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一樣，但共同歸屬感讓我們拉近彼此——《當我們一起》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集體思考的效果比較好」是一種迷思？

一九四○年代初期，在廣告界擔任高層的艾力克斯．奧斯本（Alex Osborn）表示，把一群人放在一個房間裡，叫他們依循一套簡單的原則進行討論，就有可能提升創意，例如盡可能提出大量的想法、鼓勵天馬行空的點子、不要批評或評估任何人的看法等等。

奧斯本宣稱：「和一群人合作思考時，會比獨立思考想出的點子多兩倍。」

當然，他的創新方法很快就席捲全球。多年來，全球各地的公司都鼓勵員工用這種方法解決關鍵問題。

研究人員費盡心思測試了集體腦力激盪的效用。在一個典型的實驗中，他們把一群受測者隨機分成兩組，其中一半是「集體合作組」，他們一起待在一個房間裡。研究人員告訴他們標準的腦力激盪原則，請他們想辦法解決特定的問題（例如設計新的廣告活動，或是想辦法解決交通阻塞的問題）。另五人則是各自待在五個房間裡，實驗者也是給他們同樣的指示與任務，請他們獨自想辦法解決問題。

事後研究人員加總兩種情況下想出的點子數，並請專家評估點子的優劣。結果研究顯示集體腦力激盪的效果會優於獨立思考嗎？很多科學家都不太相信。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的布萊恩．穆蘭（Brian Mullen）與同仁分析以這種方式測試腦力激盪效用的二十個研究，他們驚訝地發現，多數實驗中，獨自思考的受測者想出來的點子數量與品質都比團隊優異。

其他研究顯示，集體腦力激盪可能失敗，一種名叫「群性虛耗」（social loafing）的現象可能是原因所在。一八八○年代末期，法國農業工程師馬克斯．林格曼（Max Ringelmann）一心想讓工人盡可能提高效率。他試過數百種實驗後，在不經意下發現一個意外的效果，就此啟發了一世紀的心理研究。

團隊工作常遇到的問題：群性虛耗

林格曼有一項研究是叫人拉繩子升起重物，他原本預期團隊合作會比一人獨自拉起時更努力，但實驗結果正好相反。一人獨拉時，可拉起八十五公斤；但集體拉動時，一人平均只拉六十五公斤。其他的研究顯示，這種現象就像第二章「說服」提過的旁觀者效應，主要是因為責任分散所致。一人獨自運作時，成敗完全取決於自己的能力與努力。成功時，榮耀一人獨享；失敗時，責任一人獨擔。加進其他人後，每個人突然間都不是那麼努力了，因為他們知道團隊做得好，個人也不會受到讚美；團隊做不好，總是可以怪到別人頭上。

研究顯示，很多種情況下都可以看到群性虛耗的現象。

叫大家盡量製造噪音時，一人製造的噪音比加入團隊時製造的還多； 叫大家加總一排數字時，愈多人一起加總，工作效率愈差；叫大家想點子時，一人構思比團隊思考更有創意。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包括美國、印度、泰國、日本等地。

總之，如今許多研究顯示，七十多年來，運用集體腦力激盪可能沒有激發創意，反倒在無意間壓抑了創意。大家合作時，並沒有誘因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以思考優異的點子，大多時候都無法跳脫窠臼，做另類思考。

所以想發揮創意，只要遠離群體就行了嗎？

不是。事實上， 有些研究顯示，如果你真的想發揮創意，可以採用幾個又快又有效的技巧。你只需要瞄一眼合適的現代藝術作品，工作時躺下來，什麼也不做，或在桌上擺放植物就行了。

測試創意

心理學家想出許多稀奇古怪的方法來測試創意。有時他們給受測者一塊磚頭，讓他們在幾分鐘內思考磚頭的可能用法； 有時他們給受測者一枝鉛筆與一張方形的紙，叫他們把紙折成不同的東西（例如電視、魚缸、書等等）。在這兩項實驗中，研究人員都會計算受測者想出的點子數，並評估那些點子的原創性。

研究人員也常使用多種視覺與言語上的橫向思考問題，你可以試試以下的問題，測試你的創意： 

1) 你能否在下列算式中加一條線讓算式成立？（唯一的規定是你不能把那條線斜放在等號上，讓等號變成不等號≠）。10  10  11 =  10.50

2) 喬安娜和傑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們父母相同，但他們不是雙胞胎，為什麼？ 

3) 一個男人和鎮上二十個不同的女人舉行婚禮，她們都還活著，他也沒離過婚。一夫多妻是非法的，但這個人卻沒有違法，為什麼？ 

4) 一個人走進古董店，想賣掉一個漂亮的銅幣。銅幣的一面是羅馬皇帝的頭像，另一面顯示 500B.C.（西元前五百年），古董商馬上就知道那銅幣不是西元前五百年製造的，為什麼？ 

【答案】

1) 這和時間有關。在第二個 1 上面加一橫，把 10 變成 To，那算式就變成「10 TO 11=10.50」（差十分到十一點），亦即十點五十分。

2) 喬安娜和傑基是三胞胎中的兩位。

3) 那人是牧師，是婚禮的證婚人。

4) 西元前五百年是在耶穌誕生之前，所以那時製造的硬幣不會印上 B.C.（before Christ）的簡寫。

——本文摘自《怪咖心理學之59秒的練習，靠表情、姿勢和小動作，輕鬆翻轉工作與人生！、社區裡的用藥悲劇與重生》，2023 年 4 月，漫遊者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集體更甚於個人——集體主義

全世界有許多傳統社會建立在共享的歷史、錯綜複雜的家系、當地的價值觀、交織的故事，以及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就和哈特派信徒一樣，歸屬感是這些文化的核心。南非的祖魯族甚至有個說法：「我在是因為你在，你在是因為我們同在」，這個說法還可以濃縮成一個字「ubuntu」，意思是「透過其他人而活著」。「ubuntu」與個人主義相反，它把個人與群體的連結放在第一位，視和諧為最重要。

研究者用「集體主義」來描述一種結構上強調集體更甚於個人的團體，相反的概念是個人主義團體。另外還有第三種文化：正在從集體主義進入到個人主義的「過渡」文化。羅卡奇發現，過渡文化裡的年長者特別容易感到孤獨，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擁有強大的社會支持，當社群裡的成員開始各自打拚後，年長者很可能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的處境。羅卡奇說，在個人主義傳統盛行的國家（例如挪威），年長者很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但在日本或以色列，年長者往往將獨居視為不正常，並因此感到沮喪，也難以承認這個事實。他們比較容易將社交孤立視為自己的問題，彷彿獨居代表「我不值得別人花時間來看我」。

極端集體主義文化的服從與脫離

我們或許很容易將傳統文化與其他集體主義文化浪漫化，但也不該將它們視為孤獨的解方。這類文化幾乎容不下個人發展與表達的空間，一旦你脫離或拒絕服從規範，將會面臨另一種類似疏離感的孤獨。當歸屬感是在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即使是輕微的違背規範也可能引發痛苦的後果。當你反抗與違背準則，可能導致其他人開始躲避你、將你放逐，甚至更糟的情況。

對於讓家族蒙羞的成員施予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是極端的例子，但遺憾的是，在南亞、北非與中東，每年仍有數千件這樣的案例。鄰居之間經年累月的長期不睦，也可能導致集體暴力衝突、文化分裂，乃至戰爭。我們在土耳其、印度、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都見過這樣的悲劇。中東情況更嚴重。

傳統社會的根是部落。部落將維持緊密連結的所有好處，都賜給遵從社群制定的信條和行為準則的成員，對於不遵守部落意識型態和規矩的人，就加以抵制反對，而且往往將他們妖魔化。如同古老的部落，傳統社會傾向於對外來影響與變革心存懷疑，因為那些東西不是完全在個人的掌控之中。擁有認識了一輩子的好朋友和鄰居的支持，固然令人安心，但它也可能使人感到極度孤獨，甚至致命——當你的膚色、性傾向或種族和其他人不同，或是你嚮往族人禁止的職業、宗教或生活方式。在今日的美國，成長於關係緊密的極端主義社群、長大後開始質疑家族價值觀的孩子，就會體驗到這種孤獨。

德瑞克．布萊克（Derek Black）正是其中之一。德瑞克的父親曾經是白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三K 黨（Ku Klux Klan）的「大巫師」（Grand Wizard），以及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白人至上網站「風暴前線」（Stormfront）的創立者。德瑞克的教父是大衛．杜克（David Duke），他也曾是三 K 黨的「大巫師」。德瑞克在家人深厚的愛與保護中長大，從小在家自學，由家族成員教導。由於周遭只有家族成員圍繞，所以他從來不曾質疑家人相信白人至上的假定，直到他離開家庭，到「外面」上大學。

我和德瑞克在 2019 年有個機會聊天，他回憶道，「我們感受到某種意義和目標，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

為了說明這種親密的關係，他告訴我一段青少年時期的經驗：他與家人進行一趟長途公路旅行，「我有機會和社群裡形形色色的人相處，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這種把人連結在一起的人際網絡，感覺非常踏實。」

德瑞克告訴我，問題是，這種緊密關係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外人的憤怒和仇恨之上，尤其是對猶太人和少數民族。德瑞克很難對外人產生同理心，因為他所處的文化強調外人和他之間的差異，而不是他們共有的價值觀或經驗，並且習於用負面的方式描繪外人。

走入不同人群認識社群的意義

當德瑞克在 2010 年到佛羅里達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讀大學時，他的為難處境開始被突顯出來。「上大學讓我第一次看見成長環境以外的社群，而且是一個我能夠認同的社群。我後來也開始關心這個社群。」德瑞克曾經和父親一同主持廣播節目，有位打電話進電台的聽眾稱這所大學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溫床」。德瑞克的父親認為，德瑞克上大學相當於是到敵對的人文陣營臥底，進行祕密蒐集情報的任務。但德瑞克天生充滿好奇心，突然間，他的周遭全是個人信念、政治理念和性別認同與他不同的人，「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不滿和問題。」

他原本打算悄悄執行這個想法，但這個計劃有一天突然被中斷了，因為有個學生發現了他的身分，並在學校的留言板「爆料」他是白人民族主義者。結果，德瑞克遭到許多人的撻伐，但有少數人例外。有幾個同學向他伸出援手，和他進行深入對話。這些人帶著尊重與同情之心，主動與德瑞克分享交流。這個舉動逐漸改變了德瑞克的信念，並幫助他意識到自己原本的價值觀極具毀滅性。德瑞克後來揚棄了家族的信條。雖然他試圖與家人維持關係，但是家人認為德瑞克背叛了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關係變得很緊張。白人民族主義社群裡的人，大多唾棄他的做法。

與家人的關係斷裂雖然已經好幾年，但德瑞克至今依然非常痛苦。他告訴我，這件事促使他認真思考，社群造成的正面與潛在負面影響。

「社群真正的意義與目的，」德瑞克反思的結論是，「來自擁有共同的理念，根植於共同的信念。不論這信念的基礎是宗教、政治、藝術或是體育運動，都反映出某個理想世界的獨特願景。一旦信念（連結的基礎）是建立在仇恨與恐懼之上，便會滲出毒性，慢慢侵蝕社群的正當性，最後破壞所有成員的幸福。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白人民族主義這類極端主義者身上，其他維繫關係的基礎是排斥與仇恨他們視為「不同」的其他人，最後也將面臨這樣的結果。」

雖然這類社群的成員可能感受到與彼此的連結，然而他們對於非我族類的懷疑，會使他們以嚴格的條件篩選往來的對象，進而限制了他們與廣闊世界的連結。他們對別人的信任、覺察與了解，也會隨之消逝。對於像是德瑞克這種決定冒險離開社群的人，這種情況將會使他們感受到的威脅與孤獨感更加強烈。然而即使刻意為之，能夠完全與世隔離的人少之又少。在現今這個極其多元的社會，我們注定會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會。要在這個社會建立歸屬感，必須看見並欣賞存在於種種差異之上的共通人性。

這意味我們需要運用同理心，使自己不陷入從狹隘觀點指責他人的束縛，想像另一個人正在體驗的感受。即使那個人來自不同的種族、人種、宗教或國家背景。我們要有意願一起發現與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目標。

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完全忽視彼此的差異與歧見，這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點可以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在我們因為衝突感到孤獨與焦慮時，幫助我們克服這些問題。如同德瑞克發現的，若社群只將同理心留給志同道合的人，這個社群注定會被整個社會疏遠。於是，隨著世界不斷改變與成長，社群成員開始覺得憤怒、害怕，愈來愈容易感到孤獨。

把人們凝聚在一起，使我們覺得所有人真正彼此相屬的，是連結，而不是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