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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墮胎除罪:21 世紀的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斯州

胡中行_96
・2022/06/30 ・5942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引言: 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 1973 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將規範墮胎的權力釋回各州政府。[1] 遠在南半球的澳洲,也曾因為缺乏聯邦裁決,而導致各州女權差異有世紀之別。本文從幾個案例故事,貫串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墮胎史,淺談醫療服務與法律保障,對意外懷孕婦女的身心影響。

  

1950 – 1965 年的澳洲保險套。圖/Powerhouse Museum
1965–1970 年的澳洲保險套包裝。圖/Powerhouse Museum

  

她當年 15 歲,第一次交男朋友。每當他們享受性愛的時候,她的男朋友都會戴保險套。[2]

除了那一次。[2]

沿用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刑法,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墮胎在澳大利亞各州都是違法的。1970 年代維多利亞州的鄉間,藥局和超商並不販售驗孕棒。發現月經沒來的珍妮絲(Janice,化名),唯一的選擇是去婦產科檢查。然而,一旦讓醫師得知她懷孕,依法她就得被迫生下孩子。她聽過其他女孩的故事,自己絕不想落得那般下場。[2] 當時,維多利亞與新南威爾斯二個州,才剛分別在 1969 和 1972 年由法官認定醫師得以在「特殊情形」下協助孕婦墮胎。前者允許以孕婦的身心狀況不佳為前提,後者則加上經濟因素的考量。[3] 這些判例從此為墮胎開啟了一扇人道後門,但模糊的定義仍使其見不得光,醫病權益也都缺乏確切的保障。[4]

未婚懷孕在 1970 年代,無疑是天大的醜聞。珍妮絲從事護理工作的母親帶著她,避開信奉天主教的男性家庭醫師,用假名隱匿身份,去隔壁小鎮的診所確認懷孕的事實。該小鎮醫師提供了她們一名雪梨密醫的資訊。接著,她的母親提出三個遠離維多利亞州,以維護名譽的解決方案:[2]

  1. 飛到倫敦墮胎。
  2. 住在雪梨的中途之家直到分娩。
  3. 找雪梨的密醫墮胎。

  

1967年英國《墮胎法令》。圖/Wikipedia

  

英國於 1967 年通過的《墮胎法令》(The Abortion Act),規範墮胎手術的場所和從業人員,自此英國的合法墮胎率急速攀升。[5] 相較於澳洲缺乏管理的非法診所,去倫敦無疑是對珍妮絲來說較為安全的選擇,也是她母親第一個想到的方法。然而,出國的計劃過度昂貴,因此珍妮絲的母親轉而尋求跨州的醫療資源。[2]

新南威爾斯州的首府雪梨,當時有一家天主教教會創辦的中途之家,專門收容年輕的未婚孕婦,以避免她們令家族蒙羞。女孩們在那裏從懷孕住到分娩,然後她們的嬰兒就會被強制送養。醫師每個月都會到中途之家,執行身體檢查。「我曉得他們在幹什麼勾當」,珍妮絲聽那裏回來的女孩說醫師會藉機性侵孕婦,但誰也沒有證據。當然在那裏工作的修女不會相信她們的抱怨,因為這是未婚懷孕的「壞女孩」,在批評願意奉獻自己時間行善的「好醫師」。[2]

眼見前二個方案都不可行,珍妮絲的母親祭出最後手段:約莫在確定懷孕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她帶著女兒飛去雪梨找密醫。這一舉不僅違法,還賭上了她和那名維多利亞州小鎮醫師的職業生涯,因此她告誡珍妮絲:「萬萬不得告訴任何人。」抵達雪梨後,她們先暫住在珍妮絲母親的友人家中,然後就去拜訪密醫。[2]

  

1975 年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的女權運動,標語的關鍵字包括:同性戀、性別歧視、女人和子宮。圖/Macquarie University

  

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時年 24 歲,住在新南威爾斯州的席夢(Simone,化名)懷孕了,但不想要小孩。她上網查詢婦產科資訊。[6] 儘管自 1970 年代起,新南威爾斯州就出現願意為孕婦墮胎的醫師,席夢卻驚訝地發現墮胎的行為,在該州依然違法。[6, 7] 根據 1900 年立定的刑法,以藥物或器材墮胎的孕婦與協助她的人,會被處以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供應藥物和器材的知情者則為 5 年。[8] 她腦中浮現美國影集裡反墮胎的抗議人潮,想像自己要突破重圍才能進婦產科診所,心裡萬分焦慮。[6]

當時的社會氛圍和席夢在尋找的墮胎診所,實際上究竟長得什麼模樣?筆者在 2010 年代中期,曾於雪梨擔任派遣護理師,到各醫療院所遞補臨時的人力空缺。有天接到印度裔的主管來電,詢問筆者是否能去一家「私人診所」接早班。主管照常規提供時間和地點等資訊,說明薪水優渥,但又神祕兮兮地不願詳述工作內容,只說會基本護理技巧即可。(現在想起來,主管的作法應該算是教唆犯罪…)

  

雪梨「私人診所」導覽短片。來源:The Private Clinic on YouTube

  

猶記得那天大清早,在雪梨市中心的住商混合區,手機導航明確地指向一間沒有招牌的建物。門口站了個面色凝重的老婆婆,身上吊著夾板廣告牌(sandwich board)。由於擔心遲到,筆者沒多留意夾板上的抗議標語,就直接進了大門,所幸沒遭到言語或肢體攻擊。這間真的就叫做「私人診所」(the Private Clinic)的醫療單位,裡頭窗明几淨,和一般外科診所沒兩樣:有掛號批價櫃檯、等候區、開刀房和術後恢復區等空間。[9] 一名正職員工問:「會用超音波機器吧?」筆者正想回答自己操作過「膀胱超音波」(bladder scan,腹部超音波的一種),才發現對方指的是「陰道超音波」(transvaginal scan,又稱endovaginal scan),旁邊還擺了些手術用具。

原來是墮胎診所啊!

左排的側視圖中,可見二種針對骨盆的超音波:從體外進行的腹部超音波(transabdominal scan),觸及範圍涵蓋(褐色的)膀胱和(粉紅色的)子宮等器官;而陰道超音波則以探棒直接插入體內,迫近子宮。右排是從這二個不同視角,所拍攝到的超音波影像。[10] (有些檢查要求喝水灌滿膀胱,有的則必須事先排尿,所以圖中的二個膀胱大小不同。不過,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圖/參考資料 10

同樣都是違法,在 1970 年代的墮胎診所外,就不會有反墮胎的抗議老婆婆,因為從外觀上完全看不出那是對外開放的執業單位。珍妮絲與母親走進一棟普通的透天厝,醫療人員向她們詢問背景資訊,然後珍妮絲就被單獨帶進後面的房間。裡頭有手術檯、醫療器材以及高架照明,儼然是間開刀房。儘管與墮胎手術的需求無關,珍妮絲被命令把衣服全部脫光。一名護理人員對她說:「這就是蕩婦應得的教訓。」珍妮絲感到羞愧萬分。[2]

相較之下,二十一世紀的墮胎服務中,帶給孕婦極大恐懼的程序,竟是術前諮詢。在與診所醫護對話的過程中,沒有人向席夢提及墮胎在新南威爾斯州的法律問題,但她隱約知道對方正從她的口中尋找特定答案。席夢認為醫護對她極度不信任。她非常擔心自己若是說錯了話,就無法墮胎。然而,醫護人員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必須極力撇清法律責任。[6] 2006 年的時候,有位醫師就是因為無法證明自己曾親自產檢,並詢問某孕婦想墮胎的目的,而被最高法院判刑。[11]

同時期住在當地的法蘭姬(Frankie,化名),也有與席夢類似的經歷。她在 27 歲的時候,告訴墮胎診所的員工:「我太年輕,還沒準備好要養小孩。」這個理由不被接受,於是她換別的說法:「我太年輕,尚無穩定工作。」對方馬上認定她處於「經濟弱勢」,因此得以合法墮胎。[6] 如此的現象在該州並非罕見:設有官方網站的墮胎診所公開營業,以州政府公告的懷孕 20 週為上限,常態性地遊走於灰色地帶,這使它們在法律上的定位更加令人費解。[7] 直至 2019 年,七成六的當地人不曉得墮胎違法,而七成三的人覺得應該除罪化。[12]

當術前諮詢與所有前置作業都完成,墮胎手術便正式開始:1970 年代簡陋的開刀房裡,全裸的珍妮絲躺在手術檯上。護理人員帶著輕蔑的笑容按住她的上半身,男性密醫將某個東西塞入她的下體。不像中途之家的醫師那樣強暴未婚孕婦,她意識到…密醫正用工具侵犯她!同時,護理人員不斷地喚珍妮絲為「蕩婦」。[2]

原來這才是所謂「蕩婦應得的教訓」。她現在只想要找母親。[2]

珍妮絲開始哭泣:「我不會再犯了!我這輩子再也不從事性行為了!請停止…」突然,密醫向她扎了一針,珍妮絲昏了過去。再度醒來的時候,她仍全裸躺在手術檯上,全身痛楚,頭腦暈眩。密醫沒有給她任何藥物,連一點止痛劑也沒有。護理人員叫她穿上衣服,出去找母親。[2]

珍妮絲只覺得想死。[2]

幾十年後,在 2010 年代中期的雪梨所進行的墮胎手術,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開刀房裡,會有外科醫師、麻醉醫師以及護理師。孕婦躺上手術檯後,接下來的程序幾乎都是在麻醉下進行。筆者記得當時合作的醫師們動作十分熟稔,偶爾會在孕婦昏迷時,閒話家常。他們一個早上開好幾台刀,多數人都是來墮胎的,聽說其中有幾名常客。不過,也有一、二個只是來安裝體內避孕器。有些女孩神情憂傷,有的則是在麻醉退去後,猛然坐起大罵髒話,大概是在發洩心中的悲憤。

根據「私人診所」官網的術後注意事項,開完刀當天麻藥尚未全退,所以絕對不能開車和簽署法律文件。醫師會開抗生素 azithromycin 藥丸(如圖)預防感染,視情況也可能外加止痛藥。術後二週內,不得性交、泡澡、游泳、灌洗陰道和使用棉條。若之後陰道輕微出血或腹部痙攣,建議至藥局購買 ibuprofenmefenamic acidnaproxen 等口服藥物。對這種疼痛來說, paracetamol 與 codeine 的效果較差。如果有腹部劇痛、大量流血(一天用超過五片衛生棉)或是發燒等症狀,最好致電診所諮詢。[9]

圖/Health Direct

珍妮絲隨母親從新南威爾斯返回維多利亞州之後,身體逐漸恢復,但心底卻有難以抹滅的創傷。她與男友分手,繼續完成學業,一直到上大學後才再次與別人發生性關係。爾後她在維多利亞州的首府墨爾本看心理師和精神科醫師,被診斷出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關於密醫的侵犯行為,「我從沒告訴任何人,連母親都不知道。」珍妮絲事後回憶,因為一切都是違法的,所以也無從追溯起。[2]

  

21世紀新南威爾斯州首府雪梨,支持墮胎除罪化的抗爭。圖/RACGP

  

2019 年,做為全國最後一個墮胎違法的州,新南威爾斯州議會如火如荼的修法辯論,攻佔了聯邦新聞版面。[13] 許多曾經墮胎的婦女紛紛站出公開自己的罪行,挑戰公權力,響應「逮捕我們」(#ArrestUs)抗議運動。[14] 同時,數以千計的反墮胎人士,在州議會外抗議。[15][註1] 時隔將近半世紀,珍妮絲早已撇開過去,擁有新的人生:她在墨爾本從事照顧問題青年的工作直到退休,身旁還有愛她的丈夫與兒孫。珍妮絲其實無須沾染隔壁州的紛擾,但是「我想為那些無法幫自己發聲的女孩們站出來」。受到「逮捕我們」運動的啟發,她接受澳洲女性新聞網站的訪問,講出自己墮胎的遭遇。[2] 同年,澳洲各大媒體大肆報導這類故事,不僅綠黨女性議員公開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連保守派自由黨的女性州長都不顧黨內分歧,力挺墮胎除罪化。[16, 17]

新南威爾斯州在 2019 年 9 月 25 日通過了《墮胎改革法案》(Abortion Law Reform Act)。[18, 19] 新法將墮胎的週數上限從懷孕 20 週提高至 22 週,超過 22 週的孕婦若想合法墮胎,則須二名醫師同意。[20] 119 年來受刑法限制,而不得行使的女權,終於獲得保障。[18][註 2]

  

備註

  1. 以往反墮胎人士也會聚集在墮胎診所外面抗議,但自從 2018 年 6 月新南威爾斯州議會通過《公共衛生修正案:生殖健康診所的安全通道》(Public Health Amendment: Safe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Clinics),他們就不得在診所方圓 150 公尺內活動。[21, 22]
  2.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的新法通過後,雖然墮胎已經除罪化,但還是有許多門檻造成孕婦無法使用合法的墮胎服務。根據地方性媒體報導, 2020 至 2021 年在州立醫院生產的總花費約為澳幣 4,652 元,澳洲的全民健康保險(Medicare)會全額給付。若是去私人診所墮胎,費用則依懷孕週數和生理情況而定,從澳幣 400 元到 1,500 元不等,必須自費。一旦有孕婦因為負擔不起而放棄墮胎,又得籌措每週澳幣 170 元,或 18 年總共 15 萬 9 千元的鉅額來扶養小孩。[23]這無疑使有經濟困難的孕婦,陷入兩難的處境。

  

參考資料

  1. 美最高法院推翻歷史性裁決 終結墮胎權憲法保障(中央社,2022)
  2. Janice had an illegal abortion at 15. To ‘teach her a lesson’, the doctor added a ‘punishment’. (Mamamia, 2019)
  3. Still keeping women out: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n abortion law (The Conversation, 2013)
  4. Abortion in Australia – What Does the Law Say? (Sydney Criminal Lawyers, 2013)
  5. Sheldon S, Davis G, O’Neill J, and Parker C. (2019) ‘The Abortion Act (1967): a biography’. Legal Studies, 39, pp. 18–35
  6. LaRoche KJ, Wynn LL, and Foster AM. ‘We have to make sure you meet certain criteria: exploring patient experiences of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bortion in Australia’. Public Heal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31 (3).
  7. Abortion has been decriminalised in NSW, and here’s what will actually change (SBS News, 2019)
  8. Legalise Abortion Now! (Sydney Criminal Lawyers, 2016)
  9. The Private Clinic (2022)
  10. Gynecologic Concepts (Radiology Key, 2016)
  11. Abortion in Australia – What Does the Law Say? (Sydney Criminal Lawyers, 2015)
  12. Barratt AL, McGeechan K, Black KI, Hamblin J, and de Costa C. (2019) ‘Knowledge of current abortion law and views on abortion law reform: a community survey of NSW resident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3 (1): pp. 88-93.
  13. Abortion in Australia, explained: from the law in each state, to how much it costs. (Mamamia, 2019)
  14. Arrest Us on Facebook (2019)
  15. Anti-abortion groups rally after decriminalisation bill delayed until September (The Guardian, 2019)
  16. Exclusive: Australian MP shares her abortion story as historic bill is debated in NSW Parliament (SBS News, 2019)
  17. NSW abortion bill passes first hurdle in late-night sitting (The Guardian, 2019)
  18. Abortion decriminalised in NSW after marathon debate (The Guardian, 2019)
  19. Abortion Law Reform Act 2019 No 11 (NSW Legislation, 2019)
  20. NSW abortion law: doctors say last-minute changes ‘unnecessary’ but manageable (The Guardian, 2019)
  21. Public Health Amendment (Safe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Clinics) Bill 2018 (Sharpe) (Parliament of New South Wales, 2018)
  22. Abortion clinic ‘safe access’ zones set to shake up a quiet Albury street as NSW bill passes (ABC News, 2018)
  23. Abortion ‘practically out of reach’ for many South Coast women (Illawarra Mercu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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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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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臉書:荒誕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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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十分鐘看懂 《近代科學發展史》
陳鍾誠
・2016/03/13 ・99字 ・閱讀時間少於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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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鍾誠
6 篇文章 ・ 0 位粉絲
目前任教於金門大學資工系,喜歡寫「網誌、程式與電子書」,不喜歡「寫論文與接國科會計畫」。 目前除了編上課教材外,還在創造一個不需要學英文就可以透過程式翻譯和老外交談的語言 -- 八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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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陶器紋路裡的「海洋奇緣」:拼湊大洋洲史前 Lapita 文化故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8/08/21 ・7473字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SR值 526 ・七年級

  • 採訪編輯|王怡蓁 美術編輯|張語辰

從陶器紋飾找故事脈絡

談到大洋洲考古,你可能會聯想到迪士尼電影《海洋奇緣》,的確,《海洋奇緣》就是以大洋洲島民與神話為故事腳本,內容也有與大洋洲考古史高度相符的部份。研究大洋洲考古的邱斯嘉,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曾參與大洋洲數個遺址的考古。她透過分析 Lapita 陶器,試圖勾勒出大洋洲民族的交換網絡,理解陶器如何被賦予傳遞文化訊息的意義,以及大洋洲各 Lapita 文化分區的形成過程與文化相關性。

在索羅門群島的地表就可以撿拾到 Lapita 陶片,陶器上可看到一部分紋飾。資料來源/邱斯嘉,取自〈Go with the flow (中) 〉,《芭樂人類學》專欄文章

史前人類移動:從臺灣、東南亞到大洋洲

邱斯嘉說明,根據臺灣眾多考古學者、以及澳洲國家大學 Peter Bellwood 和洪曉純教授等人多年來的研究指出,距今約五、六千年前,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已會製作陶器;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前,當時臺灣的繩紋紅陶陶器、玉器與豬都傳到菲律賓,約在距今三千年前左右在那裡也發現了種植稻米的痕跡,而種稻米跟製作陶器都是需要經驗的傳授。

因此,透過這些證據發現,有一群生活習慣相近的人,除了在本地代代相傳外,很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決定往外移動,而這個移動的痕跡恰好被考古學家捕捉到了。但邱斯嘉也說明,這不能確定是這些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帶著這些生活用品移民到北呂宋去、還是他們只是跟北呂宋人交換物資、或是他們帶著陶器和其他物件當作禮物去分贈親朋好友,這三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因此,進行考古工作就是要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針對不同性質的線索加以解讀,看看哪種情況最有可能發生,才能勾略出史前的樣貌。

過去百年間,自歐洲大航海時期以來,眾多往來於大洋洲的水手、商人、傳教士、和學者們都觀察到美拉尼西亞的人群、社會組織與文化,似乎和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有非常顯著的差別,因而開始追尋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的先祖從何而來,又為什麼到了後期會演變成與美拉尼西亞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群體。在研究的過程中,考古學者們逐漸釐清大洋洲居民的先後移民史,其中也包含了南島語族遷移史的探究。

在說更多故事之前,我們先透過下圖,掌握南島語族遷徙至各區域的時間點、與 Lapita 文化區域的位置:

紅色時間點,表示南島語族遷徙至此處的年代。虛線區域,呈現 Lapita 文化叢分布區。圖片來源/邱斯嘉提供

邱斯嘉表示,要談大洋洲考古史可以追溯到幾十萬年前,這時在亞洲大陸與島嶼東南亞一帶便有人類在此活動,而在大約距今五、六萬年前,人們就已經跨過「華萊士線」所在的開闊海洋區域,進到澳洲地區。當時的澳洲與巴布亞新幾內亞還連在一起,因此在這個區域的考古找到很多人類五、六萬年前活動的證據,巴布亞新幾內亞也找得到四萬年前人類耕種的痕跡,證實了人類在近大洋洲的不同島嶼群中往來生活了幾萬年之久。

這些人會利用黑曜石製作石器、也會種植香蕉和根莖類作物,並且開始將野生的小型鴕鳥和有袋類動物帶到外海小島上當作食物。但是在這漫長的時間裡,直到距今約三千三百年以前,這些地方都是完全沒有陶器的。

考古學家發現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上,距今約三千六百年以前一次劇烈火山爆發後,竟然看見火山灰上層的地層中,出現大量的 Lapita 陶器,而附近的島嶼也很快都出現了 Lapita 陶器,其中有當地生產、也有外地引進的陶器。而伴隨著 Lapita 陶器出現的,還有從島嶼東南亞引進的動植物,和截然不同的石器與貝器製作方式。

這代表當時有一群人帶著陶器、東南亞的動植物移動到這些島嶼,由於巴布亞新幾內亞和鄰近島嶼所找到的最早期的陶器,與東南亞的陶器類似,所以學者們研判,這群人可能是從東南亞過來的。

由於已知島嶼東南亞的最早陶器傳統是來自臺灣,逐漸傳入菲律賓北部及蘇拉威西等地,同時也有人群開始由菲律賓向北馬里亞納群島殖民,因此學者們推測這些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人群,很可能都是屬於當時不同南島語族語言分支下的群體。

考古學者們發現約在三千五百年前,某些南島語族的先祖到達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不但與原本居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到索羅門群島北部一帶的居民往來,同時也迅速地進入原本無人居住的遠大洋洲,改變了大洋洲的生活方式,產生出了橫跨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地區的高度同質性文化遺留,而這個階段的史前文化就被稱為 Lapita (音譯:拉匹達)文化。

Lapita 文化叢:陶器紋飾的改變

邱斯嘉指出,由於我們從現今的社會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人群在語言、基因或體質,跟主流文化之間並不是一直都處於固定不變的狀態;而因為考古遺址出土的是史前人群的物質遺留、和他們與自然環境互動後所產生的地貌地景上的變化,並不是像現代社會一樣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所以由「考古遺留」所重建出來的古代物質文化樣貌,與現今可直接觀察的社會文化是有所區別的。因此,考古學家會用「Lapita 文化叢」來描述他們在大洋洲距今約 3500-2600 年前的這段期間內,所有出現過具有 Lapita 陶器以及其他伴隨的物質遺留特徵。

考古學家根據這些分布在七個國家與地區內的類似物質遺留與地貌特徵,將這個文化叢所代表的人群統稱為 Lapita 人。

這些人群雖然有可能來自許多不同的島群,並有著差異性極高的體質特徵、基因組成、語言,但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融合之後,逐漸形成了類似的語言及社會文化傳統。其中一部分人的後代,帶著陶器、製陶技術、以及引進東南亞動植物穿越了索羅門群島的主要島群、到達以前沒人居住過的遠大洋洲各個島嶼群;其中一部分人又殖民到斐濟東加薩摩亞一帶,這些人群逐漸演變成為現在玻里尼西亞、和大部分密克羅尼西亞居民的祖先。

如下圖,Lapita 文化可分成四大區塊,是從陶器上的紋飾來區分,雖然製陶方式大致雷同,但紋飾多有所不同。屬於遠西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是陶器紋飾最精細的,也是 Lapita 人一開始到達的地方,並繼續往東擴散,到達西區的索羅門、與南區的新喀里多尼亞島;而屬於東區的斐濟等地,則與萬那度關係較近。

Lapita 文化四大區域的分佈位置。資料來源/邱斯嘉,2015,〈從 Lapita 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邱斯嘉說明,Lapita 是從東南亞過來的文化、融合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並擴張到許多太平洋的無人島上,速度非常快,這代表當時已有高超的航海技術、還有定位技術。

根據民族誌的記載,許多島民可以同時在不同的鄰近島嶼上擁有土地和捕魚的魚場,在這些土地上蓋屋居住、耕種採集、捕魚獵鳥和眷養家畜。因此當一個人出發到另一個島上種植芋頭,過了兩三個月要回去採收,得先認出對的島嶼,才能順利在原居地和其他島上的土地之間往返。民族誌上記載當時有些部落會在椰子樹上刻上標識,或是透過宴會等公開場合反覆述說誰擁有哪些土地來取得共識。而這些彰顯自我社群土地所有權的標識,與這些社群的社會地位、及擁有的土地財富等息息相關,因此也有可能跟 Lapita 陶器上的某些特殊紋飾相關,同時也被運用到刺青、編織、樹皮布、木雕和裝飾品等等眾多媒介上。

Lapita 陶器上的各式臉面裝飾,部分紋飾清楚可以見到眼睛、鼻子的結構。資料來源/邱斯嘉,2015,〈從 Lapita 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邱斯嘉指著牆上這幅陶器上的人臉紋飾,說:「這很明顯可以看到眼睛、鼻子,但沒有嘴巴,上面有兩隻手延伸出來,手旁邊還有兩隻烏龜或青蛙」。在邱斯嘉十五年的考古工作經驗中,這幅紋飾是唯一的一片,與其他紋飾的圖案不同。此圖為 Shane Egan 先生根據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中,穆掃島群的 Talepakemalai (ECA) 遺址出土的 Lapita 陶片紋飾所創作。攝影/張語辰

引起考古學家注意的是,Lapita 是發跡於來自東南亞的文化、生活型態與製陶技術,但大洋洲區域 Lapita 陶器上的紋飾卻和東南亞的同時代的陶器不同。在沒有文字的古代,這些陶器圖紋很可能就是他們表達、紀錄的方式,而這樣的陶器裝飾傳統,傳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區域卻變了。

Lapita 陶器的紋飾,就好像父母一直講的床邊故事,人們也會依據兒時記憶講給自己的下一代聽。但為什麼床邊故事到了別區的島嶼突然變了?這是考古學家好奇的。

鑑定陶器不像 CSI ,得靠慢工細活

邱斯嘉表示,大洋洲的陶器與臺灣出土的陶器不同,臺灣的史前居民重視實用性,而且生產力驚人,所以有非常大量的陶製器具,而在大洋洲卻不是這樣。

她舉例說明,在一個二乘二平方公尺的考古坑中,臺灣的遺址可以出土三千件陶片,但 Lapita 文化遺址通常只有六、七件,然而大多數帶有裝飾紋路的 Lapita 陶器都製作精美。她說 Lapita 的複雜梳點壓印紋陶器需要花非常多心力來做裝飾,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製作的。如果沒有裝飾,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把陶器製作完畢,但加上裝飾,大概要花上三到四週的時間,這反映了 Lapita 文化的人群很可能願意花費多餘的勞動力,製作精美的陶器在特殊場合中使用,而不是追求大量生產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

新喀里多尼亞島 13A 遺址的 Lapita 大陶器。資料來源/邱斯嘉,取自〈陶器的反撲〉,《芭樂人類學》專欄文章

邱斯嘉補充,當一群人初到達無人島時,會先解決生計的問題,在能養家活口之後,他們會把家族的故事流傳下來,雖然學者還無法完全掌握這些陶器紋飾的意義,但可以先去比對這些紋飾有什麼不同。就好比媽媽說的小紅帽故事,跟下一代所說的可能有所差異,想要強調的重點會放在不同的地方。因此,邱斯嘉與研究團隊正在整理大洋洲各區域 Lapita 陶器紋飾的架構,她們想釐清有哪些架構是一定要遵守的,又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被改變。

然而,這些陶器長得很像,要怎麼證明陶器之間有關聯,還有是不是同一群人製作的?

由於陶器從找到合適的陶土、塑形到燒製定型,這一系列與製作相關的技術與知識都需要長時間的練習,並透過學徒和師傅間的密切交流才能傳承下來。因此,考古學家會假設:「在同一個遺址、同一年代找到的製作方式高度相似的陶器,很可能就是同一個師傅和徒弟們做出來的」。而年代早晚有差別、或是地理位置不一樣,但是陶器製作方式仍然高度相似的時候,就會假設是「同一個陶器製作傳統下,不同陶匠們做出來的產品」。

因此,要知道兩個陶器間是否相關,得將陶器切片、磨製,看陶土的組成成分、揉捏製作的手法、形狀和紋飾的結構,來推敲出兩者間相似度高低的證據,聽起來就像 CSI 鑑定那般。但邱斯嘉哈哈大笑說:「哪有像 CSI 電視劇那樣,把樣本放進分析儀器中,咻一下~結果就出爐了」,雖然工程浩大,但邱斯嘉表示會選擇陶器是因為它最漂亮,研究起來心情會很好。

陶器是個很有趣的載體,在成型前都可以任意地揉捏,所以在陶器上,學者在意的是這群人想要說什麼故事?這些故事怎麼被呈現出來?

邱斯嘉與研究團隊平常的工作是進行陶器切片,還有紋飾的分析與建檔,如果東加跟斐濟出現了一樣的陶器,要怎麼確認這是同一群人做的?這必須進行與陶器製作相關的各種分析,其中一部分是岩相切片分析、和化學成份分析,藉此分析陶器的土壤成份是否能夠反映出某個地質區塊的特徵。

邱斯嘉的研究室是五人團隊,有一個人看岩相、一人負責紋飾編碼,一人負責檢查與輸入資料,兩人負責重新繪製陶片的紋飾。最後還有庶務的資料與相片工作,還需要把四萬片陶片建檔,將其他已出版的文獻、碩博士論文以及資料數位化。攝影/張語辰

研究團隊的浩大工程,有賴許多人的協助。邱斯嘉表示,她目前正與林博雄鍾國芳兩位學者合作,模擬古氣候與洋流的狀況。此計畫會使用電腦模擬古代的風向與洋流,看船隻會如何移動,這可以用來推測古時候的人們便於在哪裡登陸。例如 Lapita 文化人從 A 地出海後,最容易到達的地方在哪裡,而這兩地間,陶器也應該要最為類似;但如果容易到達的地方,卻出現截然不同的陶器紋飾,那就要繼續探究造成這種文化偏好斷裂的原因有哪些。這些文化偏好上的持續或斷裂,會反映出史前社群的組織、文化上的偏好,再搭配其他考古線索(例如環境變動等),就能夠較為完整地述說史前人們的故事。

邱斯嘉舉例,像是新喀里多尼亞島東北方和南部所製作出來的陶器,都會送到位於四百公里之外的萬那度中部的 Teouma 遺址,用於陪葬。但在同一個新喀里多尼亞島上,這兩地卻各成一派,各自有其陶器流傳範圍,且大多互不干涉;而且到了晚期,當地確實也演變為南北兩大文化傳統,隱然呼應了 Lapita 時期的分隔,這就會讓她好奇到底發生什麼事。

在邱斯嘉負責的太平洋史前 Lapita 陶器線上數位資料庫裡,目前共有 60 個 Lapita 遺址的資料,包含 2709 種紋飾,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群體。大致上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分散出去,分成索羅門、萬那度與新喀里多尼亞島三大類,類似不同的移民波。但她表示,目前沒辦法很清楚地知道這三群社群的先後時間,是同時存在的競合關係,還是有其前後?這要透過人骨鑑定才會有精確的資料,但很遺憾地,目前在這些遺址中很難找到人骨。

從大洋洲的「家屋社會」來推敲

考古學家們需要設想當時往來穿梭於各島的人們,會面對那些從自然界與從社會關係而來的挑戰,以及當時的人們要怎麼確保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考古學家才能按照所觀察到的證據,將這段史前史寫出來。

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經常會從「家屋社會」的理念下手,來討論移民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考古學家們討論:當時的人們可能是以家屋社會的方式,組織一個不完全以血緣關係為主的群體,靈活運用不同的繼承方式,組織和發展其人力物力。這樣他們在需要經常出海往返、接觸不同島嶼的人群時,才能依據這個家屋的社會地位和名聲,獲得外地人的尊重與保護。

而邱斯嘉認為,Lapita 陶器同樣具有「標記歷史符號」的作用。陶器上的臉面紋飾,也許顯示各個家屋透過特定符號來表彰祖先以及歷史地位,藉此證明自己對土地以及財產的合法性,Lapita 陶器紋飾類似家徽的概念,因此它很可能用來作為一種傳家寶物。

陶器紋飾的變化,則可以顯示 Lapita 人群遷移後與原鄉交流的成果,或是標記他們定居後的物質文化表現。

邱斯嘉的博士論文就是大洋洲的考古研究,她提到自己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有學者在新喀里多尼亞島發現遺址,邀請她一起做研究。當時,她是唯一一個到新喀里多尼亞島遺址做研究的博士班學生,獲得很多素材,也才栽進了大洋洲考古的世界。

在那時,她發現了許多現象、擁有許多素材,卻無從解釋,正當她心煩意亂之時,決定在那個暑假逃到加拿大散心。在加拿大的博物館中,發現許多北美印地安人刻的柱子,柱上有許多圖騰,有青蛙、鯨魚、熊等的圖像;有些動物圖騰是獨立存在,有些則是混合在一起。博物館的說明寫著:「這些圖騰在加拿大代表著家屋組織的象徵,如果通婚並且建立了新的家屋,這個新家屋就會放上兩個家屋的圖騰。」因此,邱斯嘉按著這個邏輯回頭檢視自己手上的素材。

家屋社會不完全是父系、也不是母系,而是以傳承家屋和家名為目的來建立社會組織,邱斯嘉表示,家屋社會的組成並非完全有血緣關係,而中古世紀的歐洲與日本都有相似的概念,家屋的名字、歷史與土地所有權必須持續下去。

由於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大洋洲島民非常重視人際網絡。除了建立人際關係外,也要想辦法維持,而這通常會透過持續的通婚、收養等方式來強化,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的世家大族,透過通婚來鞏固家族地位,而在自然資源缺乏的島嶼,這就更加重要。

眼見太平洋群島上大多屬於家屋社會,加拿大的發現帶給她當頭棒喝,讓她用家屋的概念來詮釋大洋洲陶器。她也提到,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有幾個重要的元素:土地、家屋以及陶器。從土地的所有權、家屋的建立與翻新與否、陶器上的圖騰紋飾,能看出家屋的力量,因此,她的老師建議她依據這些證據,找出大洋洲史前家屋社會運用符號的方式。

最後,邱斯嘉補充了一個 Lapita 文化命名由來的小故事,她站在一張新喀里多尼亞島的巨大地圖旁邊,指著 13A 遺址的位置,解密 Lapita 名稱的由來。她說,當時在 13A 遺址進行研究的老教授指著發掘所在的沙灘地,問當地人那地方叫做什麼名字,當地人看著考古坑便回答:「xapeta’a」,這是當地「小坑」的意思,耳朵不好的老教授聽成「Lapita」,這就成了 Lapita 文化名稱的由來。

延伸閱讀: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原文為《「家傳故事為何改變?」從 Lapita 陶器解密史前人類的生活》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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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南美洲考古現場:挖出千年前祕魯沙漠漁村的生活史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2/07/13 ・6166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帶上你無畏的心,出發去考古吧

如果現在就要出發到考古現場,你會帶上什麼?只見考古學家翻出三樣法寶:小平鏟、小水平儀、土色帖。正當你在納悶這些是什麼,考古學家突然蹦出一句:還要帶上一顆不怕日曬雨淋、上山下海、爬高鑽低的決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陳珮瑜,就是一位充滿行動力的考古學家,飛越大半個地球,前往南美洲秘魯進行考古工作。在這塊古老的大陸下,埋藏著什麼樣的古文明?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社會風俗如何影響人類生活?現在就跟著研之有物一起前進考古現場吧!

印第安那瓊斯趁著德軍不注意,偷偷垂降入地下墓室。他用刷子仔細除去覆蓋在石碑上的黃沙,拿出筆記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慢慢拼湊出希伯來聖物法櫃的埋藏地點……

這是電影《法櫃奇兵》的著名場景,可能也是你我對考古的最初印象,但實際的考古發掘真的是這樣嗎?

不是只有刷子就好?實際上的秘魯考古現場

如果現在就要出發到考古現場,考古學家常攜帶三樣重要工具:土色帖、小平鏟、小水平儀。圖/研之有物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珮瑜助研究員笑著說,用刷子就能進行考古發掘是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大多數考古現場並沒有那麼單純,不同區域的環境特色會顯著影響考古學家使用的發掘方法。

例如臺灣的地底常含有充沛的地下水,考古學家常要一邊抽水、一邊從泥濘的地底撈出文物,使用刷子的機會微乎其微。此外,為了研究不同時期的人類活動史,也常需向下挖掘數公尺深的探坑,有時幾乎是冒著生命危險在狹窄的空間中工作,找尋並拼湊古代人類生活的線索

考古學家在深達 5 公尺的探坑內工作。圖/陳珮瑜

然而,當我們跟隨考古學家的腳步,來到太平洋另一端的秘魯海岸,場景切換成沙漠環境,這時候刷子還真的成為重要的考古工具。是什麼原因造就特殊的海岸沙漠環境?在安地斯山脈西麓這塊古老的大陸下,又埋藏著什麼樣的古文明,讓一名臺灣人想要跨越太平洋前來探究?

這一切都得從流經南美洲西岸的「秘魯涼流」說起。涼流導致海水溫度偏低,當冷空氣碰到溫暖的陸地後,空氣中的含水量上升,但濕氣無法凝結降雨,造就了秘魯沿岸的沙漠氣候。空氣中的水氣要等觸及安地斯高山後,才能重新凝結成雨,落下的雨水匯流成河,在往西流入太平洋的途中,沖積出由南而北獨立分布的河谷平原。

如果你是距今 5 千年前的安地斯先民,你會選擇住在乾燥的沿海地區,還是肥沃的河谷平原?答案完全顛覆眾人的想像!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陳珮瑜、NASA

是乾燥沿海?還是肥沃河谷?答案都在秘魯涼流內

考古學家針對秘魯多個河谷進行調查,發現在距今 5 千年前開始的安地斯先陶時代晚期(Late Preceramic Period;距今約 5,000 至 3,800 年前),主要的聚落皆分布在沿海地區,內陸河谷中的遺址數量相對稀少,顯示平原農耕不是當時首選的生業活動。那麼在沙漠環境中,人們又是靠什麼樣的生業策略取得食物?這跟秘魯涼流又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秘魯涼流雖然造成沿海乾燥的沙漠氣候,卻也為當地帶來豐富的海洋資源,至今仍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盛產鯷魚、沙丁魚等數量龐大且穩定的漁獲。

秘魯涼流漁場盛產鯷魚,至今仍被視為世界上數量最多、年產量最豐富的魚種。圖/iStock

綜合當地特有的環境條件,以及秘魯中、北部海岸大型遺址的出土資料,考古學家 Moseley 於 1975 年發表了著名的「海洋假說」(Maritime Foundations of Andean Civilization,又稱 Maritime Hypothesis),主要概念是:先陶時代晚期的人群最常利用的自然資源就是穩定且產量可預期的魚類,這些豐富的海洋資源足以取代農業、支撐人口增長。隨著人口增加,充足的勞動力逐步發展成專業化分工的複雜社會,而大型公共建築的出現即是文明發展最直接的證據

海洋假說顛覆了舊大陸考古論述中以農業為主流的思潮,也建構了秘魯安地斯地區文明發展的獨特軌跡,成為近 50 年來秘魯考古學家批判或對話論述的焦點之一。

然而,無論是支持或檢討海洋假說,過往討論多著重在大型公共建築的研究。而陳珮瑜在著手秘魯研究之初就發覺:只關注公共建築的研究觀點,很難揭露史前人群的日常生活樣貌,也讓社會發展的圖像顯得單一。不同於其他人偏好在大型遺址進行研究,她鎖定此時期的小規模漁村聚落作為研究主體,企圖以考古發掘取得研究材料,探討史前社群的生業策略,一窺社會發展更多元的可能性。

這樣的研究視角是以史前的平民大眾為主體,構成一種「由下而上」的研究觀點:

考古學家可以藉由考古材料的累積,細緻地研究每個案例,拼湊出史前人群的生活線索。當累積的個案資料充足後,就能構成更清晰的社會發展趨勢,並逐步回應上層的理論問題。

「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重建千年前的人類生活史

Huaca Negra 遺址空照圖,圈起處是主要的考古區域。圖/Google earth、陳珮瑜補充遺址範圍

就是這種「由下而上」的研究信念,讓秘魯北海岸 Virú 河谷內,規模較小的 Huaca Negra 遺址在首次發現的 70 多年後,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這個面積約 110 x 190 平方公尺、高約 5 公尺的土丘範圍中,陳珮瑜帶領的團隊發掘了 6 個探坑,完整揭露不同時期的文化層。

考古學地層揭示了不同的人類活動痕跡,仔細觀察,哪裡有集中的貝殼遺留?哪裡有火煻痕跡?圖/陳珮瑜

透過觀察地層堆積,再整合碳十四分析校正定年的結果,團隊重建了當地長達 2 千年(距今 5,200 至 3,150 年前)的居住史,這當中的人類活動可以劃分成 4 個特色鮮明的階段,從早到晚分別是:非定居偶發人類活動、定居漁村聚落、聚落展開公共建築計畫、公共建築棄用與漁村生活的延續。

觀察地層堆積時,考古學家會借助土色帖,尋找人類活動的蛛絲馬跡。因人類活動的地點通常遺留較多有機質,讓土的顏色偏深。若想幫地層定年,可應用有機物進行碳十四分析。秘魯當地常用史前遺留的棉花種子,因生長週期短,比起碳化的木頭更能定出精準的年代。圖/研之有物

從距今 5,200 至 4,650 年前,最早有人類活動的底部地層觀察起,主要的堆積都是自然形成而顏色較淺的海沙,偶爾零星發現顏色較深的土層堆積,應是史前人群在此短暫活動、燒炭生火所留下的痕跡。

此外,團隊還發現一處密集的貝類遺留區,但上層又是連續的海沙堆積,顯示這時期的人類偶爾來遺址範圍內活動,但還未在此定居。

到了距今 4,650 至 4,100 年的第二階段,開始出現連續且顏色較深的土層,伴隨著一件件文物持續且穩定出土,證明人類開始在此定居。另外,仔細淘篩土壤所取得的標本顯示:這時期的魚類遺存出土密度為 4 個階段中最高,代表捕魚是此時期重要的生業活動。

第二居住階段(定居漁村聚落)地層中,挖掘出許多魚類骨頭。考古學家研判,此時史前人群的生業活動著重在漁撈。圖/陳珮瑜

生業策略如何轉變?考古證據裡的線索

當遺址進入第三階段(距今 4,100 至 3,650 年前),居民生活似乎有了顯著的轉變。首先,以泥磚(adobe)興建的大型公共建築開始出現。考古團隊在其中一處泥磚牆下發現一具女性骨骸。從地層上可以看出,放入骨骸之後,人們在她身上放置一塊石頭,並有燒火的火煻痕跡,之後緊接著進行泥磚牆的建築作業。由此推測,骨骸放置與相關活動可能和施工前的儀式有關,這些特殊活動也讓學者更相信,此處發現的建築牆基是屬於公共建築,而非一般的家庭住屋。

第三居住階段(聚落展開公共建築計畫)地層中,發現一具女性骸骨(左下)、殘存的公共建築泥磚牆基。為了方便發掘人骨,上方的牆基、火煻、石頭已先移除。圖/陳珮瑜

另一個出乎意料之處在於生業活動的大轉變,地層中貝類遺留的出現頻率明顯高過魚骨!而且這些貝類多來自大約 1 公里外的海岸,顯示居民改以就近採集貝類作為主要的生業活動。

然而,專注在貝類資源利用有幾個缺點:首先,每回人力能採到的貝類數量有限,不如在漁場撒網捕魚有效率。此外,貝類離水死亡後容易腐壞,不像魚類能以曬乾、鹽漬、煙燻等方式保存。

簡而言之,以採貝為主的生業活動較難穩定支撐聚落人口的飲食需求,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轉變呢?

第三居住階段(公共建築計畫展開)地層中,高密度的貝類遺留出土,顯示居民改以採貝作為主要的生業活動。圖/陳珮瑜

小型聚落中「勞動力的重新分配」可能是改變生業策略的主因。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Huaca Negra 聚落 2 千年來的魚類、貝類組成都相當穩定,代表整體環境的波動不大;聚落規模方面沒有明顯變化,也暗示整體人口並無顯著增加。在外部條件相似的情況下,考古學家就得回到聚落內部活動來推敲可能的原因。

在第三居住階段最關鍵的聚落活動就是大型公共建築的興建,由於從事大型建設等公共活動需要投入較多人力,可能會動用到原本捕魚的勞動力,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誰來負責張羅食物?誰來負責公共事務?成為居民需解決的問題。

陳珮瑜推論:「捕魚的收穫效益較高,但也需具備技術體力的漁夫,再搭配製作精良的漁船、漁網等工具才能執行。相對地,貝類採集活動雖然效率不高,但進入門檻也相對較低,生產力較低的老人、小孩都能協助進行,如此就能以即採即食的方式滿足基本飲食需求。」

換而言之,「勞動力的重新分配」可能是改變生業策略的主因。

這樣的生業策略使得 Huaca Negra 能以小規模聚落的姿態滿足執行公共事務的需求,但也一定程度限制了聚落人口增長與規模擴張。遺址的最後一個居住階段是距今 3,650 至 3,150 年前,這時期出土的「陶器」和「棉紡織品」是重要的指標性文化內涵,代表從先陶時代進入秘魯考古學的下一階段:初始時期(Initial Period)

此時公共建築相關活動已逐漸停止,人們雖然繼續生活了一段時間,最終仍棄用了此地,之後遺址範圍內不再有人類穩定長居,只剩下地層中人群生活的些許痕跡,靜待數千年後考古學家的再度造訪。

距今約 3,500 年前的棉紡織品。秘魯特殊的乾燥環境讓有機的紡織品得以保存。圖/陳珮瑜

Huaca Negra 遺址沒有持續且大量使用魚類資源,改以採貝為主的生業型態也沒有讓居住人口、聚落規模因此增長。本研究呈現了不同於海洋假說的另一種發展過程,也說明每個史前社會都有其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Huaca Negra 遺址自 1940 年代末期首次發掘,當時學者認為此遺址見證了秘魯史前人群從先陶時代進入初始時期的轉變,但不認為這兩個時期的生業活動有顯著差別。相隔 70 多年後,遠從臺灣來的考古學家帶領團隊進行最新研究,不只重建了更完整的居住史,也揭露了社會運作在不同階段的重要轉變。

陳珮瑜對整個考古研究歷程有感而發:「如果用過去那種大的文化框架來看,可能看不出這 2 千年來有什麼變化,但當你很細緻的去看這些材料,其實當中的差別還是很明顯。」這也回應了她的「由下而上」研究觀點,讓個案訴說自己的故事。

比較研究的開啟,發現祕魯與臺灣意外的共同點

陳珮瑜最初因學習西班牙文,因緣際會下前往秘魯參與考古工作。在南美洲這塊古老的大陸上,當地人通常知道住家附近有遺址或古墓群的存在,有些人甚至會沿用遺址的地基來蓋房子。遺址也有助市鎮凝聚歷史認同感、發展觀光與考古相關產業,幾乎每個市鎮都有考古博物館。

「我第一次參加秘魯的考古工作,就獲得當地市政府頒發的獎牌,表彰我們發揚當地史前文化的貢獻,這對來自臺灣的考古學家來說,是很新鮮也很振奮的體驗!」陳珮瑜回憶道,「他們的考古跟人的生活連結很強烈,考古學家的工作也被社會所重視,你會對那個情境有種嚮往,讓我想去那邊做研究。」

陳珮瑜(左一)與秘魯當地考古團隊。圖/陳珮瑜

如今,繞了地球一大圈又回到臺灣,陳珮瑜計畫將秘魯的研究收穫帶到臺灣繼續探索,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她進一步說到:「比較研究並不是說安地斯的文化脈絡可以直接套用在臺灣的考古研究,關鍵在於兩地皆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不同區域的小規模社會在邁向複雜化的過程中,有哪些不同的發展方向?生業型態或其他經濟活動扮演的角色為何?這也是臺灣較少探究的問題。」

除了大的研究議題可以互通,臺灣與秘魯還有一個出人意料的共通點,那就是從海岸到山區的直線距離都很短,史前人群能在相對短的步行時間內接觸到各種生態區位與資源。對此,秘魯考古學研究已有很多系統性的討論,探究人群對不同生態區位的互補運用。

這不禁讓陳珮瑜好奇,臺灣史前人類在不同生態區位可及性很高的條件下,有什麼特殊的資源使用邏輯?不同區位的交流互動對史前文化與社會發展產生什麼影響?或許都是下一步能探索的問題。

陳珮瑜的新研究預計從苗栗海岸地區的考古調查展開,試圖聚焦在聚落與環境的關係、可能的生業活動討論。以前輩考古學家的研究為起步基礎,如同考古學家在秘魯 Virú 河谷的實地踏查,一步一腳印,調查遺址現況、確認有無新的遺址發現,並尋找適合的遺址進行研究性質的發掘。

在由下而上的材料累積下,埋藏在臺灣地底的史前遺址正準備訴說屬於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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