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一樣，但共同歸屬感讓我們拉近彼此——《當我們一起》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集體思考的效果比較好」是一種迷思？

一九四○年代初期，在廣告界擔任高層的艾力克斯．奧斯本（Alex Osborn）表示，把一群人放在一個房間裡，叫他們依循一套簡單的原則進行討論，就有可能提升創意，例如盡可能提出大量的想法、鼓勵天馬行空的點子、不要批評或評估任何人的看法等等。

奧斯本宣稱：「和一群人合作思考時，會比獨立思考想出的點子多兩倍。」

當然，他的創新方法很快就席捲全球。多年來，全球各地的公司都鼓勵員工用這種方法解決關鍵問題。

研究人員費盡心思測試了集體腦力激盪的效用。在一個典型的實驗中，他們把一群受測者隨機分成兩組，其中一半是「集體合作組」，他們一起待在一個房間裡。研究人員告訴他們標準的腦力激盪原則，請他們想辦法解決特定的問題（例如設計新的廣告活動，或是想辦法解決交通阻塞的問題）。另五人則是各自待在五個房間裡，實驗者也是給他們同樣的指示與任務，請他們獨自想辦法解決問題。

事後研究人員加總兩種情況下想出的點子數，並請專家評估點子的優劣。結果研究顯示集體腦力激盪的效果會優於獨立思考嗎？很多科學家都不太相信。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的布萊恩．穆蘭（Brian Mullen）與同仁分析以這種方式測試腦力激盪效用的二十個研究，他們驚訝地發現，多數實驗中，獨自思考的受測者想出來的點子數量與品質都比團隊優異。

其他研究顯示，集體腦力激盪可能失敗，一種名叫「群性虛耗」（social loafing）的現象可能是原因所在。一八八○年代末期，法國農業工程師馬克斯．林格曼（Max Ringelmann）一心想讓工人盡可能提高效率。他試過數百種實驗後，在不經意下發現一個意外的效果，就此啟發了一世紀的心理研究。

團隊工作常遇到的問題：群性虛耗

林格曼有一項研究是叫人拉繩子升起重物，他原本預期團隊合作會比一人獨自拉起時更努力，但實驗結果正好相反。一人獨拉時，可拉起八十五公斤；但集體拉動時，一人平均只拉六十五公斤。其他的研究顯示，這種現象就像第二章「說服」提過的旁觀者效應，主要是因為責任分散所致。一人獨自運作時，成敗完全取決於自己的能力與努力。成功時，榮耀一人獨享；失敗時，責任一人獨擔。加進其他人後，每個人突然間都不是那麼努力了，因為他們知道團隊做得好，個人也不會受到讚美；團隊做不好，總是可以怪到別人頭上。

研究顯示，很多種情況下都可以看到群性虛耗的現象。

叫大家盡量製造噪音時，一人製造的噪音比加入團隊時製造的還多； 叫大家加總一排數字時，愈多人一起加總，工作效率愈差；叫大家想點子時，一人構思比團隊思考更有創意。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包括美國、印度、泰國、日本等地。

總之，如今許多研究顯示，七十多年來，運用集體腦力激盪可能沒有激發創意，反倒在無意間壓抑了創意。大家合作時，並沒有誘因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以思考優異的點子，大多時候都無法跳脫窠臼，做另類思考。

所以想發揮創意，只要遠離群體就行了嗎？

不是。事實上， 有些研究顯示，如果你真的想發揮創意，可以採用幾個又快又有效的技巧。你只需要瞄一眼合適的現代藝術作品，工作時躺下來，什麼也不做，或在桌上擺放植物就行了。

測試創意

心理學家想出許多稀奇古怪的方法來測試創意。有時他們給受測者一塊磚頭，讓他們在幾分鐘內思考磚頭的可能用法； 有時他們給受測者一枝鉛筆與一張方形的紙，叫他們把紙折成不同的東西（例如電視、魚缸、書等等）。在這兩項實驗中，研究人員都會計算受測者想出的點子數，並評估那些點子的原創性。

研究人員也常使用多種視覺與言語上的橫向思考問題，你可以試試以下的問題，測試你的創意： 

1) 你能否在下列算式中加一條線讓算式成立？（唯一的規定是你不能把那條線斜放在等號上，讓等號變成不等號≠）。10  10  11 =  10.50

2) 喬安娜和傑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們父母相同，但他們不是雙胞胎，為什麼？ 

3) 一個男人和鎮上二十個不同的女人舉行婚禮，她們都還活著，他也沒離過婚。一夫多妻是非法的，但這個人卻沒有違法，為什麼？ 

4) 一個人走進古董店，想賣掉一個漂亮的銅幣。銅幣的一面是羅馬皇帝的頭像，另一面顯示 500B.C.（西元前五百年），古董商馬上就知道那銅幣不是西元前五百年製造的，為什麼？ 

【答案】

1) 這和時間有關。在第二個 1 上面加一橫，把 10 變成 To，那算式就變成「10 TO 11=10.50」（差十分到十一點），亦即十點五十分。

2) 喬安娜和傑基是三胞胎中的兩位。

3) 那人是牧師，是婚禮的證婚人。

4) 西元前五百年是在耶穌誕生之前，所以那時製造的硬幣不會印上 B.C.（before Christ）的簡寫。

——本文摘自《怪咖心理學之59秒的練習，靠表情、姿勢和小動作，輕鬆翻轉工作與人生！、社區裡的用藥悲劇與重生》，2023 年 4 月，漫遊者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集體更甚於個人——集體主義

全世界有許多傳統社會建立在共享的歷史、錯綜複雜的家系、當地的價值觀、交織的故事，以及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就和哈特派信徒一樣，歸屬感是這些文化的核心。南非的祖魯族甚至有個說法：「我在是因為你在，你在是因為我們同在」，這個說法還可以濃縮成一個字「ubuntu」，意思是「透過其他人而活著」。「ubuntu」與個人主義相反，它把個人與群體的連結放在第一位，視和諧為最重要。

研究者用「集體主義」來描述一種結構上強調集體更甚於個人的團體，相反的概念是個人主義團體。另外還有第三種文化：正在從集體主義進入到個人主義的「過渡」文化。羅卡奇發現，過渡文化裡的年長者特別容易感到孤獨，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擁有強大的社會支持，當社群裡的成員開始各自打拚後，年長者很可能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的處境。羅卡奇說，在個人主義傳統盛行的國家（例如挪威），年長者很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但在日本或以色列，年長者往往將獨居視為不正常，並因此感到沮喪，也難以承認這個事實。他們比較容易將社交孤立視為自己的問題，彷彿獨居代表「我不值得別人花時間來看我」。

極端集體主義文化的服從與脫離

我們或許很容易將傳統文化與其他集體主義文化浪漫化，但也不該將它們視為孤獨的解方。這類文化幾乎容不下個人發展與表達的空間，一旦你脫離或拒絕服從規範，將會面臨另一種類似疏離感的孤獨。當歸屬感是在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即使是輕微的違背規範也可能引發痛苦的後果。當你反抗與違背準則，可能導致其他人開始躲避你、將你放逐，甚至更糟的情況。

對於讓家族蒙羞的成員施予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是極端的例子，但遺憾的是，在南亞、北非與中東，每年仍有數千件這樣的案例。鄰居之間經年累月的長期不睦，也可能導致集體暴力衝突、文化分裂，乃至戰爭。我們在土耳其、印度、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都見過這樣的悲劇。中東情況更嚴重。

傳統社會的根是部落。部落將維持緊密連結的所有好處，都賜給遵從社群制定的信條和行為準則的成員，對於不遵守部落意識型態和規矩的人，就加以抵制反對，而且往往將他們妖魔化。如同古老的部落，傳統社會傾向於對外來影響與變革心存懷疑，因為那些東西不是完全在個人的掌控之中。擁有認識了一輩子的好朋友和鄰居的支持，固然令人安心，但它也可能使人感到極度孤獨，甚至致命——當你的膚色、性傾向或種族和其他人不同，或是你嚮往族人禁止的職業、宗教或生活方式。在今日的美國，成長於關係緊密的極端主義社群、長大後開始質疑家族價值觀的孩子，就會體驗到這種孤獨。

德瑞克．布萊克（Derek Black）正是其中之一。德瑞克的父親曾經是白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三K 黨（Ku Klux Klan）的「大巫師」（Grand Wizard），以及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白人至上網站「風暴前線」（Stormfront）的創立者。德瑞克的教父是大衛．杜克（David Duke），他也曾是三 K 黨的「大巫師」。德瑞克在家人深厚的愛與保護中長大，從小在家自學，由家族成員教導。由於周遭只有家族成員圍繞，所以他從來不曾質疑家人相信白人至上的假定，直到他離開家庭，到「外面」上大學。

我和德瑞克在 2019 年有個機會聊天，他回憶道，「我們感受到某種意義和目標，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

為了說明這種親密的關係，他告訴我一段青少年時期的經驗：他與家人進行一趟長途公路旅行，「我有機會和社群裡形形色色的人相處，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這種把人連結在一起的人際網絡，感覺非常踏實。」

德瑞克告訴我，問題是，這種緊密關係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外人的憤怒和仇恨之上，尤其是對猶太人和少數民族。德瑞克很難對外人產生同理心，因為他所處的文化強調外人和他之間的差異，而不是他們共有的價值觀或經驗，並且習於用負面的方式描繪外人。

走入不同人群認識社群的意義

當德瑞克在 2010 年到佛羅里達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讀大學時，他的為難處境開始被突顯出來。「上大學讓我第一次看見成長環境以外的社群，而且是一個我能夠認同的社群。我後來也開始關心這個社群。」德瑞克曾經和父親一同主持廣播節目，有位打電話進電台的聽眾稱這所大學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溫床」。德瑞克的父親認為，德瑞克上大學相當於是到敵對的人文陣營臥底，進行祕密蒐集情報的任務。但德瑞克天生充滿好奇心，突然間，他的周遭全是個人信念、政治理念和性別認同與他不同的人，「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不滿和問題。」

他原本打算悄悄執行這個想法，但這個計劃有一天突然被中斷了，因為有個學生發現了他的身分，並在學校的留言板「爆料」他是白人民族主義者。結果，德瑞克遭到許多人的撻伐，但有少數人例外。有幾個同學向他伸出援手，和他進行深入對話。這些人帶著尊重與同情之心，主動與德瑞克分享交流。這個舉動逐漸改變了德瑞克的信念，並幫助他意識到自己原本的價值觀極具毀滅性。德瑞克後來揚棄了家族的信條。雖然他試圖與家人維持關係，但是家人認為德瑞克背叛了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關係變得很緊張。白人民族主義社群裡的人，大多唾棄他的做法。

與家人的關係斷裂雖然已經好幾年，但德瑞克至今依然非常痛苦。他告訴我，這件事促使他認真思考，社群造成的正面與潛在負面影響。

「社群真正的意義與目的，」德瑞克反思的結論是，「來自擁有共同的理念，根植於共同的信念。不論這信念的基礎是宗教、政治、藝術或是體育運動，都反映出某個理想世界的獨特願景。一旦信念（連結的基礎）是建立在仇恨與恐懼之上，便會滲出毒性，慢慢侵蝕社群的正當性，最後破壞所有成員的幸福。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白人民族主義這類極端主義者身上，其他維繫關係的基礎是排斥與仇恨他們視為「不同」的其他人，最後也將面臨這樣的結果。」

雖然這類社群的成員可能感受到與彼此的連結，然而他們對於非我族類的懷疑，會使他們以嚴格的條件篩選往來的對象，進而限制了他們與廣闊世界的連結。他們對別人的信任、覺察與了解，也會隨之消逝。對於像是德瑞克這種決定冒險離開社群的人，這種情況將會使他們感受到的威脅與孤獨感更加強烈。然而即使刻意為之，能夠完全與世隔離的人少之又少。在現今這個極其多元的社會，我們注定會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會。要在這個社會建立歸屬感，必須看見並欣賞存在於種種差異之上的共通人性。

這意味我們需要運用同理心，使自己不陷入從狹隘觀點指責他人的束縛，想像另一個人正在體驗的感受。即使那個人來自不同的種族、人種、宗教或國家背景。我們要有意願一起發現與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目標。

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完全忽視彼此的差異與歧見，這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點可以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在我們因為衝突感到孤獨與焦慮時，幫助我們克服這些問題。如同德瑞克發現的，若社群只將同理心留給志同道合的人，這個社群注定會被整個社會疏遠。於是，隨著世界不斷改變與成長，社群成員開始覺得憤怒、害怕，愈來愈容易感到孤獨。

把人們凝聚在一起，使我們覺得所有人真正彼此相屬的，是連結，而不是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