國民政府來臺時期。一直到今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幾乎也還是在伊能嘉矩所訂定的框架下探索新的可能。

1948 年,國立臺灣大學民族學研究室首度將臺灣原住民族劃分為九族,隨著社會對原住民的理解,現在已擴增至十六族。但是尚未明確劃定分類的原住民,仍有 25 族以上,人數多達上萬人,甚至有著「中央政府未認定,僅地方政府認定族群」及「中央、地方政府皆未認定族群」等曖昧的分類標準。

在百年前伊能嘉矩對臺灣原住民進行訪查時,就發現原住民族有著獨特的文化、語言及習俗,而這一切正隨著原住民漢化而快速消失,甚至有著全面失傳的趨勢。伊能進而感慨:「如果不能進一步調查作成紀錄,將來要研究時,就只能面對番社廢墟流眼淚了。」

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原住民的漢化程度與文化消失的速度更是倍速成長,使得文化的採集與研究愈發困難,能夠獲得正名認定的門檻也愈加提高。

臺灣學的開拓者,無可取代的伊能嘉矩

隨著日本政府在臺的治理時間越長,陸續成立了「番情研究所」及「臺灣慣習研究會」等單位,而伊能嘉矩在其中都擔任重要職位。在這段期間,伊能密集且大量的在日本及臺灣的研究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研究範圍並不只侷限在原住民領域,而是擴及整個臺灣,從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等無所不包,儼然成為了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

1928 年,集合了伊能嘉矩畢生心血的時代鉅作《臺灣文化志》終於出版,一共分為上、中、下三冊,裡面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時代發展,如同一本關於臺灣的百科全書。但遺憾的是,伊能嘉矩本人無法見證作品的問世,因為他在 1925年就因為瘧疾復發而逝世。伊能嘉矩所染上的瘧疾,正是早年在臺灣踏查時所感染的。《臺灣文化志》的書稿是伊能的妻子在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上面還留有伊能嘉矩編輯校稿後的「校了」二字。

《臺灣文化志》的出版,造成了社會極大的迴響,自此奠定了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1945 年,隨著二戰結束,國民政府來臺,社會環境有了巨大的改變。伊能嘉矩雖然已經離世,但是透過翻譯的形式,其研究成果先在地方文史領域發揮影響力,後來也進入學術界的範疇。直到 1990 年代臺灣解嚴後,臺灣歷史研究獲得重視,而伊能嘉矩的過去的手稿及著作,也陸續獲得翻譯、再版,甚至數位化的機會。

百年前的伊能嘉矩透過歷史書寫推廣臺灣研究,而百年後的今天,伊能嘉矩則成為了臺灣歷史研究的一部分。

歷史學者楊雲萍教授曾經提及:「『臺灣研究的都市』任一曲巷小路,無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映照。」。由此足以反映伊能嘉矩在臺灣舉足輕重的地位。

也許,自從伊能嘉矩在 1895 年遠從日本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起,某部分的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了。

補充資料: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正名

現代如果原住民族想要獲得正名認定,是採取申請制度。在提出申請的文件中,除了該族群的家譜蒐集、歷史相關紀錄外,還需要能夠有使用流利族語的族人,以及能重製傳統服飾的技能等。不論是因為傳統文化消逝而缺乏證明文件,或是族語因為殖民國語言政策影響而消亡,種種因素都使得族群被成功認定的機會渺茫。

例如位於高雄茂林、多納和萬山一帶的「下三社群」,在歷史上一直命運多舛,從 1935 年起因《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被併入魯凱族,1939 年因鹿野忠雄的研究,又被併入在排灣社群,合稱為「魯凱雅族」。

而今日的「下三社群」,在政府單位的系統中仍然被歸類在魯凱族之中。雖然有著與魯凱族截然不同的文化、部落傳說,甚至連語言也不盡相同。百般無奈下,只能開玩笑的說自己是「假魯凱族」。

實際上,下三社群自認為三個原住民族,分別為「歐佈諾伙族(’oponoho)」、「德樂日卡族(Teldrika)」及「古納達望族(Kongadavane)」。下三社群爭取正名運動已經達了數十年之久,至今尚未見到希望的曙光。

參考文獻

  1. 伊能嘉矩(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2. 伊能嘉矩(1996)。《台灣踏查日記〈上〉》。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3. 李筱峰、莊天賜(2004)。《快讀台灣歷史人物》。臺北:玉山社。
  4. 陳偉智(2014)。《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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