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甜叫臺南：你不知道的臺南製糖業發展史與冷知識

一六二七年七月，鄭芝龍率領其傭兵隊與麾下饑民，於銅山附近大敗水師船隊，乘勝追擊至廈門港。

廈門副總兵俞咨皋於十一月向荷蘭的臺灣商館長德．韋特（Gerrit Fredericxzoon de Witt，當時代理長官之位）討救兵，暗示若荷蘭人與他合剿鄭芝龍一黨成功，合法的貿易地位將唾手可得。一六二七年荷蘭當局確實派出艦隊於廣東大星攻打鄭芝龍，但因顧及過往合作關係，未有激烈衝突。

一六二八年初，鄭芝龍率領饑民圍攻廈門，俞咨皋改裝潛逃，此時已改投明軍擔任下級軍官的許心素則遭到殺害。泉州府的仕紳們「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題予職銜」（派人勸鄭芝龍把船隻開到邊境以外，答應他日後可以將功折罪，等到真的立功那一天就轉正職），福建巡撫朱一馮（1572-1646）同意仕紳們的建議，最後「給一剳而受其降」（寫個公文承諾接受鄭芝龍投降）。

此後，鄭芝龍就在巡撫「給予冠帶」（發放制服）授予虛銜的情況下，先提供明帝國軍事服務，藉此換取監護海上貿易管道的職位，介入貿易活動以取得經濟利益。他並進而利用「名色把總」的制度管道，憑藉戰功獲得軍職「實授」，逐步成為明帝國正式的高階軍職人員。此外，許心素死後，鄭芝龍自然而然取代了其地位，成為廈門、臺灣之間貿易管道的中心人物。

一六二九至一六三三年間，鄭芝龍掃除了廈門區域的海盜，荷蘭大員當局則挺過了朱印船的強勢競爭（所謂「濱田彌兵衛事件」），廈門（鄭芝龍）與臺灣（荷蘭人）之間的合作貿易管道至此穩固下來。與此同時，由於德川幕府顧忌九州天主教徒，而決定採取鎖國政策（一六三三年開始逐步進行，一六三九年徹底完成），這使得荷蘭人在商業上最大的競爭對手——澳門的葡萄牙人（天主教徒）——此後逐漸淡出中日貿易。

鎖國政策一出，幕府也不再發放朱印狀，並將海外日人召回。於是，鄭芝龍與荷蘭大員當局乃於一六三四年後，成為經營中日貿易的唯二兩大勢力，雙雙邁向事業頂峰。直到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前後，中國內部戰亂，雙方合作基礎才出現動搖。

一六三三年後，為了確實經營中日轉口貿易，荷蘭大員當局投入巨大成本加固、擴建熱蘭遮城。一六三四年熱蘭遮城主堡竣工，十九世紀時仍可見殘存北邊門額上刻有「熱蘭遮城堡一六三四年落成（T’ CASTEEL ZEELANDIA GEBOUWED ANNO 1634）」字樣，遙想當年荷蘭人應是雄心萬丈、意氣風發。臺灣本島殖民事業多奠基於此時。

一六三五年臺灣產出了第一批蔗糖樣品，並且首次被寄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一六三六年荷蘭臺灣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召開首次將本島各地原住民村落連結起來的「地方會議」。一六四四年熱蘭遮城主要結構大致完工，在城堡對面設立的唐人市鎮已登錄產權，一六四六年則開始登錄臺灣本島其他地方的新墾土地來徵稅。這是臺灣真正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島嶼歷史從此捲入任誰也難以預期的超展開劇情之中。

前文說到，想要在臺灣建設中日轉口貿易港，必須：（一）中國認為來自日本的威脅已解除，容許臺灣被占領；（二）占領者具備優越技術條件有能力使用臺灣港灣。這兩個條件都在一六三○年代因為歷史的偶然與巧合，得到滿足。

鄭芝龍也因此一歷史機遇，成為與荷蘭人一起瓜分中日貿易利潤、舉足輕重的「海上傭兵」領袖。

小結

林鳳一黨可說是十六世紀曾經侵入臺灣最大的一股勢力，然而他藉著避難試探臺灣的行動，是潮漳走私商人不得不尋求新出路的結果。林鳳的嘗試最終失敗，這也反映了臺灣因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環境的阻礙，當時尚不適於發展會合貿易。

相對的，鄭芝龍則是身處於十七世紀以日本為基地的唐人貿易網。當唐人的貿易網絡遭受英荷／西葡衝突干擾後，他這位在日唐人藉由臺澎海防制度上的變化（開始破格任用民間人士擔任海防軍職），取得突破口，而最終占據了關鍵性的地位。

甚至，在日本採取鎖國政策之後，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更順勢獲得空前未有的高額貿易利益。地緣政治、貿易結構突然間都成為其助力，而荷蘭人拿手的西歐航海和城堡建築技術，則突破了臺灣自然環境的限制，使不可能成為可能。在鄭荷兩大勢力的影響下，臺灣成為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網絡中的熱點，熱錢滾入，造就了唐人農業殖民的基礎。

林鳳與鄭芝龍都曾落腳臺灣，他們本身對於臺灣居民的直接影響甚為微小，但他們的行動卻反映了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限制，是以何種方式作用於臺灣歷史發展的航程之上。六十年前後的世界變化，使遊走於國境邊緣、穿梭於東亞海域，且都身懷武藝、糾集眾人營生的兩人，有了完全不同的際遇。

他們是「海盜」還是「傭兵」，其實端視他們與對手國家的互動而定。從這個角度來說，由於林鳳與鄭芝龍一開始便未決定永遠歸屬於哪一個國家，本來注定是「沒有歷史的人」。但這兩人的命運卻無獨有偶都與臺灣歷史發生了關連，足見這座島嶼在各種層面上逐漸成為時代焦點，正在悄悄發生一種世界史層級的複雜變化。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今日當我們購買衣飾時，會考慮是否使用「真皮」物件，但這在二十世紀之前是不用思考的事情。

日本的鹿皮需求

二十世紀塑膠化學產業的革命性進展，幾乎完全取代了人類數千年來所使用的包覆物質。今日許多以塑膠製作的包覆材料、衣料等，過去都必須使用生物材質製作。十六世紀晚期，隨著日本戰國邁入大型會戰時代，上至公侯統帥，下至一般步兵，都需披盔戴甲投入作戰之中。鹿皮為種種此類武裝用具的基本材料，從鋪墊、包覆，到製作成皮繩、靴襪、刀柄等，都能應用。而這樣的武具本身，除戰爭耗損外，也需時時更新。這就導致日本產生了空前大量的鹿皮需求。日本列島本身難以完全供應，於是商人便前往東南亞產鹿地區收購，將本求利。

十七世紀時，合法的出海貿易商船均有領取朱印狀（蓋上紅色印章的官方許可狀），因此稱作朱印船。這些商船前往暹羅、柬埔寨、呂宋甚至爪哇，除了藉此取得中國貨物之外，當地所產的鹿皮，也成為必買之物。鹿皮量體較大，頗為笨重，非金銀、香料、絲綢等奢侈品可比。前往暹羅、柬埔寨的日本朱印船，因航程較遠，故船體較大，才堪勝任。西、葡人則較荷蘭人更早投入此一貿易。

西、葡搶佔先機，荷蘭該如何重啟對日貿易？

荷蘭人進入臺灣時，目標是推展中日轉口貿易，與澳門、馬尼拉、廣南等中日會合貿易港競爭。但荷蘭人與中國供應商關係的好壞，起初有一段時間是隨著鄭芝龍的官運起伏升降，直到一六三四年之後才穩定下來（參見第四章）。對日貿易關係方面則要面對日商末次平藏、濱田彌兵衛一黨的競爭，兩方在「大員事件」（又稱「濱田彌兵衛事件」）武裝衝突中，受到幕府責怪。因此，荷蘭人在一六二九至一六三二年間，幾乎被逐出日本。

豈知日本因想禁絕天主教而鎖國，一六三四年起，逐漸排除了信奉天主教的西、葡兩國人參與日本貿易， 一六三五年更禁止朱印船繼續出國。這給了改奉基督新教的荷蘭人一個擴張中日轉口貿易的大好機會。此外，暹羅在一六三○年發生政變，為舊皇室傭兵的日本僑民領袖山田長政（1590-1630）失勢，引發新王撲殺日人，並導致原先由日人壟斷的暹羅鹿皮出口戛然而止。這對於好不容易在一六三二年重啟對日貿易的荷蘭人來說，卻是天賜良機，開始積極開發由其他產鹿地區銷售鹿皮至日本的市場。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六年間，荷蘭人在臺持續征伐原住民的各個村落，其實都是為了不讓原住民阻礙唐人前往內陸獵鹿。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鹿皮壟斷行動

在一六三二年，新港人曾想攻擊目加溜灣人而向熱蘭遮城的荷蘭當局請求援助，卻遭到回絕。可是當一六三三年日本再度開放荷蘭人前去貿易的消息傳到臺灣，荷蘭當局隨即開始計劃攻打目加溜灣背後的靠山麻荳。一六三三年底，荷蘭當局藉由出征小琉球的軍事行動，已先拉攏了新港人與蕭壠人（容許他們在聯軍出征時，砍取小琉球人頭顱）。

一六三五年夏季，巴達維亞派赴臺灣的增援兵力抵達，加上麻荳與蕭壠此時正受到疫病肆虐，荷蘭人遂決定在同年十一月出征麻荳，燒毀房舍田園，擊垮了整個村落。消息傳遍臺南一帶，大武壠人聞風後立即表示願與荷蘭結盟。不久，台江內海周遭的新港、蕭壠、麻荳、目加溜灣、哆囉國，都承認了荷蘭當局的權威，將其土地讓渡給荷蘭共和國。在所有這些村落的獵場範圍內，獲得荷蘭東印度公司允許的唐人都可以獵鹿剝皮取肉。而早在一六三四年底，公司即規定唐人除了公司以外，不得向其他對象出售鹿皮。

如前文所述，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希望趁暹羅鹿皮出口中止時，快速從臺灣取得鹿皮以供應日本市場，於是保護唐人大舉進入臺灣原住民的獵場獵鹿。為了取得更多鹿皮，僅僅是開放台江內海周邊這些原住民村落的獵場已經不夠，唐人不斷北進到現在的雲林、嘉義，大約於一六三六年進入了位於濁水溪沖積扇虎尾壠人的獵場。結果，虎尾壠人積極阻擋唐人進入他們的獵場，甚至集結戰士前往魍港，警告在芙列辛根堡駐紮的荷蘭士兵。不只如此，虎尾壠人也與少數不服從荷蘭人的唐人合作，將鹿皮、鹿肉出口走私出去，以打破荷蘭人的壟斷收購政策，這些都是因為虎尾壠村「從水路難以侵入」，所以居民有恃無恐的關係。

虎尾壠村所在的彰化平原，當時是從水路很難抵達的地方，但由二林（前述加哩林）的一小片海岸南下走水路到魍港的話，仍能利用魍港進出口貨物。荷蘭人的勢力依靠芙列辛根堡據守，僅能顧及魍港周邊，卻難以到達虎尾壠。

獵場爭奪，鹿死誰手？

結果在必須供應鹿皮的壓力之下，熱蘭遮城的荷蘭長官分別於一六三七年與一六三八年，兩度率軍發動遠征，長途跋涉。第一次是強行燒毀當地原住民秋收後的稻穀（包括二千二百座房舍），第二次則是逮捕了為首反抗的四位原住民領袖和一個唐人領袖，以制止他們繼續殺死唐人，保衛鹿場。

一六四○年，唐人與原住民之間因為獵鹿問題又起爭端，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是在一六四一年發動第三次征討，這次征討迫使虎尾壠派出代表前往熱蘭遮城簽訂條約，保證日後不再傷害公司的員工或公司結盟的對象。一六四二年，公司再度發兵第四次遠征虎尾壠，足足破壞了彰化平原的九個村社，以盡量將滯留於彰化平原、不受公司管控的唐人走私者、盜獵者掃除。

約略與此同時，亦即一六四二年前後，公司藉由與暹羅當地唐人合作，而能取得暹羅所出口的鹿皮。暹羅鹿皮本來就較臺灣鹿皮的品質更好，在日本的售價更高。既然已經沒有擴大臺灣鹿皮出口的強烈需要，公司此後就沒有很強的動機要繼續往北擴張其影響力。後來，因為中國明清交替的緣故，沿海控制不穩，開始有海盜於臺灣沿海出沒、甚至進入島內，公司於是決定趁著鞏固了雞籠與淡水的基地，派軍深入貓羅溪流域企圖掃蕩唐人海盜。

西台灣最後防線——水路難及之地

一六四四年，公司派出彭恩（Pieter Boon）上尉率軍進入大肚人的領域，搜捕唐人海盜，並希望將該區域納入統治之中；但最後於一六四五年僅換得大肚領袖承諾讓公司人員安全通過這個區域而已。大抵而言，除了必須阻擋不受公司控制的唐人進入此一區域以外，大肚人仍然維持自治狀態。

由上述可知，與小琉球人相比，位於水路難及之處的虎尾壠人與大肚人，手中握有更多與荷蘭人對抗的籌碼。荷軍四度出兵攻打虎尾壠，這是因為虎尾壠人四度違抗荷蘭當局保衛他們的獵場。當時從大員出征虎尾壠，由水路迫近到底有多困難？以一六三八年出征的情況為例，當初遠征共派出二百一十名士兵，乘坐在四十八艘舢舨上，也就是每艘舢舨約乘坐四到五人。在路途中尚須將舢舨拖行越過淤淺的水道，可見這是吃水非常淺、可能不足一公尺的小船。

同樣的，一六四二年那場遠征，出動三百一十人，乘坐三十三艘舢舨，亦即每艘約乘載九到十人，船型較上次征伐稍大但吃水仍很淺。兩次征伐都是從北港溪口上溯至水深無法航行的地區後，再走至少一天的行程。這就說明了，虎尾壠村無法由沿岸沙灘靠岸後即登陸進入。相反的，由於無法由海灘進入，不得不採取溯溪的做法，而其位置距離舢舨溯溪停止處都還有一天的步行距離，不可謂距海不遠。

至於後來一六四五年彭恩上尉率隊進入大肚人居地的路線，並非由大員北上，而是由淡水南下，走水路先進入大甲溪，才進入其領域。倘若不考慮東岸的情況，就整個西海岸來說，大肚人的領域是最後才被荷蘭人所壓制。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水路難以接近此地。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黃楷元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麻豆港的歷史

臺灣四面環海，整座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與海洋息息相關，而港口正是海洋與陸地間的樞紐，許多故事都由此而起。臺南麻豆曾緊鄰倒風內海，擁有一座貿易興盛的內海河港「麻豆港」，也是西拉雅族最強部落「麻豆社」的居住地。四百年來滄海變桑田，當地的人文環境又發生哪些變化？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從港口走入臺灣史，揭開一段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交替的故事。

聽到「麻豆」這個地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腦中浮現的畫面應該是香甜多汁的文旦柚。有「柚鄉」美名的臺南麻豆，目前文旦栽種面積達到 800 公頃，說整個麻豆就是一座大果園也不為過。

不過麻豆蔚為文旦果園只是近三百年的事，在有人類活動的悠久歷史中，讓麻豆躍上世界舞台的其實是其「港口」角色。

奇怪！麻豆明明距離海邊有 30 公里遠，怎麼會有港口？這就不能不佩服造物者的力量，真能讓滄海變桑田。

走訪位在麻豆東北角的「水堀頭」遺址，可以看到一座三合土（由糖水、糯米汁、牡蠣殼灰加沙混合成的建材）遺構，這塊約 10 公尺長、看起來像是坡道的結構，究竟是水利設施、墓道還是碼頭，曾經是學界爭論許久的公案。

直到 2002 年，一次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共同研究，終於正式解開謎團。現任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與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劉益昌教授合作，經過層層抽絲剝繭，終於證實三合土是碼頭遺構，水堀頭就是曾經的「麻豆港」。

「距今 4,000 至 3,500 年前，海水曾內侵到麻豆、佳里、善化一帶，在清代，這裡被稱為『倒風內海』，船隻可以通行、貿易。」林玉茹表示，「臺灣西部海岸是離水海岸地形，容易形成海埔新生地。清康熙中葉後，漢人進駐臺南地區，又積極把潟湖圍墾成魚塭或鹽田，是倒風內海逐漸陸化的主因之一。」

林玉茹是研究清代臺灣史、海洋史的專家，麻豆這個地方的「前世今生」引起她的高度興趣。除了自然地貌的海陸更迭外，更讓她一頭栽入研究的，其實是這裡的人文變遷。

在經濟上，港口是帶動城市發展的火車頭；在文化上，港口則是一扇看見外面的窗。

港口所在地因為與外界連結，成為本地和外來文化的交匯點，更是理解多元文化互動變遷的重要依據。而麻豆的水堀頭遺址雖然現在已位居內陸，卻保有臺灣碩果僅存的清代內海河港遺構，讓麻豆港與其周遭歷史得以重見天日。

林玉茹的研究剖析了麻豆港自 17 世紀荷蘭時期到 19 世紀清治時期的歷史（1624-1895 年），揭開一段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交替的故事。

守護部落文化的殖民者

最先居住在麻豆這塊土地的「麻豆社」，是西拉雅族四大社之一，也是臺灣西南平原最強大的部落。推測早從 14 世紀起，麻豆社人便開始與漢人進行零星貿易，以鹿皮、鹿肉、魚及藤等物產與漢人交易布、鹽、瓷器、銅簪、瑪瑙等奢侈品。但到了 17 世紀，西方強權開始把手伸向亞太地區，也改變了麻豆社的命運。

荷蘭人為了與葡萄牙、西班牙競爭海上霸權，1624 年在大員（今臺南安平一帶）建立了政權，同時作為國際貿易的據點。麻豆港位於大員北邊的倒風內海內，是麻豆社的對外出入口，因港口條件佳、又佔據重要航道，面對侵門踏戶的荷蘭人，很難不起衝突。

1635 年起，麻豆社在內的西拉雅族四大社逐一被荷蘭人征服，麻豆港也被納入大員的貿易體系，從事與大員、打狗、堯港等地的區間貿易。

林玉茹從文獻中觀察到，荷蘭人雖然為了擴大殖民利益，積極招攬漢人來臺開墾，但土地所有權仍然歸原住民所有。1644 年後，更在秩序及貿易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選擇以「隔離政策」來治理這塊區域，一方面減少爭端、一方面也讓交易及稅賦更加透明。漢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勢力無法直接伸入麻豆社領域。

接續荷蘭人治理南臺灣的鄭氏政權，也在這個基調下維持「荷規鄭隨」，例如鄭成功的軍屯政策主要開墾無主地，遇到明確歸屬原住民的土地則避開。林玉茹認為，「雖然荷蘭和鄭氏的統治讓麻豆社失去部分主導權，但他們的管理卻也相當程度地保護了部落的土地與文化，不被漢人勢力快速入侵。」

這段期間，在麻豆港居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麻豆社人，不過在貿易和互動中，漢人仍然對原住民帶來了影響，例如引進甘蔗、藍靛等新經濟作物。

麻豆社原住民的兩難——要漢化，還是要遷徙？

然而，到了清康熙 23 年（1684 年），原住民與漢人隔離的景況隨著鄭氏政權一起告終。清朝把臺灣納入版圖後，對於漢人的開墾採取相對放任的態度，漢人移民開始大舉登臺，海上貿易也更加興盛。

漢人不只可以用租佃的方式耕作原住民的土地，更開始透過買賣取得土地所有權。林玉茹爬梳清代留下來的「地契」，觀察到漢人逐漸蠶食原住民勢力範圍的跡證。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漢人土地鄰接原住民田園的情況已相當普遍，甚至出現原住民反過來向漢人購買土地的逆向操作。

在國家政策和漢人勢力的進逼下，原本壯盛的麻豆社，面臨兩種命運：漢化或遷徙。

林玉茹進一步指出麻豆社式微的原因，起因於麻豆社從清康熙中葉以來，先後被徵召參與平亂戰役，或是被課徵勞役、番餉，勢力明顯衰微，此消彼長之下，漢人逐漸取得麻豆這塊地區的主導權。

清乾隆中葉（約 1755 年後），漢人的街庄「麻豆保」以麻豆街為中心成立，稱得上是兩方勢力交替的重要指標事件。現存的三合土遺構可能就是在此時期由漢人所興建。麻豆港在此時仍然繁榮，只是主角換成了漢人，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包括「隱身為漢人」的原住民，許多改姓氏為「陳」，也接受漢人的宗教信仰。

從麻豆文衡殿（武廟）保存的紀念碑文可知，原住民改信奉漢人的關聖帝君，更參與捐款修廟事宜。特別的是，漢人如使用原住民土地，需繳香油錢給文衡殿，曾有漢人因侵占原住民土地又不繳錢而鬧出糾紛，在官府的仲裁調停下，最終在文衡殿立下「貼納武廟香燈漢番和睦示告碑」以示和解。

這種族群勢力的消長變遷，是林玉茹從文獻多方考察、彙整大量線索建構出的軌跡。除了從地契看出土地所有權轉移的歷程外，地圖的標註也是證據之一。

清乾隆末期，「麻豆社」已從臺灣輿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建立的「麻豆保二十庄」。其他像是地方志中，對於生活型態、商業活動、公共事務等的描述，也都可以看到蛛絲馬跡。

成為全臺少見的「街村與農村」合成聚落

時間來到 19 世紀，「滄海變桑田」的結局終於登場。水文環境的自然變化，加上居民的屯墾，麻豆地區的港道日益淤塞，至清道光末年，文獻上已無麻豆港的紀錄。

但麻豆市街卻沒有因為港口的消失而沒落，由於地處樞紐、物產豐饒，仍是非常繁榮的交易集散地。一些麻豆地方仕紳靠著「蔗糖」生意，躍升富豪階級。

林玉茹發現，從文獻對於市街的描述看來，這時的麻豆已成為漢人地盤。例如清代文人丁紹儀在《東瀛識略》中這麼描述眼中的麻豆：

均雜處民間，存番無幾；往昔番廬胥成村市，舊社無從跡矣。

儘管原住民的身影已從麻豆的畫面中淡出，但他們留下的生活印記，仍然決定著這座城鎮的風景。

過去麻豆社的聚落是以「檳榔宅」為主體的農村格局，擅長園藝的麻豆社人，會在屋舍四周種植檳榔樹或文旦、龍眼等果樹，形成單一住宅面積廣大、卻又宅宅相連的結構，是兼具「集居」與「散居」特色的超大規模農業聚落。

後來漢人在開發過程中，順應原本的檳榔宅聚落格局，又在商業活動的發展下，另外形成了漢人風格的市街。兩者疊加之後，麻豆就形成了全臺少有、別具特色的「街村與農村合成聚落」。

這樣的城鎮風貌可以說是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相互涵化的最佳例證。

說出臺灣的故事，是林玉茹的終身志業！

雖然林玉茹是海洋史學家，但她自揭，海洋並不存在她的兒時記憶中。林玉茹在臺南歸仁長大，從小沒看過海，直到去臺東讀師專後，才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大海。

海對我而言，是神秘的！港口可以通往哪裡？彼岸有什麼在等著我？這種充滿冒險的氣味，令人非常著迷！

林玉茹自幼課業成績優良，因家境因素考量，最後選擇就讀師專。到臺東讀書後，彷彿掙脫了一身束縛，終於不再被升學壓力綑綁，而是出於對知識的熱愛而學習。

「那時候想繼續唸書，但因為一邊在國小教書，必須選擇夜間部。在師大沒有夜間部的情況下，我只能選擇臺大。在臺大歷史系讀了兩年後，我做了一個當時看起來很不自量力的決定──挑戰研究所！」

林玉茹笑說，感謝師長和同儕的鼓勵，讓她有勇氣成為第一個「越級打怪」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的夜間部學生。這位熱愛知識的國小老師，就從臺大歷史所開啟了學術研究之路。

1990 年，臺灣本土化運動方興未艾，攻讀碩士第一年的林玉茹就決定選擇臺灣史作為研究志業。「所謂的終生志業是，你即使到老了、到要走入棺材的時候，都還對那個工作有興趣。學術研究對我來講就有這樣的意義，它沒有退休的一天。」

身為臺灣史研究者，林玉茹認為說出屬於這塊土地的「故事」至關重要。學術殿堂縱然迷人，但歷史作為這塊島嶼的血脈，還是必須轉化為大眾可以理解並共感的知識。

「我是臺南人，麻豆也算半個故鄉。四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的人群怎麼在大海的懷抱中，彼此競逐、興衰更迭，與世界連結，透過我的研究能說出這些故事，讓人們的存在更加有血有肉、鮮明真實，就是作為學者最大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