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中社群與世界的交流——《當我們一起》

為什麼台灣會像坐在搖搖椅上，總是時不時地晃動？這個問題或許有些令人不安，但卻是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現實。根據氣象署統計，台灣每年有 40,000 次以上的地震，其中有感地震超過 1,000 次。2024年4月3日，花蓮的大地震發生後，台灣就經歷了超過 1,000 次餘震，這些數據被視覺化後形成的圖像，宛如台北101大樓般高聳穿雲，再次引發了全球對台灣地震頻繁性的關注。

地震發生後，許多外國媒體擔心半導體產業會受影響，但更讓他們稱奇的是，台灣竟然能在這麼大的地震之下，將傷害降到這麼低，並迅速恢復。不禁讓人想問，自從 25 年前的 921大地震以來，台灣經歷了哪些改變？哪些地方可能再發生大地震？如果只是遲早，我們該如何做好更萬全的準備？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最合適的地點就在一座從地震遺跡中冒出的主題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 921地震教育園區。

下一個大地震在哪、何時？先聽斷層說了什麼

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台灣發生了一場規模7.3的大地震，震央在南投縣集集鎮，全台 5 萬棟房子遭震垮，罹難人數超過 2,400 人。其中，台中霧峰光復國中校區因車籠埔斷層通過，地面隆起2.6公尺，多棟校舍損毀。政府決定在此設立921地震教育園區，保留這段震撼人心的歷史，並作為防災教育的重要基地。園區內兩處地震遺跡依特性設置為「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和「地震工程教育館」。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建於原操場位置，為了保存地表破裂及巨大抬升，所以整體設計不採用樑柱結構，而是由82根長12公尺、寬2.4公尺、重約10噸的預鑄預力混凝板組成，外觀為曲線造型，技術難度極高，屬國內外首見，並榮獲多項建築獎。而地震工程教育館保留了原光復國中受損校舍，讓民眾親眼見證地震的驚人破壞力，進一步強調建築結構與安全的重要性。毀損教室旁設有由園區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共同策劃的展示館，透過互動展示，讓參觀者親手操作，學習地震工程相關知識。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組研究員蔣正興博士表示，面積上，台灣是一個狹長的小島，卻擁有高達近4000公尺的山脈，彰顯了板塊激烈擠壓、地質活動極為活躍的背景。回顧過去一百年的地震歷史，從1906年的梅山地震、1935年的新竹-台中地震，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都發生在台灣西部，與西部的活動斷層有密切關聯，震源位於淺層，加上人口密度較高，因此對台灣西部造成了嚴重的災情。

而台灣東部是板塊劇烈擠壓的區域，地震震源分佈更廣。與西部相比，雖然東部地震更頻繁，但由於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災情相對較少。此外，台灣東北部和外海也是地震多發區，尤其是菲律賓海板塊往北隱沒至歐亞板塊的隱沒地震帶，至沖繩海槽向北延伸，甚至可能影響到台北下方，發生直下型地震，這種地震因震源位於城市正下方，危害特別大，加上台北市房屋非常老舊，若發生直下型地震，災情將非常嚴重。

除了台北市，蔣正興博士指出在台灣西部，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就是彰化斷層的影響，該斷層曾於1848年發生巨大錯動。此外，我們也需要留意西南部的地震風險，如 1906 年的梅山地震。此兩條活動斷層距今皆已超過 100 年沒活動了。至於東部，因為存在眾多活動斷層，當然也需要持續注意。

我們之所以擔心某些斷層，是因為這些區域可能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能量，一旦達到臨界點，就會釋放，進而引發地震。地質學家通常會沿著斷層挖掘，尋找過去地震的證據，如受構造擾動沉積物的變化，然後透過定年技術來確定地震發生的時間點，估算出斷層的地震週期，然而，這些數字的計算過程非常複雜，需要綜合大量數據。

挑戰在於，有些斷層的活動時間非常久遠，要找到活動證據並不容易。例如，1906年的梅山地震，即使不算久遠，但挖掘出相關斷層的具體位置仍然困難，更不用說那些數百年才活動一次的斷層，如台北的山腳斷層，因為上頭覆蓋了大量沉積物，要找到並研究這些斷層更加困難。

儘管我們很難預測哪個斷層會再次活動，我們仍然可以預先對這些構造做風險評估，從過往地震事件中找到應變之道。而 921 地震教育園區，就是那個可以發現應變之道的地方。

921 後的 25 年

在園區服務已 11 年的黃英哲擔任志工輔導員，常代表園區到各地進行地震防災宣導。他細數 921 之後，台灣進行的六大改革。制定災害防救法，取代了總統緊急命令。修訂了建築法規，推動斷層帶禁限建與傳統校舍建築改建。組建災難搜救隊伍，在面對未來災害時能更加自主應對。為保存文化資產，增設了歷史建築類別，確保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得到妥善照料。

最後，則是推行防災教育。黃英哲表示，除了在學校定期進行防災演練，提升防災意識外，更建立了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作為教育場所，也是跨部門合作的平台，例如與交通部氣象署、災害防救辦公室、教育部等單位合作，進行全面的防災教育。園區內保留了斷層線的舊址，讓遊客能夠直觀地了解地震的破壞力，最具可看性；然而除此之外，園區也是 921 地震相關文物和資料的重要儲存地，為未來的地震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堪稱園區元老，在園區服務將近 19 年，主要負責日語解說工作的陳婉茹認為，園區最大的特色是保存了斷層造成的地景變化，如抬升的操場和毀壞的教室場景，讓造訪的每個人直觀地感受地震的威力，尤其是對於年輕的小朋友，即使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也能透過這些真實的展示認識到地震帶來的危險與影響。

陳婉茹回憶，之前有爸媽帶著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來參觀，原本小朋友並不認真聽講，到處跑來跑去，但當他看到隆起的操場，立刻大聲說這他在課本看過，後來便聚精會神地聽完 40 分鐘的解說。

除了每看必震撼的地景，園區也透過持續更新策展，邀請大家深入地震跟防災的各個面向。策展人黃惠瑛負責展示設計、活動規劃、教具設計等工作。她提到，去年推出的搜救犬特展和今年的「921震災啓示展」與她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921 大地震時的她還是一名台中女中的住宿生，當時她儘管驚恐，依舊背著腿軟的學姊下樓，讓她在策劃這些展覽時充滿了反思。

在地震體驗平臺的設計中，黃惠瑛強調不僅要讓觀眾了解災害的破壞力，更希望觀眾能從中學到防災知識。她與設計師合作，一樓展示區採用了時光機的概念，運用輕鬆、童趣的風格，希望遊客保持積極心態。二樓的地震體驗平臺結合六軸震動臺和影片，讓遊客真實感受921地震的情境。她強調，這次展覽的目標是全民，設計上避免了血腥和悲傷的元素，旨在讓觀眾帶著正向的感受離開，並重視防災意識。

籌備今年展覽的最大挑戰是緊迫的時間。從五月開始，九月完成，為了迅速而有效地與設計師溝通，黃惠瑛使用了AI工具如ChatGPT與生成圖像工具，來加快與設計師溝通的過程。

蔣正興博士說，當初學界建議在此設立地震教育園區，其中一位重要推手是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他曾在台灣指導十位台灣博士生，這些博士後來成為地質研究的中堅力量。1999年921大地震後，安朔葉教授立刻趕到台灣，認為光復國中是全球研究斷層和地震的最佳觀察點，建議必須保存。為紀念園區今年成立20週年，在斷層館的展示更新中，便特別強調安朔葉的貢獻與當時的操場圖。

此外，作為 20 週年的相關活動，今年九月也將與日本野島斷層保存館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強化合作並展示台日合作歷史。另一重頭戲則是向日本兵庫縣人與自然博物館主任研究員加藤茂弘致贈感謝狀，感謝他不遺餘力，長期協助園區斷層保存館的剖面展品保存工作。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盡力保存斷層跟受創校舍，只因不想再重蹈覆徹。蔣正興博士表示，921地震發生在車籠埔斷層，其錯動形式成為全球地質研究的典範，尤其是在研究斷層帶災害方面。統計數據顯示，距離車籠埔斷層約100公尺內，住在上盤的罹難率約為1%，而下盤則約為0.6%。這說明住在斷層附近，特別是上盤，是非常危險的。由於台灣主要是逆斷層活動，這一數據清楚告訴我們，在上盤區域建設居住區應特別小心。

2018年花蓮米崙斷層地震就是一個例證。

在921地震後，政府在斷層帶兩側劃設了「地質敏感區」。因為斷層活動週期較長，全球大部分地區難以測試劃設敏感區的有效性，但台灣不同，斷層活動十分頻繁。例如 1951 年，米崙斷層造成縱谷地震，規模達 7.3，僅隔 67 年後，在 2018 年再次發生花蓮地震，這在全球是罕見的，也因此 2016 年劃設的地質敏感區，在 2018 年的地震中便發現，的確更容易發生地表破裂與建築受損，驗證了地質敏感區劃設的有效性。

在過去的20年裡，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見證了台灣在防災教育上的進步，也承載著無數來訪者的情感與記憶。每一處地震遺跡，每一項展示，都在默默提醒我們，那段傷痛歷史並未走遠。然而，我們對抗自然的力量，並非源自恐懼，而是源自對生命的尊重與守護。當你走進這座園區，感受那因地震而隆起的操場，或是走過曾經遭受重創的教室，你會發現，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展示，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與使命。

來吧，今年九月，走進921地震教育園區，一起在這裡找尋對未來的啓示，為台灣的下一代共同築起一個更堅固、更安全的家園。

延伸閱讀：
高風險？ 家踩「斷層帶、地質敏感區」買房留意
「我摸到台灣的心臟！」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讓「池上斷層」揚名國際
百年驚奇－霧峰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天下雜誌

影集《年輕教宗》（The Young Pope）裡，裘德洛飾演的庇護十三世曾經開示：「愛無法用人數統計，只能以強度衡量。」^[1][註]2023年元月的《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來自全球45個國家的學者，向世人宣告：他們不僅量化了愛情強度，還比較出各地差異。^[2]

參與的國家及城市

該論文的第一兼通訊作者 Piotr Sorokowski 博士，任職於波蘭的弗羅茨瓦夫大學（Uniwersytet Wrocławski）；而團隊的研究人員橫跨各洲，從所在地的幾個大城市，招募總共 11,422 名交往中、訂婚或已婚成人，匯集統整其中 9,474 人的資料。【圖 1】橙色圓點標出受測者居住的城市，藍色的區域則為涵蓋的國家，臺灣不在其中。^[2]

量化愛情

參與研究的美國心理學教授Robert J. Sternberg，曾指出愛情是由親密（intimacy）、激情（passion）和承諾（decision/commitment）所組成，即「愛情三元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2, 3]}相關的量表羅列了對應的陳述，例如：表示親密的「我與＿＿分享我個人極為私密的資訊」；透露激情的「看到＿＿令我興奮」；以及展現承諾的「我對和＿＿關係的穩定性有自信」。受測者得從「0 完全沒有」至「9 非常強烈」中，選擇評分。除了該理論符合此研究的目的，因此問卷獲得採用，分析時也加入其他項目：^[2]

1. 環境溫度：與親近程度、人際距離、肢體接觸，以及情感表達有關。→參考各國年均溫。^[2]
2. 關係長度：關係的持久與否，會影響愛情的強度。→調查受測者和伴侶在一起多久，並計算出各國的平均值。^[2]
3. 性別：不同性別的人，對愛情的感受相異。→招募受測者時，性別比例必須均衡。^[2]（原文沒有說明性少數等變因，推測是以順性別異性戀為主。）

同時，為認識現代化與社會類型之於愛情的關係，每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程度，以及綜合世界銀行之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與聯合國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book）的世界現代化指數（World Modernization Index）等，都納入考量。^[2]

現代化及愛情

研究結果顯示，國家現代化會促進愛情，而且相較於激情，此效果在親密層面更是突出（見【圖 2】）；但是現代化超過一定程度時，竟然會造成反效果。^[2]比方說，聯合國認為人類發展指數大於 0.8，算是很高度的發展。^[4]在此研究中，達到 0.85 以上時，該國的愛情平均值反而從高峰下降（見【圖 3】）。這種自己過得太好，於是不需要伴侶的情形，在動物實驗中也曾得到證實：當必要資源長時間無限制地供應，小鼠就會不想交配和繁殖。^[2]

集體主義和愛情

研究得到的另一個重點，是親密與承諾的程度，和一個國家的集體主義傾向，呈現正相關。媒妁婚姻容易出現在集體主義的社會；相對地，個人主義則鼓勵自由戀愛。雖然前者聽起來較難產生愛意，但因為集體社會推崇利他（altruistic）的無私奉獻，而強化了與伴侶的連結。不過，在斟酌受訪者年紀對結果的影響後，這個現象便沒有那麼明顯。^[2]

年均溫、關係長度與愛情

各地激情的差異，無法由國家發展或社會類型看出趨勢。在這方面，年均溫倒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高年均溫能催出炙熱的激情，卻也使得親密與承諾的程度相對低落。論文的作者群表示，需要未來的研究深入瞭解，氣候如何干預人類的行為和感受。另外，長久在一起的伴侶，激情與親密的程度較低；但承諾則更為堅定。^[2]

不代表國家的愛情

閱讀這份難得的大型愛情研究時，大概多少會引起各國人的比較心態。可是採樣的範圍，其實僅限於大城市，並不能代表國家整體。^[2]舉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數據，源自北京和香港的受測者。這些人填寫愛情量表的答案，基於文化背景迥異，應該會與內蒙、新疆或苗寨人民的想法，有天壤之別。此外，千萬別忘了，感情談到最後，面對其中酸甜苦辣的，還是只有自己和伴侶。互動時的火花或摩擦，主要仍依個體特質而定。就算身處於任何一個參與此研究的城市，也不保證能體驗相同的愛情。

備註

《年輕教宗》原臺詞，含前後文：「The public squares have been jam-packed, but the hearts have been emptied of God. You can’t measure love with numbers, you can only measure it in terms of intensity. In terms of blind loyalty to the imperative.」。^[1]

參考資料

1. The Young Pope – Episode 1.5, Quotes. (2016) IMDB.
2. Sorokowski P, Kowal M, Sternberg RJ, et al. (2023) ‘Modernization, collectivism, and gender equality predict love experiences in 45 countries’. Scientific Reports, 13, 773.
3. Sternberg RJ. (1997)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triangular love scal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 (3): 313-335.
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Accessed on 19 JAN 2023)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為孤獨壯大聲勢的另一個社會變化，是普遍存在的不信任與分裂的氛圍。雖然這種對立是許多因素造成的，但社交疏離是一個重要的根源。

如同健康的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人際關係中的挑戰，強韌的人際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社會面臨的挑戰。全世界的社群都忙著處理各種迫切的問題，像是氣候變遷、恐怖主義、貧困，以及種族與經濟領域的不公平待遇。這些議題需要靠對話與合作來解決。儘管我們的生活方式愈來愈多元，然而，不論是在網路世界、還是現實世界，我們卻愈來愈傾向於只和自己的同類（例如外表、觀點和興趣相似的人）接觸。這會使我們很容易在不認識別人的情況下，只根據他們的信念或背景，將他們視為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這會形成一種疏離的螺旋，造成公民社會的分裂。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當我們與他人沒有連結，我們就不願意傾聽彼此的意見。於是我們會傾向於輕易的評斷他人，對於和我們抱持不同看法的人，把他想成最壞的狀況。這使得我們彼此愈來愈難以一起合作，克服挑戰。當我們遇到的問題愈多，我們就愈憤怒，這使害怕與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加速，進而使得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疏離感愈來愈強烈。

情況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境地的？

一個因素是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今日，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住在郊區，而且人數正不斷成長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現在有68％的郊區居民是白人，城市居民只有44％是白人。這個情況凸顯出城市與郊區種族人口的差異。即使在城市中，相同種族或社經地位的人，也傾向於集中居住在同一個鄰里中。

同時，許多人認為自己的薪資一直凍漲，而社會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此外，不論在城市、郊區或鄉村，有數百萬美國人正在與貧困奮戰，他們得不到收入好的工作。覺得失去自己應得地位的人，以及自認為是資源分配不均受害者的人，因此產生愈來愈強烈的擔憂與忿恨情緒。我們從網路、街頭抗議、電台談話性節目，以及政府內部，都聽見日益沸騰的民怨。2018 年，一個大型民調發現，79％ 的美國成人對於「聯邦政府的負面論調與欠缺禮貌素養，將導致暴力或恐怖行動」表示關切。這項民調發現，絕大多數的民眾都表達出這種不滿，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年齡、收入水準、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區是什麼。這股暗潮洶湧的焦慮把所有人推向某個既定立場，彼此交流減少了，互相指責增加了，相互理解也變少了，我們陷入無比的孤立狀態。

拜科技所賜，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前所未有的各種工具投入和參與，發現我們和不同族群的人的共同點。現在有愈來愈多正在進行中的運動，試圖重拾文明有禮的對話，邀請人們參與有建設性的辯論，以超越那些將我們撕裂的偏見、歧異的觀點與生活經驗。這些運動的目標不是在一夜之間解決問題，而是協助所有的人一起面對問題。

約翰．保羅．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致力於建構國際和平，他也是調解衝突的專家。他曾深入思考，把人們凝聚與撕裂的機制是什麼。他很坦白的告訴我，「人類在本世紀的挑戰是，我們這個全球性的大家庭如何滿足創造歸屬權（right of belonging）的基本要素？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社群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在萊德拉赫看來，第一步是促進共同的歸屬感。那代表我們要到人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到他們的家裡或社區鄰里去拜訪他們、服務他們。「當你到人們的家裡，和他們坐在一起，你其實就啟動了集體同理心—你從他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來看這個世界。」萊德拉赫告訴我。

他說，當你要見的人和你有所不同，即使他們對你有一些擔心或不信任，你仍然希望與他們建立連結，那麼取得這個觀點就成了一件格外重要的事。唯有透過這個方法，我們才能真正開始理解彼此的人生脈絡。

萊德拉赫的話使我想起，在過去那個醫生到病人家裡出診的年代，醫病關係比現在更親密，醫生對病人的了解也更多。我在擔任住院醫生期間，曾做過家庭拜訪，那些經驗使我明白了家訪的價值。我還記得，我曾經家訪一位身體虛弱的年長女性。當她覺得自己以個體的身分、而不是病人的身分被看見與理解之後，她給予我的信任增加了。

而我對她的健康情況也有比較多的了解，因為她比較能夠自在的告訴她所關心的事，包括她對某個家庭成員的擔憂，以及房屋修繕方面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治療無關，卻會影響她的狀況。現代醫療基本上已經不做家訪了，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若要將患者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到他們住的地方去認識他們。

萊德拉赫說，「人們的孤立程度取決於，他們覺得自己被別人當成隱形人的程度。而這個隱形程度和地盤的模糊性有很大的關聯。因此，當你來到他們的地盤，表達對他們的關切，與他們對話，你就為這個已經失去深層連結的情境，重新注入人性的元素。」

為情境注入人性元素，是產生歸屬感的起點，當我們共處於同一個空間，我們就在促進共同歸屬感的形成。基於這個理由，自古以來，所有的社群一定會在自己的小鎮和城市，刻意建造一些同享空間。在世界各地，人們居住的房舍一定圍繞著公共廣場建造。市場、市集和音樂會這類全體居民的活動，都會在那個廣場上進行。在殖民時代，美國的社群都是以村子裡的綠地為中心，向外擴散。孩子們會在綠地上玩耍，大人則在那裡互相認識。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爵士是 1880 年代出現的現代城市規劃先驅之一。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被公園圍繞，與工業區和農業區分開。這些城鎮由市民管理，所有的市民共同分享當地的經濟利益，形成一個獨特的社群歸屬感。不過，在郊區住宅區興起，汽車文化凌駕居民文化之後，這個理想就式微了。

萊德拉赫說，當人們使用同一個空間，分擔屬於那個地方的責任，分享來自那個地方的報酬，所有人就在那裡扎了根。他以社群造園運動（community gardening movement）為例來說明。在世界各地，人們一起種植果樹和蔬菜，在公共和私人土地上創造了共享的利害關係。「那種想像力有助於排除深切的失根性（ungroundedness），而失根性似乎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

萊德拉赫的話指出了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挑戰。遷徙、遠距工作與遠距商務等趨勢的出現，使社群變得更加難以打造，也失去其重要性。現代人比從前更需要某個實體的共同基礎，讓我們在那個空間裡一起生活、工作、玩樂，以及互相歸屬。

若有長期不和的團體，對彼此的不信任引發恐懼與憤怒，並因此拒絕分享空間，該怎麼辦？那種恐懼和憤怒會削弱我們對彼此的同理心與關懷，使我們離彼此愈來愈遠，並使疏離感愈來愈強烈。在人類的歷史上，戰爭都是這樣挑起的。假如你除了在戰場之外，永遠不會和敵人碰面，要將敵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事。隨著全天候的節目播放與社交媒體的出現，影響變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