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為孤獨壯大聲勢的另一個社會變化,是普遍存在的不信任與分裂的氛圍。雖然這種對立是許多因素造成的,但社交疏離是一個重要的根源。
如同健康的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人際關係中的挑戰,強韌的人際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社會面臨的挑戰。全世界的社群都忙著處理各種迫切的問題,像是氣候變遷、恐怖主義、貧困,以及種族與經濟領域的不公平待遇。這些議題需要靠對話與合作來解決。儘管我們的生活方式愈來愈多元,然而,不論是在網路世界、還是現實世界,我們卻愈來愈傾向於只和自己的同類(例如外表、觀點和興趣相似的人)接觸。這會使我們很容易在不認識別人的情況下,只根據他們的信念或背景,將他們視為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這會形成一種疏離的螺旋,造成公民社會的分裂。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當我們與他人沒有連結,我們就不願意傾聽彼此的意見。於是我們會傾向於輕易的評斷他人,對於和我們抱持不同看法的人,把他想成最壞的狀況。這使得我們彼此愈來愈難以一起合作,克服挑戰。當我們遇到的問題愈多,我們就愈憤怒,這使害怕與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加速,進而使得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疏離感愈來愈強烈。
情況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境地的?
一個因素是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今日,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住在郊區,而且人數正不斷成長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現在有68%的郊區居民是白人,城市居民只有44%是白人。這個情況凸顯出城市與郊區種族人口的差異。即使在城市中,相同種族或社經地位的人,也傾向於集中居住在同一個鄰里中。
同時,許多人認為自己的薪資一直凍漲,而社會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此外,不論在城市、郊區或鄉村,有數百萬美國人正在與貧困奮戰,他們得不到收入好的工作。覺得失去自己應得地位的人,以及自認為是資源分配不均受害者的人,因此產生愈來愈強烈的擔憂與忿恨情緒。我們從網路、街頭抗議、電台談話性節目,以及政府內部,都聽見日益沸騰的民怨。2018 年,一個大型民調發現,79% 的美國成人對於「聯邦政府的負面論調與欠缺禮貌素養,將導致暴力或恐怖行動」表示關切。這項民調發現,絕大多數的民眾都表達出這種不滿,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年齡、收入水準、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區是什麼。這股暗潮洶湧的焦慮把所有人推向某個既定立場,彼此交流減少了,互相指責增加了,相互理解也變少了,我們陷入無比的孤立狀態。
拜科技所賜,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前所未有的各種工具投入和參與,發現我們和不同族群的人的共同點。現在有愈來愈多正在進行中的運動,試圖重拾文明有禮的對話,邀請人們參與有建設性的辯論,以超越那些將我們撕裂的偏見、歧異的觀點與生活經驗。這些運動的目標不是在一夜之間解決問題,而是協助所有的人一起面對問題。
約翰.保羅.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致力於建構國際和平,他也是調解衝突的專家。他曾深入思考,把人們凝聚與撕裂的機制是什麼。他很坦白的告訴我,「人類在本世紀的挑戰是,我們這個全球性的大家庭如何滿足創造歸屬權(right of belonging)的基本要素?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社群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在萊德拉赫看來,第一步是促進共同的歸屬感。那代表我們要到人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到他們的家裡或社區鄰里去拜訪他們、服務他們。「當你到人們的家裡,和他們坐在一起,你其實就啟動了集體同理心—你從他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來看這個世界。」萊德拉赫告訴我。
他說,當你要見的人和你有所不同,即使他們對你有一些擔心或不信任,你仍然希望與他們建立連結,那麼取得這個觀點就成了一件格外重要的事。唯有透過這個方法,我們才能真正開始理解彼此的人生脈絡。
萊德拉赫的話使我想起,在過去那個醫生到病人家裡出診的年代,醫病關係比現在更親密,醫生對病人的了解也更多。我在擔任住院醫生期間,曾做過家庭拜訪,那些經驗使我明白了家訪的價值。我還記得,我曾經家訪一位身體虛弱的年長女性。當她覺得自己以個體的身分、而不是病人的身分被看見與理解之後,她給予我的信任增加了。
而我對她的健康情況也有比較多的了解,因為她比較能夠自在的告訴她所關心的事,包括她對某個家庭成員的擔憂,以及房屋修繕方面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治療無關,卻會影響她的狀況。現代醫療基本上已經不做家訪了,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若要將患者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到他們住的地方去認識他們。
萊德拉赫說,「人們的孤立程度取決於,他們覺得自己被別人當成隱形人的程度。而這個隱形程度和地盤的模糊性有很大的關聯。因此,當你來到他們的地盤,表達對他們的關切,與他們對話,你就為這個已經失去深層連結的情境,重新注入人性的元素。」
為情境注入人性元素,是產生歸屬感的起點,當我們共處於同一個空間,我們就在促進共同歸屬感的形成。基於這個理由,自古以來,所有的社群一定會在自己的小鎮和城市,刻意建造一些同享空間。在世界各地,人們居住的房舍一定圍繞著公共廣場建造。市場、市集和音樂會這類全體居民的活動,都會在那個廣場上進行。在殖民時代,美國的社群都是以村子裡的綠地為中心,向外擴散。孩子們會在綠地上玩耍,大人則在那裡互相認識。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爵士是 1880 年代出現的現代城市規劃先驅之一。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被公園圍繞,與工業區和農業區分開。這些城鎮由市民管理,所有的市民共同分享當地的經濟利益,形成一個獨特的社群歸屬感。不過,在郊區住宅區興起,汽車文化凌駕居民文化之後,這個理想就式微了。
萊德拉赫說,當人們使用同一個空間,分擔屬於那個地方的責任,分享來自那個地方的報酬,所有人就在那裡扎了根。他以社群造園運動(community gardening movement)為例來說明。在世界各地,人們一起種植果樹和蔬菜,在公共和私人土地上創造了共享的利害關係。「那種想像力有助於排除深切的失根性(ungroundedness),而失根性似乎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
萊德拉赫的話指出了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挑戰。遷徙、遠距工作與遠距商務等趨勢的出現,使社群變得更加難以打造,也失去其重要性。現代人比從前更需要某個實體的共同基礎,讓我們在那個空間裡一起生活、工作、玩樂,以及互相歸屬。
若有長期不和的團體,對彼此的不信任引發恐懼與憤怒,並因此拒絕分享空間,該怎麼辦?那種恐懼和憤怒會削弱我們對彼此的同理心與關懷,使我們離彼此愈來愈遠,並使疏離感愈來愈強烈。在人類的歷史上,戰爭都是這樣挑起的。假如你除了在戰場之外,永遠不會和敵人碰面,要將敵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事。隨著全天候的節目播放與社交媒體的出現,影響變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