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劉韋佐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人工智慧將改變以人為主的法治領域？

由人工智慧擔任警察，再也不是科幻電影的情節，交通管制常見的科技執法就是應用 AI 辨識闖紅燈、未依規定轉彎、車輛不停讓行人等違規行為。 AI 的客觀、高效率正在挑戰以人為審判主體的法治領域，這樣的轉變會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呢？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他將帶我們思考：當 AI 取代人類執法時，將如何改變人們對守法的認知？

想像有一天你正在尖峰時段開車，車子停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後方出現一輛急駛而來的救護車，你為了讓道必須開過停止線。這時你是否願意冒著違規被開罰的風險？還是承擔風險以換取他人盡速就醫？

在上述情境中，針對「要不要闖紅燈」我們經歷了一段價值判斷過程。如果剛好十字路口有真人警察，他的判斷可能是：這是情急之下不得不的行為，並非蓄意違規。

然而，如果負責執法的是「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rtificially legal intelligent，簡稱 ALI）情況可能截然不同。

ALI 這個詞源自 Mireille Hildebrandt 的研究，在概念上可區分為兩類：採取傳統程式碼的 IFTTT（if this then that）、運用機器學習的資料驅動。前者是注重法律推理或論證的計算機模型，將法律規範轉為程式碼，藉由程式編寫來執行法律任務。後者則透過大量資料的學習，來預測行為範式，用於再犯率、判決結果預測上有較好的成果。

一般情況下，應用在交通管制的 ALI 會辨識車輛是否超速、闖紅燈等違規行為，不過交通情境千變萬化，ALI 能否做出包含「道德價值的判斷」將是一大挑戰！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察覺，人工智慧（AI）正在左右人們對守法的價值判斷及背後的因果結構，進而反思當我們將原本由人來判斷的事項，全權交由 AI 來執行時，可能產生哪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讓我們與陳弘儒展開一場從法哲學出發的對話，探索 AI 與法治價值之間的緊張關係。

怎麼會對「人工智慧」（AI）與「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產生研究興趣？

會對 AI 感興趣是因為我很早就對電腦有興趣，我原本大學想唸資訊工程，因為高中有些科目沒辦法唸，於是去唸文組，大學進入法律系就讀，研究所考入「基礎法學組」研讀法哲學。

後來我到美國讀書，當時 AlphaGo 的新聞造成很大的轟動，啟發我思考 AI 的應用應該有些法律課題值得探討，於是開始爬梳 AI 與法律的發展脈絡。

AI 這個詞大概在 1950 年代被提出，而 AI 與法律相關的討論則在 1970、80 年代就有學者開始思考：我們能否將法律推理過程電腦程式化，讓電腦做出跟法律人一樣的判斷？

事實上，AI 沒有在做推理，它做的是機率的演算，但法律是一種規範性的判斷，所有判斷必須奠基在法律條文的認識與解釋上，給予受審對象合理的判決理由。

這讓我好奇：如果未來廣泛應用 AI 執法，法律或受法律規範的民眾會怎麼轉變？

至於真正開始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是受到我父親的啟發。有一陣子我經常開車南北往返，有一天我跟父親聊到用區間測速執法的議題。交通部曾在萬里隧道使用區間測速，計算你在隧道裡的平均速率，如果超速就開罰。

父親就問我：「政府有什麼理由用區間測速罰我？如果要開罰就必須解釋是哪一個時間點超速。」依照一般的數學邏輯，你一定有在某個時間點超速，所以平均起來的速率才會超過速限，可是法律判斷涉及規範性，我們必須思考背後的正當性課題，不能只用邏輯解釋，這啟發我逐漸把問題勾勒出來，試圖分析執法背後的規範性意涵。

如果將執行法律任務的權限賦予 AI，可能暗藏什麼風險？

我們先來談人類和 AI 在做判斷時的差別。人類無時無刻都在做判斷，判斷的過程通常會先做「區分」，例如在你面前有 A 和 B 兩個選項，在做判斷前必須先把 A 和 B 區分開來，讓選項有「可區別性」。

在資料龐大的情況下，AI 的優勢在於能協助人類快速做好區分，可是做判斷還需經歷一段 AI 難以觸及的複雜過程。人類在成長過程中會發展出一套顧及社會與文化認知的世界觀，做判斷時通常會將要區分的選項放進這個世界觀中，最終做出符合社會或自身考量的抉擇。

當我們將判斷程序交由 AI 執行，就會涉及「判斷權限移轉」的問題，這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你只要發現原本自己可以執行的事情，有另外一個對象做的比你好或差不多好，你就會漸漸把判斷的工作交給它，久而久之，你大概會覺得這是很好的做法，因為可以節省大量時間。

我擔心這種判斷權限移轉會快速且廣泛的發生，因為 AI 的工作效率極高，可以大幅節省人力成本，但是哪一些權限可以放給 AI？哪一些權限人類一定要守住？我們經常沒有充足的討論，等到發生問題再亡羊補牢可能為時已晚。

以讓道給救護車而闖紅燈的情境為例，如果讓 AI 來做交管，可以節省警察人力，又可以快速精準地開罰，卻迫使民眾需額外花時間，證明闖紅燈有正當理由。如果是真人警察來判斷，警察通常會認為你的行為有正當理由而不開罰。這對於受法律規範的民眾來說，會產生兩種全然不同的規範作用。

AI 產生的規範作用會讓民眾擔心事後銷單的麻煩程序，如果無法順利解決，可能會訴諸民意代表或上爆料公社，並漸漸改變民眾對守法的態度。而真人警察產生的規範作用，將使民眾自主展現對法律的高度重視，雖然當下的行為牴觸法律，卻是行為人經過多方權衡後做的判斷，相信法律會支持自己出於同理心的行為。

使用 AI 執法除了看上它的高效率，也是因為和真人相比 AI 不會受私情影響，比較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斷。如果從法治觀念來看，為何決策權不能全權交由 AI 執行？

我認為法治的核心價值在臺灣並沒有很好的發展，我們常想的是怎麼用處罰促成民眾守法，長久下來可能會得到反效果。當人們養成凡事規避處罰的習慣，一旦哪天不再受法律約束，可能會失去守法的動機。

事實上，法治最根深柢固的價值為：

法律作為一種人類行為規範的展現，促使民眾守法的方式有很多種，關鍵在於尊重人的道德自主性，並向民眾陳述判決理由。

給理由非常重要，可以讓民眾不斷透過理由來跟自己和法律體系溝通。如此也可以形成一種互惠關係，使民眾相信，國家公權力能用適當的理由來制定法律，而制定出的法律是以尊重公民自主性為主。當民眾理解法律對我所處的社會有利，會比較願意自動產生守法的動機。

AI 執法看似比人類「公正無私」，但它的執法方式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也沒有對具體情境的「敏感性」。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經常需要敏感性，這樣才能理解他人到底在想什麼。這種敏感性是要鍛鍊的，真人警察可在執法過程中，透過拿捏不同情境的處理方式來累積經驗。

例如在交通尖峰時段應該以維持交通順暢為原則，這時警察是否具備判斷的敏感性就很重要，例如看到輕微的違規不一定要大動作開罰，可以吹個警笛給駕駛警示一下就好。

我越來越覺得人類這種互動上的敏感性很重要，我們會在跟他人相處的過程中思考：跟我溝通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我在他心中是什麼模樣？然後慢慢微調表現方式，這是人類和 AI 最根本的不同。

相較於法律人工智慧，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強大的語言功能似乎更接近理想中的 AI，其發展可能對我們產生哪些影響？

我認為會有更複雜的影響。ChatGPT 是基於大型語言模型的聊天機器人，使用大量自然語言文本進行深度學習，在文本生成、問答對話等任務上都有很好的表現。因此，在與 ChatGPT 互動的過程中，我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螢幕後好像有一名很有耐心的真人在跟你對話。

事實上，對於生成式 AI 來說，人類只是刺激它運作的外在環境，人機之間的互動並沒有想像中的對等。

仔細回想一下整個互動過程，每當外在環境（人類）給 ChatGPT 下指令，系統才會開始運作並生成內容，如果我們不滿意，可以再調整指令，系統又會生成更多成果，這跟平常的人際互動方式不太一樣。

資工人員可能會用這個理由說明，生成式 AI 只是一種工具，透過學習大量資料的模式和結構，從而生成與原始資料有相似特徵的新資料。

上述想法可能會降低人們對「資料」（Data）的敏感性。由於在做 AI 訓練、測試與調整的過程中，都必須餵給 AI 大量資料，如果不知道資料的生產過程和內部結構，後續可能會產生爭議。

另一個關於資料的疑慮是，生成式 AI 的研發與使用涉及很多權力不對等問題。例如現在主流的人工智慧系統都是由私人公司推出，並往商業或使用者付費的方向發展，代表許多資料都掌握在這些私人公司手中。

資料有一種特性，它可以萃取出「資訊」（Information），誰有管道可以從一大群資料中分析出有價值的資訊，誰就有權力影響資源分配。換句話說，多數人透過輸入資料換取生成式 AI 的服務，可是從資料萃取出的資訊可能在我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對我們造成影響。

面對勢不可擋的生成式 AI 浪潮，人文社會學者可以做些什麼？

國外對於 AI 的運用開始提出很多法律規範，雖然國外關於價值課題的討論比臺灣多，但並不代表那些討論都很細緻深入，因為目前人類跟 AI 的相遇還沒有很久，大家還在探索哪些議題應該被提出，或賦予這些議題重新認識的架構。

這當中有一個重要課題值得思考：

我們需不需要訓練 AI 學會人類的價值判斷？

我認為訓練 AI 理解人類的價值判斷很可能是未來趨勢，因為 AI 的發展會朝人機互動模式邁進，唯有讓 AI 逐漸理解人類的價值為何，以及人類價值在 AI 運作中的局限，我們才有辦法呈現 AI 所涉及的價值課題。

當前的討論多數還停留在把 AI 當成一項技術，我認為這種觀點將來會出問題，強大的技術如果沒有明確的價值目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實際上，AI 的發展必定有很多價值課題涉入其中，或者在設計上有一些價值導向會隱而不顯，這將影響 AI 的運作與輸出成果。

思考怎麼讓 AI 理解人類價值判斷的同時，也等於在問我們人類：對我們來說哪一些價值是重要的？而這些重要價值的基本內容與歧異為何？

我目前的研究有幾個方向，一個是研究法律推理的計算機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legal reasoning）；另一個是從規範性的層面去探討，怎麼把價值理論、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政治哲學等想法跟科技界交流。未來也會透過新的視野省視公民不服從議題。

這將有助科技界得知，有很多價值課題需要事先想清楚，影響將擴及工程師怎麼設計人工智慧系統？設計過程面臨哪些局限？哪些局限不應該碰，或怎麼把某些局限展現出來？我覺得這些認識都非常重要！

鐵面無私的 ALI ？人類與人工智慧執法最大的分野是什麼？

陳弘儒是臺灣少數以法哲學理論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的學者，他結合各種現實情境，與我們談論 ALI、生成式 AI 與當代法治價值的緊張關係。

由於 ALI 擅長的資料分類與演算，與人類判斷過程中涉及的世界觀與敏感性思辨，有著根本上的差異；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的判斷方式，也容易影響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因此陳弘儒認為，目前 ALI 應該以「輔助人類執法」為發展目標，讓人類保有最終的判斷權限。

至於現正快速發展的生成式 AI ，根據陳弘儒的觀察，目前仍有待各方專家探索其中的價值課題，包括資料提供與使用的權力不對等、哪些人類價值在訓練 AI 的過程中值得關注等。

在過去多是由人文社會學者提出警告，現在連 AI 領域的權威專家也簽署公開信並呼籲：AI 具有與人類競爭的智慧，這可能給社會和人類帶來巨大風險，應該以相應的關注和資源進行規劃和管理。

在訪談過程中，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插曲，陳弘儒希望我們不要稱呼他「老師」，因為他從小就畏懼老師、警察等有權威身分的人，希望以更平等的方式進行對話。

假如今天以 AI 進行採訪，整個談話過程或許能不受倫理輩分影響，但這也讓我們意識到，在 AI 的世界裡，許多人際互動特有的敏感性、同理反思都可能不復存在。

陳弘儒的研究讓我們體會，AI 在法治領域的應用不僅是法律問題，背後更包含深刻的哲學、道德與權力課題，也讓我們更了解法治的核心價值：

法律要做的不只是規範人們的行為，而是透過理由陳述與溝通展現對每個人道德自主性的尊重。

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前所未有的飛躍邁進，得以掌控地表一片又一片的領土，建立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然而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候，不列顛群島的居民在財富和教育上遠不及在法國、荷蘭、義大利北部的鄰居；英國只是位於西歐邊陲的落後地方。英國是農業封建社會；政經權力由少數菁英把持；十七世紀初，許多經濟部門經皇家敕令由貴族壟斷。英國因為缺乏競爭和自由企業，被壟斷產業在開發新技術上成果極為貧乏。

英王也像許多其他統治者一樣敵視技術變革，阻撓國家技術進步。有個很著名、也很諷刺的例子，與英國紡織業起步被延誤有關。

一五八九年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拒絕給予牧師兼發明家威廉．李（William Lee）的新編織機專利。她擔心這個發明會傷害各地手織工行會，造成工人失業，以致引起動盪。威廉．李遭英國女王拒絕後遷居至法國，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很樂於給予他想要的專利。直到幾十年後其弟回到英國銷售這種尖端技術，它才成為英國紡織業的基石。

英國經濟體制的大改革—光榮革命！

不過到十七世紀末，英國的統治體制經過徹底改造。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力求鞏固君主專制，又信奉羅馬天主教，引發強烈反彈。反對派找到的救星是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是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多個新教郡的執政官（stadtholder）（也是詹姆士二世長女瑪莉〔Mary〕公主的夫婿）。反對派力促威廉奪取英國王權，威廉響應其號召，罷黜岳父，登上王位，成為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國王威廉三世。

這次政變被稱為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理由是被誤認為相對少的流血事件，卻改變了英國的政治權力平衡：威廉三世是外來的，在英國國內缺乏支持勢力，威廉三世高度依賴國會，詹姆士二世則非如此。

編按：「廢除英國皇室獨大的權力後，錢錢終於不會都被國王沒收（享受）了！」

一六八九年威廉三世批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廢除國王終止國會立法的權力，國王未獲國會同意也不得徵稅和動員軍隊。從此英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國會開始代表較廣泛的利益，包括逐漸興起的商人階級。英國也建立各種包容式體制，以保護私人財產權，鼓勵私人企業，推廣機會均等和經濟成長。

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積極廢除壟斷。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曾授予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獨占非洲奴隸買賣，當時它和許多公司頓失獨占權。國會也通過新立法，促進成長中產業的競爭，瓦解貴族的經濟利益。尤其國會降低工業熔爐稅，提高土地稅，而地主大都是貴族。

這些改革在當時獨見於英國，形成歐洲其他地方所沒有的誘因。以西班牙為例，國王積極維護對跨大西洋貿易利益的掌控，經常用來資助作戰和奢侈享受。相形之下在英國，跨大西洋原料、商品、非洲奴隸等貿易的收益是由廣大的商人階級共享，所以收益大半投入資本累積和經濟發展。這些投資為工業革命空前的技術創新奠下基礎。

當時英國的金融制度也改頭換面，為經濟發展更添助力。威廉三世採用其祖國荷蘭的先進金融體制，包括證券交易所、政府公債和中央銀行。有些改革是擴大授信範圍，非貴族企業家也能借到款，並鼓勵英國政府在平衡支出與稅收上更加自律。國會取得對公債發行的更強大監督權，而公債持有者，即借錢給政府的人，得以派代表參與財政和貨幣政策決策過程。於是英國在國際信用市場的公信力提高，相對於其他歐洲王國，借貸的費用也降低。事實上，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英國，或許更早前的體制改革曾助其一臂之力。

編按：體制的不同使英國在黑死病後與東歐國家逐漸分歧。

如第二章曾提到，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使不列顛群島失去近四○％居民。因此造成的農工不足，增加了農奴討價還價的力量，迫使貴族地主提高佃農的工資，以防止他們由鄉下遷居都市。

如今看來，黑死病給了封建制度致命一擊，英國的政治體制因而變得更包容，少壓榨。那些體制促成政經分權化，鼓勵社會流動，讓社會上更多人能夠創新並參與創造財富。反之，東歐在黑死病過後，由於封建體系更嚴酷，都市化程度較低，加以西歐對農業產量需求增加，反而強化控制土地的貴族階級及其榨取式體制。換句話說，在黑死病爆發前，東西歐原本或許不重要的體制差別，在疫情後卻是分道揚鑣，使西歐走在與東歐大不相同的成長軌道上。

衰微的行會促進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英國的手工業行會相對較弱勢，這也有助於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某些體制變革。歐洲各地都有的行會，是由某種行業的技術工匠組成的組織，目的在保護會員利益。行會經常運用本身獨占的力量壓制企業家精神和技術進步。

例如十五世紀晚期巴黎的抄寫員行會（Scribes Guild），成功阻止第一台印刷機進入巴黎達將近二十年之久。

一五六一年紐倫堡的冰銅車工行會（Red-Metal Turners Guild）向市議會施壓，阻止當地銅匠漢斯．史白希（Hans Spaichi）散布他發明的強大車床，後來更揚言，誰敢用這種新生產技術就要坐牢。

一五七九年但澤（Danzig）市議會下令，把發明新織帶機而威脅到傳統織帶工的人偷偷淹死。

十九世紀初，法國織布工行會一群憤怒的暴民，向約瑟夫－瑪麗．雅卡爾（Joseph-Marie Jacquard，一七五二年至一八三四）抗議。雅卡爾發明了創新的織布機，靠一系列打洞的卡片運轉，後來最早的電腦受這種技術所啟發，以此方式輸入程式。

但在英國，行會的勢力沒有歐洲那麼強，部分原因在於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後，重建迅速且大致未受管制，加上其他地方的市場快速擴張，以致對工匠的需求超出行會所能提供。行會弱勢，國會便易於保護和助益發明者，英國實業家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採用新技術。

多虧這些體制改革，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受到商人和企業家的各種利益所影響，而非以土地菁英的利益為主，菁英決意阻擋技術進步以延續個人權力。就此而言，英國當時已成為世上第一個現代經濟體，而其他西歐國家迅速跟進。於是根深柢固的力量將整體的人類帶往馬爾薩斯世的終點，來到成長時代的邊緣，就在人類物態變化的時機已成熟之際，這些制度的發展，配合以下即將探討的其他因素，英國成為特別適合技術快速發展的沃土。

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以及朝鮮半島兩個經濟體的分歧，顯示出體制對發展與繁榮的影響有多麼深遠。然而這些特別戲劇化的例子是例外還是常態？在歷史過程中，當體制逐步演進時，是體制變革影響經濟繁榮，還是經濟繁榮導致體制變革？又或者是某些其他因素，造成這兩者間明顯的關係？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由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植物醫師制度介紹

氣候變遷是全球本世紀不可忽視的問題，其衍生的新興病蟲害與極端氣候，對作物來說都是嚴重的衝擊，也大大影響作物生產。聯合國為了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環境惡化，設立了永續發展方針（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其中，第 12 個目標為「負責任生產消費循環，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這個目標與永續農業跟環境友善大大相關，加上近年來國內食安意識提升，今後的農業都將面臨轉型的問題。

全球氣候變遷亦會造成病蟲害相的改變，農民無法單憑過去經驗有效管理，難以事先防範，長期使用化學農藥可能會使有害生物產生抗藥性，也可能對環境造成傷害，為了有效解決臺灣農業面臨的瓶頸，「植物醫師」制度勢在必行。

植物醫師是什麼？

阿植回到務農的老家，撞見父親神情焦慮，來往左鄰右舍之間。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家裡的農作物生病了，葉子上面都是病斑，父親拿著一罐農藥對阿植說：「上次隔壁家阿榮的田裡用了這個，病害馬上都好了欸。」

「阿爸，雖然都是葉子長斑點，不一定是一樣的病啊。就像都是咳嗽發燒，也不一定就是流感。」阿植說完，父親皺起眉頭：「啊不然要怎樣？難不成要找醫師來看嗎？有植物的醫師喔？」

「現在還真的有！」阿植接著說：「正在立法的《植物醫師法》，讓植物病蟲害的精準診斷治療成為國家認可的重要專業，未來由植物醫師提供專業諮詢與建議，農民在田間遇到問題時，就不會再求助無門！」

人生病了要找醫師，動物生病了要找獸醫師，顧名思義，植物醫師是以植物為標的進行診斷、治療的專業人員，能夠對於植物有害生物或生理障礙給予正確的診斷，並提供防治技術及資材使用之指導。因此，植物醫師要診斷治療的對象是「植物」。

《植物醫師法》的立法目的為「提升植物保護水準，強化植物防疫檢疫及高風險農藥之使用管理，建立植物醫師專業服務體系」。未來植物醫師的執業機構包括植物診療機構、農會、農業生產運銷合作社，以及農業試驗研究機構、設有農業科系之大專院校、農藥生產或販賣業者等。

植物醫師最重要的工作，是對植物病蟲害進行「正確診斷，對症防治」，並針對農民種植的植物種類、栽培方式等提供客製化的建議。

過往農民遇到病蟲害問題時，時常求助於當地的農業試驗機關，然而機關內的研究人員服務對象眾多，一則無法即時地處理所有農民的諮詢，二來額外的業務量可能導致本身的研究工作進度延宕；植物醫師加入地方農業的運作體系，不但可以讓試驗單位人員致力於研究工作，同時還可以提供農民更即時、更完善的服務，達成三贏的局面。

因此，植物醫師的出現與加入，可以說是相當具有理念與實質上的意義！

對症做出診斷，找到正確有效的治療方式

「總之就是要噴農藥啊，還要聽植物醫師那麼多建議」，聽完阿植的說明，父親還是想直接施用化學農藥，阿植擋下父親手上的農藥，說：

「植物醫師提供精確的診斷之後，也會提出適合的治療方法，這些治療方法未必會使用化學農藥，就像你手痛去看醫生，診斷後很可能只要做復健療程就好，根本不需要吃藥。」

「不噴農藥還能做什麼？」父親一臉茫然。

「植物醫師會運用自身植物保護的專業知識，在減少化學農藥使用的情況下達到病蟲害防治的目標，協助農民朝環境友善的農法前進。」父親聽完阿植的說明後說：「最近大家都怕吃到化學農藥殘留的農產品，如果能少用那還真不錯，而且還可以保障我們這些第一線實際噴藥的農民。」

受過專業訓練並通過國家考試認可的植物醫師，對於農民遇到的疑難雜症，均可給予即時且準確的判斷，並且提供防治建議，節省農民四處打聽詢問的時間。

此外，植物醫師執行的在地輔導和推廣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能協助農民逐漸朝向環境友善的農法前進。

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指的是利用多元防治方法控制有害生物族群，透過監測掌握防治時機，有害生物密度低時使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或非化學農藥的友善資材進行預防，當有使用化學農藥需求時，儘量使用低風險的化學農藥，且依照核准登記的方法進行正確且合理的使用，並在保障農民正常收益的條件下，維持生態平衡，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2017 年起，農委會推出「化學農藥十年減半」的政策，配套推出農藥購買實名制、友善環境資材補助等措施；植物醫師在這項重大政策下的角色，即是以植物醫師的專業知識，指導農民正確診斷，搭配 IPM 策略，減少農民栽培作物中化學農藥的使用量。

用更少的化學農藥，卻能達到相同的病蟲害防治效果；不僅如此，農產品供應鏈最末端的消費者，還可以吃得更安心，這絕對是皆大歡喜的結果。

植物醫師怎麼訓練？

「人家醫師有學校醫學系在教，啊植物醫師是要怎麼訓練？」阿植開始跟父親介紹起植物醫師的養成過程。

「植物醫師也有相關的教育系統喔！像是植物醫學系就整合了農藝、園藝、土環、昆蟲、植病等農業學科的內容，有跨領域的知識才能對植物的生長健康有全面的了解。」

目前，臺灣一共有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等 4 所大學設置植物病理、昆蟲、植物醫學系與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等植物保護相關科系，並均成立植物教學醫院。

為了解決農民耕種時遇到的問題，不論是植物的營養還是病蟲害的類型與特性，通通都必須了解；以中興大學的植物醫學學程為例，除了學程本身必修課程，還有修課前必須具備的基礎「先修課程」，而這類先修課，多半是農業相關科系在大學期間指定學習的課程。

為了將課堂的課程與實際作物狀況有效銜接，植物醫師的訓練歷程中必須包含大量的實務訓練，植物醫師實習內容有實地訪診、輔導化學農藥減量，協助農民有效防範作物遭遇的病蟲害等，一面解決問題，一面學習處理問題，快速累積經驗。以屏東科技大學為例，該校的植物醫學系明訂學生的畢業條件包含每周 5 天，共 18 周的實習要求，且積極與不同領域的組織合作，提供學生更多樣化的實習單位，達到產學共利的目的。

「除了植物醫學系等相關科系在學時期的訓練，農委會更持續擴大招募農業相關科系畢業的優秀人才成為『儲備植物醫師』，透過職前培訓和媒合服務場域的在職培訓，強化專業能力訓練，讓植物醫師制度推動更順暢！」

自 110 年起農委會防檢局積極辦理「儲備植物醫師」計畫，讓通過遴選的儲備植物醫師進駐農會或公所，到第一線服務農民增加實務經驗、掌握農民的需求，也讓農民親身體驗農委會推動植物醫師制度所能帶來的好處。

氣候變遷及其造成的災害，程度是難以估計的，但值得慶幸的是，人們研發的各項農業科技，逐漸朝向環境與人共好的方向前進；若要讓技術面的效益最大化，法規及制度面的完備勢在必行。植物醫師制度與《植物醫師法》的推動，或許是個必然，但要推廣與落實這個制度，也絕對是條漫長的道路。

植物醫師制度比較

國際應用生物科學中心（CABI）是一個國際非營利組織。結合全球 40 多個國家工作的 CABI 科學家團隊「通過解決農業和環境問題來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為解決包括病蟲害造成的農作物損失、破壞農業生產和生物多樣性的侵入性雜草和害蟲，以及全球缺乏科學研究等問題。CABI 正積極推動植物醫師（Plant Doctor）制度，援助開發中國家執行植物保護工作。其中，CABI 已於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成立超過 65 處「全球植物健康診所」（Global Plant Clinic, GPC），提供即時植物保護服務。

植物醫師制度的推動已逾十年；在植物醫師法尚未完成立法前，農委會鼓勵導入專區實作策略，擴大招聘儲備植物醫師進駐農會或公所，強化防疫工作基層人力，辦理作物診療，有害生物綜合管理及協助特定病蟲害監測及緊急防疫等事項。期待以農立國的臺灣，未來在植物醫師法通過後，有更多植物醫師的加入，持續為農業永續與食品安全把關。

這樣看來，植物醫師與植物醫師法確實是需要存在，其他國家也有相似的制度在運作著，特別有一點值得一提，臺灣即將是世界上第一個訂定《植物醫師法》專法的國家！

《植物醫師法》的起草，最早可追溯至 2008 年，當時農委會徵詢各界意見，歸納農藥業者、醫師、教授，以及各方意見後，方決定推行。目前的草案，不但參考了國內的《獸醫師》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也參考美國、日本的培訓、考照制度，期望在執行面培育「接地氣」的專業人才，在制度面建立完整的考試及任用機制，並且在法律面提供植物醫師們完善的保障。

參酌美國、日本植物保護制度的優點後，再依臺灣的情況加以調整，期望這樣的法律與制度設立，能給予國內植物醫師應有的權責與保障；更長遠來看，或許有朝一日就是他國向我們學習的時候了。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廣告）

參考資料

1. 立法院－推動植物醫師制度相關問題之研析
2. 【植物醫師】「未來植醫」的自我期許：要醫作物也醫人心－農傳媒
3. 【植物醫師】當農民習慣免費諮詢，以藥養醫是否成必然？－農傳媒
4. 【植物醫師】實習植醫試辦 3 年，孫岩章：懂實務還會算效益，農民才有感
5. 【植物醫師】如何與農藥仙仔競爭？實務經驗是關鍵！－農傳媒
6. 【植物醫師】興大植物醫院年後開張，為作物土壤抓病灶－農傳媒
7. 儲備植物醫師為農民把關獲肯定農委會明年擬擴大召募
8. 農委會徵「植物醫師」 底薪 36K+年終 1.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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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物生產整合管理（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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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植物保護技師證照推動介紹（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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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水稻主要病蟲害整合性管理（IPM）
16.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
17.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53 號 委員提案第 26002 號（PDF）
18. 農委會苦推立法十三年立法院終於進一小步降農損、拚出口該許植物醫師一個名分－今周刊
19. 植醫四校育才之道！從課綱到實習，全面落實學用合一－農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