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一樣，但共同歸屬感讓我們拉近彼此——《當我們一起》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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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思考的效果比較好」是一種迷思？

一九四○年代初期，在廣告界擔任高層的艾力克斯．奧斯本（Alex Osborn）表示，把一群人放在一個房間裡，叫他們依循一套簡單的原則進行討論，就有可能提升創意，例如盡可能提出大量的想法、鼓勵天馬行空的點子、不要批評或評估任何人的看法等等。

奧斯本宣稱：「和一群人合作思考時，會比獨立思考想出的點子多兩倍。」

當然，他的創新方法很快就席捲全球。多年來，全球各地的公司都鼓勵員工用這種方法解決關鍵問題。

研究人員費盡心思測試了集體腦力激盪的效用。在一個典型的實驗中，他們把一群受測者隨機分成兩組，其中一半是「集體合作組」，他們一起待在一個房間裡。研究人員告訴他們標準的腦力激盪原則，請他們想辦法解決特定的問題（例如設計新的廣告活動，或是想辦法解決交通阻塞的問題）。另五人則是各自待在五個房間裡，實驗者也是給他們同樣的指示與任務，請他們獨自想辦法解決問題。

事後研究人員加總兩種情況下想出的點子數，並請專家評估點子的優劣。結果研究顯示集體腦力激盪的效果會優於獨立思考嗎？很多科學家都不太相信。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的布萊恩．穆蘭（Brian Mullen）與同仁分析以這種方式測試腦力激盪效用的二十個研究，他們驚訝地發現，多數實驗中，獨自思考的受測者想出來的點子數量與品質都比團隊優異。

其他研究顯示，集體腦力激盪可能失敗，一種名叫「群性虛耗」（social loafing）的現象可能是原因所在。一八八○年代末期，法國農業工程師馬克斯．林格曼（Max Ringelmann）一心想讓工人盡可能提高效率。他試過數百種實驗後，在不經意下發現一個意外的效果，就此啟發了一世紀的心理研究。

團隊工作常遇到的問題：群性虛耗

林格曼有一項研究是叫人拉繩子升起重物，他原本預期團隊合作會比一人獨自拉起時更努力，但實驗結果正好相反。一人獨拉時，可拉起八十五公斤；但集體拉動時，一人平均只拉六十五公斤。其他的研究顯示，這種現象就像第二章「說服」提過的旁觀者效應，主要是因為責任分散所致。一人獨自運作時，成敗完全取決於自己的能力與努力。成功時，榮耀一人獨享；失敗時，責任一人獨擔。加進其他人後，每個人突然間都不是那麼努力了，因為他們知道團隊做得好，個人也不會受到讚美；團隊做不好，總是可以怪到別人頭上。

研究顯示，很多種情況下都可以看到群性虛耗的現象。

叫大家盡量製造噪音時，一人製造的噪音比加入團隊時製造的還多； 叫大家加總一排數字時，愈多人一起加總，工作效率愈差；叫大家想點子時，一人構思比團隊思考更有創意。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包括美國、印度、泰國、日本等地。

總之，如今許多研究顯示，七十多年來，運用集體腦力激盪可能沒有激發創意，反倒在無意間壓抑了創意。大家合作時，並沒有誘因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以思考優異的點子，大多時候都無法跳脫窠臼，做另類思考。

所以想發揮創意，只要遠離群體就行了嗎？

不是。事實上， 有些研究顯示，如果你真的想發揮創意，可以採用幾個又快又有效的技巧。你只需要瞄一眼合適的現代藝術作品，工作時躺下來，什麼也不做，或在桌上擺放植物就行了。

測試創意

心理學家想出許多稀奇古怪的方法來測試創意。有時他們給受測者一塊磚頭，讓他們在幾分鐘內思考磚頭的可能用法； 有時他們給受測者一枝鉛筆與一張方形的紙，叫他們把紙折成不同的東西（例如電視、魚缸、書等等）。在這兩項實驗中，研究人員都會計算受測者想出的點子數，並評估那些點子的原創性。

研究人員也常使用多種視覺與言語上的橫向思考問題，你可以試試以下的問題，測試你的創意： 

1) 你能否在下列算式中加一條線讓算式成立？（唯一的規定是你不能把那條線斜放在等號上，讓等號變成不等號≠）。10  10  11 =  10.50

2) 喬安娜和傑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們父母相同，但他們不是雙胞胎，為什麼？ 

3) 一個男人和鎮上二十個不同的女人舉行婚禮，她們都還活著，他也沒離過婚。一夫多妻是非法的，但這個人卻沒有違法，為什麼？ 

4) 一個人走進古董店，想賣掉一個漂亮的銅幣。銅幣的一面是羅馬皇帝的頭像，另一面顯示 500B.C.（西元前五百年），古董商馬上就知道那銅幣不是西元前五百年製造的，為什麼？ 

【答案】

1) 這和時間有關。在第二個 1 上面加一橫，把 10 變成 To，那算式就變成「10 TO 11=10.50」（差十分到十一點），亦即十點五十分。

2) 喬安娜和傑基是三胞胎中的兩位。

3) 那人是牧師，是婚禮的證婚人。

4) 西元前五百年是在耶穌誕生之前，所以那時製造的硬幣不會印上 B.C.（before Christ）的簡寫。

——本文摘自《怪咖心理學之59秒的練習，靠表情、姿勢和小動作，輕鬆翻轉工作與人生！、社區裡的用藥悲劇與重生》，2023 年 4 月，漫遊者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為孤獨壯大聲勢的另一個社會變化，是普遍存在的不信任與分裂的氛圍。雖然這種對立是許多因素造成的，但社交疏離是一個重要的根源。

如同健康的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人際關係中的挑戰，強韌的人際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社會面臨的挑戰。全世界的社群都忙著處理各種迫切的問題，像是氣候變遷、恐怖主義、貧困，以及種族與經濟領域的不公平待遇。這些議題需要靠對話與合作來解決。儘管我們的生活方式愈來愈多元，然而，不論是在網路世界、還是現實世界，我們卻愈來愈傾向於只和自己的同類（例如外表、觀點和興趣相似的人）接觸。這會使我們很容易在不認識別人的情況下，只根據他們的信念或背景，將他們視為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這會形成一種疏離的螺旋，造成公民社會的分裂。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當我們與他人沒有連結，我們就不願意傾聽彼此的意見。於是我們會傾向於輕易的評斷他人，對於和我們抱持不同看法的人，把他想成最壞的狀況。這使得我們彼此愈來愈難以一起合作，克服挑戰。當我們遇到的問題愈多，我們就愈憤怒，這使害怕與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加速，進而使得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疏離感愈來愈強烈。

情況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境地的？

一個因素是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今日，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住在郊區，而且人數正不斷成長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現在有68％的郊區居民是白人，城市居民只有44％是白人。這個情況凸顯出城市與郊區種族人口的差異。即使在城市中，相同種族或社經地位的人，也傾向於集中居住在同一個鄰里中。

同時，許多人認為自己的薪資一直凍漲，而社會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此外，不論在城市、郊區或鄉村，有數百萬美國人正在與貧困奮戰，他們得不到收入好的工作。覺得失去自己應得地位的人，以及自認為是資源分配不均受害者的人，因此產生愈來愈強烈的擔憂與忿恨情緒。我們從網路、街頭抗議、電台談話性節目，以及政府內部，都聽見日益沸騰的民怨。2018 年，一個大型民調發現，79％ 的美國成人對於「聯邦政府的負面論調與欠缺禮貌素養，將導致暴力或恐怖行動」表示關切。這項民調發現，絕大多數的民眾都表達出這種不滿，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年齡、收入水準、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區是什麼。這股暗潮洶湧的焦慮把所有人推向某個既定立場，彼此交流減少了，互相指責增加了，相互理解也變少了，我們陷入無比的孤立狀態。

拜科技所賜，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前所未有的各種工具投入和參與，發現我們和不同族群的人的共同點。現在有愈來愈多正在進行中的運動，試圖重拾文明有禮的對話，邀請人們參與有建設性的辯論，以超越那些將我們撕裂的偏見、歧異的觀點與生活經驗。這些運動的目標不是在一夜之間解決問題，而是協助所有的人一起面對問題。

約翰．保羅．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致力於建構國際和平，他也是調解衝突的專家。他曾深入思考，把人們凝聚與撕裂的機制是什麼。他很坦白的告訴我，「人類在本世紀的挑戰是，我們這個全球性的大家庭如何滿足創造歸屬權（right of belonging）的基本要素？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社群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在萊德拉赫看來，第一步是促進共同的歸屬感。那代表我們要到人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到他們的家裡或社區鄰里去拜訪他們、服務他們。「當你到人們的家裡，和他們坐在一起，你其實就啟動了集體同理心—你從他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來看這個世界。」萊德拉赫告訴我。

他說，當你要見的人和你有所不同，即使他們對你有一些擔心或不信任，你仍然希望與他們建立連結，那麼取得這個觀點就成了一件格外重要的事。唯有透過這個方法，我們才能真正開始理解彼此的人生脈絡。

萊德拉赫的話使我想起，在過去那個醫生到病人家裡出診的年代，醫病關係比現在更親密，醫生對病人的了解也更多。我在擔任住院醫生期間，曾做過家庭拜訪，那些經驗使我明白了家訪的價值。我還記得，我曾經家訪一位身體虛弱的年長女性。當她覺得自己以個體的身分、而不是病人的身分被看見與理解之後，她給予我的信任增加了。

而我對她的健康情況也有比較多的了解，因為她比較能夠自在的告訴她所關心的事，包括她對某個家庭成員的擔憂，以及房屋修繕方面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治療無關，卻會影響她的狀況。現代醫療基本上已經不做家訪了，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若要將患者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到他們住的地方去認識他們。

萊德拉赫說，「人們的孤立程度取決於，他們覺得自己被別人當成隱形人的程度。而這個隱形程度和地盤的模糊性有很大的關聯。因此，當你來到他們的地盤，表達對他們的關切，與他們對話，你就為這個已經失去深層連結的情境，重新注入人性的元素。」

為情境注入人性元素，是產生歸屬感的起點，當我們共處於同一個空間，我們就在促進共同歸屬感的形成。基於這個理由，自古以來，所有的社群一定會在自己的小鎮和城市，刻意建造一些同享空間。在世界各地，人們居住的房舍一定圍繞著公共廣場建造。市場、市集和音樂會這類全體居民的活動，都會在那個廣場上進行。在殖民時代，美國的社群都是以村子裡的綠地為中心，向外擴散。孩子們會在綠地上玩耍，大人則在那裡互相認識。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爵士是 1880 年代出現的現代城市規劃先驅之一。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被公園圍繞，與工業區和農業區分開。這些城鎮由市民管理，所有的市民共同分享當地的經濟利益，形成一個獨特的社群歸屬感。不過，在郊區住宅區興起，汽車文化凌駕居民文化之後，這個理想就式微了。

萊德拉赫說，當人們使用同一個空間，分擔屬於那個地方的責任，分享來自那個地方的報酬，所有人就在那裡扎了根。他以社群造園運動（community gardening movement）為例來說明。在世界各地，人們一起種植果樹和蔬菜，在公共和私人土地上創造了共享的利害關係。「那種想像力有助於排除深切的失根性（ungroundedness），而失根性似乎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

萊德拉赫的話指出了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挑戰。遷徙、遠距工作與遠距商務等趨勢的出現，使社群變得更加難以打造，也失去其重要性。現代人比從前更需要某個實體的共同基礎，讓我們在那個空間裡一起生活、工作、玩樂，以及互相歸屬。

若有長期不和的團體，對彼此的不信任引發恐懼與憤怒，並因此拒絕分享空間，該怎麼辦？那種恐懼和憤怒會削弱我們對彼此的同理心與關懷，使我們離彼此愈來愈遠，並使疏離感愈來愈強烈。在人類的歷史上，戰爭都是這樣挑起的。假如你除了在戰場之外，永遠不會和敵人碰面，要將敵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事。隨著全天候的節目播放與社交媒體的出現，影響變得更大了。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集體更甚於個人——集體主義

全世界有許多傳統社會建立在共享的歷史、錯綜複雜的家系、當地的價值觀、交織的故事，以及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就和哈特派信徒一樣，歸屬感是這些文化的核心。南非的祖魯族甚至有個說法：「我在是因為你在，你在是因為我們同在」，這個說法還可以濃縮成一個字「ubuntu」，意思是「透過其他人而活著」。「ubuntu」與個人主義相反，它把個人與群體的連結放在第一位，視和諧為最重要。

研究者用「集體主義」來描述一種結構上強調集體更甚於個人的團體，相反的概念是個人主義團體。另外還有第三種文化：正在從集體主義進入到個人主義的「過渡」文化。羅卡奇發現，過渡文化裡的年長者特別容易感到孤獨，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擁有強大的社會支持，當社群裡的成員開始各自打拚後，年長者很可能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的處境。羅卡奇說，在個人主義傳統盛行的國家（例如挪威），年長者很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但在日本或以色列，年長者往往將獨居視為不正常，並因此感到沮喪，也難以承認這個事實。他們比較容易將社交孤立視為自己的問題，彷彿獨居代表「我不值得別人花時間來看我」。

極端集體主義文化的服從與脫離

我們或許很容易將傳統文化與其他集體主義文化浪漫化，但也不該將它們視為孤獨的解方。這類文化幾乎容不下個人發展與表達的空間，一旦你脫離或拒絕服從規範，將會面臨另一種類似疏離感的孤獨。當歸屬感是在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即使是輕微的違背規範也可能引發痛苦的後果。當你反抗與違背準則，可能導致其他人開始躲避你、將你放逐，甚至更糟的情況。

對於讓家族蒙羞的成員施予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是極端的例子，但遺憾的是，在南亞、北非與中東，每年仍有數千件這樣的案例。鄰居之間經年累月的長期不睦，也可能導致集體暴力衝突、文化分裂，乃至戰爭。我們在土耳其、印度、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都見過這樣的悲劇。中東情況更嚴重。

傳統社會的根是部落。部落將維持緊密連結的所有好處，都賜給遵從社群制定的信條和行為準則的成員，對於不遵守部落意識型態和規矩的人，就加以抵制反對，而且往往將他們妖魔化。如同古老的部落，傳統社會傾向於對外來影響與變革心存懷疑，因為那些東西不是完全在個人的掌控之中。擁有認識了一輩子的好朋友和鄰居的支持，固然令人安心，但它也可能使人感到極度孤獨，甚至致命——當你的膚色、性傾向或種族和其他人不同，或是你嚮往族人禁止的職業、宗教或生活方式。在今日的美國，成長於關係緊密的極端主義社群、長大後開始質疑家族價值觀的孩子，就會體驗到這種孤獨。

德瑞克．布萊克（Derek Black）正是其中之一。德瑞克的父親曾經是白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三K 黨（Ku Klux Klan）的「大巫師」（Grand Wizard），以及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白人至上網站「風暴前線」（Stormfront）的創立者。德瑞克的教父是大衛．杜克（David Duke），他也曾是三 K 黨的「大巫師」。德瑞克在家人深厚的愛與保護中長大，從小在家自學，由家族成員教導。由於周遭只有家族成員圍繞，所以他從來不曾質疑家人相信白人至上的假定，直到他離開家庭，到「外面」上大學。

我和德瑞克在 2019 年有個機會聊天，他回憶道，「我們感受到某種意義和目標，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

為了說明這種親密的關係，他告訴我一段青少年時期的經驗：他與家人進行一趟長途公路旅行，「我有機會和社群裡形形色色的人相處，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這種把人連結在一起的人際網絡，感覺非常踏實。」

德瑞克告訴我，問題是，這種緊密關係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外人的憤怒和仇恨之上，尤其是對猶太人和少數民族。德瑞克很難對外人產生同理心，因為他所處的文化強調外人和他之間的差異，而不是他們共有的價值觀或經驗，並且習於用負面的方式描繪外人。

走入不同人群認識社群的意義

當德瑞克在 2010 年到佛羅里達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讀大學時，他的為難處境開始被突顯出來。「上大學讓我第一次看見成長環境以外的社群，而且是一個我能夠認同的社群。我後來也開始關心這個社群。」德瑞克曾經和父親一同主持廣播節目，有位打電話進電台的聽眾稱這所大學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溫床」。德瑞克的父親認為，德瑞克上大學相當於是到敵對的人文陣營臥底，進行祕密蒐集情報的任務。但德瑞克天生充滿好奇心，突然間，他的周遭全是個人信念、政治理念和性別認同與他不同的人，「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不滿和問題。」

他原本打算悄悄執行這個想法，但這個計劃有一天突然被中斷了，因為有個學生發現了他的身分，並在學校的留言板「爆料」他是白人民族主義者。結果，德瑞克遭到許多人的撻伐，但有少數人例外。有幾個同學向他伸出援手，和他進行深入對話。這些人帶著尊重與同情之心，主動與德瑞克分享交流。這個舉動逐漸改變了德瑞克的信念，並幫助他意識到自己原本的價值觀極具毀滅性。德瑞克後來揚棄了家族的信條。雖然他試圖與家人維持關係，但是家人認為德瑞克背叛了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關係變得很緊張。白人民族主義社群裡的人，大多唾棄他的做法。

與家人的關係斷裂雖然已經好幾年，但德瑞克至今依然非常痛苦。他告訴我，這件事促使他認真思考，社群造成的正面與潛在負面影響。

「社群真正的意義與目的，」德瑞克反思的結論是，「來自擁有共同的理念，根植於共同的信念。不論這信念的基礎是宗教、政治、藝術或是體育運動，都反映出某個理想世界的獨特願景。一旦信念（連結的基礎）是建立在仇恨與恐懼之上，便會滲出毒性，慢慢侵蝕社群的正當性，最後破壞所有成員的幸福。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白人民族主義這類極端主義者身上，其他維繫關係的基礎是排斥與仇恨他們視為「不同」的其他人，最後也將面臨這樣的結果。」

雖然這類社群的成員可能感受到與彼此的連結，然而他們對於非我族類的懷疑，會使他們以嚴格的條件篩選往來的對象，進而限制了他們與廣闊世界的連結。他們對別人的信任、覺察與了解，也會隨之消逝。對於像是德瑞克這種決定冒險離開社群的人，這種情況將會使他們感受到的威脅與孤獨感更加強烈。然而即使刻意為之，能夠完全與世隔離的人少之又少。在現今這個極其多元的社會，我們注定會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會。要在這個社會建立歸屬感，必須看見並欣賞存在於種種差異之上的共通人性。

這意味我們需要運用同理心，使自己不陷入從狹隘觀點指責他人的束縛，想像另一個人正在體驗的感受。即使那個人來自不同的種族、人種、宗教或國家背景。我們要有意願一起發現與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目標。

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完全忽視彼此的差異與歧見，這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點可以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在我們因為衝突感到孤獨與焦慮時，幫助我們克服這些問題。如同德瑞克發現的，若社群只將同理心留給志同道合的人，這個社群注定會被整個社會疏遠。於是，隨著世界不斷改變與成長，社群成員開始覺得憤怒、害怕，愈來愈容易感到孤獨。

把人們凝聚在一起，使我們覺得所有人真正彼此相屬的，是連結，而不是仇恨。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為孤獨壯大聲勢的另一個社會變化，是普遍存在的不信任與分裂的氛圍。雖然這種對立是許多因素造成的，但社交疏離是一個重要的根源。

如同健康的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人際關係中的挑戰，強韌的人際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社會面臨的挑戰。全世界的社群都忙著處理各種迫切的問題，像是氣候變遷、恐怖主義、貧困，以及種族與經濟領域的不公平待遇。這些議題需要靠對話與合作來解決。儘管我們的生活方式愈來愈多元，然而，不論是在網路世界、還是現實世界，我們卻愈來愈傾向於只和自己的同類（例如外表、觀點和興趣相似的人）接觸。這會使我們很容易在不認識別人的情況下，只根據他們的信念或背景，將他們視為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這會形成一種疏離的螺旋，造成公民社會的分裂。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當我們與他人沒有連結，我們就不願意傾聽彼此的意見。於是我們會傾向於輕易的評斷他人，對於和我們抱持不同看法的人，把他想成最壞的狀況。這使得我們彼此愈來愈難以一起合作，克服挑戰。當我們遇到的問題愈多，我們就愈憤怒，這使害怕與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加速，進而使得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疏離感愈來愈強烈。

情況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境地的？

一個因素是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今日，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住在郊區，而且人數正不斷成長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現在有68％的郊區居民是白人，城市居民只有44％是白人。這個情況凸顯出城市與郊區種族人口的差異。即使在城市中，相同種族或社經地位的人，也傾向於集中居住在同一個鄰里中。

同時，許多人認為自己的薪資一直凍漲，而社會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此外，不論在城市、郊區或鄉村，有數百萬美國人正在與貧困奮戰，他們得不到收入好的工作。覺得失去自己應得地位的人，以及自認為是資源分配不均受害者的人，因此產生愈來愈強烈的擔憂與忿恨情緒。我們從網路、街頭抗議、電台談話性節目，以及政府內部，都聽見日益沸騰的民怨。2018 年，一個大型民調發現，79％ 的美國成人對於「聯邦政府的負面論調與欠缺禮貌素養，將導致暴力或恐怖行動」表示關切。這項民調發現，絕大多數的民眾都表達出這種不滿，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年齡、收入水準、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區是什麼。這股暗潮洶湧的焦慮把所有人推向某個既定立場，彼此交流減少了，互相指責增加了，相互理解也變少了，我們陷入無比的孤立狀態。

拜科技所賜，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前所未有的各種工具投入和參與，發現我們和不同族群的人的共同點。現在有愈來愈多正在進行中的運動，試圖重拾文明有禮的對話，邀請人們參與有建設性的辯論，以超越那些將我們撕裂的偏見、歧異的觀點與生活經驗。這些運動的目標不是在一夜之間解決問題，而是協助所有的人一起面對問題。

約翰．保羅．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致力於建構國際和平，他也是調解衝突的專家。他曾深入思考，把人們凝聚與撕裂的機制是什麼。他很坦白的告訴我，「人類在本世紀的挑戰是，我們這個全球性的大家庭如何滿足創造歸屬權（right of belonging）的基本要素？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社群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在萊德拉赫看來，第一步是促進共同的歸屬感。那代表我們要到人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到他們的家裡或社區鄰里去拜訪他們、服務他們。「當你到人們的家裡，和他們坐在一起，你其實就啟動了集體同理心—你從他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來看這個世界。」萊德拉赫告訴我。

他說，當你要見的人和你有所不同，即使他們對你有一些擔心或不信任，你仍然希望與他們建立連結，那麼取得這個觀點就成了一件格外重要的事。唯有透過這個方法，我們才能真正開始理解彼此的人生脈絡。

萊德拉赫的話使我想起，在過去那個醫生到病人家裡出診的年代，醫病關係比現在更親密，醫生對病人的了解也更多。我在擔任住院醫生期間，曾做過家庭拜訪，那些經驗使我明白了家訪的價值。我還記得，我曾經家訪一位身體虛弱的年長女性。當她覺得自己以個體的身分、而不是病人的身分被看見與理解之後，她給予我的信任增加了。

而我對她的健康情況也有比較多的了解，因為她比較能夠自在的告訴她所關心的事，包括她對某個家庭成員的擔憂，以及房屋修繕方面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治療無關，卻會影響她的狀況。現代醫療基本上已經不做家訪了，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若要將患者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到他們住的地方去認識他們。

萊德拉赫說，「人們的孤立程度取決於，他們覺得自己被別人當成隱形人的程度。而這個隱形程度和地盤的模糊性有很大的關聯。因此，當你來到他們的地盤，表達對他們的關切，與他們對話，你就為這個已經失去深層連結的情境，重新注入人性的元素。」

為情境注入人性元素，是產生歸屬感的起點，當我們共處於同一個空間，我們就在促進共同歸屬感的形成。基於這個理由，自古以來，所有的社群一定會在自己的小鎮和城市，刻意建造一些同享空間。在世界各地，人們居住的房舍一定圍繞著公共廣場建造。市場、市集和音樂會這類全體居民的活動，都會在那個廣場上進行。在殖民時代，美國的社群都是以村子裡的綠地為中心，向外擴散。孩子們會在綠地上玩耍，大人則在那裡互相認識。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爵士是 1880 年代出現的現代城市規劃先驅之一。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被公園圍繞，與工業區和農業區分開。這些城鎮由市民管理，所有的市民共同分享當地的經濟利益，形成一個獨特的社群歸屬感。不過，在郊區住宅區興起，汽車文化凌駕居民文化之後，這個理想就式微了。

萊德拉赫說，當人們使用同一個空間，分擔屬於那個地方的責任，分享來自那個地方的報酬，所有人就在那裡扎了根。他以社群造園運動（community gardening movement）為例來說明。在世界各地，人們一起種植果樹和蔬菜，在公共和私人土地上創造了共享的利害關係。「那種想像力有助於排除深切的失根性（ungroundedness），而失根性似乎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

萊德拉赫的話指出了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挑戰。遷徙、遠距工作與遠距商務等趨勢的出現，使社群變得更加難以打造，也失去其重要性。現代人比從前更需要某個實體的共同基礎，讓我們在那個空間裡一起生活、工作、玩樂，以及互相歸屬。

若有長期不和的團體，對彼此的不信任引發恐懼與憤怒，並因此拒絕分享空間，該怎麼辦？那種恐懼和憤怒會削弱我們對彼此的同理心與關懷，使我們離彼此愈來愈遠，並使疏離感愈來愈強烈。在人類的歷史上，戰爭都是這樣挑起的。假如你除了在戰場之外，永遠不會和敵人碰面，要將敵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事。隨著全天候的節目播放與社交媒體的出現，影響變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