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手術比真的更有效？什麼是「安慰劑效應」？ ——《醫學的張力》

• 作者：墨爾 David S. Moore、諾茨 William I. Notz
• 譯者：鄭惟厚、吳欣蓓

實驗法中「隨機化」的必要性

隨機化比較實驗是統計學裡面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的設計是要讓我們能夠得到釐清因果關係的結論。我們先來弄清楚隨機化比較實驗的邏輯：

• 用隨機化的方法將受試者分組，所分出的各組在實施處理之前，應該各方面都類似。
• 之所以用「比較」的設計，是要確保除了實驗上的處理外，其他所有因素都會同樣作用在所有的組身上。
• 因此，反應變數的差異必定是處理的效應所致。

我們用隨機方法選組，以避免人為指派時可能發生的系統性偏差。例如在鐮形血球貧血症的研究中，醫師有可能下意識就把最嚴重的病人指派到羥基脲組，指望這個正在試驗的藥能對他們有幫助。那樣就會使實驗有偏差，不利於羥基脲。

從受試者中取簡單隨機樣本來當作第一組，會使得每個人被選入第一組或第二組的機會相等。我們可以預期兩組在各方面都接近，例如年齡、病情嚴重程度、抽不抽菸等。舉例來說，隨機性通常會使兩組中的吸菸人數差不多，即使我們並不知道哪些受試者吸菸。

新藥研究上不隨機分組帶來的後果：安慰劑效應

如果實驗不採取隨機方式，潛藏變數會有什麼影響呢？安慰劑效應就是潛藏變數，只有受試者接受治療後才會出現。如果實驗組別是在當年不同時間進行治療，所以有些組別是在流感季節治療，有些則不是，那麼潛藏變數就是有些組別暴露在流感的程度較多。

在比較實驗設計中，我們會試著確保這些潛藏變數對全部的組別都有相似的作用。例如為了確保全部的組別都有安慰劑效應，他們會接受相同的治療，全部的組別會在相同的時間接受相同的治療，所以暴露在流感的程度也相同。

要是告訴你，醫學研究者對於隨機化比較實驗接受得很慢，應該不會讓你驚訝，因為許多醫師認為一項新療法對病人是否有用，他們「只要看看」就知道。但事實才不是這樣。有很多醫療方法只經過單軌實驗後就普遍使用，但是後來有人起疑，進行了隨機化比較實驗後，卻發覺其效用充其量不過是安慰劑罷了，這種例子已經不勝枚舉。

曾有人在醫學文獻裡搜尋，經過適當的比較實驗研究過的療法，以及只經過「歷史對照組」實驗的療法。用歷史對照組做的研究不是把新療法的結果和控制組比，而是和過去類似的病人在治療後的效果做比較。結果，納入研究的 56 種療法當中，用歷史對照組來比較時，有 44 種療法顯示出有效。然而在經過使用合適的隨機化比較實驗後，只有 10 種通過安慰劑測試。即使有跟過去的病人比，醫師的判斷仍過於樂觀。

目前來說，法律已有規定，新藥必須用隨機化比較實驗來證明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但是對於其他醫療處置，比如手術，就沒有這項規定。上網搜尋「comparisons with historical controls」（以歷史對照組來比較）這個關鍵字，可以找到最近針對曾使用歷史對照組試驗的其他醫療處置，所做的研究。

對於隨機化實驗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須注意。和隨機樣本一樣，隨機化實驗照樣要受機遇法則的「管轄」。就像抽一個選民的簡單隨機樣本時，有可能運氣不好，抽到的幾乎都是相同政治傾向一樣，隨機指派受試者時，也可能運氣不好，把抽菸的人幾乎全放在同一組。

我們知道，如果抽選很大的隨機樣本，樣本的組成和母體近似的機會就很大。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用很多受試者，加上利用隨機指派方式分組，也就有可能與實際情況非常吻合。受試者較多，表示實驗處理組的機遇變異會比較小，因此實驗結果的機遇變異也比較小。「用足夠多的受試者」和「同時比較數個處理」以及「隨機化」，同為「統計實驗設計」的基本原則。

——本文摘自《統計，讓數字說話》，2023 年 1 月，天下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蘇上豪

肥滋滋的肚子也能當蠟燭燒？

在寫到狄更斯與醫學關係的第三篇文章前，我想先鋪一個梗，談一下三國時代的人物董卓―這位漢靈帝時代的中郎將，受大將軍何進之託，脅迫當時干政的宦官十常侍，利用手中兵權搞得朝廷大亂，是開啟三國時代序幕的重要推手。

董卓應該是長年享受錦衣玉食慣了，根據記載他身軀肥胖，因此他的死，讓文史作家有了無限想像的空間。例如在《三國演義》第九回「除暴兇呂布助司徒，犯長安李傕聽賈詡」中，司徒王允設反間計，挑撥董卓的大將呂布將其殺死，羅貫中寫道：「卓屍肥胖，看屍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為燈，膏流滿地。」

另外在一本紀錄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小說《英雄記》也提到：「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屍吏暝以為大炷，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

這些都比《三國演義》還扯，肥滋滋的董卓死後，肚臍被置入燈芯，竟然光亮如日，而且還持續好幾天，把董卓比成瓦斯桶。

看到上面的兩段描寫，以外科醫生的立場而言，只能說是鬼扯，如果人死後脂肪可以膏流滿地的話，那開刀房一定是人間煉獄，因為每個胖子被開腸剖肚之後，還沒有看到病灶時，外科醫師可能要準備大量的吸油紙，甚至是幫浦來把流出的油處理掉，否則沒有辦法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至於利用肚子的脂肪當成蠟燭使用，更是讓我匪夷所思，因為人體的成分不見得全然是油脂，身體組織的燃點也不可能輕易的用燈芯點燃，如果這種情形會發生的話，那外科醫師一定也深受其害，因為我們用刀劃開身體之後，必須以高溫的電燒刀去止血，目前還沒有聽到患者在手術中忽然被點燃，甚至開刀房為此發生火災的紀錄。

會提到董卓的故事，是向各位說明人體不可能作為點燃的原料，否則在火場裡，消防弟兄救人時可能會帶著火柱出來，會特別提出來討論，是為了接下來探討狄更斯所處的時代，一直有很多人深信不疑的「人體自燃現象」（spontaneoushuman combustion，SHC），我們這位偉大的作家也是它的信徒。

「科學」現象還是「戲劇娛樂」效果？

狄更斯在《聖誕頌歌》中寫到，主角史古基（Scrooge）就擔心遇到聖誕禮物的幽靈時，會成為一個有趣的「身體自燃案」；另一部小說《荒涼山莊》（BleakHouse），其中的角色克魯克（Krook），一個時常酒醉的破銅爛鐵店老闆，被狄更斯形容「嘴裡冒著煙，好像身體裡著火一樣」，結果在一場大火中以驚人的方式消失：

「金屬爐架只剩下很小的火，但房間中有一股悶悶不樂的蒸汽，牆壁和天花板上有一層又黑又油膩的塗層。椅子和桌子，以及很少出現在桌子上的瓶子，都像往常一樣站立著，在一張椅背上掛著擾人毛茸茸的帽子和外套……這裡是一小塊燒焦的碎木頭的灰燼，上面灑著白灰，還是煤？哦，恐怖，他在這裡。」

狄更斯所描述的是克魯克當時已經發生了人體自燃，和傳說中所描述的一樣，房間裡有濃濃的灰燼，除了遺體化成油性的物質外，其他的東西卻安然無恙。

為什麼狄更斯會大膽地將當時流行的人體自燃寫入小說中？根據長年研究狄更斯的專家特雷佛．布朗特（Trevor Blount）所說，和作家在小時候經常閱讀一本可怕的期刊《The Terrific Register》有關，裡面多刊登聳人聽聞的事情，如暴行、酷刑、地震、沉船、鬼故事或決鬥場景等等，該雜誌在一八二二年有一期特別以駭人的細節描述，講述了柯妮莉亞．讚哈里．迪．班狄（Cornelia Zanghari di Bandi）伯爵夫人的死訊。

那是發生在一七三一年三月十五日，班狄伯爵辦了晚宴，當天伯爵夫人喝了相當多的白蘭地，所以不勝酒力的她早早回房睡覺，隔天女僕敲門，但伯爵夫人沒有回應，女僕只好打開窗戶，驚訝發現伯爵夫人已不成人形。

根據期刊裡的記載，伯爵夫人部分的顱骨及下巴已燒成灰燼，她的身體其他部分完好如初，當然身旁的家具都沒有燃燒的痕跡，不過空氣中瀰漫著臭味，像是酒與食物混合發出的酸臭味，有些油膩的東西滴得到處都是。

一位叫比安奇尼（Bianchini）的牧師到場，也看到如此驚人的景象，斷言伯爵夫人是人體自燃，原因是發炎的血攪動了胃裡的汁液，和腹中的發酵物（其實是白蘭地）作用而燃燒。

類似上述的故事，從十七世紀時就充斥在歐洲的大眾間，到了十九世紀的報紙、甚至醫學期刊中，還不乏有零星的報告出現，也難怪喜歡大量閱讀的狄更斯受不了蠱惑，最終將其寫入小說中，作為那些卑鄙人物的懲罰。

《荒涼山莊》是連載的小說，所以在克魯克死亡這一部分發表後，有一位有醫學背景的文學批評家喬治．亨利．路易士（George Henry Lewis）對其發出嚴厲批判，引經據典提出許多科學家來嘲諷狄更斯，還敦促他在《荒涼山莊》以書本形式出版後，能夠做出一些校正，以防止類似的錯誤訊息傳播。

如果狄更斯以輕鬆的筆調回應這件事，勸路易士不要太嚴肅的話，整件事大概就不會有糾纏，可惜狄更斯找出了一些深信人體自燃的醫師還有學者，及現場目擊者來反擊路易士，甚至在《荒涼山莊》以單行本出版時，斬釘截鐵說他的故事確實可信，而且有科學依據，結果惹來路易士更強烈的批判，希望他「不能隨意忽視和沉默地忽略，他所收集到的反對人體自燃的科學證據」。

結果普羅大眾的反應呢？大家對克魯克死亡沒有發表任何贊成或反對的意見，狄更斯的聲明沒有受損，《荒涼山莊》更是大賣，這是玄學戰勝科學嗎？我並不這麼認為，因為喜歡看小說的讀者，都喜歡看到壞人死狀悽慘，那遠比科學重要。

如果大家以人體自燃上網站搜尋的話，相信會有驚人的發現，而且也會看到長長一列的知名作家，如馬克．吐溫，以及寫出《簡愛》（Jane Eyre）的英國作家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等等，在他們的作品中談到人體自燃現象的情節。

可能讀者有的是人體自燃的擁護者，會提出很多不可思議的現象來問我意見，我的反駁除了剛剛在董卓死亡的敘述外，另外提出一個觀點讓大家思考：所謂的人體自燃受害者，大都沒有任何現場目擊證人以解釋他們如何燃燒？所以我並不反對他們燒成灰燼，只是不相信他們會自己燒起來罷了！

我的心情應該和買那些《荒涼山莊》的讀者一樣，小說本來就是要怪力亂神、天馬行空，壞人就該死狀悽慘、結局大快人心，把那些不合常理的事拿到科學上來討論有必要嗎？

拜託，大家不要像狄更斯和路易士那麼認真嘛！

——本文摘自《怪奇醫療史：從疫苗發明、疾病歷史、護體神功、縮陽症、按摩槍等，解開最不可思議的醫學古今事》，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文／郭立媛

1954 年夏季處於炎熱高溫的南臺灣，一間禮堂內湧入了近百人，臺下有許多穿著西裝或紳士服的男士們，一個個坐姿直挺聆聽臺上講者的發言，頻頻點頭應和；多數的學生們除了忙著拭去臉上的汗水，同時也更加勤奮地用手搧風消暑，與在座貴賓、家長仔細聆聽的樣貌呈現強烈對比。

講臺上站著一位六旬老人，用著流利優雅的閩南語，對這群剛進入高雄醫學院的學生們講述著「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信念。

這位老人就是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同時也是第一位臺灣醫學博士——杜聰明。

杜聰明在日治時期就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是當時許多臺籍學生的偶像，戰後更在醫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因此在他創辦高醫後，有許多學生或舊識，紛紛將子弟送來高醫就讀，這些來自醫生家庭的子弟，許多是父子兩代都師承杜聰明，成為一段杏林佳話。

體格丙下破格錄取，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1893－1986），號思牧，臺北淡水人。1909 年自滬尾公學校畢業後，以榜首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但因體格檢查被評定為丙下，險遭除名，幸有當時的代理校長長野純藏將其破格錄取。

杜聰明在醫學校期間閱讀許多科學家傳記，最敬重德國的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和法國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這兩名細菌學家。或許是師法這些研究者，醫學校畢業後，杜聰明選擇從事醫學研究，他先進入總督府研究所擔任助手，次年在堀內次雄老師的引薦下，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通過了學力測驗後進入賀屋隆吉教授的內科教室，一年後再轉到森島庫太教授的藥物學教室做研究。

1921 年，杜聰明以高等官的身份返臺，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是當時第三位被任命為日本高等官的臺灣人。1922 年甫滿 30 歲的杜聰明不僅已升任教授，同年底也順利通過博士申請，成為全日本國第 955 號博士，也是首位獲得日本博士學位的外地人，更是日治時期全臺灣第一位榮獲博士學位者，頓時成為臺灣各界矚目的焦點。

在當時，要取得博士學位本身已非常困難，尤其又是醫學領域。杜聰明身為土生土長於殖民地的臺灣人，卻能得醫學博士，不僅帶給許多臺灣人希望，同時也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有力的政策宣傳工具，往後只要提到臺灣，杜聰明的名字就一再被人提起，連帶被冠上了「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

鴉片、蛇毒、中醫藥，研究深具臺灣在地特色

校上課的時間外，杜聰明幾乎都待在研究所內做實驗。1925 年底杜聰明出發前往歐美留學，觀摩考察世界一流的研究室，為時約兩年半，1928 年人在巴黎的杜聰明還拜訪了正在環球旅行的林獻堂父子。

自歐美留學回國後的杜聰明，重新開設藥理學教室，但此時他身邊只有兩位助手和一位醫專應屆畢業生，但杜聰明不以為意，他認為比起實驗室的規模大小，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此後他便開始投入鴉片、蛇毒、中醫藥等三項深具臺灣在地特色之研究。

鴉片癮者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問題，不知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因此杜聰明在鴉片戒癮研究方面，主張以「漸減法」治療矯正吸食鴉片和施打嗎啡患者的毒癮，並發明微量嗎啡成分定性定量檢查法，藉由尿液檢查來決定療程，這種「尿檢法」至今仍是毒品檢驗的主要方式。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杜聰明帶領學生在愛愛寮及臺北更生院內進行大規模的鴉片戒癮療法，以總督府所設立的臺北更生院院內人數統計，在設立後的 17 年間共矯正了鴉片煙癮者 11,498 人。1937 年 8 月，杜聰明更因鴉片戒癮研究之成就，榮獲了日本學術協會賞。

除了鴉片的問題，身處熱帶潮濕地區的臺灣，經常出沒的毒蛇也是杜聰明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原先日人對臺灣毒蛇研究多侷限於免疫學和血清學研究的範圍，杜聰明則將研究方向轉為其所擅長的毒物學和藥理學，更將蛇毒製成的鎮痛劑進行人體實驗，後來由李鎮源繼續傳承蛇毒的研究工作。關於臺灣蛇毒之研究，杜聰明共計發表 100 多篇論文，成績豐碩。

然而，杜聰明對於傳統的中醫藥也極有興趣，他主張應該要用現代科學角度去研究分析，也曾建議統治者讓中西醫研究一元化，雖未被採納，但他在生藥及中藥的藥理研究上仍有不少成果。

1930 年代在他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時，仍嘗試向學校當局提出設立漢醫學研究機關之建議；甚至到戰後初期，也曾向當局建議在臺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增設漢藥治療科，可惜最後仍未能如願。

造就臺灣的醫學教育，至高雄創設醫學院

在杜聰明所主持的藥理學教室中，先後有 40 名醫專畢業生跟隨杜聰明研究，共發表 131 篇論文，杜聰明因此建立其學術地位。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後，杜聰明被延攬為醫學部教授，是當時唯一的臺灣人教授，主持藥理學研究室，先後造就了 40 餘位醫學博士。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杜聰明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赤十字會醫院，順利完成接收工作。之後，獲任命為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以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杜聰明在友人通知下，幸運地迴避風險，同時也保住臺大醫學院的實驗教室與多數儀器，但在此之後，對於政治的熱情逐漸降溫，將全數心力都放在醫學教育上。

經歷臺大校園及臺大醫院一系列的人事變化、制度改革後，他仍積極爭取設立牙醫學系和藥學系，至 1953 年 8 月，臺灣大學終於通過設置牙醫學系和藥學系案，但也因此得罪校方行政部門，最終杜聰明遭校方強制解聘，只能黯然離開醫學院院長職務。

杜聰明離開臺大後，1954 年 7 月在南臺灣創辦了高雄醫學院，來實踐他的醫學教育理想。

首屆招收了 61 名醫學系學生，師資則多由杜聰明從臺大力邀而來。1963 至 1966 年間，因人事及財政問題而爆發「高醫風波」，導致杜聰明於 1966 年 10 月辭職。但此時高雄醫學院已頗具規模，為國內醫學教育重鎮。

而當時的臺灣省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原住民部落存在著「無醫村」的問題，轉而向杜聰明尋求協助。鑑於許多醫科畢業生多不肯前往山地服務，在省府的委託之下，1958、1959 年杜聰明協助在高雄醫學院特設公費的「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專門招收原住民青年，經過四年的醫學教育後，必須到山地部落的衛生所服務滿十年，藉此來解決山地原住民醫療缺乏的問題。後來省政府考量地處海島的澎湖縣也是醫療資源不足，因此在原住民青年外，另外增加 4 個澎湖縣的學生名額。

堅定於研究與教育，深刻影響臺灣醫學史

杜聰明有感於身體瘦小，自醫學校時代開始，每日早晨勤於鍛鍊身體，數十年如一日，平時也喜好游泳，在擔任高雄醫學院院長期間，每週前往西子灣游泳健身。

家人記憶中的他，白天待在學校的實驗室，回家後也總是在讀書、研究，是真正全心投入研究的典範。杜聰明也勤於寫作，除了大量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他也詳細記錄自己的各類演講稿、出國考察見聞；自 30 歲起，更努力練習書法，每天都要練字至少四張，藉以修心養性，至今許多後輩、學生都仍保留他的墨寶。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在面對不同的統治政權，都能堅定地扮演好醫學研究實踐者和醫學教育推動者的角色，不僅在鴉片戒癮、蛇毒和中醫藥理三方面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戰後更積極推動臺灣的醫學教育發展，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醫學界人士。

杜聰明畢生投入醫學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成果，堪稱為近代臺灣醫學史上影響最深刻的人物。

參考資料

1.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262。
2. 〈新醫學博士 杜聰明氏〉，《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1 月 23 日，日刊版 07。
3.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北：國史館，2005，頁 8。
4. 原載於《杜聰明先生榮哀錄》，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37。
5. 原載於《中外畫報》雜誌，振聲攝。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302。
6.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