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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他們開發出世界上最有力的電池

諾貝爾化學獎譯文_96
・2019/10/16 ・6867字 ・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SR值 547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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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翻譯/蔡蘊明,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

他們開發出世界上最有力的電池

2019 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了 John B. Goodenough (古迪納夫),M. Stanley Whittingham (惠廷翰)和 Akira Yoshino(吉野彰)三人,表彰他們為鋰離子電池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2019 年的化學獎由三人共同獲得,他們發明了鋰電池。圖/nobelprize

這種可充電電池奠定了如手機和筆記型電腦等無線電子產品的基礎。這也使得一個無石化燃料的世界成為可能,因為它可以使得從驅動電動車到儲存能量裝置的各種工具能運用可再生能源。

很少有一個元素能在戲劇中扮演中心的角色,但有關 2019 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故事卻有著一個明確的主角:——一個在大爆炸的頭一分鐘內所產生的古老元素。

人類在 1817 年意識到它的存在,那是由當時瑞典化學家阿弗魏德森(John August Arfwedson)和貝吉里斯(Jöns Jacob Berzelius)從斯德哥爾摩群島中的宇土(Utö)島之礦物樣品中所提煉出來的。

貝吉里斯用希臘字 “lithos”(石頭之意)來命名此新元素。儘管名字聽來很重,但它卻是最輕的固體元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幾乎不會感覺到現在隨身攜帶的手機的原因。

鋰是一種金屬。在其最外的電子殼層中只有一個電子,並且具有強大的驅動力可將電子傳給另一個原子,當發生這種情況時,將會形成帶正電且更穩定的鋰離子。

更正確的說──上述的瑞典化學家實際上並未發現純的金屬鋰,而是以鋰離子形式存在的鹽類。純的鋰不知引發了多少火災警報,尤其是在我們將要告訴妳/你的故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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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種不穩定的元素,必須儲存在油中,以免與空氣反應。鋰的弱點──其反應活性──也是它的強項。

  • 1970 年代初期,惠廷翰利用鋰釋放最外部那個電子的極大驅動力,開發出了第一個可運作的鋰電池。
  • 1980 年,古迪納夫將電池的電動勢提高了一倍,創造出能獲得更強大而有用的電池之正確條件。
  • 1985 年,吉野彰成功去除了這類電池中的鋰,而改成完全基於鋰離子的電池,使其安全性比使用純鋰更高了許多,因此讓這種電池真正具有實用性。

鋰離子電池為人類帶來了最大的好處,因為它們推動了筆記型電腦、手機、電動車以及由太陽能和風能產生的能量存儲裝置等等之發展。

現在,讓我們將時間倒退五十年,回到鋰離子電池發展之初,告訴你/妳那個具有高度充電性的故事。

汽油的霧瘴重振了電池研究

在 20 世紀中葉,世界上汽油驅動的汽車數量顯著增加,它們排放的廢氣加劇了大城市的有害煙霧,加上人們逐漸體認石油乃是一種有限的資源,這都對汽車製造商和石油公司發出了警報。因此他們這些企業體認到若要生存,就需要投資電動車和替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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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危機部分驅動了電池的發展。圖/pixabay

電動車和替代能源都需要可以存儲大量能量的高效能電池。在市場上,當時實際上只有兩種類型的可充電電池:1859 年發明但嫌笨重的鉛蓄電池(至今仍於汽油驅動車中用作啟動器電池),以及在 20 世紀上半葉所開發的鎳鎘電池

石油公司投資新技術

石油用盡的威脅導致石油巨頭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決定採取多元化經營。在一項基礎研究方面的主要投資中,他們招募了當時在能源領域最頂尖的一些研究人員,只要不涉及石油,他們可以自由地進行想做的研究。

惠廷翰就是1972年進入艾克森石油公司的研究人員之一。他來自史丹佛大學,在那裏他的研究包括含有原子大小空間的固體材料,而帶電離子可以附著於其夾層中,這種現象稱為插入(intercalation),此種材料的性質在離子插入其中後將會改變。在艾克森石油公司,惠廷翰和他的同事們開始鑽研可以插入離子的超導材料,這包括了二硫化鉭(tantalum disulphide)。他們將離子加入二硫化鉭中,並研究其導電性如何受到影響。

惠廷翰發現一種能量高度密集的材料

就如同在科學研究中經常發生的例子一般,這個實驗導致了意想不到且具有價值的發現。經證明鉀離子會影響二硫化鉭的導電度後,惠廷翰開始進一步詳細研究該材料,他觀察到此材料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鉀離子和二硫化鉭之間的插入現象令人驚訝的具有豐富能量,當他測量該材料的電壓時,它只有幾伏特,但這已經比當時的許多電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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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廷翰很快意識到這是時候改換跑道了,轉向為發展未來的電動車中儲存能量的新技術。但是,鉭是較重的元素之一,而市場並不需要充斥更多笨重的電池──因此他用鈦取代了鉭,鈦具有相似的特性但重量要輕得多。

負電極中的鋰

鋰不是應該在這個故事中佔有重要地位嗎?好吧,這就是鋰進入故事中的時機──作為惠廷翰的創新電池中的負極。鋰並非隨機的選擇;電池中,電子應從負極(陽極)流向正極(陰極),因此,陽極應包含易於釋出其電子的材料,而在所有元素中,鋰是最容易釋放電子的。

首批可充電電池的電極中具有固體材料,當它們與電解液發生化學反應時會破裂,這就破壞了電池。惠廷翰鋰電池的優點是鋰離子儲存在陰極之二硫化鈦的空間中,使用電池時,鋰離子從陽極的鋰流到二硫化鈦陰極中。電池充電時,鋰離子則回流。

最終產生了可在室溫下運作的可充電鋰電池,並且──如同字面意義──具有很高的勢能(potential)。惠廷翰前往艾克森石油公司紐約總部討論這項計畫,會議持續了大約十五分鐘,管理部門小組隨後快速的決定:他們將利用惠廷翰的發現去開發一種商業上可行的電池。

電池短路因而數度發生爆炸。圖/pixabay

不幸的是,將要開始生產電池的小組遭受了一些挫折。當新的鋰電池反覆充放電時,鬚狀鋰晶體從鋰電極中生長出來,當它們接觸到另一個電極時,電池短路導致爆炸。在消防隊撲滅了好幾次的火災之後,最終威脅要讓實驗室支付用於撲滅鋰火所需使用的特殊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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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純鋰作為陽極的電池充電時會產生鬚狀鋰晶體,這可能會使電池短路並引起火災甚至爆炸。

為了使電池更安全,他們在鋰金屬電極中添加了鋁,在兩電極之間的電解液也做了改變。惠廷翰於 1976 年宣布他的發現,並開始為了想在太陽能驅動的鐘錶中使用它的瑞士鐘錶製造商,小規模生產這種電池。

下一個目標是擴大可充電鋰電池的尺寸,使其可以為汽車供電。然而,石油價格在 1980 年代初急劇下跌,艾克森石油公司需要削減開支。因此研發工作被迫中止,而惠廷翰的電池技術則被許可給位於全球三個不同地區的三個不同公司。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發展就停止了。艾克森石油公司放棄後,古迪納夫接手了。

石油危機使古迪納夫對電池產生興趣

小時候,古迪納夫在學習閱讀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難,這就是為什麼他被數學所吸引的原因之一,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被物理所吸引。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林肯實驗室工作了數年,在那裡,他為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的開發做出了貢獻,那仍然是一種計算機的基本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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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迪納夫和 1970 年代的許多其他人一樣,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期望能為替代能源的發展做出貢獻。然而,林肯實驗室乃由美國空軍資助,不允許進行各種研究,因此當他受到在英國的牛津大學擔任無機化學教授一職的邀約時,接受了這個機會,並進入了能源研究的重要領域。

當鋰離子藏在氧化鈷中時的高電壓

古迪納夫知道惠廷翰的革新性電池,但是他對物質內部的專業知識告訴他,如果使用金屬氧化物代替金屬硫化物作為陰極,此陰極可能具有更高的電位。因此其研究小組中的一些人企圖尋找一種金屬氧化物,能在插入鋰離子時產生高電壓,但是移除離子時不會崩塌。

這個系統性的搜索比古迪納夫不敢奢望的更為成功。惠廷翰電池產生的電壓超過 2 伏,但古迪納夫發現使用鋰鈷氧化物為陰極的電池,其電力幾乎是惠廷翰電池的兩倍,擁有四伏特的電壓。

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古迪納夫意識到不必像以前一樣,製造處於充電狀態的電池。相反的,可以在事後充電。1980年,他發表了這種新型的能量密集型陰極材料的發現。儘管它的重量輕,卻可產生電力強大的高容量電池,這是朝著無線革命所踏出的決定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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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迪納夫開始在鋰電池的陰極中使用氧化鈷,這幾乎使電池的電動勢增加了一倍,並使其電力更強大。

日本公司需要輕量電池用於新電子產品

但是,在西方,隨著石油變得更便宜,人們對替代能源科技的投資和電動車的發展之興趣逐漸減弱。日本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電子產品的公司迫切需要能為其創新電子產品供電之輕量且可充電的電池,例如攝影機、無線電話和電腦。

看到這一需求的人是旭化成株式會社的吉野彰,或正如他所說的:「我只是聞出趨勢正在移動的方向,你可以說我擁有很好的嗅覺。」

吉野製造出首款商業上可行的鋰離子電池

吉野彰決定開發一個實用的可充電電池時,他使用了古迪納夫的鋰鈷氧化物作為陰極,並嘗試使用各種以碳為基礎的材料為陽極。先前之研究者已經展示了鋰離子可以插入石墨的分子層中,但是石墨會被電池的電解液分解。

吉野彰開發的電池穩定、輕巧、電容量高並且可以產生驚人的四伏特電壓。鋰離子電池的最大優點是離子被插入在電極中,其它大多數電池都是基於化學反應,其中電極會緩慢但肯定的產生改變。當鋰離子電池充電或使用(放電)時,離子會在電極間移動但不會與周圍環境發生反應。這意味著電池使用壽命長,並且在其性能下降之前可以充放電數百次。

吉野彰的頓悟時刻 (eureka moment) 發生在他轉而嘗試使用石油焦炭(石油業的副產品)的時刻。當他將電子充入石油焦炭的時候,鋰離子被吸入此材料中。然後,當他開通電池時,電子和鋰離子流向電池中的氧化鈷陰極,並具有更高的電動勢。

吉野彰開發的電池穩定、輕巧、電容量高並且可以產生驚人的四伏特電壓。鋰離子電池的最大優點是離子被插入在電極中,其它大多數電池都是基於化學反應,其中電極會緩慢但肯定的產生改變。當鋰離子電池充電或使用(放電)時,離子會在電極間移動但不會與周圍環境發生反應。這意味著電池使用壽命長,並且在其性能下降之前可以充放電數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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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大優點是此電池中沒有純鋰。1986 年,吉野彰為了測試電池的安全性,他謹慎行事,使用了用於測試爆炸物的設施。他在電池上丟下了一大塊鐵,但是什麼也沒發生。但是,將此實驗重複在裝有純鋰的電池上,則發生了劇烈爆炸。

通過安全測試對此電池的未來至關重要,吉野彰說這是「鋰離子電池誕生的那一刻」。

鋰離子電池:無石化燃料社會所必需

1991 年,一家主要的日本大型電子公司開始銷售首款鋰離子電池,引發了一場電子革命。手機縮小,電腦變得可攜帶,並開發出了 MP3 播放器與平板電腦。

隨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在元素週期表中搜尋更好的電池,但尚無人能成功發明出一種電池能擊敗鋰離子電池所擁有的高電容量和高電壓。不過鋰離子電池已經改變而進化了,其中包括古迪納夫用磷酸鐵取代了氧化鈷,使得這種電池對環境更為友善。

與其它所有事物一樣,鋰離子電池的生產也會對環境產生影響,但也有巨大的環境效益。這種電池推動了乾淨能源技術和電動車的發展,從而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和微粒的排放。

通過他們的工作,古迪納夫、惠廷翰和吉野彰創造了無線和不含石化燃料的社會之適當條件,因而為人類帶來了最大的福祉。

譯註

因上文較為簡略,在此以使用石墨氧化鈷為兩電極的鋰離子電池為例,進一步說明其運作。

當電池充飽了電時,石墨上擁有許多帶負電的電子,為了中和其負電荷使其穩定,於石墨層狀結構的夾層中含有等電量的鋰陽離子;相對的,此時的氧化鈷處於氧化的狀態,是以 CoO2 的形式存在,其中的鈷為正四價的氧化態。

於充飽電的狀態開始使用電池時,亦即開始放電,石墨極為陽極(負極),透過外部線路釋放電子(氧化),因為石墨上的負電荷開始減少,原先在夾層中的鋰陽離子相對太多了,為保持電中性,鋰離子會透過電池內部的電解液離開石墨極而流向陰極。反觀氧化鈷這一極,由外部線路輸入了電子產生還原,是為陰極(正極),被還原的是鈷離子,其氧化態數降低,但因氧離子的數目以及氧化態數(負二價)不變,陽離子相對的變少了,為了讓電荷保持中性,就是由上述流入的鋰陽離子來補充正電荷,也因而此極的結構式常以 LixCoO2 (0 < x ≤ 1) 來表達,稱為鋰鈷氧化物。在這種表達式中,鈷代表的不是單一的氧化價數,x 的數值則和參與的電子當量數有關;例如有 0.5 莫耳的電子輸入 1 莫耳的 CoO2 時,x 的數值為 0.5。

充電時則與上述過程相反,鋰陽離子透過電池內部流向石墨極。這種在充放電時,鋰離子於兩電極之間來回移動的現象類似搖椅,因此也被稱之為「搖椅式電池」。整個電池運作的原理其實並不牽涉鋰的氧化還原,不可誤解。

這種電池的成功不僅有賴於石墨的層狀結構中能插入鋰離子,同樣的氧化鈷也需要有同樣的能力。此外,當離子插入時不可產生過度的結構膨脹,因為這會脹破電極,反覆使用時,結構也不可崩塌。是否會在電極表面產生晶鬚(亦稱樹枝狀晶體;dendrite),也非常重要,上文中已經提及那會造成短路,釀成災害。電壓與可儲存的電力有關,是尋找新材料要追求的,但是電流也很重要。例如鋰離子在兩極內部以及電解液中的流動速率,影響瞬時可拉出的電流量,與實用有關,亦須考慮。是而要尋找適當的兩極材料,絕非口說般容易。

我們熟知鋰金屬與水會劇烈反應,產生氫氣。因此用鋰金屬作為放電時的陽極,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其化學活性太高,有極大的安全疑慮。改以插入鋰離子的石墨為電極雖可改善此問題,但並不代表充滿電子的這個石墨電極就很安全。其實在充飽電時,此時的石墨極會處於一個高度的還原狀態,其化學活性仍然是高的,但這畢竟是二次電池(可充電式),在販售時不需事先充飽電,可避免意外,在上文中將之視為優點。這與常用的一次電池(如鋅錳電池)不同,那些電池買來時是處於電力飽滿的狀態,但因運作原理不同,牽涉的材料都很穩定安全,正常的使用下讀者不用擔心。

鋰離子電池的電解液也是一門學問,基本上因為水溶液會造成問題,可使用高極性有機溶劑溶解含鋰的電解質(如LiBF4)作為電解液。常用的溶劑包括如二甲基碳酸酯、亞乙基碳酸酯和伸丙基碳酸酯等。然而使用有機溶劑的最大缺點是普遍可燃,一旦發生意外更易導致火災。因此一個研究方向就是尋找固態的無機電解液,會安全許多,但其前提當然是鋰離子在其中的遷移速率必須夠快,才能實用。

譯者後記

鋰離子電池的確在最近數十年扮演了科技革新的重要角色,譯者近年拜常教普通化學之賜,平常亦經常關注電池研究的發展,因為能將化學能轉變為電能的電化學是普通化學裡的一個重要章節。

圖/wikipedia

鑒於電池的重要性,無怪乎過去這幾年此領域的幾位重要學者獲頒諾貝爾獎的預測聲量一直名列前茅,譯者就常聽到系上的周必泰教授多次預測古迪納夫會得獎。

然而值得諾貝爾桂冠的學者何其之多,想正確預測並不容易。兩星期前閱讀九月二號出刊的美國化學與化工會誌時,剛好讀到一篇介紹古迪納夫的短文,此君已具九七高齡但仍然活躍。數日前(十月五號)於一場會議中,本系的楊吉水教授問我今年諾貝爾化學獎有何預測?我靈機一動立刻想到了古迪納夫。

星期一傍晚正值諾貝爾醫學獎公布,我在飯桌上與太座閒聊時,順道提及今年預測古迪納夫與另一日本學者(吉野彰)可能得獎,更提及我在美國化學與化工會誌上看到的文章,懷疑可能其中有人嗅到風向,且笑言請太座作證我今年的預測。今日傍晚公布得獎人時真讓我雀躍,猜了那麼多年,今年終於被我矇對!

回到嚴肅的一面,上文提及鋰離子電池對環境的負面衝擊,惜未多言。不久前在美國化學與化工會誌上(六月十五號刊)讀到的一篇封面主題文章,就在介紹鋰離子電池的回收問題。該文提及,目前只有 5% 的鋰離子電池被回收,相對地比較,車用鉛蓄電池的回收率則達約 100%。

這樣的比較或許並不公平,因為鉛蓄電池的結構簡單,而鋰離子電池的構造則相對複雜許多。從數字來看,預期到達 2030 年時,電動車的數量將達一億四千萬輛,從現在到 2030 年之間所淘汰的鋰離子電池預測將達一千一百萬噸。因此若不能提升鋰離子電池的回收科技和回收率,屆時對環境造成的負荷將很難想像。

今年為諾貝爾獎終於肯定鋰離子電池發展的喜事而歡呼時,請別忘了,這也應該是我們吹起鋰離子電池回收號角的當兒。

蔡蘊明謹誌於2019/10/10凌晨

  • 感謝台大化學系的蔡明軒特別在假日加班幫忙將此文放上化學系的網頁。另感謝曹一允博士在第一時間對我的初稿提出之意見與討論
  • 本文譯自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公佈給大眾的新聞稿,若有興趣閱讀進階的原文資料,請參考連結。

本文轉載自臺灣大學化學系〈2019年諾貝爾獎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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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化學獎譯文_96
15 篇文章 ・ 23 位粉絲
「諾貝爾化學獎專題」系列文章,為臺大化學系名譽教授蔡蘊明等譯者,依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的新聞稿編譯而成。泛科學獲得蔡蘊明老師授權,將多年來的編譯文章收錄於此。 原文請參見:諾貝爾化學獎專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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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之水的追尋—濾水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4/17 ・3142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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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圖片來源 / freepik)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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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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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BRITA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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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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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 (圖片來源 / BRITA)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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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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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BRITA)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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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普拉修,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第 4 位得主 (3)
顯微觀點_96
・2025/03/13 ・3195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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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圖/顯微觀點

科學:一場每天進行的淘汰賽

在以錦標賽理論(tournament theory)運作的專門領域中,贏家獲得的獎勵將遠超出輸家,即使兩者的實際表現、累積貢獻僅有毫釐之差。就像奧運百米賽跑,0.005 秒決定了金牌與銀牌,只慢了 0.01 秒的第四名沒有資格出現在頒獎台。

諾貝爾獎、終身職制度、學術獎金、研究計畫的經費審核,也依照近乎贏者全拿的錦標賽理論運作。錦標賽制度在運動賽事中可以促進選手與隊伍不斷提高表現水準,但在科學領域呢?

諾貝爾獎作為額外的最高榮譽,嚴格維持其傳統限制(獎項最多由 3 人共享、僅頒發給在世者),許多傑出科學家成為遺珠,但這不阻礙他們在專業領域得到足以安心的資源,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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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nobel Prize Group Photo 2
2008 年,諾貝爾獎得主合照。左一為錢永健,左二為下村脩,左四為查菲。普拉修曾想像自己置身其中,並得到更光明的學術前途。Courtesy of Nobel Prize website.

但是,目標包含鼓勵尖端學術研究、探索重要問題的學術終身職制度與計畫審查系統,它們的錦標賽特質卻在普拉修身上呈現負面效果。

若說錦標賽模式的獎勵機制可以鼓勵科學家投入潛力豐厚的研究題材,以及努力實踐靈感的能力。那麼普拉修和查菲一樣,及早意識到能夠獨立發光的 GFP 是生物學研究的金礦,可以用來追蹤活體細胞中的基因與蛋白質表現。而且普拉修更早著手研究,優先踏上 GFP 基因轉殖的跑道。

「要是我們在普拉修完成 GFP 序列後馬上展開合作,他應該不需要離開伍茲霍爾。」
說起自己與普拉修在 1989 年到 1992 年之間的失聯,查菲如此猜測

查菲和錢永健之所以能夠找到普拉修,搶先實現 GFP 應用(當時有其他競爭團隊在研發細胞內的螢光標記),是因為當時網路快速發展,使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的線上文獻查詢系統 Medline 在 1992 年進入大學圖書資訊系統,他們才能起身實踐靈感,唾手找到普拉修的最新研究。

就普拉修的運氣來說,網路卻發展得不夠快。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的電子郵件若早個幾年普及化,普拉修更可能維繫與查菲的合作,及時得到經費與GFP轉殖成果,並晉升終身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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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普拉修的電話留言渺無回音,他以為查菲退出學術圈(查菲年輕時確實曾刻意遠離科學)。而查菲則猜測普拉修挫敗於GFP基因選殖,連個通知都沒有。在網路、電子郵件還不普及的 1990 年,要維持與合作者的聯繫需要付出更多心力與時間。通訊的困難與少許不足的人際積極性,導致兩年的延遲發表,讓普拉修耗盡研究經費與終身職的機會。

查菲的gfp線索筆記
查菲的 GFP 線索筆記,普拉修出現在右下區,線索的末端。他的前雇主科米爾、GFP 純化者下村脩(Shimomura)也出現在上方。查菲在回憶錄中說,這些線索引導他實現後來的成就。Courtesy of M. Chalfie

查菲團隊實現 GFP 基因轉殖的時候,實驗室裡甚至連一台螢光顯微鏡都還沒添購,他們必須和其他學者借用、排隊等候系所共用的共軛焦顯微鏡,才能觀察大腸桿菌與線蟲體內新生的螢光。後來,查菲多次要求顯微鏡供應商帶螢光顯微鏡來提供「試用」,團隊才得以更便利地檢驗轉殖成果。

GFP 的應用需求,大力刺激光學顯微技術的進展。它最早期的轉殖實驗成果,竟是由免費試用的螢光顯微鏡呈現。這聽起來是令人莞爾的科學史軼聞,但能夠靈活周轉的人脈、儀器,也是孤立的普拉修和著名大學教授查菲的學術資本落差之一。

透過改變訓練技巧與累積訓練量、最大化優勢、競賽當下的意志與觀察力,運動員偶有逆轉資本落差的機會,以黑馬之姿獲勝。但是在學術領域,研究題材的重要性與個人的才華、執行能力卻不像跑道上的衝刺秒數一樣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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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可以把我從諾貝爾獎名單去掉,換上普拉修。」
查菲總是對媒體表示,普拉修的貢獻不可忽視

在科學這個由同儕評價定勝負的錦標賽中,多數科學家難以逆轉經費、人脈等資本差距,也很難讓不同領域的專家了解自己的研究重要性,只能努力支撐、累積資本,期待自己贏得經費與知名度的時刻。等待運氣與環境好轉的餘裕,得以截長補短的經濟與社會資本,卻正是學術領域錦標賽中多數年輕科學家所缺乏的。

落敗的運動員至少獲得在競賽中表現的機會,以及某個程度的肯定。論文發表日期稍微落後競爭對手的科學家,則連努力被看見的機會都非常稀少。

普拉修與諾貝爾化學獎失之交臂、鬱鬱不得志的職涯是段引人喟嘆的個人史,並非科學體系的挫敗。他只是科學錦標賽持續依照慣例淘汰的諸多優秀人才中,有幸被贏家們提及的一位。

比普拉修年輕一歲,學術晉升之路卻順暢許多的錢永健曾說,「下村脩和普拉修對 GFP 研究的貢獻是無可取代的。」而且在普拉修 1992 年發表 GFP 基因的純化與定序,並且樂意對任何人分享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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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那些以研發 GFP 獲得榮譽的人,與其他人的不同可能只有些微的進度落差。」

錢永健在 2004 年至 2008 年之間,積極地建議諾貝爾獎委員會頒獎給下村脩與普拉修,但結果並非如此。

生命中的萬花筒 陳樂融
源自錢永健開發的多種螢光蛋白,形成 brainbow 技術。作品名:生命中的萬花筒,作者:陳樂融 Courtesy of Taiwan顯微攝影競賽

後續發展

普拉修從斯德哥爾摩回到亨茨維之後,受到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科學》期刊、亨茨維時報等美國媒體關注。但在訪談與報導的熱潮過後,普拉修依然坐困時薪 8.5 美元的豐田接駁車裏頭。

從諾貝爾頒獎典禮的輝煌榮譽,回到乏味、有時不受尊重的駕駛座上,失落的普拉修不敢相信自己依然找不到科學研發相關的工作。他喪氣地想,「經歷了這一切,我竟然還是沒有辦法回到科學領域。這中間一定出了什麼錯。」

在最憂鬱的那天,普拉修一度把接駁車停在路邊,撥號向亨茨維自殺防治熱線求助。過不多時,他在 2010 年找到科技研發的職位,2012 年他接受錢永健的提議,進入他的實驗團隊擔任研究員。重新在一個充滿支持與資源的環境投入科學研究,讓普拉修再度感到生活的動力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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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錢永健逝世,實驗團隊解散,而普拉修在前一年就已離開 UCSD,從此沒有留下任何公開痕跡。曾被自殺防治熱線的機械式留言激怒到啞然失笑,決定繼續活下去的普拉修今年已經 73 歲,科學錦標賽的勝負再也不能困擾他,但科學思考帶給他的樂趣或許能夠不斷更新。

Prasher In Ucsd
普拉修在錢永健實驗室的照片。讓他對人生更加滿意的不是體面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制服,而是可以實現對科學的好奇與想像,並得到周遭的支持。Courtesy of San Diego Union Tribune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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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普拉修,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第 4 位得主 (2)
顯微觀點_96
・2025/03/06 ・2645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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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圖/顯微觀點

科學遠見的現實基礎

儘管 GFP 基因定序研究在 1992 年受到查菲和錢永健重視,普拉修卻已經決定轉換跑道,停止在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的苦悶掙扎。他向所內評審委員會提出中止審核,放棄晉升,並將在一年內離職。

延伸閱讀:缺席的普拉修,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第4位得主(1)

當普拉修把查菲和錢永健要求的 GFP 基因樣本送到,他一面感到終結的哀傷,一面認知到「不問報酬地把 GFP 基因交棒給其他人,是當下最合理的選擇。」尤其是像自己這樣使用公共經費進行研究的學者。

除了對社會的責任感,普拉修也意識到學術現實面,研究資源充沛的成功學者,更有機會實現GFP的潛力。在知名大學任教的查菲和錢永健已在各自領域中奠定名聲,更容易申請經費。而且他們可以用既有經費支應 GFP 轉殖實驗的開銷,不需要特意申請高門檻的 GFP 獨立經費,更不會落到像普拉修一樣,經費耗盡還慘澹經營 GFP 基因選殖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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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查菲和錢永健還有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的充沛學術勞動力,而普拉修則總是獨力進行所有研究勞動。孤立、勞累而缺乏成就感,普拉修沒能成功以綠色螢光照亮細胞生理,也無法驅散他自己周遭的職業陰霾。

查菲能在 1992 年重新連繫上普拉修,是因為查菲向研究生尤斯克亨(Ghia Euskirchen)感嘆,普拉修從未回報 GFP 的基因選殖成果,或許是個難以成功的任務。

查菲與完成第一個線蟲螢光基因轉殖的四人團隊 1
查菲回憶錄中列出為 GFP 基因轉殖技術做出巨大貢獻的四人團隊,左上為普拉修,右上為尤斯克亨,下方兩位是接替尤斯克亨進行 GFP 轉殖實驗的技術人員。Courtesy of M. Chalfie

尤斯克亨當下便和查菲一起打開實驗室電腦,用剛安裝的線上論文資料庫 Medline 搜尋相關文獻。他們不可置信地在搜尋結果第一位看見普拉修的 GFP 基因選殖論文,接著飛奔到圖書館尋找實體期刊,在上面找到普拉修的電話,重新建立聯繫。

在查菲的指導下,尤斯克亨只花一個月就完成了大腸桿菌的 GFP 轉殖,成為第一個螢光轉殖生物的拍攝者。接著,查菲團隊順利地讓線蟲的神經細胞表現綠色螢光,證明 GFP 可以在不同生物體內獨立發光,無須其他來自水母的分子。微觀生物學的未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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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0.14 第一張螢光大腸桿菌照片
1992 年 10 月 14 日,尤斯克亨拍下第一張螢光大腸桿菌照片。當時查菲還沒準備好觀察成功轉殖的螢光樣本,尤斯克亨只好到以前待過的實驗室借用螢光顯微鏡。Courtesy of M. Chalfie

錢永健則是透過與同儕的討論,知道生命科學仍然缺乏合適的螢光標記蛋白,進而在 UCSD(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新安裝的 Medline 資料庫上搜尋「綠色螢光蛋白」,驚訝地發現普拉修的論文摘要。和查菲一樣,錢永健衝進圖書館影印實體論文,並馬上連繫普拉修,比查菲更早確保 GFP 基因序列的樣本。

查菲團隊轉殖 GFP 的同時,錢永健團隊建構出多種 GFP 變異體,人類開始以不同螢光蛋白觀察細胞內部運作。兩個團隊的成果啟動了學術界和生技產業洪流般的關注與需求,錢永健團隊甚至設立了自動化的樣本供應網頁,只要填寫線上申請書,錢永健實驗室就會無償將螢光蛋白基因載體寄送到府。

值得一份晚餐,或是更多

接下來的十多年,GFP 相關蛋白照亮細胞內的奧秘,成為「生化研究的領航星」,並帶領研發者邁向諾貝爾化學獎。而捨棄 GFP 研究的普拉修,則像是失去指引一般,不僅沒能獲獎,更經歷了顛簸困頓的人生苦旅。

離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普拉修在美國農業部轄下獲得分子生物學技師職位。在政府機構經歷職場摩擦、調職搬遷,使緊繃難熬的氣氛瀰漫普拉修全家之後,他前往亨茨維應徵 NASA 承包商的工程師職缺。在火箭城研發太空診斷器是讓普拉修覺得相對有趣的任務,經費短缺卻再次扼殺了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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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在 2006 年裁減生命科學研究經費,普拉修因此被裁員,轉而成為接駁車司機。他在駕駛座上友善健談,意外發現自己其實喜歡工作中和陌生人互動的部分。但是 8.5 美元的時薪讓他入不敷出,連他和查菲共享的 GFP 專利金都在幾年內消耗殆盡。

1994 F Science Gfpcover
1994 年 2 月 11 日發行的《科學》採用查菲團隊的 GFP 線蟲做為期刊封面,象徵螢光蛋白普照分子生物學的光明時代開端。此圖片也收錄在查菲的 GFP 回憶錄《點亮生命》(Lightung Up Life)中。相反的是,普拉修的生涯似乎始終不被綠色螢光照耀。Courtesy of M. Chalfie

儘管事業成果的對比相當符合美國媒體對「不公平」題材的嗜好,普拉修不曾在訪談間表現對查菲和錢永健的嫉妒。

2008 年 10 月 8 號早餐之前,普拉修聽到三位科學家因為 GFP 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若無其事地換上灰色制服前往公司開車。不過,上班前他打了通電話到當地電台,糾正他們對錢永健姓氏的發音。

查菲和錢永健在諾貝爾獎致詞與回憶錄中,不約而同地感謝普拉修的研究貢獻,錢永健更經常提供普拉修回到學術領域的工作機會。不願接受研究職位作為恩惠、從斯德哥爾摩回到亨茨維開接駁車的普拉修則笑說「如果他們來到亨茨維,該請我吃頓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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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總是有提到我的功勞,而且他們有傑出的科學事業,完成重大貢獻之後,繼續發展他們傑出的科學事業。」普拉修一向對媒體表示,查菲和錢永健是更值得諾貝爾獎的人選,而非中輟離開科學領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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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源於 GFP,透過多種螢光蛋白混雜表現而成的 brainbow 技術,是研究生物修復傷口、更新組織時的重要工具。作者: Marco de Leon from Taiwan 顯微攝影競賽

但是,普拉修並非真正「離開」科學領域。他結束 GFP 研究後,不論在政府機構或私人企業,依然從事超過十年的科學相關工作,並作出實際貢獻。相對於逃離科學,他其實是被不理解 GFP 潛力的終身職審查委員會給排除,被迫離開「高賭注的尖端學術領域」(high-stakes academic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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