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據菲律賓的明朝大海盜「林鳳」最後去了哪裡？——《島嶼歷史超展開》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一六二七年七月，鄭芝龍率領其傭兵隊與麾下饑民，於銅山附近大敗水師船隊，乘勝追擊至廈門港。

廈門副總兵俞咨皋於十一月向荷蘭的臺灣商館長德．韋特（Gerrit Fredericxzoon de Witt，當時代理長官之位）討救兵，暗示若荷蘭人與他合剿鄭芝龍一黨成功，合法的貿易地位將唾手可得。一六二七年荷蘭當局確實派出艦隊於廣東大星攻打鄭芝龍，但因顧及過往合作關係，未有激烈衝突。

一六二八年初，鄭芝龍率領饑民圍攻廈門，俞咨皋改裝潛逃，此時已改投明軍擔任下級軍官的許心素則遭到殺害。泉州府的仕紳們「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題予職銜」（派人勸鄭芝龍把船隻開到邊境以外，答應他日後可以將功折罪，等到真的立功那一天就轉正職），福建巡撫朱一馮（1572-1646）同意仕紳們的建議，最後「給一剳而受其降」（寫個公文承諾接受鄭芝龍投降）。

此後，鄭芝龍就在巡撫「給予冠帶」（發放制服）授予虛銜的情況下，先提供明帝國軍事服務，藉此換取監護海上貿易管道的職位，介入貿易活動以取得經濟利益。他並進而利用「名色把總」的制度管道，憑藉戰功獲得軍職「實授」，逐步成為明帝國正式的高階軍職人員。此外，許心素死後，鄭芝龍自然而然取代了其地位，成為廈門、臺灣之間貿易管道的中心人物。

一六二九至一六三三年間，鄭芝龍掃除了廈門區域的海盜，荷蘭大員當局則挺過了朱印船的強勢競爭（所謂「濱田彌兵衛事件」），廈門（鄭芝龍）與臺灣（荷蘭人）之間的合作貿易管道至此穩固下來。與此同時，由於德川幕府顧忌九州天主教徒，而決定採取鎖國政策（一六三三年開始逐步進行，一六三九年徹底完成），這使得荷蘭人在商業上最大的競爭對手——澳門的葡萄牙人（天主教徒）——此後逐漸淡出中日貿易。

鎖國政策一出，幕府也不再發放朱印狀，並將海外日人召回。於是，鄭芝龍與荷蘭大員當局乃於一六三四年後，成為經營中日貿易的唯二兩大勢力，雙雙邁向事業頂峰。直到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前後，中國內部戰亂，雙方合作基礎才出現動搖。

一六三三年後，為了確實經營中日轉口貿易，荷蘭大員當局投入巨大成本加固、擴建熱蘭遮城。一六三四年熱蘭遮城主堡竣工，十九世紀時仍可見殘存北邊門額上刻有「熱蘭遮城堡一六三四年落成（T’ CASTEEL ZEELANDIA GEBOUWED ANNO 1634）」字樣，遙想當年荷蘭人應是雄心萬丈、意氣風發。臺灣本島殖民事業多奠基於此時。

一六三五年臺灣產出了第一批蔗糖樣品，並且首次被寄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一六三六年荷蘭臺灣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召開首次將本島各地原住民村落連結起來的「地方會議」。一六四四年熱蘭遮城主要結構大致完工，在城堡對面設立的唐人市鎮已登錄產權，一六四六年則開始登錄臺灣本島其他地方的新墾土地來徵稅。這是臺灣真正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島嶼歷史從此捲入任誰也難以預期的超展開劇情之中。

前文說到，想要在臺灣建設中日轉口貿易港，必須：（一）中國認為來自日本的威脅已解除，容許臺灣被占領；（二）占領者具備優越技術條件有能力使用臺灣港灣。這兩個條件都在一六三○年代因為歷史的偶然與巧合，得到滿足。

鄭芝龍也因此一歷史機遇，成為與荷蘭人一起瓜分中日貿易利潤、舉足輕重的「海上傭兵」領袖。

小結

林鳳一黨可說是十六世紀曾經侵入臺灣最大的一股勢力，然而他藉著避難試探臺灣的行動，是潮漳走私商人不得不尋求新出路的結果。林鳳的嘗試最終失敗，這也反映了臺灣因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環境的阻礙，當時尚不適於發展會合貿易。

相對的，鄭芝龍則是身處於十七世紀以日本為基地的唐人貿易網。當唐人的貿易網絡遭受英荷／西葡衝突干擾後，他這位在日唐人藉由臺澎海防制度上的變化（開始破格任用民間人士擔任海防軍職），取得突破口，而最終占據了關鍵性的地位。

甚至，在日本採取鎖國政策之後，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更順勢獲得空前未有的高額貿易利益。地緣政治、貿易結構突然間都成為其助力，而荷蘭人拿手的西歐航海和城堡建築技術，則突破了臺灣自然環境的限制，使不可能成為可能。在鄭荷兩大勢力的影響下，臺灣成為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網絡中的熱點，熱錢滾入，造就了唐人農業殖民的基礎。

林鳳與鄭芝龍都曾落腳臺灣，他們本身對於臺灣居民的直接影響甚為微小，但他們的行動卻反映了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限制，是以何種方式作用於臺灣歷史發展的航程之上。六十年前後的世界變化，使遊走於國境邊緣、穿梭於東亞海域，且都身懷武藝、糾集眾人營生的兩人，有了完全不同的際遇。

他們是「海盜」還是「傭兵」，其實端視他們與對手國家的互動而定。從這個角度來說，由於林鳳與鄭芝龍一開始便未決定永遠歸屬於哪一個國家，本來注定是「沒有歷史的人」。但這兩人的命運卻無獨有偶都與臺灣歷史發生了關連，足見這座島嶼在各種層面上逐漸成為時代焦點，正在悄悄發生一種世界史層級的複雜變化。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今日當我們購買衣飾時，會考慮是否使用「真皮」物件，但這在二十世紀之前是不用思考的事情。

日本的鹿皮需求

二十世紀塑膠化學產業的革命性進展，幾乎完全取代了人類數千年來所使用的包覆物質。今日許多以塑膠製作的包覆材料、衣料等，過去都必須使用生物材質製作。十六世紀晚期，隨著日本戰國邁入大型會戰時代，上至公侯統帥，下至一般步兵，都需披盔戴甲投入作戰之中。鹿皮為種種此類武裝用具的基本材料，從鋪墊、包覆，到製作成皮繩、靴襪、刀柄等，都能應用。而這樣的武具本身，除戰爭耗損外，也需時時更新。這就導致日本產生了空前大量的鹿皮需求。日本列島本身難以完全供應，於是商人便前往東南亞產鹿地區收購，將本求利。

十七世紀時，合法的出海貿易商船均有領取朱印狀（蓋上紅色印章的官方許可狀），因此稱作朱印船。這些商船前往暹羅、柬埔寨、呂宋甚至爪哇，除了藉此取得中國貨物之外，當地所產的鹿皮，也成為必買之物。鹿皮量體較大，頗為笨重，非金銀、香料、絲綢等奢侈品可比。前往暹羅、柬埔寨的日本朱印船，因航程較遠，故船體較大，才堪勝任。西、葡人則較荷蘭人更早投入此一貿易。

西、葡搶佔先機，荷蘭該如何重啟對日貿易？

荷蘭人進入臺灣時，目標是推展中日轉口貿易，與澳門、馬尼拉、廣南等中日會合貿易港競爭。但荷蘭人與中國供應商關係的好壞，起初有一段時間是隨著鄭芝龍的官運起伏升降，直到一六三四年之後才穩定下來（參見第四章）。對日貿易關係方面則要面對日商末次平藏、濱田彌兵衛一黨的競爭，兩方在「大員事件」（又稱「濱田彌兵衛事件」）武裝衝突中，受到幕府責怪。因此，荷蘭人在一六二九至一六三二年間，幾乎被逐出日本。

豈知日本因想禁絕天主教而鎖國，一六三四年起，逐漸排除了信奉天主教的西、葡兩國人參與日本貿易， 一六三五年更禁止朱印船繼續出國。這給了改奉基督新教的荷蘭人一個擴張中日轉口貿易的大好機會。此外，暹羅在一六三○年發生政變，為舊皇室傭兵的日本僑民領袖山田長政（1590-1630）失勢，引發新王撲殺日人，並導致原先由日人壟斷的暹羅鹿皮出口戛然而止。這對於好不容易在一六三二年重啟對日貿易的荷蘭人來說，卻是天賜良機，開始積極開發由其他產鹿地區銷售鹿皮至日本的市場。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六年間，荷蘭人在臺持續征伐原住民的各個村落，其實都是為了不讓原住民阻礙唐人前往內陸獵鹿。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鹿皮壟斷行動

在一六三二年，新港人曾想攻擊目加溜灣人而向熱蘭遮城的荷蘭當局請求援助，卻遭到回絕。可是當一六三三年日本再度開放荷蘭人前去貿易的消息傳到臺灣，荷蘭當局隨即開始計劃攻打目加溜灣背後的靠山麻荳。一六三三年底，荷蘭當局藉由出征小琉球的軍事行動，已先拉攏了新港人與蕭壠人（容許他們在聯軍出征時，砍取小琉球人頭顱）。

一六三五年夏季，巴達維亞派赴臺灣的增援兵力抵達，加上麻荳與蕭壠此時正受到疫病肆虐，荷蘭人遂決定在同年十一月出征麻荳，燒毀房舍田園，擊垮了整個村落。消息傳遍臺南一帶，大武壠人聞風後立即表示願與荷蘭結盟。不久，台江內海周遭的新港、蕭壠、麻荳、目加溜灣、哆囉國，都承認了荷蘭當局的權威，將其土地讓渡給荷蘭共和國。在所有這些村落的獵場範圍內，獲得荷蘭東印度公司允許的唐人都可以獵鹿剝皮取肉。而早在一六三四年底，公司即規定唐人除了公司以外，不得向其他對象出售鹿皮。

如前文所述，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希望趁暹羅鹿皮出口中止時，快速從臺灣取得鹿皮以供應日本市場，於是保護唐人大舉進入臺灣原住民的獵場獵鹿。為了取得更多鹿皮，僅僅是開放台江內海周邊這些原住民村落的獵場已經不夠，唐人不斷北進到現在的雲林、嘉義，大約於一六三六年進入了位於濁水溪沖積扇虎尾壠人的獵場。結果，虎尾壠人積極阻擋唐人進入他們的獵場，甚至集結戰士前往魍港，警告在芙列辛根堡駐紮的荷蘭士兵。不只如此，虎尾壠人也與少數不服從荷蘭人的唐人合作，將鹿皮、鹿肉出口走私出去，以打破荷蘭人的壟斷收購政策，這些都是因為虎尾壠村「從水路難以侵入」，所以居民有恃無恐的關係。

虎尾壠村所在的彰化平原，當時是從水路很難抵達的地方，但由二林（前述加哩林）的一小片海岸南下走水路到魍港的話，仍能利用魍港進出口貨物。荷蘭人的勢力依靠芙列辛根堡據守，僅能顧及魍港周邊，卻難以到達虎尾壠。

獵場爭奪，鹿死誰手？

結果在必須供應鹿皮的壓力之下，熱蘭遮城的荷蘭長官分別於一六三七年與一六三八年，兩度率軍發動遠征，長途跋涉。第一次是強行燒毀當地原住民秋收後的稻穀（包括二千二百座房舍），第二次則是逮捕了為首反抗的四位原住民領袖和一個唐人領袖，以制止他們繼續殺死唐人，保衛鹿場。

一六四○年，唐人與原住民之間因為獵鹿問題又起爭端，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是在一六四一年發動第三次征討，這次征討迫使虎尾壠派出代表前往熱蘭遮城簽訂條約，保證日後不再傷害公司的員工或公司結盟的對象。一六四二年，公司再度發兵第四次遠征虎尾壠，足足破壞了彰化平原的九個村社，以盡量將滯留於彰化平原、不受公司管控的唐人走私者、盜獵者掃除。

約略與此同時，亦即一六四二年前後，公司藉由與暹羅當地唐人合作，而能取得暹羅所出口的鹿皮。暹羅鹿皮本來就較臺灣鹿皮的品質更好，在日本的售價更高。既然已經沒有擴大臺灣鹿皮出口的強烈需要，公司此後就沒有很強的動機要繼續往北擴張其影響力。後來，因為中國明清交替的緣故，沿海控制不穩，開始有海盜於臺灣沿海出沒、甚至進入島內，公司於是決定趁著鞏固了雞籠與淡水的基地，派軍深入貓羅溪流域企圖掃蕩唐人海盜。

西台灣最後防線——水路難及之地

一六四四年，公司派出彭恩（Pieter Boon）上尉率軍進入大肚人的領域，搜捕唐人海盜，並希望將該區域納入統治之中；但最後於一六四五年僅換得大肚領袖承諾讓公司人員安全通過這個區域而已。大抵而言，除了必須阻擋不受公司控制的唐人進入此一區域以外，大肚人仍然維持自治狀態。

由上述可知，與小琉球人相比，位於水路難及之處的虎尾壠人與大肚人，手中握有更多與荷蘭人對抗的籌碼。荷軍四度出兵攻打虎尾壠，這是因為虎尾壠人四度違抗荷蘭當局保衛他們的獵場。當時從大員出征虎尾壠，由水路迫近到底有多困難？以一六三八年出征的情況為例，當初遠征共派出二百一十名士兵，乘坐在四十八艘舢舨上，也就是每艘舢舨約乘坐四到五人。在路途中尚須將舢舨拖行越過淤淺的水道，可見這是吃水非常淺、可能不足一公尺的小船。

同樣的，一六四二年那場遠征，出動三百一十人，乘坐三十三艘舢舨，亦即每艘約乘載九到十人，船型較上次征伐稍大但吃水仍很淺。兩次征伐都是從北港溪口上溯至水深無法航行的地區後，再走至少一天的行程。這就說明了，虎尾壠村無法由沿岸沙灘靠岸後即登陸進入。相反的，由於無法由海灘進入，不得不採取溯溪的做法，而其位置距離舢舨溯溪停止處都還有一天的步行距離，不可謂距海不遠。

至於後來一六四五年彭恩上尉率隊進入大肚人居地的路線，並非由大員北上，而是由淡水南下，走水路先進入大甲溪，才進入其領域。倘若不考慮東岸的情況，就整個西海岸來說，大肚人的領域是最後才被荷蘭人所壓制。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水路難以接近此地。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位於南中國海東側的菲律賓群島，根據西班牙人的記載，則至少在一五六七年時，已有中日船隻定期前往貿易。不只如此，根據一五七○年的記載，這時馬尼拉已有四十位唐人在此娶妻，二十位日人在此居住。

一五七四年冬季，林鳳船隊短暫地停留於臺灣後，決定前往呂宋，攻打馬尼拉。根據西班牙史冊的記述，林鳳船隊甚至包含了四百名日本士兵。但林鳳突擊馬尼拉並未奏效，隨後轉往呂宋北部旁佳施南河口築城。西班牙當局得到消息後，於一五七五年五月攻破了林鳳的基地，此後，林鳳遂不知所終。

林鳳的活動軌跡與命運轉折，和一五七○年代起戚繼光、俞大猷積極整飭海防，不容進行中日貿易走私者在中國沿岸逗留這一形勢變化，有很大的關係。從中國沿岸地帶被排擠出來的中日走私商人，必須尋找中國沿岸以外的地點，建立替代港灣。其中當然也有前往呂宋島試探可能性者。

例如，一群日人曾於呂宋島密雁港築城建立基地，但在一五八○至一五八一年間，被西班牙官員德卡利昂（Juan Pablo de Carrion）率艦隊逐出。一五八二年，前述西班牙官員德卡利昂收到日本「倭寇船隊甲必丹」（甲必丹為葡語 capitão 日譯漢字寫法，泛指首領）的信件，他們自稱服膺於某個日本「藩主」，並且比西班牙人更早到達呂宋北端的卡加延地區。日本甲必丹要求，除非德卡利昂支付他大量的黃金，不然他們不會離開。雙方交涉後，日本船隊最終和平離去。

學者伊川健二認為，林鳳和上述的日本甲必丹一樣，都是由中國海岸被排擠出來，前往南中國海東西兩側，尋找其他適合進行中日會合貿易基地的走私者。然而，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海外走私商人（海盜），最後都無法在菲律賓建立穩定的轉口基地。後來，一五八七年，一艘日本商船遞交了平戶藩主松浦隆信（1529-1599）的正式文書，呈給西班牙馬尼拉當局。藉由官方書信往返，平戶與馬尼拉間建立了穩定的官方貿易管道，再無其他人能涉足呂宋─九州間的貿易。

在中國史書中，始終將林鳳的海上活動以「巨寇」（大海盜）看待。本章一開始即說明，官方歷史書寫如何定義不受國家控制的人群，始終與官方如何定義使用暴力的正當範圍有關。如「倭寇」此一指稱，實與日本中央政權瓦解，無力約束日人使用暴力，明朝政府又無法藉由原本的官方管道聯絡日本政府，協調日本訪客使用武力的權限有關，於是最終以來「寇」者出於「倭」、定義這些人為「倭寇」結案。

當明朝海防力量復甦，恢復沿海秩序，並實施「隆慶開海」（一五六七年）與「容納葡人居留澳門」兩措施，重建合法官方貿易管道後，原本在中國沿海從事走私活動的商人，只好逐漸退出這一地帶，轉往東南亞找尋其他適合據點進行中日貿易。

潮漳地區位於閩廣交界處，原本就是走私興盛的邊境，當地走私頭子（海盜）曾一本攻澳門、林道乾走南洋、林鳳突襲馬尼拉，企圖於中國境外或邊境特區另建貿易管道，可說正是被上述背景激發出來的「自力救濟」行為。

一五七○年代後，像這樣的海盜「巢外」（於海外建立基地）趨勢愈見明顯。當日本的松浦氏、島津氏與暹羅、柬埔寨建立官方連繫，並試探於呂宋建立基地或與西班牙人交涉時，潮漳走私商人與海盜也虎視眈眈算計著搶占馬尼拉。

林鳳在一五七○年間奔走南中國海的活動，可說是在貿易局勢轉變下，潮漳走私者的最後掙扎。但無論他如何努力組織眾人，在沒有確定根據地的情況下，既無法由中國獲得糧食供應，也無法在臺灣或呂宋建立一處讓海外唐人安全進行中日貿易的港灣。倘若不藉助暹王、柬王的名義，徒具武力與金錢，走私商人也難以利用既定的官方朝貢貿易管道，與中日兩國建構穩定的貿易關係。

在這沿海走私商人（海盜、倭寇）掙扎找尋活路的十六世紀最後三十年，臺灣因距離澎湖較近，近岸沙汕水文複雜，有利船隻擺脫官軍追蹤，而被海盜視為臨時躲藏、蒐羅補給的絕佳地點。不少海盜可能都曾前往臺灣探路，甚至明軍也曾大舉登陸臺灣以剿匪。但是，儘管屢有海盜嘗試落腳臺灣，但顯然都沒有建立起足以與澳門、馬尼拉、甚至琉球比肩的轉口基地。

林鳳一黨是進入臺灣的海盜中，人數最為大股者。但他在臺灣的行動，僅止於躲避官軍與掠奪米穀，未有長久計畫。一旦行蹤暴露，即行逃竄，不思長遠之計。這應該是因為，臺灣當時的港灣與社會條件綜合起來，均不如東南亞他處港口便利。林鳳先是襲擊馬尼拉、失敗後轉而至傍佳施蘭（Pangasinan）築城，也都是著眼於如何建立境外中日會合貿易港。明帝國雖注意到臺灣為盜寇淵藪，但因視臺灣為版圖之外蕞爾小島，亦不曾冊封臺灣君主，使其藉由向中國朝貢，發展為附庸國。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