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鍾國南博士│退休專業人士

黑鮪季從 2001 年開始，至今已經舉辦了 19 年，我們都知道黑鮪季對振興地方觀光功不可沒，但對於自然環境是否有影響呢？《奧秘海洋》邀請鐘博士撰稿，透過他的觀察與經驗來談談他的看法與反思。

楔子

曾經有一次帶外國的漁業專家參觀東港魚市場，在人聲雜沓的市場中見到排列在水泥地板上的鮪魚，濕潤光滑的表皮、明亮的眼睛、渾圓的紡錘狀體型、堅實俐落的尾型…。一旁的外國朋友不由自主地用英文讚嘆道：「多美麗的生物啊！」我點點頭，眼前這些魚的確是海中近乎完美的巡游者。那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屏東縣政府自 2001 年開始辦理「黑鮪魚文化觀光季」，黑鮪魚也跟著聲名大噪，但東港每年捕獲黑鮪魚 (Thunnus orientalis) 的年漁獲量，從 2003 年的超過 800 公噸，一路下滑到 2012 年的約 80 公噸，聽了讓人心情好不起來。難道我們都不擔心有一天黑鮪魚終將消失在東港的卸魚碼頭，而黑鮪「季」竟變成黑鮪「祭」了嗎？

關於黑鮪魚二三事

經過近 20 年黑鮪季的「教育」之後，臺灣民眾對黑鮪魚都不陌生，至少都知道那是美味又昂貴的生魚片！依據最新的 DNA 鑑定分類，全球所謂的黑鮪魚 (Bluefin tuna) 可分為3種，即太平洋黑鮪 (Thunnus orientalis )、大西洋黑鮪 (Thunnus thynnus) 與南方黑鮪 (Thunnus maccoyii)。臺灣近海捕獲的是太平洋黑鮪，體型比大西洋黑鮪小一些，產量也少一些。而生活在南半球的南方黑鮪，體型比另外二種黑鮪更小一些，產量也少得多。

其實世界各地所捕獲的黑鮪魚並不都像從東港上岸的大個子：有些國家如韓國和日本主要是捕撈幼年的黑鮪（每尾體重大約只有 10 到 20 公斤）；還有些國家如墨西哥及地中海的國家，則是以圍網或定置網捕撈中小型黑鮪，移到箱網中養大了再出售；臺灣和日本部分海域則是捕撈成熟的大型黑鮪。應該注意的是：不論捕撈後是直接上市或再養殖，都從天然族群中移走資源，不會再回到海裡了。

根據國際漁業管理組織的資源評估，目前對於太平洋黑鮪幼魚的捕撈量比較讓人擔憂，因此規定各國對幼魚（小於 30 公斤）的漁獲量應該減少到 2002 年至 2004 年間捕獲量的 50%，另外也要限制成魚漁獲量在 2002 年至 2004 年間水準。由於我國並不捕撈黑鮪幼魚，也限制每年近海作業船數在 660 艘以下，短期內應該不至於超額捕撈，至於未來國際漁業管理組織是否會要求我們削減漁獲配額，可能還要視資源評估的狀況而定。

不可否認地，「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的確成功炒熱了東港和屏東的觀光熱度，為地方帶來商機之外，也給漁民帶來相當的利潤。除此之外，我們也眼睜睜地看著從東港上岸的黑鮪魚數量一路下滑，即使最近幾年有些微回升，對資源量的前景還是不容樂觀。尤其是每年捕獲黑鮪魚的數量減少，但捕獲的都是大型魚時，從漁業資源學的角度來看，是令人更加憂心的消息。

對黑鮪魚這種壽命長的魚類而言，如果捕獲的尾數減少，體型卻變大，有甚麼好擔心的？我們該擔心的有三件事：一是代表只有少數年輕的黑鮪魚加入族群（亦即少子化）；第二是夠成熟、產卵量大、卵的品質比較好的親魚被捕撈了。第三是當這些有多年逃脫經驗的老成魚都被捕獲時，是否代表我們捕魚的技術又更好了，或者投入捕魚的人力物力又增加了？

所以當黑鮪季的口號不小心被訂為「巨鮪來富」的時候，也許我們該回頭想想，黑鮪季對我們的意義在哪裡？「巨鮪來富」可以永續嗎？或只是曇花一現？

反思黑鮪對於我們的意義

有時候面對複雜的事情，應該從基本的問題問起：黑鮪魚是我們糧食供給所必需的嗎？當然不是。黑鮪魚每年的漁獲量只佔了臺灣海洋捕撈漁業總漁獲量的 0.06%，產值也僅佔百分之 0.26%（2017年）而已，所以我們絕不會因為不捕黑鮪魚而缺乏糧食。

那麼，黑鮪魚是否是我們必備的海鮮呢？其實臺灣吃鮪魚的歷史並不長，吃鮪魚的地區也不廣，因為真正捕獲黑鮪魚的漁港本來就十分有限，尤其臺灣本來沒有吃生魚片的傳統。雖然我們都從日式餐飲中逐漸學會欣賞生魚片，但要說黑鮪魚是我們臺灣飲食或海鮮當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其實是太過牽強的。

即使在日本，黑鮪魚躍升為頂級生魚片的時間也不過數十年時間，在二戰之前黑鮪魚只是一般的漁獲物罷了。日本消耗了全世界黑鮪魚總量的 80%，頂級餐廳的天價黑鮪魚生魚片屢屢在媒體上創造話題，而這正是全球黑鮪魚撈捕壓力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臺灣真的要步上日本的後塵，成為促成黑鮪魚資源崩潰的幫兇之一嗎？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經濟學上的炫耀財 (conspicuous good) 來解釋日本黑鮪魚的高價現象。炫耀財是自由市場的正常現象，指某些財貨的價格因為被賦予象徵意義（例如：富有、品味或地位）而跳脫了一般的供需法則。不可否認地，炫耀財在社會運作上有其特定的原因，但炫耀財與資源保育衝突的時候，往往會導致反面的效果。殷鑑不遠，從皮草和海豹皮毛現在的處境來觀察，就不難窺知一二了。

那麼，黑鮪魚是否能靠養殖來供應市場呢？首先，從海中撈捕幼魚來養殖的作法雖然增加了黑鮪魚的供應量，但其實是從海中拿走更多的資源，只會使資源量更少。其次，現在全世界只有日本能夠成功地進行人工繁殖，宣稱已經有完全養殖的第三代黑鮪魚上市，但我們恐怕很難期望黑鮪魚養殖成為真正的產業。原因之一是，日本養殖黑鮪的天然環境得天獨厚，要大量複製這種模式並不容易；第二個更關鍵的原因，是黑鮪魚的換肉率很低，這種快速游泳的魚類必須花費更多的能量在活動上，而放在成長上的能量就更少些，所以就算能養大也需要高額的餌料費。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將捕捉及料理黑鮪魚作為我們必須傳承的海洋文化，也是必要的嗎？

什麼才是臺灣真正該傳承的海洋文化？

如果我們在東港的大街小巷逛上兩天，就能體會到東港本來就有豐富的海洋文化，就比例上而言，黑鮪魚漁業只是東港許多種漁具漁法及漁獲物之一而已。外地人到東港最能體驗甚麼是「討海人」的生活：港內停泊的大小漁船、船上的各式漁具、卸漁碼頭讓人目不暇給的漁獲、碼頭邊上挑揀櫻花蝦的歐巴桑、華僑市場中五花八門的海鮮、防波堤上幾乎 24 小時守候的釣客、港邊的製冰廠和冷凍庫進出的大小貨車、還有坐在家門口整理一筐筐魚鉤的婆婆媽媽們，更別提走出小鎮就置身一望無際的養殖魚塭和繁殖場當中，走得更遠些，還有大鵬灣潟湖與見證養蚵文化的蚵殼島……。

東港本身就是擁有多樣化漁業特色和海洋文化的小鎮，值得傳承保留、讓下一代學習的人文資產還很多，黑鮪魚不必是唯一的特色。其實我們從漁獲統計中也會發現，臺灣捕獲黑鮪魚的縣市也包括了宜蘭縣和臺東縣（有時還加上花蓮縣），市面上還能買到遠洋捕撈的南方黑鮪和進口的養殖黑鮪。

從北到南，臺灣超過 200 個大小漁港都有不同的特色，幾乎每個地區的漁港都有極為豐富的海洋知識與技藝深藏其中，這些歷代討海人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智慧，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值得我們珍視、保存並且傳承下去。從這個觀點看來，當全世界都開始為黑鮪魚的資源擔憂的時候，我們還要聚焦東港的黑鮪魚來營造地方的特色嗎？

換個角度想，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黑鮪季

平心而論，當年屏東縣政府藉由黑鮪魚推動地方行銷的做法是成功的，我們不能因為對黑鮪魚資源量的顧慮而抹煞了從前決策者的努力，也不必因此而全盤否定東港黑鮪季在促成民眾親近臺灣海洋文化上的貢獻。換一個角度想，我們能不能將黑鮪魚資源的危機，藉由黑鮪季活動設計和推動方向的調整，教育下一代如何正確地接觸海洋、認識海洋、親近海洋和利用海洋資源呢？

試想有一天，參與黑鮪季的大人和小朋友們，都能因為這樣一個饒富特色的活動而多學會了一些海洋知識、體會到了漁鄉的風情、感受到漁民的智慧和辛勞，並且養成正確食用海鮮的態度，那不是很好嗎？如果有一天，不論來到東港的遊客或饕客，都因為鮪魚季的活動而更懂得品味出海的「鮮味」，而非一味追逐昂貴的海鮮，那不是鮪魚季的另一種成就嗎？

當然，我更希望消費者能夠透過黑鮪季，從而懂得從品質和料理創意中體會海洋文化的深意，而非藉由消費稀有海鮮來獲取滿足感與炫耀的虛榮。如果真能如此，那將會是很不一樣的黑鮪季吧？

本文章轉載自《奧秘海洋》雙月刊〈「黑鮪季」的真相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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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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