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中社群與世界的交流——《當我們一起》

影集《年輕教宗》（The Young Pope）裡，裘德洛飾演的庇護十三世曾經開示：「愛無法用人數統計，只能以強度衡量。」^[1][註]2023年元月的《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來自全球45個國家的學者，向世人宣告：他們不僅量化了愛情強度，還比較出各地差異。^[2]

參與的國家及城市

該論文的第一兼通訊作者 Piotr Sorokowski 博士，任職於波蘭的弗羅茨瓦夫大學（Uniwersytet Wrocławski）；而團隊的研究人員橫跨各洲，從所在地的幾個大城市，招募總共 11,422 名交往中、訂婚或已婚成人，匯集統整其中 9,474 人的資料。【圖 1】橙色圓點標出受測者居住的城市，藍色的區域則為涵蓋的國家，臺灣不在其中。^[2]

量化愛情

參與研究的美國心理學教授Robert J. Sternberg，曾指出愛情是由親密（intimacy）、激情（passion）和承諾（decision/commitment）所組成，即「愛情三元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2, 3]}相關的量表羅列了對應的陳述，例如：表示親密的「我與＿＿分享我個人極為私密的資訊」；透露激情的「看到＿＿令我興奮」；以及展現承諾的「我對和＿＿關係的穩定性有自信」。受測者得從「0 完全沒有」至「9 非常強烈」中，選擇評分。除了該理論符合此研究的目的，因此問卷獲得採用，分析時也加入其他項目：^[2]

1. 環境溫度：與親近程度、人際距離、肢體接觸，以及情感表達有關。→參考各國年均溫。^[2]
2. 關係長度：關係的持久與否，會影響愛情的強度。→調查受測者和伴侶在一起多久，並計算出各國的平均值。^[2]
3. 性別：不同性別的人，對愛情的感受相異。→招募受測者時，性別比例必須均衡。^[2]（原文沒有說明性少數等變因，推測是以順性別異性戀為主。）

同時，為認識現代化與社會類型之於愛情的關係，每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程度，以及綜合世界銀行之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與聯合國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book）的世界現代化指數（World Modernization Index）等，都納入考量。^[2]

現代化及愛情

研究結果顯示，國家現代化會促進愛情，而且相較於激情，此效果在親密層面更是突出（見【圖 2】）；但是現代化超過一定程度時，竟然會造成反效果。^[2]比方說，聯合國認為人類發展指數大於 0.8，算是很高度的發展。^[4]在此研究中，達到 0.85 以上時，該國的愛情平均值反而從高峰下降（見【圖 3】）。這種自己過得太好，於是不需要伴侶的情形，在動物實驗中也曾得到證實：當必要資源長時間無限制地供應，小鼠就會不想交配和繁殖。^[2]

集體主義和愛情

研究得到的另一個重點，是親密與承諾的程度，和一個國家的集體主義傾向，呈現正相關。媒妁婚姻容易出現在集體主義的社會；相對地，個人主義則鼓勵自由戀愛。雖然前者聽起來較難產生愛意，但因為集體社會推崇利他（altruistic）的無私奉獻，而強化了與伴侶的連結。不過，在斟酌受訪者年紀對結果的影響後，這個現象便沒有那麼明顯。^[2]

年均溫、關係長度與愛情

各地激情的差異，無法由國家發展或社會類型看出趨勢。在這方面，年均溫倒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高年均溫能催出炙熱的激情，卻也使得親密與承諾的程度相對低落。論文的作者群表示，需要未來的研究深入瞭解，氣候如何干預人類的行為和感受。另外，長久在一起的伴侶，激情與親密的程度較低；但承諾則更為堅定。^[2]

不代表國家的愛情

閱讀這份難得的大型愛情研究時，大概多少會引起各國人的比較心態。可是採樣的範圍，其實僅限於大城市，並不能代表國家整體。^[2]舉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數據，源自北京和香港的受測者。這些人填寫愛情量表的答案，基於文化背景迥異，應該會與內蒙、新疆或苗寨人民的想法，有天壤之別。此外，千萬別忘了，感情談到最後，面對其中酸甜苦辣的，還是只有自己和伴侶。互動時的火花或摩擦，主要仍依個體特質而定。就算身處於任何一個參與此研究的城市，也不保證能體驗相同的愛情。

備註

《年輕教宗》原臺詞，含前後文：「The public squares have been jam-packed, but the hearts have been emptied of God. You can’t measure love with numbers, you can only measure it in terms of intensity. In terms of blind loyalty to the imperative.」。^[1]

1. The Young Pope – Episode 1.5, Quotes. (2016) IMDB.
2. Sorokowski P, Kowal M, Sternberg RJ, et al. (2023) ‘Modernization, collectivism, and gender equality predict love experiences in 45 countries’. Scientific Reports, 13, 773.
3. Sternberg RJ. (1997)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triangular love scal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 (3): 313-335.
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Accessed on 19 JAN 2023)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為孤獨壯大聲勢的另一個社會變化，是普遍存在的不信任與分裂的氛圍。雖然這種對立是許多因素造成的，但社交疏離是一個重要的根源。

如同健康的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人際關係中的挑戰，強韌的人際連結能幫助我們解決社會面臨的挑戰。全世界的社群都忙著處理各種迫切的問題，像是氣候變遷、恐怖主義、貧困，以及種族與經濟領域的不公平待遇。這些議題需要靠對話與合作來解決。儘管我們的生活方式愈來愈多元，然而，不論是在網路世界、還是現實世界，我們卻愈來愈傾向於只和自己的同類（例如外表、觀點和興趣相似的人）接觸。這會使我們很容易在不認識別人的情況下，只根據他們的信念或背景，將他們視為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這會形成一種疏離的螺旋，造成公民社會的分裂。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當我們與他人沒有連結，我們就不願意傾聽彼此的意見。於是我們會傾向於輕易的評斷他人，對於和我們抱持不同看法的人，把他想成最壞的狀況。這使得我們彼此愈來愈難以一起合作，克服挑戰。當我們遇到的問題愈多，我們就愈憤怒，這使害怕與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加速，進而使得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疏離感愈來愈強烈。

情況是怎麼演變到這個境地的？

一個因素是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今日，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住在郊區，而且人數正不斷成長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現在有68％的郊區居民是白人，城市居民只有44％是白人。這個情況凸顯出城市與郊區種族人口的差異。即使在城市中，相同種族或社經地位的人，也傾向於集中居住在同一個鄰里中。

同時，許多人認為自己的薪資一直凍漲，而社會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此外，不論在城市、郊區或鄉村，有數百萬美國人正在與貧困奮戰，他們得不到收入好的工作。覺得失去自己應得地位的人，以及自認為是資源分配不均受害者的人，因此產生愈來愈強烈的擔憂與忿恨情緒。我們從網路、街頭抗議、電台談話性節目，以及政府內部，都聽見日益沸騰的民怨。2018 年，一個大型民調發現，79％ 的美國成人對於「聯邦政府的負面論調與欠缺禮貌素養，將導致暴力或恐怖行動」表示關切。這項民調發現，絕大多數的民眾都表達出這種不滿，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年齡、收入水準、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區是什麼。這股暗潮洶湧的焦慮把所有人推向某個既定立場，彼此交流減少了，互相指責增加了，相互理解也變少了，我們陷入無比的孤立狀態。

拜科技所賜，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前所未有的各種工具投入和參與，發現我們和不同族群的人的共同點。現在有愈來愈多正在進行中的運動，試圖重拾文明有禮的對話，邀請人們參與有建設性的辯論，以超越那些將我們撕裂的偏見、歧異的觀點與生活經驗。這些運動的目標不是在一夜之間解決問題，而是協助所有的人一起面對問題。

約翰．保羅．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致力於建構國際和平，他也是調解衝突的專家。他曾深入思考，把人們凝聚與撕裂的機制是什麼。他很坦白的告訴我，「人類在本世紀的挑戰是，我們這個全球性的大家庭如何滿足創造歸屬權（right of belonging）的基本要素？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社群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在萊德拉赫看來，第一步是促進共同的歸屬感。那代表我們要到人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到他們的家裡或社區鄰里去拜訪他們、服務他們。「當你到人們的家裡，和他們坐在一起，你其實就啟動了集體同理心—你從他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來看這個世界。」萊德拉赫告訴我。

他說，當你要見的人和你有所不同，即使他們對你有一些擔心或不信任，你仍然希望與他們建立連結，那麼取得這個觀點就成了一件格外重要的事。唯有透過這個方法，我們才能真正開始理解彼此的人生脈絡。

萊德拉赫的話使我想起，在過去那個醫生到病人家裡出診的年代，醫病關係比現在更親密，醫生對病人的了解也更多。我在擔任住院醫生期間，曾做過家庭拜訪，那些經驗使我明白了家訪的價值。我還記得，我曾經家訪一位身體虛弱的年長女性。當她覺得自己以個體的身分、而不是病人的身分被看見與理解之後，她給予我的信任增加了。

而我對她的健康情況也有比較多的了解，因為她比較能夠自在的告訴她所關心的事，包括她對某個家庭成員的擔憂，以及房屋修繕方面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治療無關，卻會影響她的狀況。現代醫療基本上已經不做家訪了，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若要將患者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到他們住的地方去認識他們。

萊德拉赫說，「人們的孤立程度取決於，他們覺得自己被別人當成隱形人的程度。而這個隱形程度和地盤的模糊性有很大的關聯。因此，當你來到他們的地盤，表達對他們的關切，與他們對話，你就為這個已經失去深層連結的情境，重新注入人性的元素。」

為情境注入人性元素，是產生歸屬感的起點，當我們共處於同一個空間，我們就在促進共同歸屬感的形成。基於這個理由，自古以來，所有的社群一定會在自己的小鎮和城市，刻意建造一些同享空間。在世界各地，人們居住的房舍一定圍繞著公共廣場建造。市場、市集和音樂會這類全體居民的活動，都會在那個廣場上進行。在殖民時代，美國的社群都是以村子裡的綠地為中心，向外擴散。孩子們會在綠地上玩耍，大人則在那裡互相認識。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爵士是 1880 年代出現的現代城市規劃先驅之一。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被公園圍繞，與工業區和農業區分開。這些城鎮由市民管理，所有的市民共同分享當地的經濟利益，形成一個獨特的社群歸屬感。不過，在郊區住宅區興起，汽車文化凌駕居民文化之後，這個理想就式微了。

萊德拉赫說，當人們使用同一個空間，分擔屬於那個地方的責任，分享來自那個地方的報酬，所有人就在那裡扎了根。他以社群造園運動（community gardening movement）為例來說明。在世界各地，人們一起種植果樹和蔬菜，在公共和私人土地上創造了共享的利害關係。「那種想像力有助於排除深切的失根性（ungroundedness），而失根性似乎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

萊德拉赫的話指出了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挑戰。遷徙、遠距工作與遠距商務等趨勢的出現，使社群變得更加難以打造，也失去其重要性。現代人比從前更需要某個實體的共同基礎，讓我們在那個空間裡一起生活、工作、玩樂，以及互相歸屬。

若有長期不和的團體，對彼此的不信任引發恐懼與憤怒，並因此拒絕分享空間，該怎麼辦？那種恐懼和憤怒會削弱我們對彼此的同理心與關懷，使我們離彼此愈來愈遠，並使疏離感愈來愈強烈。在人類的歷史上，戰爭都是這樣挑起的。假如你除了在戰場之外，永遠不會和敵人碰面，要將敵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事。隨著全天候的節目播放與社交媒體的出現，影響變得更大了。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集體更甚於個人——集體主義

全世界有許多傳統社會建立在共享的歷史、錯綜複雜的家系、當地的價值觀、交織的故事，以及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就和哈特派信徒一樣，歸屬感是這些文化的核心。南非的祖魯族甚至有個說法：「我在是因為你在，你在是因為我們同在」，這個說法還可以濃縮成一個字「ubuntu」，意思是「透過其他人而活著」。「ubuntu」與個人主義相反，它把個人與群體的連結放在第一位，視和諧為最重要。

研究者用「集體主義」來描述一種結構上強調集體更甚於個人的團體，相反的概念是個人主義團體。另外還有第三種文化：正在從集體主義進入到個人主義的「過渡」文化。羅卡奇發現，過渡文化裡的年長者特別容易感到孤獨，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擁有強大的社會支持，當社群裡的成員開始各自打拚後，年長者很可能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的處境。羅卡奇說，在個人主義傳統盛行的國家（例如挪威），年長者很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但在日本或以色列，年長者往往將獨居視為不正常，並因此感到沮喪，也難以承認這個事實。他們比較容易將社交孤立視為自己的問題，彷彿獨居代表「我不值得別人花時間來看我」。

極端集體主義文化的服從與脫離

我們或許很容易將傳統文化與其他集體主義文化浪漫化，但也不該將它們視為孤獨的解方。這類文化幾乎容不下個人發展與表達的空間，一旦你脫離或拒絕服從規範，將會面臨另一種類似疏離感的孤獨。當歸屬感是在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即使是輕微的違背規範也可能引發痛苦的後果。當你反抗與違背準則，可能導致其他人開始躲避你、將你放逐，甚至更糟的情況。

對於讓家族蒙羞的成員施予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是極端的例子，但遺憾的是，在南亞、北非與中東，每年仍有數千件這樣的案例。鄰居之間經年累月的長期不睦，也可能導致集體暴力衝突、文化分裂，乃至戰爭。我們在土耳其、印度、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都見過這樣的悲劇。中東情況更嚴重。

傳統社會的根是部落。部落將維持緊密連結的所有好處，都賜給遵從社群制定的信條和行為準則的成員，對於不遵守部落意識型態和規矩的人，就加以抵制反對，而且往往將他們妖魔化。如同古老的部落，傳統社會傾向於對外來影響與變革心存懷疑，因為那些東西不是完全在個人的掌控之中。擁有認識了一輩子的好朋友和鄰居的支持，固然令人安心，但它也可能使人感到極度孤獨，甚至致命——當你的膚色、性傾向或種族和其他人不同，或是你嚮往族人禁止的職業、宗教或生活方式。在今日的美國，成長於關係緊密的極端主義社群、長大後開始質疑家族價值觀的孩子，就會體驗到這種孤獨。

德瑞克．布萊克（Derek Black）正是其中之一。德瑞克的父親曾經是白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三K 黨（Ku Klux Klan）的「大巫師」（Grand Wizard），以及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白人至上網站「風暴前線」（Stormfront）的創立者。德瑞克的教父是大衛．杜克（David Duke），他也曾是三 K 黨的「大巫師」。德瑞克在家人深厚的愛與保護中長大，從小在家自學，由家族成員教導。由於周遭只有家族成員圍繞，所以他從來不曾質疑家人相信白人至上的假定，直到他離開家庭，到「外面」上大學。

我和德瑞克在 2019 年有個機會聊天，他回憶道，「我們感受到某種意義和目標，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

為了說明這種親密的關係，他告訴我一段青少年時期的經驗：他與家人進行一趟長途公路旅行，「我有機會和社群裡形形色色的人相處，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這種把人連結在一起的人際網絡，感覺非常踏實。」

德瑞克告訴我，問題是，這種緊密關係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外人的憤怒和仇恨之上，尤其是對猶太人和少數民族。德瑞克很難對外人產生同理心，因為他所處的文化強調外人和他之間的差異，而不是他們共有的價值觀或經驗，並且習於用負面的方式描繪外人。

走入不同人群認識社群的意義

當德瑞克在 2010 年到佛羅里達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讀大學時，他的為難處境開始被突顯出來。「上大學讓我第一次看見成長環境以外的社群，而且是一個我能夠認同的社群。我後來也開始關心這個社群。」德瑞克曾經和父親一同主持廣播節目，有位打電話進電台的聽眾稱這所大學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溫床」。德瑞克的父親認為，德瑞克上大學相當於是到敵對的人文陣營臥底，進行祕密蒐集情報的任務。但德瑞克天生充滿好奇心，突然間，他的周遭全是個人信念、政治理念和性別認同與他不同的人，「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不滿和問題。」

他原本打算悄悄執行這個想法，但這個計劃有一天突然被中斷了，因為有個學生發現了他的身分，並在學校的留言板「爆料」他是白人民族主義者。結果，德瑞克遭到許多人的撻伐，但有少數人例外。有幾個同學向他伸出援手，和他進行深入對話。這些人帶著尊重與同情之心，主動與德瑞克分享交流。這個舉動逐漸改變了德瑞克的信念，並幫助他意識到自己原本的價值觀極具毀滅性。德瑞克後來揚棄了家族的信條。雖然他試圖與家人維持關係，但是家人認為德瑞克背叛了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關係變得很緊張。白人民族主義社群裡的人，大多唾棄他的做法。

與家人的關係斷裂雖然已經好幾年，但德瑞克至今依然非常痛苦。他告訴我，這件事促使他認真思考，社群造成的正面與潛在負面影響。

「社群真正的意義與目的，」德瑞克反思的結論是，「來自擁有共同的理念，根植於共同的信念。不論這信念的基礎是宗教、政治、藝術或是體育運動，都反映出某個理想世界的獨特願景。一旦信念（連結的基礎）是建立在仇恨與恐懼之上，便會滲出毒性，慢慢侵蝕社群的正當性，最後破壞所有成員的幸福。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白人民族主義這類極端主義者身上，其他維繫關係的基礎是排斥與仇恨他們視為「不同」的其他人，最後也將面臨這樣的結果。」

雖然這類社群的成員可能感受到與彼此的連結，然而他們對於非我族類的懷疑，會使他們以嚴格的條件篩選往來的對象，進而限制了他們與廣闊世界的連結。他們對別人的信任、覺察與了解，也會隨之消逝。對於像是德瑞克這種決定冒險離開社群的人，這種情況將會使他們感受到的威脅與孤獨感更加強烈。然而即使刻意為之，能夠完全與世隔離的人少之又少。在現今這個極其多元的社會，我們注定會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會。要在這個社會建立歸屬感，必須看見並欣賞存在於種種差異之上的共通人性。

這意味我們需要運用同理心，使自己不陷入從狹隘觀點指責他人的束縛，想像另一個人正在體驗的感受。即使那個人來自不同的種族、人種、宗教或國家背景。我們要有意願一起發現與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目標。

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完全忽視彼此的差異與歧見，這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點可以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在我們因為衝突感到孤獨與焦慮時，幫助我們克服這些問題。如同德瑞克發現的，若社群只將同理心留給志同道合的人，這個社群注定會被整個社會疏遠。於是，隨著世界不斷改變與成長，社群成員開始覺得憤怒、害怕，愈來愈容易感到孤獨。

把人們凝聚在一起，使我們覺得所有人真正彼此相屬的，是連結，而不是仇恨。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卡喬波對孤獨提出的演化理論源自一項觀察，那就是人類這個物種能夠存活下來，並非身體上的優勢，像是體型、力量或速度，而是我們擁有在社會群體裡互相連結的能力。人類會交流想法，協調目標，分享資訊與情感。「我們的力量來自溝通和合作的能力」卡喬波如此說。

2011 年，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團隊提出一個五千二百萬年前的證據，足以支持卡喬波的理論。他們發現，最早的猴子與猩猩並不是像科學家過去所認為的，兩兩成對的行動，而是以群體行動，而且包含雌雄兩性。這個研究的主要作者蘇珊．舒茲（Susanne Shultz）提出一個理論：這個習性發生在原本夜行性的靈長類動物開始在白天狩獵，而牠們在白天變得很容易被野獸發現。互相連結的價值顯而易見：人多勢眾可以創造優勢。

《社會大躍進》（The Social Leap）的作者、心理學家比爾．馮．希伯（Bill von Hippel）告訴我，群體行動對於三百萬年前的人類祖先格外有價值，此時南方古猿人的身體發展出了丟擲的能力。比爾說，「他們創造了軍事史上最重要的發明：遠距殺敵的能力。」在那個年代，即使有五十個獵人近距離圍攻一頭獅子，仍然可能死傷慘重，但丟擲能力使他們能夠從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投擲石頭出去。「遠距殺敵的能力改變了一切。從此人類開始產生群體合作的動機。假如我們互相協調並同時丟擲石頭，就能活下來。」

集體生活好處多多

在演化作用下，人類變得傾向於合作，因為合作可以帶來優勢，為未來做計劃，分工也變得可行。人類祖先以團體的形式行動時，會輪流守望，留意狼群或劍齒虎的蹤影。受到攻擊時，就可以互相配合一同反擊，藉此提高戰勝老虎的機率，保住彼此的性命。此外，他們也可以把狩獵或採集得到的食物集中在一起，以減少某些人經常挨餓的情況。古代的人類很快就學習到，一旦離開了群體，遭到攻擊或是挨餓的機率會大幅提高。

但那並不是人們團結在一起的唯一理由。待在群體裡也比較容易找到伴侶，讓部落能夠綿延不絕。當家族中值得信賴的成人互相合作，分擔養育下一代的責任，就可以確保部落的存續；當教導和保護孩子的工作是共同分擔，就產生了效率。因此，不只個體的生存要靠社交連結，人類的存續也要仰賴它。

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連結也可以提高人類創新的頻率，使部落發揮創造力。「地球上只有人類這種動物，」比爾告訴我，「會想要和其他人分享腦袋裡的想法，即使不會馬上得到任何好處。」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達成共識、更了解彼此，這有利於更長遠的合作與效能。

透過互相合作，古代的人類解決了無法單獨解決的技術性問題。當他們彼此分享新發現，就把所知散播出去，進而加以提升。想像一下，當人類祖先一起討論火的用途，或是想出搭乘木筏過河的方法時，他們該有多麼興奮啊。

情感層面的知識也很有價值。那個獵人願意大方和別人分享獵物嗎？那個母親對待孩子的態度有沒有愛心？這個族長可靠嗎？我們能夠彼此信任、相信大家會互相幫忙嗎？「我們慢慢發展出尋求情感共識的行為，」比爾說道。人類發展出記錄與培養這種共識的功能，成為「故事」，「如此一來，其他人才能了解我們的情緒反應。」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祖先的預設模式是團結在一起。人類學家估計，狩獵採集者把三分之一的時間用於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用於社交和陪伴孩子玩耍，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睡覺。他們有很多時間可以交流彼此的故事，因為大家總是聚在一起，而他們也喜歡這麼做。

孤獨促使我們更靠近彼此

「我們也逐漸發展出對獨處經驗的厭惡，」比爾說，「孤獨有可能從這時開始變成問題。」在這方面，故事同樣發揮了作用。

即使沒有人陪伴，故事仍然能使每個人覺得自己和他人相連結，進而產生一種歸屬感。這有助於解釋，「說故事」對於保全人類的價值觀、目的與身分認同，以及在情感層面使人們聯繫在一起，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自從有石洞壁畫以來，人類透過文字、圖畫、音樂和儀式，把自己的經驗編入故事中，一代傳一代。這些故事幫助我們了解自己是誰，為我們的掙扎帶來意義，在受苦或害怕時給予安慰。這些故事把我們凝聚在一起。

這代表社會演化與人類發展的演化密不可分，而這個過程仍深深埋藏在我們的集體潛意識裡，比爾如此對我說，「假如我不與其他人分享知識和情感，我就會覺得寂寞。」

根據卡喬波的觀點，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孤獨「充當一種信號，提醒我們要留意與處理社交連結的議題，而社交連結是人類獨有的特點。」當我們和一群關係緊密的群體或家人在一起，感受到「回到家」般的自在，我們會知道，社交連結的需求得到了滿足。緊密的私人關係不僅為生活增添喜悅與意義，也對健康、心情和表現產生正面影響。這樣的關係可以緩解緊張，使我們得到需要的協助和支持，度過人生中在所難免的挑戰。彼此的連結愈強，我們的文化就愈豐富，社會就愈強健。

•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集體更甚於個人——集體主義

全世界有許多傳統社會建立在共享的歷史、錯綜複雜的家系、當地的價值觀、交織的故事，以及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就和哈特派信徒一樣，歸屬感是這些文化的核心。南非的祖魯族甚至有個說法：「我在是因為你在，你在是因為我們同在」，這個說法還可以濃縮成一個字「ubuntu」，意思是「透過其他人而活著」。「ubuntu」與個人主義相反，它把個人與群體的連結放在第一位，視和諧為最重要。

研究者用「集體主義」來描述一種結構上強調集體更甚於個人的團體，相反的概念是個人主義團體。另外還有第三種文化：正在從集體主義進入到個人主義的「過渡」文化。羅卡奇發現，過渡文化裡的年長者特別容易感到孤獨，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擁有強大的社會支持，當社群裡的成員開始各自打拚後，年長者很可能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的處境。羅卡奇說，在個人主義傳統盛行的國家（例如挪威），年長者很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但在日本或以色列，年長者往往將獨居視為不正常，並因此感到沮喪，也難以承認這個事實。他們比較容易將社交孤立視為自己的問題，彷彿獨居代表「我不值得別人花時間來看我」。

極端集體主義文化的服從與脫離

我們或許很容易將傳統文化與其他集體主義文化浪漫化，但也不該將它們視為孤獨的解方。這類文化幾乎容不下個人發展與表達的空間，一旦你脫離或拒絕服從規範，將會面臨另一種類似疏離感的孤獨。當歸屬感是在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即使是輕微的違背規範也可能引發痛苦的後果。當你反抗與違背準則，可能導致其他人開始躲避你、將你放逐，甚至更糟的情況。

對於讓家族蒙羞的成員施予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是極端的例子，但遺憾的是，在南亞、北非與中東，每年仍有數千件這樣的案例。鄰居之間經年累月的長期不睦，也可能導致集體暴力衝突、文化分裂，乃至戰爭。我們在土耳其、印度、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都見過這樣的悲劇。中東情況更嚴重。

傳統社會的根是部落。部落將維持緊密連結的所有好處，都賜給遵從社群制定的信條和行為準則的成員，對於不遵守部落意識型態和規矩的人，就加以抵制反對，而且往往將他們妖魔化。如同古老的部落，傳統社會傾向於對外來影響與變革心存懷疑，因為那些東西不是完全在個人的掌控之中。擁有認識了一輩子的好朋友和鄰居的支持，固然令人安心，但它也可能使人感到極度孤獨，甚至致命——當你的膚色、性傾向或種族和其他人不同，或是你嚮往族人禁止的職業、宗教或生活方式。在今日的美國，成長於關係緊密的極端主義社群、長大後開始質疑家族價值觀的孩子，就會體驗到這種孤獨。

德瑞克．布萊克（Derek Black）正是其中之一。德瑞克的父親曾經是白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三K 黨（Ku Klux Klan）的「大巫師」（Grand Wizard），以及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白人至上網站「風暴前線」（Stormfront）的創立者。德瑞克的教父是大衛．杜克（David Duke），他也曾是三 K 黨的「大巫師」。德瑞克在家人深厚的愛與保護中長大，從小在家自學，由家族成員教導。由於周遭只有家族成員圍繞，所以他從來不曾質疑家人相信白人至上的假定，直到他離開家庭，到「外面」上大學。

我和德瑞克在 2019 年有個機會聊天，他回憶道，「我們感受到某種意義和目標，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

為了說明這種親密的關係，他告訴我一段青少年時期的經驗：他與家人進行一趟長途公路旅行，「我有機會和社群裡形形色色的人相處，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這種把人連結在一起的人際網絡，感覺非常踏實。」

德瑞克告訴我，問題是，這種緊密關係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外人的憤怒和仇恨之上，尤其是對猶太人和少數民族。德瑞克很難對外人產生同理心，因為他所處的文化強調外人和他之間的差異，而不是他們共有的價值觀或經驗，並且習於用負面的方式描繪外人。

走入不同人群認識社群的意義

當德瑞克在 2010 年到佛羅里達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讀大學時，他的為難處境開始被突顯出來。「上大學讓我第一次看見成長環境以外的社群，而且是一個我能夠認同的社群。我後來也開始關心這個社群。」德瑞克曾經和父親一同主持廣播節目，有位打電話進電台的聽眾稱這所大學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溫床」。德瑞克的父親認為，德瑞克上大學相當於是到敵對的人文陣營臥底，進行祕密蒐集情報的任務。但德瑞克天生充滿好奇心，突然間，他的周遭全是個人信念、政治理念和性別認同與他不同的人，「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不滿和問題。」

他原本打算悄悄執行這個想法，但這個計劃有一天突然被中斷了，因為有個學生發現了他的身分，並在學校的留言板「爆料」他是白人民族主義者。結果，德瑞克遭到許多人的撻伐，但有少數人例外。有幾個同學向他伸出援手，和他進行深入對話。這些人帶著尊重與同情之心，主動與德瑞克分享交流。這個舉動逐漸改變了德瑞克的信念，並幫助他意識到自己原本的價值觀極具毀滅性。德瑞克後來揚棄了家族的信條。雖然他試圖與家人維持關係，但是家人認為德瑞克背叛了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關係變得很緊張。白人民族主義社群裡的人，大多唾棄他的做法。

與家人的關係斷裂雖然已經好幾年，但德瑞克至今依然非常痛苦。他告訴我，這件事促使他認真思考，社群造成的正面與潛在負面影響。

「社群真正的意義與目的，」德瑞克反思的結論是，「來自擁有共同的理念，根植於共同的信念。不論這信念的基礎是宗教、政治、藝術或是體育運動，都反映出某個理想世界的獨特願景。一旦信念（連結的基礎）是建立在仇恨與恐懼之上，便會滲出毒性，慢慢侵蝕社群的正當性，最後破壞所有成員的幸福。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白人民族主義這類極端主義者身上，其他維繫關係的基礎是排斥與仇恨他們視為「不同」的其他人，最後也將面臨這樣的結果。」

雖然這類社群的成員可能感受到與彼此的連結，然而他們對於非我族類的懷疑，會使他們以嚴格的條件篩選往來的對象，進而限制了他們與廣闊世界的連結。他們對別人的信任、覺察與了解，也會隨之消逝。對於像是德瑞克這種決定冒險離開社群的人，這種情況將會使他們感受到的威脅與孤獨感更加強烈。然而即使刻意為之，能夠完全與世隔離的人少之又少。在現今這個極其多元的社會，我們注定會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會。要在這個社會建立歸屬感，必須看見並欣賞存在於種種差異之上的共通人性。

這意味我們需要運用同理心，使自己不陷入從狹隘觀點指責他人的束縛，想像另一個人正在體驗的感受。即使那個人來自不同的種族、人種、宗教或國家背景。我們要有意願一起發現與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目標。

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完全忽視彼此的差異與歧見，這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點可以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在我們因為衝突感到孤獨與焦慮時，幫助我們克服這些問題。如同德瑞克發現的，若社群只將同理心留給志同道合的人，這個社群注定會被整個社會疏遠。於是，隨著世界不斷改變與成長，社群成員開始覺得憤怒、害怕，愈來愈容易感到孤獨。

把人們凝聚在一起，使我們覺得所有人真正彼此相屬的，是連結，而不是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